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會議上的談話——陳毅同志傳達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第一部分一十二月會議的記錄及毛主席的指示。

　　日本投降後特別是一九四七年這一年，發生了根本變化，可以說是個偉大的事變，原因是敵我雙方的形勢有了根本的改變，政治、經濟、土改、整黨各方面都有了根本的轉變，這變化形成了這個偉大事變的標誌。政治方面的變化是蔣介石孤立了，我們獲得全國各階層擁護，是過去不曾有過的現象。經濟上蔣介石陷於危機的漩渦，無法脫離。我們也有困難，但能渡過。軍事上，人民解放軍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主要標誌。我們有土改，蔣介石沒有，我們有辦法，我們土改後也有不同情況。整黨方面，發現了黨內不純，發現了地主富農的思想傾向和路線，我們從思想上組織上來一個整頓。這五條造成了變化的主要原因，使敵我形勢根本變化過來。這個根本變化，一九四七年在各方面都表現出來。

　　政治方面：人心動向完全改變，人人向我。全國人心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對蔣介石深惡痛絕。孤立蔣介石是長期鬥爭，而且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在解決了。內戰時期，我們孤立，我們只有蘇區工農群眾，其他各階層我們都脫離了，那時蔣介石的基礎較大，內戰時期，這個問題未解決，故內戰失敗了。抗日時期也竭力要解決這個問題，情況有所改變，我們的朋友多了，因為我們採取了適當政策。為堅決打日本，減租減息，我們拿住了抗日旗幟，中立了中小地主，改善了與地主的關係，發揚了民主，爭取了資產階級及其他各黨派。軍事政策是分散的游擊戰爭，適當的進行反磨擦，防止冒險主義。抗日時期的各種政策一般是正確的。反對抗日時期的政策，否定一切，說這也是機會主義，那也是機會主義，大革命時期後期，由於機會主義搞錯了，以致蒙受了失敗。抗日時期，一般政策是對的，孤立了蔣介石，取得了朋友，王明路線未占統治地位，避免大革命時期的右與內戰時期的“左”，使黨獲得了領導地位。要很好研究抗日時期的政策，不能粗粗糙糙的說那時錯了。蔣介石的主要錯誤是消極抗戰，坐山觀虎鬥，部隊不打仗，以致使他喪失了民族領袖的地位。其次是壟斷經濟，政治上則是搞特務一黨專政，這三條使他送掉了國民黨的江山，人心向我，解決了孤立蔣介石的問題。這主要是由於我們的政策適當所致，這是四七年發生根本原因。

　　軍事上，去年七月我們轉入反攻以來，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於是軍事上完全改觀，十年二十年來我們長期處於防禦，被“圍剿”地位，沒有進剿敵人，進攻敵人。抗戰時期我們還是處於分散防禦地位，去年（四七年）七月，我們歷史上第一次轉入進攻，這是革命的進攻，不要說“反攻”。反攻帶有防禦滋味，不能完全概括這一形勢的內容。戰爭在初期是自衛性質，我們那時的方針，是遲滯內戰，現在要消滅蔣介石，已不是自衛性質。自從蔣介石開偽國大，制定偽憲法，人心愈失，同時全國實行革命進攻，不是自衛防禦，把蔣介石的進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進攻”內容更適合。蔣介石無論如何要返回過去形勢，已不可能。黃鶴一去不復返。今後是我們如何轉入江南、四川、兩廣的問題，蔣介石再想過黃河、隴海已不可能。

　　去年七月我轉入進攻，美蔣討論好幾次，美國苦心焦慮，甚至華盛頓主張放棄緯線40°以北（東面安東經過北寧、平綏、大同，西至西安）就是說放棄東北，爭取華北，鞏固長江，經營華南。

　　美國人主張，一定要放棄一些地方，因士氣不明，兵力分散，不如把隊伍拉下來，整調裝備，才能再行進攻共產黨，魏德邁說“攻不動，守不住，不如放棄。”蔣不同意說“有放不得之苦，放棄一地，共產黨就會全部推下來。”

　　美主張三種地區：放棄區，即緯線40°以北，安東，大同，嘉峪，西安以西這一線；力爭區，緯線35°，隴海以北；堅守區，緯線30°以南。蔣介石則主張東北堅守，華北力爭，中南進剿，江南防禦，華南經營（包括兩廣，台灣，福建由美來搞），美主張撤出東北，把軍隊拿到華東訓練，將來反攻。蔣說放不得，撤不得，撤了共產黨即推下來了。

　　蔣介石要儘量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戰，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上，他說：“要三次世界大戰，三四年內爆發就有希望。”

　　自從去年七月，我們轉入進攻，蔣就永遠不能翻身了，局部進攻還可能有，戰略進攻是不可能有了。

　　經濟方面，蔣的經濟四七年比四六年更嚴重，美國幫助也不能解決問題，過去對西北戰場擔心，內戰作戰又遭荒，人少兵多，晉西北也有災荒，山東敵人壓境，我們經濟也成問題。但自轉入進攻主動移出，負擔減輕，收復了大塊土地，辦法更多，我們的經濟問題解決了。因蔣沒有土改，四八年蔣介石將更困難。

　　土改整黨：使黨員上軌道，土地法頒布與未頒布大不相同。五四指示是黨內指示，人家不說究竟，有些懷疑，公布了索性平分，人家反而贊成了。去年九月土地會議後，全國各區土地會議開得好，土地會議就是整黨會議，徹底揭發了黨內嚴重現象，使黨為之改觀。晉綏西北政治方向是對的，因為是在搞土改整黨，東北工作作得好，晉冀魯豫也作的好。估計一九四八年還有更大的變化，優勢屬於我，形勢發展有利於我，例如，就人心而論，人心大變，群眾靠我。蔣總動員，但人心反他，學運未停，三青團過去有勁，現在無勁，學生都是地主富農子弟，我們搞土改，學生們造蔣介石的反，值得注意。五四指示未公布，怕人家反對，公開宣傳反而好了。

　　軍事、經濟、土改、整黨這些情形，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有根據說，更大的勝利一定要來的。現在革命高潮已來，過去對於高潮是從城市大暴動、軍事勝利兩個方面來看。現在不要這樣看，不必希望大城市，如果仍是那樣看，則日本投降後，是看能否進平津大城市，“現在不這樣看大城市。（1）四七年下半年群眾運動並未低落，四八年還要高漲。（2）軍隊未去前，大城市暴動很困難（巴黎亦然，北伐軍到了龍華，上海工人才暴動），軍事是主要的，故該七月反攻即是高潮開始，主要是在軍事勝利，將來勝利還會更大，不說是從城市獨立暴動，大城市是野戰勝利的結果。

