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城鄉勞動力大對流

馬昌海

一、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性質：在全球向國際化、工業化、城市化迅速發展過程中的一場反歷史進化方向的空前絕後的社會大遷徙。

隨着１９５６年底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過發展個體經濟、私人經濟、小集體經濟等多種經濟成份來拓寬的就業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鎮青年的就業門路越來越窄。１９５２年城鎮個體勞動者人數有８８３萬人，到１９７８年減少到僅僅１５萬人，〔１〕政府幾乎找不到緩解就業壓力的有效途徑。同時，“一五”時期的城鎮就業政策，伴隨着“三大改造”的進程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對勞動力實行統包統配，造成了待業人員對國家的依賴。實際上，國家既統不了也包不起，許多人只好消極地等待就業，而許多行業又有待開發。這就造成了有人無事干，有事無人幹的不正常現象。

其次，從產業結構來看，優先發展重工業、高積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鎮的就業容量。新中國成立後，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建國初期的工業化從一開始就採取了直接引進蘇聯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方式，越過了大量吸收勞動力的工業發展階段。

再次，在新中國成立後近３０年的時間里，在第一、二、三產業的關繫上，重生產，輕流通、輕服務，片面強調城市的生產性質，導致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甚至停滯、萎縮，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對人口的吸納能力。

當然，造成就業難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還是錯誤的人口政策使中國多生了數億人，目前中國的勞動力總額為十億人，而整個歐美的勞動力總額才７.３億。這是建國後由於政策失誤而留下的最大遺產，恐怕１００年都難以化解。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和制度能夠妥善有效地解決這麼多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本來就很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歷次政治運動更加了經濟的停滯和破壞，城市中多餘的勞動力，只好被送往更貧窮落後的農村和邊疆，以緩解城市的財政和就業壓力。

從新中國人口遷徙的角度看，在傳統的體制下，我國對勞動力的安排服從計劃經濟的需要，加之錯誤的經濟決策，導致人口遷移多次出現大起大落。人口大遷徙使眾多城鄉居民成為不正常制度的犧牲品，把人口包袱甩到農村作為解決糧食和就業的手段，用經濟性的遷移來減輕城市的財政負擔。由於人口政策和“大躍進”運動等一系列的失誤，加劇了國民經濟失調和勞動力就業的難度，即使沒有文革，大批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鄉的。

若是由於文革中無法解決就業問題，因而造成１９６８至１９６９年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那麼，何以解釋當年在校的“老五屆”大學生，也全部被趕往軍墾農場，何以解釋知青下鄉後的第二年，大中小城市均開始大量招工？北京１９６７屆的中學生，除了少數去了京西門頭溝煤礦以外，絕大部分都去了內蒙古、山西、陝西下鄉插隊。而北京１９６７屆的中學生到了山西以後卻發現：山西本省的１９６７屆中學生大都在工礦安排了工作。這又如何解釋？

１９７０年代初，在我國經濟生活又一次出現了工礦企業招工失控的現象。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國家計劃招收３０６萬職工，結果招了７３７萬人（一說９３３萬）。〔２〕１９７２年繼續盲目招工，三年共增加職工１２００萬人，造成了“三個突破”（職工總數突破５０００千萬人，工資總額突破３００億元，糧食銷量突破８００億斤），“一個窟窿”（動用糧食庫存１００多億斤）。〔３〕這三年上山下鄉的人數逐年減少，大批知青（數目不詳）也得以被招工回城。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全國有近５００萬知青下鄉，１９７０年共有１０６.４知青下鄉，僅相當於上年人數的３９.８％；１９７１年減至７４.８萬人，１９７２年減至６７.４萬人。〔４〕這樣算來，截至１９７２年，全國共有７４８.６萬知青下鄉，而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共增加職工１２００萬人，完全可以把當時所有在農村的下鄉知青都召回城市，並在其後的兩三年內繼續大幅度減少下鄉的人數甚至暫時停止下鄉動員。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又出現了招工的強勁勢頭。大約從１９７３年起，國家再度加強了對從農民中招工的限制，逐步擴大了知青在招工中的比例。〔５〕１９７３年，“子女頂替”退休職工的政策恢復以後，也加快了知青們向城市的回流。

據統計，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１７００萬知青下鄉的十年間，有多達１３００萬的人從農村返流進入城市的企業和單位就業，其中知青約有４５０萬人，農民約有８５０萬人（包括原籍在農村的回鄉知青和復轉軍人）。這就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鄉勞動力大對流。〔６〕另一個數字為：那十年間共有１４００萬人從農村進城工作，其中知青６００萬，農民８００萬人。〔７〕這就是說，１７００萬知青中的４００萬“老三屆”人，只要下鄉兩三年後，就可以回城。而後至少有１０００萬人，甚至可以不下鄉。

對當時企業大量招收農民進城做“臨時工”的事情，政府有關部門、企業的各級幹部和職工、農村社隊幹部和農民本人，都樂觀其成。但政府部門對此是比較審慎的：儘量不要讓下鄉知青及其家長知道城市各企業在同時大量招收農民工的事情，以免激怒他們而影響了聲勢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

１９６８年以後，由經濟困境造成的驅趕知青下鄉自食其力的動機雖然繼續存在，但下鄉並不是唯一可以解決那些經濟問題的途徑。只有在某種基本由政治思想因素決定的發展邏輯內，才能解釋這唯一途徑的合理性。

