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寫的“意見書”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但不能簡單地認為，其原因就是因為彭德懷“說了真話”。事實上，彭德懷與毛澤東和其它同志在廬山上的這場分歧有着非常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是他們之間幾十年的恩恩怨怨，在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的一次總爆發，很難用簡單的對錯來定論。       一方面，毛澤東曾詩贈彭德懷“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以彰其英勇頑強，另一方面，自1928年12月率部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後，彭德懷與毛澤東之間便因各種原因而經常發生矛盾和分歧。從袁文才、王佐被錯殺到百團大戰的“先斬後奏”、“幫了蔣介石的忙”；從反對洛川會議提出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方針到1943年未經請示便擅自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發表與中央方針相悖的《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等四篇文章……彭德懷桀驁不馴的性格讓他時常特立獨行，對此，毛澤東難免多有不滿。很長時間裡，他們之間的矛盾雖然因忙於對敵鬥爭而沒有爆發出來，但早已為黨內高層所知曉。1943年，重病中的八路軍120師政委關向應就曾流着眼淚對彭德懷說：“彭總，你不要鬧了，我是快死的人了，你聽我一句勸，我們都要聽毛主席的話……”可見，彭德懷與毛澤東的矛盾已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而且，至少關向應認為其主要責任在彭德懷，是彭德懷“不聽話”、“鬧”所致。後來，彭德懷在“華北會議”上對此做了檢查，總算過了“關”，但據師哲回憶，毛澤東曾說過，彭德懷的態度“十分勉強”。這說明，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檢討並不滿意。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說：“華北會議操了我四十天娘，現在三天行不行？”則更是流露出他的內其實潛藏着很深的“芥蒂”。對此，深得彭德懷信任的黃克誠看得很清楚，他對李銳說，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成見很深，有許多歷史上的疙瘩沒有解開。事實上，毛澤東和彭德懷作為當事人，對兩人之間的嫌隙也並不諱言，他們坦承，兩人的關係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事情還得從井岡山時期說起。那時，林彪的28團是紅軍的絕對主力，光槍就有一千多支，更別說還有不少當時十分稀罕的重機槍和迫擊炮，無論是規模、戰鬥力，還是戰績都遠勝於由平江起義部隊改編而成的紅30團。但中途才率領部分平江起義隊伍“投奔”到井岡山的彭德懷卻被毛澤東“高配”為紅四軍副軍長兼30團團長，從而位居林彪之上。此後，但凡遇到必須在彭德懷和林彪之間“二選一”時，毛澤東多是“揚彭抑林”。抗戰時期，彭德懷是八路軍副總指揮，林彪只是115師師長，黨的“七大”上選舉中央委員，林彪得票高居第七，彭德懷則排在第33名，但彭德懷卻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而林彪則僅僅擔任了中央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1955年授銜時，彭德懷位列元帥的第二位，林彪是第三位……此間，不見林彪有絲毫怨言。但彭德懷卻一直對自己的地位比較敏感。抗美援朝期間，因彭德懷在朝鮮前線，毛澤東只好啟用林彪，將其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以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但沒過多久，或許是擔心彭德懷誤會，毛澤東就讓林彪“養病”去了。在接見志願軍政治部主任杜平時，毛澤東還特意要他轉告彭德懷，林彪“沒管事了，休息去了”。這說明，毛澤東是很重視彭德懷的情緒的。此後，在彭德懷回國擔任國防部長並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期間，林彪始終都沒怎麼露面。後來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說：“怕你不高興，給林彪發轉業費”，指的就是這件事。除此之外，毛澤東甚至還“放任”了軍委擴大會議對劉伯承、蕭克和粟裕的批判……應該說，為了讓彭德懷放手工作，毛澤東做了最大的努力。而彭德懷在“請示匯報”方面卻做得不太到位。一些本應由中央作的決定，彭德懷有時以軍委的名義便做了；一些需要請中央研究解決的事情，也時有不經商量溝通，便直接將報告打了上來的情況，讓毛澤東有被“強迫簽字”之感……而毛澤東對軍隊工作的一些指示，也因各種原因沒有得到完全落實。炮擊金門前夕，福建前線廣播電台居然不經中央批准，便擅自做了“我軍登陸，迫在眉睫”等與我黨對台方針相悖的廣播！甚至在“金門炮戰”的七次戰鬥中，除第一、第二、第七次外，彭德懷作為國防部長竟然皆外出視察，而沒有相伴在毛澤東左右協助指揮。