李大同：關於文革的基礎條件

論文革，不是看它的表現形式（當然形式也很重要，譬如最近網上打倒方方、張文宏的漫畫，與文革時打倒走資派的宣傳畫一模一樣，讓人驚嘆這種“藝術”的遺傳力，實際發端於戈培爾和斯大林），而主要是看文革得以產生的基礎是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不是不可逆的。

對我個人而言，談論文革，主要不是看文革中發生過什麼，而是要看發生這些的基礎是否還在。

多年前，在和朋友們討論文革話題時，我曾經有過一個總結，即文革究竟有哪些條件支撐才能發生。

概括起來起來說，大致有如下幾個條件：

1，國家有一個超級魅力型領袖，無論精英層還是芸芸眾生，都對它頂禮膜拜，沒有人敢於對他批評與質疑。這使得這個領袖具有不可抗拒的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希特勒、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這一點上驚人雷同。）

2，國家掌控新聞、出版、學校教育、廣播電視、文化藝術等一切意識形態工具，得以長年對民眾進行洗腦教育，造就出大批毫無獨立思考意識和能力的腦殘民眾。（最近網上有個帖子，是一個老清華人的困惑：他出身貧困農家，憑天資和勤奮考上清華大學，而他的幼時同學，幾乎沒有上完初中的。幾十年過後，他被拉入小學同學群，一段時間後，他驚訝地發現，這個小學同學群討論的話題與觀點，與他所在的清華同學群驚人相似，他困惑地發問：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相差這麼大的兩群人，怎麼會有這種共性？他百思不得其解。）

3，國家掌控所有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以致你如果不依附體制，你就根本不可能活下去。當年劉少奇、彭德懷挨整後都說過，“大不了回老家當農民，種地去。”這也許是傳統社會官吏最後的避難之地了——可惜，在這個體制下，他們連這一點也是夢想罷了，不經最高當局批准，哪個人民公社敢讓他們回來當農民？

八零年我剛當記者，有一次去巴盟首府采訪，在一個飯館里，一家三口過來向我乞討，母親先拿出一張介紹信給我看，上面寫着某公社某隊某某母子三人因生活困難外出乞討，特予批准云云，上蓋公社大章。

我目瞪口呆：難道乞討也要官方批准？母親回答說，如沒有這張介紹信，他們娘三個根本到不了這里，路上就會被公安抓回去。這個政權對人的生死控制，竟能到這個地步，絕對獨步世界。不要說梅蘭芳、馬連良這樣的名角，就連在天橋混口飯吃的侯寶林，不也統統收歸國有，拿工資？這就是卡住你的經濟來源，任何人必須完全依附體制才能存活。

4，軍隊、警察及司法機關等國家暴力機器，無條件地效忠領袖個人，在實施黨內外鎮壓時，沒有任何法律底線和人權底線，林昭、張志新等曠世慘案，只是這個國家暴力機器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文革中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發生的對賤民“四類分子”斬草除根式的野蠻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又有何區別？即便在文革的混亂中，鎮壓機器也沒有一天停擺過，幾百聯動高乾子弟，還不是一夜之間抓捕完畢。

5，國家閉關鎖國，嚴密控制任何外國人進入與外部信息的輸入，即便是執政黨的高級官員和大學教授，也對世界的真實面貌所知甚少。中共官員階層和知識界對世界的無知，乃是晚清、北洋、國民政府中最甚的。這種無知，導致整個國家上層執政的粗鄙化。

6，無論何人，只要你表現出不順從、不馴服，就必定會遭到國家有組織的對個人與對家人的迫害，由此鍛造出從國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全部包括在內的全民性恐懼（甚至毛也恐懼，恐懼大權旁落），這種恐懼成為毛時代中國人內化的精神特徵。或許只有在毛時代走過來的人，才能體會到羅斯福總統提出的四大自由里，為什麼會有一項“免於恐懼的自由”。

7，整個中國社會，沒有任何一種有組織的力量能夠對執政黨、對老大構成制約，議會、政協、民主黨派、工青婦、文聯、作協等一切組織或團體，均為執政黨的花瓶、擺設、僕從和幫凶打手。只有在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執政條件下，才會出現餓死幾千萬人而社會不吭一聲的歷史奇觀。

我大致想到的，就是上面七個方面。這七個方面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基本特徵，或曰“毛政”的基礎條件。正是這些條件的支撐，在舞台上才能上演文革這種反文明的活劇。40年來，這種活劇，演員走馬燈般的變動，舞台背景在變換，劇情也不斷推陳出新。確實有些劇目，有些人物的表演，太似文革，所以人們說文革又回來了。然而在我看來，文革是否正離我們遠去或歸來，判斷的標准不是現在舞台上的來去匆匆的過客，而是支撐舞台下面的那七根柱子是否仍在？是否仍在主導着中國的社會生活？

如果是這樣，又怎麼可以認為文革不會再來或文革再現了呢？它從來沒有離去而已。中國向人類普世文明演進和歸化的真正障礙，不是什麼文革，而是“毛政”，文革是毒樹之果，而毛政是毒樹之根脈。可以說，不徹底清理和埋葬毛政，則類似文革的丑劇會一再上演，甚至更為丑惡與極端也未可知。

