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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4);迪克西在工作
送交者: 芨芨草 2020年09月30日06:40:2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迪克西使—1944年美军观出使延安

•巴雷特

加利福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刊第六号》。

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工作期,死于枪弹之下。

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点和确切述之任,由作者自

 

作者致 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部回忆录与的助。同也感谢摄中照片的中共以及把它们赠我作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领导人。

 

第四章 迪克西在工作

入正文之前,我先作了史的回在,迪克西使到了延安,我想再详细描述一下我在延安的地。

在延安,我住在窑洞里。事求是地,它与其称作窑洞,不如叫做隧道。是一些在陡峭的山腰上开出来的低矮土洞,长约十五英尺,里面砌有形状美的石料。房的一端着窑洞的底部,通常不砌石。窑洞的正面,是一木制的窗。窗格上没有玻璃,裱糊着白,防止人内外望。地下有一,接缝处填塞沙。

屋内布置朴,有斯巴达格,全部家具只是一张圆桌,两把陋的木椅,一用木板搭成的床,一个盆架,和一个挂毛巾的地方。没有地板,但房内十分洁净于一个并不贪图舒适生活的人,这样的条件得去。晚上,我用牛脂蜡照明。

没有自来水。然是了照们这些特挑剔的外国人,所造在离住房很的地方,极不方便,但所的设备令人意。

派来管理房和照生活的两个年党官,是黄家康。他们举止文雅,有礼貌,工作能力极。特,他我的印象与其是一个克思主信徒,不如是一个北京学生。

党接管大後,家康成大使。我最後一次听到黄的消息,是在1953年。那,他在朝判中任共方首席代表。我不知道在延安同美国人相处时获得的经验,是否对这两位年人日後的工作有所帮助。

联络官首先告的注意事之一,是当我需要什么,不要象那些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外国人一,大叫BOY(男仆),而应语气温和地叫招待。到延安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但我认为在把“BOY”当作一个不民主的贬义词这一点上,共党是的。

饭时分,我来到宿地。那是延安生活的第一天。经历了着风险之後,大家都感到很饿。在我向美餐攻前,共军总司令朱德致了短而切的。午後,周恩来请查伯恩上尉————到他那去。我做翻谢伟思在一旁以万一。

上尉,一个英雄负伤了,诚挚们认为你的机是英雄。幸运的是,另一个英雄,你自己没有受。毛主席要我向你达,他你能安全脱感到欣慰。

简单而感人地向伯恩上尉表示关心之後,周同我和谢伟行了交。不出所料,他到我来延安的打算,我把的主要内容告了他。

以後几天我布置地,并光了延安城及近郊。平心而,延安的景致并不迷人,可看的西很少。在此同,我赶写了CBI部的第一批告。从83日起,我开始同共军领导行一系列会。他制,介区情况,并述他们对日作经历。至于同国民政府军队的冲突,他只是偶尔简略地提到。

首先言的是共谋长英将。他身材高大,英俊洒,衣着整,全然不像人通常想象中的被争折磨得疲而憔悴的共党人。他的重要性有几分夸大,但一般而,叙述仍不失。他没有国民政府做的批

会後的一天晚上,叶将到美军营地来同我了一次。他告我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作过师长;如果不是国民党的腐,也他今天在蒋的领导下工作。

第二天,我接到了史迪威将可能来访的消息。

我当纳闷什么他要特同我起他去的经历和与国民党的系。後来看来,一个明的原因是,考到史迪威将第二天可能的来访,他希望我留下一个印象:他本上并不是一个偏激的共党人。可是,他以後的全部言行告我,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事的共党人。个事,他不惜抛弃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附带说一句,史蒂威并没有来延安。)

在叶将以後,第18团军司令彭德怀军连续三次们讲话。他外貌不如叶那出众,看到他会使人想起一个倒置的木。喜滔滔不,他在到共军优非常不客。彭一个然十分愚蠢的断言是:他们军队弹药缺乏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必在确定每可以中一个以上的日本兵,士兵才能射。我不知道他在讲这个故事是怎么想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希望我会吞下言,他一定是把我想得太天真了。

早在我到延安以前,八路名称已不正式使用。那,八路已改名18团军系国民政府正规军。根据战线协议入政府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及谋长英,就成了第18团军总司令和谋长。但是,八路早已成军队的称号,即使是独一个共党士兵,也可以称之八路