　　但戰爭仍是長期的，要準備對付敵人最大限度的抵抗，“七大”設想了十七條困難，有些講中了，有些未講中，那時估計重點，沒有害處，未講中的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但不要設想敵人最大限度的抵抗，無力攻，但有力守，抵抗他還是要抵抗的。第二線兵力美國給他們訓練裝備，（美國出兵可能不大）特別美派兵守城占領南京、上海，不讓我們進去，麻煩，美打與不打沒分別，主要是蔣要垮台，蔣垮台以後，我們才來改變，是個困難，但不要怕。

　　地主階級消滅了，全國土地分好還得十年。準備四年到五年，大概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可能在全國把蔣介石打垮（五年勝利，從四六年算起），到我戰爭結束，雙方需要五百萬人傷亡（每年各五十萬），今年還要設想幾條困難，要打不要忙，不是輕鬆的事。

　　戰爭不應使之間斷，要一直進行到底，不使敵人有休息機會，但不要說死，主要決定南方大城市群眾和中產階級態度，例如，蔣介石大勢已去，說要下野推出李濟深之類的人出來，這時和與不和取決於南方群眾，如果群眾要和，你如不和，他會說你是好戰分子，和吧！明明是蔣的欺騙，是他的金蟬脫殼、移花接木的詭計，想藉以得到休息的機會，企圖捲土重來。為了預見這種事情，宣傳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眾說清楚，不是消滅蔣介石個人，而是要消滅蔣介石的集團及其階層，群眾是否覺悟到，非蔣滅亡無出路。如群眾對大資產階級的幻想一掃而光，則無此問題，但如蔣下野，中間派出頭，如此是否能將群眾對大資產階級的反對派的幻想，一掃而光？兩種了解：（1）消滅蔣介石本人，（2）消滅蔣介石集團及其階層。現在卻要作宣傳解釋工作，向群眾說清楚，以揭露之，否則，戰爭間斷會有的。

　　靠自己，不靠外援，不靠不是不要，要還是要，要而不靠，任何時候都要，任何時候都不要靠，就是到了全國勝利，有了中央政府，還是不靠。蔣介石的戰略基本上是靠外援，這是危險的，故失敗。外援對我們不是決定條件，蘇區時未靠外援，但靠自己未靠好，如靠自己靠得好，可以不長征，東江縱隊可以北來，浙東可否多，皖南皖西鄂東則未留下，故一切靠自己政策好（軍事的、群眾的）完全可以靠自己。

　　統一戰線：

　　總的目標劃清敵我界線，達到孤立敵人，勿孤立自己，先分開，後磋合，把資產階級孤立起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他孤立我，我孤立他，最後把他孤立起來。

　　北伐後期右，脫離群眾（農民），脫離軍隊（自己不搞武裝），只剩了無產階級，孤立自己，故失敗。北伐時本不孤立，但群眾要土地不給，又不搞武裝，故農民失望，造成了自己孤立，以致失敗。

　　內戰時過左，城市完全孤立，孤立了黨了，強迫示威，強迫罷工，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農村中戰爭與土改“左”的政策，進攻大城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赤白對立，與此有關。對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村沒收一切，勞動條件過高，最高工資等片面工人利益，搞壞了經濟，搞垮了工商業，赤白對立。

　　農村中不是完全孤立，但因損害了中農，特別對商人，結果剩下工人，貧僱農，焉得不敗。

　　內戰時期我們自己孤立了自己。

　　抗日戰爭時期學乖了，一向反對只團結而不鬥爭，一向又反對只鬥爭而不團結，反對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群眾的程度，不是不完全相信國民黨，他在抗日，為什麼不相信，問題在於相信他不相信群眾，只聯不鬥，反對了這個就勝利了。我們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早釆取了這個政策，打了八年就把蔣介石孤立了，如不在八年中採取孤立蔣介石的政策方針，今天就來不及了。

　　兩個原則，孤立敵人要反右，爭取群眾要反“左”。

　　三三制就是對地主讓步，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要他參加政府，又要他服從減租減息。土地政策在城市可以迷惑中小資產階級，不要以為高潮來了就四面開槍。現在城市中爭取中小資產階級有必要，當時如不國共合作是不對的，國共合作實際國共鬥爭，合作是形式，鬥爭是內容，對蔣有合有斗。對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如此，但斗的少些，與蔣有區別，是慢慢的來。開始報上只講合不講斗是對的，但有壞處，就是造成對蔣介石幻想。減租減息是完全必要的，不是可有可無的，我力小，地少兵少，且減租減息發動群眾，先霸到地方才能過渡到土改，開明士紳到政府是要的，地主剝削階級反過共，還是要的。今天這樣還是有的。現在有人講是機會主義是不對的，李鼎銘死了要公布，要追悼。大家回憶雙十宣言，雙十宣言包括四種人，（1）未作過壞事的，（2）未沾過人血但是反共的，（3）有功的士紳，（4）追到天涯海角等四種人。只有第四種人要追到天涯海角的，但追到了也不一定搞，這是從工農着想，可少死些人。寬大政策不是替敵人寬，而是替群眾寬，是群眾問題，不是對地主富農同情。

　　故反右傾不要反到不要統一戰線，說三三制錯了，減租減息錯了，吳滿有運動也錯了，不對的。三三制現在不提倡，也不反對，現在反右又反“左”，劃清界線，否則還要失敗。

　　反右：（1）過高估計敵人，怕蔣怕美，不敢到國民黨區去，怕美國人來頭大，劉鄧等三路大軍到國民黨區，一個月解決了棉衣問題，完全證明了在蔣區是能作戰的。（2）對中間派動搖分子的觀念上模糊不清，對中間黨派，民族資產階級，中間階級，搞不清楚，如新華社對張瀾、羅隆基與國民黨不妥協，大加讚揚，對馮、李反蔣就作義務宣傳員，對黃炎培也宣傳，對其動搖估計不足。黃炎培是中等資產階級右翼派，動搖得很，對馮玉群、李濟深、黃炎培不要宣傳，這些人沒有軍權未上台前，可以表示革命，有了軍隊，就撐着我們死打，到底是地主軍隊，民族資產階級是保皇黨，對民族民主革命是動搖的，雖為數不多，但要批評揭露他，對其政治影響要打擊，經濟上不是消滅，要反右也要反“左”。

