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錯俱全”的王丹

曹長青2014-09

大概很多人認為“內訌”導致了海外民運的慘澹。其實“作秀不做事”是毀掉海外民運的重要一環。越是要作秀的人，就越不做事，因為把精力都用在追逐風頭上了。問題是，沒有成績的話，秀也是很難做下去的，於是就開始玩假的了。“假”的東西當然不可能“真”的推動民主運動，反而只能敗壞民運的名聲和形象。

王丹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剛玩完一個“假腦瘤”風波，被批評之後毫不反省，而是玩一個更大的“假爭取諾貝爾獎”（詳見我的“王丹聯名信，作秀造諾獎”）。有位台灣報紙的記者說了一句很準確的話：“王丹用這種不民主的方式，來為香港爭取民主，真是大笑話！”

不僅是大笑話，而且背後還有利益鏈的交換，王丹還要以“海外民運發言人”的姿態繼續玩這類假的東西，那就有必要回顧一下王丹的品行到底如何？他有沒有資格這麼三天兩頭地代表海外民運發宣言、發聲明。

第一，賣友求饒？

早在1997年夏天，我一個絕對信得過的朋友，在北京的一個飯局中，見到一個當年審過王丹的法官。他說王丹一點骨氣都沒有，什麼都交代，簡直熊得不行。朋友告訴我，那個法官提到王丹時，滿臉的不屑、滿口的蔑視。但這件事我從未跟外人提過，一是因為那只是法官的一面之詞，二是認為在共產黨手裡的人的軟弱還是情有可原的。

後來才知道，其實《中國之春》在1991年就曾發表一篇文章，說中共對王丹的“整個審理過程顯得出奇地平淡，好像一切都在預料之中，一切都在預謀之中。退庭之前，王丹苦笑了一下，輕聲對審判員和公訴人說：我在庭上表演得如何？對方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這可是頗令人皺眉頭的一幕。今年（2014）六月，從媒體對中國知名律師張思之的新書《行者思之》的報導中看到，作為王軍濤的辯護律師，張思之對某個學生領袖的表現頗為不滿。他沒點名，但稍微知情者都知道是王丹。報導說：

“張思之說，有位學運領袖的證詞很不光彩。他查閱卷宗，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運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里，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為他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找藉口回絕了。

他認為，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他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毒攻擊’，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個罪名嘛。“

其實早在1992年，跟王軍濤一起被判 13年的陳子明就在香港出版了《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我是最近才得知），明確指出王丹在獄中對六四戰友的不實指控。

書中寫道：“王丹為近五百人作了幾十萬字的證言，他對於我所作的三個證言恰恰都是記憶有誤的‛、‚大量事實證明王丹的幾個證言都是違心之言”、“關繫到有關證人的名節”、“堅決要求與主要證人王丹當面對質”、“讓他自己來洗刷有可能留在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污點”。（見香港《當代月刊》1992年出版的該書中429、431、495 頁）。

在共產黨的監獄中軟弱，寫自我檢討書之類的，人們一 般都可以諒解。但是，在因六四事件被捕的人中，還從沒有聽說過有任何一個人，像王丹這樣“大規模地”交待，涉及多達近500 人！

八九民運時的北高聯秘書長、曾多次被判刑、現在美國的王有才說，“王丹什麼都交代的事情當時住秦城（監獄）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寫材料的事情來教育我們，讓我們也交代嘛。”

從王軍濤的律師、陳子明、王有才，還有那個審過王丹的法官的話等都可證實，王丹不僅屈膝交代，甚至污控他人，用張思之的話說，這是“拉扯別人墊背，害人”。僅從披露出來的有限的材料，王丹就對王軍濤、陳子明都進行了不實指控，那麼，在牽扯到多達500 人的材料中，王丹又對多少人進行了不實指控呢？

張思之表示，他在書中之所以沒點出那位學生領袖的大名，是期待他以後自省。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王丹迄今為止有過任何一點的自省嗎？

據六四後被判 6年的劉剛（學生中刑期最長）早期的文章，他曾苦口婆心勸導王丹“要面對自己的良心去反思”，希望他“推翻所有的供詞和交待”。王丹卻淡然“說無此必要，他對他所講過的一切都能負完全的責任。”（民運刊物《小參考》1999年5月30日）。