對此，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麼，卻甚為惱火。因為，每每有事要和彭德懷商量時，都不得不發電將他召回，很是不順。而且，即使從外地被召回後，彭德懷也常常是見過毛澤東後 ，很快就又重新外出……以致有些人認為，彭德懷反對“炮擊金門”，並將其作為彭德懷與毛澤東“七分不合作”的例證。再比如，1958年，蘇聯提出與我國合建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後，彭德懷立即召開軍委會議進行了研究，決定予以拒絕。雖然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毛澤東也表示同意，但毛澤東卻不滿意。因為這個問題的決定權在中央！不在軍委！由軍委進行研究回復顯然不妥。所以，毛澤東在批示中強調“此協議應由兩國政府簽訂”……單就個例而言，這些事情或許不是什麼大事，但“小事”在日積月累下，便集腋成裘，讓毛澤東漸增一些對彭德懷的不滿，甚至認為這是事關“黨指揮槍”，以及“能否團結大家一起工作”的大事。所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說：我自抗美援朝以來就沒怎麼管軍事，今後要管了。並指出“軍隊要整風”。其意味深長，顯然有極強的針對性。       那麼，毛澤東為何會因為彭德懷寫了一封信就要“了結”兩人之間的矛盾呢？這與複雜的國際局勢有關。        自從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報告”後，毛澤東就一直在思考“接班人”問題，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我老了，快死了，得準備後事了”，可見此事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彭德懷長期主持軍委工作，在軍中有着相當的影響力，而毛澤東又堅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所以，彭德懷的態度、立場無疑至關重要，是毛澤東高度關注的。按理說，彭德懷應該明白，自己此時最忌的就是讓人形成“擁兵自重”，“槍指揮黨”的錯覺，但彭德懷性格耿直，根本不管這些，不僅深深地捲入到本質上就是爭奪“接班人”地位的高崗事件中，被指為“彭、高、饒聯盟”，更是不顧毛澤東的多次否決，連續六次請辭國防部長一職。因為他沒有同時提出請辭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副主席職務，因而被很多人“誤以為”自恃抗美援朝有功而對現有職務不滿，更對林彪重新“出山”，並超過自己，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滿而採取的“以退為進”……毛澤東對彭德懷說過三句話：“很多人擔心，我死後，沒人能管得了你”，“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折射出不僅毛澤東，更有其它領導人都對彭德懷形成了比較深的顧忌，認為他可能“造反”！而彭德懷在後來寫的檢查中也曾表態說“不管今後中央領導人有什麼變動，都願堅決服從領導”，則更是旁證了這場爭論的本質。       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上，彭德懷再次請求辭去國防部長一職，讓毛澤東“誤以為”這是彭德懷對正在醞釀的有關二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不滿，於是，少見地沉着臉，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嫌不夠嗎？”這次會議的另一次會上，毛澤東更是直接批評彭德懷：“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奇怪的是，面對毛澤東的嚴厲呵責，彭德懷居然面紅耳赤，一言不發！彭德懷受不得“委屈”是出了名的，廬山會議期間，他就因為不滿毛澤東的批評而剃了一個“大光頭”參會，並當着眾多領導人的面拒絕了毛澤東找他“談談”的要求，吼道：“談什麼談，有什麼好談的！”……有人分析，彭德懷很可能與毛澤東在背後有過什麼不曾公開的爭論！否則，同樣是面對毛澤東的批評，彭德懷的態度為什麼會判若兩人？有西方學者根據這些反常跡象“猜測”，上海會議時，彭德懷和毛澤東之間的矛盾就可能已經到了“爆發”的臨界點，而“壓死駱駝”前的那一根“稻草”大概率與“接班人”有關，其中，可能還包括對彭德懷本人的工作安排。        明白了這些背景，才能明白，為什麼僅憑一封信就能讓兩人的矛盾終於總爆發，為什麼毛澤東更看重的是寫信的動機，而不是什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失有得”等敏感詞彙！雖然彭德懷信中一些用語的確欠妥，黃克誠就說過，這封信“漏洞很多，傷了人。”對此，彭德懷本人也不諱言。他曾對參謀王承光分析說：“主席可能要（把信）印發大會，如果印發就會傷一些人。”甚至還對安子文說，自己闖了禍，可能會被殺頭……可見，彭德懷對自己的信會帶來什麼後果是非常清楚的。可對毛澤東來說，如果僅因幾句“言語”就暴跳如雷，方寸大亂的話，根本不可能在全黨、全國人民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事實上，那些槍林彈雨里摸爬滾打出來的將帥有幾個好性格？有幾個沒有和毛澤東拍過桌子？“操”過娘？就連林彪不也曾在長征中寫信要毛澤東“讓位”？何曾見毛澤東計較過？