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立堅發家史

紐約時報 ALEX W. PALMER

2021年7月7日

2020年11月30日，周一上午，澳洲總理史考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正在官邸工作，一名助手提醒他注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一條推文。在對日本進行短暫外交訪問後，莫里森即將結束為期兩周的隔離，他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澳洲葡萄酒出口商通電話，討論剛剛生效的中國關稅，有些高達212%，這是北京對澳洲實施的一系列不斷升級的懲罰性經濟措施中的最新進展。

但這條由名為趙立堅的外交官發布的推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攻擊。「對澳洲士兵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驚，」他寫道。「我們強烈譴責此類行為，並呼籲追究他們的責任。」推文附上了一張計算機插畫，上面畫着一名澳洲士兵用一面巨大的澳洲國旗蒙住一名阿富汗兒童，正准備割開他的喉嚨。「不要害怕，」標題寫道，「我們給你帶來和平！」當天早上這條推文出現在網上時，澳洲議會大廈里的人們倒吸一口涼氣。

那個月早些時候，澳洲國防軍督查長公布了對澳洲精銳部隊在阿富汗犯下的戰爭罪指控的四年調查結果。該調查列出了殘暴和無法無天的軍隊制度風氣，涉及25名士兵參與非法殺害39名平民和囚犯，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2012年。該報告占據了數周的新聞頭條，並在澳洲引發了一場痛苦的舉國反思。這個國家最嚴重的罪行已被其政府記錄在案，接着卻看到外國官員將其當作武器用在一條諷刺推文中，這是一種幾乎令人無法理解的侮辱。一位前澳洲政府高級官員說：「我想象不出什麼樣的表達可以塑造得比這更能激怒澳洲，同時又如此冷漠無情。」

趙立堅以前曾經上過一次頭條，那次是因為大流行初期的一條推文，他在推文中提出了病毒起源於美國的陰謀論。「零號病人是什麼時候在美國出現的？」趙立堅寫道。「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麼？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那一次，美國國務院召見了中國大使，抗議這個指控。

但趙立堅對阿富汗事件的猛烈抨擊完全不同。這條推文蓋過了戰爭罪行報告，成為澳洲最大的新聞，成為第二次舉國反思的轉折點——這一次是對中國。那位前政府高級官員說：「在此之前，從總理官邸的院子到郊區燒烤派對，從未出現過舉國上下都在談論中國攻擊性、脅迫性外交的情形。」趙立堅發文後不到兩個小時，莫里森就在電視上從他的官邸發表了現場講話。他譴責這條「真正令人反感」的推文，並要求中國政府道歉。「中國政府絕對應該為這個帖子感到羞恥，」莫里森說。「它玷污了他們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但莫里森也謹慎地傳達出，澳洲隨時准備好與中國進行對話。莫里森說：「我希望這個相當糟糕的事件能夠有助於從零開始，不附加任何條件地重新啟動對話。」這種瞻前顧後的態度含蓄地承認了澳洲令人傷腦筋的處境——也是對中國的好戰言論與沉重的經濟和政治壓力緊密相連的確認。

在推文事件發生時，澳洲正受到中國針對其十餘種商品或實際、或威脅要進行的一系列貿易制裁，包括葡萄酒、牛肉、大麥、木材、龍蝦和煤炭。政府的迴旋餘地有限，因為中國市場占澳大利亞出口總額的36%，而且據估計，每13個澳洲工作崗位當中就有一個與中國市場相關。對澳洲商品徵收關稅顯然是為了報復堪培拉不久前對中國影響力的抵抗，例如禁止華為在該國建設5G基礎設施、通過禁止外國干涉澳洲選舉和公民社會的法律，以及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長、《印太帝國》(Indo-Pacific Empire)一書的作者羅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表示，澳洲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的外交試驗場：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和美國的盟友，雖然處於中等強國地位，但卻在阻撓中國主導該地區的努力。他說：「對於樹立反抗榜樣的國家，中國一直在進行懲罰以儆效尤。」

人們很容易將趙立堅的推文視為偶然的挑釁，並將其本人視為這場地緣政治劇中的一個小角色。但事實上，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儘管兩年前幾乎沒人知道趙立堅，哪怕是在中國，但是他已經迅速而徹底地改變了中國與其盟友和對手的溝通方式。他在網絡上肆無忌憚的言辭風格蔓延到了中國整個的外交使團，取代了數十年來中國公開聲明中拐彎抹角的外交辭令和令人費解的共產主義套話的冗長組合。

起初，趙立堅似乎是個人行動，把Twitter當成他的私人棍棒，那時只有為數不多的中國外交官使用這個平台。就在他的外交部上司和同事大肆宣揚「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趙立堅以近乎殘暴的歡快抨擊批評者：對中國的批評是「骯髒的謊言」，一名與趙立堅意見相左的外國官員則是「一個沒有靈魂和國籍的人」。

事實證明，趙立堅的時機非常好。隨着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制定了更加強大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趙立堅在這個時候為中國外交引入了一種新的、紊亂的基調——事實證明，這種基調與主席的願景相得益彰。在網絡和媒體上，趙立堅被稱為「戰狼」外交官，這個綽號取自兩部同名的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國動作片。

趙立堅最近的崛起，反映了中國對自身力量的更廣泛覺醒，這一進程已經醞釀了幾十年，因疫情的暴發而大為加速。今天，隨着疫情慢慢消退，對下一場戰斗的控制權的爭奪正緊鑼密鼓地展開，一個開始警惕起來的世界正在注視着中國發現它自己的聲音——一個聽起來很像趙立堅的聲音。