　　地主穿衣吃飯容易認識，就是挨邊上的，不容易分清楚，兩頭小中間大，中間階級很大，也是挨在邊邊上的不好搞，資產階級末尾的不好搞，具體的如富裕中農與富農不容易區別，黃炎培反蔣，但又對蔣磕頭，時而贊成土改，時而反對土改，這種人很難分清，接合部地方不好搞。（3）土改中有的表現消滅地主無決心，有些人打日本很有勁，消滅封建沒有勁，有的對混在黨內的地主富農不肯堅決肅清，整黨無決心，也是右傾機會主義。

　　反右勝利後，最容易犯的是“左”傾，力量大了就無所顧忌了，速勝論，還要長期小心，準備對付敵人的最大抵抗。

　　（1）不要過高的估計敵人，是否輕敵，又是又不是，有輕敵的成分又不是輕敵。輕敵不應放在具體布置上，但在全體上要藐視敵人（如對美蔣地主卻是鄙視）對這敵人不要怕，對當前敵人要謹慎。

　　戰路上輕視敵人鄙視美蔣，戰役上重視敵人，具體戰鬥上要注意，要慎重對待敵人，有一些人對美國出兵，原子彈，第三次世界大戰怕的要命，對當前敵人忽視得很。

　　搞土改時封建勢力要輕視它，但對你面前的地主富農具體的敵人，要謹慎對待他，不要亂打亂殺，要用細緻的策略鬥爭把它壓服。

　　我們同志恰恰相反，敵人愈遠愈害怕，愈近愈不注意，敢於下手革命，但具體來革則不易，我們同志在此也是相反的，許多人在具體革命上栽跟斗，戰略士它是落後的，我是新生的，但對當前敵人要重視，因為它是有毒的。

　　“左”的錯誤就是對當前敵人，不加分析輕效從事。

　　（2）不要性急，全國土改十年完成，解放後三年完成，即一九五○年完成。戰爭五年勝利，不要速勝論，速勝論是“左”的根源。

　　（3）土改的“左”是侵犯中農問題，主要是違犯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對中農要體貼入微，所謂體貼入微是要問寒問暖。中農是我們永久的同盟者，侵犯中農利益來滿足貧僱農要求，是挖肉補瘡。中農是自家人。

　　爭取百分之九十的農村輿論，許多同志無此觀念，地主富農沒有多少，不超過百分之八，高了要不得，要在同志中間確定此觀念，機械一點好，才不致在戰略上犯錯誤。超過了，打擊面寬，危害革命基本利益。兩個數目百分之九十與百分之八要確定。剝削者只有這樣多，這是事實，不要怕“人家升官發財”，中農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貧僱農百分之七十，不要亂了我們陣線。

　　對地主亂打亂殺，把一個好好的解放區搞亂。地主富農是個社會問題，弄得乞丐遍地，白骨如雪，還能領導中國。

　　城市是中小資產階級問題，對中小資產階級要有策略，在農村中是中農問題，在城市是中小資產階級問題，兩個問題弄好了，一定勝利。抗戰時期是打大地主，中立中小地主，現在大中小地主當作階級都要消滅，作為階級消滅之，作為個人保存之。資產階級也有分大中小，一定要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及小資本家，打大資產階級，對中小資產階級要放在保護之列。

　　今天對大資產階級要打，對中小資產階級要保護，這與抗日時期對地主一樣，對中等資產階級右派，政治上要打擊，但經濟上仍然要愛護（這裡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是小資本家，與平常所說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不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進步力量，中農是勞動者）。

　　城市對中小資產階級，農村對中農，搞好了能勝利，這是革命的戰略問題，對地主富農要加以區別，這種區別是我們領導思想上的事，在農民看來都是剝削者，沒有區別，從消滅封建上說沒有區別，掃地出門與徵收財產有區別，在平分時農民恨地主，少分一點給他可以，農民少分一點就不行。農民贊成少給地主分一點可以，因它有底財等於平分，原則是地主要分土地與財產，絕對平分辦不到，原則上也不妥當。中農不同意平分，無論如何不強迫平分，不要因浮財耽誤時間太多，徹底平分，不是絕對平均主義（毛主席對人數戶數很重視）。

　　（4）城市中對小資產階級的冒險政策，必須避免，不要片面強調工人利益，搞起工商業對群眾不利，無論公營、私營，共同生產與營業，計劃，原料，成本，推銷，工資都要注意。

　　職工會專管工人利益，不管整個利益是不對的，職工會在解放區管工人利益，還要管整個解放區利益，因為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

　　城市應強調公私兩利，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繁榮經濟。

　　對學生知識分子不能有過“左”的冒險政策，過去以為有問題的，大都沒有問題，以後到大城市不要亂來，延安過去槍殺的四十個，以為有問題，現在太行，大都是好的。

　　民主同盟一類在國民黨區，不能說沒有作用，這類團體對我們有很大作用與幫助，將來還準備幫助它。

　　雙十宣言中，“其他愛國分子”即指開明士紳（其中也有毛病），何紹南那樣的人，也要反對，那些人民對何紹南，曾起過作用，同我們共過患難的，現在不影響我們土地改革的，為何要一腳踢開。如此絕情寡恩，誰還給你共事？下層（村地富）可以不要，上層則留幾個，有何不好？

　　三三制現在可以不提了，“二.一”指示還提了，因那時還感孤立，優勢問題沒解決，現在不提，但也不宣傳取消，消滅了封建勢力，官僚資本，糧食很多，讓一點給人家吃，他們會來成了。

　　（5）打與殺的問題，不可不殺，不可多殺，一個不殺不是“永遠”，群眾不贊成一個不殺，有些要追到天涯海角的，凡可以不殺的皆不殺，延安審幹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有好處。

　　（6）對外國九月二十七日的文件，反劉航深指示中說，現在反對杜魯門，將來反對華來士這個作法不對，華來士反我聯蘇，代表一部分工人，代表大資產階級不多，他不要戰爭，美國不喜歡，看這點還要聯合他。

　　領導權問題，領導權問題有兩個條件：

　　第一，堅決率領被領導者向敵人作鬥爭，並取得勝利。如在戰爭中不能勝利，則他們是動搖的，領導地位就要喪失。

　　第二，必須給被領導者以經濟利益，物資福利與政治教育，沒有這條不行，兩者缺一不可，例如；領導中農，一方面領導貧僱農與封建勢力作鬥爭，但還要給他們物質福利，這樣中農才會跟着我們走。打美蔣要打得堅決，打勝仗，同時還要給人家物資利益，一切有利於國民經濟部門，予以發展，兩條缺一不可，缺一條即無領導權。

