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名稱的由來

駱小海

1966年5月，中國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出現了全國第一個獨
立學生組織，名為“紅衛兵”。不久，獨立學生組織在北京的中學裡蔓延，多
數採用了“紅衛兵”的名稱。到了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北京紅
衛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時另有大批紅衛兵和其他人士在廣場上集會，號稱百
萬。經媒體報道，紅衛兵組織迅速擴散到全國各地，“紅衛兵”成了專有名
詞，為最高當局所承認。
多年前，清華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經問我，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成立是否有內線？
意思是，是否有最高當局的授意或操縱。人們對紅衛兵的不解或誤解有多麼深
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幾十年過去了。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紅衛兵的胎氣似乎早在一兩年前就種下了。1964年，中
國脫離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已兩年有餘。肉和米麵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飯。中共
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壯起來。國內學雷鋒，四清五反，憶苦思甜，學習毛
著；國際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蘇。一度陰氣沉沉的清華附中也重新煥發出朝
氣。校長萬邦儒，四川人，一臉絡腮鬍子刮得鐵青，人稱“卡斯特羅”〔1〕。
他也確實像卡斯特羅一樣，常作政治報告，不過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帶動
下，清華附中在北京異軍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從一大”〔2〕，
共青團員上跑道，建立體育專業集訓隊等方式開展全校體育運動，在中學運動
會上奪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101中〔3〕，躍居魁首。教學上突破北京市
教育局體系，創辦大學預科，自編教材，突出數理外語，強調生動活潑，有每
周一次的電影課，參觀新技術展覽，參與了清華大學電子計算機的製造。在文
藝活動上開發了自己的音樂舞蹈史詩。這一系列舉措帶著新興力量的創意，培
養了學生獨立思考、奮發有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級的鄺桃生，楊磐，閻陽生
和張承志，組織了“紅鷹”小組，學習高三課程，志在提前一年報考大學。清
華附中別具一格地把幹部子女單獨組織起來傳達文件，毛澤東與其侄子毛遠
新、姨侄女王海容的兩次談話就是這樣傳達的。附中還開展了大規模的軍訓活
動，其中幹部子女的比例較高。這些都為新生之氣又增添了濃厚的革命色彩。
清華附中的軍訓活動五花八門，有射擊隊，航海隊，工程兵隊等。教練都是現
役軍人。我曾經參加過工程兵隊的爆破班，學過點炸藥。和現役軍人接觸，也
薰染到當時軍隊的新思想。教練曾經告訴我們，現在的文藝界是修正主義，毛
主席要把文化部改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還提到《紅樓
夢》。這裡有兩個風波。一個是與北朝鮮交換節目。朝鮮給中國話劇《紅色宣
傳員》，革命的；中國給朝鮮唱劇〔4〕《紅樓夢》，封建的。一個是1963年北
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劇電影《紅樓夢》，後來在軍內被禁。說是，戰士
看了《紅樓夢》，還能打仗嗎？愛好越劇的我當時就看了兩遍，不免為軍人感
到可惜。
1965年10月24日星期天，我和預科652班的韓軍在從頤和園航海軍訓回來的路
上，聊起了“造反”的問題。這個題目源自毛主席與王海容的談話。我們感
到，在新時代“造反”，就是突破陳規，突破權威。當天，我就把我們談話的
心得寫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萬歲》，後來又貼到班級的牆報上，引起了一
番爭論。雖然文中有對鄺桃生不敬的話，但他還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堅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預科651班的
同學當中也引起了爭論。大家關心報刊上的爭論，由來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
官問題，太平天國李秀成問題等。我是不大同意報上的批判的。卜大華和鄺桃
生則比較理解，說“仁”有“大仁義”“小仁義”之分，道理有“大道理”
“小道理”之別。鄺在政治上比較早熟些，我和卜當時都尊他為我們的“啟蒙
者”。這次海瑞罷官的問題，我還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認為是“牽強附會”，
“不講道理”。這次誰也沒說服我。不過，我們在教育界革命的問題上卻是一
致的。對照毛澤東幾次關於教育問題的指示，對照軍隊的榜樣，大家都認為，
教育界問題很大。