王丹以為全天下人對他交代的內容都不知情。這和當人們追究他20萬美元民運款項到哪裡去了，他回答“不需要自證”一樣荒唐到不知恥的地步。王丹出獄後，炫耀他是中共通緝名單上的第一名，出書張揚自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首號政治犯”，以此證明他是八九運動的主導者。既然如此，為什麼在獄中把責任推得一干二淨，全都栽到王軍濤頭上呢？

在廣場上遠沒有王丹那麼“風雲人物”的王軍濤、陳子明都被判了13年，而王丹只判了4年。這和王丹的指控沒有關係嗎？

這是由於今天中共要跟世界做生意，在壓力下把王軍濤給送到了美國。我們設想，這要是在反右、在文革時代，王丹對王軍濤、陳子明，還有那500人中的某某某的指控，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呢？而王丹對如此嚴重的問題，居然理直氣壯地不反省。

更令人吃驚的是：陳子明因患癌症今年初（2014）抵美治療。王丹居然大言不慚地在臉書發聲明，以“大哥”稱陳子明，說“政府指控他們指使學生”！明明是他王丹把全部責任都栽贓到王軍濤、陳子明身上的，他今天居然可以像沒事人似地說“政府指控”，甚至還要用跟陳子明稱兄道弟的口吻，說他們怎麼同時做牢，迷惑不知情的讀者，抬自己的身價。陳子明在監獄最難的時候，王丹落井下石了。但在陳子明剛抵美被媒體聚光燈投射的瞬間，王丹竟還好意思“借光”閃亮一下自己。人居然是可以這樣無恥的。

每個人都可能軟弱、犯錯（尤其是在特定環境下），但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則更能看出一個人的品行。對錯誤的狡辯、抵賴，比錯誤本身更十倍、百倍地不可原諒！因為那證明：第一、他根本就連是非都不知道，不把錯當錯；第二、老子就這樣，你能把我怎麼樣！第三、更甚者，把凹變成凸，把道德瑕疵變成道德光芒。

這樣一種品行的王丹，今天不僅還能心不顫抖地高調宣稱自己是“六四偶像”，而且還要做海外民運發言人。是不是需要說道說道？（審王丹時，有中共官員出面說情：“王丹是我們的人，饒了他吧。”王丹是從小培養的幹部苗子。）

第二，貪腐庸俗的公子哥兒？

2003年8月11日，台灣《聯合報》以這樣的標題報導王丹：《小資氣氛上身，時尚王丹曝光！──逛街趕時髦，名牌一籮筐》。該文以歌頌讚美的筆調說，六四時的王丹很土氣，“但如今的他，已動近視手術免去戴眼鏡之苦，短發用慕絲抓立，身穿a/x上衣、八分褲，腳踏NEW BALANCE球鞋，脖子上有銀色星狀項，手腕上是銀鐲子。”

該報導接着這樣描述王丹的富貴：“如今王丹用的東西都叫得出名號：在美國開的是 CORONA房車，戴瑞士DES ARIOS手錶，唱歌去好樂迪，喝咖啡去PEETS或STARBUCKS，在加州健身房健身，時尚信息來自《MEN´S JOURNAL》、《GQ》這些雜志。他笑稱自己‘非常小資’。”

王丹自己還披露，“喜歡亞曼尼、FRENCH CONNECTION、 BANANA REPUBLIC、DIESEL 這些牌子，打扮得年輕。”“在美國平常晚上去跳舞就很敢穿了，也敢穿會露點的洞洞裝。” 他還對記者表示，如果不是顧及他媽搧他耳光，以及公眾輿論，他會做“染發跟穿耳洞”這類事。他甚至嘲笑美國總統小布什，“穿得很爛。”

最近從王丹臉書看到，他經常炫耀在什麼餐館、什麼美景下吃喝（大概看到這篇文章之後要開始刪帖了），常喝星巴克，還秀出家裡的各種酒，當然還有水邊景色優美的大房子等。

且不說，一個自稱“六四偶像”的人，掛銀項鍊，戴瑞士名表、銀手鐲、滿身名牌，頭髮噴膠直立，這種讓人想到成龍的吸毒兒子、薄熙來的薄瓜瓜之類紈絝子弟的令人惡心的庸俗，更重要的是，王丹哪來的錢享用那些奢華和名牌？ 他2008年才從哈佛畢業，2003年就可以滿身名牌，又去歌廳，又去酒吧。而且，在2000年的夏天，王丹曾去巴黎，剛到就要找pub（酒吧），而且跟朋友炫耀，他已經去過200多次pub了。