201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加入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進黨章的習近平思想，指的就是習近平自2013年擔任國家主席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仍然希望實現的目標。在國內，他鞏固了個人集權領導地位，發起了一場徹底根除腐敗（以及潛在對手）的運動，並加強了對社會各個層面的控制，以確保黨至高無上的地位。

習近平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同樣明顯。他在第一個任期里將外交部的預算增加了一倍，並設立新辦事處和協調機構，以求集中控制並理順外交行動的執行過程 。他就外交事務發表的講話已經比中共歷史上任何一位總書記都要多。習近平外交思想——即國際體系應該具有「中國特色」，讓中國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是當今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願景與他想在中國復興中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他想在中國名垂青史，」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國項目負責人孫韻說。「他把自己與毛鄧相比。按照他的說法，毛澤東解放了中國，鄧小平讓中國富裕起來。他能做什麼？留給他的唯一選擇就是讓中國強大起來。」對習近平和黨內其他領導人而言，強大不僅代表了傳統的硬實力，還包括主宰國外信息空間，「傳播好中國聲音」，中共稱之為「話語權」。

金融危機之後，塑造和控制外國對中國敘事的努力才真正開始。滿懷着對中國模式優越性的新自信，中共開始大舉投入以提升國家媒體的全球影響力，包括在2009年4月創辦《環球時報》的英文版，這家民族主義小報由黨控制。在習近平治下，中共對話語權的關注只增不減。據估計，中國每年要用100億美元來尋找接觸外部受眾的新途徑，並使輿論朝着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中國官媒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廣告宣傳，以增加在Facebook等西方平台上的影響力，根據民主研究和倡導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環球時報》、CGTN和新華社都是Facebook上增長最快的媒體之一。

隨着資金激增而來的，還有新的挑釁信息。雖然中國官方話術中一直存在一種好戰的緊張感，但這仍代表對中國常規外交表態的背離。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經寫道，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與中國恢復邦交十分困難，部分原因就是「北京的外交手腕太過微妙迂迴，基本全都超出了華盛頓的我們能夠理解的範疇」。

這種微妙有時是故意為之。隨着冷戰的結束，中國發現自己因鎮壓天安門抗議而面臨國際的強烈反對。後毛澤東時代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意識到這對他的現代化計劃構成了威脅，於是提出了國家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鄧小平說——最終被簡單總結為「韜光養晦」。

在美國霸權時代，鄧小平的方針在國外對中國大有幫助，但在國內則沒那麼受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因為溫和的外交傳統，外交部通常被視為弱者，沒法與權力更大的同級機構相提並論，比如在國內行使權力的國家安全部，以及監管利潤豐厚行業的商務部。而另一方面，外交部的工作——與外籍人士交流互動，並將其態度傳達給北京——往往也導致中國外交官遭到鷹派和民族主義者的嘲諷質疑，他們總將外交部稱為「賣國部」，認定其在國家安全和主權問題上做出了妥協。普通公民也在表達他們的態度：據中國外交官之間流傳的一則軼事，外交部有時會收到國民寄來的鈣片，要他們表現得更有骨氣。

「韜光養晦」策略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開始瓦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製造的兩次全球沖擊。首先是伊拉克戰爭，它向中國領導人展示了美國實力令其震驚和意想不到的一面。但關鍵轉折點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如果說伊拉克戰爭損害了美國的道德領袖地位，那金融危機則是對美國基本實力的質疑。

多年來，中國官員對西方專家關於改革中國金融體系的指點既有感激，也有不滿。西方的經濟崩潰給中國領導人提供了證據，證明他們的體制就算不是更好，也和西方一樣好；他們覺得中國已經能和西方平起平坐，而不僅僅是個學徒。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在《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書中回憶了2008年6月與中國高級官員王岐山的一次會面。「你曾經是我的老師，」王岐山說。「看看你們的制度吧，漢克。我們都不確定是否還應該向你們學習了。」

2010年，在河內舉行的東盟(ASEAN)外長會議上，世界第一次感知到了正在發生的轉變。在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支持了東盟對南海航行自由的擔憂、宣稱該問題事關美國「國家利益」之後，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突然退出了會議。等到他在一小時後重新現身，是為了發表長篇大論的抨擊，據稱他在講話中嘲諷了越南東道主，並直視新加坡外長說，「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只是一個事實。」（最近在阿拉斯加與美國官員會面時，現任中共最高外交官員的楊潔篪也表現得同樣火爆。）

在私下場合也能感覺到這種變化。2011年，一位歐洲學者在訪問北京時見到了一位中國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後者長期公開主張與美國合作。他們坐在一間辦公室里談話，直到那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隱晦提及自己被監聽，然後將談話轉移到了一家餐廳，那裡的背景音和動靜更大。他在餐廳里發出了一個警告：「結束了，像我這樣的人完了，」那位公共知識分子說。「沒有人還相信合作的願景。現在的爭論變成了，我們應該現在就獨斷，還是以後再獨斷？這就是唯一的爭論。」

此後不久，隨着習近平的上台，中美雙邊關係中不斷擴大的裂痕變得更難以忽視了。在已經習慣得到中國合作或配合的一些領域，美國突然發現它變成了一個頑抗（如果不是敵對）的新興大國。然而，與這一形勢相適應的敘事仍然缺失。意想不到的是，確立中國與世界互動新模式的人，是一位被派駐巴基斯坦、主要活躍於Twitter的級別相對較低的中國外交官——趙立堅。

