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六四”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按：這是 2004 年，8964 發生 15 年後的回望。】

“六四”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始於1989年4月中旬而以當局血腥鎮壓為終結的“六四”事件，不是一場“偉大的
民主運動”。它是一場由學生運動為前導的都市民眾街頭抗議，抗議的內容是要求
信息公開、決策透明；抗議的對象是共產黨自 1949 年以來百試不爽的政治栽贓與
政治壓制。接着將目標直指官員的腐敗與低效率。
這個混雜着悲壯與卑劣的事件，在5月13日（更確切地說應該是4月28日）之前，是
比較典型的學生運動：純潔熱情的青年，出於公心（愛國）而吶喊；5月13日之
後，行為主體雖然還是學生，行動目標和基本訴求已經攙入越來越多的群眾運動甚
至黨派政治運動因素。它的領導層是臨時湧現的勇敢份子和投機份子：事先沒有長
年堅持抗議的組織，決策中沒有各階層的代表參與，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兩個月裡
也沒有成熟的綱領、策略與程序——這是與前東歐國家長達十年甚至數十年、最終結
束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民主運動最根本的區別。
中國人渴望“民主”的年頭太長了。在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學已經扎
根兩千多年的土地上，被稱作“德先生”的“民主”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在中國人
的頭腦里——無論是在朝在野政客、還是平民百姓，甚至開始呼吸領略“夷之長技”
的知識人——它成了強國富民的口頭禪；成了向政治對手挑戰時候高舉的旌旗；成了
強國外交、政府廉潔高效、“人民當家作主”„„的代名詞。中國統治者高唱民主，
夢想的是建立如乾隆朝般強大的大一統中央帝國；百姓呼喊民主，渴望的是在強大
國家中過上和平富裕的生活。至於一個社會如何走上民主政治之途，如何在自由與
平權的基礎上立法並分割利益，如何以理性與包容進行協商妥協，如何以程序和手
段的合法性保證自由與平權„„真正動腦筋並且成功實踐的，一個世紀下來，實屬鳳毛麟爪。
1919 年北京學生走上街頭，要的是主權國家的地位，是公民主人公意識的覺醒——
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中國的民主運動（確切地說是建設民主社會而開展的啟
蒙運動），起始於1915年前後的“文學革命”，起始於對傳統專制社會基本要素的
鞭笞、瓦解，和對未來民主社會基本要素的論說、推進、呵護。這些點滴努力，特
別是基於政治自由（它有別於哲學概念上的自由）的理念與當政者的反覆磋商、協
議，雖然不如上街喊口號或者慫恿窮人打家劫舍來得激動人心，就促使社會進步而
言，卻是紮實的和基本的。這類努力總的說來，也是不可逆轉的。
到了20世紀晚期，確切地說是到了1980年代，基本按照“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糟蹋了中國凡40年的共產黨，自我主動開展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反對領袖個
人崇拜），使社會獲得了新啟蒙運動的有限空間。有志者接上了先輩在多半個世紀
里時斷時續的努力，再度艱難地、孜孜矻矻為未來的民主社會摶土造瓦——這是自 
1915 年新文化運動、自連年軍閥混戰、二戰、國共內戰和毛澤東的集權統治之
後，再次就民主社會諸要素（走出現代迷信、爭取思想與言論自由等），進行比較
深入的探討並有限地實踐。至於民主政體不可或缺的法制、自然人的基本權利、公
民的政治與財產權利、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及平等協商的習慣，包括一個自立的組織
