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
　　　　　　　　　　　　　　　　　　　一、解凍年代
　　一九七七年，“英明領袖華主席”的畫像開始掛到了中國老百姓家裡牆上。華國鋒主席是山西交城人，交城離太谷縣不遠，大概只有不到一百里路。原先交城交通不便，華國鋒時期，從太原修了一條筆直的柏油公路往交城，算是造福於民了。那時，每天廣播一開始就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這首曲子，帶有濃烈的山西民間氣息，我小的時候對此耳熟能詳。
　　當時華國鋒主席推行着“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山。可是，鄧小平當時在很多中國普通百姓心裡具有崇高的威望，於是就有一些膽大的工人在自家的窗台上放個小凳子，上面再放一個玻璃小瓶子，或者把瓶子掛在門上，以此諧音“凳小瓶”來表示對鄧小平無聲的支持。當時雖然打倒了“四人幫”，抓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但華國鋒卻把自己的權力基礎建立於毛澤東的提拔之上，繼續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這種尷尬局面下，只好突出宣傳毛澤東的原配夫人楊開慧。那時的人們家裡，到處都張貼着站在月宮中的楊開慧的年畫，連過年鬧社火、舞龍燈時，都有人穿着白衣黑裙，裝扮成楊開慧的模樣，站在宣傳車上招搖過市。
　　鐵Z局的工人們早就對毛澤東沒有任何感情了，此時毛澤東不在了，就更加明顯地表露出來。當時，太谷縣抓政治比鐵Z局抓的緊，因此地方單位還延續着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慣性，仍然對毛澤東尊稱“毛主席”。可鐵Z局的工人們卻不管這一套，不知道由誰起頭，開始叫毛澤東為“老毛頭”，慢慢地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整個單位里工人們私下談話時就找不到繼續叫“毛主席”的了。“老毛頭”這個稱呼把毛澤東由“神”拉成了“人”，並慢慢地擴展到太谷縣。不過太谷人說話習慣跟東北人不一樣，把毛澤東叫“老毛”。
　　粉碎“四人幫”以後，郭沫若寫了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被剛“解放”出來的豫劇藝術家常香玉所唱，頓時傳遍全國各地。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來的常香玉，自然是帶着滿腔的仇恨唱的，因此唱得咬牙切齒、鏗鏘有力。這首歌我記得非常清楚：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掃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可以說，這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比較貼切地反映出了廣大群眾對“四人幫”集團的厭惡和粉碎“四人幫”以後那種揚眉吐氣的情緒。但是，就在這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寫成的五個月以前，郭沫若還寫了另外一首詞《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這首詞是這樣寫的：
　　四海《通知》遍　文革捲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　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　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織錦勤　茁茁新苗壯　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　奮螳臂　鄧小平　妄圖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　復辟罪行怒討　動地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　團結大進軍
　　這兩首《水調歌頭》寫作時間差距不超過五個月，然而二者內容之間竟然有如此大的差異，這不由得使人們腦筋轉不過彎來。當時父親的一位工友看了報紙以後，就對郭沫若的行為作了一個評價，他說：“郭沫若寫東西，如同賣時令小吃的，什麼季節來了，就賣什麼；夏天來了賣涼粉，冬天來了賣羊肉湯。”一席話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雖然我見到不少後來人對郭沫若的“品格”評價普遍不高，“御用文人”、“變色龍”、“見風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卻認為：後來人體會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話說“高處不勝寒”，作為當時中國文化界的旗幟性人物，在那種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壓下，郭沫若的目標實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如果他不這樣“見風使舵”，那麼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鄧拓、吳晗和老舍那樣的悲慘結局。即便是這樣小心翼翼、緊跟形勢，郭沫若也在風燭殘年之際失去了自己的兒子，白髮人送黑髮人，老年喪子之痛，誰能了解體味？儘管郭沫若的行為不值得推崇，但人畢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沒有和某些“文棍”那樣加害他人，踩着別人的屍體往上爬，也算是守住了道德底線。因此，我覺得人們在評價郭沫若時，最好能夠寬容一些。