早在彭德懷之前，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李雲仲就曾給毛澤東寫過一封幾乎全面否定總路線、大躍進的信。但毛澤東在批評李雲仲“只看到錯誤，而忽視了成績”，“幾乎否定一切”的同時，也表揚李雲仲不隱瞞觀點，敢於直言，認為其出發點是好的，是"希望中央採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後來，得知李雲仲被撤職下放農村勞動後，毛澤東還親自給黑龍江省委寫信，讓給李雲仲平反……李雲仲的用詞偏激、激烈，遠勝彭德懷，為何毛澤東偏偏對彭德懷“耿耿於懷”？就於毛澤東“錯誤”地認為，彭德懷代表着一股否定“大躍進”，並藉以否定黨中央領導的力量！所以必須堅決反擊。        首先，彭德懷寫信的時機比較敏感。此前，彭德懷主要負責軍事工作，對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情況關注得並不多。據《彭德懷年譜》的記載，大躍進期間，彭德懷對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的考察主要有四次，一次是在哈爾濱市市長呂慧光的陪同下視察新華人民公社；第二次是在甘肅，與蘭州軍區部分幹部戰士座談時，聽取了他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情況的反映；第三次則是1958年10月27日，在甘肅武威參觀了群眾性大煉鋼鐵活動；第四次則是1958年12月中旬在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的陪同下參觀考察湘潭衛國公社和曙光公社，並參觀了衛國公社的煉鐵廠。這幾次考察幾乎都發生在毛澤東採取措施糾正“大躍進”錯誤之前。或許是工作重點不在此，也或許是認為自己對情況的掌握不夠充分，廬山開會以前，彭德懷在國內公開場合很少發表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意見。雖然毛澤東在“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及八屆六中、七中全會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極力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錯誤，但彭德懷卻沒有對此發表什麼意見，更沒有提出什麼建設性意見，而且，他在八屆六中全會上還做了“完全同意全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完全同意會議對1959年工農業生產指標的安排”的書面表態外。相反，他在很多場合都對大躍進表示了積極支持。1958年9月中旬，他在吉林白城子軍械靶場視察時明確要求“要大搞鋼鐵生產”；10月26日，在玉門幹部大會上作報告：“共產主義對我們並不是很遠了”；10月28日，他在武威“警告”不願將自家縫紉機交出的部隊隨軍家屬“小心過不了共產主義關”；11月，彭德懷在蘭州省市機關處長以上幹部大會上，讚揚甘肅“由缺糧省一變成為餘糧省，去年全省每人平均1500斤糧食”；在延安，他更是鼓勵說：“人家的糧食一年翻一番，你們就應該翻兩番”；11月19日，接到湘潭縣將自己的故鄉烏石和白托、景家等三個合作社合併為“衛國人民公社”一個大社的報告後，彭德懷欣然回信“甚為高興”……直到出訪東歐期間，彭德懷的態度才發生了變化。1959年5月1日，他在我國駐東德大使館講話說：“去年大躍進有虛誇風，影響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威信”；5月10日，參觀了捷克斯洛伐克維納日果農業合作社後，彭德懷對代表團同志說：“（國內）公社化出了些問題，好在中國人苦慣了，聽黨的話，若在國外，或許要上街遊行了”。後來在廬山會議的小組討論中，彭德懷再次說：“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彭德懷在出訪前後態度的巨大反差，顯然讓毛澤東產生了很大的“誤解”。        當時，蘇聯對我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竭力反對，多方攻擊的，兩國關係也正處於“撕破臉”的邊緣。彭德懷的出訪計劃中本不含蘇聯，但不知是改變了計劃，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彭德懷仍然到蘇聯訪問了三天，並與蘇聯國防部副部長舉行了一場被蘇方稱為“非常愉快”的會談！另外，他還在阿爾巴尼亞遇見了同樣前來訪問的赫魯曉夫，並參加了蘇聯駐阿大使館和阿方分別為迎接赫魯曉夫所舉辦的相關歡迎活動！而彭德懷剛剛回國，赫魯曉夫就不僅在國外發表了大量攻擊我國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言論，還宣布停止對我國核技術和核工業方面的援助……這樣的背景，這樣的“巧合”，難免讓毛澤東和其它一些人對彭德懷與蘇聯的交往產生了“誤解”，認為彭德懷或許在國外受到了蘇聯的“蠱惑”，他在廬山會議上發言和寫信，就是為了“配合”蘇聯對我國的攻擊。這也是劉少奇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彭德懷的問題不是寫了信，而是‘裡通外國’的問題，因而不能平反”的原因。當然，劉少奇的這個判斷是不正確的。        其次，彭德懷在平時，尤其是在廬山會議小組會上的一系列發言，被很多人錯誤地認為針對着毛澤東。