請注意這個時間：2000年夏，王丹剛出國兩年（1998年4月抵美），已經去過200多次酒吧了！別說在2000年，即使在今天，又有幾個民運人士去過酒吧、知道在酒吧喝一杯酒多少錢？除此之外，王丹還念不念書了？有幾個在哈佛念書的外國學生有精力去酒吧作樂？現在他在國外16年多了，大概去過幾千次酒吧了吧？

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我既沒見過，也沒聽說過有任何一個人像王丹這般有能力、有精力追逐時尚、吃喝玩樂。王丹創了什麼業？哪來這許多錢？

已經人所共知的，是台灣國務機要費的20萬美元，王丹說支持國內民運人士了。20萬美元就是120萬人民幣。如果支持國內民運人士，一人一萬，也得有120人，總不能一個人名也拿不出來吧？曾經手給國內民運人士轉款的王有才說，2004年王丹提過有一筆應捐給國內的款項，但後來就再沒有下文了。

不知王丹在穿名牌、泡酒吧的時候，想沒想起過，或者聽沒聽說過李旺陽„„

曾在2001年參與由天安門一代設立的“中國青年人權獎”的唐柏橋指出，王丹是該基金會的負責人，但卻是一筆爛帳。基金會成員曾要求王丹公布基金的開支情況，王丹卻拒絕做任何交代，最終導致天安門一代的組織解散，基金會被王丹拿走。他可仍用這項名義對外活動、接受捐款，一副 “其奈我何”的姿態。

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副總指揮封從德最近也指出，他曾跟王丹等建立援助國內難屬的“互助基金”，後來發現美台港三地的許多捐款都進了王丹的私人賬號。王丹拒絕查賬，而且不承認“互助基金”領導人的改選結果。封從德說，王丹怕的是他私設賬號里的資金被外人知曉。

其實，上述這幾筆賬都還是“小錢”。大家都知道，資助個人的款項都是很有限的。對外募捐需要有組織、有基金會。大約在1996-1997年期間，我就得知由兩個天安門學生領袖辦的一個基金會，已捐到100萬美元。而王丹在過去這些年來，則至少有過八個可募捐的民運組織的主席、社長等頭銜。被媒體正式報導過的，除了那20萬美元到他個人手裡之外，王丹任社長的《北京之春》、任主席的《中國憲政協進會》等都前後得到美國和台灣政府的固定資助。

王丹目前擔任董事會主席的“華人民主書院（網絡）” 每年都在台灣舉辦募款餐會。2012年那次，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前主席游錫堃等都應邀出席餐會，前總統李登輝還捐贈一幅墨寶來義賣（70萬賣出）。該書院也在香港等地募款，在網上和王丹的個人臉書也呼籲個人捐款；而且王丹還曾對媒體表示，他的“募款機構遍布歐美港等地”。

如果認真追蹤一下王丹這些年的活動，你會發現，他主要就是發聲明、發宣言，擴大個人影響力，然後募款；募款的用途就是„„再發下次聲明„„再走發宣言、發聲明這個循環。在中港台三地的群眾運動中，都有王丹的風頭。在這次台灣太陽花學運中，台灣民眾的捐款熱情一度超過選總統，有多少到了王丹那裡呢？

為民主運動募捐當然可以理直氣壯，但問題是他的各種組織、基金會到底捐到多少錢？都用在了哪裡？都幹了些什麼事情？有多少變成了他身上的名牌行頭？

在所有中國海外民運人士中，王丹是擁有最多頭銜、掌控公款數額最高的公眾人物之一。他自己曾出來辟謠，說有人指控他“資產上億”（台幣？）。不過除了他自己的說法，我沒在任何其它地方見過，連谷歌里都搜不出來他“資產上億”這回事。真不知王丹義正詞嚴“辟”的是哪裡的“謠”，總不至於是為炫富，自己造了一個謠吧？

