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為偉整理：劉秀瑩訪談

劉秀瑩（1930.4.16-2013.11.27）北京人，1942年-1949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
女子附屬中學，1949年至1952年就讀於清華大學數學系（因家庭困難輟學半年
並在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辦公室工作），1952年-1966年任教於北京師大女附中
（先後擔任數學教師，政治課教師，班主任，副教導主任，1955年被評為全國
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和北京市勞動模範），1966年-1968年調北京市西城
區區委工作。1968年-1972 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下放到北京市西城區五.七干
校。(1972年平反回城），1972年-1975年任教於北京第八中學，1976年-1978年
任教於北京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1978年-1984年任職於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
1985年-1991年擔任北京第四中學校長，1991年退休。1991年-2001年先後擔任
全國高級中學校長委員會副理事長和理事長，作為主要編寫人之一參與《北京
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一書的編寫。2013年11月27日病逝於北京大學第
一附屬醫院。

劉秀瑩老師訪談

戴為偉根據錄音
整理時間：2012年4月20日
地點：劉秀瑩老師家
方式：錄音及筆記
主訪：戴為偉
受訪：劉秀瑩

我1965年就調離了女附中，女附中的文革我沒有參加，我是在區委參加的，而
且我就很快被打成反革命了。女附中的情況我都是道聽途說，所以我聽到的東
西不很可靠。四中我去得晚，（19）84年底才去的四中，所以四中的文革，我
也是道聽途說。因此，我很想看看這麼兩個學校文革的情況。《記憶》雜誌，
我是三年前看到的，尤其是有女附中和四中的事，我特別想知道。因此對你們
這個雜誌，我一直是抱有很好的好感，很希望你們能夠成為一個好雜誌。——
我常叫你們是“地下雜誌”（笑），你們因為不能公開發行，國家又不讓動文
革。所以你們把這些材料積累起來，供後世人編史去用，我覺得你們是做了一
件好事，很想支持你們，也很想為你們做點事情，把我知道的事情都給你們說
說。希望你們這個雜誌越辦越好。我覺得這樣你們也達到的辦（雜誌）的目的
了，老百姓也受益了，國家也受益了。這就是我對這個雜誌的看法。我不知道
你們辦雜誌為什麼，但是我想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把歷史的真實記錄下來。
文化大革命到現在已經是46年了，誰的記憶也不會是100分的準確的，都會有偏
頗，都會有糊塗，都會有錯。這是很正常的情況。所以哪一篇文章記錯了，都
可以諒解，而且還可以糾正嘛。可以很友善地提出建議，怎麼把錯的改成正確
的，模糊的東西改成清楚的，這個工作這麼做就比較好。如果變成了兩方打
架，我認為有失你們雜誌的初衷，也有失你們的辛苦。你們辦一個雜誌，弄得
兩派你跟我干，我跟你干，然後你們編者也都參與進去，那就成了一場混戰
了，那這種雜誌辦的意義就不是很大的了。我是這麼看，錯了，你們可以批
評。這是對你們雜誌的一點看法。
我是1952年到師大女附中工作的，就在卞仲耘校長的領導之下。我一直到1965
