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短缺時代
　　如果說，在那個時代除了政治迫害、戶口歧視之外，還有什麼讓人刻骨銘心的，那就是無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對今天的年輕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輕人除了缺錢，感覺不到什麼物資的短缺。是的，最珍貴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東西，平時人們只看得到金銀珍貴，但沒有人去多想，看不見、摸不着的空氣和到處流淌着的水，對一個人的生命來說才最珍貴，如果沒有空氣和水，多少金銀都是無用的。然而在那個時代，基本生活物資的短缺是家常便飯，影響到了每一個老百姓的生活（當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當別論）。為此，當時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專門研究了這種現象，還寫出了一本《短缺經濟學》。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長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後的七十年代，我國人民的生活仍然極度貧困。當時的糧食供應是根據不同工種來的，重體力勞動如鐵工、木工就多一點，腦力勞動和輕體力勞動的就少許多。當時我父親定量是四十五斤，母親只有二十多斤。供應的糧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礪得難以下咽的玉米麵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頓純粹由白面做成的饅頭，都成了很多人家難以實現的夢想。副食供應更差，每人每個季度定量僅供應肉五兩（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兩。不但糧食和肉類和食用油要定量，連布、糖、蛋，甚至豆腐……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應。而農村戶口的家屬，卻是連這一點可憐的供應也是沒有的。
　　時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數人回憶以往毛澤東時代“幸福生活”時還經常念叨說，那時豬肉幾毛一斤，糧食幾分一斤，沒有從當時經歷過來的人乍聽起來確實感到挺便宜。可這些人獨獨“忘記”了，這個價格只是理論上的價格，或者說是基本上不存在的價格。因為，當時只是按定量供應發放票證，如果沒有這小小的票證，多少錢也買不來這些東西。而一個月一兩、二兩的豬肉配給，不到一兩的食用油，如何滿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當時中國老百姓不僅收入低，而且就這麼可憐的收入也並不能購買到可以滿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這為以後發生通貨膨脹早已打下了基礎。
　　近一些年以來，隨着對出版控制的放鬆，一些能夠真實反映中國老百姓真實生活情況的統計數據被披露出來，下面我就摘錄一段： 一九七六年，人均占有糧食381斤，低於1952年395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油為3.2斤（平均每月2.66兩，每天0.88錢），低於1952年（4.2斤），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23.6尺，低於1956年（25.9尺），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低5.6尺。人均住房面積，則從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2平方米。（【注】資料來源：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一文，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看到這些少的可憐的數據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在當時中國這個官僚隊伍龐大的國家裡，身居高位的官僚們，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幾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給份額，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東西比這些統計數據反映得還要少。這就是那個時代經濟“每年增長12.5%”的真相。
　　鐵Z局作為一個大企業，是工人階級中排名最靠前的“鐵老大”，特別是與當時特別短缺的鐵路運輸方面關係密切，單位也有不少運輸汽車，因而在物資供應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單位好得多的待遇。當時，單位有個供應段，專門有採購員在過節之前從外地運來一些生活物資，緩解物資匱乏的情況。有時從東北運來一些大米，有時又從四川運來一些豬肉，有時又從青島運來一些帶魚。八十年代中期還有一次，竟然運回了價格昂貴的鯧魚。那時還很少聽說什麼冰箱冰櫃，因此生鮮豬肉一般過年天冷的時候才會有，物資運來以後，往往是先按記賬方式分發，等節過了以後才挨個收錢。每噹噹地老百姓看到鐵Z局發放物資時的熱鬧情景，無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隨着大刮“批鄧”風，國民經濟又開始下滑，特別是交通運輸不暢。體現在老百姓那裡，就是物資供應極度緊張。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縣街上竟然沒有一處賣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親和幾個工人在街上轉了一大圈，無功而返。想着過元旦家裡卻沒有一丁點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幾個工人鬱悶地回家去了，我的父親不甘心，又來到處機關院內。