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廬山會議是彭德懷和劉少奇的惡斗

我知道的廬山會議上的一些具體情況，包括我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成為了會議上的反左材料、彭德懷萬言意見書、彭德懷反黨、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等等，都是會議結束後田家英、林克、李銀橋他們回來講述的。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書，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參加了廬山會議，不過他不能進入會場，是在外面，只能聽說一些會場情況，我從他那裡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況。

大躍進之後不久，毛主席通過各種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經開始對劉少奇、鄧小平和一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搞浮誇表示出了擔憂，並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和1959年2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連續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積極部署反左，採取措施制止高指標和浮誇風。他要我們到四川去搞調查，了解農村實情，也是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進一步防左反左。1959年開春我們下到四川調查不久，主席就通過辦公廳打來電話，之後就寫過一封黨內通信。這封黨內通信是號召生產隊長都要抵制高指標，要求發到農村公社支部，要給農民去講。當時我們看了，就覺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況，就好像是針對我們下面看到的情況說的。我們下去之後第一天吃的是干飯，第二天開始就越來越稀了。不是農民對我們不好，而是他們沒有那麼多糧食給我們吃。不是一個隊這樣，而是各個生產隊都這樣。我估計這些情況田家英在電話里跟主席做了口頭匯報，並告訴主席下面的糧食產量很可能是瞎報、虛報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寫的“黨內通信”發到公社支部，要農民抵制高指標，說明這個時候主席已經在考慮發動群眾來反左了。那時田家英在底下跟我們說，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對左的、反對過熱的指示，我們要傳達到農民。後來我們拉有線廣播，田家英親自還給農民念文件，叫農民不要虛報，要講實話„„

但是，我們小打小鬧傳達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傳達，因為四川的領導不讓傳達。這實際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寫的黨內通信。四川是這樣，安徽更過分，曾希聖不但扣押黨內通訊，還把反對浮誇的安徽副省長張凱帆打成反革命集團。問題是這樣的嚴重，主席讓中央召開廬山會議是要繼續反左，加大力度糾正“左”的錯誤，主席想通過引導大家讀書和討論，讓那些在大躍進中“放衛星”、搞浮誇的領導幹部，把頭腦冷靜下來。

彭德懷上廬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調查的，看到了農村的一些實情，也反對那些過左的東西。所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會議是一個反左、反浮誇的氣氛，當初那些被浮誇派批評為“右傾保守”的人，就有了說話的機會，難免對浮誇派發泄不滿。彭德懷通過小組的發言，把這些人的情緒調動起來了（我相信有關檔案還保存着彭德懷在小組發言的材料，我現在已經無法接觸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託希望於未來的檔案開放了）。他這個積極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會議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寫的、經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認真閱讀後很滿意，就批給大會了，是作為反左的重要依據材料之一印發的。我的報告實際不僅僅是揭穿了四川的糧食產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國的糧食產量真相。這樣一來，以前搞浮誇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吳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組會上受到彭德懷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評，會議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據李銀橋講，會議就要結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書多，到哪裡都帶上一堆書，包括《資治通鑒》這類書。書整理打包費時間，主席就叫他先把書打包好。這意思就是會議要完了，准備下山了，根本沒有要整彭德懷的意思。主席還說了會後要到下面去轉一下。

但是，彭德懷對會議這麼早結束不滿意，他覺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癢，批得太輕描淡寫了，就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就是現在一般說的“彭德懷萬言意見書”。意見書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來沒什麼，但裡面有釘子，暗含殺機。因為他提出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問題，而且是在會議就要結束的時候提出來的。這個就極不正常了，表明他對這之前開會的結果有意見，他不同意會議就這麼收場。中央准備搞個糾左的文件，還沒有見面怎麼就要散會呢？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詞黨內都懂，是左傾路線的代名詞，在延安的時候就有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改變中央領導了。以前的李立三就當了三個月的總書記，也就提了一個“先奪取幾個大城市”的主張，說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這些話，其實也沒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傾盲動”的路線錯誤，就下去了，到蘇聯去改造了15年（那不是修養，是改造）。王明、博古也都是因為路線錯誤下去的。

關於搞單干和走集體化的爭論，從建國以後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彭德懷一直實際上是主張單干的。那些反對搞大躍進的幹部，也大多是他這個主張，都認為中國搞社會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劉少奇卻一直是搖擺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對搞合作社，到58年大躍進，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勁的。他在第一線，講了很多過頭話，像譚震林這些人就跟着他瞎說。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在大躍進中的錯誤沒有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大，對比一下他們在大躍進中的講話就知道了。共產風和浮誇風的源頭都是在劉少奇這里，跟着他的指揮棒吹拉彈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但大躍進中彭德懷和劉少奇並不一致，彭德懷還是堅持他原來的單干，沒有像劉少奇那樣左右搖擺。浮誇風搞出了那麼大的問題，彭德懷就覺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懷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提法，實際是把目標指向劉少奇。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懷在意見書里引用了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講話，作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證據。這是能說明問題的。其次，他後來責怪毛主席不該把這封信印發會議，同樣也能說明問題。他說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談話。是私下談話，他就不會說毛主席本人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劉少奇的話作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證據，那就是指劉少奇了。第三，彭德懷是元帥，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頭指向主席，就不會寫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對紅衛兵說“劉少奇是極左的。你們現在才反劉少奇，我在廬山會議上就反了”。這也能證明他當時就是針對劉少奇的。

