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衛江青的回憶

鄔吉成· 楊宇寧

　　◇　隨衛江青去海南

　　（一）不願接受的任務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央警衛局原局長、中辦主任汪東興找我說：“江青要去海南，由你陪同她去。”

　　我因對江青喜怒無常的性格很了解，想設法避開，於是對汪東興說：“我對海南島情況不熟悉，恐怕跟不好呵。”汪東興說：“海南島那邊有人接待，別的不用你管，你就把安全工作搞好就行了。”江青住在中南海，其警衛工作一直由負責毛澤東警衛的汪東興兼管着。這次讓我隨衛江青去海南，恐怕與江青地位的升遷和汪東興嫌她撓頭有關。儘管不情願，但軍人以執行命令為天職，我還必須盡職護衛江青。江青每單獨外出一次，就如同搬家一樣，要帶上一大堆東西：文件、書籍、辦公用品、被褥、大便坐桶等，還有大量的攝影器材和十多部電影膠片，要用兩部卡車運送。在後來我陪江青外出時，也都是如此，若要是再帶騎的馬，輜重隊伍就更龐大了。

　　（二）江青本來會游泳　

我們一行人包括送行的吳法憲先到了海南島陵水的海軍航空兵機場，稍事休息後又飛往三亞機場。到三亞後，我們住進了榆林港所在的“要塞區”部隊大院，吳法憲做了一些安排和交代後，就返回了北京。此時的江青精力挺充沛，風塵未定，就要去“要塞區”的兔尾嶺參觀海防設施。１１月１４日凌晨三四點鐘，她就又拉着隨行人員一起去小東海揀貝殼。

　　１１月１５日，江青下海游了泳。以往媒體認定江青從不游泳，我和江青有八九年的近距離接觸，期間多次看到江青游泳，可見江青不游泳的傳聞是不準確的。

　　（三）打炮引來外交麻煩

　游完泳的江青，向“要塞區”的司令員王必之提出要去參觀“三七高炮”陣地。王司令員同意後，我們一行分乘三輛吉普車爬上山頂。進入高炮陣地後，江青架好相機，要求幾門高射炮同時射擊，以便拍攝高炮射擊的照片。

　　王司令員很為難，又不敢不答應，最後命令前後四個炮位向海空連射了數次。當時，附近的港灣里有許多漁船在進行捕撈作業，炮彈雖然沒有落入作業區域，但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事後，“要塞區”領導及時就此向廣州軍區來海南島檢查工作的副政委任思中和海南軍分區作了報告。我因為是第一次陪江青外出，一些事情的辦理有什麼要求，需走什麼程序都不太摸底。但在前沿打炮，我感到這不是件小事。當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要給北京打電話的時候，我對他說：“你把這裡打炮的事情，也順便向汪東興主任報告一下。”因為只有他那裡有和北京聯繫的電話機，我的住處沒有。但楊銀祿打電話時究竟說沒說，我後來一忙也就沒再問。這件事竟成了我的一個大問題，汪東興幾次批評了我。

　　拍完炮擊的第二天，江青帶我們一行從“要塞區”大院搬到了三亞鹿回頭的招待所。１８日，她又去了三亞西邊的西瑁洲島，參觀了女民兵的火炮陣地。女民兵又應江青要求，打了一陣炮。

　　海南島靠近當時尚未統一的越南，兩三天裡這邊老打炮，引起了越南政府和美國方面的一陣緊張，引來一些外交麻煩；同時也暴露了炮位目標，陣地不得不進行了一番調整。總之，江青頤指氣使的行為，造成了很不好的後果。

　　（四）北京正在下大雪

　後來，江青又看了南海艦隊的前沿陣地及指揮設施；還乘車去鶯哥海鹽場及天涯海角等處遊覽。在天涯海角，江青讓南海艦隊隨去的保衛人員站到海里礁石上，照了幾張以大海為背景的照片。那天風大浪急，保衛人員費了很大的勁才登上那塊礁石。要不是這些人員經過特殊訓練，在那種惡劣氣候下海非出事故不可。

　　江青還從榆林港去海口、興隆等地參觀了農場、看了熱帶作物、洗了溫泉浴。到１２月２日，天氣已經有些涼意，不能再下海游泳了，江青想回北京，就讓秘書給周總理打電話。周總理告訴江青，北京正在下大雪，飛機不好降落，建議江青可先到上海。

　　◇　隨衛江青到上海

　　（一）“你留下來好了”

