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遠生：民國第一記者

張一程

黃遠生（1885～1915）名基，字遠庸，筆名遠生，江西九江人。他以新聞采訪和寫作頗負盛名，他將新聞當作了一個完整的職業來從事，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記者”。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名記者，被譽為中國新聞通訊的奠基人，同時他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

幾年前，我在一本雜志上看到了一篇介紹民國記者的文章，在一行名字中，我只記住了一個人的名字，那就是——黃遠生。因為我清楚地記得文章中說他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第一個，當然是最難忘的，這就好比是我們都知道第一個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至於第二個或第三個是誰，人們好像就不大關心了。

之所以說黃遠生是中國第一個獨立意義上的職業記者，是因為他脫離了一般的派別和立場來發言，開創了“新聞通訊”這一新文體。人們為了紀念他的新聞成就，將他稱為“報界之奇才”，後來又把他和徐彬彬、邵飄萍並稱為民國初年“報界三傑”，再後來，新聞界的後輩們把“民國第一記者”的稱號私自給了他，在人才輩出的民國報壇，或許他不是最優秀的一位，但他絕對是最特別的一位。

黃遠生只活了31歲，只當了4年記者，既無權力，也無錢財，但他的名字卻連袁世凱、孫中山等呼風喚雨的大人物聽到後也要敬畏三分，而他所憑藉的僅僅是手中的一支筆。

值得一提的是，黃遠生提出了新聞工作者所應具備的四項條件，即“四能”功夫：“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和“手能寫”，這四個功夫也同樣適用於當今的新聞記者。

縱觀黃遠生的所有通訊，我們不難發現，他幾乎對每一個時期、每一個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道。如宋教仁被刺案、袁世凱內閣兩次倒台、袁世凱與日本人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時事熱點，他都能準確地抓住各個階層讀者的心，將事情的真相告知於天下。他所建立的“遠生通訊”由是被人視為當年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品牌，可以說，他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傳媒時代。

黃遠生不僅有記者之理想，也有記者之天分，他眼光獨到，見解深刻，具有新聞工作者的敏感與觀察能力，總能抓住新聞的重點所在。他的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他的工作量之大、創造力之盛也令人驚嘆，不得不說，他是一位天才的記者。

黃遠生研究者張光芒認為：“新聞並非他全部的歷史貢獻之所在。從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他是我國近代新文學的首倡者之一，他提出的“近世文體”的主張，預示了“五四”白話文運動的醞釀與到來。”

有評論者指出：“黃遠生之後，陳獨秀等一輩人受他的思想的影響集結起來，組成新青年團體，並在《新青年》雜志及《新潮》雜志上廣為宣傳，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論的文章就有不下三十篇。”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在《五十年來之文學》一書中，更是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先聲”的人物。他說：“黃遠生這位名噪一時的記者是文學革命運動的先驅。”

他認為黃遠生是首位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的倡導者，是中國現代戲劇運動的先驅者。此外，胡適還認為黃遠生作為那一個特殊時代一位孤獨的文化先驅者，不但具有濃厚的思想啟蒙意識，而且富有強烈的現代內省意識。黃遠生所撰寫的《懺悔錄》深刻地解剖了自己作為一代新舊衝突時期知識分子在人格和靈魂上的嚴重分裂，把他的“懺悔”跟後來魯迅的“時時解剖自己”、郁達夫的“自我暴露”和巴金的“講真話”聯系了起來，由此，胡適斷言：“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黃遠生開啟了這一現代性的閘門。”

清末民初這一時期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維新派知識分子致力於復興傳統文化，做了文化保守主義者，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於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沒有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就是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他在《懺悔錄》中指出：

“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這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聲。

總之，稱黃遠生為中國新文化與新文學的先驅是毫不過分的，如果沒有他，新文化運動可能還要再推遲幾年。

1904年，北京。“江西才子”黃遠生帶着他的滿腹經綸與一身才氣不急不慢地趕來了。

會試結束了，名單很快公布於眾，黃遠生金榜題名，高中進士。在一眾進士中，他年紀最小，只有19歲，可謂是英雄出少年。

“進士及第”對於黃遠生而言似乎並不是什麼難事，這個出身於九江一戶書香門第的青年，一路走來幾乎都是順風順水，早在1903年他就考中了秀才，又於當年秋天考中江西省第七名舉人，一年之內，秀才和舉人皆中，這是別人數十年寒窗苦讀都未必能得到的幸運，而黃遠生卻於一朝一夕之間便輕而易舉地同時擁有，可見其的確聰慧過人，才華橫溢。