1966年5月1日－3日，我們預科651班的11位男女同學借著學校放4天假的機會，
帶著指南針、手錶、晶體收音機、照相機、被子、鍋和掛麵到北京西郊戒台寺
和潭柘寺一帶野營。大家增進了友誼，交換了關於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
是巧合，就在野營過程中，我們從收音機里聽到了周恩來總理在歡迎阿爾巴尼
亞代表團的講話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顆信號彈。回去
以後，這批人成了預651觀點的主要力量。他們除了卜駱鄺三人，其餘都不是干
部家庭出身。俗話說，“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確是紅
衛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應提到圓明園。四十年前，清華附中的外周還是一片鄉野。西
面一條馬路之隔，就是廣闊的圓明園廢墟遺址。那時還沒有任何圍牆遮攔，是
誰都可以任意光顧的地方，可以說是清華附中的後花園。裡面綠樹成林，泉水
淙淙，野花遍地，蝟兔出沒。附中學生經常到圓明園去玩，談心，複習功課。
遠瀛館的殘柱斷壁，有著奇特的激發效應。讓人總覺得它在與你對話。紅衛兵
在形成的過程中，圓明園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許多思想交流，會議都是在這裡
舉行的，包括成立組織的那次會議。圓明園也就自然成了紅衛兵的聖地，它曾
讓我一度感覺到，紅衛兵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革命的直接繼承者。
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
章，抨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黨的系統修正主義色彩已經明朗。5月10日，清華
附中黨支部書記萬邦儒利用廣播系統向全校作了有關文化革命的報告。這一報
告當即引起了預科651班部分學生對學校黨支部的批判。他們提出了三條口號：
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進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們
認為，黨支部沒有領會到中國大地上出現的這種嶄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後於
文化革命的新形勢，犯了路線性方向性錯誤。這種觀點被稱為“預651觀點”。
預651觀點與日後的階級路線無涉，預651班不同政見者多數都不是幹部子女。
批判是以牆報為形式的。署個人真名或筆名，往往結成小組。
預651觀點引起了許多班級同學的關注。贊成預651觀點的學生，互相交流，在
各班紛紛用不同的筆名，發表牆報，在內容上進而擴展到對學校黨支部教育路
線的抨擊。方式還是很溫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後來成為紅衛兵領導人高
中三年級的王銘就認為預651批評黨支部為“實用主義”有點過頭了。然而黨支
部對他們進行了壓制和威脅，說他們是“反黨”“右派”。學校形成了兩派對
立的局面。更為險惡的是，在清華大學黨委的指導下，已經內定若干人為“反
動學生”，準備開除團籍，並向公安部門報案。
不久，傳來了毛澤東5月7日給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話：“學制要縮短，
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大家認定，黨支部對不同意見的壓制不是偶然的，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
級鬥爭。5月20日，王銘和張曉賓寫了一份文件，題目就叫作《清華大學附屬中
學黨支部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應當徹底批判》。
1966年5月28日晚，不同政見者的核心成員在宿舍樓醞釀牆報統一署名。基於高
642班張承志小組的牆報筆名的“紅衛兵”一名被採納〔5〕。次日，5月29日下
午，在圓明園召集各班不同政見者骨幹分子開會，正式通過了“紅衛兵”的統
一署名，並決定統一協調行動。後來，5月29日被看成是“紅衛兵”組織的成立
日。5月30日，在教學樓實驗室召開紅衛兵大會，肯定了這次鬥爭的階級性和必
要性，並傳達了坊間流傳的毛澤東的一段充滿激情的話：
今後的幾十年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麼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20
多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歲的人。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
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自參加埋葬帝國
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
的歷史使命而奮鬥終身！〔6〕
當場不少人都熱淚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黨支部的嚴厲壓制下，紅衛兵領導層對形勢比較悲觀，在組織成立之始就提
出了退縮的策略。渾然不知出頭之日就在眼前。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七人反校黨委的大字報。6月2日報紙登出。紅衛兵領導