810日,毅将(共党接管大後,他成外交部)向我新四。正如前面提到的,1941皖南事後蒋曾下令取消支部番号,因而它在官方眼里并不存在。然而,军队对蒋来固然可以不存在,但1944年夏季北一的土地和人民来,尤其是当地的日,它却是一个不容忽的存在。支由皖南事幸存者——防中哗变或被攻——成的部,已大大展了力量。它的人数与事前相比,也成倍增

我的印象不好。他那一猪似的小眼,即使在微笑,也不会改神色,然而,尽管相貌不令人喜(至少我不喜),他在学生代却是四川成都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谢伟思告件事,因他的父正在那里工作。)毅将公开抨国民党,而且止粗,腰挂着一白干。而言之,他的我的印象是:他很排外,尤其仇美国。

812日,另一位共党将,晋察冀区司令员聂臻将军为情况介。他的言非常成功,既全面报导了他的军队区的情况,又没有不必要的重复,宣民党的苛刻批。他具有士兵的度和士的庄重,不像通常人碰到的官那盛气凌人。

1937年,他任当正在山西作115政委兼副师长支部的指官是林彪。就在一年的925日,离开北京绥远铁线,穿越山西南部行的日本板垣将的第5师团,在平型关遭到了月初西赶来的115的攻

,自而傲慢,板垣将军显然不把他的中国手放在眼里。当部过处占区的平型关狭窄山隘,他犯了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没有派出适当的警戒部。正当日在山沟里排着毫无防形蜿蜒前进时,它遭到了共军队的攻。除5千左右的人员损失外,日方还损失了大量武器装25万日元的款。

平型关,林彪是115师师长,但实际荣臻将。事後,他因没有全歼敌人而受到责备。尽管如此,平型关仍是当遭受的最大失中国人民来,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的士气,激起了空前的抗日高潮。

115师师长林彪将作了要介绍发言,关于一天的确切日期,我的日中没有注明,但有照片可以为证。当都以是他指了平型关役,所以他的事才能极表佩。如果我知道,数年以後,他会指全中国军队在朝和美国作,不久後又成党中国最高袖,当们对他的趣一定更大。(一般认为,除非有方最高袖的支持,毛不可能持他在大上建立的任何治。)

即使在当,任何一个见过林彪的人都不免会留下深刻印象。他并不高大,可是体挺直,度。他看上去只有30,身体很健康。考到在1926年夏蒋领导北伐离开广州他已是一名官,他的实际龄应该要更大些。

我曾两次同毛泽东午餐,当有周、朱、叶和林。我注意到,他的关系非常融洽;共同的经历早已化深厚的友。我感到,林彪我的度是敬而之。他很少笑,我毫无趣。我想,主要是由于他的排外心理,而不是他我个人有什么特殊成。然而,无他是否排外,我都认为他是一个一流的人,只要不同我的祖国和盟国作,我情愿在他手下服

在毛住所行的午餐会上,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聚一堂,操着各自的方言。得不久前曾读过一篇文章,由于言隔,共在一起聚会,彼此了解非常困。根据我的察,毛和他的客人交谈时毫无言障碍。

上,我从未见过两个真正无法交流的中国人。多年以前,在民中是事,但教育的人,情况却从不是这样了确保方了解,知分子在谈话时会不用手在空中写下一个字。种相互了解的能力,在官中特是因大多受良好教育,更是因都会之作用,在于一旦有幸拜天子,并需要向他禀什么,皇帝能懂得他。中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官弃,代之于多外国人仍在使用,中国人自己今天已不再用“Mandarin”(官“Mandarin”是地道的官,它来源于拉丁“Mandare”,意思是治。大人)

20中国大生的一系列残酷争,至少在一个方面来了好,那就是它帮助人消除了言上的隔程中,成千上万的士兵在中国土地上横往返,大部分都是步行。正如下面要特提到的,我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明的民族,中国士兵能很快学会各种方言。毫无疑一学习过程本身也有助于消除言隔,促相互了解。

此外,在全中国的中小学中,多年来一直是基本程。使得大部分学儿童都能听懂种不同于其他方言,而与中国北方最相似的方言。学校有助于打破去存在于中国人之言障碍。人知道,旧大多数中国人身不旅行;他常常到死止,也不会走出自己家几里之外。