　　一九七八年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讀書又從“無用”變成“有用”了。於是鐵Z局裡，也有一些工人想考大學。無奈十年“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的命，好多人文化基礎非常差，連一般的常識都不懂。父親單位有個叫李××的工人，也就是小學文化程度，連漢字還認不全，這時也突發奇想要考研究生，回去憋了幾個月寫了篇兩三頁信紙的“論文”。李××搞不懂論文是什麼東西，於是他的“論文”的名字就叫《論文》，給北京大學一位教授寄了去，要人家收他做研究生。那個教授還比較好，回了一封信，很委婉地說，那“論文”的思路不錯，但是缺乏一點專業和文化的基礎，如果補上就好了。李××沒看出來這是在婉拒他，還到處讓人看這封信，說“連北大教授都說我思路好，就差一點專業文化基礎了”。給我父親看時，父親一看就明白了，但又不好直接打擊他，就給他講了一個故事。說以前有個讀書不用功的書生去趕考，考題是就今天所見所聞做一首詩。書生一想，今天出門碰到了鄰居老張，跟老張打招呼時不慎把賣早點的湯桶給踢翻了，走到教坊前聽到裡面彈琵琶，恰好弦斷了，又走到河邊看到兩個漁翁為爭一條魚打架。於是這個書生作了一首“詩”：出門遇老張，腳踢一桶湯，隔牆琵琶斷，兩漁翁相打。寫完後書生讀了一遍，感覺最後一句不壓韻，就把“打”字給去掉了，這樣這首詩變成了：“出門遇老張，腳踢一桶湯，隔牆琵琶斷，兩漁翁相”。倒也壓韻。閱卷先生一看這首“詩”，禁不住氣打一處來，用紅筆批了兩個字：“欠打！”書生落榜後一看卷子上的批註，頓時後悔萬分：哎呀，連老師都說了，我就是欠個“打”字，要是當時不把那個“打”字勾掉就好了！講了這個故事，李××當時還沒明白過來，琢磨了幾天回過味來了，找到我父親，說：“老國，弄了半天你是說我欠打呀！”父親聽後哈哈一笑，李××也從此死了心，老老實實地當工人去了。
　　　　　　　　　　　　　　　　　　　　二、《八一風暴》
　　華國鋒任黨的主席之後，漸漸地政治氣氛寬鬆起來，萬馬齊喑的局面漸漸被打破，人們的思想開始掙脫牢籠，開始出現了一些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一九七七年，時值“八一”南昌起義六十周年，於是，全國各地、各大企業的文工團、宣傳隊等文藝團體，都開始排演話劇《八一風暴》。
　　鐵Z局宣傳隊的水平在那個小小的太谷縣城算是第一流的，因此演出時盛況空前、場場爆滿。話劇《八一風暴》與八一南昌起義的真實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稱也不一樣，比如周恩來，他在話劇里的角色卻叫“方大來”，由前面提到的黃炎培的外孫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則因為人長得斯文，扮演一個“黨代表”角色；我的父親則飾演北伐軍一位軍官，搖擺分子，關鍵時刻倒向“反動派”一邊被繳了械。我的父親有些輕微的口吃，令人驚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對答如流。當時，我的父親排演時總是帶着我去，有一次演出時還鬧了一個笑話：劇情正緊張時，我突然從幕後跑上前台，站在那裡要為大家唱一首《紅星閃閃》，把觀眾笑得前仰後合。
　　在《八一風暴》演出成功之後，我父親又隨宣傳隊到其他單位、部隊和附近各縣巡迴演出幾十次，次次都盛況空前。之後，他們又排演了一部話劇《特別任務》，描述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的父親則扮演國民黨的少將情報處長。家裡還有幾張當時的劇照，父親的同事們總是說，我父親演得不僅形似，而且神似。
　　　　　　　　　　　　　　　　　　　　三、南住宅
　　一九七七年，我的母親又懷孕了。考慮到家裡的經濟條件，我的父母決定不要這孩子。流產後，發現竟然是三胞胎。我的母親在鐵Z局三處醫院裡做了絕育手術，當時主刀的醫生姓楊，屬於自學成才的“赤腳醫生”，技術十分的差。赤腳醫生甚至連器官的準確位置都搞不清楚，用鈎子鈎出這個來一看，是腸子，又放回去；鈎出那個來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個小小的結紮手術做成了大手術，前後折騰了八個多小時，害得我母親好幾次從麻醉中醒來，又被重新麻醉過去。手術做完後，我的母親一個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醫院裡。父親就買了一些小公雞養着，每天熬成雞湯送到醫院裡，給母親補身子。