層如夢初醒，決定重新採取攻勢，於6月2日貼出第一張以“紅衛兵”名義署名
的大字報《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第一
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開招兵買馬，因為大字報下留了很大的空
白，請同意者簽名。結果簽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見者外，又多
出幾十新同志。此後，紅衛兵的大字報便頻頻出擊。
在新形勢下，黨支部不敢對“右派學生”貿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
日即將來臨，繼續鼓動師生圍攻紅衛兵。殊不知這時紅衛兵已經廣泛聯絡外
校、報社、家長，得到了越來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學生到清華附中張貼大字
報，猛烈抨擊黨支部是修正主義。6月8日，外校學生300多人來到清華附中，聲
援紅衛兵。校方緊閉校門，學生兩派情緒激動對峙多時，但始終限於言辭，並
無武力衝突。紅衛兵和支持者們決心堅持到底，10小時後，校方終於打開大
門。外校支持者們在校園裡張貼大字報，表示對紅衛兵的支持和對黨支部的聲
討，多以本校“紅衛兵”名義署名。從此，“紅衛兵”這一稱號和它所標誌的
獨立學生組織從清華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許多中學。
就在6月8日事件發生的當天傍晚，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人不知鬼不覺地進
駐了清華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紅衛兵，說紅衛兵是左派。形勢急轉直下。校
黨支部被作為“黑幫”打倒了，全校變成一邊倒地聲討校領導。紅衛兵組織急
劇擴大。
然而，紅衛兵與工作組的關係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承認獨立於黨之外的學生
組織，在共產黨當權時代還從來沒有過。所以工作組雖然說紅衛兵是左派，僅
僅指這批以紅衛兵署名的學生而已。但從未把紅衛兵作為一個組織來承認。這
一點他們得到過劉少奇黨中央〔7〕的指示，態度始終是非常明確的。工作組以
解散紅衛兵為目標，對紅衛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擊紅
衛兵中不肯就範的人，並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團委取代紅衛兵。
在這種情勢下，紅衛兵一部分骨幹分子，於6月23日下午在二樓辦公室聊天，說
到了要繼續發揚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於聊得入神，大家忘記了開燈。
兩位女同學說，講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寫下來就好了。這個任務就交
給了我。第二天，6月24日，一張標題為《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就出
現在教學大樓門廳。在共產黨的天下倡言“造反”在當時還是人們所難以接受
的。責難紛紛。6月25日，紅衛兵之外的張曙平、劉剛等同學把這張大字報抄到
清華大學校園裡，支持當時被清華大學工作組壓制的蒯大富。引來了清華大學
一批學生對紅衛兵的猛烈攻擊。清華附中工作組則認為，這張大字報是針對工
作組的，寫了簡報上報，一直報到劉少奇黨中央那裡，中央把這篇大字報定性
為“反動”。其實，當時不過是提倡一種精神，給大家鼓鼓勁，換個面貌而
已，並非特有所指。
為了回答責難，《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也準備好了。其中強調我們提倡
的造反是有階級性的，“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後來這句口號改為
“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7月4日貼出。特別是引經據典，把毛澤
東“造反有理”的話找了出來。這條鮮為人知的語錄是在6月9日被人民日報的
一則國際評論披露，注意的人不多，而紅衛兵卻記下了，不過在寫前一篇論造
反精神的文章中沒有提，就想看看會有怎樣的反應。此後，毛澤東的這條語錄
就弄得盡人皆知了。
7月1日建黨紀念日，北京大學附中的左派學生（即受工作組支持的學生）邀請
各校左派學生代表去參加慶祝晚會。清華附中紅衛兵去了幾個人，我是其中之
一。那裡氣象不凡，大開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綠軍裝，耀武揚
威，這與清華附中紅衛兵始終提倡百姓裝束，形成鮮明對比。他們個個都是干
部子女，我們雖然也以幹部子女為主，但是畢竟還有一批非幹部子女的元老。
在晚會上，他們把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隔離在觀眾席外圍，大大突出了階級界
限。詢問之下，方知他們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組的支持。這個晚會的一大功績
是首次唱出日後紅衛兵運動的戰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詞原是“幹部子
弟舉紅旗”，我建議改為“革命後代舉紅旗”，得到採納。
工作組為了分散紅衛兵的力量，7月中旬把卜大華等大批紅衛兵骨幹分子調出北
京去軍訓。我等留在學校的人不覺十分鬱悶。卻不知形勢已經在悄悄地發生天