在我到的中共袖中,毛的国语讲得最差。事上,他的家方言——湖南湘潭,即使是多中国人也未必能听懂;我来,它只是一串奇怪而毫无意的音。周恩来在北方大,一口流利的国,朱德,四川方言,听来是那么生硬而令人不快。客家人叶英的国语带有明的广腔。(客家指期生活在广地区,但祖籍并非那里的居民。)林彪生于北中国的湖北省,我听他的没有困

早在我同中共袖的要介绍结束之前,略情局(後成中央情局)的官就同身居要的共党官建立了系。其它家,尤其是各兵种的情报专家也是如此。他很快发现:中共不能提供他们预期的敌军,而且往往能提供意想不到的情;作消息的来源,他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

延安的日本俘是特有价的情来源。他在延安的地不被称拘留所。第一次访问时,我看到他在一个大里,分组围坐在大张圆桌旁,都穿着共制服,人数大150左右。同重郊区国民党关押的25名左右日本俘相比,是一个可的数目。

当然,有些俘可能是冒名替,话说,是化装成日本兵的中国人。但然真是如此,我後来采访的几个俘的确是日本人,他们显意帮助我。从他口中,我得到大批有价的涉及各个域的情些情正是我需要的。在看来,当很可能已被底洗。至于洗的具体程,那的人所知甚少,而本身也没有普遍使用。

称之的日本人,中共以极其委婉的措辞称之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会日本工学校。在延安,除了外,我一共只见过两个日本人,其中之一已在共军队中服。我是在南泥湾(延安附近的一个警区)看他的,当他正穿着共制服。他告我他在工兵部服役,党政机关和军队修建房屋。

思海中将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本中,把我描述成与Okano形影不离,每天面。Okano是日本共袖,後以野板参三而知名。当逃脱日本警当局的追捕,在延安避。其,除了一次极短、几乎是无的正式会外,我只见过他很少几次,而且都没有。我并不是那种盲目排日的中国通,在多方面,我佩和尊敬日本人。可是,我的日水平非常有限,一般来,我同日本人交往非我同中国人交往那自如。至于後者,我相信是世界上最明,最有魅力,在某种意上最文明,一般来也是得最好看的一个民族。野板参三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人,很可能他我也怀有同感。

党情机构效率的一个明是,仅仅10天之後,就得到了京出版的《朝日新》。每一个稍有情工作常的人都知道,一份日,即使出版于最密的战时保密检查制度之下,于世界上搜集事情的人来,也是一个等重要的情来源。

在收集海空急需的气象情方面,共也大有帮助。到延安不久,在通主任多姆克上尉的督和共党的助下,大批附有使用明的小型台送到了共党控制的各边远地区。很快,我在延安收到了由来的,数量惊人的重要情

翰•谢伟思和翰•埃默森一,雷•登是的政治顾问。一天,我收到一份忘的电报。上面说过台附有使用明,定拍气象消息遵守的格式,例如,告云情况需注明云的型(卷云,云等)。然而,在描述云情况电报说不多也不少

11月,在我离开後,延安来了一批受特殊训练的美国气象观测专家。他每天把气球放到高空,些气球附有自动报导天气状况装置的小型台(科学的奇迹!)。我相信,些小家伙回的文一定那里极其寒冷。确,延安冬天气温非常低,因它几乎完全于四面山岭的包之中,每天只有很短时间到太阳。

在延安期,我写了多有关延安的告。告没有触及政治问题,因那是谢伟思和登的域。我尽量根据指令的要求,全面报导在延安的见闻对评估共军实力、战术、装训练以及士气这类工作,我特趣。在报导军实,我一般采用共我的数字料,因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途径,而且也无法查对。此外,争中的献,以及在未来争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也尽量做出公正的估。关于最後一点,即共党未来的作能力,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能提供顾问,改良装,而他意接受这类援助的,他们对日作的能力一定会大提高。

我一直很想知道告的确切下落。我相信,因迪克西使隶属CBI部,所以,直到史迪威将被解,“CBI中国时为,它都是送交史迪威将。此後魏德中将负责中国区,因而告也送他审阅。作为战区指官,魏德没有义务顿陆军负责的助理参谋长,但在某些情况下,他的确可能这样做了。如果事真是这样,那么,它今天不是残留在陆军报处的卷宗里,就很可能躺在国家档案里。

