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計算蘇軍當年轉交中共武器數，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個別數字做論據，也不能只計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間的差數，甚至不能簡單地拿不同時期東北野戰軍實有武器數相加減，還應考慮到因種種原因受到損失的數字。事實上，劉文提到李運昌部從葉柏壽及馬三家向錦州那次運送槍彈物資，路途上被截留、偷盜和私拿就相當多，“大部武器在運送過程中遺失”。我們不能因為黃克誠部僅得1200支槍，就無視蘇軍當時曾轉交12000支槍的事實。[18]類似的情況在中共軍隊出關最初的一年裡發生得相當多。不考慮這些情況，僅以1945年底以前的兩個電報中的數字作為根據，斷言蘇軍轉給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憐”，顯然是過於輕率的。況且，只舉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兩封電報中提到的武器數，也並不能據此就斷言說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這麼多。注意一下劉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報文字：“運赴錦州方面的各種彈藥物資（七九子彈40萬發在內），三八子彈達80萬發，手榴彈15萬個”，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彈40萬發”括起來，顯然是因為在前面已有過通報。這至少說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間，絕非只有這兩封電報談到過蘇方轉交武器彈藥問題。事實上，劉文隨後所舉李運昌之報告也能夠說明，彭真12月30日電報所提到的李運昌部運送的那批武器彈藥，也並非就是當時蘇軍在東北轉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為它不過只是總部離瀋陽後，將原存瀋陽總部的物資西運至“葉柏壽及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細注意一下劉文所舉李運昌報告黃克誠師得到的武器當中，我們也能夠發現，有些武器就不是劉文所舉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兩份電報中所列的東西。[19]很明顯，僅僅依據9月21日和12月30日兩封電報，要證明蘇軍轉交的武器“少得可憐”，是無法成立的。要說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過多少蘇援，不說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關部隊得到武器的情況，和1945年9月下旬至總部離沈，即至11月下旬之間所得武器的情況，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關部隊得到過多少武器呢？僅據曾克林回憶，當該部被蘇軍迎入瀋陽後，蘇軍就已將瀋陽兵工廠，及瀋陽、撫順、遼陽、本溪等地的軍火庫、軍需被服倉庫等交給了該部，甚至把日本關東軍最大的蘇家屯倉庫也交給了該部。當然，9月下旬蘇軍態度轉變，又將這些倉庫大部收回。但該部還是運出步槍20000支，輕重機槍1000挺，和156門各種炮，不僅裝備了出關部隊，“還將一部武器支援了後續部隊和原抗日聯軍以及關內其他解放區部隊”。此後，該部仍陸續利用沒有交回的倉庫取運武器，包括拉出一批軍火於10月前後“發給三五九旅和山東魯中部隊、膠東部隊和延安來的教一旅等部隊”和“用船向山東龍口送去一批武器、彈藥，其中有500萬發子彈、炮彈”。[20]該部甚至還完整接收了一個日本航空大隊。[21]與此同時，進入承德、灤平、葉柏壽、朝陽和山海關、綏中、興城、錦西、錦州、錦縣、北鎮、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軍隊也得到了大量武器。僅進駐錦州擔任衛戍任務的周家美部500餘人，就在蘇軍的協助下，通過解除錦州偽滿軍隊一個旅5000餘人的武裝，獲得火炮28門，輕重機槍216挺，步槍3200餘支，手槍150餘支，炮彈100餘箱，子彈500多萬發，汽車20輛。另外，“蘇軍還從繳獲的日偽武器倉庫中，交給衛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彈藥，計有各種火炮50餘門，輕重機槍480餘挺，步槍1萬支，手槍200餘支，各種子彈500多萬發，以實際行動援助中共軍隊。”[22]曾克林一部原僅4000人，一舉發展到數萬人，並仍能以大量武器裝備運送給其他出關及關內部隊，可見中共這一時期所獲得的武器數量絕非“少得可憐”。

同樣，彭真等到瀋陽後，也仍舊陸續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電所報告之數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種方法得槍萬餘支”，次日再告發現新的武器庫，“搜得山炮八十門，迫擊炮百餘門，子彈稍多”。特別是10月3日與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會見後，整個情況更加樂觀。正如東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電稱：“蘇軍已下最後決心，大開前門，此間家務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現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許在一月內替我保存。”[23]這裡的所謂“此間家務”，指的就是在東北的全部日軍武器。所謂現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為這個時候在東北的中共部隊還不夠多，幾十萬裝備拿不了。即便如此，也還是拿了一部分，這就是《恩怨》書中所講會談後一次得到的步槍30000支，機槍100挺，大炮15門。也正是基於這種情況，考慮到蘇軍即將撤退，只能代為保存一月，東北局因此明確電告中共中央，說這裡的武器數量極大，全部交給我們確係遠方（指蘇共中央）決定，要求中央下最大決心抽調30萬主力於一個月內趕到東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東北局更進一步致電中共中央，說明蘇軍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東北工業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廠，蘇軍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飛機和有一個日本航空大隊全部人員可以使用外，僅撫順一處便有300萬發炮彈可供使用。蘇方建議中共趕快接收，同時抓緊編練炮兵和生產大炮。而兵工廠及武器庫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轟炸。在此期間，中共陸續運出了一些武器彈藥，但因各地出關部隊還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庫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隨後因11月17日國民政府撤退東北行營，蘇軍態度改變，致使許多已經接收到手的武器庫和兵工廠等，又重新被蘇軍收了回去。因此才會有黃克誠等部雖趕來東北，卻未能很快獲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況。

