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梅雅

　　風靡全國全球 發行50餘億冊 猛漲急落的紅色海洋

　　六十年代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圖書是中國的一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據報載，僅“文革”幾年之內，國內外就出版了用50多種文字印成的500多種版本,總印數為50餘億冊。在當時，全世界30多億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冊有餘，被國際上公認為：“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書”。

　　曾記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間，“紅寶書”忽然在中國大地掀起了紅色海洋，呼嘯澎湃，浩瀚無邊。《毛主席語錄》在人們手中飛揚，口裡傳誦；“最高指示”響徹雲霄，語錄歌聲晝夜不斷。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築物，里里外外都敬書高懸語錄牌，全中國成了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那時，全國除毛澤東本人以外，上自“副統帥”林彪，下至每一個學齡兒童，無不每天隨身攜帶這本小紅書，早早晚晚必須高擎於頭頂，三呼“萬壽無疆”，三呼“永遠健康”，那時稱此舉曰“早請示”、“晚匯報”；大小集會，乃至隨時隨地，都可能需要朗讀或背誦毛主席語錄。那時，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毛主席語錄》不可不帶。“頂禮膜拜”程度勝過歷史王朝，成了新的宗教儀式。

　　有段時間在人際交往中，也要像對口令一樣用毛主席語錄互相呼應。老太太上街買菜，要對售貨員說：“‘節約鬧革命’，請給我拿二斤菠菜。”售貨員要答：“‘為人民服務’，這是找你的錢。”否則買賣不能成交。

　　人們拿着《毛主席語錄》就像拿到了“尚方寶劍”，可以攻擊別人，也可以防衛自己，但《毛主席語錄》的防衛性遠不及進攻性強。巴金在劫後的日子裡，對此曾有過一段形象的描述：

　　“有一個時期我們每天要舉行幾次‘請示’、‘匯報’、‘祝萬壽無疆’的儀式。別人在我們面前念一句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於是我們就成了該打倒的‘反動的東西’。他們又念一句：‘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於是我們就成了‘極端反動的人’。他們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進行批判’，於是我們就被當作‘牛’給關進了‘牛棚’……”（引自巴金《要有個藝術民主的局面》）

　　文革中，毛主席語錄又更多地作為個人與個人派別與派別之間互相攻擊的常規武器被投來擲去，漫天飛舞，好像誰使用的“語錄”多，真理就在誰手裡。作為軟武器，毛主席語錄也曾直接用於“反帝、反修”的戰場。請看下面發生在1966、1967年間的事件記錄：

　　我駐×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印有“造反有理”語錄的傳單，東道國提出抗議；

　　我駐×國使館造反派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語錄牌，宣稱要讓這裡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澤東思想；

　　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毛主席語錄標語牌，當局不同意，他們集合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駐非洲×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裡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

　　我駐×國使館造反派，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毛主席關於婦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罵；

　　1967年，我國500多名留學生回國，途經蘇聯，其中留法學生到紅場高聲朗讀毛主席關於反修防修的語錄、與蘇聯警方發生衝突。其他留學生義憤填膺，成立了留學生總指揮部，準備組織匯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學生，再次去紅場“血戰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陳毅簽發的特急電報，真要在“蘇修叛徒集團老窩”中心開花了；

　　留在巴黎的留法學生聽說第一批回國的留學生在紅場挨了打，立刻帶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隊準備到蘇聯駐法大使館去寫標語，走到半路就被法國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駐法大使親自連夜給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打電話，同時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車把被扣留學生押送飛機場，讓他們立刻登機回國。

　　1966年，我國派出一個青年文藝小組到與我國友好的法國訪問演出，他們在每個節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語錄。觀眾對此很反感，頭兩三個節目，還能忍受。以後每念一次毛語錄，台下就發出一片噓聲，越念噓聲越厲害。大使館的同志們看到這種情況，心裡很難過，建議他們不必每一節目前都念語錄，但文藝小組領導堅決不肯，說節目前念語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創舉。台下喝倒采，他們說觀眾大多是資產階級、敵人反對正說明我們是正確的。大使館黃鎮同志和宋之光同志為了維護國家利益，為了維護毛主席的威信，為了中法友誼不受傷害，只好對他們說，如果不接受使館意見，就不要再演出了。這才使他們不得不做了讓步。但1967年，當宋之光回到祖國時，卻為此被扣上了“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帽子，坐了“噴氣式飛機”。