亨利•惠特思少尉是的一个官,他受空援救局之委托,参加专门负责援救被俘美逃脱的工作。他告我,共党非常合作。他相信延安之行他的工作一定会大有帮助。

不知是否有空援救局的人参加,92日,共党从北送来了一位美军陆军航空队飞。他的名字是翰•巴格里奥。位空中尉的机几个月前在离北京不的河北部被落。着後,他立即同一个当地民取得了系,後者然完全不懂英文(巴格里奥不会中文),是把他交党。经过一千多英里的辗转护送,他于到达了延安。巴格利奥是一个中共政治信仰毫无趣的美国人,他所知道的只是,共党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他,在漫的旅途中情款待,每到一行宴会。

巴格里奥是我在迪克西使送到延安来的唯一的美国。我离开延安後,又有几位其他美国人被送到那里。今天,共党是我的死,但当美国人,特是那些救的美国空,他好人

,其它地区的国民党游击队也援救美国。关于一点,美国空迪索思威将一定还记得:他的机在中国中部被落,游击队在当地居民的掩下,帮他逃搜捕,并在到达安全地区前的几个星期内一直照料他。迪索思威身材高大,即使穿着游击队给他的民服装,站在比他矮小的中国人中也得异常突出。使援救得非常危:假如日本人抓住了他,意味着他的末日,而且意味着一切有帮助他嫌疑的老百姓的死期。

军队训练感到趣。只有有机会,我从不放824日,我同其他一些成乘卡到离延安20英里的南泥湾,120359训练支部属于国民政府正规军编制。我们观看了步重机,迫炮各种姿掷弹训练项目。在我看来,他使用些武器的方法,同国民党军队被美国顾问改造前的方法,直一模一话说是一种相当形式主的,在美国人看来没有什么用训练方法。

後,我们观看了由一个团队表演的检阅仪式。参加检阅的士兵年健康,服装整,穿着胶底布鞋。使我的是,他不像当——据我所知,在也是一——的国民党军队走正步。

检阅前,我作了短演。听讲时士兵坐着,而不是立正或稍息。正当我在讲话时,一个坐在後排的士兵突然高呼:打倒国民党!件事引起了我主人的不安,因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避免国民党政府公开表示意。另一方面,个士兵也是被命令这样做的。非常可能,那天听我演的相当一部分士兵来,我的谈话至今是天

去南泥湾前,我告谋长英将,希望看部队战术826日,第718团为们举行了一遭遇表演:部在以密集形行军时,突然与一支以旗士兵代表的力大相等的假想遭遇,部迅速作形展开,同敌军开展拟战

在演即将开始,我官是否应该发布一些命令,使他感到异,也们认为这类程序根本就没有必要。然而,他们还述了一些战术情况(这类情况美国军队通常会以一道地命令达)。情声称,大敌军一天前出在距我们约10英里的一个地区。我是怎得到个情的,回答是:老百姓告。我再是否已通察确定敌军能的企,回答是:不必要,因老百姓已了他所需的一切情。他似乎从未想人可以采取措施,阻止附近居民们传送情

发时采取的形,同美在相似形下采取的大致相同。伍前面,有一个尖兵。我一遭遇,双方立刻像松鼠爬,向路旁高地攀登,占制高点。我看到共军队在爬山一点上,训练有素,远远美国军队。在登上陡峭的山坡後,我到达一平坦的地面,在里,我会假想展开了

由于我双方遭遇地点事先完全没有确定,所以我想象下一步将要生的情况。四周到是人在奔跑,步、机的空,以及辅设开来的电话线。一些士兵被电话线绊倒了,沉重地摔倒在地上。最後,随着一声喊,上好刺刀,起了冲。几分後,人敌军在遭到重大失後逃了。演,我步行到南泥湾,然後乘卡回到延安。在一天激,尤其是巨的徒步旅行和攀登峭壁之後,那天晚上所有的美国人都睡得很好。

在南泥湾看了共军队训练之後,我又高地接到通知,同意我到延安80英里左右城附近的德城参抗日政大学第二大然但从学校名字很判断学校的性,但我想,既然那么多的共官和政工人在那上学,至少它的在某些方面同美国陆军学校相似。