趙立堅在職業生涯早期——他沒有響應本文的采訪請求——幾乎沒有展現出會成為中國「戰狼」外交官的跡象。前國務院政策規劃部門南亞負責人丹尼爾·馬基(Daniel Markey)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11年。初次見面時，趙立堅是一名級別更高的中國使館官員的陪同。當馬基和這位高級官員討論巴基斯坦和印度時，趙立堅幾乎沒有說話。「我當時對他評價不高，」現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研究教授的馬基說。「他只是待在那裡。」

趙立堅後來邀請馬基到華盛頓市中心很受歡迎的餐館重慶樓吃午餐。那是一場投契而放鬆的談話，直到他們聊到巴基斯坦問題。趙立堅對美國與巴基斯坦的互動方式表示了強烈的憤怒。當時，美國和中國在南亞政策上合作良好。馬基說：「大家都沒理由去找不自在。」這頓午餐後，趙立堅給他留下的印象是「鋒芒畢露」，但是個有涵養和學識的人。

趙立堅1996年加入外交部並迅速晉升，最初在北京的亞洲事務部工作。2009年，在歐巴馬總統開始他的第一個任期後，趙立堅成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政治處的一等秘書，這對一個處於上升期的外交官來說是一項美差。在華盛頓，中國外交官以專業、准備充分和不跟外人打交道著稱。大多數人住在同一棟公寓樓或大使館提供的住房裡，空閒時間在城市北部的貝塞斯達地區度過。他們閉門不出，只與當地的華人小區交往，大多在中餐館吃飯。

在華盛頓外交圈子裡，台灣和日本等其他東亞代表團以舉辦晚宴、泳池派對和燒烤活動聞名，有開放式酒吧和現場音樂，出席者有時達到數百之眾，中國大使館難以與之相比。外國人幾乎從來不會被邀請到中國的外交官邸。他們的外交官進行社交活動時都是正式場合：官方午餐——總是在中餐館——或者像一位前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官員說的那樣，是「在大使館地下室舉行的乏味的派對，吃的是糟糕的自助餐」。

同樣的保守態度在工作上也很盛行。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前東亞和太平洋事務政策主任弗蘭克·季努茲(Frank Jannuzi)說，「可以說，他們大使館的一個缺點是，他們的工作人員傳統上受到相當嚴格的控制，有層層內部安全措施。」與外國同行的會晤幾乎總是成對進行，大概是為了讓兩位中國外交官能夠互相監視，並匯報任何可疑情況。這種激勵機制阻礙了任何結交外國朋友的嘗試。「你不希望被視為一個單獨與美國人會面的人，」這位前國安會官員說。

中國大使館和大多數使館一樣，等級森嚴，由大使和副團長負責最重要的事務。即使作為一名一等秘書，趙立堅也很少公開露面：據那位前國安委員會官員說，他在會上的身份是「標準的筆記員，為大使提包，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在此期間與趙立堅接觸過的美國外交政策專家回憶說，當時他是一位年輕的外交官，負責內部事務，比如准備報告和向上級匯報。不過，在真的與外界直接合作時，趙立堅可能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曾與他合作過很多項目的企業高管回憶說，趙立堅「極其挑剔、傲慢、不友好、刻薄」。在一次這樣的合作中，由於沒有達到趙立堅的要求，這位高管受到一通批評，趙立堅列舉了他所有的失望之處。「他就不是個很好的人，就這麼簡單，」這位高管說。甚至趙立堅的一些同事也認為他易怒、自命不凡，有異乎尋常的民族主義。

但是，當趙立堅在美國待了四年後回到北京時，兩國雙邊關係的氣氛和基調發生了明確無誤的轉變：歐巴馬政府已經宣布將「重返」亞洲；習近平是國家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人；兩國之間的關係開始呈現出螺旋式下降。如果趙立堅從他在華盛頓的經歷中得出什麼結論的話，那很可能也是和兩國首都的許多人同樣的結論：中國來了，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結束。

然而，趙立堅在美國期間最重要的成就可能是一件當時沒有被注意到的事情：2010年5月，他開通了Twitter賬號。

五年後，也就是2015年的秋天，趙立堅來到了巴基斯坦。在此期間，他的Twitter賬號幾乎完全處於休眠狀態。2010年5月8日，他在自己的第一條推文里寫道：「母親節快樂。」此後兩年，這個賬號一直沒有消息，直到2012年5月5日，他用中文發推文「你好」。兩個月後，他發布了四條看似隨機和荒謬的信息，比如「@jacuib07 Mizzelle is.gd/LCCdAV」。被提及的是一位澳洲的老奶奶，只有幾十名粉絲；該鏈接被重新定向到一個現已關閉的名為bibankle.info的網站。

然而，幾乎一到巴基斯坦，趙立堅就又開始發推文了。他有理由相信，一位直言不諱的中國外交官會在該國受到歡迎。趙立堅曾在巴基斯坦工作過，那是他在外交部的第一次外派任務；這是一個特別有利於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的地方。1950年，巴基斯坦是第一批將外交承認從台灣流亡政府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之一，比其他地區國家更早押注於中國的崛起。中國外交官稱巴基斯坦為「巴鐵」、「全天候夥伴」；巴基斯坦政客經常將兩國的友誼描述為「比喜馬拉雅山還高，比世界最深的海還深，比蜜還甜」。對中國外交官來說，巴基斯坦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趙立堅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抵達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以下簡稱CPEC)的第一批項目正在落地。CPEC在2013年啟動，中國承諾在能源和基礎設施方面初步投資共計460億美元，這相當於巴基斯坦國民生產總值的20%。這個夥伴關係是習近平標志性外交政策項目「一帶一路」的奠基石，該項目力圖在亞洲各地乃至世界修建基礎設施，以此加強中國全球商業中心的地位。巴基斯坦似乎每周都會宣布一批新的中國投資，但當時沒有發言人負責處理CPEC相關的事宜，發出的信息有時會不清楚或不完整；而中國大使館則基本保持了沉默。

