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軼聞（或逸聞），只是說其不見於官史，不廣為人知，可絕非飄渺無據的傳言。這是筆者從親歷其事者幾番講述聽得來並且一直牢記在心的一樁史實。

話說1972年歲末，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打電話給若幹部委，通知他們派政治部主任（未設政治部的單位派相應負責人）到中南海國務院業務組去聽會。為什麼不說去“開會”？因為通知原話說的是要他們應召到會“備諮詢”。換句話說，下面去的這些人非但不參與議事，連正式列席也不算。

你道那是個什麼會議？一去方知，原來是審議各“備諮詢”者所在機關（有歷史問題的）副部長以上幹部的歷史問題。那些高幹本是所謂“中管幹部”，其檔案俱存於中組部，並不在各單位，那些政治部主任人等平常也看不到，因此對哪個有歷史問題並不深知底里，甚至聞所未聞，而國務院業務組當然可以調閱檔案並對之審議一番咯。

於是，會議情景是這樣的：應召而來的人並不是一來就進入會場，而是坐在外面等待傳喚；要議到你單位的人了，你才被叫進去聽；進去之後，問到你（比如某副部長現在人在北京還是在幹校，身體如何等等）你再回話，不問你，你就旁聽，等候指示。

主持會議的是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紀登奎，副組長李先念等亦在座，參與議事的也有那位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據我聽到的講述，李先念的口氣傾向於“那些還是一般歷史問題”，因為它們本來都是1956年大規模審幹時有過結論的事情；而吳慶彤敲的邊鼓則傳出“那可不是小事啊”一類的調調。結果怎麼樣呢？會議最後提出的結論意見都是“有嚴重歷史問題”！看樣子，審歸審，議歸議，那個“結論意見”嘛，其實早就安排定了，橫直一律如是。

說“都是”，因為聽會者雖然是分頭進出，並未兼聽，但其中有些人彼此相識，事後（數年之後，文革過後）談起此事，交換彼此所知，終於了解到比當年更全面的信息。

回過來接着說當時——聽會者一律奉命：一、把會議提出的結論意見（注意：並不是結論）立即傳達到本人，聽取本人意見；二、特別囑咐（注意：這個才是邪門古怪之處）不准透露這個結論意見是國務院業務組提出的！

文革中那幾年全民都得“過革命化的春節/新年”，也就是過節不放假，照常上班。業務組的會開在1972年尾，回去傳達時便是1973年元旦當天。傳達的結果又是如何？各口各片各機關情況不同，得分開說說。（先說清楚，這各機關說的都是國務院系統，因為業務組審幹會上不涉及各中央專案組審查的人員，橫不涉及軍隊系統和地方各省。）

一種情況，聽了不知哪兒來的“嚴重歷史問題”的結論意見後，當事人個個表示不能接受，有些人態度激烈，有些本人原來就是常年做人事工作的，遂直截質問“那56年審幹的結論還算不算數？”傳達者回答不了，也不能解釋，只是將被審查者的意見報回交差。此後，業務組那邊再無下文。被審查者呢，其中原已在1972年中分配了工作的繼續工作，絲毫不受影響；當時仍待分配的也在1973年到1975年陸續赴任與其文革前職級相當的崗位，得到“解放”。那個“結論意見”終於黑不提白不提，實際就是以不了了之。但是，當時被審查者對此事多有耿耿不釋、到文革後仍提出要大追其責的，這就苦了當時受命傳達並受命保密的聽會者，他們替原國務院業務組背了黑鍋，並且是一直背到底，背到死，始終無由分辯。

另一種情況，有些單位的政工組仍堅持奉行“九大”要肅清“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的整人路線，借得國務院業務組這道“結論意見”金牌，正好變本加厲，給當事人做出諸如“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處理”的嚴苛結論，並且發文到其子女所在單位，使當事人及親屬背負沉重壓力，直到文革後數年方得到湔雪解脫。

看官中也許有人對1972年的政治形勢尚有記憶，也有回顧談論的興趣，那他們大概就會說：你說的事不對茬兒，因為國務院業務組是周總理的班子，一向務實，不是搞運動整人的；1972年是老幹部解放之年，如吳慶彤所寫的“周總理關心老幹部”那樣的回憶文章有很多很多，從來沒人提及1972年12月31日發生過那麼一次審幹事件，由周總理直接管的國務院業務組諒必不至於在那個關口做出那麼一個偏向極左的舉動。

這話不差，只是偏於浮面。事情還有深層的一面，讓咱們且極簡要地羅列一番，再試着推測一下表像之下的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過後，毛主席蔫了——今後還怎麼跟全黨全國發“最高指示”呀？任偉大領袖渾身是嘴，那會兒也全張不開咧。大茄子被霜打，小茄子也鮮亮不起來——“中央文革”儘管私下慶幸死敵林彪一朝熄火，但在百姓眼裡他們也不過是幾個最該為毛替罪的小人，五年前的威風一時成了明日黃花。

一九七二年時還沒有什麼“整頓”之類的提法，更甭說“撥亂反正”，但着實有過一段不張旗鼓的“毛退周進”時期。不張旗鼓，是逆政治運動而行的風格。但周恩來要糾（或救）正——可絕不反——毛領導之偏，在宣傳上遲早也要形成個說法，自然而然地，反對“極左思潮”成了這一年堂皇流行的報章提法。明眼人自能看出：“極左”之罪，既屬於死林彪，也適用於活張（春橋）江（青）姚（文元）。

這個批極左在1972年全年基本順風。就老幹部復出這件事來看，從1972年1月毛澤東突然在陳毅追悼會上露面稱其“是個好同志”，到12月中又就秦城監獄虐待被拘押審查的老幹部一事寫下斥責“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的批示，足以形成幹部問題上經毛認可的反極左局面。

然而，聖心難測！1972年12月17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次日，毛澤東在其住處召見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就批林是“批極左，還是反極右”的問題開門見山地發布旨意：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按指王12月5日給毛寫信告狀說中央領導層內部有人對批判極左思潮暗中作梗）我看不對；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如此一來，張江姚又一次得勢，在12月19日跟周恩來一起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人民日報》負責人（包括王若水）的時候，如監軍般盯着周言不由衷地說批極左原是針對外交工作中的偏向，至於批林，還是要批他的右云云。當着中央文革的面，周還特地告誡王若水對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一點怨氣，感覺錯了就要改……此事見於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七章《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挫敗》以及王若水《周恩來糾“左”鬥爭的失敗——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整風方針上的分歧》一文。高書是久已發行的，王文也是在網上廣為傳布的。另有一篇署名“紀東”的網文，作者稱自己當時在總理辦公室工作，曾親眼看到總理在人後恨恨不平，甚至口吐“國罵”：怎麼不能說極左？明明就是極左嘛！

這幾位的記述，足以證明周恩來既想糾偏但又不敢違逆毛和文革諸子的痛苦境地。但他們幾位都沒提到國務院業務組在同一時期（未逾兩周）召開的那次審幹會議。也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它曾發生，也許是因為組長周恩來畢竟不曾出面主持故而難說責任誰屬。可是，想一想吧，若無周總理同意，國務院業務組在“解放老幹部”的熱潮中會匆匆來那麼一腳蹊蹺無名的高難動作麼？除了周總理，誰又需要弄這麼一出虛晃一槍的戲碼呢？……

看官，這個事件既無官史記載，也無親歷者在世，提起它還有什麼意義，您自能評斷，在下就別再往下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