107日,我离开延安,乘一送来的吉普德。车刚到延安,我曾邀泽东和周恩来同我一起乘。他我,是他第一次乘坐这类

发时党派一个能干的司机,作。但是,由于愚蠢的自,我一直没有驾驶。事後看来,至少在部分路线驾驶,因他不比我高明,而且更熟悉区的路面情况。靠上帝的恩典,我既没有翻,也没有掉河里淹死。在我曾见过劣公路中,从延安到一天是最令人忘的。公路沿线有一条相当大的河流,河上没有一座

在中国多地方,梁养从来就是一件困的工作,些地区缺少森林植被,每逢下雨,降下的大部分雨水就立刻入河流。这样,一条今天干涸底的河床,明天只要一暴雨,就会洪水泛。除非拱座固,跨度大,并且面高洪水线不可能抗住洪水的袭击

幸运的是,在我德途中,河并没有水。河中心水深三英尺,河底藏有多大石,它够轻而易举让吉普翻身。每次我驾车驶入河床——那里照理应该有一座——都不知道是否能安全抵达岸。那位共党司机/的担心,一定比我更大,但他一言不,听任我驾驶。我想,假如我是他的,我会宁愿冒涉水河,也不乘一个固的洋鬼子驾驶,冒翻被淹死的危

如果路面条件好,三小左右我就可以利地到达德。但是,是一条如此劣的道路,以至于我化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路上的第一个晚上,我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那里住宿条件极简单,但相当舒适。房里没有床,我在有一芦席和一条薄毯的炕上夜。很久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的人习惯以炕代床。习惯可能今天也没有改。在某种程度上,炕有些象一个砌的炉子,着一个夜可以生火取暖的箱。由于温暖,炕也是各种昆虫滋生的所。幸运的是,在我那天夜的炕上,似乎没有些小物。

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一动车。我骡马拉的大。每当前方出现这车辆,坐在我身後的中国司机就高声喊叫:,老警告上的民注意,抓住牲口的缰绳,以防子在我吉普车经过时受惊奔跑。

一次,我赶上了一位年轻妇女,她在一高大的子上,身穿一件新的、女常穿的棉布衣服,後面是子的主人或一位的什么人。然我已把减速到最低,是受到吉普声音的惊吓。不等赶牲口的人抓住缰绳,它就跑起来。我看到那位望地想抓住缰绳,但不久是松了手,沉重地,以粉身碎骨的速度从背上一栽下去。子没有停留,继续远处飞奔而去。然而当我赶到,她已站了起来,然是受了惊吓,却没有重受。我立刻跳下吉普向她表示歉意,因是我使她这样重重地摔了一跤。然而,她却似乎了我战车的行程而深感不安。

下午,我很早就到了德。使得我可以利用剩下的时间观座古城。20的文明,对这座城市然没有影响。商店里除了一些粗制的由家庭和小作坊的日用品外,很少有其它物品。我在狭窄古老的街道上开始逛,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成人和儿童围观,使我几乎寸步行。些人并无意,但他们紧围着我,以至于我不得不求陪伴我的共党人把他们挡开。他似乎并没有此感到怨 只是在允的距离内继续尾随着我。

我在德一直住到1021日。在逗留期,我不了抗日政大学,而且出席了两次晚会和看了一次舞台演出。一到抗日政大学,我立刻就发觉那里并不教授事,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休息和娱乐中心。党的工作者,官以及士兵被送到那里,只是了休养和洗

了我的故,他开展了一些勉校有关的活。他们让兵,看健美体操,甚至还进行一拟战,消耗了大量空包,却没有示出任何战术而言之,政大学了我一个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的错误,因为仅从它的名字判断我就应该知道,不能期望在那里看到美国校中的训练方法。

德没有特别为抗大修建的房屋。共党干脆接管了城郊的一个小村庄,把民房作和教室。就我所知,他堂作通常是坐在一些小房阅读解放日。除此之外,可能有一些党的信仰教育和讨论

在参那些并没有上却戒的教室,我道:些房子原是民房”“是的。回答。但是,那些老百姓•••,停了一下以後,我自自答地继续道:被哄出去了。须说,共党在一点上是得称的,他并没有怒,而是以一爽朗的笑声来回答我明的唐突。以民主的方法。停住笑後,立即

