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64，2021——現代日本的三個“奧運時刻”

陳季冰

2020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式舉行的那個周末（7月23日）晚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擠在新國立競技場南側廣場上，看體育場上空的燈光、焰火和無人機表演。各種年齡段的人都有，他們的情緒也各不相同，有人興奮，有人感懷，還有不少人特地從外地趕來。年輕人在草坪上席地而坐，邊喝啤酒邊聊天，間或傳出醉酒者的爭吵和警察趕來制止的呵斥聲。開幕式結束後，草地上到處是空酒瓶和空飲料罐，略顯混亂的人們湧向地鐵站，現場的大喇叭里不斷重複着請人群向前緩行勿停以及自覺把垃圾帶走的提醒……
稍早一點，在開幕式開始之前，幾百名抗議者繞着這個奧運會主體育場的管制區遊行了足有一個小時。到8點時，也就是開幕式開始的那一刻，他們聚集到了JR信濃町站，齊聲高呼：“停辦”、“立即中止奧運會”和“保護我們的生命、保護我們的生計”之類反奧運口號。維持秩序的警察們漠然地站在一邊，雙方沒有發生什麼衝突。
第二天一早，日本發行量第二大的報紙《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社論，沒有對東京奧運會的開幕表達什麼祝福，反而是再次警告日本政府和社會，要把防疫放在首位，公共衛生安全不能被奧運會綁架。《朝日新聞》是東京奧組委一開始選定的合作媒體之一，後來卻成了這屆奧運會的激烈批評者和反對者。它在那篇社論中寫道：“奧運會正在進行中，但我們仍然可以繼續問為什麼。”社論還十分讓人掃興地說，未來這十幾天裡，如有必要，仍應當果斷終止和取消這次賽事。現代日本迎來了它的又一個“奧運時刻”。但對於更多東京人和日本人來說，這一次不像上一次，他們沒有太多期待，也談不上有什麼准備。
一
沒有哪個國家像日本一樣，其發展歷程與現代奧運會的歷史如此契合，以至於它的每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都與“奧運時刻”高度吻合。
這或許並不是偶然的巧合——現代奧運會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產物，而日本則是西方人發明的現代性的最優秀的學生。
現代奧運會的歷史始於1896年，那幾乎也正是日本作為一個新興勢力登上現代世界舞台的同一瞬間。稍稍學過一點歷史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戰（日本稱為“日清戰爭”）中一舉擊敗一千多年以來的老師——中國；1895年，兩國簽署著名的《馬關條約》。
對我們中國來說，這是墜入百年深淵的開端。但對日本來說，這是它“崛起”道路上的第一步。經過明治維新以後1/4個世紀的“發憤圖強”，日本抓住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趕上了那個時代的末班車。在19世紀的叢林里，它通過把昔日的睦鄰和老師踩入深淵，從曾經同樣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俎上魚肉翻身而成為獵食“弱肉”的“強者”。用我們當代中國人最刻骨銘心的一句話來說，“一個民族的歷史命運歸根結底靠實力說話”。當時的日本人出色地踐行了這一信條，中國人一提到就感到屈辱萬分的《馬關條約》，正是日本被當時的“列強俱樂部”接納為正式成員的門票。
1936年，東京獲得了1940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整個20世紀30年代，都是日本力圖確立其世界一流強國地位的軍國主義狂躁歲月。到了那個時候，實力冉冉上升的日本已經不滿足於僅僅能夠獲邀坐到帝國主義的宴席上分一杯羹，它的目標是將西方勢力趕出亞太，建立自己的地區霸權。它視將要舉辦奧運會的1940年為世界歷史上的“東京元年”。
中國人更不可能忘記的是，在東京申辦奧運會成功的第二年（1937年），日本就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但這一次，歷來高瞻遠矚的日本精英們卻大大地看走了眼。因為又過了1/3個世紀以後，特別是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在世界范圍內，19世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理想已經退潮和翻頁了。
正如我們已知的，日本不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跌入地獄，1940年東京奧運會也泡了湯。一方面，戰線不斷拉長，物質供應極其短缺，原來將要走上奧運賽場的日本運動員也都紛紛被派上了戰場；另一方面，國際反法西斯同盟集體抵制。最終，這屆奧運會被取消。
在宣布取消的那一刻，當時日本昭和天皇的一位重要大臣和謀士木戶幸一還不忘記豪言壯語：東京已經做好一切准備，只待戰爭結束和平來臨，便可立即補辦這屆奧運會。屆時，日本將向世界人民展示“真正的日本精神”。