翻地覆的變化。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開始找劉少奇和工作組的問題。7月26日，
新的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學宣布派工作組是錯誤的，號召學生
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傳來，原來謹慎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層立刻
決定全線出擊，於7月27日凌晨發表由革命委員會主任兼紅衛兵負責人王銘匆匆
寫就的聲討工作組的檄文。王銘同時還起草了《三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強
調造反精神永遠需要，由我修改後發表。瞬息間，黨的化身工作組成了過街老
鼠。同學們覺得紅衛兵又對了。校園裡出現了“永遠跟著紅衛兵”的大標語。
7月28日，我和鄺桃生等參加了在北京原蘇聯展覽館的電影院舉行的海淀區中學
生大會，發現江青在場，幸虧鄺桃生筆記本上還抄有《一論》和《二論》的論
造反的大字報（但缺《三論》），於是便撕下遞給江青，還匆匆寫了一張給毛
澤東的條子。大意是請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動的。沒想到毛澤東真地看到了，而
且於7月31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在黨內高
層發表。
清華附中的人當時並不知情。8月2日，我們才從礦院附中的學生那裡聽說。他
們用電話逐字給我們傳達了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全文。我們將信將
疑。8月3日，紅衛兵負責人王銘和卜大華在釣魚臺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那裡
才看到了作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過，清華附中紅衛兵始終也沒有收到
這封信。
這時，北京的中學幾乎都有了類似紅衛兵的學生組織。一般有兩派。總有一派
叫“紅衛兵”，另一派就叫個別的的名字，以“紅旗”較為普遍。其他的名字
如“赤飆”“紅紅紅”是較為獨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來說，並非同名就是同
一派。如清華附中紅衛兵與師大女附中“紅旗”，石油附中“赤飆”關係好；
北大附中“紅旗”卻與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石油附中“紅衛兵”關係好。
清華附中倒只有一派。
這兩派的分歧在8月13日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的問題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在籌
備會議的過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區幾個中學堅持要把大會的主題定為鬥爭據
說是傷害了紅衛兵的小流氓，反對涉及工作組和團中央的問題。清華附中紅衛
兵、47中紅紅紅和師大女附中紅旗則主張大會應當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
控訴工作組和團中央的問題為主題。兩派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結果最後王任重
出來打圓場，說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組和團中央的問題你們就不要發言了，由
李富春代表黨中央宣布處理團中央負責人。所謂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員的蒞
臨下，被押到有十萬人出席的體育場草坪上，接受辱罵和拳打腳踢。李富春也
如約宣布胡耀邦等三位胡姓書記停職反省。
軍裝袖章在這時開始流行。這個風氣是北大附中紅旗帶起來的。七一晚會時，
只有軍裝尚無袖章。到了8月，紅袖章出現在北大附中紅旗的胳膊上。確實好看
神氣。我們清華附中紅衛兵一方面對北大附中紅旗的美學意識感到欽佩，但另
一方面仍然堅持平民著裝的傳統，只有在接見外賓場合才臨時換裝。袖章則長
期闕如，直到後期日子不好過的時候，一些個人才自製了一些袖章。
1966年7、8月之交，工作組撤離，學生建立獨立組織，是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
運動的一個分水嶺。外間所熟知的“紅衛兵運動”這時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
征。清華附中紅衛兵並非這個主流的引領者，其貢獻僅限於“紅衛兵”這一名
稱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強大影響，身不由己而跟隨；另一方
面，也掙扎著與主流抗衡，企圖糾正那些偏差。
階級路線是紅衛兵運動的顯著標誌，體現在“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
蛋”這一著名對聯上。這副對聯似乎是從外語學校傳出來的。清華附中不同政
見的學生，主體是幹部子女。雖然預651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幹部子女，所提出
的綱領也未涉及階級路線，但預651觀點的領頭人卻是該班少數幹部子女。不
久，這個不同政見的運動就被清華附中原來已經存在的幹部子女圈子所吸納，
也不免要講階級路線。當對聯傳來，清華附中紅衛兵多數人贊成，少數人有所