　　在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語錄”成了中國人民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和咿呀學語的娃娃也都要背會它幾條。在中國，人們念的是語錄辭，做的是語錄操，唱的是語錄歌，跳的是語錄舞，小學生課本是《毛主席語錄》本。毛主席語錄與人們生活，交往如此密不可分的現象，也成了當時中國的一大文化景觀了。

　　但最時興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蒙古溫都爾汗一架中國飛機的墜毀，使紅色海洋狂熱的波濤戛然而止，“紅寶書”也從億萬人高擎的手中紛紛落下，最後在人民生活中逐漸地消失。而今，時光才逝去二十年，發行50億之巨的《毛主席語錄》竟成了為數寥寥的收藏家搜尋的“文物”。在文物市場，由於稀少，一本《語錄》竟能以高出原價百倍以上的價格出售。

　　時過境遷，當年熱衷於紅色海洋的人們又開始以異樣的熱情，匯成了奔小康的潮流，再也沒有人探究《毛主席語錄》的來源、出版過程和其間的一些是非、隱秘。

　　不過在芸芸眾生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士，她對《毛主席語錄》仍懷有極特殊的感情。在《毛主席語錄》最流行的年代，她默默地享受其中的榮耀與甘甜；在《毛主席語錄》遭冷落的時候，又默默地承受她不能理解的痛苦。是她最早提議並親手編輯出版後來風靡全國乃至世界的《毛主席語錄》，這本小紅書記載着她的輝煌，她的艱辛與苦澀。她就是解放軍報社已經離休了的一位編輯——田曉光。

　　她向我講述了自己參與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的全過程。談起往事，她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年代，有時談到得意之處，臉上泛着興奮的光澤，忘情地閃動着驕傲的目光。她永遠也接受不了這樣的現實：她用她生命的精華編輯出來的這本至今受人愛戴的偉人的語錄，竟被人利用來當作一個作惡的工具，而且運用這個工具導演出了那麼多的人間悲喜劇。我尊重她的這種感情，理解她與我談話所站的角度，因此，我決定將她對我談話的內容及提供的資料僅作簡單的整理，坦陳於此，給後人了解和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一個佐證材料。

　　毛澤東的語錄怎樣變成《毛主席語錄》

　　“你們怎麼想起要編一本《毛主席語錄》呢？”

　　“我們之所以萌發編輯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想法，這首先還要從《解放軍報》刊登毛主席語錄說起。

　　“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工作以後，首先在全軍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1960年3月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許多警句你們要把它背下來……我主張就是要背一點東西，首先是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最精闢最重要的話背下來，腦子裡就是要記住那麼幾條……

　　“61年4月，林彪在部隊視察時，更明確地指示：為了使戰士在各個時期、各種情況下都能及時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導,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毛主席的有關語錄。

　　“我當時在軍報資料室負責馬、恩、列、斯、毛語錄卡片資料工作，為報紙選編毛主席語錄的任務自然就落在了我頭上。在社裡每天下午的編前會上，了解第二天報紙的宣傳中心、負責提供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

　　“說來也是很巧的。一次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唐平鑄同志，帶領人馬到幾家報社參觀取經。在《天津日報》社，唐平鑄發現他們資料室的同志將《毛主席語錄》中可以獨立使用的文字，即後來說的‘語錄’，作成卡片，分門別類地排成專題目錄,為編輯部門查找、引用、校對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這對我們軍報刊登毛主席語錄來說，太用得着了！唐平鑄指示我們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來。由我負責重新整理，按我們設的專題重新排列，並把我們以前積累的充實進去。最後又作了校訂。

　　“有了這套專題目錄，為報紙提供毛主席語錄的工作開始得心應手了。後來的《毛主席語錄》，就是這套目錄基礎上選編的。

　　“毛主席語錄天天見報後，部隊裡反應熱烈。當時軍隊文化程度不高，戰士多數是從農村招來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識分子了，讓他們直接學習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難。而我們當時摘編的毛主席語錄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簡潔、最通俗、最精闢地講出道理的語言，戰士們一看就懂，一講就明白，這樣，學習毛主席語錄，戰士們既學習了政治，又學習了文化。對部隊進行思想教育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林彪對他提出的語錄登報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他說：‘解放軍報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語錄，編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導員難解決問題，不過不要多，而要好。’到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又講：‘解放軍報經常按照當時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語言摘出一部分登出來，底下也表示歡迎。’