年出來四清，66年調離女附中，這十三、四年，我一直是她的部下。我跟卞仲
耘的關係極好，我寫的那篇紀念卞老師的文章是寫完後寄給首師大郭海燕在雜
志上發表的。
1958年我們學校的校長胡志濤被打成反黨分子，我們學校也被認為有右傾問題。
這時我們來了一個新校長，新校長一來就整我們這個學校，我們都在被整之
內。我一直是站在卞校長這一邊，我很維護卞校長的威信和尊嚴。而且我很感
謝她，因為我的成長，從一個不懂事的21歲的小青年，到成為一個人民教師，
全靠學校的領導培養和同志們幫助。我很感謝他們。所以我不會對卞校長有任
何的懷恨或者不同情的地方，直到現在我也沒有過。
我在這個學校當過勞模，當過全國青年社會主義積極分子，後來就當了教導主
任。（19）58年的時候，我不滿28歲，我就當了這個學校的副教導主任，管學
生思想工作。1964年的時候，我33歲，當了這個學校的總支副書記。我在這個
學校也可以說是一路順風，青雲直上。雖然是個小單位，但是我工作走的這個
路子，在卞校長、胡校長的幫助之下，我還是走的很順利的。我很愛共產黨，
當時我是積極要求進步，希望國家強盛。我沒想到，共產黨會變成這個樣子，
如此不爭氣，我感到十分痛心。
王晶垚在一篇文章里說打死卞仲耘的是鄧榕、劉亭亭和宋彬彬。鄧榕是鄧小平
的女兒，劉亭亭是劉少奇的女兒，宋彬彬是宋任窮的女兒。我就說，王先生，
第一，這三個是不是，我不知道；第二，你想扳倒這三個人麼？你休想。（劉
笑了）是吧，這現在不是明擺着，你想把這三個人都捆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是
沒有根據的嘛。我這樣提醒他，他還是不聽。
王友琴呢，就更不聽了。更不聽還不說，還找一些人到我家去，要了解我愛人
怎麼死的。我說，我愛人怎麼死的，我自己寫，不用你寫。我很怕她走板兒。
直到現在，我寫了我愛人的材料，也沒敢拿出去發表。我幾次想送《炎黃春
秋》，都沒敢。因為我家裡人，我弟弟們都勸我說：“姐姐，82歲了，不要再
惹事了。讓你勞改一天，你就完蛋。”
這倒是真的。惹不起，別惹。現在只能是這樣的心情了。所以王友琴對我很惱火。
我說了一句話，不好聽的話：“王友琴，你不要拿着美國人的錢和中國人沒完。”
這話傷了她。去年，她回來了，她在北京大學調查，她要來看我，我沒讓她
來。我不想再和王友琴去說一些事情了。因為我說的，她連名字都寫錯，不拿
來給我看一下，就發表，就出書。現在是辛子陵也用她的，資中筠也用她的，
王友琴這一下名聲大振了。所以有這麼一個劉秀瑩在這兒阻擋她，她很不高興。
我勸了她不止一次。我說：“文化大革命，劉進和宋彬彬承擔她們應該承擔的
責任。她們有她們的錯誤，她們該受到什麼樣的責備和批評，都應該受。但是
文化大革命不是這兩個人挑起來的，紅衛兵整個的運動也不是這兩個人挑起來
的。我說你得看大背景，你得往上看，你得找根源。這個話，我已經說得很明
白了，就是像葉維麗說的那樣，要在歷史大背景下去看問題。所以她很惱火。
《記憶》82期發表的王先生的六篇文章，至少與我有關的那篇，不是真的。我
只能說王先生糊塗了，咱們原諒他就完了。我從良心上，從沒有對不起王先生
和王友琴的事情。我能做的都做了，能勸的都勸了。好朋友呵，不是只說順耳
的話呀。好朋友就是要敢聽逆耳之言，如果人家勸你，你覺得這裡面還有可取
的，你就聽嘛。人家勸你，你覺得不可取，你就不聽嘛。你為什麼要反過來，
去和勸你的人去干呢？中國受文革的影響直到今日，這劣根去不掉。還是以牙
還牙，以眼還眼，還是用大字報的方式對待那些提意見的善意的人。這種風氣
應該清除。
宋彬彬和劉進，我對她們兩個的認識。宋彬彬是我們學校的，從初一到高三，
她三個姐妹都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我教過她大姐兩年，她二姐我也很熟，她，
我也很熟。因為她在我們學校入黨，她又是我們學校比較優秀的學生。我對我