　　對中小資產階級要聯合他們，在我們領導下，反蔣反美我們不堅決打不行，但必要時，還要給他們利益，假如不照顧他們而破壞他們的利益，他是不會來的。

　　領導權不公開講，壞處多於好處，易於模糊了群眾與黨員幹部思想，要公開講，現在九國宣言已公開講了，今後我們也要公開講，不講思想上模糊不清。九國宣言講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如馮玉祥聲明，不反對共產黨，永遠跟共產黨走），你承認不承認工人階級領導權，不承認要說服，批評，是有理說服。

　　武裝鬥爭是爭取領導權的條件，武裝鬥爭與爭取領導權是分不開的，美國調處時，我們曾不繳一支槍，但曾經相信三國、三黨以為能解決問題，但實際解決不了問題。四六年六月以後的談判，只是教育群眾的作用，並無解決問題之作用，那時我們確有拖幾個月之誠意，退出幾個地方，戰略上有需要，但相信三國三黨不對。

　　國際關係（美蘇英美系）

　　三個命題，一般提法是破裂或者妥協。破裂意即；英美蘇三國之三次大戰；妥協意即，一切妥協。正確提法應該是這樣。

　　（1）不是破裂與妥協的問題，而是早妥協與遲妥協的問題。這就是說最近期間無三次大戰危險。三次大戰是遠景，三次大戰危險充分存在，但不是馬上打，不要以為他們不想打，但戰爭也充分可能使之沒有，因此是遲早妥協問題。

　　很多人意見，以為蘇聯與美國一定破裂，三次大戰一定發生，美蘇妥協一點希望也沒有。這種看法不對，是遲早妥協，美沒有戰爭意思。（宣傳戰爭是嚇人的），蘇聯也沒有戰爭意思，所以打不起來，潘友新到美國談償付一百三十億美元借款問題時，美問潘，蘇聯是否要借十億美元，潘答覆，我們不主動藉此十億美元。潘又說現在的兩國政府對立形勢並不妨害兩國合作。所以遲早妥協，戰爭是這一遠景，民主勢力強大，可以克服戰爭，遲早妥協，遲早妥協是民主力量強大的結果。

　　（2）（略）（3）（略）

　　國際關係補充（根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毛主席在政治小組發言）

　　（1）戰爭危險的可能性（略）

　　（2）消滅戰爭危險的可能性

　　……馬歇爾對我們是：把我們塞進政府去加以溶解，可是蔣介石害怕。對我們是一面大膽談判，一面死守不繳槍的原則，你打我也打，馬歇爾計窮無法欺騙，就讓蔣介石打起來。

　　故各大國妥協，不等於其他國革命與反革命妥協，各國反動派之所以能上台，主要是因為工人無武裝，統一戰線，未動員廣大群眾，訂立條約束縛了自己的手，不發動群眾拿住槍獨立自主的干，則又不一樣，大國條約不能束縛自己手腳，蘇聯同中國戰略任務相同，具體作法不同。

　　當時法意兩國是有取得政權的革命條件的，我們不能作此結論。但可以這樣看問題，注意人民起來革命，英美是否敢向法意人民開槍，戴高樂在歐洲住參政會，法國共產黨跑去參加，就束縛住了，如法共不去參加，就可獨立自主了，法國是繳了槍的（只秘密地存留了一部），繳槍是錯誤的，吃了虧，希臘未繳槍，曾占過雅典，城市占不住，就下鄉打游擊，至今還在干，錯誤正在於受雅爾塔或波茨坦的迷惑，一嚇倒，二迷惑，對英美力量估計太大，白勞德即是如此。

　　歷史證明，對反動派只有堅決鬥爭，相信群眾，放手發動群眾，鬥爭一定能夠勝利。一九二七年機會主義不敢鬥爭，很大力量也垮了，以後收拾了很小力量，堅持鬥爭，又鬥了起來，於是又斗出了今天的局面，打了日本之後群眾對美英蔣已經不怕，怕的是幹部，希臘也如此。希臘有兩個帝國主義干涉，但也鬥了下去，斗出來了地方，所以只要依靠群眾，依靠武裝，亦能勝利，嚇倒就是吃虧。

　　法共說，先打戴高樂，第二步打人民黨，第三步打社會黨，第四步再出來。法國以為有國會，主要靠國會方式和平鬥爭。現在注意似有轉變，有革命形式或直接發展到革命，經過曲折到革命，法意罷工，訓練群眾，檢閱了力量，可以再來。

　　從希臘經驗來看，美英直接出兵作用不大，把兩個紙老虎戳穿了，中國也要戳穿這個紙老虎。

　　因此，戰爭危險有兩個必然性。

　　（1）帝國主義存在一天，戰爭不可避免，是一個必然性。

　　（2）人民必起革命，革命必勝利，又是一個必然性。

　　帝國主義要戰爭，但革命勢力強大，可以克服戰爭的危險，又產生消滅戰爭的必然性。

　　帝國主義要轎夫，佛朗哥、蔣介石，希臘，土耳其皆不行，故找德、日作轎夫，但德、日已打敗，也不會抬。希特勒若不先占領歐洲各國，東方若無日本作轎夫，他不敢攻蘇。

　　要揭露戰爭販子，戰爭只是遠景，為了嚇人說得如此近。不能上當，是宣傳戰，兩年前斯大林即寫丘吉爾是嚇人，何以二年來並無戰爭，是嚇人的。再過一、二年戰爭危險更少，就有可能消滅戰爭危險，不戰即和，這二年是不戰不和。不能設想總是不戰不和，英美蘇要和，長期並存是指英美，法意兩個是革掉反動派的。

　　革命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

　　帝國主義國家對革命國家一定要干涉，對希臘、意大利、法國，有英美干涉，對中國有美國干涉。

　　干涉的形式，或出兵或如現在的干涉中國，希臘即駐軍，派顧問，供給武器，但不參戰。干涉方式是多種多樣，即出兵參戰，亦可打遲。我們不去挑戰只應戰，如美軍只駐青島，不去京滬駐兵，則我攻下京滬後，可以軟的辦法取青島，如美軍駐兵京滬，則非直接衝突不可。

