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毛澤東崇拜

周群/姚欣榮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流行的各種熱潮中，「毛澤東熱」借着今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似有升騰的趨勢。「毛澤東」似乎又一次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在某些地方膜拜毛澤東幾乎成為一種禮儀。

　　由於這種新式毛澤東崇拜肇始於民間，中國知識界有許多人認為它是一種迷信的復興，也有些人認為它是文革期間毛澤東崇拜的回歸。人們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理解這兩種毛澤東崇拜。我們則認為從宗教意義上來解釋，似乎可以說：舊式毛澤東崇拜本質上更多的是一種傳統的祖先崇拜的沿化，而新式毛澤東崇拜是一種模擬傳統的神鬼崇拜。在兩種形式中毛澤東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

　　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論述。首先我們將描述近年流行的毛澤東熱，以顯示新式崇拜的狂熱性，及我們認識它的方法論。其次將對舊式毛澤東崇拜與傳統的祖先崇拜作一比較，說明經過採納沿化祖先崇拜的禮儀，舊式毛澤東崇拜可以說是一種「榮顯化」的創造。最後比較新式毛澤東崇拜與傳統的神鬼崇拜，證明它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於舊式毛澤東崇拜，從而提出新式毛澤東崇拜可能是中國人用以對付現存政治和社會制度結構的一種隱含的謀略。

　　一、新式毛澤東崇拜的肇因

　　約在1989年初，在中國南方廣東首先流行起毛澤東熱。以後幾個月內，這股熱潮似乎一下子遍及其他城市，但沒有人確切知道它是怎麼開始的。人們傳播着類似的故事。上海人相傳：廣東有三輛車相撞，其中兩輛受損嚴重，車內乘客全部死亡，而那輛掛有毛澤東像片的車則一點也未損傷，車內無人嚴重受傷，全部生還。北京人傳說：那是發生在一輛公共汽車上，當汽車在路上翻車後，除了那些帶着毛澤東紀念章的生還之外，大多數乘客傷亡。這類故事細節不同，但都關於交通事故。故事到處傳播，很快地，大多數駕駛員開始在他們的車裡或窗上貼掛毛澤東像片，也有些人戴起了紀念章。

　　現在，這種趨勢進一步發展，掛一張毛澤東頭像已不夠用，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為毛澤東拍的照片又受到歡迎。個體戶和小販也在他們做生意的地方掛起毛澤東像或戴起毛澤東紀念章。有關毛澤東的音樂──「紅太陽」磁帶據說在一個月內銷售量達一百多萬盒。據那些相信毛澤東崇拜的人說，毛澤東可以保護他們免受惡勢力的侵害，給他們帶來好運。

　　如何看待這股社會潮流？《中國之春》一篇題為〈大陸當前的毛澤東熱〉的文章中1，作者試圖解釋其興起的原因，他的結論是：（1）廣東人迷信，所以把毛澤東當作神來膜拜；（2）一些人是出於愚昧、趕時髦而這樣做；（3）另一些人是因為懷舊，許多人仍然懷念文革前的毛澤東時代。這種過於簡單了事的分析，引發了我們對這一現象作進一步透視的興趣。因為我們反對把它看作只是一種迷信的論斷，這種論斷意味着這種現象不值得嚴肅的研究。我們也不認為它是怪異不可解釋的現象。我們將採用史密夫（Jonathan Z.Smith ）研究「瓊斯鎮事件」（Jonestown event ）的方法論，把它看作為一個常例，歸之於「知道和可以知道的範疇」，視之為「理解人類活動和表現的問題」2.

　　二、舊式毛澤東崇拜：創造榮顯化秩序

　　這種新的毛澤東崇拜很自然地使人聯想到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而且兩者之間的內容相似性容易引起人們把它們混為一談。但根據我們的理解，儘管兩種崇拜在大體上屬於相同的「文本」，但卻處於不同的「語境」，它們傳達着不同的信息。

　　任何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會忘記那個時代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以及全國都要履行的儀式。它們影響之大，使得那些沒有親身經驗或只從童年記憶搜尋回憶的人，一旦被父母或有關的文學作品喚起記憶就很難忘懷。

