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具有秘密身份的學者
《文匯讀書周報》副主編徐堅忠

翻閱藝術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英若誠英文口述自傳《水流雲在》，竟時不時將其
與楊憲益的英文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作“比對”。這倒不僅是因為這兩本自傳最
初均以英文寫成（這在中國人的自傳中頗為鮮見，雖然因各種原因，兩譯本均有刪
節），兩位傳主在一九四九年之後若干階段的經歷亦有某些相似之處，更是因為兩人
都曾為有關部門從事過秘密工作。而楊憲益的那段經歷，一直還存有若干疑問。
可能是因為涉密的緣故，兩本自傳關於那段秘密工作經歷皆着墨不多，均不足兩千
字；且英若誠自傳還是在交代其“文革”初入獄原因時“帶”出的，章節標題也不很
起眼：“為彭真同志工作”（楊憲益自傳則是按年代敘說，將其列入“第三十一
章”）。但即便如此，將兩者“比對”着閱讀，當年秘密戰線的一些情況也多少是能
夠見出個大概的。
楊憲益（1915年1月12日-2009年11月23日）
英若誠（1929年6月21日-2003年12月27日）
1
據兩人自傳，英若誠“入行”比楊憲益早，是在一九五二年。當時，對台工作無疑是
一個重點，英若誠的海外關係，尤其是他父親去了台灣，可能是他被選中的主要原因。
在自傳中，英若誠也提到“當時台海局勢相當緊張”，“我父親剛去台灣沒幾年……
通過在天津做生意的熟人給我們寄過一些錢……”遺憾的是，關於這一工作何時“告
一段落”，英若誠沒有說，但從“在將近十年時間裡，我被准許接觸大量的英文讀
物”看，他至少幹了有“近十年”。而楊憲益則是一九五八年“入行”的，但只幹了
三年。有意思的是，馮亦代“入行”也在這一年，這或許是因為“反右”之後組織上
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
英若誠的“入行”過程與楊憲益相似，都是由素不相識的“神秘人”的來訪開始，只
是英若誠隨即被帶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見到了“彭真同志”，而楊憲益只是在“最後的
晚餐”上才真正“見識”了“神秘人”的上司——“一個年輕男子”。兩人的上級領
導遠不在一個級別，由此也可以見出他倆在秘密戰線上的不同“檔次”。
從自傳看，兩人“從業”的時間雖有先有後、有長有短，但被安排的任務基本相同，
用楊憲益的話來說，就是通過“接觸一些特殊人物”，“為黨收集消息和意見”。而
英若誠則在自傳中較為詳盡地記述了“彭真同志”的當面指示：
“我們看了你寫的外國同學和熟人的單子。”他開始說道，“如果我們能得到你的幫
助，這對國家、對黨、對我軍都會很有用，尤其是當前的局勢下，海內外敵人又開始
蠢蠢欲動。”
對他的建議我有些不知所措，答道：“可我這人不懂政治，不知道能做些什麼。”
“能。”他答道，“我們不要你多做什麼，只要繼續和這些人保持聯繫，注意他們的
反應，尤其是對大事件的反應，隨時通知我們，讓我們有個準備就行。我們不打無准
備之仗。”
在當時的情況下，對英若誠和楊憲益這兩個有“裡通外國”之嫌的人來說，組織上賦
予如此重任，無疑意味着一種特別的信任。而他們原本就打心眼裡熱愛新中國、熱愛
共產黨，因此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洗刷自己身上的疑點，其工作熱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雷音女士在經傳主審定的《楊憲益傳》中寫道：
他以為身負重任，意味着自己重新得到了黨的信任。他在加班加點地翻譯大量有用或
無用的東西的同時，還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時間“交朋友”，進行一系列的“社交”活
動；他按照組織的要求如實向“上面”匯報與外國朋友的每一次談話內容……
