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晚年悖論及其遺產——文革三十年祭

陳奎德

○大陸“十七年體制”

　　對於大陸文革前的十七年，人們由於身處的地位和不同視角，容或會勾勒出不盡相同的圖景。但是，如下幾點恐怕是大體的共識。即，從1949年起，特別是1957年以後，中國大陸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基本類似於列寧所創斯大林所確立的蘇式體制①。傳統的民間社會已不復存在。中國共產黨通過單位制、公社制、戶口制和檔案制的巨大網絡，透過歷次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空前嚴密地掌控了社會。這個龐大的網絡體制的關鍵樞紐，就是各地區各單位的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由於全國實質上是處於一個（國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廠”，沒有選擇雇主的可能，因此， “不服從者不得食”。在各“樞紐”人物管轄下的大部分人，“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鑑於此，各單位上下之間的權力關係，帶有某種絕對的性質，蘊含有某種基本的內在緊張。這裡所謂“十七年體制”，不應忘記，是以毛澤東為象徵符號和旗幟的。文革前夕一、二年，上述內在緊張更加強化。以“深入貫徹階級路線”為標誌、“家庭出身歧視”的泛化到全社會，社會等級的劃分業已開始出現公開化和制度化的徵兆。文革的早期，即所謂“老紅衛兵” 或“聯動”時期，也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時期，不過是把上述前十七年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方式赤裸裸地推到了登峰造極之點而已，是十七年體制順理成章的發展和極化。但是，以1966年10月《紅旗》雜誌發表第十三期社論為標誌，所謂“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轟然而起。在毛澤東的意旨下，文革出現了新的方向——實質上是質疑和挑戰前十七年體制的方向。這是文革與中共過去歷次運動的最大不同點。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新方向？這是至今仍然聚訟紛紜的疑點。

　　○“反權威的悖論”

　　確實，就文革而論，毛的面孔並不是單一的。在不同時段，不同場合，毛呈現出不同的面孔，它是雙重甚至是多重的。通觀文革全過程中毛的言行②，有理由認為，毛的意圖的確具有某種複雜性。事實上，旁觀者對毛的感受也呈現了複雜性。王紹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認為③，權力鬥爭不足以解釋毛的動機，他認為毛打垮劉少奇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筆者並不以為毛能很輕易搞掉劉，畢竟，毛的公開的崇高地位同黨內高層的知情程度及其運作機制是並不能完全劃等號的。但是我仍同意，毛的動機絕不僅僅是清除幾個政治對手而已。從毛的言行看，無論是對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對自己的智力和德行，毛的自我期許是極高極高的。毛在晚年曾批評中共大官僚們：“做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大官們壓人，但是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類似的話，毛還講過多次。聯繫到毛的文革舉措，它的容易預期的翻天覆地的社會振盪後果，可以合理地假定，發動文革的動機，除了權力鬥爭的邏輯對毛的要求外，毛還欲給自己增加道義上的分量。就是說，在翦除其政治對手這一現實的目標之外，他還欲賦予自己以崇高的道義形象。毛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更高的不可能實現的野心：既要作為一個國家體系的最高統治者，同時又要作為受該體系壓制的下層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民粹主義者又是極權主義者。這恐怕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角色。而毛確實是以這種“首創者”的角色自命的。毛的這種近乎瘋狂的自我期許，如果不聯繫到他的巨大輝煌的事功，是不可能理解的。毛以一個農家子而橫掃天下，取得神器，其前半生的驚人成功使其飄飄然，無限地膨脹了他的自我估價。他所謂“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正是其“無所不能”心理的寫照。而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人”的幻覺目標在這種心態下是順理成章的。我以為，這是理解毛在文革中一系列矛盾怪誕行為的鑰匙。如此，誕生了一種怪異的文革式“反權威”邏輯：以一個最高的權威為憑藉並在其支持與庇護下的反（次等）權威的運動。然而這一最高權威並非上帝，他有自身的利益和七情六慾，無法抗拒插手人間事務並裁決是非的誘惑。因此，難免隨勢遷移，變幻無常。鑑於此，文革式“反權威”者們的命運並非自身所能決定，而是一開始就被註定了的，即“政治犧牲品”的宿命角色。而就毛氏“反權威”而言，它內含先天的邏輯悖論：即，一個體制的主要締造者和象徵符號起而號召反對該體制。由於其中所固有的非自然性和矯偽性，註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貫徹到底。讓我們極其簡單地掃描一下毛在文革中起伏不定的基本行止。