1905年，清政府宣布廢除延續兩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於是黃遠生意外地成了中國最後一批進士，見證了科舉時代的落幕。

因為受到新思潮的影響，黃遠生不願意做官，他再三請求才被清廷以新進士的資格派往日本留學。他選了日本中央大學，專攻法律，因為他是個自由主義者，非常迷戀法制。

1909年，黃遠生畢業回國，本想學有所成後報效國家，但朝廷卻只賜給他一些例如郵傳部員外郎、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篆修的職務，一身本領卻無用武之地，他的失落之情，盡顯於懷。

民國成立後，黃遠生更加迷茫，雖然他沒有參加過反清革命，但他也十分渴望推翻皇權統治後的中華民國能效法歐美儘快建立法制秩序，從而逐步實現他心中夢寐以求的自由主義理想，但是很遺憾，他又要失望了。袁世凱上台後，共和果實盡被攫取，政局越發動盪不定。

就在黃遠生苦悶惆悵之時，他的同鄉、清末重臣李盛鐸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歐考察憲政歸國了，李盛鐸非常欣賞黃遠生，對他說道：

“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國際情況的，大都是報館撰述人員，你如果幹這一行，將來一定是位名記者。”

黃遠生深感政治腐敗，仕途不彰，正有意退出政壇，於是他愉快地接受了李盛鐸的建議，毅然投身於新聞界。

從此，一位叫“黃遠生”的才子英傑在報界橫空出世，他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那條路。

1912年，黃遠生與藍公武、張君勱共同創辦了《少年中國周刊》，抨擊時政立場鮮明，見解獨到，一時間聲名大震，他們三人又都是二十齣頭的青年才俊，因此被人們稱為“新中國三少年”。

後來黃遠生又與劉少少、丁佛言被時人稱譽為“新聞界三傑”，民初的報界因為有了他而煥然一新。

黃遠生先後主編過梁啓超創辦的《庸言》月刊，擔任過上海《時報》、《申報》、《東方日報》和北京《亞細亞報》的特約記者，同時也為《東方雜志》、《論衡》、《國民公報》等報撰寫文章，他的身影活躍與各個地方，他的時評占據了新聞界的半壁江山。

不愧是進士出身，黃遠生寫得一手好文章，文筆動人，流利暢達、幽默敏銳、犀利潑辣，因此世人譽之“洞朗軒辟，幽隱畢達”。

黃遠生創造的“遠生通訊”，亦莊亦諧、繪聲繪色。他注重把文學性手法，自然融合於新聞報道之中，使通訊文體煥放異彩。

相對於王韜、梁啓超、章太炎等一大批著名的報刊政論家，方漢奇先生稱黃遠生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名記者”，寧樹藩先生則視之為“首批以新聞聞名於世的記者中最負盛名者”。

他是民國初報界的驕傲，也是一個時代的傳奇。

雖然黃遠生一直與政治保持着距離，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他始終被動地牽涉其中，與政治鬥爭糾纏不清。

黃遠生反對“黨爭”，極端鄙視“黨派之見”，曾發誓要做一個“超越黨派”的清潔知識分子。他在《鑄黨論》中認為：

“共和最大的危險在於政黨政治，民國最大的問題在於黨爭不息。”

但同時他又相信解決黨爭的辦法是威權統治，這樣一來，他竟陷入了悖論式的人生抉擇中——即信仰法治下自由，又相信權力下的法治，終至被袁世凱所利用，而背離了他歷來堅持的自由主義原則。

黃遠生一度對袁世凱抱有過幻想，深信他是可以引領中華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榮富強的領袖人物，直到袁世凱的稱帝之心日益明顯，他才意識到自己看錯了人。

1915年，一心想當皇帝的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復辟帝制。為了製造有利於自己社會輿論，他命令他的洋顧問古德諾、賀長雄等人發出了“中國不宜共和立國”的謬論，隨後又命“籌安會”六君子楊度等人喊出了“變更國體”的叫聲。