　１２月４日，我們隨江青改道去上海。在上海，江青接見了上海市革委會和上海警備區的負責人周純林等。她在上海的心情好像很不穩定，一天，她叫我到她的房間說：“你可以帶老申（司機）和許玉蘭（護士）坐火車回北京去，我這裡不需要你們了。”我對江青說：“你讓我走，可我還不能走，得請示一下北京。出來時交代給我的任務是保護你，我得把你安全地送回北京，才能算完成任務吶。任務沒完成，我就先回北京了，沒法向上級交代呀。”

　　　江青聽了我的話說：“那你就算了，留下來好了。但他們幾個得走。”結果老申和小許先行離開了上海，我留了下來。被江青這麼一鬧，搞得我挺緊張的，不知是出了什麼錯，後來的日子一直小心翼翼的。上海方面的接待人員也被弄得十分緊張。

　　（二）“你們表現還可以”

　在外出的日子裡，江青和我們工作人員各吃各的飯，標準不同，按規定所交的伙食費也不同，江青是每天５元錢，我們工作人員是每天５角。在上海，賓館對我們這些隨行的工作人員招待得很周到，伙食也挺好，每頓都弄兩個好菜。不知江青聽到了什麼風聲，吃飯的時候她老跑來檢查我們吃什麼。第一次檢查後，她認為吃得太好了，批評了我們一通。這以後我們再吃飯時就格外留意，江青一過來，我們就把兩個稍好一點的菜藏起來。她滿意地說：“你們表現還可以嘛，吃得不算奢侈嘛。”

　　因跟隨江青到海南、上海，在警衛上沒出任何問題，江青也沒挑出什麼大的疵，汪東興便把隨衛江青外出的差事固定給了我。

　　◇　隨衛江青去青島

　　（一）儘可能地瞞着她

　１９７１年的夏季，江青提出要去青島休息，汪東興、王良恩指示我和江青的秘書楊銀祿先去青島打前站，做好安排。７月２９日，我們打前站的人員到了濟南軍區，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接見了我們。

　　經過查看，我們認為這裡準備得相當充分，即回北京。８月５日，我們隨江青乘火車抵達青島，住９號樓。９號樓離浴場很近，下海十分方便。而毛主席的前夫人賀子珍此時也在青島休養，住１１號樓。江青對賀子珍住在青島並不知道，我們當時就覺得很難辦，因為她來就讓賀子珍走顯然不合適；要是江青知道賀子珍和她同在一個地方，也不可能讓你消停。沒別的辦法，我們只能儘可能地瞞着她。

　　到青島的第二天下午，江青就去了棧橋和第一海水浴場。她坐在海灘礁石上懷起舊來：“我小時候家境不好，父親是個木匠，脾氣很壞，母親和我都經常受他的氣。我先到濟南讀書，離開濟南後就到了青島。在青島的時候，經常到這裡的海灘和礁石上玩。再後來我又去上海，就是從這裡走的。”這是我第一次聽江青帶有感情色彩地談私人話題。

　　（二）江青摔在地板上

　８月７日上午，我們陪江青乘兩艘炮艦去了雪加島要塞參觀。一白天都無事，當晚江青起來解手時，可能是服了安眠藥的關係，沒有打鈴叫值班護士。因為她有便秘的毛病，坐馬桶的時間很長，往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所以一般她解大手，都打鈴讓護士陪。這晚她沒叫護士，坐在馬桶上睡着了，一下子摔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起床後，她覺得左肩胛骨疼痛，經拍片檢查，發現她的左鎖骨末端有輕微裂縫。此傷是她自己摔倒造成，又是她自己未叫值班護士，加之她的心情不錯，所以沒有工作人員因此而招致麻煩。我們將情況向北京匯報後，北京立即派來了以吳階平為首的醫療小組，為江青療傷。好在傷勢不重，並沒影響她在青島的活動。

　　一天，濟南軍區的保衛部長晉國強悄悄告訴我說：江青單獨找了他，讓他先到她的老家諸城去看看。他問我該怎麼辦，我說：“你先照她跟你交代的辦，去諸城了解一下，然後按實際情況向她反映就行了。最後去不去由她自己決定，對此我們不好說什麼。你也不要向她透露我知道這件事，因為她本來就瞞着我們。”晉國強去諸城看完後，回青島向江青做了匯報，但此後就沒有了下文。

　　（三）意外發生的爆炸

　８月１０日下午，江青由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袁昇平、海軍司令員李作鵬和東海艦隊司令員馬忠全陪同，到太平角１００毫米高炮陣地參觀。事先聽說那裡正在施工，我就和保衛部長晉國強打招呼說：要全面布置，檢查一下，施工打炮儘早停止，該收拾的收拾，該清理的要清理乾淨，弄得整齊一點，不要參觀時滿眼亂糟糟的。當時有關方面答覆我說沒問題，已經弄好。據說濟南軍區保衛部的同志、海軍和青島警備也確實為此作了部署和檢查，當時沒發現有任何紕漏。

