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這天，等很久了

陳丹青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區“美術攝影辦公室”——文革期間各省唯一的美術機構——借去畫畫，同行者另有南京藝術學院老師陳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薩，我們落宿幸福東路12號二樓，短暫的高原適應後，天天散在街頭畫速寫。

9月9日午後，我們正收拾畫具，負責安排活動的“美影辦”主任屠思華上樓進屋，並不看着我們，說：“這樣子，下午不出去了。四點鍾電台有重要廣播。”旋即離開。

我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那麼，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樣一種感覺，那是怎樣的一年。元月周恩來歿，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準確，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薩陽光猛烈，我記得屋裡的靜，三個人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猝不及防，笑出來——“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現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這樣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後被妻子發現的一瞬。不合時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裡接到一封報喪的信，是父親有位老同學幹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遞給父親時，也曾忽然發笑，其時14歲——1976年我滿23歲，已知事關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們竭力抑制的正是托爾斯泰捕捉的那種笑，雖則理由大異，但何其危險：笑是可怕的證據，門雖關着，三個彼此信賴的人，可是一笑之後怎樣收場？說什麼？說什麼都不宜。

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四點鍾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樂、回放，那些年城鄉遍布高音喇叭。幾天后，拉薩廣場龐大的葬禮，萬人默哀，所有警報氣笛齊聲鳴響。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國舉喪，我佇立街頭，從風中肅然辯聽遠近四外的機械哀鳴，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此後我不再目擊千百人顛撲號叫的壯觀。葬禮中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畫成的大油畫便是一組痛哭的臉。這萬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憂患、大解脫，或者，僅只因為恐懼，因恐懼而趁勢放聲一哭。我確知人民哀傷，我同樣確信，那時，許多人，包括中南海諸公，都在暗暗等待終結的一刻，只是沒人知道此後中國將會上演什麼劇情„„當我混在擠擠挨挨的葬禮行列中用力低垂頭顱，周圍數百人的號哭一陣陣如爆炸般轟鳴，怎麼辦？那些年我為種種理由感傷泣涕，可現在只剩幾個人便輪到我上前鞠躬，眼中還是沒有淚，怎麼辦，我絕非無動於衷，但此刻必須痛哭!瘋狂搜索悲酸的記憶，忽然想起“美影辦”資料中一幅老照片，是當納粹占領巴黎，有位街頭觀看的法國紳士被屈辱扭歪胖臉，老淚溢出„„一陣眼熱，下齶趁勢抽搐，幾秒種後，我成功地哭起來。

演員羅勃•狄•尼羅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劇的黑幫教父，他的手下潛入劇場悄聲通知：警長已被擊殺。正為詠嘆調感動而淚流滿面的狄•尼羅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時繼續痛哭。我又曾讀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說，每當在《茶館》第三幕規定情境流下淚來，他就心中默念：“沒演砸、沒演砸”。我豈是演員，大葬禮那天的急不擇淚絕對不是表演、不是假裝，當然，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澤東。

這篇文字被指定從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實，1976年9月9日之後，在中國，“七十年代”已告終結。此後數年，全國上下的百般騷動不過是為八十年代開始了種種鋪墊和預演。

人憶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實難。記憶是內心的“視像”，封存無為;回想，則近於“思考”，不安分，試圖有為了;一旦轉成文字，被人讀，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愛讀各種回憶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讀過的最平實的回憶文字竟是上下卷《吳法憲回憶錄》，一五一十，充滿細節——那不是在回憶，而是如獲罪的共產黨人，“老實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場景若不寫出，誰能想象呢：先是他與黃、李、邱幾位被帶進人民大會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後站一位“彪形大漢”，不久周恩來、葉劍英等老總魚貫進入，宣布停止各人職務：“給你們每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吳法憲寫道：

「周恩來又對我說“你把空軍搞成這個樣子，你不要出問題啊，會給出路的。”我明白周恩來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殺„„周恩來說：“你去吧”，然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緊緊握手，讓楊俊生把我帶了下去。」