其實，對於他們的這種心理及由此激發的工作熱情，組織上是早就充分把握了的。因
此，從選擇的對象看，組織上顯然比較偏重身上帶有“疑點”甚或“污點”的人，況
且這些“疑點”或“污點”本身也使他們具備了某種“隱蔽性”，有助於他們去收集
“同類人”的信息，如由“裡通外國”的人收集海外人士的信息，由“右派分子”收
集“右派分子”的信息，後者如馮亦代。
▲馮亦代（1913—2005），民盟中央委員。散文家、翻譯家，曾任《讀書》雜誌發起
人、主編，與兩任妻子鄭安娜和黃宗英
當然，為了讓他們更努力地工作，組織上也給予了他們相應的工作和生活待遇，盡可
能地幫助他們解除“後顧之憂”。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英若誠在自傳中只有兩句話捎
帶提及：“他們會先打電話給我，然後派車來接我。通常都請我吃一頓飯，席間話題
則隨時局而變。”再簡而言之，就是“派車接送、邊吃邊聊”——這的確符合秘密工
作的特點，但顯然過於簡略了。好在楊憲益就此說得較為全面、具體，使我們得以一
窺當年秘密工作者的各項待遇：
首先，“神秘人”借給楊憲益“市里一座帶庭院的舊式房子”，說是他的“朋友出國
了，房子正好空着。我們馬上就可以搬進去住”，這樣楊憲益得以離開了單位宿舍
樓。當然這一“待遇”並非只針對楊憲益，馮亦代也曾說，“臥底”之後，由“一間
不到十平米和一間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而“住進了二居室的宿舍”，可見
組織上對從業者的住房問題是非常關心的，至於住房大小、租賃還是分配等等，則會
根據各個從業者的具體情況包括工作需要等加以通盤考慮。
其次，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但在那段秘密工作期間，由於“神秘人”的幫助，
“楊憲益能定期收到牡丹牌香煙、五糧液和瀘州大麯、鮮肉和臘腸、帶魚和各式肉類
或水產罐頭……”楊憲益的“特供”，固然與其在家中招待外國客人以獲取信息的工
作特性有關，但顯然也體現了組織上對其生活的關心。
這方面的情況，在主要依靠“串門”獲取信息的馮亦代的《悔余日錄》中亦有記錄：
在工作成績獲得肯定之後的一九六一年，馮亦代得到了“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
麼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之後是調整工資，恢復十五級每月一百二十四元。
第三，家人的生活得到特別的關照。楊憲益搬遷之後，“更重要的是為三個孩子辦理
轉學手續”，長子楊燁轉到了北京市第五中學就讀高中，大女兒楊熒轉入北京女二
中，小女兒楊熾則轉到家門口的船板胡同小學就近讀書。而從馮亦代日記中說組織上
與他“談了如何幫助馮浩（馮之子）的升學問題和馮陶（馮之女）的入團問題……”
可以見出，楊家孩子的轉學應該是得到了“神秘人”幫助的。
房子、票子（甚至還有當年憑票子買不到的東西）、孩子……這樣的工作待遇即便在
今天也是極為優渥而具吸引力的，更何況那是在困難時期，特別是政治上又有了“歸
屬感”。因此連楊憲益都“加班加點”地工作，“按照組織的要求如實向‘上面’匯
報與外國朋友的每一次談話內容”，甚至後來在撰寫自傳時，楊憲益都不會諱言“從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我們在那兒愉快地住了三年”。
但有意思的是，英若誠和楊憲益在自傳中對自己的“工作業績”都評價不高。英若誠
說，“我答應了彭真的要求。可事實上我沒起過多大作用。”楊憲益則說，“那三年
中，我如實地向那位神秘的聯繫人匯報了我的工作情況，但他們對我的匯報似乎不大
感興趣，他們準是感到很失望。”不過從組織上對楊憲益的“考評”看（這在英若誠
自傳中也是個“盲點”），他的匯報又豈止讓組織上“感到很失望”。
2
組織上對楊憲益工作業績的“考評”，是其自傳中寫得最為跌宕起伏、精彩傳神的篇
章之一：