總之，彭德懷覺得劉少奇搞的浮誇風是嚴重的路線問題，他用“小資產階級狂熱”這個黨內人人都懂的說法，實際是希望中央換掉劉少奇，讓他自己或者其他什麼人上去來糾正劉少奇的錯誤。

彭德懷的信到了主席手裡，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說，不能我一個人看，我要開會的。這個李銀橋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讓他把打包的書都打開了。彭德懷後來說，這個信是給主席的，你怎麼能發給大家？彭德懷不懂嗎？他寫的是正式信，是給中央提意見，不是給主席一個人提意見的，主席就得處理，不能就這麼算了，起碼要給常委們看看吧？所以廬山會議繼續進行。繼續開會後，彭德懷實際上活動更加積極。

劉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領導人，還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是浮誇風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懷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錯誤，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們都看出了釘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懷的意見，那他們這些對浮誇風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就都要垮台。這就是說，彭德懷的信把事情搞復雜了，把黨內兩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劉少奇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為代表的浮誇派領導人都鬧起來了。

這個時候就要看主席的態度了。主席是反對搞浮誇的，在會議前半截還拿着我從四川經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糧食調查報告》批評過李井泉，其他大區書記、省委書記也跟着緊張。可是，主席認為浮誇風是工作中的錯誤，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誇的這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都不必要撤換的。他此前就說過，有浮誇也不要緊，放假衛星是錯誤的，但還有真衛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來了。這是個過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評以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聽他的了。如果把他這樣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都得拿掉。省委書記、大區書記都拿掉了，劉少奇還幹得下去嗎？那就意味着要引起黨內大震動的。所以，毛主席說彭德懷的信是在“下戰書”，是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主席批判彭德懷是下了決心的，但不是出於私心，而是為了黨內團結，為了黨的路線的連續性、一致性，避免黨內大震動。

恰在這種情形之下，會議期間發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黃克誠、周惠、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李銳等幾個人經常晚上在一起開小會。當時，警衛戰士給中央首長站崗值班都要做值班記錄，做例行匯報，有警衛戰士在值班例行工作匯報中，談到彭德懷他們一些人經常開會不開燈，就是人進去了就熄燈，開完一兩個小時的會，一個一個地出來。警衛戰士把幾點關燈、幾點開燈、什麼人進去出來，都做了詳細記錄，報告給了連長，連長再上報，層層上報就報給了羅瑞卿。當時，中央已經有個防突委員會，是專門防止突發事變的，由周恩來主要負責，羅瑞卿也是負責人之一。出於職責所在，羅瑞卿看到這個警衛戰士的記錄，覺得很不正常：中央沒有叫開這樣的會，他們怎麼開了？羅瑞卿實際是不相信會有這種事，為了搞清楚警衛戰士記錄的是不是實情，他就親自到小樹林觀察。彭德懷他們不是開一次會，又一次開會的時候，羅瑞卿就把情況都觀察到了。

在再後來發生的事情中，李銳起到了非常壞的作用。李銳說他是主席的秘書，其實他不是。他只是因為在長江三峽水利建設上的有些好的意見受到毛主席的重視，毛主席讓他擔任自己的通訊秘書，可以經常寫信來反映下面的一些情況。類似的通訊秘書主席有一批，有農民、小學教員、知識分子，演藝界的，什麼人都有，反映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涉及群眾生活和群眾關心的問題。主席這樣做是為了更全面掌握情況，但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席秘書。

李銳參加彭德懷的小會最積極。人家說李銳是司馬懿是有道理的，司馬懿走路老回頭，李銳走路也老回頭。我事後聽到很多秘書室同志的議論，尤其是李銳出了問題去勞改之後，聽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銀橋都議論說，李銳當時做賊心虛，一看到羅瑞卿，四目相對，就以為他們開小會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動交代。他幹嘛這樣呢？我現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羅瑞卿已經知道了，就會向主席匯報，主席會追查，萬一有什麼事就不如爭取主動。林克後來跟我說，主席聽了李銳的主動坦白以後，很快又聽到了羅瑞卿的匯報，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來問情況。