同一時間，在向巴基斯坦投注了15年資金、資源和注意力卻沒有得到什麼回報後，失望而幻滅的美國開始撤回自己的存在。在巴基斯坦媒體和社群媒體上一度極其活躍的美國使館工作人員開始變得低調。踏入那片空白的，正是趙立堅。他成了有關CPEC全部事宜的唯一聲音，不論是在Twitter上，還是更嚴肅的官方交流中。「他那時是中國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交的門面，」伊斯蘭瑪巴德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Security Studies)執行理事艾米提亞茲·古爾(Imtiaz Gul)說。「他在媒體上的存在感遠遠超過大使。」

這是趙立堅第一份面向公眾的工作，對任何外交官來說，這都是一個巨大的飛躍，尤其是在中國的體系中。而如果說趙對此有任何不安的話，他都沒有表現出來。他經常被看到和顯要政客、記者以及商界人士共進晚餐。他游歷巴基斯坦的方式對即便常駐那裡的外交官來說也堪稱罕見。「他到處都去了，」Aaj新聞的主持人肖卡特·皮拉查(Shaukat Piracha)說。「我在巴基斯坦旅行的次數也沒有趙先生多。」

趙立堅樹立起了一個工作努力且負責的口碑。當問題出現的時候，比如巴基斯坦學生赴中國留學出現簽證困難時，他會確保立即予以解決。對他來說，沒有什麼細節是不重要的，尤其是涉及CPEC時。「我們忘記了那些道路和高速公路會經過的城市名字，但他能脫稿把這些城市和它們的項目記起來，」古爾說。趙立堅代表着中國數百億美元投資的這一事實加強了他的地位和知名度。

趙立堅的每一步都受益於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失敗，以及它為下一個潛在超級大國留下的可借鑒的經驗。儘管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和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但美國大使館無法在那裡博得好感。由於未能突破巴基斯坦媒體的刺耳喧囂，積極傳遞信息的嘗試進一步受阻。「我們一再失敗，一直失敗，」前國務院官員馬基說。美國在人員、媒體時間和廣告以及實體項目上花費了巨額資金。這些都沒用，中國人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我們的觀察使他們受益，」馬基說。「他們觀察到我們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卻沒有明顯改善廣泛的公眾情緒。」

趙立堅因一再強調巴基斯坦在反恐戰爭中的犧牲而贏得贊譽——許多巴基斯坦人認為美國未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開始注意到北京在2011年、2012年左右推動這條路線，當時和美國的關係惡化了，」詳盡報導了CPEC的巴基斯坦記者瓦賈哈特·S·汗(Wajahat S. Khan)說。「而這傢伙把它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從他在巴基斯坦任職開始，Twitter的存在就成了趙立堅的外交形象的一部分。但隨着趙立堅越來越習慣Twitter，他的節奏和語氣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他的語氣。2016年7月上旬，他發布了一系列挑釁性的推文。首先是歐巴馬總統化身鉚工羅西(Rosie the Riveter)的卡通漫畫，迭加在模糊的國會大廈照片上。「從我有夢想到我有無人機，「趙立堅寫道。第二天，他貼出一幅漫畫，顯示美國導彈擊中了一個標有「阿富汗和平談判」的墳墓，寫道：「巴基斯坦內政部長尼薩爾：阿富汗和平談判被美國用無人機活活炸死了。」趙立堅正在發現這個平台的力量。

同年，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亞洲項目的大西洋事務高級研究員馬安洲(Andrew Small)在巴基斯坦與趙立堅見面。當時趙的Twitter粉絲數量還不是很多，巴基斯坦其他外交官和觀察人士還不確定該如何看待他。馬安洲記得當時他標記了趙立堅的一些推文，拿給一名歐洲官員看。「我一直在仔細查看他的推文頁面，他以前發的那些東西都是反美內容和奇怪的漫畫。」馬安洲向該官員保證，趙立堅的確是一名中國外交官。

他開始頻繁發推，幾乎都是用英文，內容大多是關於CPEC的，尤其是在該倡議受到巴基斯坦記者和國際觀察人士審視的時候，這些人士對該協議的條款、各個項目的花費和對環境造成的後果提出了質疑。儘管趙立堅的許多帖子都是轉發他人推文，但他在網上像在生活中一樣響應及時，他會回答幾乎所有對他的批評和問題，無論出自哪裡。被視為反對CPEC的人被拿出來成為「今日笑料」，而提出關於電站、施工時間表和經濟特區問題的普通巴基斯坦人，則會得到明確且個人的回答，有時候他會加上 #AskLijianZhao 這個標籤。

趙立堅本人承認他當時做的事情很不同尋常，尤其是以中國外交使團的標准來衡量的話。「人們看我就像看熊貓，好像從火星來的外星人一樣，」他2019年接受BuzzFeed采訪時曾說。但他的做法奏效了：在趙立堅急切地在網上和反對者與對手打口水仗吸引了大多數注意力的同時，他也證明自己是個老練的發言人，深知如何贏得朋友和擁躉。他提供的信息大多都不是宣傳，只是關於CPEC的具體細節。在一個謠言滿天飛、人們渴求事實的環境裡，單是這一點就堪稱革命性。

