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若干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的評價（對各路女知識分子在女權主義、整體主義、民族主義、弱勢群體權利等方面價值觀、言行、立場的評論）（出於不得已原因，有刪節）

    關於“整體主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女性受暴力和精神侵害問題及女權主義爭議為例，並首先評論一下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對“整體主義”的麻木乃至反感和否定。有的中國中產階級地位的女性文藝界自由派活動家，一方面主張女權，日常也非常具有女性主義立場和女性自主意識，批判男性的自大猥瑣頗為犀利，還嫁到對岸享受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卻反對波伏娃和薩特的整體主義觀念，也對其他左翼集體行動主義的女權思想嗤之以鼻，似乎維護女權是個體選擇而非社會共同的責任與義務、也不需改變整個社會環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處境。這是非常幼稚的，且其反對“整體主義”卻支持台灣身份認同和本土獨立，也是在邏輯上存在矛盾。而且，其看起來是缺乏階級意識的、不能與人民大眾包括平民女性充分共情的“香檳女權主義者”（當然她關注支持中國大陸人權和女權，仍然值得讚揚）；

   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女性，出身貧困地區農村，歷經家庭宗族、極權體制、男權社會、外國種族歧視和上層對勞工的壓迫，受害於右翼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受益於進步主義、工人運動、女權運動，卻擁抱安蘭德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和堅持保守主義立場，拒絕進步一翼的工團主義和身份政治，反對激進政治運動，對家鄉更多苦難的姐妹兄弟沒有同情同理、關懷幫助（乃至充滿非同情之鄙夷，雖然情有可原，如果不理性思考和縱觀全局，的確會痛恨惡劣的生長環境中的人們），父輩們和孩子們的生活與命運也被忽略（雖然同樣情有可原，我自己也是無法顧及家人，也對家人一些低下價值觀反感，乃至時常激烈衝突），貶抑科學理性（且耽於經驗主義）、抵制社會革新，為缺乏恩義品德的人士辯護緩頰，甚至有時支持美國極右傾向的政治人物和保守勢力，對踐踏人權和罔顧科學的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頗有好感（當然其記錄中國歷史劫難、代中國政治受難者發聲、為中國人權吶喊，還是非常值得讚揚和敬佩的。她書寫和轉發的許多好文章也讓我受益匪淺。不過這批評她看見後，大抵會將我拉黑的）。這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現象（如果她沒經歷那麼多苦難，所以不認同對抗苦難的價值觀，尚可理解為“不食人間煙火”，但經歷那些，卻還反對進步，就更顯知識和邏輯的不合理。而她善良的本性與錯繆的價值觀，更是形成強烈反差，且我無法完全理解為何有這種反差（但可以部分理解））。（雖然後來通過更多了解，發現我對她的認知有些偏頗，有些先入為主了）

    有的女性，為反叛國家的專制壓迫、父權的規訓束縛，表達對政權和男權社會及具體群體個體的不滿，故意和主流輿論宣傳相悖、對父權要求叛逆，原諒曾經在自己家鄉製造酷虐殺戮的敵國，乃至稱讚對方國政民風，甚至對迴避歷史責任、美化侵略和悼念戰犯的敵國領袖遇刺表達同情，並不在乎同為女性的許多前人，從兒童、青年婦女，到中年女性和老人，都被這個敵對民族極殘忍和具羞辱性的方式凌虐，且犯罪者及其遺族乃至民族中大多數人迄今皆不悔罪。（而她自己遭遇過一次鐵路公職人員騷擾，就憤怒不已，狀告了好幾年。說明她並不是石塊、木頭、木乃伊）

    這樣的反叛或許在基於個人主義的感性動機上情有可原，但真的好嗎？當然作為個體和追求自由的人，有權這樣選擇，國家和民族不應該束縛個體，父權力量不應該以保護個體為由限制其思想和行為，不能強求感恩戴德、顧及全局。但作為個體，難道不應該考慮同樣性別的受難者（以及對加害者嫉惡如仇），不應該為國家利益和民族榮辱考慮嗎？不應該努力去呼籲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避免歷史悲劇再重演或變相和分散的重演嗎？

