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保羅·約翰遜的《摩登時代》(3)

保羅·約翰遜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紀的敘事史，20世紀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大蕭條，冷戰、共產主義的興起和滅亡，幾個帝國的崩塌。許多歷史事件對我們今天仍然有影響。蓋棺仍未論定，對20世紀的解讀必然深深影響我們對今天世界的展望。一本描寫我們親身經歷的時代的敘事史。本書史實詳實，文筆生動，洞見深邃，有許多正史沒有的秘辛。是很少能讀到的歷史巨著。
         
雅爾塔會議：中國是雅爾塔的主要受害者，最終導致政權的顛覆。中國並沒有出席雅爾塔會議，儘管它是盟友，直到8月14日才把會議條款詳細告知中國。當時蘇聯已經宣戰，協議已不可更改。斯大林什麼都不付出便得到了他的漫天要價，美英怎麼也不能證明放棄他們最重要的原則的道理，哪怕是以剛性的軍事需要作為理由。

羅斯福把中國帶入了“四巨頭”體系；儘管方便的時候他總是把中國忽略掉，尤其是在至關重要的關於日本的雅爾塔秘密協定上，這一協定把蘇聯人帶入了中國東北。後來，大概是感到內疚，他見到蔣介石，“我問蔣介石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想要印度支那嗎？’他說：‘那對我們沒什麼用。我們不想要。它們不是中國的。’”

羅斯福說：關於斯大林“以他這樣位高權重者的品德，他不會試圖吞併任何地方，而且會為了一個民主與和平的世界跟我攜手合作。”後來羅斯福掄起拳頭猛捶自己的輪椅：“我們沒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違背了自己在雅爾塔許下的每一句諾言。”他告訴一位記者：斯大林要麼並沒有掌控一切，要麼“是個說話不算數的傢伙”。羅斯福滿足了蘇聯的要求同意波蘭選舉，但他並不支持英國的要求：對投票進行國際監督。他宣布：所有美國軍隊都將在兩年之內撤出歐洲；這正是斯大林想要聽到的。冷戰可以說是雅爾塔會議的直接後果，美國為羅斯福的錯覺和輕浮付出高昂的代價。

羅斯福沒有做任何事情來鼓勵艾森豪威爾迅速向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推進，像英國人所希望的那樣。艾森豪威爾拒絕接受這樣的觀點：他的部隊挺進的程度將事實上決定戰後的地圖。他強調：“我不願意為了純粹的政治的目的而讓美國人冒生命危險。”蒙哥馬利將軍難過地寫道：“美國人不懂，如果在政治上輸掉這場戰爭的話，在戰略上打贏戰爭就沒多大用處。”艾森豪威爾屈從於蘇聯的反對，命令美軍在距布拉格兩個小時的地點止步不前，導致布拉格被蘇聯輕鬆地在三天后單獨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從此被納入蘇聯陣營。才有可能發生以後的布拉格之春和天鵝絨革命。捷克人民又失去了44年自由。與蘇聯的狡猾地違反協議相反，美國忠實而愚納地遵守和蘇聯的協議。諷刺的是，蘇聯宣傳後來把美軍描繪為蓄意拒絕向布拉格進軍，聽任納粹殺害捷克愛國者。

在解放歐洲期間落入盟軍之手的任何蘇聯國民都必須歸還給蘇聯，不管本人願不願意。10%的“德國”戰俘實際上是蘇聯人。大多數人不想回去。結果，數十萬人被交給斯大林。第一批一萬人當中，只有12個人是自願的。

丘吉爾通過他在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討價還價，從而有效地、幾乎單槍匹馬地把極權主義排除在地中海之外——這是他對人類自由最後的偉大貢獻。

