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原北京女三中文革情況的補充

陳壽仁 2007 年 4 月

尊敬的王友琴教授：

我叫陳壽仁，是原北京女三中(文革後改為159中)的歷史老師(已於1988年退休)。我是當年女三中“文革”的目睹者與親身經歷者。幾年前，我在美國上網時偶然點擊，看到您在網上寫的關於文革的文章。我非常欽佩和感謝您的膽識——敢於觸動那些被認為敏感的內容。我很早就想給您寫信。但又由於年老(我已80多歲)體弱，更想事情已經過去40年了，何必再多事！就遲遲沒有動筆。但是不久前與幾位老朋友談及此事，最近又見到《燕大校友通訊》上刊載的有關回憶卞仲耘校長的文章，朋友們都希望我也寫寫當年的情況，我自己也想是有必要留下一些史料。把一些真實的場景記錄下來，留給後人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所以我決定給您寫信。

為了如實地反映當年的真實情況，我向原來老女三中，目前健在的老師進行調查核實，而且將初稿送給蘇令嫻和段然登等老師補充修正。從而寫成《我對北京原女三中文革情況的補充》一文，附後，請收閱。

一、關於沙坪校長被打死

沙坪校長在 1966年8月20日被打死。

1966年8月19日（那是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小將，改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為宋要武的第二天）晚上，在學校西小院的小房子裡，紅衛兵聲稱為了第二天的鬥爭會，要把沙坪“殺一殺威風”，或許也是想表示女三中紅衛兵的霸氣，她們用老虎凳、皮鞭、冷水和捆着帶釘子鞋底的木棍等，一直拷打沙坪到深夜。

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被拖到原女三中的中院，在有全校師生參加的批鬥會上，當眾被毆打至死。鬥爭會上，紅衛兵揪住沙坪的頭髮，不斷令她抬起頭來，致使頭髮被薅下來，散落一地。散會後，中院地上有一堆頭髮，旁邊一灘血跡，是副校長熊易華跪在沙坪旁邊，頭上壓了三或四塊磚頭，磚頭落下時，把熊的額頭打破，血滴在地面上形成的。

沙坪倒下之後，為了驗證她是否“裝死”，有一個紅衛兵不知從哪裡拿來一隻刺蝟咬沙坪的喉頭，證明確已死亡， 便送去人民醫院進行解剖。事後她們對“勞改隊”成員吼道：“大鯊魚（他們對沙坪的稱呼）肚裡沒有一粒糧食，全是黃油。你們若不老實，大鯊魚就是你們的榜樣！”

時至今日，我仍不理解，在所謂“執行了17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培養出來了小綿羊式的修正主義苗苗”之後，怎麼會在一夜之間，這些溫柔的“小綿羊”竟然變成毫無人性，如此殘暴兇狠的狼。

二，關於“勞改隊”

文革中女三中“勞改隊”有前期與後期之別。

前期“勞改隊”成立於“文革”初期，時間大約是在1966年初工作組撤離後，當時學校成立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文化革命委員”(據說我校是西城區唯一一個沒有老師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委員會由八個學生組成(趙衛平、謝南萍、周稚英、王彬彬、桑慧敏、劉南南、張蘭蘭和南新志)。並由高一四班的學生王新平擔任“勞改隊”的大隊長，負責看管被關押的“勞改隊”。並由王新平親自率領數十名以初中同學為主的紅衛兵看守。她們除拳打腳踢，木槍打，皮鞭抽，罰下跪，大彎腰，讓乘“噴氣式飛機”，干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外，還有一種難熬的刑罰——不讓睡覺，讓這些“勞改隊員”跪在西小院的職工小食堂里，抬頭看天花板，不許眨眼，誰眨就把清涼油抹進誰的眼裡。

前期勞改隊又分為“勞改一隊”和“勞改二隊”。一隊的專政對象被認為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要是學校領導層成員（沙坪、熊易華、路維敏和董光苔等）和“有嚴重歷史問題的反革命分子”（房鳳敏）。二隊則是被認為有“嚴重問題”的人（能回憶起來的有教員張希顏、王邦國、方婷芝、蘇令嫻、周南、陳壽仁； 職員王秉純、盛荃生和孫歷生等）。

後期勞改隊成立於“清理階級隊伍”時期，是由三結合 的革命委員會領導的，被納入勞改隊的確切人數不詳，但其中大多數為1957年劃的“右派分子”和“有歷史問題”的人。

前、後期兩次組成的“勞改隊”，其性質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形式，都是把部分教職工當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既殘酷折磨他們的肉體，又要無情摧殘他們的靈魂。前期尤甚，在虐待、殘害、折磨的方式與手段上，已達到了無法用語言形容、瘋狂的、登峰造極、超法西斯的恐怖程度。

三、董光苔不是“文革”的受害者

董光苔是《毛澤東選集》中所提到“寧都起義”董振堂的侄女。在董振堂犧牲後，被過繼到董振堂夫人名下，成為烈士子女。文革初期，她因在女三中擔任黨支部副書記，也曾進入過前期的“勞改隊”，受到過一些沖擊和迫害，但時間不長。傳言董振堂的夫人在董光苔進入“勞改隊”後，曾寫信給黨中央要求解放她，不久即獲得林彪副統帥的“如無大過，保其過關”的批示(此批示有人親眼看見過)。在一次 組織全體教職工到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活動中，她為烈士掃墓哭靈，從此她被解放並成為“革命幹部”，也是後期“三結合”的主要領導。自“解放軍支左部隊”進校開始，她一直擔任革委會主任工作，忠實執行文革中官方的各項整人指示，也是文革中女三中各項整人措施的倡導者和的執行者。許多女三中的同仁在文革中被逼瘋、被迫害至死，和董光苔貫徹執行極左路線有着密切關係。所以她不能說是文革的受害者。