一走進處機關大院，就發現一大群人圍在一輛解放汽車旁，人聲鼎沸。原來，供應段剛剛從外地運回了一車豬頭。我父親一看人太多擠不進去，就對賣豬頭的工友任××大喊一聲：“老任，幫我留個豬頭！肥一點的！”任師傅是父親的老相識，聽到以後就從車上挑了一個大豬頭，放在自己櫃檯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親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裡，正看到我的母親坐在家裡發愁：快過節了，什麼食品都沒有。此時一見父親提着那一個豬頭回來了，頓時非常興奮，一家人算是過了一個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節，我父親為了買上定量的二斤豆腐，從早上四點排隊一直排到下午才買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隊買肉……買回的都是瘦肉，因為肥肉都被“走後門”的人買回去了。有人肯定會驚奇地問：賣給你瘦肉還不好？我就喜歡吃瘦肉啊！不過，那時的人們既缺肉、又缺油，喜歡買肥肉解饞或者煉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賣肉的、賣豆腐的，簡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學教授還是工程師，人人都得向他們陪笑臉以巴望能弄點肥肉解饞——然而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權力最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惡劣的服務態度讓人難以忍受。文革時期隨着物資的長期短缺，“走後門”之風愈演愈烈，後來發展到“不正之風”，又發展到今天的腐敗。如今父親回憶起這段歷史，吃驚地說：“人的適應性可真強，當時那麼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麼挺過來的？現在想想都後怕，當時就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裡來的那麼大勁頭排十幾個小時的隊？”
　　儘管有人說文革是為了“整腐敗分子、特權階級”，但實際上那個時代照樣有腐敗分子、特權階級，而且為數不少。雖然從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生活水平不能與今日腐敗分子、特權階級同日而語，但是與當時的普通工人相比，幹部們的生活就是強得多。那時的白糖異常緊俏，平時根本就見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親就曾親眼見到，單位頭頭們家裡的白糖放得時間太久而變質，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頭頭家裡還有不少上海產的巧克力奶糖、麥乳精、名煙名酒等等，這在普通工人家裡是根本見不到的。
　　不僅是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時間裡，全國一度“八億人民八部戲”，雖然有些誇張，但基本上見不到什麼文藝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爾有幾部文藝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貫穿“兩條路線鬥爭”，無論是描寫大慶油田的，描寫南京長江大橋建設的，還是描寫農村的，除了環境變變，情節、人物基本上沒什麼變化。我在上大學時候，買了學校處理的圖書館藏的幾本書，其他幾本名字忘記了，只記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長江大橋》。這幾本書儘管描寫的事情不同，但裡面的人物和情節卻是一樣公式化：一個存在糊塗認識的老革命，一般擔任正職；一個苦大仇深的造反派，雖然不擔任很高職務，但革命路線站的穩，在工人或農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應；一個走資派或者階級敵人，一般擔任副職，副總指揮、副廠長之類角色，總是搞破壞，甚至執着到了冒着生命危險搞破壞的變態程度；一個頭腦簡單的革命群眾，特別容易被壞人蒙蔽，被教育後又幡然悔悟，又變成特別堅強的革命戰士。這類“文藝作品”情節大體相似：階級鬥爭特別複雜，壞人隱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誰也識不破，造反派覺得困難時都在半夜學毛著，學着學着豁然開朗，於是往往站到窗前，推開窗戶，“一股清新的空氣迎面撲來，窗外萬家燈火”。結局千篇一律：壞人想盡辦法破壞，最後狗急跳牆，結果被造反派帶領革命群眾抓個現行；老革命受到教育，頭腦簡單的群眾獲得成長。人物也沒有個性，只有“好”與“壞”的面具和標籤。
　　　　　　　　　　　　　　　　　　十二、也有值得懷念之處
　　不過，那個時代治安倒是很好。一九七六年春節期間我們家兩次遭了盜竊，小偷別的什麼都沒動（不過，除了那台收音機以外，當時也是一貧如洗的我們家也的確沒什麼東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兩盤餃子。雖然父母為這兩盤餃子的丟失也心疼（那可是來之不易的細糧和肉啊！），但想到那個小偷定是家裡連過年的錢都沒有了才會鋌而走險的，因此反而可憐起他了。另一次，小偷在大年三十晚上偷走了家裡掛在外屋的一塊肉。那個小偷定是個走投無路的老實人，當時家裡買了兩塊肉，一塊大一點，新鮮一點；另一塊小一點，不太新鮮了。山西冬天外邊冷，屋裡暖和，為了保鮮就把兩塊肉掛在冷一點的外屋。小偷只揀那塊小一點的肉偷走了。我父母發現後，不但不罵那個小偷，反而感嘆，那是一個好人。