到了一九六〇年，暴風雨猝然而至。他們很客氣地請我去吃飯、聊天，那天的筵席非
常豐盛，氣氛也真誠、熱情。但是吃完了飯，我的主人（一個年輕男子，我很少與他
見面，但他顯然是那伙人的頭兒）突然問我對歷史人物曹操有什麼看法……聽他突然
提出這麼一個怪問題，我不禁嚇了一跳，但我還是回答說，曹操是一位大人物，我喜
歡他的性格，因為他喜愛詩歌、女人和酒，他天賦很高，多才多藝。我的主人用神秘
莫測的語氣說，他早就料到我會喜歡曹操的，因為他老奸巨猾、詭計多端。他接着又說：
“我想你的性格有與他類似之處。”
接着他突然轉而談另一個話題：
“楊先生，我聽說解放前你曾對朋友們說過，你很喜歡一句中國成語叫‘狡兔三
窟’，有這回事兒吧？”
我回答說，我確實說過類似的話，因為當時我不得不兼好幾份工作，我在國立編譯館
當翻譯，同時又在幾所大學裡教書，因為當時生計艱難。
“很對。”他打斷我的話，“不過，這話還有別的含義吧，不是嗎？‘三窟’可能是
指國民黨、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你是不是同時在為三方面工作呢？”
我震驚得說不出話。
原來他們一直懷疑我是個雙重間諜，表面上裝出一副忠於中國共產黨的樣子，實際上
是為外國某個秘密機關工作的一名間諜。我受到極大的傷害，感到非常氣憤。他卻冷
冷地說，現在該是我徹底交代自己所作所為的時候了。我怒氣沖沖地離開，他們用汽
車把我送回家。第二天早晨，他們派人給我送來一大沓書寫紙，供我寫徹底交代的材
料。我氣憤地在第一頁紙上只寫了十個字就把那沓紙退了回去。我寫的是：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兢兢業業工作了三年，突然被組織上認定為“雙重間諜”，這是楊憲益沒有想到的，
或許也是他直到最後都沒有想明白的。但隨着馮亦代等“臥底”細節的披露，現在即
便從非專業的視角看，組織上的判斷也是有邏輯依據、順理成章的：
首先，在接受“神秘人”的任務之初，楊憲益就已經露出了“破綻”。“神秘人”告
訴楊憲益，他解放前曾通過一些外國友人特別是西方外交官為中共地下黨收集過國民
黨的情報，黨認為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決定讓他重操舊業。對此，楊憲
益可能還有些“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的“一技之長”得到了組織上的肯定。殊不
知，組織上對他解放前的這段經歷一直存有懷疑，“肅反”期間就曾對他進行過調
查，只是最終還是無法確定他是否兩面甚至三面間諜。不過，有一點顯然是可以確定
的，那就是楊憲益有秘密工作的經驗。但與“神秘人”初次見面時，楊憲益就違反了
秘密工作的一條基本準則，他對“神秘人”說：
解放前，我和地下黨接觸的事，我是連妻子乃迭都瞞着的，因為我不願她捲入危險。
現在情況不同了，我要把你的建議和她商量一下然後再決定。
“臥底”馮亦代直到遲暮之年都堅守着秘密工作準則，堅持“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
……連老婆也不能講”，而楊憲益這個曾經從事過情報工作的“老手”，竟然違背
“垂直領導”“單線聯繫”的紀律，“委婉”地提出讓妻子加入，這不能不讓組織起
疑，更何況在組織看來，戴乃迭本身就有英國間諜的嫌疑。
其次，楊憲益的“匯報”也露出了“破綻”。楊憲益說“神秘人”對他的“匯報”
“似乎不大感興趣，他們準是感到很失望”，並非沒有依據。事實上，早在“神秘
人”將其“匯報”由最初的定期改為不定期，又由書面改成口頭之時，楊憲益就該意
識到自己的“匯報”缺乏價值了。但自以為忠誠而“如實匯報”的他並沒有意識到，
“匯報”的“言之無物”，沒能提供其所交往的“外國友人”中敵特分子的蛛絲馬
跡，在組織看來，恰恰是不忠誠，甚至也是他的間諜嫌疑之所在。——這，其實也是
我直到“臥底”曝光、“聶檔”解密之後，才漸漸悟出的。而楊憲益的“匯報”之謎
也因此得以慢慢解開。