四、文革中在原女三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名錄：

（一）死於“文革”早期：

沙坪，原女三中校長、黨支部書記。1966年8月20日全校鬥爭大會上，死於紅衛兵的木槍和皮鞭之下。

張梅岩，原女三中數學教師（女）。張老師一向循規蹈矩、謹小慎微、教學成績優秀。在紅衛兵“破四舊”時，由學校的體育老師李××帶領紅衛兵去抄家，張遭到威脅和迫害，在家中服“敵敵畏”自盡。

何世瑾，原女三中體育老師(女),在“文革”初期，死於家中，由於她的家和學校距離較遠，情況不明。

死於女三中校內但不是女三中成員的兩人。

馬寶山的妻子，住在女三中馬路對面，是由女三中的紅衛兵向居委會了解情況，由居委會提供為“破鞋”而被抓來我校的。她是普通老百姓，是七個孩子的母親，紅衛兵把她關在西小院，令其交代問題，在受盡辱罵和毒打折磨之後，她已無法忍耐時說“還不如讓我死了好”。打手們獰笑地說：“那你就上吊吧!”於是扔給她一根繩。她自己懸於西小院的樹上，在女紅衛兵的哈哈大笑中自盡而死。她死後屍體放在一間小破屋裡，紅衛兵強迫“勞改隊”中的老師去摸死屍。

“老地主”，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男），至今詳情不明。當時是由紅衛兵從社會上抓來，以“老地主”身份遭毒打折磨一夜致死。第二天清晨，紅衛兵從“第二勞改隊”中叫王秉純、王邦國等四個男隊員到學校廚房後院，將此人抬出學校西門外，拋屍街頭。

（二）死於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1968-69）時期

方婷芝，女，女三中化學老師，文革初期有人寫大字報誣陷她是從“歌樂山”（小說《紅岩》中寫的“中美合作所”所在地)來的，意思是她是特務（實際上她是從四川洛山師范學院來北京的）。她因此而被打入“第二勞改隊”。“清隊”時她成為被整的重點人物。一天晚上，董光苔找方婷芝談話，內容不詳,外人只知道第二天下午要開方的批鬥會。第二天中午，方在被迫害的情況下，神思恍惚，拿着水杯走出校門，過馬路時被13路公共汽車撞死，而董光苔卻向群眾宣布“方婷芝畏罪自殺"，致使其愛人高詒善(北京鋼鐵學院金相系主任)在方婷芝車禍後數日，自殺身亡。

孫歷生，女，女三中職員，孫是女三中1952年畢業留校的政治老師，後來是黨支部副書記，1957年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被劃為“右派分子”，回到女三中後做職員工作，一直處於被專政的地位。文革初期打入“勞改隊”，受盡折磨。“清隊”時，董光苔說她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一天晚 上，在開完孫歷生的批判會時，揚言要重新給她戴上右派帽 子。第二天，人們發現孫歷生在操場後面的廁所里上吊自殺。那一天是1968年7月12日。

五、“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女三中抓出的“反革命分子”

“歷史反革命”有蔡世芳（化學老師）、王秉純（教導處職員）、傅德文（廚師）、陳全珍（語文教師、女）。陳全珍是開全校大會當場揪出的“深藏在學校的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分子”，後經查明陳全珍根本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所有材料都是不實之詞。

還有孫瑞英(體育老師、女)。孫瑞英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行”是她用針扎毛主席像。事實上是她在做完針線活後，順手將縫衣針別在牆上的毛主席像邊的白紙上。

六、“文革”中被迫害致瘋的盛荃生

盛荃生，男，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還是名教授黃藥眠的研究生。1953年被分配至女三中擔任語文教師，教學成績優秀，深得學生愛戴。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來“摘了帽子”，但一直被校領導視為“另類”，處於受歧視和不被重用的地位。文革中被打入勞改隊，受盡折磨。“清隊”時，董光苔也說他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他和孫歷生一樣變成了重點批判的對象。

在批鬥中，盛荃生開始神經錯亂。當教務處王燕紅向黨組織反映盛的行為反常、獨自用筆不斷在紙上畫道道、所答非所問時，董光苔說：“盛荃生是裝瘋”，並先後組織了大小三十餘次批判鬥爭會，最後，盛荃生終於瘋了。從此成了廢人，時時發病住進精神病醫院。2005年含恨而死。

七、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職工家屬

於曉岩的愛人齊××，四十一中校長

孫靜的愛人何××，外國語學院老師

邵貞悌的愛人，人民銀行幹部

張翰的愛人馬特，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方婷芝的愛人高詒善，北京鋼鐵學院教授

何世瑾的愛人，北京安定醫院醫師

王秉純的愛人，某小學老師

以上只是我回憶到，並和其他同事核對過的名錄。可能不止這些。家屬們分別隸屬於不同單位，自殺的原因也各有不同，羅列出來，只不過是想說明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對我校 （原女三中〉教職員工本身的摧殘(全校約120名教職員工中9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還殺害了他們的家屬，致使許多家庭支離破碎，甚至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