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潛其人(zt)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30年代，原任中共中央保衛部門負責人的顧順章是中國歷史上危險最大、危害最烈的叛徒。可能大多數人都不知曉，在40年代初葉，中共還有一個叛徒叫郭潛。作為當時擔任中共南方工委組織部長的郭潛，被捕叛變，指認出賣，造成了當時南方工委所領導的贛、閩、粵北、粵南、廣西、潮海、瓊崖、湘南等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沒頂之災，大批領導幹部被捕。大批黨員與進步群眾被槍殺，這些地區的各級黨組織，幾乎癱瘓。周恩來在向中央的一個報告中稱：此次損失不亞於1941年發生的“皖南事變”。以致中共南方局被迫做出“南委（指南方工委——筆者注）領導取消，工作停止。”除淪陷區、敵占區外，“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一律停止活動，黨員實行隱蔽埋伏，上下級不發生組織關係，不發指示，不開會，支部也暫時不開會，不收黨費„„”一直到1944年以後（江西到1948年），各地黨組織才陸續恢復活動。（以上引文見《南委事件——國民黨中統對中共地下黨組織最成功的的行動》）

本文就想告訴讀者：郭潛是怎樣一個人？大破壞是怎麼開始的？他最後的結局又是如何？

郭潛：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長期在中央蘇區工作。參加過長征，後由中央派到重建後的江西省委任書記„„

輝煌的履歷不等於就進了保險箱。

1909年,郭潛（原名郭乾輝，參加革命後改名郭潛）出生在廣東梅縣一個殷實開明的家庭里，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讀書努力，文章寫的很好，口才也不錯，在同伴中頗有人緣。廣東是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受形勢裹挾，郭潛也投身革命，加入了共青團。1926年被報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在學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莫斯科中山大學內，中國學生派別很多，郭潛讀書很好，也很活躍，但他善於察言觀色，各派都有朋友，哪派也不沾邊。以後一些中大的學生寫回憶錄，都稱他是個不錯的人。30年代初，他被派遣回國，上海地下黨中央經過談話將他安排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這是他第一次來到江西。1932年初，郭潛作為蘇區中央局代表團的成員前往湘鄂贛蘇區“反右傾”。郭潛沒有多少實踐經驗，但善於誇誇其談，頗受博古一夥的賞識，很快就參與了湘鄂贛省委的工作，並被任命為少共臨時省委的書記，並在這一年9月召開的少共湘鄂贛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正式書記。在會上他不切實際地提出要在一年內將全省團員擴大到12萬，實際上僅完成4萬，但還是受到博古一夥的喜歡，不久就被調回到中央蘇區，擔任共青團中央局宣傳部長，與胡耀邦一起工作。

1934年10月，郭潛隨中央紅軍長征，唯一遇到的戰爭是在婁山關遇遭到了敵機轟炸。郭潛、胡耀邦都被彈片擦傷。不久，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會師，郭潛被派到四方面軍工作。文才不錯的郭潛很受張國燾的賞識，擔任了張國燾把持的中央機關刊物《幹部必讀》的總編。長征結束以後，郭潛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同時兼任抗大的政治教員，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聽過他課的有一名學員叫沈之岳，此人是受戴笠親自委派，假冒進步學生潛入到延安，准備暗殺毛澤東的。沈之岳是軍統唯一一個真正在延安潛伏下來，雖未完成任務，但能在“皖南事變”後，全身而退回到軍統的人。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紅軍長征以後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被改編成新四軍。當時中央急需在南方恢復和發展黨的秘密組織，於是決定抽調100位曾經在南方工作過的幹部隨張雲逸前往南昌，郭潛自然是一位最佳的人選。1938年1月，中央成立了項英為首的東南分局，郭潛擔任了秘書長。不久，項英率新四軍軍部與東南分局撤離南昌，前往皖南，中央再三考慮將郭潛留了下來，擔任了新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當時江西的局勢非常微妙，擔任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的是蔣介石的親信熊式輝。這位反共老手在主政上海時，由於顧順章的叛變，先後破獲了共產國際牛蘭案、抓獲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等一系列大案，追的中共中央在上海幾無立錐之地，不得不向江西中央蘇區轉移。1931年底，蔣介石即調熊式輝到江西任職，頗有將共產黨趕盡殺絕的味道。熊式輝深知利用中共叛徒的重要性。1939年3月，南昌被日軍攻陷，江西省政府搬到泰和。熊式輝經過精心策劃，在泰和成立了“江西省特種工作委員會”。所謂“特種工作”，就是鎮壓與他共同抗日的合作夥伴共產黨！這個特種委員會，由他親自掛帥，黨政軍憲特的頭目悉數參加，下設特種工作辦事處，主任為中共大叛徒徐錫根，此時他已改名為馮琦；總幹事為中共大叛徒莊祖方。