木戶幸一說那番話時顯然並不是只是為了挽回一點面子，他在那一刻應該深信不疑，很快就將來臨的“和平”必定是日本希望和計劃中的那種“和平”，而將要補辦的東京奧運會則是“大日本帝國”從此君臨東半球的登基禮。
木戶幸一後來作為甲級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終身監禁（1955年遭釋放），但東京這個城市最終還是兌現了他許下過的承諾。不過那是20多年以後的事了。當然，下一場東京奧運會的劇情和腳本也完全超出了木戶幸一那一代日本精英階層的理解力。
二
對上一點年紀的日本人來說，1964年是一個永遠無法忘懷的高光時刻。在那一年，等候了20多年的“奧運時刻”終於降臨在東京。在今天的許多政治家和學者看來，這也是現代日本又一個重大歷史轉折點。
在戰敗以後的那段歲月里，日本不僅山河破碎、百葉凋敝，民生艱難，而且整個國家民族背負着負有嚴重戰爭罪行的軍國主義侵略者的恥辱形象。就拿奧運會這件事情來說，二戰後重新舉辦的首屆奧運會是1948年倫敦奧運會。當時的主辦國和國際奧委會都認為，日本和德國這樣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的戰爭販子根本不配享有參與這場“世界和平盛會”的資格。
直到1959年，日本才再度爭取到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權。那屆奧運會也成為了日本走出戰敗時代，一洗20年恥辱，以一個和平繁榮的現代民主國家重新在世人面前亮相的歡樂暢快的派對。
“那時候每個日本人都對奧運會非常興奮！”
對申辦2020年東京奧運會最積極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動情地感懷。那屆奧運會舉辦時，只有10歲的他是多麼興奮地前往國際競技場觀看比賽。安倍甚至說，對自己來說，能夠再次獲得奧運會舉辦權，比再度當選首相意義更重大。
在本屆奧運會開幕式上代表日本主辦方致辭的2020年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恰好出生於1964年，更準確地說，她出生在那屆奧運會開幕的5天前。她的名字中的“聖子”二字，正是來源於奧運聖火。
在當時的日本輿論中，讓那些在二戰中曾與日本為敵的西方國家的民眾重新認識日本，是那一刻日本精英與大眾的堅定共識。
日本在籌備那一屆奧運會時，建設了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為之後幾十年日本的現代化和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東京至大阪的新干線在1964年10月奧運會開幕前幾天開通，日立公司生產的子彈頭列車飛馳其上；貫穿東京市中心的首都高速公路系統也是當時新建成的，東京的公共交通網絡得到了大幅提升；矗立在各個運動場館里的精工牌電子表記錄比賽時間毫秒不差；隨着日本人收入的普遍提高和公共廣播系統的升級，家庭紛紛購買彩電……
今天，吹毛求疵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說，1964年的奧運會並不像善於美化過去的人們記憶中那樣諸事皆順。僅僅在1963年，也就是那屆奧運會開幕前一年，只有一半左右日本公眾支持舉辦奧運會。
他們可能更會正確地指出，戰後日本的經濟奇蹟本身並不是奧運會促成的。事實上，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已達到了兩位數。1964年東京奧運會只是這一持續成功的集中體現，最多也不過是它的催化劑。1960年，當時的首相池田勇人承諾在10年內讓日本的人均收入翻一番，這一目標實際上僅用了6年就實現了。在奧運會舉辦過後的4年，日本就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誰也無法否定，1964年的東京“奧運時刻”是一個耀眼的象徵。它標志着日本在二戰結束後重新被國際社會接納。自那之後，它以一個全球首屈一指的工業大國和經濟強國的面貌重新回到世界舞台，而那一刻距離日本在二戰中戰敗投降才不到20年！
也許最能夠讓今天的日本人感慨的是，奧運會的口號“更快、更高、更強”，可以說就是那個時代日本社會朝氣蓬勃的整體精神面貌的真實寫照。
三
對1964年“奧運神話”的記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的下一個“奧運時刻”，也就是當下正在舉辦中的本屆東京奧運會。
那屆奧運會成功舉辦以後，現代日本的“黃金時代”又延續了1/4個世紀，直到泡沫大破裂。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日本已經整整“失去了30年”：經濟長期低迷、政府債台高築、社會持續老齡化、與東亞鄰國圍繞領土和歷史問題的爭端不斷加劇、保持了40多年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桂冠被近代以來愛恨情仇的焦點鄰國中國奪走，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東北大地震更仿佛是這些種種不如意的一次總噴發……