共產黨做樣子也要反貪腐。那麼以中國民運代表性人物姿態到處募捐的人，怎麼就可以一邊穿名牌、戴首飾，一邊理直氣壯地拒絕一切查賬？有民運人士跟我說，我們拿王丹一點辦法也沒有呵，國內人那麼難，可他王丹一點都不肯吐。他還有個利益共享的小團伙，都護局子。他現在的狀況其實比共產黨的官員還逍遙、還沒人管——美港台，誰也管不着他，連“自家人”也不能查賬，快成小毛澤東了。

第三、習慣性撒謊？

在被曝出陳水扁總統國務機要費 20 萬美元給了王丹之後。王丹堅稱，不知道這20萬美元是陳水扁給的，並煞有介事地對媒體表示，“自己從來不過問資金來源。”

這可真是撒謊不眨眼了。事實是：在一位深綠人士陪同下，王丹面見陳水扁總統，要求他支持中國民運。在他提出這個要求之後，陳水扁才從國務機要費里撥款給他。也就是說，是王丹的要求在先，給錢在後。王丹清清楚楚地知道這筆錢是來自哪裡。面對質疑，王丹一貫的做法是：先裝憨，無法躲過去的時候就編謊言抵賴，連謊言也沒法編的時候，就把腦袋埋進沙子裡——裝什麼也看不見。

在最近的“腦瘤”風波中，台灣人民曾認真地討論應不應該同情他，移民署該不該破例讓他返台等。但這些全都不在點子上。真正的問題是，王丹曾離境美國二、三十次，他清楚地知道，不持有效的旅行證件（對王丹來說是回美證），無論台灣怎樣開綠燈，他都根本無法通過美國機場的安檢，無法離開美國。但他卻製造了一個台灣要不要讓他破例入境的假議題，害得中華民國移民署、外交部、陸委會等三個部門為此召開聯席會議，討論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王丹等 於欺騙耍弄了全台灣。但事後絕無一字道歉！

頭暈大概是腦瘤、在美國量個血壓要1750美元、腦子掃描二、三萬美元、人不在美國無法買奧巴馬醫療保險、僅持綠卡就可以進出美國，等等，只是在這一次事件中，王丹就一路撒了許多謊。這些都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

對於自己的人生經歷，每個人都可能發生各種記憶錯誤 （這是常見現象），或張冠李戴，或時間地點有誤，也可能就過去的經歷吹點牛皮，沒人去指責追究這些。但王丹的一些事情，則超出了上述范圍，明顯是撒謊。

我沒花功夫調查，僅隨手拈來。例如，據蘇曉康的“王丹一代和薄瓜瓜一代”一文，王丹說，他 5、6 歲就貼過“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死的時候我笑了”、“12 歲就因為組黨而被公安部審訊”。與此同時，他又說自己是“少先隊中隊委員、團支部書記、參加區團代會、參加團中央的懇談會、1987年‘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以至校黨委‘也向我交底，准備發展我入黨。’”

毛澤東死的時候他 7 歲，難道王丹想說自己7歲的時候 就是反毛英雄嗎？就算是吧，可這個兒童反毛英雄，剛上小學又變成“少先隊幹部”了，12歲（小學畢業時）又因組黨被公安審查，到中學就又成為差點入黨的優秀團幹部了，再後來呢，剛大學一年級，又變臉成為激進的跟政府作對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了（據多位當事人回憶，王丹在廣場上是最激進者之一，他最早去絕食；出國後搖身一變成為“廣場溫和派”代表人物）。還用再多說嗎？這類人，要麼是謊言家，要麼是投機分子，要麼是人格分裂症患者。

蘇曉康還引王丹的話說，他“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對此說法，我嚴重質疑。為什麼？常識判斷：任何一個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大的，必定是一個既聰明，又勤奮好學的孩子。而那種勤奮好學到高中那個年齡，已經成為一種習性、一種自律，會長久地持續。或者說，那種人基本上會一生都保持勤奮好學、努力工作的狀態。