　　然而，正當江青到陣地上剛下汽車，施工區域裡突然間發出兩聲劇響，爆炸崩起的碎石有三四十米高，許多石粉落在了江青的汽車附近，使她受到了驚嚇。後查明爆炸是兩個啞炮造成的，施工部隊已經停工了，但有兩個啞炮沒有排除，偏偏在這個時候響了。

　　我接受了海南島的教訓，當晚即給北京寫了報告，認為這是一次責任事故。我在檢討中說：雖然事先做了通知和布置，但我沒有親自嚴格地檢查落實，導致了一次危險事故的發生。

　　在青島期間及離開以後，我都沒有聽到有關此事如何處理的消息。直到“文革”結束後，我才聽說因為那次事故不久以後發生了“九·一三事件”，這個偶然事故隨即被上升為“政治事件”，許多人都被牽連進去了，有的被審查，甚至還有被逼自殺的。

　　（四）江青的情緒很不好

　８月１１日晚７時，東海艦隊在迎賓館宴請江青，作陪的有楊得志、袁昇平、李作鵬和東海艦隊司令員馬忠全及政治部主任孫川、青島警備區司令員譚遵楷，此外還有毛主席的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等。就是在這個宴會上，江青聽到了賀子珍也在青島休養的風聲。

　　第二天護士報告說，江青起床後情緒很煩躁。她把秘書和警衛叫去，指責說：“你們工作做得很不細，我在這裡到處受風吹，辦公室沒有門，老是有賊風吹我。護士的工作做得也不細。整個工作你們都要很好地研究，找差距！”

　　江青休息後，我們這些隨行的工作人員馬上聚在一起開會，商量要儘可能地做好江青的服務工作，同時還分析了江青情緒突然變化的緣由，有人推測是否與昨晚宴會上知道的事有關，有人推測可能是李敏的兒子小寧寧說漏了嘴。中午，江青去了海水浴場，但情緒依然不好，說有風，又匆匆返回住處。

　　８月１３日中午１２時，李作鵬和孔令華、李敏夫婦去迎賓館探望江青。照相吃飯後，大家在小禮堂看電影。看完電影，江青突然提出要做兩件事：一是要青島方面給她住的９號樓涼台搭席棚；二是看過電影的全體工作人員都要進行消毒（她認為看的電影有問題）。

　　到了８月１４日，江青的情緒更加煩躁不安，說在青島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提出要馬上回京或去濟南。她讓秘書楊銀祿給北京打電話要求回京，北京方面回話說待請示首長再定，這個“首長”大概是指毛主席和周總理。１５日，北京來電話說可以回京。翌日，江青即從青島返回了北京。

　　◇　隨衛江青到廣州

　　（一）第一次隨衛江青到廣州

　１９７２年初，我隨衛江青到廣州，住南湖賓館１號樓，毛主席住７號樓。廣州軍區的領導對江青的接待很重視，專門由當時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軍區副司令員吳純仁掛帥，組成有軍區保衛部、管理局領導參加的接待班子。

　　我們陪着江青在廣州市內轉了一些地方，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到林彪在廣州住過的地方去看一看。吳副司令員隨之作了周密的安全布置，並派人提前去檢查、準備。參觀那天，江青剛進林彪住處時還很高興，可過了不一會兒，就很氣憤地說要離開。回到南湖的住所，她的脾氣更大了，嚷嚷說有人要暗害她。她還說吳純仁是林彪的人，故意把她帶到林彪的住所里去。這次她在廣州僅住了幾天，就匆匆返回北京了。據說吳副司令員為此倒了大霉，從此再也沒有露面。

　　（二）第二次隨衛江青到廣州

　１９７３年春，江青要去廣州。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親自帶毛維忠、我和江青處的工作人員同去打前站，還專門從北京帶去了兩三台窗式冷風機。

　　我們到廣州先看了江青上次住過的南湖賓館１號樓。此時的１號樓經過一番裝飾，環境比以前更為幽雅。但汪東興看了以後感到不是特別滿意，就又去看了廣東省委的小島招待所，決定江青來時住此處。毛維忠趕緊帶着人連夜加班，把窗式冷風機安裝在江青住處的辦公室和寢室內。

　　江青到廣州後，占了三元里的溫泉游泳池，只要她去游泳，就不許游泳池對外開放。逗留期間，她還跑到廣州軍區師以上幹部會上講了一通話，據說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