徐錫根長期從事工人運動，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從基層做到中共高層，幾乎認識中央在上海機關所有工作人員。熟悉共產黨的活動方式與生存之道，1931年8/9月間，中共中央機關准備撤離，周恩來與王明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小酒館考慮中央留守上海的領導人時，徐錫根與另一位工人出生的盧福坦一樣，也是積極地想要當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結果歷史選擇了秦邦憲——即博古。1932年徐錫根在上海被捕，隨即叛變，他改名馮琦，當了一名中統特務，窮凶極惡地抓捕他昔日的同行。用共產黨人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當上了中統局的委員兼高幹會主席。莊祖方曾經擔任過共青團中央交通總站的負責人，1933年在上海被捕，隨即叛變。莊祖方比徐錫根年輕，但比徐更心狠手辣。莊徐兩人抵達江西後，即向熊式輝提議在泰和建立秘密集中營，專門關押共產黨員與愛國進步人士。熊式輝欣然應諾，據《泰和縣志》記載，他們在泰和縣15公里外的馬家松山村圈了一座祠堂與三棟民房，設立了一個秘密監獄，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馬家洲集中營。

為了適應當時錯綜復雜的革命形勢，團結抗日進步人士，維系國共合作，堅持抗日，根據中央指示，1939年1月16日，在重慶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領導包括港澳在內的整個長江以南的中共黨組織活動。1940年10月，在南方局領導下，成立了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主要負責江西、廣東、廣西、福建、海南等地區的黨組織活動。

南委書記方方、副書記張文彬、宣傳部長塗振農、組織部長即為郭潛。南委機關設在廣東、廣西、江西三省交界的大埔。郭潛擔任南委組織部長後，接替他的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謝育才。

1942年5月初的一個清晨，天下着蒙蒙細雨，郭潛身着長衫，一身富商打扮，帶着一位區姓的女交通員，從廣東大埔出發，先是坐船，後又坐車，繞道廣西桂林，再赴贛粵交界處的曲江。

這一次出行，不僅徹底顛覆了他的命運，也給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及下屬數百個省委、特委、區委、縣委等機關、幾千名黨員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幾本進步書籍打開了缺口，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命懸一線。老奸巨猾的馮琦隱忍不發，要釣更大的魚。

1940年冬天，江西省蓮花縣的中統特務在界化隴汽車站對旅客常規檢查中，發現一位名叫張紹祖（又名張建行）的旅客行李里夾帶了幾本宣傳共產黨的小冊子，就將張紹祖及他的妻子許樾扣了下來。張紹祖承認自己是中共南昌市委的書記，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抗日，江西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極少數成員身份是公開的，並在中統內部信息里是備了案的。張紹祖就是這極少數成員中的一個。

但中統特務根據國民黨秘密頒布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活動處理法》等反共條例，還是將張紹祖、許樾夫婦關到了馬家洲集中營進一步審查。中共黨組織按慣例切斷了與他們的聯系。

幾個月後，張紹祖與許樾被先後釋放，回到了吉安。張紹祖為了儘快與黨組織接上關係，竟讓自己的妻子外出活動，四處尋找，誰曾想到還真被她找到了中共吉安婦委的領導人萬國英。幾天以後，萬國英來到張家，與張紹祖簡單作了番交談，臨走時給了他一個吉安交通站的地址。

萬國英走了，張紹祖不知腦子裡哪根筋搭錯了，他認為這一切來得太過於順利，便悄悄尾隨萬國英，玩起了跟蹤。果然他親眼看見了萬國英走進了國民黨吉安縣黨部。他大吃一驚急步回家與許樾商議，一致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布下的“倒鈎”。於是竟主動跑到馬家洲集中營莊祖方哪兒，一五一十地將這一切都報告了上去，尋求莊祖方的寬容。

莊祖方心中大喜，他不動聲色表揚了張紹祖一番，將他放了。同時即下令自己從上海帶來的部下、中共叛徒現任國民黨中統吉安站的頭目李剛，將已經潛伏在國民黨縣黨部的萬國英抓了起來，並對她進行嚴刑拷打。萬國英實在承受不住這麼殘酷的折磨，將她的上線、中共江西省委交通員蕭三省（又名李鐵拐）供了出來。蕭三省被捕以後，還沒用刑就叛變了，他對莊祖方講，他認識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他有辦法將謝育才誘騙下山。