趙立堅尤其精於培養受眾之道。有一段時間，他給自己的賬戶名加上了「默罕默德」(Muhammad)，許多巴基斯坦人以為這意味着他是一名中國穆斯林。他還關注了一大批平民賬戶，不只是名人或記者，而是普通用戶——這些民族主義、熱衷於發展和軍事的用戶，也是CPEC天然的支持者。儘管他偶爾會宣傳中國，但趙立堅發的消息大多數時候是關於巴基斯坦的。就連他重拳出擊的語氣也常常帶有反應，與巴基斯坦鬧哄哄社群媒體環境的主流基調相一致。「簡單來說，他是個民粹主義者，」巴基斯坦大型報紙《黎明報》(Dawn)的前專欄作者西里爾·阿爾梅達(Cyril Almeida)說。「這個名聲是他苦心經營出來的。」

在祖國的社群媒體上，趙立堅也獲得了粉絲。在中國，更富裕、更加民族主義的人們急需一個能將該國不斷增強的國力變為有力國際存在的擁護者。「變得更加堅定自信，對批評聲作出響應的呼籲來自於中國最高領導層，」在西交利物浦大學(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任教、曾研究趙立堅的社群媒體活動的亞歷山德拉·卡佩萊蒂 (Alessandra Cappelletti)說。但是她還說，真正的動力是自下而上的，「是源於一個愈發民族主義的社會開始感到，中國的聲音需要在國際舞台得到更令人信服的傾聽。」

隨着中國的資金流入、項目開始建設（尤其是有助有改善巴基斯坦電力缺乏的老問題的電站），CPEC在巴基斯坦公眾中愈發受歡迎。沒有其他國家願意以中國的這種規模對巴基斯坦進行投資。「在巴基斯坦有一個共識，即CPEC是一個改變命運的項目，」皮拉查說。「該共識認為CPEC會改變巴基斯坦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做到了。」與此同時，即便美國援助在持續大幅下降，美國外交官依然嚴厲斥責CPEC是債務陷阱。

國際環境也發生了變化。當趙立堅抵達巴基斯坦時，唐納德·川普離贏得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還有幾個月時間。川普在2016年春天的崛起和同年11月的當選標志着舊的規則已經遠去。「趙立堅的時代和川普的時代緊密相連，這不是一個巧合，」斯穆爾說。「由於中國方面的行為和美國很相似，它讓事情看起來是可能的和可以接受的。在川普之前，中國的系統中沒有人會在社群媒體上做這些事情。」由於那些特別針對中國的言論，川普為同樣強烈的響應創造了話頭。「如果美國總統說中國『強奸了我們的國家’，那麼他們就獲得了很多的話語空間，」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國的前高級研究員朱利安·葛維茲(Julian Gewirtz)說。

任何殘存的國際善意或是對歐巴馬政府的尊重很快就消失了，尤其是當川普在他的政府中堆滿了像理查德德·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和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這樣的外交官時，後者將國務院的溝通方式明確帶向了一個更具侵略性的方向。「龐皮歐說他想重振雄風，」歐巴馬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傑弗里·A·貝德(Jeffrey A. Bader)說。「對我來說，那只是『戰狼’的英文翻譯。」更廣泛地說，中國領導層可能只是從它想要取代的權力那裡得到了提示。「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中國正在觀察我們，學習和模仿我們的行為方式，」一位前國防部官員說。「我們很有侵略性。我們是『戰狼’嗎？還是說這只是大國處理自己的方式？」

在巴基斯坦，趙立堅在社群媒體上的表現更為好鬥。他的人氣迅速增長：到2017年11月，他已經積累了超過20萬的粉絲。巴基斯坦著名的外交政策思想家賽義德·里法特·侯賽因(Syed Rifaat Hussain)說：「老實說，人們就喜歡這種。」斯穆爾回憶他曾向趙立堅詢問過他不尋常的Twitter表現及其所產生的人氣。「他顯然對自己成為一種現象感到高興，同時他也很清楚，這是他刻意為之的，是被批準的，而且將持續下去，」斯穆爾說。趙立堅是話語權的實踐者。

“民族復興”的目標一直貫穿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中，至少可追溯到20世紀初。但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這個目標已成為界定中國政治的敘事，是整個國家和黨恢復中國曾經的偉大的努力總和。在習近平的說法中，從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共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所謂的“百年國恥”是可恥的反常現象，是外國人的惡毒和中國不可原諒的軟弱造成的。因此，民族復興的目標要求中國強大且堅定，以防止國家被那些試圖讓中國軟弱、馴服和分裂的外來勢力欺凌。

第一部《戰狼》電影在2015年首映時，影片表達的就是這種焦慮和野心的有力組合。劇情圍繞着名叫冷鋒的蘭博式英雄及其戰友們展開，講的是他們在中國南部邊境與一群沒出息的前海豹突擊隊隊員領導的僱傭兵作戰的故事。影片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商業成功，獲得了5.45億元的票房收入。但2017年的續集憑藉其創紀錄的56.9億元票房收入和直接的大眾共鳴，超出了電複印件身的意義，讓《戰狼2》成為一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捕捉到中國正在變化的自我形象的大片。

續集將中國描繪為一種新的軍事強國。冷鋒被派往一個沒有給出名字的非洲國家，片中的反派是當地一個野心勃勃的軍閥雇來的另一個由美國投機者變成僱傭兵的人，他的綽號是“老爹”。“老爹”最終殺死了軍閥，因為後者要求僱傭兵不殺中國平民。在影片最後一場非常激動人心的戰斗中，冷鋒與“老爹”展開了殘酷的肉搏戰。“老爹”持匕首逼近冷鋒，向他傳遞了一個信息：“世界上只有強者和弱者，你們這種劣等民族永遠屬於弱者，”他說。“你要習慣，你他媽必須習慣。”當然，冷鋒奪下了匕首，猛刺這個美國人，將他殺死。在給予“老爹”致命一擊後，冷鋒說，“那他媽是以前！”