不可或缺的信息與財務公開„„由於“壓制/暴動”模式、及“全黑/全白”模式歷時
太久，紮根太深，且當時全部資源基本都在執政的共產黨手中，根本還沒有觸及到。
從1978-1989這十多年間，執政的共產黨裡邊的優秀份子，一直與民間人士共同努
力。到了1989年春天，人才正逐步養成、制度也正逐步建立、許多初步成果已經呼
之欲出„„。但中國社會總的說來依舊是一黨專制的舊制，不少領略了新鮮空氣並渴
望得到更多、不少憤憤於社會不公、不少與共產黨有着新仇舊恨的人，已經急不可待。
就在這時，一個偶然的因素出現：胡耀邦去世。一些感情衝動的學生為悼念在推進
民主化努力中遭到暗算的前總書記走上街頭。這一行動，本可以疏導為進一步的切
實努力，不料共產黨又操起它的殺手鐧。比感情衝動者多了十倍的人迎着這當局使
順了手的利器走上街頭（4/27 各大專院校學生遊行）。這回反對的，已是專制社
會更根本的東西——以語言霸權（後邊當然站着全套國家機器）對受憲法保護的個體
意願的壓制。正在自我改造之中的共產黨，史無前例地收了手，意味着它在重大原
則上的讓步（也就是進步）。對民主要素略知一二的人，都能看出這一衝折之中的
前進有多麼可貴，以及鞏固這一成果尚須多少體制內外的再努力。不幸，和歷史上
每次可能的良性轉機總是敗在打着激進口號的投機者、感情衝動的冒險者身上一
樣，這回這一難得的機遇，也為高喊口號、希冀以逆取一蹴而就的野心家所斷送。
兩千年專制的中國，到了1980年代，只因專制者開始表現其開明的一面，經其“恩
准”（這詞刺眼吧？但中國當時的政治格局就是這樣。也只有認清這一格局，並對
在這樣的格局上起跳有思想準備，才有逐步取勝的可能），才有了艱難的民主之先
聲：啟蒙。廣場占據者的絕不妥協，把他政治理念中或顯或隱的開明堵了回去，並
為他背後陰笑着的“老革命”們奠定了氣沖牛斗的“政治正確”。
坦克車開過，中國開始了以專制為支撐的強取豪奪的權力變現時代——最黑暗與卑劣
的“江李體制”（權貴資本主義）開場。
說出真相
十五年過去，作為目擊者和參與者，敢於公開說出真相的，只有有數的幾個勇敢、
無私的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
大家都知道那個站在坦克前邊的白衣青年。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卻沒有人知道他
是誰，也沒有人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追尋他的蹤跡在中國屬於嚴厲的政治禁忌。
同樣不見有人提到的，是坦克裡邊的幾個青年士兵，以及那隊坦克的現場指揮——他
們得到的，究竟是“向前直駛”的命令，還是“繞過那個活的阻擋者”？有沒有過
這樣的命令？發令者是誰？他們後來怎麼樣了？對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瞬間，國內
沒有人說，國外也沒有。
最近，站出來說出真相的，是301醫院的前外科主任蔣彥永。從他作為實施現場搶
救的外科醫生所親歷，我們起碼知道兩個事實：
1）緊急調進北京城的野戰部隊，對執行軍委的命令，是有着不同的態度的。5月中
旬執行戒嚴的部隊、6月3日從西郊開進的部隊、6月3日夜從人大會堂的地下公路鑽
出來的部隊、與留守廣場領袖（“四君子”）談判並達成撤離協議的部隊、6月4日
清晨在六部口追在撤退的學生後邊用坦克碾壓的部隊„„其實並非一個。沒人知道誰
是誰，當局至今不許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透露當年的真相。
2）受命前往鎮壓的部隊，裝備並且使用了一槍斃命的“爆炸子彈”，並以這樣的
武器對付圍觀的民眾。（世界通例：維持秩序的警察一般要保護圍觀民眾免受傷
害）。這一激化事態、製造流血的決定是由誰和怎麼做出的？
從4月28日（當局沒有對前一日的大遊行實施鎮壓），特別是5月4日（總書記發表
了肯定學生行動的講話）以來，為了國家、代表民眾而抗議政府腐敗無能的學生，
本來已經回到學校，究竟是誰、出於什麼動機，一次次以“民主運動不能夭折”阻
止複課，最後策動廣場絕食？（鄭義、王丹）
在這一過程中，就算20多歲的學生領袖還年輕，40、50歲的“老師”和“作家”
們，當時起了什麼作用？逃離大陸之後有過什麼反省？