馮琦從莊祖方得到了這個消息，喜出望外，他匆匆趕到吉安，與莊祖方聯手處理這個大案。

自從南昌被日軍占領以後，國民黨省政府搬到了泰和，中共江西省委領導反覆斟酌，將省委機關搬到了崇山峻岭之中的南山上。這里交通不便，但十分隱蔽，群眾基礎好，還有一支紅軍時期就在這里活動的以顏福華為首的游擊隊，此刻顏福華已經是新組建的中共江西省委軍事部長。南山地處偏僻，日本鬼子和國民黨找不到他們，但省委久居山上與外界聯系不便，開展工作也很困難。當時郭潛擔任省委書記時就與國民黨吉安專區的專員李安達成過默契，准備將機關搬到吉安。謝育才繼任省委書記後，也有意將機關撤下山來。他囑咐省交通員李鐵拐在吉安秘密尋找房子，一定要十分隱蔽，找到後不可向任何人泄露。馮琦聽了蕭三省的供詞，認為可行，便親自監視着蕭向山上發報。然後布下大網，靜候謝育才下山。

謝育才帶着機要報務員林雲生下山，一進吉安就發現情況有變：城安靜地像個死城，連平時較為熱鬧的集市大街也寥無人跡。他沉下臉拉着林雲生撤退，但已經來不及了。四周突然冒出了十多個特務，這幫人一擁而上，將謝育才林雲生團團圍住，塞入汽車，送到了馬家洲集中營。沒過幾天，謝育才的妻子、時任中共江西省婦委主任的王勖帶着剛出生還未滿月的嬰兒被抓，也送到了馬家洲。

老奸巨猾的馮琦下令嚴格封鎖謝育才被捕的消息，讓被捕後不久即叛變的報務員林雲生繼續向南委發報，說謝育才在日寇對泰和吉安等地的大轟炸中負傷，然後電台便始終保持靜默。馮琦處心積慮，想要釣一條更大的魚。同時他對謝育才與妻子王勖嚴密搜查，終於在謝的鞋底里發現了一封來不及遞出的信。馮琦靈機一動，用殺死剛出生不久的孩子相威脅，要謝育才寫一封信給顏福華，騙他下山。謝育才望着孩子心如刀絞，他百般無奈，寫了封信。但信中隱藏暗語，意思是讓顏福華不要下山。馮琦拿着信反覆推敲，識破了謝育才的意思。他不露聲色，他知道顏福華沒有多少文化，紅軍長征以後一直到現在七、八年沒下過山，他讓手下的筆跡專家，仿照謝育才的筆跡，另寫了一封信，要顏福華速下山來。顏福華果然中計，一下山便被活捉。馮琦讓莊祖方對他講：現在國共合作，你還留在山上幹嘛？你在山上待了近10年，難道還沒待夠？不如將你的部下全部招下山來。蔣委員長論功行賞絕不會虧待你。顏福華原本就對待在山上的艱苦生活心懷不滿，一直想早點下山過過舒服日子。莊祖方三言兩語便將他說動了。他答應叛變並招募山上殘留的部隊下山。這個顏福華心狠手辣，叛變後成了馮琦、莊祖方的得力爪牙。

顏福華等人的被捕叛變，已經顯示了由郭潛南下後重建的中共江西省組織的軟弱渙散。窮凶極惡的大叛徒馮琦向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誇下海口，要利用謝育才被捕的契機，一舉破獲中共南委；同時向徐恩曾緊急申請經費5萬法幣。徐恩曾向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與中統名義上的局長朱家驊匯報，兩人當即同意，一次性撥給馮琦5萬法幣（當時法幣還很堅挺，5萬法幣可買兩輛汽車——筆者注），並給馮琦寫了一封信：“馮琦同志所擬偽贛省委破獲後撲滅東南各省奸偽實力芻見，實屬切要。望見全力主持，縝密處理。”（見《國民黨特務活動史》）