李銳知道主席找了他們後，生怕他們說的比自己說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補充交代，說彭德懷、陳伯達、黃克誠、胡喬木、田家英他們罵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還壞。這個話要是真實，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話就夠了。赫魯曉夫背叛斯大林，讓斯大林名譽受到嚴重污損，“斯大林晚年”是個貶義詞了。這些周惠後來寫的書里都有，林克也說了，李銳自己也承認的。李銳的這個第二次交代，可能為了解脫自己就誇大其詞，還搞了很多張冠李戴，等於是瘋狗亂咬人，使問題升級了。

按照林克的說法，李銳還交代過，說在他們開小會的時候彭德懷打電話給軍隊了。我估計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銳的交代報告。否則主席怎麼會說他們是陷入軍事俱樂部呢？參加小會的軍隊的主要負責人就是彭德懷和黃克誠，兩個人能算一個俱樂部嗎？張聞天和其他幾個人都是非軍人。主席不會無緣無故有這個概念，一定是有報告。彭德懷是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黃克誠是中央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兩個人是直接掌握軍事大權的，張聞天是管外交、搞經濟的，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都是毛主席身邊的人，這麼多人都擔任黨的要職，還有管宣傳的，搞在一起，說了許多嚴重違反組織原則的話，還包括攻擊主席本人，這些在當時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黨。

至於軍事俱樂部，那就還有一個背景。彭德懷1959年4月帶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東歐，在上廬山前，剛結束對蘇聯和東歐的訪問。有陪同他出訪的人回來後向中央報告，說彭德懷在蘇期間，受到赫魯曉夫超規格的熱情接待，有好幾次蘇方還把中方隨行人員和翻譯攔在門外，通過蘇方的翻譯與彭德懷單獨會談。如果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況。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絕了赫魯曉夫想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潛艇基地的無理要求，赫魯曉夫正對毛主席惱怒不已，還多次向訪問蘇聯的中國同志說，希望他們推翻毛主席的領導。廬山會議之前不久，赫魯曉夫一直在公開發表言論，批評我們搞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懷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剛回來，廬山會議召開前夕，蘇聯就單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彈樣品在內的軍事合作協議。這明顯就是赫魯曉夫在給中國共產黨從外部施加壓力，來促使中國黨內發生他想要的改變。黃克誠當時是總參謀長，而他也實際參加了彭德懷的小會。這就使軍事俱樂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陳毅匯報的事，當時陳毅留守北京，相當於看守內閣，有臨時處置權，可以調動軍隊。蘇聯武官去見陳毅，要求個別談話，陳毅把秘書都譴走，只留下翻譯。蘇聯武官開門見山說，你們中央在廬山開會，你在北京可以乘機把權力拿到手裡。陳毅聽了火冒三丈立即把這個武官請走了。陳毅馬上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主席。主席說，你讓他多講幾句嘛，蘇聯策反也不是一次了。這一系列事情聯系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就有依據了，毛主席不採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說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路線錯誤，是想推翻我們的路線，他不是一下子來的，是各種各樣原因集合起來促成的（蘇聯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後來賀龍訪蘇，也策反賀龍，說他們一個元帥就把赫魯曉夫搞掉了，要賀龍把毛主席搞掉。賀龍當場發脾氣，總理也抗議，不談了，回來）。

要解決彭德懷的右傾問題、反黨問題、軍事俱樂部問題，實際不是毛主席一個人決定的，而是中央集體決定的。當時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區書記、省委書記對彭德懷都不滿意。彭德懷這個人有很多優點，但也有很多不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後，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軍內高層鬥爭，就是彭德懷批判劉伯承和粟裕（參見第五章）。他這樣做，得罪了很多軍內的人，在黨內也結怨很多。結怨的由頭，以及這個“軍事俱樂部”的由頭，都是在彭德懷自己。所以，當時他的“軍事俱樂部”一揭露，就是牆倒眾人推，說他反黨、搞軍事俱樂部，全黨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現在很多的書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樣，好像每個人都是彭德懷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個人要把他打倒。

我聽田家英說，當時反對彭德懷最積極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劉少奇。劉少奇把彭德懷罵得狗血噴頭。這就讓我想起彭德懷罵粟裕，真是一報還一報。劉少奇還堅決主張把彭德懷清除出黨，但主席沒有同意。賀龍罵彭德懷也很積極，罵得也很厲害。李井泉本來是因為浮誇風遭到毛主席的批評，彭德懷也一直就是在會議期間不斷批判他們這些浮誇派的，現在李井泉也有了反擊彭德懷的機會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懷來了。李井泉是賀龍的部下，解放四川的兩個元帥是賀龍和劉伯承，賀龍排名還在劉伯承的前面，因為這個淵源他成了“西南王”，誰也不怕。而且他對會議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過，借田家英參加了彭德懷的“小會議”對田家英也大肆報復。田家英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緊急通過在北京的陳秉忱下令我們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