　　（三）第三次隨衛江青到廣州

　這次到廣州住松園１號樓。江青除了到佛山參觀陶瓷、編織業展覽，到公園遊覽外，主要是在“松園”游泳。為了使她無須穿過市區複雜路線，就能在舒適的水溫中游泳，廣州專門從三元里將溫泉水引到松園的露天泳池。

　　在這樣幽雅的環境中，江青還是屢屢找茬兒，把周圍的人弄得寢食不安。她一會兒說冷風吹她了，一會說溫度沒有調好，再就是說放映的影片不好。一再要求隨行人員研究怎麼搞好服務。

　　根據江青的表現，我估摸着她是又住不下去了。果然，她很快提出要回北京。周總理接電話後，派楊德中帶劉崇福駕駛新購買的一架波音７０７飛機，專門到廣州接她。

　　廣州軍區聽說江青要走，幾位負責人去了江青的住所看望她。離開時，他們說已經準備了便宴，為她餞行。江青當時答應出席便宴，但後來卻不知是什麼緣故沒有到場。

　　整個廣東的行程雖沒出什麼問題，可江青卻誣衊我和她身邊的一位女護士不清楚，要組織上對我進行處置。問題起因於在廣州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江青被冷風吹着了，她指責身邊的一位護士沒關好窗戶，要我組織隨行的工作人員開會批鬥那位護士。我覺得這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開會說了一下，既沒組織大夥批鬥她，也沒逼她做檢討。過場走完了，我對江青說：“護士沒有掌握好你看電影的時間，窗戶關晚了，對影響你的健康是有責任的，她已經承認了錯誤，我們也對她進行了批評。”

　　本以為這樣就敷衍過去了，可不知是江青身邊的哪個工作人員，告訴江青說我根本沒有按照她的要求，狠狠地整那位護士，因此引起江青對我的極度不滿，便給我定了這麼個不光彩的罪名。

　　既然江青怪罪下來，汪東興不能不做一番調查。他向同去廣州的江青處的黨支部書記程汝明做了詢間，程汝明悄悄說：“江青講老鄔和女護士不清楚，簡直是胡說八道。”

　　自從負責起江青的警衛後，總有些磕磕絆絆的事，我早想撇開隨衛江青的事，經這次江青挑眼後，恰好得以把這傷腦筋的事給免了。然而，我還想撇得更乾淨一點，就向汪東興請求：“把釣魚臺的警衛工作移交別人管理吧，我還是回中南海做點部隊的工作。老在這兒幹下去，不知哪一天會給我定個大罪關起來。”

　　汪東興說：“再等等看。你可以不管１０號樓的事，把重點放在管釣魚臺住地的安全和外賓來訪的警衛工作。”

　　（四）江青第四次到廣州

　過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去了廣州。這次，她點了中央警衛團的副參謀長李連水的名，要他負責安全保衛。但許多安排工作還是由我在幕後負責操辦的，我後來聽說江青這次到廣州沒安排什麼活動，就是約美國女作家維特克長談。借美作家之筆，寫她的“光榮”歷史。後來，這位作家出版了一本叫《江青同志》的書。”

　　◇　隨衛江青到天津

　　（一） 露骨的講話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５日晚１１時，汪東興告訴我，江青要去天津，讓我隨衛。６月１９日，江青由紀登奎陪同，來到天津，住天津招待所１號樓。

　　江青到天津的最初幾天，沒有外出活動，就是在招待所里召來天津市的負責人談話。毛主席有一個叫王曼恬的親戚，當時任天津市委副書記，她也到招待所來和江青長談過。除此之外，江青就是到天津俱樂部去游泳，游泳池的水是引來的溫泉水。

　　在我們到天津的前幾天裡，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曾兩次開會，召見“梁效”等寫作班子成員，大講所謂儒法鬥爭延續到現在應藉助批林批孔、評法批儒，把批判之火往上引。江青說：“現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現代的儒，除林彪、陳伯達以外，現在有沒有儒？有很大的儒……”她還特意強調：“注意，大儒不是指劉少奇，也不是林彪、陳伯達。”

　　到了天津，江青的講話就越來越露骨了。她還在“天津市儒法鬥爭報告會”上發表長篇講話，散布“儒法鬥爭繼續到現在”的觀點，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批黨內大儒”。繼而她又到工廠、農村、部隊走動，煽動“揪現代大儒”。江青說的“現代大儒”是指周總理。