馮琦要錢有錢，要人有人，信心大增。他下令對謝育才被捕的消息依舊嚴格保密，對江西省各地的共產黨組織與個人，非屬急要，一律暫不動手抓捕，保持一個全省與共產黨平安無事的假象，專門等候南委領導上鈎。特務控制的林雲生的電台依然保持靜默，偶爾才給南委發一封電報，宣稱謝育才傷勢已經平穩，但還無法行動。半年多過去了，中共南委與江西省委的聯系時連時斷，對江西省委的工作或明或暗，南委書記方方，副書記張文彬的心裡都非常憂慮，於是拍了封密電給江西省委，決定在1942年的5月中旬，叫省委書記謝育才到江西與廣東相交的曲江與“二叔”（即組織部長郭潛——筆者注）見面。馮琦接到電報，心中大喜。他和莊祖方一致認為：大魚要上鈎了„„

謝育才冒死越獄，狂走千里報信。郭潛依然上鈎，僅一個小時就叛變出賣，一下子將中共粵北省委當了見面禮。

謝育才在馬家洲集中營備受煎熬，但始終沒有屈服。這一天他看到顏福華興沖沖地跑來，不由大吃一驚，問道：“你怎麼來了？”

顏福華回答：“不是你叫我下山來得？就許你在山下夫妻團圓，吃香喝辣，就不許我也下山來享享清福？”

謝育才全明白了，痛苦地轉過身。

過了一段日子，顏福華又來了，他笑眯眯地謝育才講：這一次我有一個讓你恢復自由、榮華富貴的機會。你不是認識“二叔”嗎？“二叔”要來了，只要抓到“二叔”，你想要什麼還不是一句話的事。謝育才一聽，暗暗吃驚，他明白郭潛有危險了，他一定要想辦法跑出去將江西省委遭到大破壞的消息告訴南委，讓南委有所准備。

此刻謝育才與妻子王勖住在馬家洲集中營的優待室里。由於他們帶着嬰兒，看護較松。因為看守們都曉得，謝育才深愛好不容易才得來的唯一一個兒子，如果他想帶着孩子逃跑，孩子一哭，一定會暴露。謝育才與王勖細細思量，決定丟下孩子逃出集中營去通風報信！1942年4月30日一個月夜，謝育才夫婦抓住哨兵的一個疏忽，扔下孩子越獄成功，逃出了集中營。據“南方局史料：謝育才的自述”中記載：一天莊祖方將他找去訊問，他拿出一張寫着“全福處”三個字的紙條問他：全福處是個人名還是地名？作為江西省委書記，他自然曉得，全福是指中共福建平和縣長樂地區的區委書記張全福。既然莊祖方這麼問他，那張全福應該還沒有暴露。於是他便搪塞莊祖方說：“我也不十分清楚，沒有聽說一個叫全福處的人，應該是個地名吧！”他們倆越獄以後，便拼着命往贛閩交界的長樂地區跑。他們倆花了半個月的時間，走了1000多里路，終於跑到長樂找到了張全福，並在張全福的幫助下和南委機關保衛處的負責人劉永生見了面。謝育才向劉永生詳細報告了自己被捕、江西省委遭到破壞的情況，並通過劉永生的電台報告了南委，但此刻已是5月中旬。

幾乎就在謝育才逃跑的同時，莊祖方帶着顏福華與6個特務，在5月18日趕到了曲江。30年代初葉，莊祖方在郭潛手下做過工作，他認識郭潛。他們一行到了曲江，先向廣東軍閥余漢謀手下的中統特務機關借調了一個名叫馮達的特務，此人也是中共叛徒，同樣也認識郭潛，同時還向余漢謀借了2間房間當他們工作的密室。他們讓馮達帶着兩個特務埋伏在南委機關通訊處附近，然後叫顏福華找上門去，對通訊處的交通員講：謝育才已經到了曲江，等待與“二叔”見面。工作人員讓他留下聯絡地址，沒有對他透露“二叔”的任何消息。

幾天過去了，莊祖方等一行人就在曲江傻等，一點音訊也沒有。顏福華對莊祖方講：撤了吧！郭潛與謝育才約定的見面時間是5月15日，現在已過去了快10天了，“二叔”怕是不會來了。莊祖方回答說，“我已請示了馮主任，主任認為“二叔”出來一次不容易，不會輕易放棄與謝育才見面的，再等等吧！”他讓馮達繼續在南委通訊處附近設伏，自己在曲江最熱鬧的街市口的旅館二樓，租下了幾個有沿街窗口的房間，自己與莊祖方一行從早到晚不停地往大街外張望。