　　總之，帝國主義五癆七傷，不過如此，不可怕。

　　鐵托把帝國主義說得最凶（因美已想着南），日丹諾夫比較緩和，莫洛托夫則罵戰爭，三種不同態度，表現很大策略意義。

　　在農業國家危機不要緊，在美國因其龐大危機來了不得了。

　　統一戰線要研究南斯拉夫經驗。

　　中間沒有了，民盟解散了，致於解放區素無中間派。

　　中國還有廣泛的統一戰線，民盟解散了。不等於解散統一戰線。

　　以為“民族統一戰線一定要和許多黨派並存，人民的統一戰線則包括的少數”是不對的。

　　南斯拉夫一千五百萬人口，有二十四個黨，民族統一戰線一概搞掉，法國則上了當，與各黨派成立協定，自己束縛手腳。

　　中國無自由，無多黨，但並非無團體和個人，如我們占領大城市，就都出來了，我們仍遵守解放軍宣言，凡參加鬥爭者皆團結，在農村中除地主富農外，要團結中農，爭取農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則爭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號是“民族統一戰線”。

　　我們歷來未與各黨派訂條約，只是與蔣介石有過條約，對現在不妨礙鬥爭，且還有幫助的，為何不要。

　　民主立場他們自己表明過，非國非共，我們對民盟幫助過，民盟也超過對我們的好作用。現在蔣加以解散，一面是被迫解散，一面是自己屈服失掉威望。我們要批評它，但還要幫助它。

　　三三制以後不提，亦不聲明作廢。

　　中等資產階級右翼要打掉，但並非作階級來消滅。

　　現在蔣很孤立，我們圈子很大。

　　聯合政府已取消。因工農政府是聯合政府，黨與非黨聯盟是聯合政府。

　　過去講統一戰線，就是站在地主富農黨員的立場去聯合別人，而非站在工人農民黨員立場去爭取革命士紳，原因是許多共產黨員，本身是地主富農，×××又是四大家族，都是黨員，他們去講統一戰線，是黨內的地主富農與非黨的地主富農的聯合。

　　統一戰線應站在貧僱農立場，聯合中農，抗日時期包括開明士紳，抗日時期對地主不是聯合而是中立，同時消滅削弱其一部分。

　　對蔣也很難說是聯合，而是孤立國民黨，孤立頑固派，故有矛盾，又要國共合作，又到處破壞和孤立對方，蔣對我，我對蔣，都是互相孤立，互相破壞，消滅那消滅得了的，對整個國民黨無可奈何，只好說是合作。而實際上我們在國民黨區，所作的是對國民黨打擊政策，在可以消滅之處則消滅之。因為多年採取了消滅打擊的政策，我們才有××，故所謂合作是：

　　①凡能消滅者，消滅之。

　　②凡不能消滅者，打擊之，部分消滅，全部打擊。

　　今後國民黨沒有了，只有小集團。

　　大國妥協，遲早妥協，是個方向，以後研究。

　　有些問題能妥協，有些問題不能妥協，日德和約遲早要妥協。不戰不和僵局有些時間，戰爭是遠景，美國出國商量要求妥協，潘友新說：“兩國形勢對立，不妨礙兩國談判”，蘇不主動提出借款，可看出兩國要妥協。馬歇爾說“不願訂紙上協定，要看今後情形決定。”

　　陳問毛主席“是否歐美各國也有像中國一樣恐懼美國對自己估計不足的情形？”毛主席說日丹諾夫已經分開講了，東北野戰軍，也有怕原子彈，怕美國出兵的。粟裕的報告也說部隊有些情形，地方黨也有此種情緒。中國對此準備很早，整風時講過，七大時講過。因那時有人說反動勢力強大，我們即講講此問題。

　　害怕美帝國主義是一種精神作用，中國年年與美帝國主義鬥爭，得到失敗，故精神有些害怕，打垮了日本帝國主義以後，群眾不怕英美了，幹部還害怕，尤其是地主富農分子害怕。蘇聯哲學上的清算，文藝上的清算。文藝上搬外國搬死人，喜歡美國剷頭，美國的紙煙，對偉大的現實主義看不起，這就是投降主義，是由於戰爭受了創傷，精神上也獲得解放，怕紙老虎。現在應在幹部中解釋清楚，我們在江南大發展時，美國人還會有幾手凶的嚇你一跳，要嚇倒你，你要被他嚇倒，就上了他的當了。嚇不倒他就算了，炮打×基打×縣等，還可能重演。有些人談帝國主義就好像談虎色變，一個是思想根源，二個是精神根源。我們歷史上有失敗的經驗，蘇聯是新國家，也有此情形。這是因為帝國主義有長期的歷史，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傳統的怕帝國主義，有傳統的力量，現在我們五百人直屬隊中，我們的窯洞中即有此種人，害怕戰爭，害怕帝國主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群眾的創造性。陳伯鈞對少將銜感到心得意滿，看不起紅軍的光榮，這是個精神問題，要從這方面解放出來。

　　周恩來同志說：陸××同志關於國際形勢文件發出時，英共正開代表大會已閉幕，收到此文章後，特休會一天，舉行會議，宣讀此文章，又根據此文章修改他們的決議案。

　　世界無產階級消滅世界資產階級，是件大事。

　　要搞東歐聯邦就是“左”，勝利時即易於“左”。（季、鐵均有此主張）

　　某種情況輕敵，某種情況不輕敵。

　　民主陣線發展前途可以消滅戰爭，部分接觸可能有，印度尼西亞情況可能上當，因為共產黨不占主要力量。越南保大投降法國，胡志明沒有軍火，主要陣地失掉，在鄉村打游擊，只有將來我們打到兩廣時，援助他們。

　　所有這些原因是一系列的，精神還未從舊的傳統中解放出來。

　　對美蔣主要是幹部問題，要很好準備，要輕視美國，美國惟一驕傲是有錢，但也有限，究竟拿得出多少來，不是什麼了不起，要有鬥爭勇氣，將來到江南時，不向美國挑釁，首先，還是退避三舍，然後還是狠狠的打他一下，他就走了。

　　東歐聯邦問題，真理報說“是人為的，沒有群眾基礎。”毛主席說“大概是環境順利，有些勝利沖昏頭腦，另一方面忽視現實。東歐聯邦之提議沒有別的好處，只給搞西歐聯盟者以借力，主要是沒有群眾基礎，共產黨是與社會民主黨合作，如搞聯邦，社會民主黨不贊成怎麼辦？策略上有危險性，英美作藉口，還是次要的，無群眾基礎是主要的。”