　　一九七七年底，我們家的房東因為一個親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來了我們家好幾趟，催我們走。但當時我們家沒有分房子，無處可搬，因此每當他走後，我的父親就發火。就這麼拖了半年，終於分到了房子，於是我們家又到了太谷縣南門外。我的父親於一九六三年參加鐵路，熬了整整十五年，算是在四十二歲的時候，分到了自己的第一套福利房。
　　這時父親所在的鐵Z局三處又流動到河南省的商丘市，並最終在那裡紮根。雖然商丘市要比太谷縣要繁華熱鬧些，但是我父親年紀大了，母親也有了工作單位，因此他們不願意再隨着單位流動，就在太谷安居下來。由於幹部、工人們紛紛搬走，單位的集體宿舍開始有了閒置，於是我們家起初分得了一套面積約為二十平米，沒有廁所、沒有自來水的簡易的二居室。那時的房子設計得特別愚蠢：一進門就是個二平方米左右的小廚房兼過道，廚房進去是一間房，再進去又是一間房。但畢竟有一個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還是很高興的。後來搬走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家又得到了一間同樣大小的二居室，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點了。
　　鐵Z局三處在太谷時，有兩處家屬院。一處是在太谷縣城北城牆根下，人們叫“北住宅”，裡面設有鐵Z局三處的子弟中學，主要住領導或者資格老的工人；另一處則在太谷縣南門外，人們叫“南住宅”，設有鐵Z局三處的子弟小學，主要住工人。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縣的亂葬崗，埋葬的都是死於非命的外地人和處決的犯人。鐵Z局三處到了太谷之後，在這片墳場上建房子，經常從地下挖出人的骷髏來。我小的時候，還常和小夥伴們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髏玩，個別膽大的還用手提着往別的小孩子身上扔嚇唬人家，現在想想，真是對先人們的大不敬。既然處於這樣的位置，自然會有各式各樣的傳聞和鬼故事。當時很多人說，這裡的死人骨頭半夜會敲門。聽了這個傳聞以後，我和姐姐留心聽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總是有人敲我們家門的聲音，嚇得我和姐姐魂飛魄散，而父親出門去看，卻並沒有人。此後，漸漸也就習慣了，那奇怪的敲門聲時有時無，直到我們搬走。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上了學，當時在班裡是年齡最小的一個，成績也不怎麼好。鐵Z局三處的子弟學校里的老師，多半是從工程隊抽上來的，也沒什麼教育經驗，對孩子不太耐心，我當時經常挨老師的訓斥，特別怕老師。學生們除了鐵Z局子弟外，還有一些火車站的子弟。我們上學的第一課叫做“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第二課好像是“你辦事，我放心”。我記得課本第一頁是毛澤東坐在沙發上的一張像，第二頁則是毛澤東和華國鋒談話的照片。雖然子弟小學教學質量不高，但是條件卻是當時太谷縣所有學校里最好的，上課時都坐着椅子，還有航模興趣小組，生物觀察小組，中學還有音樂興趣小組，有幾十架手風琴，這在當時地方上的學校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南住宅”靠北的部分是家屬院，靠南的部分是我們就讀的子弟小學。“南住宅”位於太谷縣城的邊緣地帶，出了我們的子弟學校往南走幾十米就是同蒲鐵路了，我在子弟小學讀一年級的時候經常和同學們跑到鐵路旁邊玩。當時，同蒲鐵路突然變得異常繁忙起來，一列接一列的火車，接連不斷地往南運送用綠色帆布遮蓋起來的大炮、坦克等軍用物資。小孩子好奇，每當看到這些裝滿武器的列車就興奮得哇哇叫，後來懂事一些以後才知道，那是要跟越南打仗了。
　　　　　　　　　　　　　　　　　　　　四、有些動物更加平等
　　我母親轉正後不久，就從食堂調到了鍍鋅車間當生產工人。這在單位里意味着從地位比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員，變成了地位相對較高的生產工人。母親這個人勤快，到車間幹活後總是把一切公共的活，比如打掃衛生之類的活都搶着幹了。當時工人幾人一班幹活，母親總是幹得快而多，還經常替別人幹活，所以工人們都特別願意跟我母親搭班子幹活。
　　當時太谷線材廠的廠長是河南人，姓李，有一天李廠長來到車間裡，找到了正在幹活的母親，問道：“喂！小老鄉，要是讓你當會計，你干不幹得了啊？”原來，當時線材廠里一共只有三個高中生，一個姓高，是北京下放知青，在廠財務股當會計；另一個姓韓，是廠里的化驗員；還有一個是我母親，其實僅僅是初中一年級文化程度，但在轉正時虛報了個高中。當時廠里財務股有兩個人：一個高會計生孩子，另一個出納傳染了肺結核，在住院治療；廠里財務股癱瘓下來。李廠長一看履歷表，發現我的母親是“高中畢業”，於是就找我母親。
　　雖然我的母親小小年紀就因文化大革命輟學，從沒有學過會計和珠算，但是她心想，學珠算會計也沒什麼難的，於是就堅定地說：“那有什麼幹不了的？不過李廠長別開玩笑啊。”李廠長一聽就樂了，說，那明天就到廠里財務室去上班吧，這個月的報表要趕緊報呢。