1021日,我离开德,在一个小村庄里住宿一夜後,第二天到了延安。从德到延安的程似乎并不像去

回到延安後,共谋长英将军问对军政大学的感。我告他,照我看来,抗大的最大错误在于它既是训练中心,却训练个相当不礼貌的评论,我已不得他当的反是什么,但我得他基本上是同意我的看法的。

假如身到延安之前,我曾事先得知抗大竟是这样一个学校——和教化中心,我不会期待训练,也不会行如此苛刻的批话说,即使抗大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价,共是完全意的。竟,创办抗大的基本目的就在于此:共意,那就行了。

回到延安後,我得悉史迪威将已被解除来“CBI官的职务,接替他的是阿伯特•魏德中将。据我察,中共对这个消息并没有反。事上,尽管期以来各种报导一直史迪威共,在整个延安逗留期,我从未发现中共他有什么趣。人许认为是因史迪威同蒋不合,或话说是根据人的人是我的朋友个原,共党也史迪威怀有敬意。但事并不是这样,至少,在我看来不是这样

上,就我所知,除了俄国革命家以外,中共真正高度尊崇的外国人只有二个: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和伊万斯•卡森上尉(後升为陆军准将)。白求恩在束後不久访问区,他在那里逝世。念他,中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医院。卡森于19371938在共区旅行了一千多英里,他是第一个准确报导边区情况的美国察家。

1939年,我到重後不久,卡森上尉也来到了战时首都。我不得以後他是否又去了区,但我得,在重庆时,他和我一起邀到戴笠——蒋介石的号刀斧手——家中赴宴。在陪的唯一客人是情局副局,後来的美大使董光。戴笠的住处设在很深的地下室里,似乎是了防御日本机的空。到达戴笠的住所需要通很多关卡,然是了防止可能的刺客。

在我看来,由于知道卡森和中共之的友好关系,戴笠不可能他有什么好感。但他在各方面的确是一个周到的主人。宴席上只有一次他到共党,大意是上尉,共党是不。他的唯一不足之就是不信三民主。因此,他们绝不会成功。

我很想听听共埃德加•斯的印象。他的西行漫是西方世界了解区情况的第一本,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起他的名字。

到共党可能会训练方法有几分趣(然他从未向我提起),109日,我专门为18团军总官作了一个告。来听有延安附近中共党校的多学生。个学校离延安不,但我从未被邀观过。几天以後,皮特金上校就同样专题作了另外一个告。早些候,817日,考林上尉还为作了使用美军陆军爆破材料的示范表演。

由于共党的训练方法与我截然不同,我怀告是否会有很大帮助。他训练方法,只适用于在通常美国人完全陌生的境下作军队。共党几乎是能够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和合作,後者利用有利条件收集方情,随向他们报告。所以,他很少依搜索,巡,空中察和其他收集情的方法。而言之,他训练方法与美完全不同。

考林上尉的爆破示范表演,尽管操作熟众也非常有趣,军队并没有什么价根本就没有我使用的种高效却十分昂的爆破材料。

根据与共军队保持联络的命令,我仅应报导延安的情况,而且尽可能地报导其他区的情况。意味着我到遍布北大部分地区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去。尽管没有足的人手来完成这项繁重的工作,我们还是向离延安的两个根据地派出了

106日,由雷•登,皮特金中校,多姆克上尉,惠特思中尉和格里斯中士成的,乘子从延安出,到晋察冀区的湖平根据地去。他回到延安,我已被解除了职务

湖平离延安很,乘比步行快一些,但也十分有限。5天以後,1011日,他到达延安80英里的德。那里是抗大所在地,不久以後,我也要去那里访问。那次访问虽然是乘吉普,也足足花了我两天时间。後来人告我,了一天子後,一些成员浑身僵硬,不得不靠人帮助扶下来。

在他离开延安大30後,我偶的窑洞。出在面前的是一片狼藉:垃圾,弃的衣物和废纸。正规军士兵必知道的事之一,就是在离开、哪怕是暂时离开地之前,必清理好房,露地或住所。我不想提醒那些已员记个古老的例,但我认为,如果他们过去没有学会一点,那么在就应该教他。于是,我派令兵乘吉普追上他,命令他立即返回清理地。我这样做,他得我太严厉,甚至会我是一个刻薄的老畜生(SOB),但至少当着我的面,他并没有抱怨。