對於像安倍晉三這樣的右翼保守派人士來說，“向後看”是他們根深蒂固的思維底色。在他們的解決方案里，要讓日本從長達30年萎靡不振中重新振作起來，最好的辦法便是喚回昔日的美好時光，這也就是安倍非常喜歡使用“日本回來了”這類口號的心理根源。這時候，還有什麼比舉辦一場1964年東京奧運會那樣的世界性大聚會更能振奮整個日本的民族精神的呢？
然而，不管是好是壞，時代的浪潮從來不會止步。1964年時還是少年的“安倍們”在2020年或2021年，也已經到了當年“木戶幸一們”的人生階段。日本這一個“奧運時刻”的劇情和腳本的發展，也顯然不會順從老一代的精英們的規劃。
近來越來越多的評論人士指出，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只是像過去這幾年裡頻繁曝光的那麼多醜聞那樣，它或許對本屆東京奧運會造成了不小的混亂，但2020年（2021年）註定成為不了1964年，疫情並不起決定作用。
與57年前相比，今天的日本社會已經徹底改變了。
如果說1940年的日本是一個魯莽的“不良少年”的話，1964年的日本則是一個“改邪歸正”的勤奮青年，但如今的日本已是一個飽經滄桑的成年人。不像1964年時的經濟剛剛起步，人們有着仿佛永無止境的渴望和追求，現在的日本已是全世界最發達和富裕的國家之一。但與此同時，人們對於未來也遠不如一個甲子前那麼滿懷憧憬和念想。
有人曾形象地說，1964年的日本給人一種“這是一個一切都在高速運轉的屬於未來的國家”的感覺。而今天，日本在更多人心目中是一個“迷失了方向的國家”。無論你在精英階層還是社會大眾中間，都能強烈地感受到這種迷失。
對於深情回望1964年“奧運時刻”的安倍晉三這一代日本人來說，最令他們失望的，莫過於如今的日本社會已經沒有了戰後經濟騰飛年代那樣的凝聚力。與那時相比，當代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也更加不願意為了國家而作出犧牲。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口號是“激情聚會”（United by Emotion），但這種“激情”大概只是仍然把持這政治話語權的上一代日本精英們的理想的迴光返照罷了。
因此，自從2013年東京歷史上第三次獲得夏季奧運會主辦權以來，日本國內外許多人都認為，2020年的“奧運時刻”註定不會是充滿希望的一刻。更大可能是，這一刻永遠也不會再來了。
這樣的“衰落感”直觀地反映在下面這組數據對比中：1964年，當裕仁天皇宣布奧運會開幕時，年齡在65歲以上的日本人只占全國總人口的6%；2021年，當他的長孫德仁宣布奧運會開幕時，這個比例已超過了28%。與此同時，日本現在的生育率則跌到了1964年時的一半。事實上，日本的人口自2008年以來一直在減少。這樣的現實使人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會比今天更好”。而對於1964年時的日本人來說，這是不證自明的真理。
四
從一定程度上說，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就像一個人，也會經歷從出生、成長、成熟到衰老的生物體全過程。
日本已經過了它令人激動的日新月異的成長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正如每一個年齡段的人都具有各自迥然不同的獨特經歷和人生價值意義，國家也是如此。
對日本來說，以“平成”年號標記的過去這30年的主題絕不只是“失落”。無數人都注意到，上世紀80年代經濟泡沫崩潰以後，日本的生態環境更加優美清新、社會秩序更加良好有序、國民生活更加平和踏實……
回望平成時代，你還可以說日本在文化層面碩果磊磊。而伴隨着在科技、文化、國際援助等各個領域裡作出的重大貢獻，日本這個國家在世人心目中的魅力和地位也達到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高的新高度。一個最簡單的數字：在64年漫長的昭和時代，日本人一共只有5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但在長度不到它一半的平成時代，卻有16位日本人榮獲諾貝爾獎……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至於說社會的老齡化、少子化，這是發達國家的通病，並不是日本獨有的問題，甚至恰恰是日本躋身世界最發達國家行列的一個經典寫照。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今天的日本正在告別“整體”和“宏大”敘事，轉入一種更加專著於每一個國民生活品質的“個體”和“細節”的敘事。
但如同1940年和1964年一樣，日本現代歷史上的第三個“奧運時刻”，也是日本又一次面臨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一次，它需要回應的新的時代問題是：如果保持一個人口日益萎縮的老齡化社會的富裕、適應能力和堅韌活力。
相對於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日本有其表面上更為脆弱的一面，例如它是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最嚴重的。但日本也有獨特而顯著的優勢，即它的社會結構：日本幾乎是當前唯一對民粹主義政治浪潮有高度免疫力的發達大國，這是因為日本社會的同質化，以及它的精英與大眾間牢固的信任紐帶。不過，正如一些西方觀察家所指出的，但這種優勢也可能轉化為劣勢，如果它使得日本社會更加難以順應時代需求的變革的話。