　　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官方政策似乎一直是反宗教和反迷信的；它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毛澤東在革命早期就一直勸說農民要拋棄他們所祭拜的神3.這種反宗教的力量到文化大革命時更是登峰造極，所有傳統的習俗、節日和宗教信仰均被視作迷信和反共產主義的。紅衛兵到全國各地串連，砸毀所有的寺廟、宗祠和祭器、所有的偶像、祖先牌位和儒家經典，並迫使人們放棄所有的宗教活動。唯一悖謬的是，與此同時，毛澤東卻被樹為一尊偶像，崇拜毛澤東代替了一切其他的宗教信仰。

　　60年代末，中國大陸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唯有一種紅色工業──毛澤東思想的事業仍然繁榮興旺。這種工業除了印刷毛澤東着作、毛澤東照片，製作毛澤東雕像和毛澤東紀念章等，不生產任何其他東西。這種工業為所有崇拜毛澤東的活動提供基礎。每個家庭幾乎毫無例外地要掛毛澤東照片，收集毛澤東像章。在農民家中，他們把毛澤東像置放在以前擺偶像或祖先牌位的神龕中。在工人家中，他們製作一個「藏書台」，專門放《毛選》四卷。除了擺在家中的像，每個人都戴一個毛澤東紀念章，甚至有人把它掛在肉上。早飯前，人們要在毛澤東照片前背誦或唱一段毛澤東語錄；就寢前，人們要向毛澤東匯報一天的表現。齊跳「忠字舞」，高唱「紅太陽」，這些崇拜毛澤東的儀式成為當時全國人民的日常事務。

　　有些人會說，毛澤東是一個狂人，他使全國人民跟着一齊發瘋了。有的人說，毛澤東創造了難以置信的異教，他自己在裡面成為一個救世主。但是我們如果仔細地看看傳統中國崇拜和禮儀發展的歷史，就會發現這種毛澤東崇拜中的許多儀式是有例可循，它們是祖先和聖人崇拜的發展。

　　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寫道，中國人注重現世，在中國大多數倫理和知識傳統中有一種強烈的現世取向4.的確，受儒家傳統的影響，相對彼世，中國人更相信現世，他們更相信已知的人而不是未知的力量，是祖先而不是神靈，是歷史上的聖人而不是傳奇中的人物。在中國，祖先崇拜比任何其他崇拜佔據着相對更重要的地位。如葛蘭特（Marcel Granet ）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書中所說：「祖先崇拜佔據的地位使之似乎成為中國宗教的基礎。」5

　　在傳統中國社會，祭拜祖先是每個百姓應盡的義務。在家族神龕中，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偶爾也供奉一些普遍流行的神。在牌位上刻上祖先的名字是儀式的核心，有時列着祖先名字、名銜的家譜也用來代表祖先，放在神龕之中。有些人舉事之前必徵詢祖先之像，「但這些偶像崇拜的例子是例外的」6.

　　現在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斷出，儘管祖先牌位和神龕皆被搗毀了，崇拜毛澤東的禮儀卻採納了許多它們的儀式，並進一步使「例外的」成了常例。

　　在中國的傳統禮儀中，唱歌跳舞並不常見。唯有聖人崇拜的禮儀中有跳舞的特點。在祭孔時人們表演一種彬彬有禮但十分有趣的精巧舞蹈，書生們左手持長笛，右手握雉羽，邁着有節奏的舞步；長笛象徵了音樂和社會法則的慣例產生的優雅，雉羽則是學者的裝飾品。而唱歌的例子來自傳統的慶祝豐收儀式。在一年辛勤勞動喜獲豐收之際，農民們通常有感謝自然的儀式。在獻祭食物之後，他們往往唱起「農曆歌」，他們正是按照農曆來安排一年的耕作。「這種歌是以往臣服於自然的證明，將來服從於自然的誓言，這一自然法則施恩於人類萬物並使他們和睦相處。」7

　　通過採納沿化祖先崇拜、聖人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儀式，毛澤東本人，和真誠地相信毛澤東是國家救世主的中國人民，共同製造了這種毛澤東崇拜。在此，毛澤東是父親，是聖人，是自然法則，他理所當然地是中國意識形態的「自然領導人」。如前所述，祖先崇拜是中國宗教的基礎，社會的基本倫理關係是子女孝順。在中國意識中，父親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是自然的統治者，父子關係就是自然秩序和結構。因此，在舊式毛澤東崇拜中，毛澤東實際上被樹起一種父親形象，他和其臣民之間的關係是父子關係，中國人民沒有理由不順從他。根據隱涵的政治結構特徵，在那個時代，毛澤東和中國人民實際上使毛政體和社會結構蒙上神聖的色彩了，他們共同創造了布迪歐（Pierre Bourdieu ）所謂的「榮顯化（doxa）8：