們學校的高乾子弟，比較有好感的，一個是宋彬彬，一個是陳南南。陳南南是
陳雲的女兒。其他的，怎麼說呢，毛澤東的女兒李衲，我教過。在學校上學的
時候，她表現不錯；林豆豆也不錯。我跟你說，政治局委員、常委、部長、副
部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只要有女兒的，幾乎90%在我們學校。她們之中，
有的很優秀，有的不怎麼優秀，有的很不優秀，或者說，表現很不好。我們做
老師的，不能因為學生不好，就歧視學生。家庭出身不好的，不能歧視；表現
不好的，也不能歧視。卞校長、胡校長教育我們，都要一視同仁，教育和幫助
她們成長。
卞校長是很熱愛幹部子弟的。幹部子弟在學校什麼都說呀，什麼從家裡聽來的
都說。上課，老師講完課，她舉手，她說：“老師你講的不對，我爸那個文件
說的，跟你說的就不一樣。”
老師說：“你爸那個文件我看不着，我只能按照我知道的講。”
你說這課堂還怎麼講下去了？卞校長看到了，就給中央寫信，把這個情況都跟
中央匯報，說在家裡說話小心一點，有些事不要當着孩子的面講；或者再囑咐
一下孩子。象劉少奇，他的女兒在我們學校上學的時候，他就跟孩子說，中南
海里的事，你們要講出去，我就打斷你們腿，你們從此別回中南海。教育還是
很嚴的。
林彪，他自己的錯誤咱們單說，林彪對林豆豆，要求非常嚴的。我給你舉個例
子，林豆豆在我們學校上了三年，班主任都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兒。她填父親
的姓名一直用林育榮，到初三要畢業了，林豆豆說：“楊老師，我爸爸想請你
去我們家吃頓飯。”
班主任想，家長要請吃飯了，就去一下吧。去了，嚇一跳，敢情是林彪。
像劉伯承同志，用核桃那麼大的字寫的信（給我們），他眼睛瞎了呀。他的女
兒在我們學校4門不及格，校長要保送她去哈爾濱軍工。劉伯承寫一封信來說，
該留級（就）留級，不要因為是劉伯承的女兒就特殊。這封信在學校一傳開，
大家都服氣了。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一些老共產黨員，不象今天的這樣的
共產黨員這樣，也不像今天的高層領導這樣，他們對孩子的要求還是很嚴格
的。像李訥，甭管毛澤東（那樣做）是真的假的，李訥填家庭地址，從來都是
中南海大夥房，根本就不敢寫別的。
宋彬彬和劉進都是幹部子弟，宋彬彬是比較高（級）的幹部子弟，劉進的父親
是劉仰嶠，是高教部的副部長，原來河南省委書記處的書記。劉進來我們學校
比較晚，是高二還是高一才轉過來。從她爸爸調中央，她才轉到我們學校來。
我對劉進的印象不深，因為我已經出去搞四清去了；但是我對宋彬彬的印象比
較好，這個學生在我們學校沒有張揚，總是很低調，而且她比較老實，說的不
太好聽點，有時她迷了馬虎的，她不是那麼很明白很清楚的一個孩子。她跟劉
進兩個人比起來，劉進比她要好一點，但兩人政策水平都不高。因為聽說文革
初是她們兩個掌權，所以我很生氣。
1979年卞仲耘追悼會那天，我在汽車上看見她們，就說：“你們倆幹嘛來？。”
她們說：“劉老師，你不了解情況，我們給你說說情況吧。”就把前前後後的
情況給我說了一下，我稍微明白了一點，但是明白得也不是很多的。因為是追
悼會，也不好在會上跟她們（多談），所以也就那麼見了一面。後來就不見面了。
這時候，責難宋彬彬，說宋彬彬打死人的事的文章就很多了，還有的說，宋要
武害死了宋彬彬（劉笑了），宋彬彬在文革中大聯合以後是副主任，打頭兒的
是劉進，不是宋彬彬。她們是一個正的，四個副的，我鬧不清具體的了。起作
用的，恐怕還是劉進更多一點。很早她們就寫了一篇文章，沒在《記憶》上
登，拿給我看了。
我看了就說，你們敢不敢聽批評？如果敢聽批評就來，不敢聽批評就甭來。我
說，我說的話和你們寫的那些東西都不一樣。