“臥底”“聶檔”事件相繼公諸於世之後，楊憲益對自己的那段秘密工作經歷一定有
過回顧。趙蘅在日記體的《楊憲益舅舅的最後十年》一書中有段記錄，說的是“聶
檔”解密之後的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在楊家的一段對話：
媽（“必記本”註：楊憲益的妹妹楊苡）指着我對舅舅說：“她說我向着李輝，其實
我是說那時不叫告密，叫匯報。”舅舅說是啊。
接着舅舅卻說了這樣一句話：“那時也叫我揭發趙學齡（‘必記本’註：楊憲益在外
文局的同事，曾任《中國文學》編輯），找我好幾次，我沒理。”
從邏輯上看，楊憲益由“那時不叫告密，叫匯報”一下子轉到“揭發”的確有些突
兀，以至趙蘅用了“卻說了……”但從楊憲益的角度看，他的思維其實並沒有什麼大
的“跳躍”，他只是在補充說明“匯報”並不等於“告密”，與“告密”類似的是
“揭發”，而他連“揭發”自己同事的事都沒幹過。換言之，楊憲益很可能意在間接
表明當年的“如實匯報”並不包含“揭發”、“告密”的內容。
這裡不妨再看看楊憲益的獄中“交代”——槍口下的“匯報”。所謂“交代”，當然
包括自我坦白和揭發他人。但即便在不交代就“拉出去槍斃”的威脅下，楊憲益也只
是“在絕望中將解放前、解放後我所認識的所有親戚、朋友的名字統統寫出來，並一
一說明我和這些人的關係。我不知道他們究竟對哪些人感興趣，因此不厭其煩地列出
了一百個中國人和五十個外國人的名字”，然後，“我把他們一個人寫了一段，比
如：我的妹夫羅沛霖，比我大一歲，上海交大畢業，學電機的，去過一趟延安。我說
的都是好話。就一個人一個人那麼說，大約每個人寫二百字左右……他們看了以後也
是很不滿意”。
在不交代就殺頭的嚴峻時刻，楊憲益尚且“說的都是好話”，而決不“揭發”乃至
“構陷”友人，正如黃苗子在《奇文不可讀》一文中所說：“昔金聖歎有言：‘殺
頭，快事也，聖嘆於無意中得之，不亦妙哉！’個中境界，憲益有焉。”雖然此評價
如今讀來令人別有滋味，但用在楊憲益身上大體還是貼切的。當然，最了解楊憲益這
種品格、境界的還是戴乃迭，當她在獄中被要求揭發楊憲益的罪行時，戴乃迭說
道：“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沒有罪行……”
由楊憲益的獄中“交代”再回過頭來看他當年的“如實匯報”，便不難發現其“匯
報”能有多大價值。“世界上最好的人”自然不會去做“揭發”、“告密”甚至“構
陷”之類的齷齪之事。但“匯報”如果沒有了“揭發”、“告密”（或者“構陷”）
的成分，在當年的秘密戰線上還能有多大價值？除了反證他的間諜嫌疑還能證明什麼呢？
第三，戴乃迭的“破綻”。真正導致組織上向楊憲益“攤牌”的原因，據現有的資料
看，很可能是戴乃迭的一封信。這封信，即便不是“暴風雨猝然而至”的唯一的直接
因素，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當年《中國文學》英文組組長唐笙在一九九九年接受雷音採訪時回憶說：
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出事，戴乃迭看了外電知道了這事，她寫了一封信正式提出意見。
她說：“彭德懷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在這兒工作，我們也是人，為什麼沒有人
告訴我？”那時候我們才知道彭德懷的事。我們都非常老實，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
說。我的任務就是把這封信翻成中文，交給領導。這件事楊憲益夾在當中，領導就對
楊憲益很不滿。
可以想見，“神秘人”看到這封信時絕不會認為這是戴乃迭政治上的無知，其職業的
直覺只能告訴他們：這個英國間諜因未能在第一時間獲取高層變動的重要情報而有些
迫不及待了……為了阻止可能的情報外泄，組織上必須向楊憲益“攤牌”，於是便有
了上述要求楊憲益“交代”的精彩一幕。
3
但當初讀到那精彩一幕時，我還是有些納悶：既然組織上已經認定楊憲益是外國間