　　結論

　　開會時期思想動態，有這樣思想情況，西北晉綏有些同志，堅持“左”，殺人，整三三制人物，侵犯中農，破壞工商業等等。主席說：“有人說安文欽創議是地主立場堅決，我就說取他地主立場堅決，不堅決就沒有了。人家是地主，為什麼不代表地主立場”。有人主張把社會主義前途加進去。毛主席說“這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過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會主義。今天我們還是消滅封建主義，還早着呢！何必提社會主義。”

　　還有人說，三次大戰一定爆發，打起來不得了。

　　有一種空氣似乎說抗戰八年都錯了，吸收知識分子錯了，減租減息，吳滿有運動錯了，要恢復到內戰時期。事出有因，尚無實據，我嗅到了。

　　①很高興的一次會，二十年來解決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局面開展，勝利可期，洛川會議，六中全會都未解決這個問題。

　　以前只能講“有利於我”，現在可講“勝利到手”，特別是三次反共高潮到日寇投降，一直形勢嚴重，我們處於只有招架，沒有還手的地位。現在我們強大了。國民黨處於劣勢地位，革命高潮到來了，我們是在進攻了。現在的局勢確已改觀，勝利前途不但領導機關人感覺，群眾感覺，非解放區黨外人士感覺，外國人都感覺到了。很高興的一個會議。雖然工作中是有嚴重缺點，困難也很多，但都可以解決，這是很成功的一次會議。

　　北伐時期，局勢也很開展，但優勢問題未解決，反而失敗了。土地革命時期戰爭頻繁，黨內糾紛太多，一直到長征是革命最大難關，幸而渡過。現在確是起了根本變化，今日形勢對全世界都有意義。

　　這一時期的確是兢兢業業的，很擔了一分心，特別日本投降後到重慶，那時蔣介石的事業好辦，我們的事不好辦，的確是兢兢業業領取得了現在形勢。現在不同了，現在不是膽戰心驚了。現在能作出結論，不是估計而是事實。過去總是估計“有利於我”，或者是說“可能”，現在事實確是如此，我們優勢到勝利，蔣介石翻過來，無法打我們翻天印了，甚至在日本投降時，我們還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懼的是優勢問題未解決，東西得的少，蔣介石仍強大，嚴重的內戰臨在頭上，成敗兩個可能完全在鬥爭。現在好了，可以肯定的講了，高興了，前線不斷的勝利，土改整黨走上正規（過去未解決，不知道路），九月土改會議，即整黨會議不是偶然的，現在確定了優勢，二十年的艱苦奮鬥，今天走完了，確立優勢不是估計，而是事實。

　　②西北與晉綏兩個中央局，政治上領導成熟，比過去更滿意，更有希望，告農民書有小毛病，應進行教育。義和鎮會議是滿意的，兩區大體相同，但有區別，陝北是反右，晉西北、是反“左”，不管“左”右不妨礙兩區領導政治上成熟，即土改已開始解決了，路線是正確的，西北已經完成一個任務，在內線打破了胡匪，使其轉入防禦，把兩區變成後方，支援前線，解放大西北，問題更有基礎，更有根據，使我們更有希望。

　　⑧會議解決什麼問題？要解決這篇文章（指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這篇文章是當作一個時期的政治綱領，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綱領。比“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更進一步，致於經濟綱領打倒蔣介石以後，還要照此路線執行一個時期。

　　這篇文章所要解決的問題：

　　甲、宣布美國是帝國主義是肯定的。

　　乙，宣布蔣介石是官僚資本，要打垮他是肯定的（有的人贊成打倒蔣介石，不贊成打倒官僚資本，不懂得蔣介石是代表，官僚資本是基礎）。

　　丙、推翻地主階級不錯的，有人說地主是蔣根是小蔣，這樣說法有毛病，我們要打倒蔣介石集團，蔣介石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代表，不能像把打倒蔣介石一樣的力量去打三千六百萬地主，要講政策，推翻地主階級是肯定了的，對三千六百萬的人，不是都用此處理方法，是有策略的。

　　這三條不錯，其餘就不會錯。中農問題早已解決，只是在處理問題出了毛病，注意糾正就是了。

　　中、小資產階級，中小資本家現在還是不是同盟軍，是不是反蔣統一戰線，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應肯定。

　　論文第四條，關於土改中中農問題，原則是老的，但對中農如此強調是非常必要的。

　　論文第五條，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也不是新的，但現在集中力量打擊大資產階級。官僚資本是個問題，故有作用。

　　土改會議後，反右問題解決了，現在解決了“左”的問題，此次會議不是重複，此次會議要注意的是：（1）中農，（2）中、小資產階級，（3）黨外人士。

　　中農問題不是要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早已解決。大家都知道不能侵犯中農，但是實際工作仍有侵犯中農利益的，現在是具體分析階級的問題，太行山分析階級的文件無大害，但有毛病不清楚，有些不恰當，可見馬列主義武器之少，晉西北原有一個分析階級的文章，是正確的，但自己燒掉了，也是馬列主義武器不多。

　　問題：是在三交冒出的是“左傾機會主義”，在義合冒出的是右傾機會主義。九十九戶中弄出十多戶地主富農，不要中農參加農民代表會，我看了驚心動魄。

　　肯定的說，只有兩個朋友：中農與中、小資產階級。

　　孫家溝也如此，他們強調不要中農，不是強調要中農。

　　中、小資產階級問題這是此土地會議要新的：

　　（1）地主資本家的工商業非封建剝削的不要搞。

　　（2）勿使稅收過高，勞動條件不要太高。

　　例如：過去陝北，曾津貼一個地主開的紙廠，現在不津貼了，李家渠繁榮，是地主的繁榮，要搞垮，怪不怪？李家渠的繁榮是解放區的繁榮。林老對此問題不能解決你看怪不怪？基本問題是對中、小資產階級發生動搖。土改就是要造成這種繁榮，在這上面要潮流，把沙推掉，切勿把中農，中、小資產階級推掉，這種潮流任其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我們要逆此潮流，且要反掉，把此潮流淹沒是不好的。

　　黨的經驗痛是苦的，與資產階級合作時，主要是右的危險，與資產階級分裂時，主要是“左”的危險，我要反，寧可反到只剩下我一個人，保持光榮的孤立。

　　黨外人士問題：

　　劉少白消息發表了，我簡直看不下，我不要看，我未解決。劉少白是黨外人士，謝老說：“兩重性如何解決？劉少白有兩重性，即代表惡霸地主，又要反蔣，他今天要進步，與我們一塊七八年，有功，今天一腳踢開，這樣下去一定會使我們孤立，遭受失敗。我們與國民黨統戰一次，不但得到經驗教訓，而且得到有生力量的教訓，就是國民黨中一些人與我們熟了，這在打日本時期有用處，此次不要像土地革命時期，一切都不要了，把劉少白也不要了，把他的土地浮財分了都可以，為什麼亂鬥呢？你的政策是什麼？