　　當天下午，我的母親上街買了一個算盤，找了我父親的一個朋友王××（【注】王××這個人，以後有專門章節提到），學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廠財務股上班了。當時已經是十七八號，而按照規定，每個月二十五號就要做報表，二十六號就要報到手工業局去。我的母親把一大堆報表拿回家裡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會的就翻書查，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居然準時把報表報出去了。李廠長一看，非常高興，於是又問母親，出納能不能也挑起來？我母親回答說，那沒問題啊，於是會計出納一肩挑。之後，李廠長又把統計也交給了我母親，我母親照樣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
　　我母親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廠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別是李廠長，逢人就說這個小老鄉是個了不起的能人。當時廠里有個總務室，李廠長總是感覺廠里有些開支過大，懷疑總務股長貪污，於是又把總務也給了我母親。母親當時一聽，笑道：“我現在又是會計，又是出納，還是統計，現在又管總務，那你就不怕我貪污啊？”李廠長學着毛澤東對華國鋒的口吻說：“不怕，你辦事，我放心。”
　　與“南住宅”隔着一條大馬路，就是一支部隊駐地。那部隊是個汽車團，牆上寫着“解放軍愛人民”大標語，解放的“解”字還是簡化字，寫做“角羊”。那個部隊有一個禮堂，經常放映一些戰爭題材的電影，因此每當有電影放映時，我們小孩子們都想進去看。可是門口有哨兵，不讓進。當時我六七歲，虎頭虎腦的正是招人喜歡的年紀，經常到部隊門口去玩耍，漸漸地跟哨兵們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大男孩，其實也挺愛玩的。到過年的時候，我就弄點鞭炮給那幾個哨兵放，或者弄點核桃、柿餅之類的零食裝在口袋裡給那些哨兵們吃。後來我和那些哨兵們打得火熱，每當他們值勤時我都可以在部隊裡暢行無阻，還讓我摸他們的槍，那時我才知道真槍和我們小孩子玩的玩具槍之間有多大的區別。有電影放映時，部隊門口站一大幫孩子，哨兵都不讓進，惟獨我領姐姐一去，哨兵就開個小門，放我們倆進去了，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後門”吧。
　　後來我就經常去部隊家屬院裡玩，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姓汪的小朋友。我們倆非常要好，經常互相到對方家裡做客。他的父親是部隊裡的一名處長，當時三十多歲，白白胖胖的。我最喜歡到他們家去吃飯了，因為他們家似乎從來沒有斷過雞鴨魚肉。特別是，他們家吃的排骨跟我們家的很不一樣：當時太谷縣的國營肉店裡根本見不到排骨，偶爾只有被剃得乾乾淨淨、幾乎只帶一丁點兒肉的大骨頭賣。碰到有這種大骨頭，大人就買回家燉湯，那上面的丁點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裡一含就沒了，然後就錘子砸開“敲骨吸髓”。吃過一次的骨頭是捨不得丟的，還要再熬一回湯。即便是這樣，每當家裡吃骨頭時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節日。可是小汪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極了。小汪的媽媽知道我喜歡吃排骨，幾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飯，她都給我做排骨。他們家的酒櫃裡放着很多白瓷瓶的酒，後來長大了我才知道那種酒叫茅台。小汪還給我吃過一種我從來沒見過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訴我這叫巧克力。他們家擁有兩套有廚房廁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兩居室——和我們工人階級家庭比較起來，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差別，正如奧威爾的《動物莊園》裡所說的那樣：“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更加平等”。
　　　　　　　　　　　　　　　　　　　　五、農村見聞
　　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我的母親把我和姐姐送回了河南滑縣農村她的老家。當時正是農村“包產到戶”實行前夕，“人民公社”還未解散，還在實行大鍋飯，但是已經沒有政治氣氛了，還允許搞一些副業。外公家所在的村子裡，很多農民家都在做掛麵，我剛一回到家，就聞到瀰漫在空氣中的掛麵香味；出去玩時，看到一些人家掛在院子裡的細若游絲般的掛麵在微風裡輕輕擺動，非常好看。可是我們家在以往被整怕了，也就沒有敢從事這項副業。
　　那時農村的牆上，隨處可見“農業學大寨”和“以糧為綱，抓綱治國”的標語。文革期間，生產隊裡只許種糧食，外公種瓜種菜的本事根本使不上。文革結束以後，隊裡也開始讓種一點瓜了，於是外公經常帶我到地里種瓜，我就和小孩子們一起跳到機井前的水坑裡洗澡。累了，渴了，外公就給我們摘一個西瓜。外公種地的把勢是一流的，種出的西瓜個個像水桶那麼大，個個是沙瓤，特別甜。