　　我三、四歲時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鎖在家裡。那時也沒什麼防盜網、防盜門，調皮的我就把窗戶玻璃上的釘子拔下來，跑出去玩。姐姐不敢跑，我就獨自上街。有一次我自己跑到離家好幾里外的電影院去，人家不讓進，我就在門口玩起來。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見了我，急的發瘋，全城都找遍了也沒找到。後來鄰居跟父母說我臨走時跟他們說了句“影影”，於是父母猜我會不會跑到電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電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幾個小孩坐在地上玩呢！還有一次，父親跟母親說要隨單位文工團去“七五三”兵工廠調演，他們說話時我聽到了，知道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跑到去那“七五三”兵工廠的必經之路旁等着，等到父親單位的大客車來到這條路上，大家異常驚訝地發現了我，於是我就上了車，吃上了一頓大肉——當今，就是給我十個膽子，我也不敢讓自己的小孩這樣單獨行動。
　　那個時代還有一些值得留戀的地方，比如說公費醫療。七十年代，父親的一名姓趙的工友因為鐵屑插進手掌中化膿引起敗血症，局醫院沒法治立刻就轉送到北京的鐵路總醫院，還派了三個人輪流招呼，一直到痊癒。還有一位段姓工人，一九七二年因為腸癌被送到上海鐵路醫院，開刀後截去了一段腸子。但是由於腸道縮短而導致吸收很差，人餓得不成樣子。後來單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鐵道醫院，植入了一段動物腸子，手術很成功，至今還健在。還有一位姓蘇的工人，一九七六年腦部因絛蟲孵化而導致腹水壓迫視神經失明並經常性昏厥，轉至上海鐵路醫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國產），抽出腹水後眼睛復明，一年後水泵壞了，又送到上海鐵路醫院植入美國進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十七年，也是分文不收。
　　雖然生活在“廣闊天地”里的農民沒有公費醫療，但當時的醫療費用是非常低廉的，一個感冒之類的疾病，一兩塊錢就治好了。而且那時醫生的職業道德非常好，例如我的姐姐出生時我母親難產，那樣的情況醫生也不用產鉗（用產鉗容易導致胎兒畸形），而是慢慢地用寬布帶子一點點往下勒，前後折騰了好十幾個小時。結帳時，僅僅花了十二塊錢。此外，在一些緊急情況下，醫院也是先救人，再收錢，有些確實沒有錢的，也就算了。那時的人們儘管窮，但很少有從事坑、蒙、拐、騙、搶的。因此，建國後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從三十五歲提高到六十七歲，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經濟建設搞得不錯，但人均壽命卻基本沒有提高，甚至已經不及斯里蘭卡等貧窮國家。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嗎？
　　再看看“醫療產業化”的今天：據《××晚報》報導，一位七歲的小男孩三年前由於闌尾炎引起的腸粘連而動了造瘺手術，將其兩截小腸留在體外進行排泄引流。由於無錢進行第二期手術，三年多來，小孩的腸子一直掛在體外！看了這個報導，不知讀者有什麼感想。我本人可以斷言：我剛才列舉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沒有一個可以倖存下來，因為他們和這個小男孩一樣，沒有錢。——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生存狀況，一些人反而又懷念起毛澤東時代，還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十三、“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前面提到過，我的父親參軍以後，就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幹過一段時間，轉業後又在開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樂。以後雖然當了工人，但在音樂方面水平還是有的。因此，我的父親就被吸收參加了鐵Z局的宣傳隊。此時的中國，正在刻意營造“鶯歌燕舞”和“形勢大好”的氛圍，來證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勝利的、必要的。各個大企業、機關、學校、廠礦、軍隊競相辦起了宣傳隊，每天唱來跳去，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
　　鐵Z局是大單位，吸收參加宣傳隊的都是文化水平比較高，或者在文藝方面有些修養的工人和幹部，裡面也算是人才濟濟，還有許多名人之後。例如前面提到的老作家魏巍的堂侄魏××，還有黃炎培的外甥王××等一些人。這些人大概也是受了家裡文化氛圍的薰陶，人人都很有兩下子。
　　在宣傳隊裡，由於我的父親不僅作風正派，技藝精湛，而且在指導年輕人時非常耐心細緻，因而他贏得了同事們，特別是年輕人的尊敬。直到二○○三年，父親得癌症以後，他當年在宣傳隊的兩個同事龍××和夏××來我家看望他時，還一起回憶起在宣傳隊裡的那些日子。那個時候，他們二人還是二十多歲正當年，現在也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席間，他們還動情地唱起了當時在宣傳隊裡唱的那些歌曲，還包括當時不許唱，他們偷偷唱的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
　　當時的鐵Z局宣傳隊全名是“鐵Z局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顧名思義，是專職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那時，也不許演別的東西，天天排樣板戲，從《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龍江頌》，幾個樣板戲都演過。實事求是地說，幾個樣板戲從舞美設計、唱腔和故事情節的安排上都不錯，應有相當的藝術成就。但那時就這幾部戲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優秀曲目都不許演，實在是太黑暗了。八個樣板戲用傳統演法演膩了，觀眾也看膩了，就來個“革新”，搞《鋼琴伴唱紅燈記》或者《交響樂沙家浜》。當時的報紙也是通篇造謠，說什麼“貧下中農一聽到《鋼琴伴唱紅燈記》，激動得熱淚盈眶，奔走相告。”（【注】見當時《人民日報》）我的父親當時曾經到很多地方去演出過，別說生活在“廣闊天地”里的貧下中農，就連一些小縣城，都沒有一架鋼琴，哪裡談得上“熱淚盈眶，奔走相告”呢？