保留。當時紅衛兵領導層的看法是：符合當時運動的需要，但不是黨的根本政
策。因此，也有人參與了推動對聯的外校辯論。但對紅衛兵骨幹成員以“齊向
東”名義發表的《階級路線萬歲》一文，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作了修改，並對
該成員做出了停職反省的處分。修改稿當然還是鼓吹階級路線的，不過鋒芒減
弱了很多。
對於紅衛兵運動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頭
發，禁美麗服飾等，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層是不贊成或不感興趣的。對這些活
動中出現的暴力行為，是明確反對的。
8月6日，在天橋劇場舉行的對聯討論會上，清華附中紅衛兵聯合人大附中紅衛
兵和北航附中紅衛兵散發了《緊急呼籲書》，提出制止打人。呼籲書同時也遞
交給了當時出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當場表示了讚揚，說是符合毛
澤東的辯證法。不料《呼籲書》報入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被毛澤東批評，認為
這是壓制群眾運動。不過信息不大靈通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層並不知曉，於8
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的大會上，再次散發《呼籲書》。據說北京4中學生組織
負責人曾列席中央高層會議。他們在八一三大會上明確表示了反對意見。
8月下旬，北京已進入紅色恐怖高潮。對此深感不安的紅衛兵領導層向分管清華
的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說話
不如紅衛兵自己說，你們有什麼想法就來釣魚臺寫一寫吧。8月26日，這個任務
交給了我和張曉賓。王任重說內容由我們自己決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對新市委
的態度，以及做事要先動口再動手。這是因為當時北京市已成為中學紅衛兵的
天下，新市委的政令不如中學紅衛兵或西城中學紅衛兵糾察隊的通令靈光。中
學紅衛兵為所欲為，已經不把黨中央放在眼裡。頗有點象義和團進京。例如，
取締民主黨派，就是中學紅衛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黨中央請示。
我們一共寫了十條意見，除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內容有：呼籲紅衛兵正視自己
的錯誤；反對打人，打人“只能觸及皮肉”，應該“講道理”；糾正打倒一切
的偏差；左派內部應該團結；團結非紅五類，“不可籠統地叫作狗崽子”，他
們也可以被吸收進紅衛兵，恢復“重在表現”政策；反對胡亂串聯；反對抄
家、剪頭髮、禁賣點心等一類以破四舊為名目的破壞活動。意見的總標題是卜
大華定的：《十點估計》，似乎有點文不對題。第二天，8月27日，《十點估
計》印成大批傳單，由紅衛兵組織人馬乘坐數十輛卡車到北京市內的紅色恐怖
的重災區進行大規模宣傳，並了解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實。
《呼籲書》和《十點估計》在民間引起的反響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料。為此，我
們收到了無數的感謝信，人們還敲鑼打鼓上門致謝。也收到了許多控訴。遺憾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我們起草《十點估計》的當日，打人風潮波及清華
附中，發生了自殺事件。這些日子，北京市經常傳來紅衛兵被打被殺的消息。
紅色恐怖被這些傳聞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8月25日，又傳來紅衛兵被殺的消
息，整個北京市發瘋了。清華附中也被捲入了階級復仇的狂潮中。
至於抄家，清華附中紅衛兵有一部分人也幹了。他們尖銳批評紅衛兵領導已經
大大落後於形勢，連抄家都不願意。就自己幹起來了。當然規模要比其他學校
小多了，也晚多了。無論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紅衛兵領導層曾經反對
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初衷只是那時理想主義的教育革命，對那些後來紅衛兵
運動中產生的種種激越行為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心理準備。工作組走後，整個八
月，紅衛兵在學校里沒有開過一次批鬥會。不過，暴民狂潮一旦捲起，就不是
幾個個人所能控制的，更何況這個狂潮的背後有著強大的政權力量的支持或縱容。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走向瘋狂走向全國的起點。
清華附中三人與毛談話的具體情節可見宋柏林日記。這裡補充幾點。上天安門
我們本有50個名額，然而在階級路線思想的指導下，把凡是家長被定為黑幫的
紅衛兵都剔除在外。這樣只上去了26個人。進入天安門休息廳，是自發的行
動。當時毛正在與哈軍工的女學生李晶談話。本來在外面的攝影和電影記者一
見我們闖進去，就像蒼蠅一般跟著一涌而入，霎時強光齊明，鎂光燈頻閃。見
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話外，我想總該說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還沒收到，我
就問：主席，聽說您給我們寫了封信，我們怎麼還沒收到呢？毛答：那還是個