因此，東京當下這一個“奧運時刻”將要展示給世界的，註定是與57年前截然不同的面貌。用權威的日本當代史學家吉見俊哉的話來說：“我們需要改變對城市的看法，應從‘更快、更高、更強’變成‘更快樂、更有彈性、更可持續’。”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信號——
此次東京奧運會迄今給人留下比較深刻印象的是它的多元化。
在開幕式上點燃奧運聖火的網球名將大坂直美是最典型的一個超越族群的多元象徵，具有日本、美國和海地的血統的她曾說，“我有三個祖國”。同樣顯眼的是入場式上日本代表團的男旗手八村塁，這位現效力於NBA華盛頓奇才隊的籃球明星的父親來自西非的貝寧，母親是日本人。不過他從小在日本長大的，雖然黑皮膚比大坂直美更黝黑，但比後者得到日本上下的更大認同。
而在日本這次派出的史上最龐大的近600人的奧運代表隊中，像大坂直美和八村塁這樣的混血或擁有海外血統的運動員還有很多。在日本參加的30多個比賽大項中，擁有海外血統或者在海外出生長大的運動員將參加過半數項目。這不僅是日本為了在本土作戰的奧運會上取得更好成績，也可以說是日本這個素以保守穩定著稱的社會的變遷縮影。
在這屆奧運會上、種族平等和性別平等的觀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弘揚。
從本屆奧運會開始，開幕式上各個代表團入場時，都由一對男女運動員共同掌旗。據估計，在參加本屆奧運會的選手中，女性所占比例將達到史無前例的48.8%，英國代表團女選手人數甚至超過男運動員。而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女運動員只占所有選手的13%。
我們還看到，許多場次的比賽開始，運動員自發地單膝跪地，表達對種族歧視的堅決拒絕。日本著名歌手MISIA在開幕式上演唱日本國歌《君之代》時，特地穿上了彩虹色的外套和裙子，象徵對LGBTQ群體的尊重；而新西蘭舉重運動員勞雷爾·哈伯德的獲准參賽，還使得本屆奧運會賽場上首次出現了變性選手的身影，雖然它也引發了關於“破壞比賽的公平性”的爭議……
為了這屆奧運會，東京政府雖沒有像1964年那樣大興土木，但為輪椅使用者及其他市民改善了城市的無障礙環境。
除此之外，高科技的廣泛採用充分展現了面向未來的主題。
英特爾公司研製的無人機在新國立競技場的夜空裡秀出的立體“地球”驚艷全世界。而氫能源聖火燃料、回收利用東日本大地震災民臨時住宅窗框製作的富士山形象的主火炬塔、利用PET瓶回收再生聚酯製造的部分運動員官方服飾、以及這兩天廣受熱議的運動員宿舍里的“紙板床”……所有這些都濃縮了這屆東京奧運會及當代日本日益高漲的環境保護意識。
五
自“現代奧運之父”皮埃爾·德·顧拜旦在1896年成功創辦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來，人們無時無刻不在強調它在理論上不應被腐蝕的純潔性。但是，從第一屆希臘奧運會起，從來就沒有一屆奧運會不是承載了許多體育以外的其他追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未來還將如此。
在將奧運會當作一種全民社會動員的漫長曆史記憶中，東亞國家的表現尤為令人印象深刻。這其中的理由其實我在本文開頭已經有所涉及：相比於先發現代化的歐洲和北美國家，東亞國家是後來者和學習者，還是比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地方更加優等的後來者和學習者。它們為了成功躋身這個西方人創造的現代性大家庭，付出了比先發的西方國家更大的代價和更多的扭曲。
1964年的“奧運時刻”後來不僅成為現代日本的一個神聖記憶，還演化成了整個東亞地區嚮往和追求現代化的人們的共同神話。它為那些“更後來者”提供了一幅令人怦然心動的藍圖，從現代都市規劃，國家經濟政策，直到整個現代化事業。
那以後又過了將近1/4個世紀，到1988年，在韓國首都漢城舉行的那一屆奧運會，成為韓國成功結束獨裁統治、建設民主國家、融入現代世界的一座豐碑。又過了20年，到2008年，中國藉助一屆成功的北京奧運會宣告了它將要重新回到世界中心舞台的“崛起”和“復興”……明年，北京還將要舉辦冬奧會。
如果撇開東亞各國各自社會內部的空間差異性和不同特徵，我們會看到，在現代化道路上的100多年歷史中，有一個時間上的順序階梯。雖然我們不能簡單膚淺地說，日本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只要仔細審視一下中國取得的成就及面臨的問題，你就會發現，它們中有很多，日本也曾取得過，也曾面對過，或者仍在面對。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走過的路是可以成為中國繼續前行的一面很好的鏡子。現代日本的三次“奧運時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清晰的聚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