而王丹呢，他大學一年級就因六四而停學，來美國三個月後沒經過考試直接進哈佛念碩士博士了。作為一個英文不是母語、近 30 歲才來美國的人，一定得拼命刻苦讀書，才有可能跟上課程，學到東西。但我們前面看到，王丹進哈佛沒幾年就着裝打扮、追逐時尚品牌，晚上還去跳舞、泡酒吧，哪裡看得出他有任何“好學生”的慣性？也許會有人說，那人家不是也把碩士、博士念下來了嘛。

沒錯，學位是拿到了。但王丹在哈佛的作業，基本上都是一位會說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國女性 Nancy幫的忙。這就是為什麼王丹（拿着台灣官方以給哈佛捐款方式資助他的十幾萬美金，根本不必打工）在哈佛念了10年書，雖然博士到手，也無法在英美找到教職。所以才到台灣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王丹自己也多次說過他是懶人。這話好像倒不假，45歲的中年男人，還像青春少年似地，每天5個小時泡在臉書上說些無聊的未成年語言，再加上泡酒吧、去星巴克喝咖啡、請學生吃飯，然後跑郊外到處逛逛（他自己炫耀的）等等，這哪裡像個可以高考第一名的、有着良好讀書用功習慣的人？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質疑他當年以“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一說。這事如果是真的，很容易找出當年的同學、老師證明（沒人會因此下獄）。否則，就是彌天大謊又一個！

我傾向他的“最高分”之說是謊言，還有一個根據：王丹在哈佛的碩士論文竟是《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理論來源與內容》！在美國拿到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有幾萬人，能找出第二個用毛這種講話作論文的嗎？毛的講話有理論嗎？這種題目的論文恐怕連親共的留學生都沒臉去作。王丹曾在臉書上說，在哈佛上學時得到東亞系的華裔教授李歐梵的關愛，“他和師母對我尤其關切，像對待家裡人一樣。”王丹曾在李教授家裡一起“喝紅酒，聽馬勒，聊文學”。他的碩士論文題目都是和李歐梵一起商量定的，能過關，很難不讓人感覺可能有李歐梵對王丹的特殊照顧。

王丹的博士論文是：《一九五零年代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岸國家暴力對比研究》。他在自傳中說，他的博士資格口試，三個美國教授提的第一個問題竟然是，“如果你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教中國史，你第一本要用的教材是什麼？為什麼？” 王丹說，哈佛東亞研究的開山鼻祖就是費正清，我抬出他老人家來，應該會獲得認同。所以靈機一動，回答用費正清的 《中國新史》，結果三個教授都滿意。王丹說，接下來“是各種類似的問題”，然後他的考試就算通過了。看來美國教授們把對天安門受難者的同情心，都打包給了王丹。據王丹自述，他那個博士論文（經 Nancy 幫忙的）遞交之後，都沒有經過答辯就通過了。王丹的“博士”就拿到手了。

經這樣一個過程從哈佛畢業的人，我不相信當年會是全校“高考第一名”。

但就這樣拿到的博士學位，王丹卻一點也不謙虛地高調在波士頓和紐約兩地都舉辦了慶祝會（Youtube 上有視頻），並對外發了新聞稿，所以很多華文媒體報導。在紐約一家酒店舉辦的慶祝餐會，報導說有近百人參加，很多民運人士輪流致詞歌頌，還宣讀了各種頌文賀電（明顯是事先發出通知邀來的），甚至有人獻詩、獻歌。如此這般自我膨脹的架勢，自中國有留美博士的胡適時代以來從沒有過！

我在想，任何一個人被那麼多人在同一時間當面那麼贊美，居然沒有如坐針氈的感覺，也真挺是個本事的。他當時還不到 40 歲，讓我想到追悼會。劉賓雁80歲時聽那類話，都感覺有些不大好。

全美有數不清的中國留學生，拿到了真槍實彈的學位，或許會和親朋好友聚會祝賀。但讓一群“政治公眾人物”來給自己歌功頌德一番？從未聽說過。這種東西只給我一種感覺：王丹居然如此不自信，需要這種虛榮來給自己添光亮。

在王丹回憶錄中，對他的博士口試的過程只用了兩頁篇幅（那麼容易到手的學位，可能實在沒什麼好寫的），而對上述那個博士學位慶祝會，卻濃筆重墨，各種祝賀信等等，全文照抄。如此自戀，有時會對自己的真假都搞不清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人格分裂症？