這部描述日益崛起的中國與衰落腐敗的美帝國較量的系列電影，成為習近平的新型外交官的轉喻，也許一點也不令人驚訝，習近平敦促這些外交官為民族復興的事業努力戰斗。他們不愁找不到需要打贏的戰斗：從維護對台灣和香港的控制，到在南海建立主導地位，再到結束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地區聯盟體系。這些目標有個共同的主題：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讓中國回到國際體系的中心。實現這些野心的努力有些已在進行中。其他的，比如“一帶一路”倡議，才剛開始。中共制定的目標是在2049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裡程碑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末就被中國領導人劃定了。

在國外貫徹中國願景的外交官們聽起來越來越像趙立堅，這是他的表達風格已從內部重塑了中國外交政策當權者的證明。在中國官僚機構中，總體上，大約只有4%的科員能升至縣處級管理層；縣處級幹部中只有1%的人能得到進一步提升。對那些希望在外交部晉升的人來說，趙立堅榜樣的力量是難以忽視的：他在社交媒體上的好鬥形象為他獲得了贊譽和人氣，也為他贏得了進入外交部職權高層的機會。“在當今的中國，怎樣才能在事業上脫穎而出？”總部位於悉尼的政策研究機構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說。“不是靠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對中國復興之路——以及“戰狼”外交官們幫助國家實現復興的能力——的第一次真正考驗，來自香港以及2019年初席捲該市的民主抗議活動。那年，隨着抗議活動勢頭不斷增長，新一批中國外交官們在Twitter上加入到趙立堅的行列中來。“在香港的情況出現之前，除趙立堅外，Twitter上基本上沒有中國的外交存在，”布萊特·謝弗(Bret Schafer)說，他是國家安全倡導組織保衛民主聯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研究媒體和數字虛假信息的研究員。“現在我們已看到這種帳號在網上的爆炸式增長。”中國政府還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開始了隱蔽信息行動試驗，包括建立虛假的個人資料和頁面。對香港抗議活動的回應，標志着中國第一次對西方社交媒體上的所謂信息戰的重大嘗試。

社交媒體上咄咄逼人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平息批評，而是中國外交部門與政府宣傳和信息機器呈現的一個統一戰線，意在表明，在中國利益和願望的問題上，沒有商討的餘地，或者說，西方不再有否決權。他們向國內和國外聽眾傳達的信息是一樣的。“中國不會任人擺布，中國不再軟弱，”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說，她是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問題的專家。“他們受到的強烈指責越多，他們就回擊得越有力。”

2019年7月，隨着香港的抗議活動迅速蔓延，趙立堅參與了他迄今為止最有爭議、最引人注目的交戰。在22位聯合國大使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譴責中國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社區的鎮壓後，趙立堅在Twitter上批評了美國的虛偽。“如果你在華盛頓特區，你會知道白人從來不去西南區，因為那是黑人和拉美人的地區，”他用英文寫道。“有一個說法是‘黑人進去，白人出來’，意思是只要有一個黑人家庭搬進來，白人就會搬出來，公寓的價格就會急劇下跌。”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和駐聯合國大使的蘇珊·賴斯(Susan Rice)反駁道：“你是個丟人現眼的種族主義者。而且無知得驚人。在正常情況下，你會因此被視為PNG，”她在Twitter上寫道，PNG是國務院術語“不受歡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的縮寫，這種人將被東道國驅逐出境。她呼籲時任中國駐美國大使的崔天凱“做正確的事，送他回家”。讓這些公開交流成為可能的是，崔天凱一周前剛在Twitter上建了帳號，這批新建的中國外交官帳號也許受到了趙立堅巨大成功的啟發。

趙立堅的推文第二天被刪掉。儘管如此，他仍沒有認輸的意思：他很快用一張對華盛頓的種族隔離做了標示的地圖取代了推文，並在Twitter上回復了賴斯。“你也丟人現眼，”他用英文寫道。“而且也無知得驚人。我的駐地是伊斯蘭堡。實話傷人。我只是說了實話。我十年前在華盛頓住過。給一個說了你不想聽的實話的人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籤，可恥而且惡心。”

兩周後，趙立堅在Twitter上宣布他將離開巴基斯坦。他沒有提新的任命。這似乎讓人覺得，趙立堅終於做得太過頭了——即使是按照他幫助制定的新標准來衡量。

事實是，趙立堅被提升為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了，這個任命通常是升任外交部更重要職位的跳板。據路透社(Reuters)報道，趙立堅回到北京時，他看到一群聚集在他辦公室外的年輕工作人員對他的歸來表示歡迎。趙立堅在他的新職位上表現出與在巴基斯坦時一樣的熱情。2019年的感恩節周末，他在Twitter上發了一條他要感激什麼的英文推文，他要感激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浪費了數萬億美元„„”。他還建議，考慮到美國種族歧視、警察暴行和虐待囚犯的歷史，美國在批評中國人權問題之前應該先用鏡子照照自己。“但我建議你最好別這樣做，尤其是在睡覺前，”他用英文寫道。“這會讓你做噩夢。”

《環球時報》中文版讚揚了趙立堅反對賴斯這樣的批評者的膽量，並鼓勵其他人效仿他的做法。“中國媒體和中國外交官都將更積極行動起來，讓事實大白於天下，”該報在一篇社評中寫道。幾個月後，當新冠病毒大流行襲來時，隨着趙立堅的態度似乎漸漸出現在中國更廣泛的外交努力中，上述預言被證明異常準確。