當普通同學在廣場絕食、而藝術院校的學生已經絕水、情形十分危機的時候，絕食
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人，究竟有沒有私下進食並在比較好的條件下休息以“為革命
而珍惜自己”？
5月以來，哪些經過公推的溫和領袖被一次次踢開？激進領袖的登台有沒有經過自
己一再聲稱努力爭取的民主過程？對黨內溫和派的努力予以呼應一次次遭破壞，究
竟是誰在起作用？
據我所知，到了最後一刻（6月2日夜），鄧朴方（鄧小平的長子）的代表還在廣場
上與運動領袖接觸：如果民眾能撤出，他將勸說父親不要採取極端鎮壓手段。有人
出面和他談判麼？他是怎麼被拒絕的？
„„
15年過去了（如今35年過去了），到今天，對一場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悲劇，基本事
實完全不清。沒有對基本事實的認定，談何“重新界定”？談何“平反”？談何
“賠償”？談何“安定團結向前看”？
如今有人看上去很想說出真相：據說當時的總理李鵬已經完成30萬字的“六四日
記”《關鍵時刻》，努力找出“當局與學生的矛盾由可調和轉向對抗的分水嶺”。
可惜他必須得到政治局的同意。這意味着，這日記即使得到發表，也只能是官方說
辭，何況他們還沒有同意。
鉗制言論、偽造歷史，是獨裁的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的一貫做法。以爭取民主作為
自己奮鬥目標的勇士，能不能突破這一格局，勇敢說出真相，包括自己應擔負的責
任與可汲取的教訓？
把蓋子捂得嚴嚴的，只能使即將到來的爆炸更猛烈；以激烈的姿態在國外一味批評
當政的共產黨，最安全也容易獲得喝彩——但是，和15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一樣，這樣
的姿態只有助於情緒的對立，無助於社會的轉型。
當年反對野戰軍調入北京——寧肯失去總書記的位置也不同意鎮壓民眾的趙紫陽，已
經被圈禁了 15 年。在這樣一個處於生命盡頭的老人面前，責任者難道還不肯說出真相麼？
在中國，被謊言包裹着的歷史老賬已欠太多。“六四”也是其中一個。
機會斷送
自“天安門事件”發生，已經過去十五年。這不是一場“得到了控制的暴亂”，也
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它是現中國在實現其社會轉型時候的一個
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
這一挫折，改變了中國發展（或曰現代化轉型）的軌道。
198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中國本來存在着自上而下、以比較小的代價和比較公平的
方式，向法治與民主和平轉型的可能性。處於最上層的領導人，不但已經採取了一
系列改革、並且正打算在重大領域繼續向前推進：
鄧小平—他在 1980 年代初廢除了農民起義式的士兵提升制，每個軍官都要軍校出
身——這是軍隊國家化根本的一步；他已經打算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來放進
（共產黨）黨章，這明顯是多黨制的第一步；
趙紫陽-他裁減軍費，撤消“書記處研究室”（這是一個專門收集、研究、並為異
議份子貼標籤的機構），把最優秀的幹部朱厚澤先放在中宣部（這是 80 年代中期
思想解放小陽春的關鍵）；遭遇狙擊後放到全總：密切關注“所有制轉化”過程
中，對工人利益的保護；
人大委員長彭真-提出並策動基層村民直選；
胡啟立，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不僅同意《新聞法》草案公開討論，還
公開許諾“報紙的版面由總編輯自己決定”；
各級幹部大多數-還懷有理想，還受到傳統與紀律的約束。沒有像今天這樣肆無忌
憚地勒索、盜竊；權貴的子弟、親隨，還不敢也還沒有那麼方便地公開尋租；
“承包責任制”帶給農民的利益，還沒有被共產黨蛀蟲分光吃盡；
知識分子享受了不僅1949年以來沒有、就是現在也不曾達到過的一定程度的言論自