　　從地主階級身上應當：（1）當作階級消滅之，（2）當作個人如不反我們要收集。

　　可留者：

　　（一）過去合作而非反我的繼續合作，過去反我今後願意合作的，也不拋棄。地主富農人口三千六百萬，吃了魚肉，剩下魚骨頭，還有用處，魚骨頭有三干六百萬到一千八百萬收集起來有用處。三干六百萬是個大勞動力，不可輕易拋棄。

　　（二）當作階級壓在地下，但階級組成的國家，是壓迫別的階級，領導者要知三千六百萬還是財富，應當利用，地主階級的人還有作用，現在是生產力，將來是朋友（五年），是候補無產階級，現在要強迫改造，將來會改造好。

　　要分別對待，只要贊成土地法，高級人員（1）分而不鬥，（2）斗而不打，個別犯法，依法處理，如此解決，人心安定，理直氣壯。

　　過去非全面解決問題。抗戰時“三三制”是成功的，其中吸收其成員個別的不恰當，當然也有地主階級思想，應社步，統一戰線與之合作。

　　打人肉刑要廢除，肉刑這個問題早已解決，我{門在紅四軍九次大會已解決，以後又打，應堅決廢除之。肉刑不能許可，原則性靈活性只一例外，即真正出於群眾義憤，堅決打時，我們不能制止。

　　財經問題：陝北、晉西北財經困難，災荒很大問題，要努力解決此問題，條件是退敵打出去，收復臨汾。

　　憲法：中央起草的，勿急於發表。現在發表個綱領，勝利後再搞，如不恰當會被孤立，支票不應開早了。

　　是否成立中央政府，平綏路收復以後再考慮。瑞金搞中央政府不需要。頒布憲法，成立中央政府，不要忙。

　　第二部分一一陳毅同志記述毛主席的一些談話。

　　（一）今天反“左”與過去土地會議要結合起來看，一月決定遲遲未發表，要各地醞釀，以免反“左”，潑了冷水又恢復了右。

　　毛主席反覆考慮反“左”是不是會潑冷水。

　　去年土地會議把右反掉了，是最偉大的一次整黨，把石頭一搬，增進了黨與人民聯繫，把混入黨的地主富農分子及黨員的地主富農思想洗掉了，把群眾發動起來，通過了一個完整的土地法，是保證勝利的一個偉大的會議。只有在此基礎上來談反“左”問題，才不會潑冷水，如孤立的反“左”，那就會潑冷水。

　　去年土地會議，整黨會議，是黃河主流，是一個偉大的潮流，達到彼岸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僅講到這還不夠，主流向支流時卷了三個浪花，即侵犯中農利益，破壞工商業，把黨外人士一腳踢開。不把這三個浪花反掉，它會成為逆流，要把這三個浪花反掉，要把三個過左傾向糾正，是一個完整的精神，反“左”不使右的傾向復辟，不使他們有詞可借，說你們搞“左”了，解決了右的問題再來糾正“左”，不致使右再來影響政策，“左”的糾正得好，更能保證右的不能復辟。

　　中農問題，為了滿足貧僱農的要求而侵犯中農利益，是挖肉補瘡的得不償失。正確的是既照顧貧僱農又照顧中農，若照顧中農，不照顧富裕中農及滿有式的新富農仍不能穩定中農。要告訴貧僱農，一定要與中農、富裕中農、新式富農搞好。你們之前途就是新式富農。土地不能解決貧困，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某村貧僱農真正下不來台，無法生活，可說服中農給貧僱農調劑一下，但不能採取強迫的辦法，維持與擁護土改主流，要對富裕中農、新富農加以照顧。“家徒四壁”的村莊，政府要設法救濟，也不一定要搞新富農，富裕中農與中農。

　　對中小資產階級，不要採取冒險政策。

　　工運問題未解決，二十年來工運方針有“左”傾傳統，對蔣管區的工業，也不是一概破壞的方針，對官僚資本家的工廠，可以罷工反對，破壞他對中小資本家還是勞資兩利的方一針，以便渡過難關。

　　解放區應調整工人領導地位，除了工人福利外，還有更大的利益，還要照顧整個解放區的利益，要說服工人忍受剝削。

　　如我們占了西安對裕華耖廠、六元大精鹽公司（戰前二千萬元以上的資本）要不要斗，只例外，若與四大家族關係太深，是戰犯的，才能沒收。此外都不要搞，戰犯也要看程度，還要打南京、北京，忙得很，那裡有時間去搞他們。

　　對黨外人士，有些十年、二十年共過患難的朋友，今天一腳踢開，覺得自己聰明，別人愚蠢。我們同志會打軍事仗，軍事仗大堡壘、小堡壘、內壕、鹿寨，許多外圍，政治仗，不要外圍，自己挺着打，蔣介石把外圍搞光了，所以容易打，將來還要另開一席，只在土地問題上不讓步，任何人的地都要分（他們同樣也分一份），嚴守此條，不要追求其他。

　　這三個問題處理上，又發生了打人殺人的現象靠打多殺多解決問題，表示共產黨無本領，有本領的把他們放在群眾監督下，不怕你反，三千六百萬是個本錢（勞動力）不能一下殺掉，不是同情地主，主要是群眾不同意，你殺脫離中農、貧僱農、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危險了，工商兵還剩下多少。

　　你到北京，胡適捉不捉，到了南京，戴季陶、于右任、孫科就是戰犯，你捉不捉？還是不捉，可以胡適當個圖書館館長，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還捉他們幹什麼？

　　亂殺人是表示無本領，無紀律。

　　破壞廟宇、名勝、古物不好，共產黨要表示有紀律有政策，政策有策略，何為當務之急了誰都可以當家，一個人隨便殺人，想必多個領導機關委員會？這個問題要統一處理，從容處理。搶救運動中群眾對特務發生義憤，要殺要打是領導藝術問題，要殺也一定要經過法律手續，群眾真要打，也不一定與群眾為敵，搶救中沒開殺戒。殺機已動，領導不能隨聲附和，眾怨之下動搖，一個環子抓不緊，整個鏈子就鬆了。那時天天看材料，明明是特務殺不殺，反覆考慮，最後，決定不殺，好的領導藝術就在這裡。