　　（二）周克周的由來

　一天，江青在俱樂部和解學恭、王曼恬談話時，問起天津警備區司令員吳岱到哪裡去了。他們告訴她，吳岱到寶坻縣小靳莊去了，那是吳岱抓的一個點，是天津學大寨的一個先進生產大隊。當江青得知小靳莊批林批孔搞得很活躍時，立即提出要去那裡看看。

　　第二天，我就隨天津的同志一起去探路，發現從火車站到小靳莊有一段土路很難走。天津市委的人提議派人把那段土路搶修成石子路。我覺得那樣既浪費又影響不好，但這事不好由我拿主意，我就向紀登奎做了說明。紀登奎也贊成我的看法。最後沒有修石子路，而是對土路進行了一番平整。

　　儘管路不好走，江青還是於６月２３日前往小靳莊。她召來了侯雋等下放知識青年和公社社員，又是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向大家問好，又是送批林批孔材料。她對在場的人說：“現在有沒有儒呀？大儒呀？我看是有的。我們就是要批他。從你們這裡創造出經驗，就可以向全國農村推廣了。”

　　當江青聽說小靳莊的婦女主任叫周福蘭，就說：“啊呀呀，‘福蘭’這兩個字太封建了嘛，我給你改個名字吧。你就叫周克周吧。”她見婦女主任一副不解的神情，便解釋說：“克周就是用咱們這個周，克他那個周。”

　　（三）“小靳莊是我的點”

　吃過午飯，江青在一戶社員家睡了午覺後，才返回天津。在回天津的火車上，不知怎麼扯到了三大戰役的話題。江青就要吳岱介紹“平津戰役”的經過。吳岱講完，江青又問他原來是哪個部隊的。吳岱剛回答是四野的，江青馬上叫起來：“你是林彪的人！”經江青這一咋乎，吳岱的心臟病頓時發作，到天津市就住進了醫院。

　　７月，江青又一次去了天津。去之前還是我打的前站，在第一招待所的１號樓里安裝了供氧設備。江青到天津時，汪東興也來天津看了一下。這次來天津期間，江青又去了一趟小靳莊。

　　１９７６年８月，江青再次去了小靳莊。唐山大地震後的天津有許多房屋倒塌。江青來後，只乘車到市內幾條街道轉了轉，也沒敢在城裡過夜，而是在來時乘坐的專列上住宿。

　　第二天，江青到了小靳莊。我們跟隨她到各處都轉了轉，還進到受災群眾住的地震棚里坐了坐，了解了一些情況。接着，江青和村裡的社員們見了面，表示了關心和慰問，還和社員及到這裡抗震救災的人員一起，參加了搬磚傳瓦等拆除危險房屋的勞動。因為那次去小靳莊沒有帶攝影記者，我就用自己隨身帶着的照相機，拍了一些當時江青活動的情景。從小靳莊返天津，江青在火車上接見了幾位在津唐一帶抗震救災的部隊領導，又乘車到天津市區轉了幾次後返京。

　　江青第四次去小靳莊，是在當年９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特使伊梅爾達·羅穆亞爾德斯·馬科斯夫人訪華。本來，馬科斯夫人在華的外地參觀並沒有到天津的日程，江青知道後，非要外交部安排馬科斯夫人去天津。

　　江青陪着馬科斯夫人去了小靳莊。他對馬科斯夫人說：“小靳莊是我的點，也是中央的點。”但是這裡自從被江青搞成“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典型後，並沒有什麼適合外國人參觀的內容，只是召集社員唱唱歌，念念詩，伊梅爾達不知所云，搞得外交部禮賓司方面很尷尬，卻又無可奈何。

　　◇　隨衛江青到長沙

　　（一）江青畏懼毛主席

　在籌備四屆人大之際，江青要去長沙見毛主席，於是給隨同毛主席在長沙的汪東興打了一個電話，問由誰擔任湖南行的警衛負責人，汪東興說：“還是讓鄔吉成跟你來。”

　　隨後，汪東興給我打了電話，通知我隨江青到長沙。我根據汪東興的通知，對赴湘的行程和乘機等交通事宜做好了安排。到長沙後，江青就住進了蓉園的４號樓。江青的住處，在毛主席的住處下面，相距不遠。

　　住下後的一天，江青對我說：“你準備車，咱們到上面去。”我想她來長沙就是見毛主席的，那麼她說到上面去，自然是要到毛主席那裡。即便是江青見毛主席，也必須先做請示批准。我以為她已經聯繫好了，於是就調了車，並布置說去見毛主席。

　　江青上了車，我們就跟在後面，直奔毛主席的住處。也就是一兩分鐘，車子就開到了毛主席住樓停車的門廳里。守衛這裡的警衛團一大隊副大隊長陳長江見有車子進來，就走了過來，打開車門見是江青，就說：“主席還在睡覺呢，請您稍等一下。”