　　“軍報資料室在為報紙選登毛主席語錄的基礎上，又時常結合當時全黨全軍中心任務，匯編毛澤東的有關論述，大篇幅地在報紙上集中發表。如1961年的《毛澤東論調查研究》、《毛澤東論政策》和《毛澤東同志論理論聯繫實際》等的專題語錄匯編。後來又發表了《毛澤東同志論領導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當時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同志在《解放軍報》毛主席語錄宣傳小結上曾批示：‘大型輯錄形式好，以後還可以用。’鼓勵了這種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方式。

　　“鑑於當時這種情況，我向報社領導提出了要為部隊編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想法。領導上十分贊成，但說要請示一下。”

　　1964年第一個黎明，第一本《毛主席語錄》問世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鑄去參加總政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把我們建議編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意見帶了上去。

　　“一天，唐平鑄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總政領導要我們編一本《毛主席語錄》,作為會議文件下發。並要求在會議結束前,徵求各位代表對《毛主席語錄》的意見。

　　“我接受了這項任務。時間如此緊迫，必須爭分奪秒。我一放下電話，立即擬定了編選計劃。送報社領導批准後，馬上投入了工作。

　　“為了保證如期完成任務，領導上又調了一位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年輕同志幫助我一塊兒干。我那時雖也才30多歲，但已經是4個孩子的媽媽了，我的家不在報社,為了工作方便，我住到了報社，夜以繼日地苦幹了一個星期。我們採取編一個專題,發排一個專題；排一個專題，校一個專題的辦法搞突擊，但仍覺得速度慢，最後我們索興搬到了印刷廠里辦公，一邊編，一邊排，一邊校，一邊印。

　　“1963年，我國經濟開始復甦，餐桌上也能見到點油腥了。這年除夕也顯得比前兩年誘人，我的四個孩子，兩個在學校住校，兩個在幼兒園住托，平時很少能在一起。快過年了，都盼望着能和爸爸媽媽一起過個好年。也就是在這年的除夕之夜,正趕上《毛主席語錄》總校、付印。那天，我們在印刷廠整整幹了一個通宵。當新的一年第一個黎明到來的時候，我手捧着散發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語錄》的印張，心裡感到無限的快慰，至今回想起來，都令人振奮。

　　風靡全國全球 發行50餘億冊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語錄》徵求意見本出版了。16開本，其中共設23個專題，選編語錄200條。題名為《毛主席語錄200條》。

　　“《語錄》按期發到了與會代表手裡。經過討論，代表們除了提出增補意見外,還建議迅速印發部隊。

　　“我們根據代表們的意見，花了5天的時間，對《語錄》進行了增補。題名改為《毛主席語錄》，仍為16開本。設25個專題，收語錄267條。1月10日，《語錄》重新印發給與會代表，並同時下發給部隊廖初江、豐福生、黃祖示等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和先進單位徵求意見。

　　“就這樣，從接受任務到第一本《毛主席語錄》問世,總共不到一個月時間。”

　　《毛主席語錄》由總政治部正式通過定稿

　　“1964年7月，毛澤東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反對本本主義》、《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四篇文章公開發表。為使《語錄》中有這部分內容，並改進過去編排和所選內容的不足，我們提出了再版意見。正值這時，康生和毛主席秘書田家英也分別打來電話，提出《語錄》中有三條語錄雖是毛的指示，但摘選的文章不是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希望再版時刪去。

　　“我們的意見得到批准。再版《語錄》編選，主要是內容的增減，原有的30個專題，沒作大的改動，只是新增了三個專題。

　　“當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發表，我們認為《毛選》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解放戰爭時期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英雄氣概和我人民解放軍所向披靡的革命氣勢，《語錄》沒有反映出來。而這種精神不僅在革命鬥爭中需要，在和平環境裡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適用。所以決定增設‘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專題。

　　“當時我們黨強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認為沒有一個正確的學習態度和方法是學不好的，因此，又增設了一個‘學習’專題。