這其實還是大叛徒顧順章叛變後對軍統特務“培訓”時教授的方法。曲江雖然地處江西與廣東的交界處，但在當時居住人口是不多的，而流動人口更少，如有陌生人出入，或形跡可疑的人經過，辨認起來並不苦難，更不用說像郭潛這樣的熟面孔了。5月25日，住在南委通訊處的交通員來找顏福華，他四處探望了一下，說道：“你們還沒走？”顏福華問：“二叔來了？”那人不置可否，詭秘一笑走了。顏福華想衝上去，將他綁了，被莊祖方一把抓住，說：“再等等！”

其實此刻中統高層對如何處理現在這種狀況，在重慶也有過激烈的交鋒。據張國棟在《中統二十年》一書中記載，大多數人認為郭潛是抓不到了，先將交通站破獲了，再進行追索。但徐恩曾堅決相信徐錫根，認為寧可讓這幾個交通員跑了，也要等下去抓到郭潛。

5月27日下午，那交通員又來了，進來後丟下一句話跟我走，就坦然向外走去。顏福華帶着一個特務跟着他向曲江城外走去。那人將他們領到城外的一個湖邊，湖邊停着一條小船，於是3個都上了船，船工便搖着小船向湖的中央盪去„„

其實這兩個人是打掩護，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來者究竟是什麼人。下午4點剛過，又有兩個人從聯絡處不遠的客棧里走了出來，莊祖方仔細一看，認出了出來的正是南委的組織部長郭潛，以及曾和他打過交道的那個中共南昌市委書記張紹祖。莊祖方帶着特務們下樓衝上前去，一擁而上，將郭潛與張紹祖拘捕了起來。與此同時，在湖面上擔任掩護的兩個交通員也一塊兒被捕了。

莊祖方自然知道時間的重要性，他沒有把郭潛押到江西的泰和去審訊，而是在從余漢謀處借來的那幾間秘室，對郭潛開始審訊。莊祖方對郭潛講：“郭先生，久仰你的大名。就在這里談談，天有不測風雲，免得帶回泰和再受皮肉之苦。”他向顏福華打了個手勢，顏福華立刻閃上前來：“二叔，您還認識我嗎？不僅是我，連謝育才也歸順中央了。現在國家需要人才，我們的思想觀念都得變一變了。”郭潛望了他一眼沒有吱聲，莊祖方又說：“顏先生說得對，你我是老熟人了。就拿馮琦馮主任來說吧，你我都認識，算起來也是我們老領導了！現在擔任江西特工委主任，有權有勢，如你歸順中央，職務不會在他之下。”

作為中共南方工委的組織部長，郭潛自然知道：現在雖然是國共合作時期，但是根據國民黨《異黨問題處理法》和《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規定，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都是所謂“非法”的；在國共合作前就是中共黨員的人，要逐一登記備案，但不能在國民黨黨政機關、軍、憲、特、警等部門工作。實際上還是將共產黨當作死敵在對待。如果帶到泰和，絕不會有好果子吃。於是這位參加過長征的老黨員就這樣被幾個叛徒說動了。他長嘆一聲對莊祖方講：要我歸順也可以，但要答應我幾個條件。莊祖方喜出望外，回答說：“請講„„”郭潛提出：“一、我家在曲江，我要先回家看一下妻子，將她安撫好；其次，我可以提供情報信息，但永不露面參加你們的公開抓捕與審訊。第三，前些天我從桂林提了中共南方工委的活動經費9萬元法幣（另有一說為十萬元——筆者注）我要先取走一萬當安家費。”莊祖方不假思索，一口答應了郭潛的全部條件。隨即派自己從泰和帶來的得力助手李剛以及叛變過來的特務顏福華、孔昭新等押着郭潛去他家中。擔任廣東方面第七戰區余漢謀部聯絡工作的丁某人上前阻攔：“不行，萬一這是個圈套呢？”莊祖方說郭先生既然答應了便不會反悔，於是李剛就帶着郭潛坐車去了郭家。一進家門，郭潛又講：“我要3萬元補貼家用。”李剛大方地揮了下手，也答應了。這一下，郭潛鐵下了心當了叛徒，便開始了大出賣：他立即指引李剛首先破獲了中共南委在曲江的總交通機關，逮捕了總交通司徒丙鶴夫婦與交通員曾平、陳二叔等，切斷了曲江與南委機關大埔的聯系。這一點十分重要，足見郭潛這個大叛徒的卑劣！轉而又引路馳往五里亭破獲了粵北省委總機關，逮捕了省委書記李大林和女交通員阿李。也是這個大叛徒走了狗屎運，在回第七戰區長官部聯絡處那幾間密室途中，郭潛看到了在街上行走的粵北省委組織部長與宣傳部長，他當即指引李剛下車抓捕。這麼一來，幾乎整個粵北省委就被郭潛當作見面禮，拱手送給了國民黨特務。