　　從一開始起，在他鼓動學生“炮打司令部”“反對資反路線”，明顯地要全面摧毀原十七年的官僚體制的同時，他又預留一手，把軍隊排除在運動之外，親自製止“反軍亂軍，毀我長城”的造反，精心地欲維持原十七年體制的最主要支柱——軍隊；從他在六六年怒斥劉鄧工作組“五十多天資反路線”的白色恐怖，慷慨激昂地聲稱“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到後來的六八年八月，他自己又把工宣隊、軍宣隊派駐進校，使群眾運動嘎然而止，並於之後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使類似六六年“五十多天資反路線”的恐怖時代重新降臨。（事實上，六八年八月之後，毛已在致力於恢復體制，而這期間被納入新體制的極少數作點綴的“造反派”，如王洪文等，已完全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的“官”，成為新體制的主流[ 左派].因此，這之後中共上層左翼和右翼之爭，與反資反路線時造反派與當權派的鬥爭的性質已完全不同）；從他極為借重並與各地造反派紅衛兵和中央文革筆桿子王關戚等聯手反官僚，到後來，又把王關戚們打入冷宮並把“小將們”放逐農村；從他怒斥陳毅譚震林等老軍頭們為維護原體制而發起的“二月逆流”，到後來不得不親赴陳毅的靈堂弔唁哭喪，把“二月逆流”的老將們再次扶上高位；從他把林彪抬到嚇人的高度並寫進憲法，到後來為安撫老軍頭和高幹而戲劇性地搞垮林彪；從他打倒原體制的重鎮劉少奇鄧小平，後來又重新起用鄧小平；然而，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又再次批鄧並罷黜鄧小平。……… …

　　所有毛的這些來來回回，反反覆覆，都源於那種“體制的主要締造者和象徵符號號召反對該體制”所固有的非自然性、矯偽性和不徹底性。上述根本矛盾也就是毛被他自身點起的一把火弄得左右支拙，在文革中起起伏伏，艱難地玩弄平衡的內在原因。其實，毛那個自命不凡的頭腦恐怕一直就沒有想清楚的是，他批判大官們享有的“比資本家還厲害”的特權，反求諸己，他自己的特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毛自己正是“最大的官”。沒有跡象表明他對此曾有過哪怕是絲毫的自我反省，更別說自行放棄這些特權了。而且，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那些“官”們，他本人如何可能當上“最大的官”？沒有這個體制，他什麼都不是，不過湖南一教員而已。全部問題在於，他既要保有體制所賦予自己的最大利益，又要享有體制的受壓者的衷心擁戴。這是在做一道註定無解的習題，從較長期的觀點看，“熊掌與魚，二者不可得兼也”。就思想內涵而言，毛的那一套簡陋的烏托邦，其想象力從未超出“延安精神”、“桃花源”、“井田制”、“五斗米教”乃至老子的“小國寡民”和孔子“大同書”的範圍，而且漫無系統。但是由於他享有的巨大權力，這一粗糙的理想居然影響了幾億人長達十年的生活，並造成無數生命財產的毀滅和社會價值系統的崩潰。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誠然，毛不是沒有自己的創造的。他的創造在於，文革的運作方式在一段時期內使他與列寧創造的黨控制社會的運作方式有了重大區別。列寧式主要依賴組織的網絡逐層逐層地下達並控制各級社會，毛則是沒有中間環節從最高層通過廣播報紙文件直接下達基層，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即是說，列寧主要靠組織，毛文革主要靠宣傳。列寧方式有很大的強制性，毛方式則有很大的煽動性，並且，在一段短暫時期內，賦予了下層民眾以解放感。但是，文革後期（1968年夏天之後），毛向列寧方式的復歸，表明他的新方式無法長期操縱控制社會，無法建立起一個持久的新秩序。離開過去長期培植起來的得心應手的黨組織網絡，他無法穩定新體制和新秩序。最後，不得不向他過去建立的舊秩序投降。