2020年2月下旬，時任威斯康星州參議院議長的共和黨參議員羅傑·羅斯(Roger Roth)收到一封Hotmail地址的電子郵件，聲稱是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的人。發件人吳婷說她負責“中威關係”。羅斯以為這是個惡作劇。但是當發件人幾周後跟進時，他讓他的工作人員審查了這封電子郵件，他們確認了它的真實性。“總領事館想知道，威斯康星州參議院是否可以考慮采納一項聲援中國人民抗擊新冠病毒的決議，”電子郵件寫道。“這將是對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巨大鼓舞。如果您能認真考慮一下，我們將不勝感激。”

郵件附上了預先寫好的決議。“中國已與世衛組織和國際社會透明、迅速地分享病毒關鍵信息，為其他國家及時應對創造了機會窗口，”決議草案說。“而且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對美國公眾的風險依然很低，無需過度反應。”

“我氣憤極了，”羅斯說。大約在第二封電子郵件到達的同時，大流行將會帶來的痛苦變得越發清晰，包括在威斯康星州。“我所在區的人們正在失業，”羅斯說。他給工作人員口述了回復，只有一個詞：“瘋子。”（這句話來自二戰時期，一名德軍指揮官要求被包圍的美國部隊投降，而不服輸的美國將軍就用了這一個單詞作為回復。）

芝加哥領事館主動聯絡羅斯，這是出自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都用過的一個模板。據報道，在波蘭，安傑伊·杜達(Andrzej Duda)總統被迫打電話給習近平主席，表達對中國醫療援助的感謝——這個電話後來被用於中國的內部宣傳。在東南亞，中國要求各國政府感謝中國派遣醫療隊幫助抗擊疫情。“這是他們在許多國家的標准做法，”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孫韻說。“但你不曾聽說過，因為那些政府都照做了。”

隨着大流行在中國境外加速蔓延，一連串其他例子浮出水面。去年3月，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將美國的疫情稱為“特朗普大流行”，並暗示中國可以輕易禁止醫療設備的出口，沒有這些醫療設備的美國將會“陷入新冠病毒的汪洋大海之中”。當荷蘭將其駐台灣代表處的名稱更改為包含“台北”一詞時，中國警告說它可能會拒絕提供醫療援助作為回應。再小的冒犯也不放過：《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道稱，當一位名叫奇蘭塔·阿馬拉辛赫(Chirantha Amerasinghe)的斯里蘭卡活動人士在Twitter上批評中國政府“低級”時，中國駐科倫坡大使館回復說：“截至今天，#China #pandemic 中的總死亡人數為3344，比你們西方的‘高級’政府要少得多。”當時，關注阿馬拉辛赫的人不到30個。

記者彼得·馬丁(Peter Martin)說：“這里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西方虛偽、西方衰落、推崇中國模式。”他是《中國的文裝解放軍：“戰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一書的作者。“這背後有一種意識形態。大概是說，我們的系統有一個模型，它很有效，並且得到世界越來越多的認可，而西方的系統是不道德的、破碎的和正在衰落的。其背後確實是這種‘西降’的意識形態，以及對中國黨國能力的堅定信念。”

不過，這場運動不全是懲罰性的。它還包括對良好行為的獎勵。“口罩外交”是回應的一個方面：利用中國對基本個人防護裝備製造的近乎壟斷來獎勵友國，懲罰它認為的敵國。陷入困境的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向荷蘭捐贈了80萬個口罩，幾個月後該國將舉行5G電信拍賣。還有更多捐贈流向了加拿大和法國，這兩個國家都未決定他們的5G基礎設施。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約瑟夫·博雷爾(Josep Borrell)警告他的同事，一場“全球敘事之戰”即將來臨——這一評估在4月獲得更多關注，當時歐盟官員們面臨來自北京的壓力，重寫了一份關於大流行虛假信息的報告，以分散對中國政府行動的關注。

羅斯的反應不同。3月26日，他在州參議院提出了一項決議。“中國共產黨在武漢新冠病毒問題上故意誤導世界，”決議稱，威斯康星州“聲援中國人民，譴責共產黨的行為”。該決議還列出了一系列中共涉嫌導致的不當行為，包括鎮壓藏族人和維吾爾穆斯林、獨生子女政策、摘取器官、強制絕育、鎮壓天安門抗議、操縱貨幣、盜竊知識產權和限制市場准入。羅斯不確定吳婷在要求他通過決議之前是否查看了他的政黨，更不用說查查他的政策立場了。如果她有，她可能就會知道他不太可能同意。

但羅斯清楚知道中國並不真的關心他或威斯康星州。“一開始，我以為他們只是來找我，”去年夏天他告訴我。“然後我意識到這是標准操作程序。他們希望我們通過它，這樣他們就可以通過他們的國家媒體播放它並說，‘看，美國，威斯康星州，在贊美我們。’”結果恰恰相反：他正在制定一項支持香港的決議。“這個完成後，我們還要制定一個關於台灣的，”羅斯說。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0月發布的一項針對14個國家的調查數據，就在趙立堅的澳大利亞推文發布的前幾周，民眾在過去一年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飆升，14個國家中有九個達到歷史新高。這種變化在澳大利亞、瑞典和荷蘭等國家尤其明顯，因為它們一直是中國最好戰外交策略的針對目標。自2019年以來，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負面看法上升了24個百分點，這是皮尤2008年開始這項調查以來該國變化最大的一年。61%的受訪者表示，中國在疫情應對上做得不好；大部分負面看法都來自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這樣的地區鄰國。（在疫情應對上得到更差評價的只有美國。）