朝鮮戰爭：1950年1月12日，迪安·艾奇遜在華盛頓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了一通十分愚蠢的演說。在演說中，他似乎把台灣、印度支那和朝鮮都排除在美國的防禦圈之外。艾奇遜認為：中國和蘇聯很快就會互掐起來。蘇聯對“中國北方四省”（外蒙古、內蒙古、新疆和滿洲）的“吞併”是一個最重要事實。美國千萬不要與中國為敵，並因此把“正義的怒火和中國人民的仇恨從蘇聯人那裡轉移到我們自己的身上”。事實上，艾奇遜得到的信息是錯誤的。他不知道，就在他發表演說的時候，蘇聯歸還東北鐵路和旅順港的談判正在進行。斯大林把新中國政權與蘇聯集團綁在一起，不是通過威脅恐嚇和經濟機器，而是通過提高遠東的軍事溫度。蘇聯在朝鮮進行了一場有限的代理人戰爭，把中蘇關係的決裂推遲了10年。

韓戰的另一個意料之外的後果就是重整軍備的加速。儘管捷克和柏林危機把美國推入了一套共同防禦體系，但正是朝鮮，導致了持久的軍備競賽。杜魯門發現，讓國會為冷戰撥款十分困難。1950財年的國防支出只有177億美元。朝鮮戰爭徹底改變了國會和國民對國防的態度：國防撥款躍升至1952財年的440億美元，第二年突破了500億美元大關。軍費增長使得戰術核武器的發展、向德國增派4個師、海外空軍基地的迅速建造、戰略空軍指揮部在世界範圍的發展、核動力航母艦隊和傳統作戰部隊的機動能力成為可能。到1951年2月，美國飛機生產回到了1944年的最高水平。美國的盟國也開始重新武裝自己，德國的重整軍備成為現實。如果說冷戰是從波蘭開始的，那麼它在朝鮮達到了成熟，並讓全世界捲入其中。實際上，斯大林使世界兩極化了。

麥卡錫主義能夠施行由於兩個因素：首先是美國誹謗法律的不完善，允許媒體發表未經證實的指控而不受懲罰。媒體把濫用變成了醜聞，正如1970年代它們把水門事件放大成了政治迫害。其次是某些機構在屈服於當時盛行的非理性上所表現出來的道德怯懦，尤其是在好萊塢和華盛頓。它是一個反覆出現的現象，將在1965～1975年重蹈覆轍，表現為大學向學生暴力投降。把麥卡錫主義跟蘇聯相比較是富有教益的。麥卡錫沒有警察。他沒有執行權。相反，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政府都竭盡全力給他設置障礙。尤其是，麥卡錫並沒有參與法律過程。他沒有法庭。事實上，法庭完全不受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法庭抵制麥卡錫主義，其行為根本不像20年後它們受到水門事件歇斯底里的強烈影響。作為最後的手段，麥卡錫的武器是大肆宣揚；在一個自由的社會，大肆宣揚是把雙刃劍。麥卡錫被大肆宣揚給毀了。

艾森豪威爾是20世紀最成功的美國總統，他統治美國的時期（1953～1961年）是美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繁榮的幾年。他試圖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他只不過是一個立憲君主，把決策權託付給他的同事們，託付給國會，熱衷於儘可能把最多的時間用在打高爾夫球上。他被看作一個心腸很好、智力有限、愚昧無知、不善辭令的人，常常很軟弱，始終很懶惰。艾森豪威爾搞的是假授權。他並沒有把外交政策託付給國務卿杜勒斯，他從很多杜勒斯毫不知情的來源得到建議，並把一根秘密的韁繩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裡：杜勒斯每天打電話向他匯報，即便身在國外。艾森豪威爾閱讀了大量的官方文件，與外交界、商界和軍界的高層朋友保持着頻繁的通信聯繫。他把杜勒斯當個僕人來用。杜勒斯和亞當斯是主角的看法是艾森豪威爾故意造成的，因為犯錯時可以歸咎於他們，因此保護了總統。反過來，艾森豪威爾有時候也利用他在政治上很天真這個名聲，把下屬的錯誤攬到自己身上，例如，當杜勒斯在1953年任命溫斯羅普·奧爾德里奇為駐倫敦大使上犯了一連串錯誤的時候。他經常假裝無知。實際上，他十分狡猾，在跟很難對付的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他總是假裝誤解他自己的翻譯。他的秘密會議記錄顯示，他的思路清晰有力。他對演講稿撰寫人的草稿和杜勒斯演講稿所做的修訂表明，只要他願意，他就能夠熟練掌握和運用英語。丘吉爾是能夠欣賞他的真正價值的少數人之一。可以說，他們是20世紀中葉兩位最偉大的政治家。