但此後自1946年3月初起，蘇軍態度再度轉變，並且十分強硬，堅持中共應該全力阻止國民党進入東北，為此特將瀋陽以北地區全部交給中共接收，不向國民政府辦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裝備。只要比較一下劉文所舉1945年底與1946年5月這兩個時期東北部隊的武器裝備增長情況，就不難了解在此期間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據劉文稱，1945年底中共出關部隊的武器數為：步槍39641支，輕機槍1139挺，重機槍105支，擲彈筒59支，迫擊炮64門，其他“能夠用於戰鬥的重武器如榴彈炮、坦克、飛機，更是一無所有”。[24]幾個月後，部隊有長槍160881支，輕機槍4033挺，重機槍749挺，各種炮556門。[25]兩相對照，在此前後各部隊得步槍超過12萬支，得輕重機槍3500餘挺，得擲彈筒近千支，並得各種炮492門。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這一統計數字，是在東北部隊幾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戰遭受嚴重失利之後的數字，必須把戰爭中損失的裝備數加上去。而此次作戰，僅人員損失就將近20000人[26]，不少部隊甚至喪失了戰鬥力[27]，再加上撤出戰鬥時極其艱難緊張，北撤時又遭受追擊，以致“散的散，叛變的叛變”，逃亡現象十分嚴重[28]，武器裝備的損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戰爭損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戰役發生前所報尚未裝備部隊的庫存武器數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幾個月裡中共得到的武器數顯然是頗為可觀的。如果在此基礎上，把劉文所列1947年4月部隊裝備增長的各項數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後陸續運往關內的武器數，和1947年以後我們還不十分了解，但明顯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數加上去[30]，說蘇聯在解放戰爭期間為進入東北的和在華北的中共軍隊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似乎並不為過。[31]
應該說明的是，筆者並不認為前蘇聯公布的數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數字。筆者之所以強調蘇方提供（不論有償還是無償）的武器足夠裝備幾十萬人，就是對前蘇聯的數字有所保留。因為前蘇聯公布的數字，即70萬步槍，12000挺機槍，4000餘門各種炮及600輛坦克等，按當年中共東北野戰軍的配備，已足夠裝備上百萬人的部隊了。[32]但這並不等於說蘇方的數字一定是編造的。在這裡，真實是相對的。因為在當年那種千變萬化的複雜情勢下，蘇軍一會兒把一些武器庫交給中共，一會兒又把一些武器庫收回來；今天將一批武器交給中共，明天又將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爾、熱河這樣做，在東北諸省那樣做，在北朝鮮又是另一種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時蘇軍紀律鬆弛，實際負責看管或上報的單位五花八門，一些人責任心不強，甚或有心邀功，上報數字與實際有較多出入並不奇怪。對後來的俄國人來說，他們只知道當年已經把統計表上的這些日本軍火都交了出去，至於這個數字準確與否，每次交給了誰，何時何地怎麼交的，是不是確實交給了中共，移交或搬運中是不是有所損失，其中多少已是廢品，對他們來說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關心和弄清這個問題的，首先應當是中國人自己。

然而，前蘇聯公布這些數字距今已經有30年了，海內外眾多關心這段歷史的讀者相信它們也已經30年了。奇怪的是，身為受援方，又不同意這些數字的中國方面，迄今並無任何具體澄清的系統研究，甚至幾十年來連一篇有關這個問題的論文都未見發表。既不便開放相關檔案，提供人們進行研究對比，也不鼓勵相關研究者做深入探討，弄清史實，結果，在涉及到蘇援問題的各種檔案文獻、回憶資料在國內外以各種方式被逐漸披露出來的今天，筆者試圖略做嘗試，自然也就會出現像劉文這種全盤否定式的回應。

其實，拒絕接受俄國檔案並非自劉文始。自20世紀90年代俄國檔案陸續開放以來，我們經常會發現一些與我們過去的解釋不同的文獻史料。對此，多數學者的態度是歡迎的，他們會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機遇和挑戰。但總是有少數學者像劉統先生一樣本能地採取一種排斥的態度。他們只相信自己過去的認識，因此堅稱俄國檔案“不可靠”。筆者在此想要介紹給這些學者的一個值得記取的例子是，我們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問題時，常常會引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以便說明毛澤東這一天已經表明了決心出兵的態度。但是，後來俄國學者在俄國總統檔案館中發現了10月3日由毛澤東口授，蘇聯羅申大使記錄並發給斯大林的另一封內容完全相反的電報原件，並將其公之於眾，於是毛澤東10月2日電報的真實性很快受到懷疑，甚至中國政府公布文獻的可靠性也立即成為美俄等國報紙炒做的題目。面對這樣一種情況，中國的檔案保管及文獻研究機關並沒有採取簡單的排斥態度，而是主動配合國際學術界查驗並提供了毛澤東10月2日電報稿原件的複印件。經過將兩份檔案原件的複印件認真比對和研究，最後中外學者達成了共識，即兩份文獻都是真實的，不過中國方面公布的10月2日電報稿實際上並沒有發出，發出的是3日羅申記錄的那份電報。從這件事當中，我們似乎應當可以學會怎樣去面對那些可能與我們過去說法不同的東西，不論它們是來自俄國，還是來自我們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