草稿，還沒有給你們。
有些紅衛兵骨乾沒有參加八一八接見，是因為他們前幾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鄺
桃生去了蘭州。據說那裡的蘭州大學出了反革命事件。有個叫李貴子的，被全
國通緝。以至後來外地學生大批湧入北京，到處攔截車輛，連中央文革的車都
敢截，聲稱要抓李貴子。奇怪的是，鄺等去蘭州，火車居然不要錢。後來才明
白，鐵道部接到密令，學生坐車不准收錢；但這個決定不公布，讓學生們自己
口耳相傳。這就是所謂“大串聯”的開始。
我是9月份開始參與串聯的。王任重曾經召見我和卜大華，說湖北那裡去了不少
外地學生，有左有右，叫我們也去看看。還給我們看了原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的
求救信，上面寫著：“主席，救我一命。”據王文革後說，毛指示：“李達這
個人很壞，連國民黨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但結果李達還是死了（說
是自殺）。李達自恃與毛是老友，是唯一見了毛澤東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
個“潤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頂撞毛澤東，說毛是唯心主義。
我們組織了一個團隊到武漢。卻發現已有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個女孩
先於我們而到，被湖北省委當寶貝供養在高級賓館。她們發表了聲明，支持湖
北省委。不過我們不想在沒有了解情況前就發言。其實其中有一個女生還是有
保留意見的。團隊中有人認為，根據文革的原則，不必調查就可以炮轟省委。
我和卜大華還是覺得慎重些好。幾天后，我們認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
不應打倒。但是他們排斥對抗外地學生的態度是錯誤的。據此，我們寫了傳
單，題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礙著面子，硬著頭皮給我們印了。我
們還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匯報，希望他能勸說湖北省委改變牴觸態度。在重返
武漢途中，北京傳來了新消息：林彪講話，說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
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還不能算資產階級司令部。於是把題目改為
“訪漢聲明”。
以後的串聯基本就是變相旅遊了。不過在串聯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文革並不
理解。看到了很多醜惡的現象，與自己原來想象的中國相差甚遠。我感到自己
很無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條”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讓紅衛兵領導
層着實興奮了一陣，覺得革命還有目標。後來就看出中央並不想搞巴黎公社，
而搞什麼鬥批改，路線鬥爭，我覺得極為無聊，於是決心退出文革，潛心讀
書，好好學習。
10月回到北京後，形勢已經大變。大學生開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說北京大
學聶元梓大字報在6月就應該把大學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
動。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學生從斜旯里殺出，成了事實上的文革先
鋒。大學更像跟班的。
清華大學也是這樣。早在工作組前，清華大學一批幹部子女醞釀反對校黨委，
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就有來往，彼此成了戰友。主要人物有劉菊芬，劉澤鵬，陳
元，賀鵬飛，劉濤等。他們在中學弟妹面前顯得很謙虛，說“我們比不上你
們。我們要學習你們的造反精神。”後來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組織也大都採用了
中學組織的名稱“紅衛兵”。在文革發動階段，大學生好像甘當中學生的配角。
但也可以解釋成大學生比中學生更世故。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工作組進校後，劉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對象。在蒯大富問題上，雖然中學有人
抄了紅衛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到清華園支持老蒯，但紅衛兵領導層還
是與大學的戰友們保持一致，即認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組下台後，周恩來於8
月4日到清華大學講演，親自為蒯大富平反。會場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學生公然對
抗周恩來，大喊口號：“打倒蒯大富！”周恩來也無可奈何。
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消息見報後，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劉少奇從第