    雖然國家、民族、家庭一定程度是枷鎖，但同時一定程度也是庇護。沒有國家民族的屏障和滋養，個體女性又如何在和平安定中追求女權？如果是在1937年，還能活嗎？還有尊嚴嗎？看看中東地帶和半島南部受難民族女權主義將女權與民族解放（伊朗女性揮舞象徵波斯民族主義的太陽獅子旗幟追求女權）、國家強盛（韓國婦女民族情緒有時比男性更強烈、更激進的強調韓民族的尊嚴與利益，也為韓國崛起和參與國際競爭出力甚多）進行結合與統一，以及歐亞大陸西緣對女性權利受害的深徹反思、大洋彼岸女權運動的波瀾壯闊，難道不是應感到汗顏嗎？（當然她一直為中國人權呼喊，包括救助維權人士、不惜孤身犯險，也值得敬佩）

   有的女性，（出於一些原因省略）

    還有許多支持女權的女性，日常談論女權頭頭是道、言論萬千、著作甚豐，但在涉及其熟人圈子的女性被圈子裡的更有勢力男性或女性傷害時，也都放棄原則和是非，而是按照親疏和利益選邊站隊，對受害女性、弱勢一方惡語相加乃至落井下石，且很多言論顯然是男權社會中譴責與孤立受害女性的典型話語。這些情形令人心寒，也反映了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在內的婦女界，對於女權問題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和真正的踐行（當然，以上這些女性優點都大於缺點，本質上也都是好人、善良之人，所言所行大多數也都有利於中國和世界的人權與女權。但這些缺點乃至負面的東西，已經表現的較為明顯，違背了道理、邏輯，與良知和道義產生衝突，是應該修正更改的）。

有許多女性，雖生長於中國大陸，卻因在港台歐美日等地求學、工作、交際，逐漸與大陸疏離。她們忘卻或淡化了對中國大陸的認同，也不熱切的關心祖國人民的疾苦，而是基於對港台歐美日等地的認同，以及與這些國家地區人士的熟稔關係、利益連接，與這些地方的人在情感和利益上同呼吸共命運，在這些地方與中國大陸衝突時，無論是非對錯皆傾向於“第二故鄉”及那裡的人群。即便對中國大陸及中國大陸人民有些關心的，也是非常有限，且在衝突中幾乎必然站在現活躍地一方（當然其中還有一些已經站在敵人一方，那這種人就連商榷必要都沒有了）。她們一方面反對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卻時常支持其他國家地區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無論邏輯還是道義上都是謬誤。即便中國大陸統治者及許多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野蠻殘忍，但是大多數中國人民是受難的弱者、被利用的對象，而非當年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幾乎全員直接間接參與作惡的國民。而她們卻並不完整了解和仔細思考，以致以貌似正確但並不系統完整的價值觀，得出錯誤的結論、做出悖謬的行為。

    這樣的思想和行為，固然是她們個人自由，有的人也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緣由與不得已的苦衷，但並不代表無可非議。當然我反對各種感恩之說，但作為中華兒女，難道不應該為祖國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在國內外奮力而爭嗎？即便出於無國界的國際主義精神，難道不也應該關心比港台等地苦難更深重、更急迫需要自由與正義的中國大陸人民嗎？這些因為種種幸運而得到自由幸福的人，對同胞的苦難置之不理，甚至以鄙夷乃至敵視的態度和言行對待之，難道不是一種應被譴責的態度和行徑嗎？即便認為中國男性是壓迫者，那麼對中國各階層女性尤其中下階層女性，有過多少真誠的關懷與實際的幫助呢？（而這些人的成功，其實都某種程度借憑了中國大陸的資源，在與其他國人的殘酷競爭中勝出，且往往憑藉其階級、家庭、“貴人”、運氣等非個人努力因素取得優勝，甚至恰恰是依賴於其反感的體制、痛恨的潛規則、不齒的特權，才有了今天。雖然大多數人也是體制受害者，但是其實相對大多數中國人，反而是相對受益者，是不自覺的在不公不義中取勝的既得利益者，客觀上甚至主觀上損害了其他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機遇，有責任反哺和補償中國大陸人民，尤其當年與其在相同處境下卻未像她們那樣成功的其他女性，並促進中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當然她們也仍然為中國的人權與進步做了許多事，要比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男性，都更加對中國大陸和中國大陸人民有貢獻）