　　江青一見是陳長江，臉色一下就變了，說話也緊張得有些變調：“不對，不對，怎麼到這裡來啦？不是到老汪那裡嗎？快走，快走！”因為她知道陳長江所在的一大隊是緊隨毛主席擔任保衛的，在沒有事先請示並獲得同意的情況下，就闖到毛主席的住所來是違反紀律的，於是江青車也沒有下，就叫陳長江趕快把車門關上了。

　　我這才知道，江青事先叫我安排車子時跟我說的到上面，不是到毛主席這裡，而是要到汪東興住的地方。於是，我們馬上從毛主席那裡出來。這是我第一次見江青露出如此大驚失色的神情，連她不經事先請示就見毛主席也會嚇成這個樣子，看來她對毛主席還是相當畏懼的。

　　車子又轉到汪東興、張耀祠的住處，江青進去見了汪東興，我在外面等着。我不知他們談了些什麼，但記得江青在裡面呆的時間比較長，估計是在見毛主席前，詢問一些有關毛主席的近況吧。

　　（二）毛主席批評了江青

　第二天，汪東興又把我叫到他那裡，問了我許多有關釣魚臺里的情況，江青如何如何，張春橋如何如何，王洪文如何如何……反正他問什麼，我就盡我所知做了匯報。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毛主席提出過“上海幫”、“四人幫”的事，而且還對他們做過批評。但我想汪東興當時應該是知情的，所以向我了解毛主席不在北京期間，他們在北京活動的情況。

　　後來，江青在長沙見了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在這次見江青時，對她進行了批評，要她不要當後台老板。在許多回憶文章中都講述了王洪文、周總理到長沙，其實江青也去長沙見了毛主席。

　　◇　隨衛江青到大寨

　　（一）浩浩蕩蕩進大寨

　１９７５年９月初，江青由陳永貴陪同，乘坐火車，帶着自己經常騎的馬及一些生活物品，赴山西昔陽縣的大寨村。大寨黨支部的領導成員們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要到大寨的消息，十分欣喜和重視。他們專門前往陽泉火車站迎接江青，還在大寨的村口組織了兩路群眾夾道歡迎。用當時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郭鳳蓮的話說，叫做“浩浩蕩蕩進大寨”。

　　９月１５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３７００多人，昔陽縣城裡沒有能容納這麼多人的大禮堂，好在昔陽剛剛興建了一座拖拉機廠，有一個車間尚未安裝，於是就將此車間當作會場，與會者每人發一個小凳子。會議的主題報告由華國鋒來做。

　　（二） 不能阻攔鄧小平的車

　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同志要在會議上代表中央講話，故而在會議開幕前，鄧小平同志偕夫人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候補委員吳桂賢，從北京趕到昔陽。

　　得知鄧小平要在開幕那天上午到達昔陽縣，而且有到大寨的安排，江青隨即專門向陳永貴和我交代說，如果鄧小平到昔陽先來大寨，不要讓鄧乘坐的車直接開進招待所。

　　因為江青長期隨毛主席生活，養成了和毛主席相近的生活節律，晚上睡得晚，上午通常仍在睡眠中。她是怕鄧小平等人的車子進招待所動靜大，吵了她的睡夢。

　　陳永貴覺得這很難辦，如果鄧小平直奔大寨招待所而來，難道還能真把他乘坐的車子遠遠地攔下來，讓他步行進招待所嗎？他讓我幫助拿個主意，我很乾脆地對他說：“哪能都按照她的要求做，如果鄧小平的車子開過來，是絕對不可以阻攔的。”

　　然而，鄧小平一行到昔陽後，沒有前往大寨，而是直接去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會場，免卻了弄不好可能會引起的事端。鄧小平的這一決定，着實使陳永貴和我們減輕許多心理負擔。

　　（三）會上胡亂插話

　在會議開幕式上，鄧小平講話剛開始，江青馬上插話說：“鄧副主席是毛主席親自派來的。”她還搶着宣布：“主席要鄧副主席在會上講幾句話。”而且明知中央會前已議定各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把手不參加會議的江青，還在不知情的會議代表面前插話說：“這些第一把手不到會，是對農業不重視。”

　　會議期間，我記得鄧小平、華國鋒、江青、陳永貴、姚文元、吳桂賢等參觀了大寨人在溝壑山巒中營造的梯田。那是臨近仲秋的收穫季節，田裡的農作物穗長粒飽，沉甸甸的，煞是喜人。新華社攝影部的副主任、中央新聞組組長杜修賢，為這些中央首長們拍了不少以田間地頭為背景的照片。我至今都留存着一張當時同這些領導人在一起的合影。江青除拍攝了大寨的風光照外，還興致很高地為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華國鋒等人拍了照。