這兩人就來了，還帶了她們班一個同學，叫朱曉茵。她們來了以後，我確實批
評得很嚴厲，我說：“你們犯了多大的錯誤呵，你們到今天還忙於解脫自己，
忙於為自己辯護，你們怎麼不想想被打死的人呢？被斗的人呢？那些當時在學
校連紅衛兵都不能參加的人呢？你們怎麼不想想這些人呢？你們換個位思考
嘛，是不是？再有，到了今天了，你們的認識才這麼點兒，太可憐了。”連她
們愚蠢我都罵了。
她們就在那兒記錄，記了很長，然後回去整理，又重寫。
《記憶》發表的五人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們開座談會，她們也沒告訴過
我。她們兩個人的文章，大體上我知道一些。47期《記憶》發表了以後，我覺
得，她們兩個人說的話，是比較的實在的。雖然它還是有為自己解脫，為自己
正名。但是她們說的話，沒有太多的水分。
那麼其中有沒有說時間記錯了，或者事情記錯了？那我覺得是難免的，我說不
清楚，因為我沒參加這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
那麼，王友琴的材料，和她們的比一比看呢，王友琴的東西的錯誤就太多了。
卞仲耘的材料一出來，我看了一段，就挑了七個錯誤，甚至是很硬的錯誤。比
如她頭一個就說梅樹民被打死了。梅樹民氣得不得了。梅樹民說我這活得好好
的，怎麼就被打死了呢？
袁淑娥她不談，她把袁淑娥撂一邊，不談卞仲耘被打死與袁淑娥的關係。這就
很不對。誰都知道，卞仲耘被打死，兩個最關鍵的問題，這是在學校里傳遍了
的。一個就是袁淑娥的控訴，一個是我們一個人事幹部拋出了卞仲耘的檔案。
袁淑娥是何許人呢？是卞仲耘住院的時候的同房間的病友。她的愛人D老師在湖
北省空軍，因為兩地分居，想調到北京來。
卞仲耘就給他努力了，調到北京來，在我們學校教英語。後來袁淑娥和D離婚
了。到文化大革命開始，袁淑娥誣陷卞仲耘和D有不正當關係，卞仲耘才挨了那
麼重的打。王晶垚很相信那個女教師，也很相信D。
那個拋出卞校長檔案的人事幹部叫曾不撓，女的，老解放區來的。一次，王學
（王晶垚、卞仲耘之長女）和她爸爸來了，我就給他介紹這人的情況。我說，
王先生，你不要太相信了，我們學校誰都不理她。王學就跟她爸說：“爸，你
聽聽劉阿姨的話吧，你不聽我們的話，你怎麼也不聽劉阿姨的話呢？”
他的兩個女兒，小四寶和王學都勸他爸，聽聽勸，而且都說最好來讓我們勸勸
他。包括這次做這個雕像，他女兒就跟同班的同學說：“做雕像最好不要讓我
爸爸知道，如果讓我爸爸知道，你們就做不成。”
王友琴研究文革學，她要發表一些材料，她也做了一些調查，她寫了一些文
章，這都是很好的事情，大家應該支持她。但是也應該幫助她，幫助她去粗取
精，去偽存真，這樣她的材料就更可貴了。可是現在不是了，現在王友琴變成
了唯我獨“革”，唯我獨尊，我王友琴說的話你們誰也不敢說不對，你們誰要
說（我）不對，我就打倒誰。這不是自己要走到反面去嗎？很可惜呀。
宋彬彬和劉進確實為自己解脫的要多一些，反思的要少一些。看女附中宋彬彬
和劉進的文章，再看四中劉東寫的文章，那差一塊呀。我看完了就跟女附中的
人說，我說咱們怎麼教的這學生，咱們教的女生就會殺人打人，就會衝動，一
點不思考呵。我說人家四中的學生怎麼就知道要保護校長楊濱呢？人家四中的
學生怎麼就有這個頭腦呢，人家也是幹部子弟，也是勞改隊的隊長，那麼人家
怎麼就知道上班把校長接來，下班把校長送回去。我們這裡是唯恐校長不死。
我說比比看，我們的教育失敗的，我們的階級、階級鬥爭的教育恐怕給學生的
影響太厲害了，這些東西從自身要反省的呀。所以我覺得，相對的來說，劉進
和宋彬彬的東西可信度要大一些。王友琴寫的東西，可信度呢，我不敢說小，
但是她裡頭的錯誤太多了，需要修正。你比如胡秀正的死，胡秀正怎麼死的？
她說的不對；王蔭桐的名字寫錯了，袁淑娥的事情寫錯了。還有，因為我手頭
沒有材料，我記不下來這麼多，我當時都拿紅筆給她勾出來了。我覺得應該是
