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反思篇（第一章）》

文明源流的單向鏈：從兩河流域到中原的冶金與馬

一、動物與金屬的真正源流：從兩河流域出發

早期文明的物質起點並非在多處同時燃起，而是以兩河流域為核心，沿安納托利亞—中亞草原帶形成一條連續的技術傳播軸。

過去半個世紀的地質學、考古學與DNA研究，為這一鏈條提供了堅實證據：人類的家畜馴化、金屬冶煉與車輪技術，幾乎都發端於這一地區。

牛、羊、山羊的家畜化年代在公元前九千年至前八千年之間，皆源自扎格羅斯山脈與底格里斯上游地帶（今伊朗西部與伊拉克北部）。這些動物為人類提供了肉食、乳製品與勞動力，是最早的“動物經濟體系”核心。

馬的家養譜系起自西亞小亞細亞與高加索地帶。考古與遺傳證據顯示，真正可騎乘的家馬並非出自中亞波泰文化，而是由安納托利亞與兩河上游的野馬群體東傳。約在公元前三千年，馬已隨銅器、車輪與冶金技術一同傳入中亞草原；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後，馬及其駕具沿河西走廊進入中原北緣；至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後，殷墟遺址中已出現完整駕馬戰車與遺骨。

這是一條明確的單向擴散鏈：兩河流域—安納托利亞—高加索—中亞—河西走廊—中原。在考古記錄中，從未發現任何反向傳播的證據。

二、冶金與陶輪的共線傳播

彩陶、銅器與馬具的出現往往同步。它們並非孤立的技術事件，而是一個相互促進的“複合體系”。

在哈蘇那與薩馬拉文化層中，黑紅彩陶與銅珠共存；進入烏拜德文化階段，銅匕、旋制陶器與灌溉工程並行發展；至烏魯克時期（約公元前3500年），已出現輪制陶、青銅鑄造與城市中心。

冶金從兩河流域向東傳播的速度約為每千年一千公里。由此推算，從前6500年起至前3500年到達河西走廊，再至前3000至前2500年進入中原，時間差約兩千年。這並非“落後”的標誌，而是地理、氣候與生態屏障造成的延遲。可見，冶金、車輪與馬具體系確係源於兩河流域的技術複合體，經歐亞草原帶持續東傳。

三、史觀的偏移與常識的回歸

二十世紀的考古史觀，為了政治與文化的對稱平衡，刻意淡化了這種單向傳播。所謂“多中心起源”，是冷戰與後殖民時代的產物。當時的學術格局受三種力量影響：

一、冷戰時代的對稱政治：美蘇各自強調“文明多元”，以削弱對方的文化中心論。

二、後殖民史觀的反歐洲中心：亞洲與非洲學界強調“自主起源”，以建立民族自信。

三、民族國家的歷史框架：每個國家都希望將早期文明解釋為本土成果，避免被視作“輸入文明”。

但隨着同位素分析、碳十四校正與遺傳考古的進步，這一敘事難以為繼。西北地區馬的基因譜系與西亞種群同源；甘肅、青海早期銅器的鉛同位素源於中亞礦床；河西走廊車馬坑的結構與安納托利亞—南高加索遺物形式一致。

這些證據的累積，迫使歷史必須回到“常識”與“物證”。農業或可多點起源，但冶金、車輪、馬與制度化戰爭體系，確實構成自西向東傳播的技術文明帶。

在政治與文化層面，這種“回歸常識”的態度，與川普政府近年來公開反對“政治正確”與“反向歧視”的政策邏輯相似。去除意識形態包裝、尊重事實與結果，是政治與學術的共同歸宿。歷史敘述，也該從情緒與立場中抽身，回到事實的重心。承認傳播鏈的存在，不是自卑，而是文明成熟的標誌。

四、東亞的再創造

仰韶文化的力量，不在“起源獨立”，而在“吸收重組”。當青銅、車輪與馬的體系抵達黃河流域，中國社會並未簡單模仿西方模式。相反，它將技術嵌入農業文明之中，形成了宗族、田制與禮器為核心的秩序結構。

西方從馬與青銅走向城邦與征服；東方從牛與陶器走向農田與制度。這是兩種文明的分水嶺，也是人類社會兩種不同的組織原則。前者以征服統合，後者以倫理維繫。二者相互平行，卻共同塑造了舊大陸的宏觀格局。

五、三星堆的再生點

沿這條傳播鏈的最東南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成為一個再生節點。其青銅面具、金杖、立人像與宗廟式祭祀遺蹟，體現出典型的“雙層遺傳”——技術來自西北，精神源於本地。青銅合金比例、鑄造方式與圖騰造型，與河西—隴西地區同屬一系，但造型的誇張與宗教儀式的獨特性，又明顯脫離中原傳統。

這說明，傳播並非依附，吸收即是再造。三星堆的存在，是兩河—安納托利亞技術體系在遠東的再生回聲。它既不是“外來文化”，也非孤立現象，而是外來技術與本地信仰的制度融合。在此意義上，三星堆正是人類文明擴散鏈的一個“端點式重啟”。

六、主權註腳

人類文明的傳播，從未以疆界為限。真正的創造，不在源頭歸屬，而在吸收與重構的能力。兩河流域的冶金與馬，為歐亞大陸提供了速度與力量；中原與巴蜀的農業與禮制，則賦予技術以社會秩序。當世界史與國家史都能回到常識與實證，文明才能擺脫幻覺，恢復清醒的自我認知。

承認源流，並不意味着依附；再創造，正是文明的最高形態。歷史如此，制度亦然。這，才是人類真正的自信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