在“從王丹拒入美籍談愛國主義”一文中，我已經談了好幾點王丹人格不統一的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去查。

這里再舉幾例：2000年，王丹參加了陳水扁的總統就職典禮。但典禮一結束，他就由龍應台陪同到一個私人場合跟馬英九晤談。馬英九跟王丹說，他燒成灰也是國民黨人，談得很悲壯。當然，王丹剛抵達台灣的時候，則是由深綠的台聯立法委員和其他長期從事台獨運動的人士等陪同游台灣。

2002年，王丹去台灣，剛拜訪完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李應元，隨後就去和國民黨台北市長馬英九會晤。再就是由深綠人士陪同見陳水扁要資助那一幕。然後回到美國，對有人指他“挺扁、有支持台獨傾向”，王丹則馬上跟媒體嚴正澄清，說有人“歪曲他‘挺扁’”，他從不支持台獨。

前一段王丹還在臉書寫道：“一位中國大陸翻牆出來的同學問我：你支持林飛帆，但是林飛帆支持台獨，所以你支持台獨對不對？我回答：不是林飛帆喜歡的我就一定喜歡，他那件軍綠色大衣，我就覺得還好。”

再前一段有人問他“你怎麼看釣魚島問題？”王丹回答， “我不會釣魚呵”。

他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對如此嚴肅認真的問題，用嘻皮笑臉、玩世不恭的口吻耍弄，我認真地想了一下，除了痞子政客，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形容。

我不反對和兩邊、三邊的人都可以做朋友（雖然我對左派罵得最凶，但我有不少左派朋友、大一統的朋友、甚至還有親共的朋友），因為觀點是可以交流的、相互影響的，觀點也是可以改變的。漿糊頭腦也不可怕，用清晰思想的水龍頭給他沖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不斷地修正着自己往前走。

但是—— 如果一個人多少年來一貫都是，前後左右，一轉臉就變顏色——藍綠紅，需要哪種（哪種對自己有利）就往臉上塗哪種的話……誰能看出他那張皮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第五，虛榮的作秀狂？

記得九十年代末在一本回憶六四的書里（因當時讀了十多本，一時記不清到底在哪本里）讀到，王丹就是喜歡作秀、追逐風頭，開新聞發布會，如果沒有外國記者參加，他就拒絕出席。

八九民運時的北高聯秘書長王有才說，“王丹那時就很會作秀，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被排擠掉了。不過他很會跟媒體打交道，這點很多人都搞不過他。”

封從德也曾寫道：“王丹愛作秀，八九年既已如此。事情是別人做的，宣言是別人寫的，王丹大言不慚地站在記者面前歸為己有，常常如此。因此便被學運組織邊緣化，於是他不顧學運組織的一致反對，而發動所謂的‘個人絕食’以至於一發不可收拾。”

愛作秀的人是有慣性的。過去這些年來，記不清多少次見王丹聯這個名，發那個聲明。就是沒見過他們聲明中宣稱的什麼事情辦成了。

最典型的可謂“天下圍城”了。

從去年（2013）年中開始，也是王丹為首，就在媒體非常高調地發“召集令”，說要搞“天下圍城”紀念六四25周年。總發言人又是王丹。雷聲喊得震天響，消息撒遍華文媒體。然後就以“紀念六四”名義，為所謂“天下圍城”募款，王丹也在他的臉書貼出美國的募款賬號等。結果呢？結果什麼雨點都沒有！最後“圍城”圍哪裡去了？除了把王丹等人的名字“餵”給了媒體，任何實事兒也沒幹。募的款項又都到哪裡去了呢？

當王丹提出這個“天下圍城”建議的時候，民運圈裡就有人反對，認為這是根本做不到的，這麼高調地喊，太作秀了。但王丹堅持要做。清楚整個發起過程的王有才說，“‘天下圍城’這樣的秀都敢做，還有什麼不敢呢？”

難怪他們這次又滿不在乎地弄了一次“為占中港人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造假作秀行為。它的出籠過程我已經在“王丹聯名信，作秀造諾獎”一文中寫過。正是王丹等這類“聯名專業戶”一次又一次的作秀不做事，把海外民運弄成開玩笑，弄得沒人當回事兒。