郭潛在出賣中共南委全部首腦的同時，將正在樂昌的南方局領導廖承志也供了出來，釀成了抗戰期間國共合作的大事件。

一夜無眠,天蒙蒙亮,郭潛向莊祖方提出想回家一次將妻兒安頓好，順便收拾一下行李跟他們去南方工委的所在地大埔。莊祖方同意了，他知道現在的郭潛已離不開他的保護了，便給了他3個鐘頭的時間。他讓李剛開車送他回家，車就停在離他家的不遠處。

八點剛過，郭潛回來了。他長嘆一聲，從口袋拿出了一份密電對莊祖方講：這是南委發給我的急電，說是南委已接到謝育才的通報。考慮到情況有變，讓我切斷與江西的一切聯系，並儘快返回大埔南委駐地。這電報我昨天就收到了，但沒能譯出來。今天回家把它譯了出來，唉，為時已晚呵„„莊祖方冷冷一笑說：“這就是命吧！”這一段對話見諸於郭潛的回憶錄。南委給他的密電，只有他一個人才有專屬的密碼本可以翻譯出來。怎麼可能發生昨天譯不出，而今天又譯出來這樣的怪事呢？這只有天曉得了！

這里順便介紹一下謝育才：據《中共黨史任務傳》講，由於中共江西省委此次損失極為慘重，所有縣委近200名黨員被捕。再加上他與夫人越獄千里送信，無可靠旁證，謝育才被開除黨籍，以後又重新入黨。不久又開除黨籍，再重新入黨。60年代去世時，稱他為“堅定的革命戰士”。

再說莊祖方一面忙着將抓捕到的李大林等共黨要犯暫時交給曲江廣東方面的軍統機關關押，一面忙着准備趕赴大埔。李剛認為，郭潛一抓，肯定驚動了南委，再趕到大埔，恐怕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了。但莊祖方認為不一定。因為從郭潛捉獲到自首叛變，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小時，而抓獲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時將他的報務員阿香也捉了。共產黨不會這麼快就把消息傳遞出去。他們這麼嘀嘀咕咕正在商量，晾在一邊半天的郭潛插話了：還有一個天大的功勞，不知各位是否感興趣？莊祖方一聽，一下子跳了起來，跑到郭潛面前，將他牢牢地按在椅子上講：快說，什麼事？郭潛冷冷一笑說：廖承志聽說過嗎？他在樂昌，離這兒不遠。

作為中統的大特務，莊祖方當然知道廖承志。他是中共南方局的委員，八路軍駐港辦公室的主任，同時還擔任着中共香港工委的書記，藏着一肚子的機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廖承志從香港撤到廣東，由於夫人生孩子，便在樂昌小住。紅軍長征時，有一段時間廖承志與郭潛都在張國燾的紅色方面軍，兩人不僅相識還頗談的攏。南方局便委託郭潛對廖承志聯絡並給予照顧。誰能料到郭潛一經叛變，立功心切，便將廖承志出賣了！這與當年顧順章被捕出賣惲代英如出一轍！

於是郭潛便設下了一個局：他替莊祖方寫了張條子給廖承志，通知他去一趟桂林，幫助疏散一下從香港歸來聚集在桂林的文化人。順便還給了他1萬法幣作為經費。因為廖承志住在樂昌的一條小巷子裡，四周都是居民，一旦受了驚動，逃跑起來十分容易。如果將廖承志引出來，釣他到車站再動手抓捕則方便得多。莊祖方大喜，他親自帶着李剛等幾個特務，從第七戰區的余漢謀處借了輛汽車，急匆匆地開到距離將近百里外的樂昌。時已黃昏，莊祖方遠遠地就停下了車，拿着錢與郭潛寫的紙條，一個人七拐八拐的找到了一個小院。他推門而入，天氣悶熱，只見廖承志正打着赤膊，躺在竹榻上納涼。他看了紙條，接過錢，寒暄了幾句，說，那好吧，我明天一早便走。莊祖方出來，回到車上，一想不對，夜長夢多，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還不如即刻動手！他自己帶了個人，讓李剛也帶了個人，立刻下車，從巷子的兩頭向廖承志住的那個小院子抄了上去。他一腳踏進小院，只見廖承志已經穿上了衣服，提了個小箱子准備出逃。長期地下鬥爭的經驗讓廖承志變得火眼金睛，他見了莊祖方覺得不很順眼。更重要的是他的住址只有南方局及南方工委的少數幾個領導才曉得。如果沒有出事，郭潛絕不可能派一個自己不認識的人前來送信、送錢。但他還沒來得及跑，就被莊祖方堵住了。莊祖方一行押着廖承志趕回曲江，離城門口不遠處，把車停了下來。莊祖方心想抓住了廖承志，是天大的功勞。他不想將廖承志留在曲江，而是要將他連夜押回到江西泰和。現在人太多了，自己這一撥，再加上城裡郭潛他們一撥。他准備到城市租一輛長途汽車將這些人一併送回泰和再作打算。誰想到，等他租了車出來，卻見城門外只剩下李剛等人，廖承志不見了。一問才曉得，廖承志被第七戰區余漢謀派來的憲兵給帶走了。