這一幕哪像是現代政治？幫派才如此處理人事，地點在國家殿堂：“緊緊握手”!然後吳法憲開始了不斷變更地點的漫長囚禁。

黨政人物的回憶，千般機密，牽動億萬人，而億萬人渾然不知。1971林彪事敗，我正從江西回滬，賴着，混着，忽一日，與數百名無業青年被居委會叫到靜安區體育館聆聽傳達。氣氛先已蹊蹺，文件又短，念完，靜默良久，居委會頭目帶領鼓掌，全場這才漸次響起由疏而密的集體掌聲。散場後我們路過街頭某處宣傳櫥窗，群相圍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圖片：那是江青上一年為林副主席拍攝的彩色照片，罕見地露出統帥的禿頂，逆光，神情專注，捧着毛選。

那年月沒有任何電影海報或商業廣告，所有公開的圖片都是黨政首腦。眾人湊近細看，一聲不響，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變，尤甚於幾年後毛的死亡：毛總會死的，可誰曾想林彪謀亂，且是這種死法。後來內部傳閱飛機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統帥被燒焦的頭顱和肉體，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眾記憶中的最後圖像。

我是依賴“觀看”的動物。倘若不給我“看見”，記憶失去依憑。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遺跡幾乎消逝盡淨，到處變樣了。標志性宏大建築如天安門城樓、人民大會堂，都還在，“四五”、“六四”全在這里發生，但周圍新樓阻斷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觀——“祖國大地”也被大肆猥褻、踐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戶的窮鄉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錢，總不至拆毀吧。常聽說老知青結隊回到曾經流放的省區，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徑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腳、村口，這才可能給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電影、圖畫，無一給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實，直到九十年代初終於看了那部文革中被聲討的意大利記錄片《中國》。導演，老共產黨員安東尼奧尼，2004年被請到中國，重申自己當年的委曲。我也現在明白，為什麼西方左翼尊敬欣賞紅色中國，可是他們來過，走了，在中國的生存者，是我們——我盯着看，很久難以接受這就是記憶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對我說，承認吧，你就在這如蟻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處空曠貧瘠，城市，鄉村，因為荒敗，居然尚稱潔淨，簡直優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鏡頭所及，村民爭相走避，同時回看鏡頭。我找不到詞語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國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習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視這幅員遼闊的前現代國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鄉村小學生在操場上列成方陣玩跑步接力賽，大太陽照着，貧窮而頑強，如我落戶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韌。

這一幕，確曾捕捉了整代人的無知與生命力。《中國》是我迄今所見唯一逼真記錄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國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觀看的大量官方記錄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實：毛、林、周，江青，紅衛兵，批鬥會，誓師大會，還有龐大的黨代會„„影像比文字無情，無情才能真實：年代久遠，這些電影不再能夠行使黨政宣傳而儼然轉成歷史的證據，而時間改變同一影像，改變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門廣場千萬人仰望領袖，歡呼雀躍——1966年，中國的七十年代其實從那時開始——我們，十幾歲的孩子，以為理所當然。如今平靜目睹這光天白日的瘋狂，我們長大了。人需要年齡。現在我瞧着周恩來的臉，這才讀出他的表情，明白他雖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慮。黎明曙色中，當身穿軍裝的毛澤東被團團簇擁走下金水橋，斷然步入沸騰的廣場人群，這一刻，鏡頭搖晃模糊，我也能讀到這個曾叫做毛潤之的人——僅僅作為一個人——正懷抱心中的絕決和龐大陰謀，決定揮霍億萬人性，闖開這歷史的彌天大禍。

鏡頭沒有偏見，但當年我們讀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記錄片，那是七十年代絕無僅有目睹外國人的機會。各國首腦照例被周恩來陪伴着進入那間書房，毛癱在他的沙發上，困難地轉側臉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長，我們年年月月在所有圖像中愈萬次看這張臉，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級明星——很久以後，我們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張玉鳳——但這類電影一律關閉領袖與賓客的對話，只有配音解說，還有音樂，與七十年代猛烈叫囂的革命音樂不同，這種配樂親和、優美，我喜歡聽，至今沒有文獻告訴我音樂作者是誰。

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我總會閃過一念：他還要活多久？

進到那間書房的國家元首都死了：戴高樂、尼克松、鐵托、金日成„„布托死於絞刑，齊奧賽斯庫被好幾條槍掃射斃命，馬柯斯暗殺政敵後，攜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異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