事實上，我在上文中保留的一點是，在那 15個“為占中港人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聯名者中，約有一半人，都是在一個有利益分成的小團體裡面。王丹每次聯名總是會有那幾個人。作秀，並不是他們的全部目的。通過作秀，通過媒體宣揚，把他們發揚光大成海外民運的代表，謀求背後的利益才是。

王丹參與“集體作秀”還不夠，自己的“獨角秀”也得持續不斷地耍，以保持媒體曝光率和“偶像地位”。例如，今年五月的時候就有一堆媒體報導，說中共造謠，“真王丹早於六四事件時已經死亡，現居於台灣的王丹是假貨。”當時我就對媒體報這種明顯假消息的東西不以為然。當年中共正式以保外就醫名義把王丹送出國，怎麼可能現在造這種兒童玩笑？

後來在王丹“腦瘤事件”時，因《時報周刊》采訪，我去掃了一下王丹臉書才知道，原來這條消息來源是王丹本人，他的根據是“網民爆料”。他還煞有介事地表示，共產黨這次“太有創意了啦！共產黨有進步。”且不說這“網民爆料” 本身就令人質疑，就是真有，怎麼就是中共干的？如此低級的自抬身價也幹得出來。

腦瘤事件就不去提它了。可以成為“王丹經典”了。不過掃這一眼他的臉書倒發現，原來他最大的興趣是自我塑造偶像——在貼幾句很淺的政治口號的同時，要用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幹什麼之類的，來吸引注意力。正如有位女性讀者在我的臉書留言說，王丹在臉書上“用18歲台灣少女口吻寫些無聊瑣事„„惡心得我„„”另一位男性讀者說，“王丹無聊評論還是臉書上的那些東西„„有時候幼稚的讓我讀起來都臉紅。18歲的他寫這些東西沒什麼，可是這幾年他到底在幹什麼„„”看來對王丹只有18歲還是有共識的。

王丹還時不時貼自己的照片，招呼大家說他長得帥，等不及的時候，就自己說。記得在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裡讀到，當年吾爾開希喜歡問記者，“香港女孩喜歡我嗎？”“美國女孩子對我怎麼看？”那是25年前，吾爾開希21歲。今天，王丹一個45歲的中年男人，成天學未成年少女說話，什麼什麼耶、什麼什麼喔，成天在網上PO自己的生活瑣事、自戀的手機自拍照，時不時提醒、展示一下他長的帥，這就不是“顯擺（show off）”了，而是三八。

以前在美國Fox News看到過一個報導，有個叫Lady Gaga的歌星，在全球人氣比被左派媒體吹到宇宙上的奧巴馬還高。她是靠唱的好、跳的好嗎？當然不是。她是靠脫、靠耍、靠奇裝異服，靠鬼怪打扮。王丹好像也要以這個什麼Gaga的方式做政治明星。

你別說全台灣了，就是全中國，全世界，能不能找出一個教授，每天花5個小時（王丹自己說的）在臉書上這麼無聊？那些“未成年”的舉動和語言，能跟“教授”這個詞聯在一起嗎？他是不是實在弄不出什麼學術成就，只有靠“作秀”、靠“自己造新聞”，靠Lady Gaga方式抬人氣、自造偶像？

忽然想起來，這可能也不盡然是三八。在腦瘤事件引來一堆批評之後，王丹把那期間的帖子全刪了，唯獨留下了說他“帥”的。我有點替台灣的小男孩粉絲們擔心了。這不是開玩笑，也不是無的放矢——

據可靠消息來源，王丹在哈佛讀書的時候，他的美國鄰居就有反映，王丹和太多男孩子交往，如果不當接觸未成年男孩的話，是會犯罪的，需要長輩管教管教。在台灣清華大學，人們也意識到他周圍總有一堆年輕男孩。學校老師們還以為，王丹是因為安全原因，需要有一幫男孩子保護。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王丹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不僅僅是他自己的私事，因為他是高調的、在政治領域活躍的公眾人物。這就像馬英九和金溥聰，大眾完全有權利質疑他們的性傾向，因為他倆如果是情侶的話，就不僅是欺騙家人、欺騙社會，更完全有“以情謀私”的可能性。比如金溥聰到底憑什麼能力、什麼成就，在台灣一路得到那麼大的權力？