但袁世凱很快就發現這些聲音都不足以號召國內的有識之士，於是他便想利用名流名士為他寫贊成帝制的文章，先是出了二十萬元請梁啓超寫一篇贊成帝制的文章，結果梁啓超卻寫了一篇名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反對文章，於是，他又想到了黃遠生。

袁世凱早就對黃遠生這位名滿海內外的名記者忌憚已久了，但又拿他沒辦法，於是他想設法將黃遠生羅列門下，為自己所用。他先是邀請黃遠生擔任他御用的上海《亞細亞報》總撰述。接着又向黃遠生表示，如果能為自己撰寫贊成帝制的文章，將酬謝十萬元，並給他一個部長的位置。

黃遠生開始想延宕不作，可面對袁世凱的頻頻施壓，他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敷衍搪塞。但袁世凱看後極不滿意，派人逼他重新寫一篇。

然而，黃遠生終歸質性耿介，與時扞格。他在《懺悔錄》中說：

“人當獨立自尊„„而余自為學生，以迄今日，對此四字，乃無絲毫做到，寧不愧死。”

黃遠生選擇了不合作，他沒有辦法做違背自己的良心的事情。

1915年9月3日，黃遠生偷偷踏上了逃亡之路，南下上海避禍。在去上海前，他在《申報》頭版刊登了反對帝制的啟事，明確表示“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實難贊同一日”。

抵達上海後，黃遠生在好友戈公振和吳貫因的幫助下，登上了開往美國的輪船。

站在甲板上迎風而望的黃遠生並沒有想到，大洋彼岸竟會比國內還要凶險萬分。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時，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內，正在飲茶吃飯的黃遠生被人從背後近距離連開兩槍命中後背，均傷於致命之處，導致他當場死亡，連句遺言都來不及留下。

黃遠生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死於暗殺的新聞記者，他的記者生涯才剛剛開始就被迫走向終結，怎能不令人惋惜。

1916年初，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親自護送黃遠生的遺骸回上海，並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梁啓超、嚴復等各界名流，紛紛撰寫挽聯致哀。

黃遠生的好友、一度擔任過《民國報》記者的梁漱溟聞訊後大受刺激，深陷於痛苦之中難以自拔。

黃遠生的骨灰由他的家人運回九江安葬。

黃遠生的朋友將他所寫的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四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共計239篇文章，於1919年出版，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

黃遠生不幸遇刺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大家紛紛要求嚴懲兇手，可是兇手早就逃的無影無蹤了，去哪裡找呢？於是，黃遠生之死成了民國的一樁懸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最初有兩種說法。

一種猜測是袁世凱利用黃遠生不成，就派人跟蹤到舊金山殺他泄憤。

另一種說法是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的前身）美洲總支部誤認為黃遠生是袁世凱的人而將他槍殺。

後來，有人爆料說黃遠生是被愛國華僑當作帝制餘孽而“誤殺”，他一生無黨無派，直言不諱，卻死於黨派暗殺，何其冤枉？

1984年，黃遠生的兒子黃席群在寫《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也未能查清真相，他不無遺憾的寫到：

“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於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於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於游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裡糊塗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

直到1986年，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當年刺殺黃遠生的兇手劉北海臨死前道出了幕後主謀。原來他執行的刺殺任務竟是由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所指使的，由後來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揮。刺殺的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黨黨魁、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

原來黃遠生的死，與袁世凱並無干係，與孫中山才是關係重大。

因為，黃遠生的報道不僅僅是批評袁世凱，他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活動也多有抨擊，如揭露和譏諷“孫大炮”出賣國家利益、藉助日本財閥的資金圖謀執政等事。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長和清華研究院導師的林志鈞先生說：“遠生論事論人不存成見，即使論起共和黨，也並不因為熟人較多，氣味較近，絲毫沒有絲毫偏袒哪一黨的意思。這種不存成見，公平評論的氣度，亦是很可佩服的”。正是因為這種“不存成見，公平評論”影響了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資金來源，進而妨礙了他的計劃，使得他極為不滿，因此必欲之而後快。

一代報界才子遠去了，一個時代的傳奇也就跟着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