　　這就是說，在極端情況之下，當組織的客觀秩序與主體原則之間存在近乎完美的對應關係時（如在古代社會中），自然的社會世界似乎是不證自明的。我們稱這種情況為榮顯化。思想體系和認知圖式可以製造客觀性，只要它們使人們錯誤地認可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就可以了；從而它們可以以一種榮顯化的方式（doxic mode），使人們擁護傳統的世界，使人感到它是一個「自然的世界」，並且是理所當然的。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舊式毛澤東崇拜產生的歷史背景正符合布迪歐的「榮顯化」範疇。正是以新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毛澤東政體為了使「其自身的任意性榮顯化」，才產生了毛澤東崇拜。經過把毛澤東與中國人民的關係界定為父與子的關係，舊式毛澤東崇拜導致人民「誤認和確認」「建立在任意性之上」的秩序，從而創立了一種客觀秩序（在中國文化中它是父與子的秩序）與主體原則（毛澤東政體）之間「近乎完美的一致」。這種社會和政治結構也成為不證自明、理所當然的了。

　　我們說文革期間的毛澤東崇拜事實上是根據建國以後隱涵的特徵和誤認所創造的「榮顯化模式」，那是因為那個時期的特定條件。中國人民由於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而對新政府寄以極大的希望。毛澤東本人的魅力和他的農民出身，及他帶給這個國家和平和獨立的貢獻，使他自己和中國人民都成功地相信並成功地創造了「榮顯化」的「圓場謊」。然而，在文革以後否定毛澤東的十幾年中，並不存在產生另一種「榮顯化」的「前因後果」。

　　三、新式毛澤東崇拜：一種談判的策略

　　一些人注意到新式毛澤東崇拜的出現，發現它與前一種毛澤東崇拜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從而斷言這是前者的回歸。對他們而言，毛澤東雖然已逝世十多年了，這種現象表明他的陰影仍然籠罩着這個受盡苦難的國家。

　　然而，我們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忽略了某種現象之所以產生的歷史背景。假定中國人已經忘記了文化大革命，就好像說猶太人已經忘記了納粹大屠殺。但是，如果中國人仍然記得毀滅性的文化大革命，他們又怎麼會願意在經歷了毛澤東帶給中國人的那些艱難歲月之後再一次崇拜他？如果在這個悖論式的問題上糾纏不清，我們也許會以為新式毛澤東崇拜是一種外來的無法解釋的現象。另闢蹊徑，我們不妨把眼光轉向兩者之間的不同點上：執行儀式和歷史條件的不同。

　　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文本，會發現新式崇拜與前者有一細微但重要的不同。如前所述，它肇因於一次交通事故。關於事故的新聞就像傳染病或一種時尚一樣迅速傳播、蔓延各地。偶然的行為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意義，並經過一定數量的重複而成為一種儀式，這一點非常不同於前者，舊式毛澤東崇拜是由毛本人和全國人民一起創造出來的。在具體的執行儀式上兩者也有細微的差別。現在人們不再普遍在家中掛毛澤東像，他們只是把它放在車中，「一路平安」；放在做生意的地方，「帶來好運」。在此，我們認為這裡有一種「外在」和「內在」的區別。現在，毛澤東是作為一個外在的神，而不是一個內在的、自然賦予的家族領導人來顯示他的威力。他的行為可以影響生意、旅遊和其他個體活動，但不再影響任何群體。所以，我們認為現行的崇拜更類似於中國傳統求神的儀式。