調查結果證明了許多人已經提出的觀點：“戰狼”外交的興起，可能會浪費美國在特朗普任內四年反覆無常、弄巧成拙的外交給中國帶來的機會。“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世界不給他們應有的尊重，”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希夫山卡·梅農(Shivshankar Menon)說。“問題最終會變成，‘戰狼’外交是不是無法擺脫民族主義浪潮的症狀——你身處其中就不知如何脫身了。”

即使在中國國內，這種新基調也引發了不安，知名學者和前外交官紛紛反對強硬派。著名外交政策學者張峰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外交話語在“削弱自身”的博文。張峰寫道，中國的外交話語曾經過於抽象，而現在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何不站在道義的高地，以堂堂正正之勢與美國在外交話語上進行競爭呢？”他寫道。“逞一時之快，與美國‘口水戰’，美其名曰‘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是與美國鬥爭的下策，只會加大中國外交成本，削弱中國國際道義。”無獨有偶，人民解放軍將領戴旭指出，“戰狼”並未能為中國贏得任何朋友或善意。“中國曾經援助了這麼多的國家，這些國家也拿了中國許多好處，但關鍵時候，這些國家都沒有與中國採取統一行動，”他寫道。“戰狼”唯一做的事，就是“大張旗鼓到美帝的家門口說：‘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

但中國的領導人可能並不在乎國家的好感度有多少——至少對某些受眾如此。皮尤調查評估的14個國家都是先進的民主國家，許多都在歐洲。“還有別國的受眾，尤其是在那些對美國主導的秩序並無強烈認同的地方，人們對此喜聞樂見，”朱利安·葛維茲(Julian Gewirtz)說。“噴子也很受歡迎。”在後特朗普時代，人們對美國長期支持發展中國家的信任並不明朗，堅決對抗歐美可能是個成功的策略，特別是隨着中國援助和投資激增，中國在全球領導地位中占據了更重要的位置，而那正是西方曾經為自己打造的角色。

趙立堅的推文為了解中國希望培養什麼樣的全球受眾提供了一個窗口。就在他和蘇珊·賴斯的罵戰前，趙立堅推動了一項聯合國決議，呼應了中國在新疆問題上的立場。他重點指出的簽署國有俄羅斯、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阿爾及利亞、菲律賓和白俄羅斯——這是一個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廣泛聯盟，其中許多都將為全球經濟的未來增長提供動力，而其中一些則因人權問題變成了美國的指責對象。在最近為期11天的加沙衝突中，趙立堅在Twitter上發了一幅一隻禿鷹向該地區投擲導彈的漫畫。 “看看‘人權捍衛者’給加沙人民帶來了什麼，”他寫道。憑藉“戰狼”外交，中國將自己定位為非西方世界的領導者——並打賭這一同盟的其他成員也同樣渴望看到一個擺脫美國霸權影響的世界。

與此同時，在皮尤調查中包括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富裕國家，中國的意圖可能會真如預期的那樣被傳遞到位。“即使（中國的）聲譽受損，”葛維茲說，“中國變得強勢，其聲音更具分量、實力更加強大的觀點依然存在。”

澳大利亞可能只是預演。從宣傳、威脅到廣泛的貿易制裁，該國仍是這場展示軟硬實力的強勢運動的目標。“中國人以前會對單一行業進行經濟脅迫，比如對挪威三文魚或菲律賓香蕉，”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歷史系教授詹姆斯·柯蘭(James Curran)說。“澳大利亞則是在多個領域同時應戰。”自2018年通過反外國干涉法以來，該國已經採取措施，實現經濟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但40年來對中國經濟增長成果幾乎毫無質疑的熱情，仍使其處境如履薄冰。去年，對中國的商品服務出口占到澳大利亞國內生產總值的8%。其他南美和非洲的資源豐富的出口國也面臨類似風險，而在供應鏈、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上依賴中國的亞洲經濟體和新興市場也是如此。（由於鐵礦石價格達到創紀錄的高位，而這又是中國嚴重依賴澳大利亞的唯一大宗商品，澳大利亞才得以避免最糟糕的後果。）

至少對澳大利亞，“戰狼”外交的意圖實際上就是不受歡迎——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讓人畏懼。“中國可能會因其所作所為遭受一些軟實力上的挫折，”前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Brookings Institution)杜如松(Rush Doshi)說，他的《長遠的策略》(The Long Game)一書對中國大戰略進行了分析。“但主導國際關係的到底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

在趙立堅推文和澳大利亞回應所引發的軒然大波中，令人不適的圖片來源幾乎沒有得到多少關注。它是由一位網名為“烏合麒麟”的年輕插畫家創作的。他的第一幅插畫《偽神》描繪了一群香港抗議者崇拜一座詭異的自由女神像的畫面，而那座神像手裡拿着的是汽油彈和鍵盤。這些漫畫為他贏了《環球時報》的大肆吹捧，以及“戰狼畫師”的綽號。

《偽神》問世後不久，他又發表了另一幅作品《炮灰》，描繪了一個戴着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的孩子站在鐵軌中央，在迎面而來的火車前舉起彈弓。一群面帶笑容的成年人站在鐵軌旁，他們舉着雨傘保護自己免受必然的血濺三尺。孩子右邊的女性似乎暗指台灣總統蔡英文，而畫中三條搖尾吐舌的狗戴着類似美國國旗圖案的項圈。但或許，此畫最有趣的象徵是無意之筆：那就是火車本身，它似乎代表了疾馳而下的中國——毫不妥協、絕不退讓，好像已經無法改變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