諜，令他“徹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為”，為何他在自傳中又說“後來我們決定不再與
這些神秘的同志打交道了”，似乎是自己主動退出的，而且還用了鄭重其事的“我們
決定”四個字。但通過以上的“比對”閱讀，這些“納悶”也漸漸有解了。
從秘密工作的角度看，一旦發現雙重間諜，組織上一般並不會立即將其“掃地出
門”，所謂責令“徹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為”，其最終目的還是意在讓其徹底為己所
用。也就是說，當時楊憲益還是有可能繼續留在組織內的，只要他表現出對組織的絕
對忠誠，努力做出“成績”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楊憲益用“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
心”以示與“神秘人”斷絕關係，可見他的退出絕對是主動行為。
主動退出，看起來簡單，其實不然。因為退出同時也意味着上述房子、票子等一系列
工作待遇的“退出”，這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小事，因此必須是鄭重其事“決定”
的。事實也證明，那三年“愉快”的生活隨着楊憲益的主動退出而告終了——
過了一個星期，那位“神秘人”“臉上掛着靦腆的笑”對楊憲益說：“認識您真高
興，不過我的朋友、那位房主最近從國外回來了，所以說我們要把那座房子收回了，
您看什麼時候搬方便？”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楊燁高中畢業報考北大，達到了北大錄取分數線，但最後被另一
個分數不如他的幹部子弟取代，他只能就讀北京工業大學。
至於楊憲益的“特供”，那些煙酒魚肉等等自然也都“退出”了。
這大概也是楊憲益成為戴乃迭眼中“最好的人”所付出的代價之一，也是很多人做不
到的。
但楊憲益就這麼“決定”退出了。
不過，楊憲益能“全身而退”還是令人不可思議。照理說，秘密工作一旦“入行”，
並不是你想退出就能退出的，更不要說“全身而退”，直到“文革”時才被投入監獄
勒令交代。這簡直比“反右”時楊憲益寫了“反詩”而未被劃為右派更令人費解。我
曾試圖用“戴乃迭是英國國籍，弄不好會造成國際影響”來解釋，但終究有些牽強。
後來在“比對”閱讀中旁及雷音的《楊憲益傳》，讀到馮亦代一九九六年談楊憲益當
年為何未被劃為右派的一段話，才豁然開朗：
當時沒有碰到他，是沒有辦法。因為沒有他，這個外文出版社要關門了。你英文誰
搞？當然有人可以翻譯，但是要定稿，要修飾稿子不能夠靠外國專家，外國專家對中
國的東西莫名其妙。因為要用他，所以有人為他講了話。
由於馮亦代已被揭曉的特殊身份，現在來看，這段話應該是很可信的。而且從語氣和
用詞看，其中談論楊憲益“不可獲缺”的那些話，很可能就是為楊憲益講了話的那個
人所說的原話。馮亦代雖然沒有透露那人是誰，但從當時的形勢看，那人絕不可能是
外文出版社的領導，而且地位應該不低，甚至不在“彭真同志”之下。而他所謂不
“碰”楊憲益的理由其實並不充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那不過是“保”楊憲益的“托
辭”而已。
那個替楊憲益“講了話”的人究竟是誰，不好推測，只能有待將來解密了。但我直
覺，在楊憲益“退出”秘密戰線時，那人一定再次替他“講了話”。
由“水流雲在”而“漏船載酒”，隨着楊憲益那段秘密工作經歷一路跌宕起伏下來，
忽然想起他一九九四年接受雷音採訪時說的一段話：
錢鍾書不大好交友，他光看書，書呆子，不大關心政治……錢鍾書就看得起兩個人，
一個是向達，一個是我。他叫我小楊。雖然我比他年輕，可是對我還比較看得起。
看來，楊憲益好交友，不光看書，也關心政治，但他還是個“書呆子”。“小楊”雖
然是“最好的人”，但“在政治上還很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