二、文革前的上山下鄉和知青的主體結構

與下鄉知青一代同齡的，還有更大數量的生長於農村的回鄉知青。自從１９５５年毛澤東把農村的“廣闊天地”劃給他們“大有作為”之後，“回鄉”便成了他們沒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學之後的唯一出路。不論是文革前還是和文革中，回鄉知青的人數都遠遠多於城市下鄉知青。估計至少是下鄉知青人數的一倍，約三千萬到四千萬。

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毛澤東簽署一號主席令，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限制了公民的遷徙自由。未經批准離開原住地的農民稱為“盲流”，政府有權逮捕並勞教。從此，農民只能被束縛在田地里刨食，成為依附於土地的新時代賤民。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種族隔離和階級壓迫。

自１９５８年實行的戶籍制度和而後的城市招工制度、糧油布棉的定量供給制度和旅店的身份介紹信制度，更是堵死了農村青年合法滯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澤東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為地分割了中國的城市與農村，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二元化”城鄉社會結構，把農村青年的農家出身政策性地化為他們天生的缺陷，迫使他們以農村生活為永遠的歸宿。

與下鄉的知青一代相比，回鄉知青有更多的艱辛與憤懣。對下鄉知青來說，城市生活是他們理所當然預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們失去了應有的人生；但對於回鄉知青，務農是他們被強加的命運，而城市生活是他們可望而不可及的夢。同樣是在農村，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的心理創傷卻迥然不同。

文革前的回鄉知青中有過呂玉蘭、邢燕子、董加耕等全國聞名的典型模範。幾千萬回鄉知青被融入廣袤的鄉村大地後，如今似乎已被人遺忘。多年以前路遙的作品《人生》，對當時回鄉知青的際遇有過生動具體地描述。但近年來鮮見有哪部作品對人數更多的回鄉知青的坎坷命運有過更具體的描述。

對於農村青年來說，除了極少的招工提干及升學的機會外，參軍幾乎是脫離苦海的唯一途徑，如作家莫言、閻連科及軍事專家張召忠教授等等。

城市知青們到農村，不僅可以享受國家財政撥付的安置經費及下鄉第一年的糧食補助、生活補貼，而且擠占了眾多農民子弟及回鄉知青招工、招兵、上學、提干的名額和機會，對農村青年來講，這更是一種天生的不平等。當然，也有一些回鄉知青和鄉村幹部的子女借知青返城的機會搭車，同知青們一起進工廠當了工人。然而，同１９６２年以後下鄉的城市知青相比，農民及回鄉知青在家鄉農村勞動的年月是不予計算工齡的。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９日到７月１０日，召開了全國六大行政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總理提出：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都要做長遠打算，編制出１５年的安置規劃。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鄧小平總書記說：安置城市知識青年下鄉，要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要到那些地多、需要勞力的地方，給青年們搞個理想，治山治水，改換自然面貌。周恩來總理表示同意：我們腦子裡要有國家大、人口多這個概念，考慮問題要從這里出發。關於下鄉的組織形式，主要搞好插隊。今後１８年內，要有３５００萬知識青年主要採取插隊的方法，到農村去。〔８〕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文革前關於知青安置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動員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並成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特徵，在此後的十幾年間大體沿襲未改。其要點為：在國家的統一組織和嚴格計劃下，採取政治動員的方式；由國家發放安置經費；以將城市知識青年送往農村生產隊集體插隊落戶為主要形式，或集體分配到國營農場、生產建設兵團。〔９〕這就是說，由於人口政策和“大躍進”運動等一系列的失誤，加劇了國民經濟失調和勞動力就業的難度，即使沒有文革，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鄉的。

文革前全國共組織動員了近１３０萬城市知青下鄉，其中有近百萬是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下鄉的，不少是沒考上高中或大學而成為“社會青年”後被動員下去的。很多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和資本家的子女），在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１０萬上海知青中，有相當多的人就屬於這種情況。直至１９７０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鮮有正當途徑回城，招工、招生不對他們開放。因此，“下放”對他們來說更是一種“移民下鄉”。

文革前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曾上演了一部彩色記錄片《軍墾戰歌》。１９６５年，因受蘇聯小說《勇敢》的影響，武漢高中畢業生易中天放棄高考，自願報名去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江西共青城也是在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關懷下由城市知青為骨幹建立的；北京知青在文革前就有去寧夏軍墾農建１３師及內蒙古河套地區臨河縣插隊的。在志願下鄉的城市知青中，出身於北京工程師家庭的侯雋是當時的榜樣之一。其中還有張木生、陳曉農等高乾子女。這就初步形成了一場知青上山下鄉運動。〔１０〕

【注釋】：

１，中國統計年鑒〔Ｍ〕１９８５年，第２１３頁

２，顧洪章等：《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１－１０２頁

３，《中國勞動經濟史》，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８４頁

４，《中國勞動經濟史》，第１６７頁

５，《北京勞動大事記》（１９４８－１９９０）中國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８５、１８８、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６頁

６，劉小萌：《中國知青史》當代中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９８頁

７，《當代中國勞動力管理》，第１３８頁

８，顧洪章等：《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２頁

９，定宜莊：《中國知青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６頁

１０，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鄧鵬：《無聲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鄉老知青回憶錄》，重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