另一个由考林上尉,翰中尉和海契中尉三人成,914日从延安出赴晋根据地。115日,他返回了延安。

两个小组发回的报导,在根据地行民主的程度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但员们一致承,共党的确得到整个区人民的支持。当谢伟思同毛泽东谈一点,後者指出,假如没有民众的支持,在那实际上被日的区域里,共党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910日,团军医卡斯格少校道回到延安。不久前,他曾同三位新闻记者一起,步行访问西北地区。三位者是,《巴的摩太阳者莫里斯•塔,《敦泰晤士》及《者文摘》者哈里森•福曼,《纽约时报》和《志》者伊斯利爱泼斯坦。到延安後,卡斯格少校向CBI回一篇报导详细叙述了他们访问地区的医状况。报导引起人极大的趣,因作者目睹了共军队对一个日占据村庄的攻,卡斯格少校帮助照料了中日双方的伤员

我曾听到这样一种法,认为那次斗是经过精心策划,有意欺卡斯格少校和的。在我看来,极不可能。然共党的确希望一个好印象,但很相信,他目的,牲自己的士,冒失一支部的危。卡斯格少校在欧洲见过打仗,不可能易被一舞台蒙蔽。他在中国的经历虽不丰富,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方度的。他生于印度,父母是教士,方式的生活他并不陌生。

一位医高明的外科医生,卡斯格少校是我见过的最秀的人。我最後一次遇他是1947年在特区,当他正在国防部工作。最近听他又回到印度,了一所医院。无他目前在做什么,我祝他利。

自然,我也希望访问一个抗日根据地,谢伟思很愿意与我同行。我们计划在条件可的情况下,访问北部的根据地。由于个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完全隔,我自愿乘降落到那去。我一子没跳过伞,但我总认为练习一种首次尝试就必完全成功的技,是没有必要的。然一直担心由于错误,我会被投日本人怀抱,但我仍然愿意冒一下。可是,921日重庆发来了电报,命令我不得为访问任何根据地而离开延安。应该,我当的感是如

然我曾尽力按照指令要求收集事方面,特是有关共军对日作潜力的情,我的报导并不涉及政治。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是谢伟思和二位在中国经历丰富的外交官。因CBI部就,所以在出使期受我指。但种指并不是在事意上的指。具体地,我不能把他送上事法庭。当然,杰克和雷都是我的友,他们总是尽量使我意。我的关系非常融洽。

杰克和雷有自由报导一切他们认为适当消息的力,但他告必须经签发。如果愿意的,我想我当然可以在他告上写上注,但我从未这样做。我认为这无疑是侵犯了他政治察家的特

翰•谢伟思大部分与国共关系有关的报导,无是写于延安是更早一些候写于重,都表在国院出版的《1944年美国对华关系》一中,有趣者可以查阅。在和前一年出版的《1943年美国对华关系》一中,人们还可以看到翰•戴斯送交史迪威将和国院的建派遣迪克西使的一系列

在由我签发的杰克写CBI部和国院的告中,常常有一些明党和尖蒋介石/国民党的言此我曾向他坦,我担心告会引起政府内极端保守分子的不来麻。坦率地,我不告有背叛美国的味道。我认为,如果杰克相信支持毛泽东和中共——而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美国更有利,他完全有议这样做。至少,于我来,无运用丰富的想,他的建都与暴力推翻美国政府、援助或人无关。我希望住,那候的中国共党正与我一起,在同日本作

清楚地得杰克我的【回答】:,我是一个外交官,我的告和建是我察和仔思考的果,如果那些人不喜我的告,他尽可以把它们丢进垃圾堆。自然,当绝对没有想到,告日後竟会被麦卡议员和其他院外人士利用,成他的据。在谈话後,我没有再他提起此事。

麦卡议员後来激烈地攻奥利弗•克拉伯,因他在担任北京馆总领,曾一个後来被麦卡指控党的名叫欧文•拉的人更换过护照。克拉伯先生与件事的关仅仅是因负责了一个公室,而他在公室的下属粹例行公事,在没有合法理由拒的情况下,尔办理了照手。我常常想,既然麦卡可以因克拉伯履行总领事的职务而如此狂暴地攻他,他完全可以因我在杰克的告上批示同意拍,而企把我送上刑架。