　　剛回到老家不久，就趕上了農村麥收。我們這些小孩子們都接受大人的唆使去哄搶生產隊的小麥。每當隊裡運麥子的牛車、馬車駛來，我們就一擁而上，從車上大把大把地拽麥子。負責看糧倉的是“瘋老爺”，我們家的沒出五服的親戚，是村里以前造反派頭頭之一，後來得了間歇性精神病。當時，我們都很怕他，一見到他就拼命跑，他也並不真的追趕，因為他的兒子也在我們的隊列中。就這樣，我們一邊在課文里學習“英雄少年劉文學”，一邊哄搶集體財物；“瘋老爺”一邊保衛“集體財產”，一邊唆使自己的兒子挖“社會主義牆角”。我們家的隔壁是一間小房子，是小隊的倉庫，裡面就有一些種子和一個農藥噴霧器，老鼠成堆。至於作為農業機械化象徵的“鐵牛”（拖拉機）全村只有一台。那時的農村還沒有用上電，全村人都是早早的睡了。
　　此時文革已過，當年被政治狂熱弄得發瘋的人們又恢復了常態。當年的整我們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們家來串門，笑眯眯的給我和姐姐講故事——就仿佛他們從來沒有整過我們家、仿佛從來沒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親逼上絕路一樣。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間的事，因此當後來母親告訴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鮮血，某某人讓外公給蔣介石的紙人下跪時，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我實在想象不出，這些人怎麼可以和顏悅色地來我們家串門，哄小孩子開心呢？人間的事，就是這麼奇怪。有一天，我們還隔着那兩條並排的人工河，與鄰村任莊的小孩對罵，結果引起了兩個村村民之間的械鬥，有很多人掛彩，好在沒死人。當年整我們家的造反派為了救我們幾個小孩，與對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領回家後，狠狠地打了我一頓，又心疼地給我做了一頓好吃的。
　　那時記憶中村子裡的瘋子多。一千多人的村莊，竟然有十幾個瘋子。有文革時不堪虐待瘋的，有文革後失勢瘋的，也有因為自責瘋的。和我們家在一條街上的一個親戚，按輩分我應該叫他“舅”，由於文革期間在造反派的鼓勵下把自己的父親踹得口吐鮮血而自責不已，不久就瘋了。他總是渾身上下別滿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語。
　　當時，我還目睹了生產隊評工分的情景。每天晚上下工後，大家坐在一起，一邊嘮嗑，一邊評分，有時爭吵，有時嬉鬧，感覺非常民主。生產隊的會計是住在我們家對面的年輕人，也是五服以內的親戚，我們都叫他旦妞哥。旦妞哥身材修長，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氣，當時二十出頭，剛剛高中畢業，在隊裡算是個文化人。外公當時已經七十歲了，但因為幹活賣力，總是被評上十二個或者是十四個工分（【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工分採取十分制，一個標準棒勞力的得分是十分）。可惜，二○○○年，旦妞哥在道口賣饅頭晚上回家時，被汽車撞死了。後來那輛肇事汽車逃逸，家裡也不知道，旦妞哥的屍體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幾天才被領走。我們家知道這個消息以後，很是難過了一些日子。
　　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本來就非出自大多數農民的真實意願，因此一等政策稍微放鬆，農民就為“私”字忙碌起來。當時，我和常和大人們一起下地幹活，每天早上上工時，隊長就拿個破鐵塊敲着，吆喝着“上工啦，上工啦”，於是社員們就扛着鋤頭，三三兩兩地來到田頭，嘻嘻哈哈打鬧，幹上五分鐘休息半小時。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我和姐姐是外來人，也被分配干一些諸如拾馬糞、拔雜草之類的輕活干，當時還覺得挺有意思。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時見到草叢裡有一條蛇，嚇得我發了好幾天燒，把外婆心疼壞了。
　　文革結束以後，以往被禁絕的農村戲班子又活躍起來，我常隨外公去公社看戲。當時公社有一個禮堂，裡面的設施非常簡陋，所謂的“座位”都是磚頭壘成的墩子。那時剛剛恢復這些東西，因此每次看戲時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戲都買不到坐票，只好站着看。我記住了幾次看戲的內容，有《穆桂英掛帥》、《寇準背靴》、《空城計》、《打金枝》等等。有些戲反覆看了好幾遍了，可外公卻是百看不厭，有時還步行十幾里路，到更遠的公社、集鎮去看。戲院門口賣小吃的、賣西瓜、賣花生瓜子的一個挨着一個，當時一塊西瓜賣一毛錢。