　　相對而言，在中國人的宗教生活中拜神起着較為次要的作用。在中國民間宗教中，存在着神和鬼兩種精靈。人死後，靈魂離開軀體，他或她就變成神或鬼。大多數普通人成為鬼，他們在某個時候可能重新投生。但對某些壞人而言，他們死後則成厲鬼，繼續干擾活人，做壞事。那些聖人、傳奇人物、受尊敬的皇帝或生前聞名的人，死後則成神，對外在的惡勢力具有威懾作用，能保護人類。人們求神時符咒和祭司都可作為神的代表或使者。大多數的神是忠實的，生前是有權有勢的官僚。例如，民間供奉最普遍的神之一是「關公」，他的形象常與佛像和觀音並列。中國人相信，那些神如果生前有權力，死後會變得更具有超凡的力量，可以保護人們免遭不幸。人們求神顯靈的兩種重要方法是運用符咒和說服的藝術。符咒用於控制第三方（惡鬼或某個人）的特殊目的，常常是寫在紙上的特殊指令或要求，有時也只是一張有神的名字的紙，或某個神的畫像。人們通常在外出時帶着符咒，這樣不管到了那裡神都會保護他。哀求或說服的話是人們懇求神的幫助的另一種表現，包括用詞的技巧和表達尊敬的能力。為了求得神的保祐，一個人說話必須既溫和又有力。

　　我們可以認為新式毛澤東崇拜的執行儀式在總體上類似於中國民間宗教中求神的儀式。毛澤東像或紀念章或多或少有符咒的作用，而歌曲正是對「毛澤東說的話」。根據神鬼崇拜，毛死後已獲得超凡的力量，更增加了他的威力。這裡我們同樣可以斷言，新式毛澤東崇拜並不是前者的重複，而且毛澤東在兩者中的作用顯然是不同的。在前者，他被樹立起一種父親的形象，而在後者他被尊為一個神。作為一個父親形象，他是內在直接的統治者，他決定家庭中和家庭成員的每一件事。可是，作為一個神，他是個外在者，一種外在的力量；他的力量是受限制的，並只有在人們求助於他時才顯示威力。作為一個神，他同樣與人民的內在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多少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採取孔夫子對幽靈的態度，「敬鬼神而遠之」。

　　那麼為甚麼這種崇拜會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發生？這種崇拜的本質是甚麼呢？現在我們未必能作圓滿的答覆，但我們認為布迪歐的話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一點啟示9：

　　評議把未經討論的問題引入討論，使未經系統陳述過的事情化成公式的說明，當可能性目標處於危機時，這種評議中斷了主體結構和客觀結構之間的直接契合，實際上破壞了其不證自明性。這就是說，當社會世界失去了它作為一種自然現象的特徵時，對社會現實的自然性或習慣性的疑問就增加了。

　　1979年毛澤東逝世後，尤其當江青等「四人幫」被捕後，中國人開始問自己：我們的國家和黨到底怎麼了？而通過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中國人第一次能夠回頭看看和正視自己的處境貧窮，教育落後，人口爆滿，社團和傳統已經摧毀。中國人經歷了客觀危機，從而認識到他們曾經創造了關於毛澤東政體的幻想。到70年代末，曾經無所不在的毛澤東像幾乎都消失了。到80年代中期，毛澤東紀念章幾乎只在古玩商店裡有，西方人尋找它們就像它們是明代珍玩一樣。

　　經過經濟改革開放，中國在過去十幾年裡已經取得極大的經濟成就，中國似乎已達到一個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的黃金時期。曾幾何時，中國人再一次相信了鄧小平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理論，儘管沒有像以前相信毛澤東時那樣狂熱。在這個階段，中國人已經對毛澤東政體的「自然性」提出疑問，但他們仍然沒有懷疑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然而，黨內腐敗的暴露，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失敗，尤其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實際上已經使共產黨統治的不證自明性受到挑戰。在文革之後，中國人開始懷疑毛澤東，批評那些不像共產黨員的高層官員，但共產黨統治的自然性從來沒有引起過討論。試想，是否可以把新式毛澤東崇拜看作一種更委婉的「把未經討論的問題引入討論的評論」，或許，它可能是「界限的合理違背」以「委婉而言，並因此使這些不可避免的越規成為合法」10.甚至，用布里格斯（CharlesBriggs）的話說，它是一種間接處理一種情況的策略和談判與再談判的策略11.

　　由於我們還不了解繼續延伸的「毛澤東熱」的許多細節，也不知道膜拜毛澤東到底有那些類型的人和他們的想法，同樣由於這股思潮仍然在迅速發展，本文尚不能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在此，我們只是拋磚引玉，為理解和解釋當今中國許多需要認識的事件提供一種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