在看来,我在1944年犯的错误,是没有把中国共党人看成美国的人,而是按照人的人是我的朋友的原,把他当作我们对日作的盟友。作一种政治学,共从来就令我讨厌。但那我的确是天真地以,中国共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者。假如在1944年夏季有人告我,中国的男女儿童有一天会在公大会上要求枪毙的反革命父母,我一定会嘲笑他。

此外,在另一方面,我的确也天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竟相信了中国共党是土地改革派之的胡言乱,关于一点,也我并不像某些外国人信得那深。然而,考到我在中国的经历,尤其是中国共党从来就称自己是革命者一事,我根本就不应该相信种无稽之

至于到我院的信任,即认为它不会允一个像麦卡样疯狂的参议员读地指官呈交的高度保密告,正如我自己的经历示的,只是再度明了我的天真。1942年,当我驻华使武官陆军负责的部助理公室曾多次询问公室的安全情况,因,据情了解,我送往的一些告内容,似乎已被那里的多中国人知道。我仔细检查公室的保密措施,没有发现任何差後来我才知道,一位能接触我告的斯福总统顾问中国驻华的某些高员阅读些文件,因此——用一句术语——怪某些中国官想切断我的喉

然从未就政治问题正式访谈泽东,我是在多非正式社交合遇并和他谈过话。坦率地,由于很听懂他那种独特的湘潭口音的湖南方言,我怀疑自己的中文水平是否能和他讨论政治。除日常会外,杰克•谢伟思听懂毛讲话,要比我容易得多。是由于他全面中文水平比我好,更是因他生在四川并在那里度童年,从而熟悉那种在我看来是的四川方言。其他的一些地方方言,他听起来也不象我那吃力。

我最初学中文的四年是在北京。在那里,我实际上被着世界上最美中国的人包。因此,当离开北京到外地旅行,听到另一种中国话时,我感到大吃惊。我从未想到中国在另一些人口中,会这样一种奇怪的腔里不是中国方言展开深入讨论的地方,我只想就它简单几句。中国方言的特征之一在于,它一般是音而不是元音化,而美国大部分方言是由元音的化构成。譬如,一个在北京学会中国的外国人,在听到离北京不80英里的天津人把他所熟悉的changzhang,一定会大惑不解。一般来,一个人北京学得越好,要听懂其他方言就越困。我第一次碰到湖南士兵,曾从哪里来。回答是:Fu-lan)。以後我很了一番功夫,才于弄清,在中国多地区,人“H”“F”,而把“N”“L”

提一下,在中国服役的23,我很少遇到能够讲标准易懂——当然是我而言——的中国官(无是共是国民党官)。我相信,即使蒋的国也是在他成中国袖後的多年才逐步改善的。作一个溪口人(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小),他讲话带上海口音。但1951年与他最後一次短谈时,我发现听懂他讲话已不再困1952年,在一个新片中我又听到他讲话是把音作,但在我看来,那他的国经讲得相当好了。

然从未同毛讨论过政治,我是在19441030日延安召开的一个医文教大会上,听一次他的演。他在演中尽量避免使用家方言,从而使我能听懂他的大部分言。

我的印象是一个杰出的演家。他讲话时从容不迫,不拘形式,当要强调什么不大声咆哮,叫喊,用手在空中劈砍或是敲打台(如果有台可敲打的)。也是由于我在一次他没有直接抨蒋和国民党,而是尖酸刻薄的刺他,不引起听众哄堂大笑。可以,他的演完全把握住了听众的心理。

我没有听周恩来演,我只是听,尽管他的国语讲得很好,但并不擅长讲演。他似乎缺乏毛所具有的那种把持听众心理的能力。

我在中国遇到的国语讲得最好的人是于大主教(後升为红衣主教)。身材高大,健壮而十分英俊,于生于外国人称之为满洲的中国北的一个省份。他声音深沉,圆润,在中国话时清楚,音准确,每一个音和音都非常注意。1924年秋我在北京灯市口华语学校中文,教也正是按照准要求我的,不幸的是,那我学中文已有些太了。学中文的经历我(我相信任何一个学中文并且喜它的人都会有同感):一旦你开始学习这言,你已同自己的去告而成了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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