   以上這些只是我認識或略有了解的女性知識分子，但是我想其他我不認識乃至完全沒聽說過的女性，也好不到哪裡甚至更糟，一般而言，不太知名的女性問題應該更多，因為她們更不需要顧忌“政治正確”和言行形象。

    我與以上女性皆無仇怨，相反其中一些人還對我有支持幫助。但是為了公共利益、基於是非曲直，我不應避諱其缺點與不足。我不提名字也是出於尊重，而非含沙射影諷刺。她們或許感到冒犯，但是我說的不是事實嗎？她們感覺不適，那麼因她們立場言行而直接間接受害或起碼難以得到支持幫助的更弱勢受害者尤其弱勢女性，難道沒有尊嚴、不應有話語權和代言人嗎？她們的確是相對男性和統治階層而言的弱者，但是相對於其他女性、低階層、被傷害和孤立的人士，就又處於相對強者乃至壓迫者地位。她們得到一定地位和聲譽，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承擔更大責任，接受更多非侮辱式的、非誹謗內容的批評。

    還有，我都是據理批評，沒有使用針對女性弱點的方式施加羞辱攻擊。僅這一點我已經強於絕大多數男性包括絕大多數自由派人士。而且與我批判其他更強勢惡毒的男性的激烈言辭相比，我對這些女性批判已經非常委婉溫和，頗有保留。我批判過的中國男性不計其數，僅知識分子就有數百人，自由派圈子起碼數十人。難道女性就應免於批判了嗎？而且，如果她們遭遇更強勢一方尤其男性權勢者欺凌傷害剝削，我當然也會站在這些女性一方批判那些男性惡人，且已經這樣做過、現在還在做、未來也會繼續這樣做。另外，我也不是什麼有權有勢、人脈廣泛和手段陰毒的人，這些批評並不會給當事人構成壓力和打擊，相反是類似於公民對公務員、選民對議員的批評那樣，是人民對精英既得利益者的一種建言。

    最重要的是，即便她們有這些缺點和問題，她們也擁有完全的不受他人侵害尤其男性又尤其有權有錢體格強壯男性欺凌剝削傷害的權利，且無論其自身如何，其他人都應該幫助、支持、保護這些女性，而不應袖手旁觀，更不應由於她們這些缺點和理由而冷嘲熱諷、羞辱受害者。如果批判這些人，請先批判比她們更強勢和有地位的男性。而這些女性知識分子、女權主義者存在問題，並不是否定女權的理由，相反更加證明中國社會需要女權的發展和完善，女性利益也要更積極的伸張，女性及全體國人也應該得到更系統全面的啟蒙。我也一直認為，女性整體上的良知和底線，都明顯高於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國相對更明顯一些（當然這是整體而言，個體當然因人而異）。

而且明顯的，相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男性、女性，她們已經是最好的那0.001%的中國人或“前中國人”了（以上涉及群體，不包括缺乏反抗能力、知識、地位的弱勢者，很多弱者連表達能力都沒有，更不可能發出負面言行，無法計入），但是並不是完美無缺，相反同樣需要批判。但即便這樣的人都有各種嚴重問題，可想而知中國整體多麼骯髒、國人人心多麼敗壞。尤其是中國既得利益群體，又多麼無恥和令人厭惡。還有，在如今的中國與世界現實狀況下，我是可以理解她們的局限與不足，以及對她們有限但可貴的、折中和局部化的努力表示讚賞支持的。但是如果從完全的真理和徹底的正義立場，那她們還是有許多需要被批判的。基於以上的前提，我想我完全有權利對這些女性知識分子進行有節制的批判（我承認我的總體德行、貢獻、能力，尤其現實言行對國家民族及他者個體的利弊影響，都遠不及這些女性，但是我仍然有權利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