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陳公博回憶錄里的中共一大

Lv200[2021-09-15]

在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陳公博始終都是“另類”的存在。淪落為漢奸，身死名裂的最終結局，讓他們在不少關於一大的歷史記錄中被有意無意的忽略、淡化。但是，也正是這兩個人物，各自的回憶錄中都有關於一大的不少細節描述，這也為我們探知100多年的這段紅色往事，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先看周佛海關於一大的回憶。在從他1942年出版的回憶錄《往矣集》裡可以得到，周佛海在日本“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由此可見，若一大選擇在學期中開會，周佛海或許也就無緣成為一大代表了。

對於其他的參會代表，周佛海的回憶與現在的歷史敘述基本一致：“廣東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回憶到這里，他特別提到“丁默邨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

對於自己成為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則是這樣解釋的：“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

會場遭遇法國巡捕搜查當天下午，周佛海自述因吃壞肚子未參會，直到同住在博文女校的毛澤東回來後，方才知曉發生的一切：“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瀉，不能出門，一個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進行的步驟，糊糊塗塗也就睡着了。大約12時左右，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探頭探腦進房來，輕輕地問我道：‘這里沒有發生問題嗎？’我駭了一驚，問他，纔知道是出了事。”關於會場遭到搜查的過程，周佛海的回憶與如今的主流敘述幾無二致，但其對毛澤東此時的一段描述也說明，當時代表們對博文女校是否也被盯上，是有擔心的。“毛澤東以為博文女校，也一定被發現了，嚇得不敢回去。在遠遠的地方，探頭探腦偵查了半天，纔敢進去。”

與周佛海一樣，陳公博在他的回憶錄《寒風集》中，對談到了不少他參加一大的經歷。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舉辦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這次大會給我的壞印象不少，大概我後來脫離共產黨，要以這次大會給我的惡劣的印象為起因„„”述及一大，陳公博開頭即這樣寫道。《寒風集》裡，陳直言有大會有3件事情令其極為不滿。

“第一件事就是開會地點問題，當日原議每日開會均須更換地點，以免被人注意。但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我覺得有些詫異，那天恰好早上張國燾來找我，我問他為甚麼與原議不符。他說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理論，而是柯茨基（通譯：考茨基，屬第二國際，被列寧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考茨基》）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紅色的，我們在他家內開會，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們偏要在他那裡開會。我聽了這句話，默然不答，心想，呵，原來如此！我以為同志間應當相見以誠，相親以義才對，國燾這樣做法，簡直是和漢俊為難，連同志的安全都不顧，現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便有這些傾軋現象，以後惡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儼然分為兩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我心內冷然，參加大會的熱情，頓時冷至冰點，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第二件事，因為張國燾去過短期俄國的關係，故推他做大會主席，國燾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燾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唯俄國代表馬令（通譯：馬林，荷蘭人）和吳庭斯基（通譯：尼科爾斯基，俄國人）的馬首是瞻，當時有幾件提案竟把我氣的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黨人員參加政治，甚至乎不許當校長。我爭辯着，共產黨是應該鬥爭的，為甚麼連校長都不可干，國燾硬要通過，而多數居然贊成。可是到了第二晚開會，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甚麼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極了，我說昨日我本來不贊成，而會內倒否決我的意見，今則議案通過，只由一個俄人反對，又取消議案，這樣不必再開大會，只由俄人發命令算了。這次衝突，兩俱不歡。而當時類此之事，不一而足。”

“第三件是通過宣言，內中對於孫先生和徐世昌（那時孫先生是廣東非常國會選出的臨時大總統，徐是北洋軍閥左右下的國會所選的大總統）相提並論，批評得一文不值。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對，辯論很久，宣言終於通過了。我直急得跳起來，找佛海漢俊商議補救的方法，後來到最終會議，才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將來這篇宣言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後，向仲甫先生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因此中共第一次大會的文獻，沒有宣言，不過當日共黨是秘密組織的，有無宣言，世間也不注意罷了。”

以上種種，成稿於1943年，此時的陳公博早已投身汪偽，淪為巨奸。所以，這些內容是否都是陳在參加一大時的所思所想，着實令人生疑。但即使如此，我們依然可以透過其中，窺得大會的一些細節信息，對於我們全面了解一大，顯然都是珍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