聽點兒不同的意見，做點修改，給後人留下一部可貴的文革史料，不是更好
嗎？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我不太理解，真的不太理解。
《記憶》82期有六篇文章，我沒想到是寫到我頭上來了，說宋淮雲、我和王晶
垚三個人在宋淮雲家座談。那你們想想有這個可能嗎？他那上面寫着：地點宋
家；時間67年4月23號，星期日；然後宋淮雲、劉秀瑩；王晶垚記錄。這是太可
笑了。你聽完我講這些東西，你明白了吧？第一、宋淮雲是高三一班的學生，
她媽是楊濱校長；楊濱是四中的校長，當時已經被打成黑幫了；她爸叫宋養
初，是建委的副主任，也打成黑幫了。我們怎麼可能上人家去座談？我是1965 
年參加四清，66年正式調到中共西城區委，67年的時候，我在知青辦公室工
作。我調到區委以後，區委也分派了，我哪派都沒參加，因為我知道我自己身
背着一個很重的罪，我說過一些對毛、林、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話，我參加哪
派，哪派倒霉。我就自己成立一個戰鬥隊，一個人的，我這個戰鬥隊叫“不爭
春戰鬥隊”（劉笑），你們聽聽就知道了，不爭春，俏也不爭春，咱們不爭
春，咱就一個人戰鬥吧，一個人出事，一個人負責！第二，我在卞仲耘打死以
後，我沒有進過女附中的校門，我不知道劉進有一個什麼傳達，我也沒聽過這
個傳達。我真正知道劉進的傳達，是在2008年以後，她拿（來）了材料，我才
知道。第三，我從來沒說過“卞仲耘的死是文革的損失，不要外傳。”1967年
了，早傳出去了。事情發生的是1966年8月6號，是66年的事，66年8月6號，她
就在廣播裡講了，能不傳出去？怎麼到1967年我還在那兒禁止人家（外傳），
我有什麼權力？我當時在知青辦，送一批批學生上東北、上兵團、上山西，上
內蒙，上各地去插隊，忙得昏頭昏腦的，我怎麼會去說這種無聊的話呢？再
有，我對卞校長，就是現在你把我打扁了，我也沒有說卞仲耘的死是文革的損
失，我也沒這種思想，我敢說我沒有這種思想。
如果這一篇文章就是王先生做的，他愛說什麼說什麼。因為我認為卞校長的
死，學生打死校長是女附中的奇恥大辱；王先生畢竟是90歲的人了，我還跟他
沒完幹嗎？再有我一直是支持王先生。我也是文革受難過來的人，我自己被打
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我愛人從1953年入黨，沒批准，說他是國民黨員；到55年
肅反，說他是國民黨。為什麼是國民黨呢？中央大學畢業，找不着工作，在國
民黨的測量學校教了一年三角，這個學校的人都是國民黨員，所以我愛人就是
國民黨員。就這麼定的罪。1953年給他送去留蘇，別人全送走了，都去蘇聯
了，把他退回來，退給學校。你想退給學校是什麼滋味啊。55年肅反接着整
（他），57和錢偉長在民盟一個小組，錢偉長的發言是我愛人整理送《新清
華》發表的。因為這，錢偉長是大右派，他是漏網右派。59年他得肝炎了，64
年得亞急性肝壞死，差點死了，醫生讓我準備後事。66年文化大革命就來了，
三頂帽子，一頂帽子是國民黨員，一頂帽子是特務，誰的特務呢？葉企孫的特
務。企孫是物理學家；再有呢是叛徒。我說你不是共產黨員，你叛誰呀？結果
他說他也不知道他叛誰（劉笑）。三頂帽子，64年得的亞急性肝壞死，1970年
到江西鯉魚洲下放勞動，勞動後兩眼發黑，回不去住的地方，（只能）抱着電
線杆子，什麼時候眼睛不黑了，什麼時候回去；坐下來端起碗來剛要吃飯，批
判馬上開始。一直到1971年大出血，肝昏迷，一直到死。所有的運動中沒有不
挨整的，所有的運動（中），沒有（不）被整得死去活來的。那我怎麼會對王
先生喪妻之痛我會不同情呢？我當然很同情。
82期《記憶》王晶垚的資料，我可以不理睬。畢竟王先生是我尊敬的長輩，畢
竟他有喪妻之痛，畢竟他遭了這麼大的難。