　　後來我父親他們還參加了一次在太谷縣延風劇場舉行的文藝匯演，全縣幾十個單位都來了。人數雖多，但內容單調乏味，每個單位都只許唱《東方紅》、《社會主義好》和《國際歌》等幾個。唱來唱去都是這麼幾首歌，不一會人們就煩了。等父親他們的節目演完以後，後面還有二十多個單位沒唱呢，父親一算時間，結束要等到後半夜了，於是就和一個工友商量着回去算了。兩人來到劇場大門，發現大門居然被鎖了，不讓出去。於是二人就在劇院院子裡轉悠，看見後面有個鐵柵欄門，也鎖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梁上君子，從鐵門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的父親還被安排參加拍攝一條假新聞。那新聞的題目叫做《鐵Z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群眾文藝工作搞的好》。我父親在這則“新聞”裡邊，裝扮成一個到群眾中採風的“文藝工作者”。為了突出氣氛，那個記者讓我父親穿上借來的一身中山裝、弄副眼鏡戴着，儘管當時我父親眼睛既不近視、也不花。此外，我父親還必須背着手風琴。拍我父親從麵包車裡下來的鏡頭連續拍了好幾次：每次下來，和“群眾”握手；由於記者不是很滿意，於是父親一行重回車上，再下來，再和“群眾”握手……直到記者滿意為止。本來父親和扮演“群眾”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還得假裝成不認識。接着拍“文藝工作者”與“群眾”交談的鏡頭，根據記者的安排，父親必須拿着一個小本本，不斷地邊聽邊記，還得不斷點頭表示讚許。其實父親完全是胡寫亂畫，而“群眾”則對父親說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據記者的安排，張嘴就行了，解說員早就定好怎麼解說了。後來，單位還組織工人收看這則“新聞”，扮演“主角”的我父親去都沒去。這就是中國“新聞”的真實面目。
　　一九七五年，我父親隨宣傳隊到某軍分區去匯演。演出中間，不該我父親上場時，他就從軍分區禮堂溜了出來。這時，恰好碰到接他們過來的那個軍分區司機從一輛小轎車上下來，我父親給了他一根煙，二人聊了起來。由於我的父親年輕時當過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機。聊着聊着，不知道怎麼聊到軍分區的領導們身上去了，那個司機告訴我的父親，說這個小小的軍分區竟然有十二個副司令員，平時都不怎麼露面，一到爭待遇、爭小車時就都出來了。剛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個副司令員的女兒到大學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兩年，我的父親忙着到處匯演，兩年間在外調演、排練時間幾乎占了一大半。當時父親單位雖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沒什麼活干，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爾有幾個特別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設備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塊的不鏽鋼磨成菜刀，用鋼絲造彈簧給自己家沙發上用。看到領導來了，就把私活收起來，裝成干公家活的樣子。不僅是他們單位，當時父親他們去匯演的不少單位都是這樣。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國，正是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大決戰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周恩來總理在文革動亂歲月中忍辱負重，鞠躬盡瘁，他的逝世頓時使全國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為失去這樣一位好總理而流淚。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也逝世了。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病臥在床，難以視事。“四人幫”乘機翻雲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達到極限，暗暗積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細流在一九七六年終於匯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在天安門廣場上，數百萬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萬鈞之勢，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說“不！”儘管後來這場運動遭到了殘酷的鎮壓，但是它宣告了離“四人幫”的末日已經為期不遠了。
　　在這場運動中，鐵Z局的工人階級沖在了最前列。我們大家所熟知的一首聲討“四人幫”的檄文《揚眉劍出鞘》，就是出自鐵Z局建築處機械廠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正在北京探親的王立山來到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上貼出了那首令人迴腸盪氣的千古絕唱《揚眉劍出鞘》：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這首傳遍大江南北、黃河兩岸，被億萬中國人民傳誦的檄文，引起“四人幫”的陣陣恐慌。他們把該詩列為“四五”事件中的“001號反革命案件”，可見這把銳利的長矛，確實刺痛了“四人幫”的要害和心臟。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深夜，發生了二十世紀全世界死亡人數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個華北地區都處在強烈的搖動中，連太谷縣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強烈。