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認為，周朝的禮制大部分是西周三百年間逐漸積累形成的，相當一部分是從殷紂王那裡繼承而來的，並不像孔門儒家所說，是周公制定的。

郭沫若實際上是認為，所謂周公制禮樂的說法，大都是東周時期儒士為了宣揚自己的觀點，打着周公的旗號編造出來的。

其實話再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孔子所謂托古改制，就是對殷商巫史之學的革新，按胡適的說法，孔子對於殷道的改革，類似於耶穌對於傳統猶太教的創新。

《論語·子張》：“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白話文翻譯：“子貢說：商紂王的無道，不像現在流傳得那麼嚴重。所以君子忌諱落敗，因為一旦落敗，天下的壞事就都歸集到他身上去了。

秦始皇和商紂王被罵，與儒家既有關係也沒有關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周代信奉“天命唯德”以來的必然論述邏輯。這就造成“前人栽樹，後人罵娘”，也是歷史評價中常有的事，比如隋煬帝之之修大運河。

在西方語境中稱為塔西佗陷阱，源自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在其名作《歷史》中的一句話：“一旦統治者變得不受歡迎，他的所有行為，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守成與打天下本來不同，三國曹操劉備孫策一脈皆非儒士。而孔融、劉表父子、劉焉父子，以及王允、蔡邕之徒皆儒士。儒學亂世不能用，戰國早有定論。但是守成而不知用儒，這是毛太祖之見有所不逮也。馬上打天下，馬上治之，可乎？人曰：吾未見其可也。

毛澤東的思想根基是打倒孔家店以後的西學，實際上與現在一夥文化義和團派的主張南轅北轍，這一點有必要澄清。

所謂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是源自甘陽和劉小楓等幾個新左派搞出來的東西，最初出自春秋公羊家所謂大一統、通三統的主張，公羊家的通三統主要是指通夏商周為一統。

甘陽們搞的新通三統意思是要將改開、毛時代路線和傳統儒家帝國合為一統，想把馬列主義和儒家撮合在一起，其意圖可見於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一書。

本人發現其中蘊含一個絕妙的政治公式：毛鄧=矛盾。

有旁觀者肯定要說：“以子之毛陷子之鄧何如？”

儒家和馬列主義有沒有可以畫貓為虎的地方？其實未必完全沒有，就是二者都要改造人的思想。馬列主義是靠靈魂深處鬧革命，鬥私批修；儒家是靠所謂心性修行。

也可謂殊途而同歸，但都不容易做到：儒家易出假道學，馬列易出修正主義，為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