　　（二）十二月文章發表後的新區情況

　　新區一開始即搞平分土地，群眾不接受，因新區軍事未穩定，群眾未覺悟，費很大力量，效果小。第一次分浮財，土地，我們一走，地主又起來殺工作人員，我們再去，群眾不理。所以在新區機械的把土地塞給農民，農民不接受。

　　老區平分土地不適宜，特別是新富農，富裕中農，中農土地多，平分必然侵犯中農，故引不起興趣。在老區工作團超過支部直接去發動群眾，把過去八年鬥垮了的地主富農，以新僱農的面目出現，把他們組織起來，反對老幹部。由於這些情況構成一種新觀念，即一月會議所決定的要反三個浪花，決定土改要分地區，需分新區、半老區，釆用不同步驟，土地要分別施用，不要普遍使用。

　　老區一般不要平分土地，老區一般是日本投降以前的老根據地，經過八年抗戰，減租減息，反奸清算，五四指示，土地複查等等。土地問題已基本解決了，只是剩餘的土地問題，基本上採取抽補、調劑的辦法解決。這樣地區對舊幹部加以改造，主要是民主運動與生產運動問題，整黨問題，撤換個別壞幹部。這樣地區中農占多數，貧僱農很少，地主已打垮，生產運動要照顧新富農，這種地區山東就有二十個縣（共一百零八個縣），晉西北四十五個縣，這種地區只抽補土地，有些地主剛要改變成分（四二年起）是農民不是地主。特殊地方平分，一般地方抽補，以與群眾聯合的方式整黨，發展經濟，民主運動。

　　第二種地區，是日本投降大進軍時才落到我手者，經過四五年八月底到現在，二年半，五四指示不徹底，基本上使用九月會議的一套，超過支部，甚至解散一些支部，石頭搬掉徹底平分，基本使用土地法，山東由七百多萬人口增加到三干多萬，地主富農占優勢。黨內不純，借黨為惡。中貧農未得到土地，還未確立群眾與黨的優勢。部分地方比較徹底者，也不機械平分。

　　第三種地區，是去年八月以來落入我手者，叫新區（前一種地區也叫半生半熟區），例如隴海以南，豫皖蘇，豫鄂陝等區，主要是軍事鬥爭。地方無黨，敵我鬥爭軍事穿插拉鋸，土地革命條件仍未具備，不能立即實行土地法，應有步驟的進入土改，開始應集中力量打大地主，大官僚資產階級，爭取中小地主，知識分子，保護中小資產階級，利用地主富農左派打地主富農右派，中立中小地主，打大地主。吸收地主富農子弟好的入黨，套在我們圈子裡慢慢改造，以孤立蔣介石，地方組織起游擊隊，群眾覺悟及顧慮少了，有秩序的進入土地平分。

　　分別不同對象，以不同步驟來達到土改目的。

　　平分是戰略任務，要以不同的方法達到。

　　老區與半老區準備三年完成，新區準備五年完成，全國準備十年完成，不要性急。

　　才到新區群眾熱烈歡迎，打土豪分浮財，人家就走了，不熱烈了，這是硬土地法的結果。

　　減租減息政策很有不少作用，可以爭取地主富農左派打擊右派，到大城市對地主富農分子好的可大量吸收。

　　應使土改與反美反蔣結合起來。

　　有些人把內戰時的一切東西都恢復，把抗戰時學到的許多東西一下子去掉，真奇怪。

　　幾個問題：

　　（一）領導幹部要破除迷信。

　　教條，宗派，迷信，馬列主義詞句，盲目性發展到高度固定化就成為迷信。

　　打勝了以為從此天下無敵，是迷信武力可以解決問題。

　　狹隘經驗主義也是迷信，迷信其經驗可以解決問題，而不對當時具體情況加以分析。

　　“馬、恩、列、斯、毛”（指馬、恩、列、斯、毛論農民土地問題那本書說）也是迷信，以為合乎那兒條就可以解決問題。

　　要破除迷信，要對具體事物加以詳盡分析，馬列主義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自覺增加了，就能主動的解決問題。我們同志多少有點迷信，抽象條文及歷史陳舊毛病，打人殺人如此多，就是迷信打人殺人可以解決問題。

　　（二）黨內有小集團主義，本位主義，宗派傾向，領導同志的態度問題，思想意識問題，主張偏見（各同志各單位之間還不是很原則的）問題等等。

　　要告訴同志們，你們要批評一個人，堅持一個原則，只有這種權利，不要放鬆，要有政治上的勇氣，反對你所認為不妥當的，但同時釆取合法手續，贊助你，擁護你與你合作，首先有此態度，有此基礎又提出嚴厲批評。先取得批評資格，然後批評方才不致引起對立，上級對下級也是如此。是贊成的鼓勵的，足夠估計成績，然後取得批評的自由與地位，否則無此資格，還會引起反抗，有些不是造成對立，就是不批評不講，但不批評就不能進步，先要擁護，先贊成，先講成績然後再批評，這樣就一定能達到團結，許多人發言就是放人家的炮。

　　光摸別人的老虎屁股，怕別人摸自己的老虎屁股，不能唯唯喏喏，要反潮流，任何時候要有明確的政治態度，緊要關頭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政治態度，但要注意合法手續。

　　（三）對人的看法，有時說此人有缺點，或此人有好處都不對，應看到其好處，也要看到其缺點，少說此人有好處但有缺點，或此人有缺點但有好處。張國燾是個大壞蛋，但他有點好處，即不性急，這樣看法丟掉他，還獲得某種價值。

　　（四）黨內一種人尺度太寬，一種太狹，量的不合就不要，拉胡琴弦子太緊，調子太高，弦子要斷的，過分嚴緊，使人無所措手腳。應當是“德小踰閑，小德出入可以也。”

　　有種人靈活但不嚴肅，不銳敏，好處是寬，壞處是在逆流時懦弱。應當尖銳，敢於反對逆流。孔子說“吾黨之小小狂捐，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要有進取心，狂者大膽，尺度寬，放得開手，但圈子不緊，狷者饉小慎微，兩者應中和起來。

　　（五）一定要定期作報告，執行兩月報告制度，要親自寫，要求反映實際，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將要所解決的問題，打電報同中央商量。過去情況，一種是不作報告，把總公司給忘掉了，一種是報告零碎，看後令人茫然；一種是講好的多，不講缺點，只報喜不報憂，看了仍然茫然，講好的多放心，忽然出現了一個亂子，則手足無措。報告可幫中央解決問題，又取得中央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