我們簡單捋一下毛政的7根支柱如今是否安在吧。

1.像毛那樣的卡里斯瑪型領袖基本上不可能再生，然而這個政權的性質，卻必須圍繞着老大運行，老大必須比同僚享有更高的權威，老大必須說了算，否則這個黨就一定會分崩離析。

鄧曾明言“毛在，毛說了算；毛不在了，我說了算。”這是說給陳雲的，意思是黨內不能有人平分最高權力。鄧還擔心繼任者江，“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個政權實際上意識明確地在搞個人崇拜，江是“核心”，胡得突出“總書記”，如今則乾脆“定於一尊”、“不許妄議”了。

這種個人崇拜，本質是讓全黨和民眾敬畏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

毛已死了近半個世紀，然而毛政未除，民眾對最高權力者的仰視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看看那些今上視察時歡呼雀躍的大學生們就知道了。毛政個人崇拜即權力崇拜這根柱子並未倒塌，儘管不如貓時代那樣光鮮。

2.意識形態洗腦的機制變了嗎？絲毫未變。我們的孩子，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就已經被強迫洗腦，直至大學畢業。這時大部分人的思想，都已經固化。

前面提到的地處京城頂尖大學的清華畢業生群，竟與邊遠農村的小學同學群有大致相同的話題與觀點，乃是因為整個中國的教育，嚴厲排斥批判與質疑精神，視獨立思考者為異端，以政府的是非觀為是非標准，來處理經政府高度選擇後提供給他們的相同的信息，如此這般，大學生與小學生又能有什麼本質區別？私人至今不能擁有新聞出版的權利，一切藝術作品都要經過官員的審查和批准才能問世，這與毛政時代有區別嗎？

3.這一點似乎變化很大，國家似乎不再壟斷全部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市場經濟在中國似乎也不可改變了。這里不加論述了，只需指出，中國的所謂市場經濟，仍是國家權力的附庸，國家壟斷所有主要經濟命脈和資源，“做大做強國有企業”，而市場經濟的市場，只是國家的余唾，美國的企業家能造火箭放衛星，造飛機造航母，為全世界提供聯網、開發人工智能，是國家創新主要和強大的推動者，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能幹什麼？中國的民營企業，實際上只能依靠央企國企給他們一碗飯吃，更不要說被銀行卡着脖子了。柳傳志不久前在接受采訪時坦言，“中國民營企業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安全感。”安邦幾萬億的資產，一夜之間就被國家“接管”，成了國有企業，據大律師陳有西嚴格審核，安邦所有操作均系合法經營，不過他連為安邦辯護的事兒都沒幹成，潛規則了。

中國的市場經濟主要依靠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確實做大了財富的蛋糕，不僅沒有像左派理論家們曾擔心的那樣會動搖共產黨的統治，相反，由於政府攫取了這塊蛋糕的大部分，反倒極大地增強了政府的統治手段，竟然能支出上萬億的財政來對內“維穩”，超過了軍費的支出。

一個沒有憲政制度，沒有法治環境的市場經濟，會變成一個什麼怪物？實際上，成為了用低人權、低福利和國家補貼的方式參與國際競爭，逐步搞垮了國外的同類企業，然後用源源不斷的國際市場購買力來為政權輸血。這種一本萬利的所謂市場經濟，是一個專制政權所能夢想得到的最佳饋贈。

而另一方面，創造出巨額財富的中國人民，仍然在為孩子上學、醫療、養老發愁，不敢花錢也沒有多少錢可花，城市中產階級用畢生積蓄買一套住房，實際上只是一紙70年的租約，因為土地不是你的，是國家的。在敲骨吸髓榨乾人民血汗卻不提供任何基本福利保障方面，這種畸形的市場經濟，與當初的計劃經濟並無本質區別，人民的無權狀態沒有任何改善。

4，暴力機器的使用更加公開化和野蠻化。

在毛時代，國家暴力的使用，還多少有一點意識形態的遮掩，譬如用組織處理或群眾專政的名目，而如今變為赤裸裸的，在網上說幾句話就能被警方拘留和罰款，被警方動輒“喝茶”訓誡的知識界人士何止千百，堂堂首善京都，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驅趕“低端人口”，砸毀店鋪，推倒住房，那張早上去上學的孩子，下午回家家已經沒了，只好趴在廢墟上做作業的圖片，不知讓多少人潸然淚下。至於各地頻頻發生的拆遷血案，城管土匪般的街頭暴毆良善小販甚至公開搶劫財物，更是當今中國常態。

中國當今的統治以國家暴力為主要依託，再沒有比不久前人大會堂那一幕更荒誕的了：眾多軍人正步進入全國人大會議會場，這是在宣示什麼？

5，中國似乎不再閉關鎖國了，目前在國外大約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每年去境外旅遊的中國人，據說也達上億人次。這確實是中國前所未有的開放時代，是巨大的進步。然而在評鄧那個討論里我已經強調過，真正的社會進步，不在於發生了什麼變化，而在於這種變化是不是成為了不可逆的。