彭德懷在國外訪問時，先後參觀了東德“恩格斯軍事學院”、羅馬尼亞“毛澤東機車製造廠”、阿爾巴尼亞“霍查聯合軍官學校”等用領導人名字命名的企事業單位，但他在參觀了“毛澤東機車製造廠”時，卻對羅方陪同人員說：“用個人的名字命名街道、城市或工廠是一種個人崇拜的殘餘”；6月1日，就在參加了迎接赫魯曉夫有關活動的第二天，彭德懷來到阿爾巴尼亞斯庫台市參觀。當阿方群眾歡呼“萬歲毛澤東”時，彭德懷卻制止說:毛澤東並不喜歡別人歌唱“萬歲毛澤東”。毛澤東同志是馬、恩、列、斯的學生，他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裡，解決了如何建黨、建軍和奪取政權的問題……雖然彭德懷的意見本身並沒有錯，反對個人崇拜也是毛澤東所提倡的，但這畢竟是在國外，是外國政府和人民表達對中國領導人的敬意的一種方式。所以，彭德懷的話不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讓對方接待人員感到尷尬和牴觸，而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的講話中只肯定了毛澤東“建黨、建軍、奪取政權”等“建國前”的成績，沒有提及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功勞，更是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致廬山會議上被“別有用心”的人指責為“貶低毛澤東思想”。        另外，本為了引起大家的重視，彭德懷有意在小組會上把問題說得比較嚴重，但卻事與願違，引來諸多的誤解。         彭德懷說，他給毛澤東寫信的原因是小組會上“只能說好，不能說壞，有壓力”。但據《彭德懷年譜》的記載，彭德懷在西北組是很活躍的，幾乎逢會必發言，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見。當然，在情急之下，也說了一些被人認為是充滿了“歧義”話。比如，彭德懷說：“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其本意是說，糧食產量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多，怎麼能放開肚皮吃呢？為什麼不能經過試點後再推廣呢？可另一些人卻認為，“吃飯不要錢”強調的是分配保障，並不是不要計劃和“定量”，出現放開肚皮吃的現象，只是因為認識和管理沒跟上，但這很容易糾正，至於“食堂”，這種模式本來就是群眾“首創”的，何來“沒經過試驗”？而彭德懷所說的“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等話，在“神仙會”輕鬆愉快，並沒有人提出要追究誰責任的背景下，則被誤以為他的目的恰恰就是要追究責任，而且是要追究中央，包括毛澤東的責任！再加上後來黃克誠在檢討中說，彭德懷的目的是要“逼迫毛主席做檢討”，更是讓一些人認為“沒有冤枉彭德懷”，從而讓事態更加複雜，更加不可逆。        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誤解”，還與他和彭德懷在如何看待“大躍進”及其得失成敗上的分歧有關。毛澤東召開廬山會議的目的是為了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但他認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本身沒有錯，也不可能有錯，而所謂“大躍進”就是“千方百計，打破常規，採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術，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邁大步前進”也沒有錯，而且完全可能實現。“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和錯誤雖然事例很多，但大多可歸於“比例失調”和“五風”的範疇，屬於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上的錯誤。而且，自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隨着中央的大力糾正，很多錯誤都已經改正了，從總體看，成績仍然是主要的，也是能繼續“躍進”的。正是基於這樣的看法，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用“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作為會議的指導思想。但彭德懷的看法卻與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彭德懷沒有超出毛澤東的範圍指出新的問題，但他認為，這不是執行中出現了錯誤，而是“總路線”本身錯了，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所導致的“左傾”路線錯誤，應該從根本上否定“總路線”和“大躍進”。為此，彭德懷在國際國內多次表達了自己的這些觀點。雖然，後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支持了彭德懷的觀點，但在當時，彭德懷的這些觀點卻很難為大家所接受。 ……       就這樣，毛澤東和彭德懷就如兩條軌道上相向而行的列車，本為同一個目標而風馳電掣，但最終卻擦肩而過，漸行漸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