　　他的被看做是臨終遺言的話談到其一生中所做的兩件事：一是打贏內戰建立中共政權，二是發動文革。前者是確立體制，後者某種意義上正是搞垮該體制。他認為前者受到（黨內）擁護，後者則（黨內）擁護者甚少。這表明，他耿耿於懷一直縈繞和困惑其晚年心靈的，正是這兩項相互矛盾的遺產。他無法二者兼顧。文革期間，毛一直在他的這兩項遺產中搖擺、平衡，一直到他的去世前，上述難解的心結仍在折磨和困擾他。毛的一系列操作平衡權術的過程，雖然使他能永遠保持最高的地位，而免於被任何一個政治派系所挾持，所取代，但也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實質上，這一過程消耗掉了他過去積累起來的龐大的政治資源，磨損並消費掉了左右兩翼的忠誠情結，黯淡了他曾經擁有的理想主義神聖光圈，揭開了他及中共所建立的道德價值系統的虛偽性，損傷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信譽，促成了整個社會的政治幻滅。上述那些派別由於反反覆覆的被利用然後又被拋棄，由於毛玩弄權術過於明顯，長此以往，甚至引起了雙方的共同怨恨。另外，任何“反權威”的思潮（毛啟動的也不例外），本有其自身的尋求其終點的內在動力。一旦把“反體制”的造反狂潮放開閘門，儘管施加了諸多限制甚至殘酷的鎮壓，但潮流仍將流向自己的邏輯終點：最終走向反“最高權威”。事實上，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其邏輯後果。這正是始作俑者毛的初衷的反面。從上述幾方面看，他的“一身而兼二任”的狂想嘗試都悲慘地失敗了。

　　○文革“遺產”：“逍遙派”及其他

　　文革，對於中共統治集團而言，猶如一列大體沿着斯大林式軌道行駛的列車突然被拋出了軌，產生了存亡繼絕的重大危機。這就迫使它重新調整，尋找方向。在此痛苦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過去（十七年體制）的謬誤，同時，也發現了若用極端的毀壞秩序的方式將導致的更大災難。於是，被迫接受唯一可行的改革方向：開啟門戶，準備進入過去曾詛咒的世界主流秩序。這恐怕是文革帶給中共的基本“遺產”。然而，作為負面遺產，文革的經歷，也給中共統治集團遺留了烙印很深的“文革情結”，即對自發的民眾運動的極端敏感、恐懼和仇視。這也就埋下了日後不可能用妥協的方式處理類似情勢的種子。鄧小平稱1989年的學生運動為文革造反的再現，就是其“文革情結”悲劇性的展現。

　　就文革對整個社會的具體“遺產”而論，已經有不少人作了分析，如，解除了中共各級領導人“神聖不可侵犯” 的魔咒；由於因果報應的普遍性所引起的文革式“政治迫害”的無人豁免，導致廢除其基礎——階級鬥爭為國策的理論；並進而導致淡化身分等級制、平反“賤民”——五類分子：“文件政治”式的“中央人治”取代了文革前的 “層層人治”：“法治”和“人權”觀念在民間萌生；官方意識形態在青年中破產；一代人的啟蒙④；……等等。筆者認為上述分析大體上仍是有效的，茲不贅述。本文只概略補充較少被人注意的兩點，一是文革作為“政治實驗室”的功能，二是文革“逍遙派”在文革期間尤其在文革後的角色分析。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文革，是作為一次“微型的”“擬真的”政治過程的預演。其中的政治參與者，鑑於 “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於國門關閉，新聞封鎖，長期接受單一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實歷史的知識，不懂得基本的政治運作常識，因此，開初的政治操作極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圖的揣摩者跟隨者和宣傳機器的應聲蟲。但是，據筆者的仔細觀察，在文革中，由於基本生存本能的驅使，由於對十七年來自身社會地位和利益的準確直覺，在實際的各組織和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角逐中，在極其險惡的情勢下，人們對政治領悟極快，進展神速。無論是在組織、宣傳，還是在情報、外交等方面，把一種“模擬政治”變成了“政治實驗室”，馬基雅維里式的諸種政治技巧在其中自發地出現。他們通過“陽奉陰違”，對毛指示的“各取所需”和“各自解釋”，開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變成了“真實政治”。很多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治謀略，開始出現在派別鬥爭中，逐漸玩起了複雜的政治遊戲。短短幾年的政治成長曆程，某種意義濃縮了千年政治智慧的發展。文革在這個意義上培養了中國的一代政客（politician），和大量的政治觀察家和評論家。這樣的一批人已經或正在進入中國的各級權力階梯，他們的文革經驗對其政治行為和理念顯然有不可低估的影響，清醒地意識到這一參數，對分析中國的未來路向也許是不無助益的。