王先生為卞校長也花了不少的力氣，想把這個事情弄清。但豈是他王老先生一
個人的力量能夠弄清的問題呢？這個國家現在是這個樣，這個黨現在是這樣，
現在誰也不願意自己再在政治上再遭受一次不幸了吧？包括王先生自己。今後
你們再發表文章也好，還有你們這個雜誌也好，我建議你們把它辦到100期的時
候就捋一下，哪些東西比較可靠，哪些東西有爭議的，你們把有爭議的附在後
面，做一些說明，以備後人（查閱）。因為這些事情，文革（冤案）什麼時候
平反，我不知道，我們能做的事，我們做。我那時候說：“劉進、宋彬彬你們
要如實地去寫材料，至少留給後人作參考，你們的是一面的說辭，他（王晶
垚）這是（另）一面的說辭，兩邊慢慢地（碰），真相就（能）明白了。
那麼可能你們這裡有很多的錯誤，他這裡也有一定的錯誤。不是說誰是100%的
正確，誰100%的錯誤。這兩個學生有她們很不足的地方，衝動、感情用事，自
責比較少，撇清自己比較多；但是反過來，咱們也說，兩個18歲的孩子在文化
大革命那麼一個大風暴來了，她們（怎）能掌控住呵？做夢！
當時，上天安門，我就說句公平話，宋彬彬是上去了，是去給他（毛澤東）戴
了袖章。現在大家恨宋彬彬恨得要死，當時讓誰上誰敢不上？。假如當時你們
是女附中學生，讓你們上，你們恐怕也很高興，包括王友琴。就是讓你王友琴
上，讓我劉秀瑩上，我們回來都得覺得很光榮，今天我給毛主席戴袖章了。不
能拿現在46年以後的觀點去看46年以前的事呵。46年以前要是有一個男女知青
在下放的時候談戀愛，不是逼死了就是逼跳河了，現在還當事兒嗎？我總是覺
得：允許糊塗，允許記錯，允許有誤差，但是不允許生造。生造就不對，不道
德。你們辦雜誌的話，一定不能有生造的東西。至於說，這篇東西人家感覺到
有些生造，但是事實不是，那就說清楚了就完了。咱們就翻篇。金元老師也算
我的學生，也算我的同事，我們後來同在一個教研組，都在數學組。她跟我關
系也挺好的，她一聽說戴為偉來了，就說我能不能寫封信，你替我轉交給戴為偉。
她主要就是覺得你們寫的材料裡頭，有些東西她覺的沒有，不屬實。這種情況
我覺得有可能，畢竟歷史上的事，金元是鮑國芳、聞佳這班的班主任，運動開
始的時候，老師全都被弄到馬神廟小學去了，學校里，一撥人去軍訓，一撥人
到馬神廟小學，一撥人在學校造反。學校的老師都象殘兵敗將一樣的，膽小的
吧，當時我還住在女附中宿舍，每天回家窗簾不敢拉開，電燈不敢點，就坐在
床犄角，和家裡人都要說悄悄話。因為窗戶底下坐着紅衛兵呢。老師說什麼，
（要被他們聽見）第二天大棒子就來了。象我隔壁的八中的校長（華瑾），
（家裡）頂棚全刨（開）了，地都刨開三尺呵。他愛人只有在門上貼上一個
“本宅只有菜刀一把，別無其它利器”，都到這種程度，你說（他們）給我們
老師都嚇成什麼了呵。你看那101中學的學生，老師全（嚇得）躲到菜地和高粱
地里去了，誰敢出來說學生一句呵。說了就沒命！所以你（指戴為偉）大概就
更無從知道了。因此有些事情，後來他是這麼調查的，他又是那麼調查的，道
聽途說、走板兒的東西就有可能會發生。《記憶》要登人家的文章就不能不相
信人家，所以就照本兒就登了。當事人一看呢，他不看大的，就看這小節，
（認為自己）沒幹（這樣的事），就跟你就幹上了。你要再不冷靜，你跟他又
幹上了。那何苦呢，咱們辦雜誌，又不是為干架。
這本書（《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給我們刪掉了多少。文化大革
命的內容，我寫了4個學校的東西，卞仲耘，八中的韓玖芳，101的王一知被迫
害致死致殘，女三中沙坪書記的死，很慘烈，當時（出書時）都被刪了。26
中，高萬春他們那裡的“焚書烤儒”是最有名的了，把書擱在院子裡燒，讓所
有的校長、書記、一堆牛鬼蛇神都跪在火旁邊，後來高校長就跳樓自殺了，很
慘很慘。26中鬧得很厲害的。你們可以找當時（女三中）的校長了解，校長叫
熊易華。我沒有她的電話，你們114一查就成了。第一福利院，是民政局辦的，