莊祖方心急火燎地趕回城，拍了個急電給馮琦。過了許久，馮琦才回電講：這件事已由徐恩曾面告蔣委員長。讓他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帶着郭潛，明天一早就趕赴大埔，抓獲中共南委首腦。

幾天以後，馮琦帶着蔣介石的手令趕到曲江，從余漢謀的司令部將廖承志提了出來，押回到泰和關在了馬家洲集中營。

在國共合作期間，廖承志的被捕引起了軒然大波，更何況他還是國民黨的先哲廖仲愷先生的獨生子。據《廖承志傳》中記載，在重慶，周恩來向國民黨當局發出了嚴正抗議。為了營救廖承志，周恩來和董必武聯名向與共產黨關係較好的孫科發出了信件，尋求幫助。廖承志的母親、國民黨元老何香凝還先後寫信給孫科、發電報給蔣介石，要求釋放廖承志，但都未能成功。一時輿論嘩然！以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會談，周恩來必提釋放廖承志。一直到1945年重慶談判時，毛澤東還親自向蔣介石提出要釋放張揚、葉挺和廖承志。

1946年1月，周恩來用在邯鄲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第40軍軍長馬法五中將交換，才將廖承志營救了出來。

5月31日清晨，莊祖方、李剛等一行，帶着郭潛等乘車趕赴廣東大埔。他們先找了閩粵贛三省邊區綏靖司令香翰屏請求幫助。香翰屏特派政治部主任林雁峰帶上六名武裝特務一同前往協助辦案，一直到6月6日早上，莊祖方一行才乘小汽輪來到了南委所在地大埔高陂鎮。郭潛剛要上岸，他突然看到中共南委的宣傳部長塗振農和交通員阿香正好登上從高陂開往揭陽的汽輪。他馬上告訴莊祖方，莊祖方當即命令李剛等上船，將塗振農與阿香抓了起來。然後郭潛又帶着李剛、顏福華以及從香翰屏處借來的特務，直撲高陂鎮上的照相館。這里是中共南委機關的總交通所在地。郭潛等一行衝上前去，將總交通杜國宗等一併抓獲，綁了起來。

郭潛等人坐在照相館樓上耐心等候，突然看到一個老婦人攜着一個小竹籃走進了照相館。郭潛心想：一個鄉下老太進照相館做什麼？他當即令特務將其抓獲。老太太連聲說走錯了地方，想要退出，但為時已晚。特務們從老婦人手中奪過竹籃，對她全身反覆搜查，終於在竹籃子的夾縫里發現一張紙條。郭潛認出，字條正是南委副書記張文彬的筆跡。特務們對老婦人嚴刑拷打，老婦人受不住了，承認自己是南委交通楊保華的母親丘解氏，並供出是一位住在德和旅館里的客人讓她到照相館來送信的。郭潛帶着特務，馬上撲向德和旅館，抓住了張文彬。

當天晚上，莊祖方等一行人兵分兩路。一路由李剛郭潛帶領前往鄉下抓捕南委書記方方，一路由莊祖方帶領前往大埔南委所設的幾個機關進行搜捕。就在郭潛一行既將到達的前幾分鍾，方方得到消息，跳牆逃到了山上躲了起來。而莊祖芳一行來到大埔，被驚擾的居民發現，居民敲鑼報警，一起湧上街來，將莊祖方一行團團圍住，幾乎脫不了身。他們在香翰屏手下幾個當地特務的幫助下，才狼狽逃回到大埔。