　　對於我們小孩子來說，最喜歡的除了過年，就是趕集了。當時離我們那個村子六里路開外，有一個叫袁公店的集鎮，是外婆的娘家，比較大，每年有一個大集。文革期間這個集市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此時剛剛恢復，因此盛況空前。附近百十里的村莊和公社都來人趕集，還有戲班子、雜技團助興，一時間村莊的路上商販雲集，高音喇叭鳴響，人人臉上洋溢着笑容。
　　那時的中國農村還基本上處於自給自足時代，全村只有一個商店，當時叫供銷社，房子原來是一個小土地廟，也就賣一點鉛筆、本子、糖豆，點燈用的煤油，還有些針頭線腦什麼的。供銷社的營業員是個女的，叫春葉，當時還非常年輕，總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後圍着她轉，也不買東西。供銷社的門外，則是一塊空地，一個磚台子上放着從土地廟裡拆下來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見方，上面還刻了一些字。這塊石碑和那一小塊空地，是社員們聚會、休閒的場所，每到吃飯時間，就有一些社員端着碗出來，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邊吃邊嘮。村子裡偶爾也有一些貨郎來，賣橡皮筋、小卡子、樟腦丸、針線和削鉛筆的小刀之類的，還可以用頭髮換。很多小姑娘、小媳婦平時梳頭掉的頭髮都捨不得扔，收集起來塞進牆壁的縫裡，等貨郎來了換橡皮筋。
　　那時生活還不寬餘，社員們很少有什麼人有錢的，誰家要是有一個工人在外面掙工資，那別人就羨慕得不得了。當時飯吃得也不是太好，總是玉米麵稀飯，裡面放南瓜；有時則是玉米麵稀飯加麵條，裡面放紅薯葉。只有麥收以後，才偶爾熬些麥仁湯喝，算是好吃的。一個南瓜，一個紅薯葉，吃得我多少年以後根本就見不得這些玩意。後來舅舅因為工傷病退回家了，等到偶爾“大公河”里來點水，他就帶着我到“大公河”里用篩子撈魚，忙了一個上午，一共只有一個拳頭那麼多，撈上來的小魚兒跟煙頭那麼大，回家後外婆用白面和着小魚兒，攤了幾個煎餅，全給我和姐姐吃了。
　　雖然那時村裡有赤腳醫生，但實際上，公社“向陽花”上的“瓜”們不享受什麼公費醫療。赤腳醫生對付頭疼腦熱還可以，大病還是生死靠天。我在農村上小學一年半時間，班裡就有兩個同學夭折了；我舅舅的一個兒子因為發燒救治不了燒成了傻子。農村衛生條件非常的差，整整一個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的脖子上都黑糊糊的，每個人身上都長虱子，特別是女孩子，長長的頭髮上蟣子成串，看上去白花花的。
　　我在農村讀到小學二年級，成績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當然，農村的教學質量也很差。我們的教室是一間很破舊的土坯、磚頭混合壘的房子，窗戶沒有玻璃，室內光線很差。所謂課桌就是一種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磚頭支撐着；沒有板凳，學生都要自己從家裡帶小板凳。學校里連粉筆都經常斷貨，有時都要從地上撿土坷拉、牆上扒下來的石灰當粉筆。老師的小名叫國青，也是我們家五服以內的親戚，當時很年輕，文化程度只是個公社初中畢業，語文、算術都一個人教。我們上課也很輕鬆，也沒有什麼家庭作業，每天下課就跑出去玩，到樹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蛻下的皮到公社去賣（【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藥材），一籃子大概可以賣幾毛錢，錢到手以後，就去買點糖吃，或者買一副撲克牌。
　　當時我們村里小學只有二年級，三年級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華里以外的落莊上。落莊是個只有三百來人的小村子，村裡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們村聯姻。那次我們村和任莊械鬥時，落莊也參加了，是幫我們的。
　　前面提到的那條修建於“大躍進”時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無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兩邊的樹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樹林裡布穀鳥“咕咕”地叫着，非常好聽。我們這些小孩子特別喜歡到“大公河”里玩，特別是夏天偶爾有水的時候，我們就和過盛大節日一樣，成群結隊到河裡洗澡、游泳，或是在長滿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河上每隔幾里路就有一座橋，橋下的水是比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橋下才有水坑，那裡就成了我們小孩子們的大本營，一下課就往那裡跑。
　　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就過年了。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無神論教育，但農村人還是非常迷信，過年時敬灶王爺，貼門神，祭祖先，非常熱鬧。那時，多數人家裡的堂屋正牆上都貼着毛澤東、華國鋒並排的畫像，但我們沒有貼，只貼了一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年畫，畫上一個微笑着的女社員正在收穫蘋果。過年時，我們穿着新衣裳隨着大人這家拜那家，到了別人家裡，不是五服以內親戚的就塞一兩個核桃，是五服以內親戚的，就給兩毛壓歲錢。