它這裡有一個叫岑立煥的，你從她那裡還可以了解杜光天；熊易華在那兒住，
你可以問問她，熊易華的電話，岑立煥還是那兒的委員會的委員，當然也70
多，快80了。女三中的情況不比我們學校差，沙坪的死是很慘很慘的，有的人
上吊了，她們的學生讓沙坪抱着死屍得接吻，那很多東西都做得慘極了，慘極
了！所以沙坪死以後不是開追悼會嗎，她女兒在那兒哭，她爸爸，就是沙坪的
丈夫來了，說：“女兒不哭，我們沒有死在國民黨的手裡，我們死在自己的人
手裡！我們不哭，走！”帶着孩子就走。很慘烈……
六中不光是紅色恐怖。六中最倒霉了，四清的時候，中央在六中試點，中央的
極左，四中搞得比較合乎政策。那時候市委和中央就幹起來了，那時候是64年
吧。六中的書記在四清的時候被打成“革命意志衰退分子”，副書記是反革命
分子，團委書記也是階級異己分子，都是“反攻倒算”，“為自己的地主家
庭”怎麼怎麼，都是這一類的。整個就是把（當時六中）領導一網打盡，誰干
的呢，就是陸定一、楊海波，知道吧？團中央書記楊海波。中宣部當時可左
了，然後到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這個學校就叫“人間地獄”了。我們都去參觀
過，給牛棚（里的）牛鬼蛇神，這些書記、副書記、校長等擱一塊板，睡覺就
給擱一塊板（比劃有1尺寬的樣子），這一塊板怎麼睡呀。一翻身就得掉地下
了。那個書記被點了天燈。就是給你身上澆上油，然後擱上棉花捻兒，然後着
（火），點天燈。副書記（被）打得死去活來，團委書記也（被）打得死去活
來，最慘的是一個工友，叫徐霈田（音），（被）打的時候給他上吊，要斷氣
了，給他放下來，用水噴活了，（再）上吊，要斷氣了就給他放下來，就這麼
折磨他，然後給他身上澆上開水，全（被燙）脫了皮，起了大燎泡，再尿小
便；後來這個工人起來就跪着給他們磕頭，說，我的小祖宗，你饒了我，讓我
死吧，就到這種程度！這些北京市（當時）都有材料，我們當時寫這個的時
候，（後來）都給我們刪了。後來，戚本禹那時候（1966年底）還沒倒台，他
們從房上（翻過去）到了六中，才把這人間地獄給除掉。這裡我寫了一些還在
世的中學老校長的名字（劉老師拿來一張寫滿字的信紙），他們現在都八、九
十歲了，是否能談，我不了解。比如匯文中學（26中），他大概去不了，他是
80年代去的。運動的時候他不在這個學校，在這個學校的校長現在90多歲了，
叫蔡公期，更談不了了。
對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這些幹部，趁有的人還活着，搶救一些真實材料很寶
貴。可以使後人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浩劫的真相。實驗中學（師大女附中）誰打
了卞校長、胡校長，胡志濤都清楚。但我們的胡校長真是很寬容，胡校長非常
好，誰打死誰，她都知道，誰打了她，她也都知道。
公安局去調查的時候，她把門關起來跟公安局的人說，你們要抓一個不行，要
抓全抓，要不抓全不抓。你看她的“八五”祭，沒有提一個人名字。在反右的
時候，我們學校劃了十二個右派，她一個個去道歉。
文革她（被打得）14處骨裂、骨斷，人根本起不來，整個趴在床上。到北醫去
看（病）的時候，北醫女附中的老校友都說，怎麼把校長打成這個樣子。但是
她好了以後，到大別山去做陶行知研究，搞農民教育，把一生的儲蓄和去世前
一個月的工資全部都貢獻給了農村，她的屍體獻給了黃山醫學院。她給孩子們
（留下的）遺言也非常好，對女附中的事情她從來不糾纏，她要活着的話，可
以去勸勸王晶垚，她跟王晶垚的關係挺好的。但是她走得太早了，（19）95年
就去世了。
今天就談到這兒吧，又什麼問題可以將來再談，錯了的地方請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