王丹的問題，民運圈已經有人不客氣地提出，他拒不回答六四戰友對他涉嫌貪污多項民運捐款的指控，那麼海外民運有沒有“包二奶”問題？不管那情人是男是女，性質一樣。

看到我給自己這篇文章做廣告，有人提供信息說，王丹推薦他最喜歡的三本書，一本是寫男人的性慾：《靈山》，一本是寫女同性戀的情慾：《蒙馬特遺書》，一本是寫帝王生活：《我的帝王生涯》。“這種人在台灣教書？他教什麼？尋歡作樂當皇帝？”

呵——那倒是不至於。王丹還是相當有成就的。起碼，他的寫作成就超過韓寒。從1998年出國到現在16年，除了念完哈佛的博士，除了每天5個小時泡在臉書上跟孩子們撒 嬌、做pose，說自己長得帥，在什麼餐廳吃，在什麼咖啡館喝之外，除了泡幾百、幾千次酒吧之外，除了還得在大學教書之外，王丹還至少出版了27本書。將近每年一本半的速度。整個兒一個超人！

僅僅是給自己樹碑立傳的，就有：《王丹獄中回憶錄》、《王丹獄中家書》、《王丹觀點》、《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我的青春歲月》、《我在哈佛的日子》、《理想主義的年代——我的政治軌跡》。而且，他在臉書的隨手塗鴉都出書《王丹的臉書》„„

天哪，他真把自己弄成“偉人”了！我還沒見過第二個 “民運偉人”（任何偉人），寫了這麼多關於“我我我我”的歷史，搬了這麼多“自己的名字”作為書的標題。“偉大的” 希特勒差點兒征服了整個歐洲，也只不過寫了一部《我的奮斗》吧！

丘吉爾打贏了二戰，是當代政治家裡文筆最好、著作最豐厚的人物，一生寫了40多本書，並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和平獎），雖然也有幾本寫自己經歷的書，但居然沒有一本是以他自己（那震撼世界）的名字命名！

可中國的偉大的王丹——是80歲？還是90了？還是打贏了第4次世界大戰？

看到王丹履歷上那摞到天上去的一大堆“著作”，我卻想到封從德做的“六四檔案（六四 memo）”。封從德是低頭做 “挖地”的工作：挖掘89.64在那片土地上流淌過的汗水、血水和淚水，尋找和記錄人們曾經留下的腳印。而王丹則是在抬頭追手裡的風箏，看自己的形象能飄多高。

封從德說過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這些東西（六四memo）一百年以後也能看。”二十多年來，他在認真、細致、默默地做着的，是整理八九民運的歷史，是想着為百年以後的人負責。這種人哪有心思和精力去跟王丹這類人爭風頭。但王丹卻（有膽）把自己比作天使，把人家比作魔鬼。多少有點反了天了。所以，哪怕僅僅是為打這種抱不平，我這篇文章也得寫。

在我眼裡，王丹那種追風者的“作為”，就是在抵消着那些默默耕耘者的努力。但最後在歷史的里程碑上刻下的，是靜靜滴血的“六四檔案”，而不是王丹臉書的打情罵俏、整景作秀、宣言聲明，加上一堆一堆的—— 《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 《王丹„》„„

當然，在那場轟轟烈烈的天安門運動中，王丹做出了他的貢獻，也付出了坐牢的代價。但是，由於他是在剛20 歲的年紀，因突發事件而突爆大名，沒經過足夠的思想和人格成長准備；而來到海外之後，人們又基於對天安門屠殺的憤怒和對六四受難者的巨大同情，給了王丹近乎“集三千寵愛於一身”般的厚待。但因為缺乏應有的監督，甚至媒體有捧殺傾向，導致他越來越自我膨脹。坦率地說，在“賣友求饒、貪腐庸俗、習慣撒謊、人格分裂、虛榮作秀”這五個方面同時達到王丹水平的，迄今為止，我還真找不出第二個。如果大家都不吱聲，任由他這麼代表海外民運一次再次地玩假作秀，最後損害的是無數人用生命和心血努力的民主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