　　在這一團和氣的背後，是“四人幫”正和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進行着暗暗的交鋒。１９７５年７、８、９三個月，鄧小平堅決而果敢地推進着他的全面整頓。鄧小平的所作所為，使“四人幫”敏銳地感到，鄧的理念同他們存在着巨大的差異，而且鄧的地位愈穩固，愈將阻礙他們對黨和國家更高支配權力的攫取。因此，他們千方百計想給鄧小平羅織一些罪證，使之失去毛主席的信任。

　　（四）江青受到毛主席批評

　會議原本沒有安排江青講話，她卻在一次大寨幹部、群眾大會上發表長篇大論，大談當時正在進行的“評《水滸》”運動。她煞有介事地說：“不要以為評《水滸》只是一個文藝評論，同志們，不能那麼講。不是，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對歷史，對當代也有現實意義。”接着，她別有用心地發了一通關於《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的議論。在另一次座談會上，她又說：“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隨後，江青要把她幾番言論的錄音在大會上播放。負責這次會議的華國鋒認為不合適，並報告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發，錄音不放，講話不印。”

　　（五）我替陳永貴出主意

　一天，江青提議要和全體文藝戰士們一同參加勞動實踐，便帶着一群人去大寨有名的虎頭山、狼窩掌，一路上喜笑嫣然。

　　江青不知從哪裡搞到了一些油莎豆的種子，要大寨人在山地上種植。油莎豆在中國是罕見的油料作物，屬熱性作物，大寨人從沒有侍弄過，也不適合在大寨這個緯度的山地種植。可江青要在這裡種，大寨人能有什麼話說？

　　江青騎着從北京帶來的馬游山，突發奇想地提出在虎頭山頂上挖防空壕。江青帶頭挖，又拍照，又拍電影，還叫跟隨的人一起挖，挖了一條連手榴彈炸也經不住的防空壕。

　　　除了在田間地頭動干戈外，江青還生出改造大寨窯洞的念頭。大寨的窯洞都是單眼的，互相不連通，沒有里外間。江青不知是出於什麼考慮，找到陳永貴，要他布置人員，把她住宿和使用的三間單眼窯洞從裡面打通，使臥室、起居室、辦公室合成套間。

　　從裡面打通窯洞這種事，在大寨沒有先例，陳永貴和山西省委書記王謙都覺得江青的要求難以滿足，可又不好直來直去地回絕，便找我商議怎麼應對。

　　我當年打過窯洞，特別是經歷過西柏坡窯洞塌方的教訓，想起那往事也就想出了對付江青的主意。我告訴陳永貴和王謙：“你們就說大寨的土質是平質型的，支撐力不夠，橫向打通可能會塌下來，太不安全了。”陳永貴他們把我的這番話在江青面前學了一遍。這招果然靈，江青再沒提改造窯洞的話茬兒。

　　（六）執意二次去大寨

　江青第二次到大寨，是１９７６年的９月初。據說江青在離京前，曾和王洪文、張春橋等在釣魚臺的１７號樓開了一個碰頭會，商議“批鄧（小平）”“倒葉（劍英）”，“拉華（國鋒）倒華”（即能拉則拉，拉不過來就打倒）。在這之後，江青說：“我看主席的病就那樣了，有你們在，我也就不陪了，明天準備去山西大寨看看，做做下層的工作，造造輿論。”　第二天，江青不顧中央其他領導人以毛主席病情惡化對她的挽留，帶上眾多隨從人員，乘坐豪華專列去山西。專列掛了７節車廂，還有兩節拉馬及一應物品的車皮。

　　（七）江青批評郭鳳蓮

　江青到大寨後，要看她的油莎豆長得怎樣了。一聽她這要求，陪同她的大寨人頓生忐忑。因為油莎豆生長的合適地溫在３０攝氏度以上，而大寨的地溫天氣熱的時候也就２０多攝氏度，大寨人為此耗了不少心力，但自然規律不可違，油莎豆長得高一叢矮一叢的。見油莎豆如此長勢，江青的臉一下子就拉長了：“你們怎麼搞的？啊！我的希望變成泡影啦！我送給你們這麼好的種子，你們卻種成這個樣子……”幸虧負責種植油莎豆的大寨大隊科研組長高玉良確實對油莎豆的種植狠費了一番心思，他把這種作物不適合大寨生長，大寨人為此進行了怎樣的實驗和努力條分縷析得頭頭是道，江青才不再糾纏了。繼而，江青又提出要去看上次來時帶人挖的防空壕。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那條防空壕純屬擺設，所以大寨人就給填了。此刻無法隱瞞，郭鳳蓮只好對江青實話實說。這下子江青脾氣上來了：“你們知道我是幹什麼來了嗎？我是同修正主義鬥爭來了！你們毀我的戰壕，也不向我打一個招呼……”