強烈的震動把父母驚醒，他們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戶外，然後父親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貴的收音機搶救出來。不過，這次震動後就沒什麼動靜了，房子也並沒有倒塌下來。不久，太谷縣醫院裡轉來了一些地震中的傷員。接着市面上謠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個活人”，“地裂縫把整個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驚弓之鳥。唐山大地震時，我已經依稀記事。那一段時間，每到傍晚，全縣的地震警報就發出“嗚，嗚”的鳴響，此起彼伏。當時，誰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遠離高大房屋的曠野。那時雖是夏天，但到了夜裡還是感覺頗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朧中我記得鄰居家的大哥哥，當時已經二十多歲了，穿着軍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對着我。不僅是太谷縣，當時整個北方，人們都露宿街頭。後來，我的父親找到了單位一輛報廢以後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車，每天晚上，父親都把那台收音機用棉被包好放到床下，然後全家人步行幾里地到那輛破吉普車裡睡覺。
　　唐山大地震隱隱露出了經歷“文革”洗禮之後，中國人道德淪喪的苗頭。地震發生之後，有很多人不是去搶救傷員，而是忙着摘取死人身上的手錶；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資遭到搶劫，不僅是糧食、衣物，連跟救災一點關係都沒有自行車、縫紉機也被搶走。附近郊區的農民，更是開着拖拉機，成群結隊地進城趁火打劫。還有一些人，趁機渾水摸魚，乘着人們無衣物遮身敝體大肆強姦。經過了幾十年的“仇恨教育”，中國人淳樸善良的本色被一點點奪去，變得異常殘忍而冷酷。
　　一九七六年九月，全中國大街小巷，突然間同時響起了哀樂——毛澤東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親正領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線材廠走，猛然聽到哀樂和廣播員沉痛的聲音。當時，我母親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怎麼，“他老人家”死了？難道……他這樣的人也會死？於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這不是在做夢。以後半個月裡，街上到處掛滿了是白花，到處是戴黑紗的人。當然，我的母親、父親也戴了，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沒有人敢不戴。
　　我的母親帶着我參加了太谷縣手工業局工會組織的毛澤東追悼會，會場設在離線材廠不遠的太谷縣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見到了電視，記得當時電視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宮、以及躺在花叢中的毛澤東。我覺得很好奇，很興奮，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於是母親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來，整個會場數我的哭聲最響。追悼會場中有幾個中、老年婦女就跟死了親爹一樣“呃呃”地嚎啕大哭。其中有一個臨時工，是個黨員，都五十多歲了還轉不了正，哭着哭着，竟然昏了過去。其餘大多數人只是低着頭，能擠出眼淚的擠眼淚，擠不出來的怕別人說對毛澤東感情不深，就偷偷弄點唾沫沾到臉上，裝做流淚的樣子。我不哭時，就偷偷四下張望，看到好些人都乘人不備往眼睛上擦唾沫。大人個子高，低着頭互相看不見，可瞞不過我這個小孩子。
　　我父親所在的鐵Z局工人們對毛澤東的感情比地方上明顯淡薄多了，當時他們單位領導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時，馬上就有一個女聲“呃，呃”地哭了起來，但是大多數人都低着頭不做聲，有幾個膽大的人還偷偷地四處瞅瞅是誰在“呃，呃”，於是那“呃，呃”聲也沒了。
　　這就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人們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們家剛剛從地震棚里搬回來。我的父親仍然像往常一樣，搜索着莫斯科電台的廣播。突然，一則江青被抓的新聞傳入父親耳中。據父親後來回憶，剛聽到這則消息，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驚又喜，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親裝做什麼事都沒發生。一位與父親關係很好的工友走到父親面前，壓低嗓子對父親說：“江青被抓起來啦！”父親還假裝糊塗，因為在那個年代裡，人們互不信任，說不準出言不慎被誰告發了呢？那工友見父親不信，急切地說：“真的！昨天我聽外國電台說的！”於是父親與他相對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後的幾天裡，人們都小心地傳遞消息，暗暗喜悅着，直到得到官方證實。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樣被鎖在家裡，聽到外面遠遠傳來鞭炮聲、鑼鼓聲。那天，父親、母親都回來的很晚，而且母親是被人攙扶回來的，原來母親是參加遊行時掉到溝里扭傷了腳。“四人幫”被“你辦事、我放心”的“英明領袖”給“一舉粉碎”了！當時大人們都說，“四人幫”里有個江青最壞。後來，每當我們家吃雞，父親都把雞頭砸碎，掏出一個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雞腦，說“這就是江青！”當時我們那裡，很多工人家庭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