由：開放的雜誌與報紙、開放的專欄。反對三峽工程的言論集不僅正式出版、得以
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將材料直接送到兩會，李鵬為總理的國務院已經妥協：說
明他們在重大問題上還肯於聽取來自民間的不同意見；
„„
所有這些，都在艱難地推進，不僅因為執政黨內部僵化強硬“老革命”的頑強抵
抗，典型中共式的不公開和不透明，也使得身受專制壓迫、卻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
民眾不耐煩又不放心。
敏感、純潔、對祖國懷着熱切的愛的學生們站出來抗議，執政的共產黨在改革官員
的努力下，第一次表現它開明的一面，沒有鎮壓——這是15年前的四月底。
大權獨掌的鄧小平具有兩面性：他既是改革與開放的“總設計師”，又是繼毛澤東
之後的“紅色帝王”。針對他的這一面，在15年前的“春夏之交”，“打天下坐天
下”的“老革命”一直在窺測、等待、包括有意製造“不可收拾的暴亂局面”，促
使鄧小平出手鎮壓，使中國維持無產階級專制、“永不變色”。
當時叫得最響亮的“民主”，其實是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在校的青年教師和學
生）心中的一種憧憬。在當時，中國還沒有強大、獨立的中產階級，沒有代表工人
切身利益的工會，沒有傳達不同訴求的渠道——連不同利益群體的界定與訴求都沒
有。從上到下，沒有人經歷過過代表自己獨立見解和利益，對共產黨官員的彈劾、
杯葛、抗議；以及雙方在理性協商和妥協基礎上的協議。具有代表民意資格的公共
人物，早被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給滅了。
民眾——特別民眾中出現的勇敢分子——最熟悉的方式，是毛式的以運動和革命，實現政權轉手。
改革派的努力與民眾推進改革的熱情，斷送在看上去完全不同的極端冒險份子手中。
在15年前的4月中到6月初，他們都希望事態擴大、不可收拾，最後自己從中得利。
共產黨當局本來有完整的都市防暴亂體系和先進的設施，不僅有警察和武裝警察，
有催淚彈等驅散人群的裝備，有聯通順暢的黨和行政體系，有可以監督、勸阻到每
個人的居民委員會和居民小組。所有這些，他們全都不啟動，直接把野戰軍從數百
公里的駐防地調來，使用大殺傷力的坦克和一槍畢命的爆炸子彈。（堵軍車使得除
武裝突防，別無他法。）
廣場上的領袖，則把自己的追隨者當人質與籌碼——期待“血流成河”；或者留在廣
場直到下個月預定的兩會召開。到6月3日夜，在扔下追隨者自己分錢逃命之後，則
以戲劇性方式告訴全世界：天安門廣場已經成為屠宰場——而事實是，經過一位醫生
的挺身而出和“四君子”的斡旋，95%以上的民眾已經從廣場撤出。
15年了，當局當時如何運作，一直秘而不宣，我們只知道一名最堅決、最活躍的
“鎮壓派”楊白冰，已從一名師級政工幹部，直升為軍委常委；而拒絕帶兵進入廣
場的軍事指揮員、38軍軍長徐勤先，和那名站坦克前的白衣青年一樣，至今也沒有
人知道他的下落。
全世界，特別是美國和美國著名大學，把逃出來的運動領袖當作反共英雄歡
迎。“六四”之後的一年裡，中國再度回到肅殺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中國的
改革改變了軌道，鄧小平、趙紫陽等開明共產黨人（或以他們開明的一面）本打算
在最重大領域推行的改革，15 年了，毫無進展——代表官僚無產階級的共黨幹部，
成功轉化為代表權貴資產階級的共黨官員。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還有可能麼？中國的和平演變，還會發生麼？
15年前曾經有過的機會已經被斷送。
1970年代蔣經國方式——專制者以專制手段削弱專制、政府內的開明官員與社會上自
由派良性互動——已經基本沒有可能（如果沒有天安門悲劇，本來是有希望的）。惟
一的希望，是成長強大起來的中產階級，在推進法治過程中，從專制者手中一點點
分權——如果中國的環境與資源破壞，以及因為巨大的貧富懸殊而潛伏着的社會危
機，還沒有釀成連坦克和導彈都無法收拾的大動亂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