　　不過，儘管生活艱苦，但在農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應當算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無憂無慮的時期了。我永遠忘不了和小夥伴們玩捉迷藏時的奔跑與笑聲，忘不了那湛藍的天和雪白的雲，忘不了和夥伴們一起到樹上逮知了燒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撲克牌打“交公糧”，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發誓“二○○○年開小臥車接您”的情景。
　　　　　　　　　　　　　　　　　　　　六、回到太谷
　　一九八○年夏天，我的母親回到滑縣老家接我和姐姐回太谷縣。一到家我就吃驚地發現一樣東西，一台十二英寸、日立牌的黑白電視機。黑白電視機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漸走進老百姓生活的電器，當時算是老百姓家裡最大的一筆資產。我們單位最早有電視的自然是領導們，後來，大約在一九七八年前後，一位姓趙的電工用七拼八湊來的元器件自己裝配了一台七英寸的黑白電視，算是電視機走進了工人家庭。那個電視足足有一個酒櫃那麼大，屏幕卻如同一本書那麼小，而且圖像一點也不清晰。即使是這樣，全家屬院的人都轟動了，天氣不太冷的晚上，趙師傅就把那台體積巨大的電視機搬到院子裡，前面坐滿了好奇的大人小孩。自從在他家看了電視以後，幼小的我就特別渴望家裡能有一台電視機，經常用粉筆在牆上畫電視機的樣子。家裡買了電視機以後，我多了一樣歡樂，吃完飯後，坐在小電視旁，欣賞並不多（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山西省電視台兩個台）的電視節目。剛回家那一段時間，我由於想念外公、外婆而天天大哭，母親只好變着法哄我。後來電視裡放日本的《鐵臂阿童木》，小孩子沒常性，看進去以後也就不鬧了。
　　當時新聞報導也漸漸放鬆管制了，有一次電視裡在播放《新聞聯播》時，出現了墨西哥發生洪災，軍隊前去救援的新聞。當時父親單位有一個工人，看了這則新聞後在上班時大驚小怪地說：弄了半天，人家資本主義國家出了災害，人家的軍隊也去救啊，我以前還以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都是趁火打劫老百姓呢。
　　由於我的父母都有工作了，二人每個月的工資合計有九十塊錢，日積月累，家裡的生活條件逐漸改善了不少：做了一對沙發，買了一台電視機，還添置了幾件正式的衣物。那時候買電視要憑票，還要自己到太原提貨。我父親托人弄到票以後，幾個工友一聽，也非常興奮，於是大夥一起開了單位一輛大解放卡車就去了太原，把電視給帶回來了。那台電視價格是五百一十塊，相當於父母二人半年的工資。此外，我們家也買了匈牙利進口的膠合板、木料、油漆等等，開始打制家具了。父母請木匠精心打制了三個大衣櫃，一個給他們用，另外兩個，則準備留給我和姐姐長大結婚時一人一個。讀者不要見笑，當時他們真是這麼想的，當時誰也沒有料到在此後二十年內，中國會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此外，還打了一個書櫃、一個寫字檯、幾把椅子、兩張雙人床、茶几等東西。從我記事到一九八○年，我們家裡算是第一次有了像樣的家具。
　　那時，好像人人都忙着打家具。我們的鄰居，老工人金××也用了畢生的積蓄，給他的兒子打了一套家具，每個櫃門上都用燙金烙上毛主席詩詞，諸如“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之類的。等到後來他兒子結婚時卻嫌這些家具太土，不要，把老金頭氣得大病了一場。
　　我的母親從小時侯起就一直忍飢挨餓；嫁人以後被祖母虐待，每天只給她吃紅薯面，吃得母親那一段時期直吐酸水；後來家裡生活也不好，經常斷頓。這些因素導致我的母親得了嚴重的胃病，疼起來連話都說不出來。母親調到財務股以後，恰逢舅舅回老家後蓋新房子，錢不夠。母親就從廠里借支了八百塊錢匯了過去。由於那時侯一個月工資才三、四十塊錢，家裡也沒有什麼積蓄，於是母親為了還錢，除了加班幹些副業掙點外快以外，還每天中午不吃飯節約錢。當時廠里有個衛生所，衛生員姓康，是個女的，跟母親很合得來，母親就經常去衛生所開點山楂丸治胃疼，一吃，發現山楂丸居然可以飽肚子。於是此後一年多時間裡，母親每天中午就吃五粒山楂丸當午飯。也是好心有好報，一年以後，我母親那麼嚴重的胃病居然徹底治癒了。
　　我的母親十分好學，到了財務股後，發現以前的知識實在不夠用，於是就買了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工業企業會計管理》、《英語九百句》等書回家學習知識。白天上班，晚上鑽研，還天天練習珠算。那一段時間，她經常往家領“先進工作者” 和“三八紅旗手”獎狀，可是從來都不掛。廠里還獎勵給她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後來又配給她一個日本產卡西歐的計算器。計算器在現在什麼都算不上了，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卻是了不起的先進玩意，其意義絕不亞於現在的一台“奔騰—四”電腦。