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學生果然世故，馬上就猜出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劉少奇
出了問題。可是中學生們卻渾然不覺。我當時也不以為然，覺得大學生在胡
猜。共產黨怎麼會搞排座次這種封建玩意兒？其實，早在8月6日天橋會議上，
卜大華就目睹了江青訓斥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邊來。卜大
華覺得很奇怪，但誰也沒往劉少奇失勢的思路上去想。
8月下旬，清華園裡出現了一批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大概也捎帶了周恩
來。劉菊芬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也稱八九派）把這個消息傳達給附中紅衛兵，
認為是右派搗亂，要求附中紅衛兵協助他們把這批“反動”大字報清除掉。出
於幫助戰友的哥們義氣，我們欣然應允。於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記中8月24日十二
校紅衛兵大鬧清華園的那一幕。我本人雖然參與起草清理行動的《告示》，但
並未身歷其境。對其中發生的事情只是數十年後才與聞。現在回顧起來，還是
難以理解為什麼大學紅衛兵要挑戰毛的意圖。不過，對於中央內部的鬥爭，我
們那時是不感興趣的。對整個文革大概都喪失了興趣。什麼破四舊，什麼斗批
改，什麼路線鬥爭，統統沒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現實所嘲弄。
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遊。紅衛兵的存在，只是為了義氣，也為了生存。
1966年秋冬，生存問題果然嚴酷地擺在了紅衛兵的面前。8月興起的那批北京市
中學紅衛兵們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那裡集體失寵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
富為代表的大學生組織三司以及他們的中學僕從。原來紅衛兵一統天下的清華
附中也冒出了反對派：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等。他們一般被稱
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紅衛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特別是以那個對
聯為標誌的階級路線，當時被稱為“血統論”。不過，造反派在狂暴行為方面
並沒有什麼改進。在他們的統治下，學校幹部和老師受到新的虐待，發生了新
的自殺事件。以後包括武鬥在內的種種暴行都是與造反派分不開的。儘管紅衛
兵在主觀上反對極端行為，也着實作了努力，但想到實際上發生的紅色恐怖，
想到極端的階級路線，紅衛兵部分成員還是心服口服地承認了錯誤。
路線鬥爭的殘酷性使各校紅衛兵們認識到，承認錯誤是無濟於事的。只有團結
起來垂死掙扎，或許還有活路。於是，原來的分歧放在一邊，各校代表醞釀組
織一次聯合大會，以壯聲勢。這種聯合形式擬名為“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
會”，簡稱“聯委會”。後來對立勢力卻用“聯動”為簡稱，也就約定俗成
了。籌備委員會定於12月26日即毛澤東生日那天召開大會，並邀請中央文革和
首都三司代表參加。
清華附中代表發言的主題是《破私立公，繼續革命》。但大會上悲情籠罩了一
切。在二踢腳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轟炸聲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
不要太狂了”，“擁護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等口號。會中放映蘇聯電影《區
委書記》，觀眾跟著影片中大喊：“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中央文革並沒有出席大會。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並沒有形成紅衛兵內部策
略派所希望的與三司聯合的局面。這次大會只是加深了三司與紅衛兵的對立，
促進了中央文革鎮壓紅衛兵的決心。1967年1月號紅旗雜誌社論明確把事實上並
不存在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定為反動組織，其實是為以三司為首
的對立面以武力鎮壓各校紅衛兵大開綠燈。於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鬥和抓人
的事件。卜大華在1967年1月份在軍隊的配合下，被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非法
捕走。熊鋼在1967年4月清明節遊覽頤和園時，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綁架。其他學
校也有大批紅衛兵被捕。其間，曾發生著名的紅衛兵多次衝擊公安部拯救弟兄
的事件，也成為紅衛兵的罪狀。據說其中有幾次衝擊是三司派人假冒紅衛兵干的。
1967年4月清明節綁架事件發生後，北大附中紅旗女將彭小蒙寫信給毛澤東為被
捕的紅衛兵們申述冤狀。看來小丫頭的面子比老帥大，毛終於發了惻隱之心，
下令放人。並說“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4月
22日，所有以“聯動”名義被抓坐牢的紅衛兵都被無罪釋放，並得到江青為首