　　（八）召開學習批判會

　一天下午，江青召集陳永貴、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隊的幹部，以及隨同她的工作人員，一起學習中央（１９７６）４號文件。４號文件發布後，在“四人幫”的推動下，一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在國內興起。江青在大寨召集的會議上，對鄧小平大加詆毀，甚至把鄧小平出國時帶子女到機場給自己送行，也作為一條罪狀。當時我也被召來參加學習批判會，江青說到這兒，點名要我為她的話做證。鄧小平出國，我作為機場警衛負責人也在現場，可我沒有印象鄧小平帶子女到機場，就照實說我沒看見鄧小平帶子女到飛機場。江青見我不配合，有點懊喪，悻悻地說：“事情恐怕不像你說的那樣吧？”

　　江青這次在大寨常放在嘴邊的話題，就是關於“女人掌權”，她幾次向大寨的社員、幹部發問：“是隨父姓還是隨母姓？”當她得到的回答都是隨父姓時，很不以為然地說：“你們為什么姓了父親的姓而不姓母親的姓呢？以後一定要改過來。”

　　（九）突然接到北京來電

　９月５日晚上９時左右，我突然接到汪東興從北京打來的電話，通知說要江青馬上返回北京。汪東興在電話中告訴我：“主席的病情很不好。”

　　關於回京的路線，汪東興在電話里說：“你們返回北京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一是乘火車到太原，派飛機到太原接你們；一是乘火車到石家莊，派飛機在石家莊等，你看哪個合適？”我短暫的思考了一下說：“我看還是按後一個方案比較好。去太原時間太長，路也不順。到石家莊換飛機對安全有利，又節約時間。”聽了我的看法，汪東興決定讓我們走石家莊這條路線。

　　放下電話，我立即將汪東興來電話的事報告了江青。沒過多久，江青的秘書劉玉庭也接到了從另一渠道通知江青儘快返京的電話。江青聽了電話傳來的確切消息後，顯得異常鎮定，沒有流露出一絲不安的神情，與大家心急火燎的心情形成很大反差。她依舊是那樣慢條斯理地整理行裝，用了很長時間才打點完畢。

　　我和隨行人員同江青一起乘上汽車，從大寨到陽泉。在陽泉登上火車，於次日凌晨１時左右抵達石家莊。在一些記述此事的書籍和文章中，都說江青在返京的火車上還談笑風生，甚至和同行的人員打撲克。但我的印象並非如此，江青沒有打撲克，也沒有談笑風生。在石家莊火車站，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劉子厚、呂玉蘭等已在那裡迎候，他們陪着江青坐上轎車，直奔飛機場，飛機大約飛行了半個多小時，便到達北京。

　　◇　隨衛江青到保定

　　（一）車廂漾起侃侃語流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３日晚，江青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她外出警衛的我打了招呼：明天，即１０月４日，江青要去試乘二七機車車輛廠生產的內燃機牽引車頭。二七機車車輛廠革命委員會的人也參加，讓做好準備，並通知有關人員。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廠的１０餘人及中辦警衛處副處長、中央警衛團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內燃機火車頭，掛了一節可以開會和會客的公務車廂，從北京始發到了保定附近。按江青的旨意，火車停在了於家莊的一條鐵路專用線上，她睡了一覺。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後的江青來了精神，組織隨行全體人員學習中央（１９７６）４號文件，車廂不時漾起侃侃語流。

　　（二）終於離開了車廂

　我以警衛安全為由，未在車廂里聽江青的說教。晚上七八點鐘時，火車返到了北京站，可學習座談會還沒有結束，江青不僅自己不下車，還不許別人下車，我覺得很不正常，就藉口安全問題下了車，並讓警衛參謀馬清泉一次又一次給汪東興打電話，報告了五六次，請示怎麼辦？

　　汪東興回答說：“知道了，她願意什麼時候下來，就什麼時候下來吧。你們耐心等着。”一直等到１０點左右，江青終於離開了車廂，回到她在中南海新落成的２０１住所。這是我一生最後一次兼管江青，擔任她的隨衛。１０月６日，也就是這次隨衛後的第二天，江青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被逮捕。

《文史月刊》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