　　另外，人們注意到一樁現象，文革之後，即所謂“新歷史時期”中，活躍於思想和文化領域的一批中青年知識分子，有相當一部分在文革中是所謂“逍遙派”。這是不是一樁偶然現象呢？討論這一問題，必須追溯到文革後期的社會狀況和普遍心態。文革後期，經過了一場政治大幻滅，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夢想和精力都被“掏空了的社會”、 “虛無主義”、“犬儒主義”出現並蔓延，所謂“看透了世事”的心態空前泛濫。這對那些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尤其如此。另外，少數文革中紅極一時的造反派頭目以及後期進入領導機構的既得利益者，隨着運動中被整的老幹部的復出，被劃歸為所謂“三種人”而受到了清算。這意味着，無論是主觀意願還是客觀環境，文革中的風雲人物將暫時離開歷史舞台了。然而，隨着文革的結束，另一批人將出現在所騰出來的空間。我這裡主要所指的是在民間，即所謂文革的旁觀者——“逍遙派”。

　　所謂“逍遙派”，主要指文革期間，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未參加或很早就退出群眾組織，置身於運動之外的人。比較文革中的“逍遙派”與“造反派”個性素質，可以看出，大體上，前者偏重於思想，後者偏重於行動；前者接近於理智型，後者接近於情感型；前者傾向於懷疑，後者傾向於信仰。在不同的歷史時段，他們所起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在文革之後，“逍遙派”比較超然，相對客觀，其政治資源、精力和能量也沒有被耗盡。相對於其政治名譽、政治資源、精力、能量和理想都已被耗盡的文革風雲人物，“逍遙派”反而保留了某種程度的理想主義，反而因長期“冬眠”而積蓄了某種隱忍待發的精神能量，反而獲得了較多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活動空間。同時，加上在文革中冷眼旁觀，具有某種觀察距離，獲得了對文革的較少個人感情色彩的理性思考，也通過反思獲得了一些政治智慧。鑑於此，在原“逍遙派”中出現了一批新的帶獨立色彩的精神承載者。在文革後的思想和文化活動中，由於上述原因，這批人迅速崛起，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力量。筆者曾作過一個統計，在八十年代知識界的活躍人物中，原“逍遙派”占了一個相當的比例。譬如，作為前文革“逍遙派”，後來對八十年代的青年曾經發生過一定影響的李澤厚，嚴家其、劉在復、方勵之、許良英和金觀濤……等人即是典型例子。誠然，由於八十年代觀念市場變遷迅速，從而觀念的消費加速，八十年代知識界活躍人物同樣存在思想儲備被迅速掏空的可能性，他們能否免於這種命運，則看其精神的再生產能力了。

　　註：①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 by Richard pipes ， New York ， 1993 ②《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1967年3 月。另：文中所引毛本人的講話、文章和詩詞，皆見於中國出版的報刊和書籍，大量重複，人所共知，茲不贅注③《二十一世紀》總第31期④參看《華夏文摘增刊》第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