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接見。江青說了一番安撫的話，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紅衛兵這時面臨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學的舞台已被新興的“四三”“四
四”派占據。有一部分紅衛兵就在學校里和他們爭權奪利。我覺得這樣做是沒
有意義的。他們說，這也是為你奮鬥。這是爭將來的分配權。我回答說：文革
所有的事務都是曇花一現的。將來的分配權不可能由某一個群眾組織把持。現
在有時間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讀書，多學點本事。
的確，除了在學校里苦鬥的戰友外，還有宋柏林這樣的紅衛兵就像我主張的一
樣過著逍遙自在的日子，人稱“逍遙派”。或旅遊；或讀書；或辦報；或演
劇；或寫詩寫小說；或組織小團夥打架鬥毆，拍婆子（交女朋友）。總之，那
一樣都比在學校強。
我雖然在1966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紅衛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紅
色恐怖發生和達到高潮時，清華附中等學校的紅衛兵曾經發出警告。但被毛澤
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所否定。現在他們又以此為由，扶植反對派，鎮壓紅衛兵。
當時我還不知道毛澤東在這裡的作用，只是覺得中央文革小組在玩弄資產階級
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1966年冬天我在醫院裡寫了不少批
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過熊鋼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給學校紅衛兵希
望發表。其中有一篇題為《問罪中央文革》，被傳到學校。鄺桃生看到後，把
題目改為《致中央文革》，不顧個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義抄成大字報發
表後流亡外地。在後來的武鬥中又被造反派綁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
斗。這篇文章現在看來，要比三論造反精神一類成熟得多。顧及到紅衛兵組織
的安全，當時紅衛兵領導層是反對發表這種文章的。宋柏林還警告我：再寫這
類東西，就會被踢出紅衛兵。
我也真正地游離了學校。1967年2月，北京101中素不相識的初二女生胡寶朋神
神秘秘地找到我，說“踢開中央文革”，“毛澤東已經到了斯大林的晚年”。
我心想，這個女孩子也太大膽了。跟我素不相識，就敢說主席的壞話。要是在
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當成反革命了。而現在，她的無忌童言，倒是我啟蒙
的新起點。從她那裡，我讀到了不少過去內部發行的書。如南斯拉夫德熱拉斯
（現通譯吉拉斯）的《新階級》。
1967年下半年，我和寶朋一起拜見了已經下野的原三司首領、地質學院東方紅
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領袖氣質，有着難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葉帥的寶
貝女兒會投到他的懷抱里。
這個曾協助中央文革小組重新組織左派隊伍打擊紅衛兵的絡腮鬍子大漢此時滿
腹牢騷，說“蒯大富是順著我的大腿爬上來的”。談到中央文革，他說：我掌
握的材料一拋出去，他們就完蛋。談到劉少奇，他說：劉少奇才是正確的。
那麼毛澤東就錯了嗎？朱無語。
當收音機里傳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時，朱厭煩
地一下把收音機關掉。後來聽說，朱曾經單獨審過彭德懷。此後，朱就變了一個人。
寫到這裡，我覺得也該收筆了。文革的故事幾乎是講不完的。那麼，我現在怎
樣看待那個時期的紅衛兵，是不是也該說說呢？我沒有辦法說別的紅衛兵，因
為我不了解他們。我只能說說我自己參與的那個清華附中紅衛兵。這個紅衛兵
不管其歷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個永遠的家，裡面的成員是我永遠的親
人。的確，他們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2006年2月28日草4月19日改定
【注釋】
〔1〕古巴革命領袖，大鬍子。海外譯為“卡斯楚”。現仍在位。喜作長篇講
演，惹人生厭。——小海注
〔2〕體育訓練口號：從難、從嚴、從實戰，大運動量。——小海注
〔3〕北京101中學當時是北京頂尖級的學校，在中學運動會上一直是龍頭老
大。——小海注
〔4〕朝鮮唱劇：20世紀初從朝鮮清唱（樂師配單人演唱）發展起來的民族戲
劇。——小海注
〔5〕根據我個人的記憶，張承志小組原名是“紅衛士”，在決定統一署名時則
定為“紅衛兵”。不過，張承志和卜大華均記得張的牆報筆名從來就叫“紅衛
兵”，與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記明確記載為“紅衛士”，似說明我的記
憶並非空穴來風。——小海注
〔6〕這段話現在無法證實是毛澤東的。——小海注
〔7〕當時工作組一般匯報到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處。有時也傳達黨中央領導人的
指示。工作組時期，我們聽到的中央領導人指示，往往來自劉少奇。——小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