　　“我們又採納鄧穎超同志提出設‘婦女’專題的意見，增設了‘婦女’專題。

　　“這樣，再版的《語錄》由30個專題增加到33個專題，所收語錄也由355條增到433條。

　　“1965年5月，決定《語錄》再版本命運的時刻到來了。

　　“那天，總政領導和各部部長們在三座門開會，會議結束後，臨時決定在軍委辦公廳小會議室集體討論審定再版本《語錄》。

　　“報社領導通知我馬上到會。當我趕到會場時,總政各部領導都已落座等待了。沒等我喘過氣來,已在會場的唐平鑄就說：‘你快點介紹一下選編《語錄》的原則、指導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內容的調整、增減和存在的問題。’聽了他的話,開始我真有點蒙頭了，我原是準備來聽會的，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但又意識到，這次會將決定再版本《語錄》的命運，我想：這麼多領導意見不會少。再說，《語錄》內容多少本來意見不一致，真擔心通不過。已經到這分上了，我顧不了那麼多,只想把理由說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調整了自己，把這些天來腦子裡裝的問題一股腦兒地抖了出來，把拿不準的問題提交會上討論。

　　“最後會議對《前言》和全書的33個專題的設立一致通過，內容僅刪去了六條語錄，定為427條，共8800字。

　　“這本再版本《語錄》能這樣如此順利地通過，我是沒想到的。當時我愉快、激動的心情是無法形容的。”

　　語錄本“前言”與林彪的題詞及“再版前言”

　　“早在1964年5月，總政領導決定，將這本修改後的《毛主席語錄》在部隊內部發行，幹部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軍報為此還發了消息。

　　“為了部隊指戰員攜帶方便，還決定將《語錄》改52開本，這也是最早的小開本《語錄》。

　　“在這本語錄出版前，因為林彪當時主持軍委工作，我們建議請他為《語錄》題詞。並且提出最好寫雷鋒自勉用的幾句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軍報領導接受了建議，讓我們將這四句話抄轉給林彪。林很快寫好，轉了下來，當我拿到題詞後，發現林彪只寫了前三句，最後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沒寫。我當即找到軍報辦公室秘書，請他給林辦打電話詢問。電話是葉群接的，葉回答說：‘林總寫的時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沒吭氣，想必他有他的考慮，不必再問他了，就用三句話好了。’

　　“我拿着題詞感到為難，總覺得不夠完滿，請示唐平鑄，唐沉默了一會兒說：‘就這樣製版算了！’我這才發送工廠製版。

　　“林彪題詞除了少寫了一句話外，‘聽’字還多了一點兒，寫成了‘口斥’。《語錄》發到部隊以後，群眾多次來信提意見，在1965年《語錄》再版時才作了技術處理。

　　“1964年版的《毛主席語錄》，按出版慣例有個前言。由我起草後，經過唐平鑄副總編審定，在64年版的《語錄》上，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表了。

　　“1964年下半年，《語錄》決定再版後，為了進一步改進《語錄》選編內容，切合部隊的需要，報社領導指示我們下部隊徵求意見。

　　“我到了北京衛戍區某師八連。當時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副指導員孔祥秀說，《語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前言’應該有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一段論述加進去。

　　“回來後，我綜合了部隊幹部、戰士的意見，並專門將孔祥秀同志對前言的意見寫了一條。報社領導同意，把軍委擴大會議決議中的這段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加在了‘前言’的開頭：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同志不但規定了我軍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規定了我軍建設唯一正確的路線。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後來被羅瑞卿同志刪去——作者注）。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的經驗，我們黨的理論，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澤東思想里。……

　　“這個‘前言’經過總政和羅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語錄》的‘前言’。署名仍是‘總政治部’。

　　“《毛主席語錄》再版本在全國發行後，特別是‘文革’開始以後，又陸續收到許多不同意見，認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應該根據1966年8月1日——12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提法重新改寫。

　　“我們據此給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寫了報告,並建議語錄內容不動，‘前言’修改好後，先登報，然後印成活頁發給讀者。

　　“總政領導很快就批准了我們的報告，並認為我們的建議可行。我們根據總政和軍報領導的指示，將當時文件和報刊上反覆宣揚的林彪關於‘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等言論及提法，寫進前言。交稿審定時，由羅瑞卿召集報社領導集體修改定稿以後，卻在署名問題上發生了爭議。有人主張仍署‘總政治部’，有人主張為了便於《語錄》出口，署‘人民出版社’為好。這兩種意見都報到了上面。後來又由軍委及總政領導決定以‘林彪’名義發表‘再版前言’，於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國各個報紙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見報後,我與原署名‘總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樣在文字上核對了一遍，內容一點未變。

　　“後來有人說，林彪的題詞是從雷鋒那兒‘偷’去的。實事求是地說，是我們請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說，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張春橋寫的。這也是不實之詞，那時張春橋對這事還插不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