　　　　　　　　　　　　　　　　　　　　七、摩蘇爾的中國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伊拉克是個非常富裕的產油國，那時，鐵Z局和伊拉克簽署了勞務輸出合同，派出大量工人到伊拉克，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蘇爾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大壩。在同一個工地上幹活的有中國人，還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勞動報酬是一樣的：一天六個伊拉克第納爾，按照當時的比價，約合三十六元人民幣。然而，中國工人拿到手裡的，卻只有一個第納爾，相當於六元人民幣，其餘全部被“國家”拿去了。當時，一般中國工人平均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五十元人民幣，所以這一天六元錢在中國工人眼中已經是了不起的高工資了（【注】有資料顯示，一九五七年中國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六百零六元；由於二十年凍結工資，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國職工的年平均工資下降為六百零二元，而一九七八年的物價水平，要比一九五七年還要高）。
　　然而，俗話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印度、巴基斯坦的工人和中國工人在一個工地上幹活，每天掙到的六個第納爾里，只用上繳一個第納爾作為稅收，自己淨掙五個。長期以來，中國官方一直宣傳資本主義國家“殘酷剝削勞動人民的剩餘價值”，這些中國工人早已深信不疑，可是，真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勞苦大眾比起來，所有的中國工人都明白自己上當受騙了。
　　伊拉克屬於熱帶沙漠氣候，炎熱、乾旱，夏季室外氣溫經常達到五十攝氏度，工人們每日揮汗如雨。印巴工人有錢，下工後都躲在空調房裡不出來，而中國工人房間裡卻不安空調，工人們就這麼熬着。每到周末時候，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車，到巴格達、摩蘇爾，或者基爾庫克等城市去玩；中國工人則由政工幹部組織政治學習。當時華國鋒還在繼續實行毛的政策，宣揚“兩個凡是”，所以還成天學習毛主席著作。
　　有些中國工人也眼紅印巴人，請求別人出去玩時把自己帶上，印巴工人對中國工人比較友好，也就答應了。可是後來這事被隨行的“領導”和政工幹部發覺了，於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出了事，你們要負政治責任！”。後來中國工人在跟車時，人家就不讓了，說“你們領導說過，要負政治責任，你們中國，政治責任太這個——”說完，伸出大拇指。後來，中國工人居住地圍上了鐵絲網，進出都要經領導同意，於是中國工人也被外國人譏諷為“圍在豬圈裡的矮腳豬”。
　　幹部的特殊化此時已是愈演愈烈。那些帶隊的“領導”為了經常能搭乘飛機回國探親，就常常從國內空運去糧食和副食。伊拉克氣候乾旱，蔬菜昂貴，幹部們不願意買蔬菜給工人吃，於是在伊拉克那一段時間，中國工人的伙食幾乎天天是粉條，都是國內空運去的。由於長期缺維生素有許多工人爛嘴，也有一些得了壞血症，後來就發維生素片。工人們吃粉條都吃怕了，於是有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術人員宿舍周圍的垃圾堆和廁所里，尋找別人丟棄的爛菜葉、過期罐頭當美味吃。
　　政工幹部和帶隊的“領導”都是全脫產的，成天忙着教育工人要“防止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蝕。他們的行徑，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頭的不滿，有一天，一名西德工頭來到中國工人宿舍，大聲訓斥“領導”們，大意說我需要幹活的人，不需要看門的狗之類。中國的幹部們個個誠惶誠恐地賠笑臉，直到西德工頭怒氣沖沖地離去。後來，一個工人因為不滿一個日本監工的污辱，就和那日本人打架，打得那日本監工下巴脫落，因此那工人被記了處分後強行遣送回國。
　　當時去伊拉克的有許多工人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這些人原先都懷着滿腔熱血，準備去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壓迫人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可是經歷了這一切以後個個都變得異常消沉。我父親在宣傳隊時的同事陳××，原先是工人黨員、基幹民兵，政治表現很是積極，可自從伊拉克回來以後，他比誰都要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