至此，整個南委機關除了書記方方外，幾乎全部被捕。中共南方工委損失慘重。中共江西、粵北、粵南等省委、廣西省工委以及下屬的多個特委、幾十個縣委以及其他組織遭到了破壞。先後被捕與殺害的中共黨員達5000多人。南方工委領導取消、工作暫停、下屬所有黨組織停止活動。一直到1943年末，重新組建的中共廣東省委才開始工作，破壞最嚴重的江西省委，一直到1948年才開始重建。

塗振農同樣作為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在馬家洲集中營經受不住考驗，在1943年1月叛變。他出賣了在南方工委、婦委擔任領導工作的賀怡，也就是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的妹妹。全國解放後，於1951年被人民政府槍斃。而張文彬在集中營屢受折磨，寧死不屈，與他的許多戰友一樣，1944年6月犧牲，犧牲時不滿35歲。為此，周恩來曾怒斥國民黨頑固派當局：“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郭潛晚年利用中統秘藏的中共早期黨史資料，著作頗豐，成了所謂“中共問題專家”

郭潛的大叛變，為中統破獲南方工委等中共組織立下了大功，中統頭目徐恩曾非常高興，稱之為是中統1931年抓獲顧順章以後最大的收獲。徐恩曾十分重視郭潛這個大叛徒的作用，他特意在中統內部成立了一個所謂“分化瓦解委員會”，由郭潛擔任這個委員會的書記長。郭潛閉門造車，挖空心思炮製了一個所謂“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還編造出了所謂的黨綱黨章，表明中共內部已經分裂。但這在當時幾乎沒有絲毫的作用與影響。但誰料得到在20多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一夥卻拿出來說事，講朱德是所謂“非常委員會”的主席，險些釀成驚天大案！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郭潛逃到台灣，擔任了國民黨特務機關調查局的調查處長，儼然已成為國民黨內一個大特務頭目。

為了穩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台灣實施戒嚴，白色恐怖籠罩着整個台灣。1950年春，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潛伏在國民黨軍隊高層的吳石等被蔡孝乾出賣，慘遭殺害。中共在台灣的黨組織遭到滅頂之災。但事實上，還有相當一部分黨員轉移到了台南偏僻的山區，他們站穩了腳跟，重組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高雄、新竹、苗栗等地開展活動。郭潛獲悉後，又施展在大陸的老一套手法，他精心策劃，在新破獲的中共地下黨新竹鐵路支部中，挑選了一個人重金收買，然後讓他回到苗栗工作，僅與郭潛一人單線聯絡。此人在苗栗站穩了腳跟，一步一步獲得了新組建的中共台灣省工委領導的信任。郭潛隱忍不發，一直到1952年4月，才出動台灣全省的特務，一舉破獲了台灣的地下黨組織。此案被稱為“重整後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是國民黨在台灣破獲的最大的一個中共地下黨組織案。為此郭潛深受蔣氏父子，尤其是他昔日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友蔣經國的青睞。1958年升任國民黨調查局副局長。一個中共叛徒做到如此高位，郭潛是唯一的一個。

毛人鳳去世後，郭潛原以為自己能當上調查局長，不料蔣介石卻把局長寶座給了另一位副局長沈之岳。郭潛立即撤職。令他難堪的是，因為自己在抗大擔任教員，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潛入延安刺殺毛澤東，曾在抗大二期讀書。郭潛與沈之岳朝夕相處，有師生之誼，現在殊途同歸不說，師生再顛倒成了上下級，令他無法承受。蔣經國頗為同情郭潛，讓他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副主任，郭潛在這兒掛職，主要從事寫作、研究與講學。1969年，郭潛化名郭華倫寫就的四卷本《中共史論》出版。長期以來，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收集並珍藏了中共方面大量早期黨史的原始資料，有不少是孤本，連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室也沒有。這些資料保存在一個名叫“薈廬”的資料室里。郭潛充分利用了這些資料進行寫作，這些資料良莠未辨，其中自然謬誤不少，比如中共一大召開的第一天他就認定是7月27日，現普遍認作是7月23日。但他書中披露的不少第一手資料還是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心。曾經擔任過博古顧問的李德在德國撰寫回憶錄《中國紀事》時，就曾廣泛運用過他的史料。此外，他還寫過《台共叛亂史》、《中共人名錄》、《中國問題論集》等多部著作，成了所謂的“中共黨史權威”。1984年8月4日，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郭潛走完了極不光彩的一生，在台北醫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