遺憾的是，當初看起來絕無可能控制的互聯網，已經被當局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基本上改造成為了一張“中國局域網”，對中國普通民眾，實際上封鎖了一切對統治不利的國外信息，這種封鎖實際上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的科技創新，因為科研人員無法利用Google這樣重要的檢索工具，無法順利登陸國外相關網站獲取最新信息。

對國外人文社科方面重要著作的翻譯出版，肯定早已受到嚴控，別的不說，李銳老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八十年代隨處可以買到，且見過多種版本，何況這還是中國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力主出版的，如今成為了禁書，絕不許再版。我不久前在網上購書，偶然購得台灣學者關於北洋政府外交研究的專著，閱讀後頗為震動，裡面有太多我們從來不知道的史實。當我在某群里推薦此書時，一位學者告我已成禁書，不許賣了。

眾所周知，在八十年代，談論毛，談論文革，是一件多麼尋常的事，如今還可以嗎？已經逆回去了不是嗎？廢除國家領導人職務終身制也曾被認為是一大社會進步，如今也逆回去了不是嗎？因此，如果統治需要，再次閉關鎖國是不可能的麼？

嚴格說起來，中國政治從來就沒有開放過，即便在最為寬松的八十年代，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何曾有一天消停過？在經濟方面，儘管有加入WTO時的明文承諾，但15年的緩沖期過去了，人們才發現，中國當初信誓旦旦承諾的眾多開放領域，一個也沒有兌現！

四十年來，中國的所謂開放，小心翼翼地嚴格控制在有利於統治的邊界上，從來就沒有對世界真正開放過。完全可以說，現在不過是中國閉關鎖國的2.0或3.0版。共產黨國家真正的改革開放，或許正在越南上演，這是指經濟領域的全部開放與政治制度開始有步驟地向憲政制度演進，如同越共領導人所宣示的那樣：“越南最終將建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國家。”

第6與第7兩根支柱，基本是原裝的，不必多言。

上面的極簡陳述，說明了雖然歷經了四十多年的時間，但毛政的基礎基本沒有觸動，相反還由於經濟的發展和財政的富足得以加固。在這種統治平台上，文革式荒誕再現根本就是題中之義，出現更為丑惡的事也不足為奇，毛在天安門廣場使用的棍棒，沒有升級到鄧的坦克與沖鋒槍嗎？

中國的真正問題，不是文革，而是毛政。毛政一日不除，中國人民的劫難就不會終止。

搖滾歌手崔健曾說過一句極富哲理的話，不管你多大年紀，“只要毛像還掛在天安門上，我們就是同一時代的人！”信哉斯言！

之二

看懂別人的意思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兒嗎？我感覺必大根本沒有看懂我在說什麼。我在“7根支柱”里所說的意思，概括起來是這樣一個邏輯關係：

毛政是什麼？毛政的統治基礎或曰制度結構是什麼？毛死了以後，他留下的統治遺產有沒有改變？我的結論是，沒有任何改變。在本質上，中國從未真正走出毛澤東時代。

在我看來，文革只是一場政治戲劇，毛是導演，全體精英和民眾都是演員，被毛操控，這個戲最終演砸了，毛死前就明白了。而這個荒誕野蠻殘酷的戲劇，只有在毛搭建起來的制度平台上才有可能演出。

文革是毒樹之果，不是樹干，不是樹之根脈，更不是根脈在土壤中所汲取的養分。

因此，討論文革會不會再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只要毛政這棵樹不被砍到，樹上將會長出無數這樣的毒果，鄧以非法手段搞掉胡趙與毛搞掉劉少奇林彪有本質區別嗎？

六四是不是毒果？薄熙來是不是毒果？今上是不是毒果？網上大批的義和團式腦殘和五毛是不是毒果？圍剿方方是不是毒果？將大批維權律師投入監獄吊銷律師資格是不是毒果？無數以美國為敵的戰狼們是不是毒果？

我有一個上小學的兒子，他在學校所受到的洗腦教育，與50多年前我們所受的教育毫無二致，還多了一個背誦《弟子規》，這是不是毒果？簡直不勝枚舉。

在列舉了毛政的7根主要支柱之後，如果要判斷是不是必大所說的“兩朝”，我認為就是要看制度基礎是否發生了變化，我的結論是，時至今日，有的支柱發生了某種變形，但實質未變，而有的，根本就是原裝的，連時代變形都沒有。

雍正和乾隆是不是兩朝？或者是吧，有什麼不同麼？沒有。崔健的認識，真的是很到位。

必大把兩朝劃分為“革命”與“謀私”，不大有說服力。

毛不謀私嗎？毛是一個超級大忽悠家，跟隨他的中共精英，都被他忽悠的以為在鬧革命，只有貓自己清楚自己是在幹什麼，打天下，當皇帝。

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曾問毛：“你是否認為自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當然是！”毛沒有片刻猶豫地回答。如今東施效顰吧，“定於一尊”，“不許妄議”，“人民領袖”，也想嘗嘗皇帝的滋味兒。

當然，了解大家都有什麼想法是件幸事，對文革這樣大的題目，在群里實際上也無法展開。各位都點到為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