在美國，和平向來是一個贏得選票的話題。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記錄中有一個富有教益的對比。1916年，威爾遜因為承諾讓美國置身於戰爭之外而贏得了大選，第二年，美國成為交戰國。1940年，羅斯福以同樣的承諾贏得了同樣的結果。1964年，林登·約翰遜以一份和平競選政綱（反對共和黨“戰爭販子”）贏得大選，很快就把越南衝突變成了一場重要戰爭。1952年的艾森豪威爾和1972年的理查德·尼克松是20世紀僅有的兌現了和平承諾的總統。

第三世界：在一個政府反對者總是消失在夜幕中從此杳無音信的國家，很難看出甘地的方法如何能應用。如果沒有自由的媒體和集會的權利，不僅訴諸外部輿論不可能，而且發起群眾運動也是不可能的。在蘇聯，甘地這樣的人在哪裡呢？甘地的事業生涯所證明的只不過是：英國的統治是克制的，而且願意讓位。

蘇加諾面對一個問題時總是用一個短語來解決。他會把短語變成首字母縮寫，再由一群受過良好訓練的文盲反覆詠唱。他用Konsepsi（馬來語：概念）治國。

納賽爾是“萬隆那一代”最典型的成員：擅長辭令，但別的方面乏善可陳。像蘇加諾一樣，他在發明口號和頭銜上也才華橫溢：他經常改變他所創立的那個黨的名稱，以及他所商談的阿拉伯聯邦的名稱。他的特長是操縱群眾。他誇誇其談的修辭深受歡迎，尤其是對學生。他似乎有本事唆使開羅的烏合之眾有節奏地反覆呼喊他希望聽到的口號，而這些口號經常天天花樣翻新。

中東阿以衝突：英國和印度一樣嚴厲措施使用得太少。數字表明，1945年8月至1947年9月（不算大衛王酒店的死亡人數），有141個英國人死於非命，44個阿拉伯人、25個猶太非恐怖分子、外加37個猶太恐怖分子在槍戰中被殺，只有7個人被處死（兩個人在監獄裡自殺）。猶太恐怖主義讓英國人轉向反猶。當撤軍開始時，官兵們都密謀把武器、崗哨和供應品交給阿拉伯人。實際上，猶太人的恐怖主義讓猶太人付出了耶路撒冷老城和約旦河西岸的代價，這兩個地方直到1967年才被占領。

阿以衝突產生了50多萬阿拉伯難民（聯合國的數字是大約65萬；以色列的數字是53.8萬）。也製造了數字相當的猶太難民。1948～1957年，10個阿拉伯國家的56.7萬猶太人被迫逃離到以色列。到1960年，猶太難民已在以色列重新定居。阿拉伯難民原本也可以同樣定居下來。然而，阿拉伯國家寧願讓難民一直待在難民營里，他們和他們的後代一直作為人證留在那裡，直到奪回巴勒斯坦，而且，他們也是1956、1967和1973年發動進一步戰爭的正當理由。

在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裡，中等強國靠良好的公共關係生存，而不是靠戰艦。

長遠來看，蘇伊士運河危機真正的輸家是美國。艾森豪威爾幫助準備好了一根強有力的鞭子，它將抽打美國自己的後背，這根鞭子就是“國際輿論”這個宣傳性的概念，最早在萬隆會議上被清楚地表達出來，如今，通過艾森豪威爾自己的行動，它被轉交給了聯合國。

突尼斯民族解放陣線真正痛恨的是自己一方的和平人士。在戰爭的前25年裡，他們只殺死了1035個歐洲人，卻殺死了6352個阿拉伯人。事實上，民族解放陣線的戰略就是要把穆斯林群眾置於恐怖的夾層中。一方面，民族解放陣線的殺手取代了溫和派。另一方面，民族解放陣線的暴行就是打算激怒法國人實施野蠻的報復，並以此把穆斯林人口趕進極端主義的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