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審判“四人幫”
　　一九八○年冬天，電視裡播放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系列節目。那是長達七十七天的審判，從一九八○年的十一月底一直持續到過春節前夕。當時我正在放寒假，所以後來的那些審判過程和宣判大會我都看了，看到了人們恨得咬牙切齒、千夫所指的“王、張、江、姚”。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也沒有什麼政治觀，只是看熱鬧。只記得張春橋特別硬，從頭至尾板着個臉一言不發；江青特別刁蠻，時而眉飛色舞，時而捶胸頓足，一副標準的戲子面孔；王洪文則垂頭喪氣，有問必答，以至於我都覺得他“挺好”的；而在十幾年前寫出殺氣騰騰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棍姚文元，此時早已沒有了當年那股銳氣，瞪着一雙金魚眼，把什麼責任都往別人身上推。
　　“多行不義必自斃。”這些昔日八面威風、不可一世，動動嘴皮子就可以置人以死地的大人物們，此時卻作為階下囚站在被告席上，渾身哆嗦地等候着別人的判決，難道這不是報應嗎？通過電視，我還看到王光美控訴“四人幫”罪行時那悲痛欲絕的情景。當時我很奇怪，當時一直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偉大領袖，如何如何偉大光榮正確，可為啥他身邊老出壞人？老是好人受冤枉、受迫害？為啥他老人家一逝世這些壞人就被抓起來了？難道“四人幫”幹這些壞事時，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不是據說能“洞察一切”嗎？
　　最後，當審判長宣布：“判處罪犯江青死刑……”（人們沒來得及聽到“緩期兩年執行”）時，我們家所在的鐵Z局家屬院立即響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和歡呼聲，還有敲臉盆、水桶的聲音。經歷了長期浩劫的人們，終於揚眉吐氣，盡情發泄他們對“四人幫”和封建法西斯暴政的不滿和憎恨。
　　一九八一年春天的一天，我們的班主任老師笑眯眯地來到教室，站在講桌上，把教室黑板上方牆上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和“英明領袖華主席”的肖像摘了下來，捲成一個小卷往腋下里一夾就走了，什麼都沒對我們說。我們小孩子不懂政治，也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後來我在作文里寫了句“毛主席永遠都會活在我們少先隊員的心裡”之類的套話，班主任老師把我叫去說：“以後這樣的句子就不要寫了。”於是，我就不再這麼寫了。
　　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經常在垃圾堆上、上學路上看到一些毛澤東的畫像，或髒兮兮，或殘破不堪，人們就在上面踏來踏去；還經常撿到一些人們遺棄的毛澤東像章，撿起來玩一段時間，也就扔掉了。太谷縣鼓樓邊的商店裡對着正門的那個毛澤東巨幅畫像，也因為無人維護而逐漸色彩黯淡，後來還有人在他臉上塗了一些黑墨汁，再後來撤走了。昔日被當作神仙一樣頂禮膜拜、無所不能的偉大領袖，今日卻威風掃地，連自己的形象也顧不了了。
　　　　　　　　　　　　　　　　　　　　九、東南街小學
　　東南街小學位於太谷縣城的中心地帶——東寺園。由於鐵Z局單位子弟學校教育質量差，因此從農村回來後，我和姐姐都轉學到太谷縣東南街小學讀書。農村的教育水平確實很低，雖然我和姐姐在農村上學都算是班上成績好的學生，但剛到東南街小學時進行入學測試，我考了四十分，姐姐考了二十分，學校說我們基礎太差不收。那一段把母親忙壞了，四處求人送禮，學校才勉強收了我們。我的基礎差到了什麼程度，我有很深的體會：那時學一篇課文，裡面有個名詞“崎嶇”，解釋是“形容山路不平”，我當時一直都很納悶，這個“形容山”究竟是哪座山？為什麼“形容山”的路才是崎嶇的？那別的山路是怎麼樣的？又怕老師說自己笨而不敢問，好長時間才悟過來。
　　當時，父親經常要到商丘處機關里駐勤，一走就是三五個月不回家。為了讓我們跟上進度，我的母親天天晚上自己做我們的家庭教師。我的母親那時也在自學，每天晚上，一家三口人都坐在桌子旁邊，我和姐姐做功課，母親自學，有不會的就問我的母親。經過一個學期的追趕，我們倆的考試成績終於逐漸開始在班上靠前了。
　　在東南街小學時，我訂了一張《中國少年報》，裡面有一個專欄，叫“在資本主義角落裡”，裡面刊登的全是美國、日本、西德等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的悲慘狀況。每當我看了這些報紙以後，總是想：“唉，美國的兒童可怎麼活呢？真是太可怕了。”還隱隱有一種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幸福感，慶幸感。
　　我剛到東南街小學上學的時候，原來的班主任仿佛不怎麼管學生，班裡秩序很亂。還沒一個月，原來的班主任就調走了，新來了一位班主任，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婦女，姓白。白老師很嚴厲，來了以後就整了幾個最調皮的“刺頭”，結果班上秩序大為好轉，學生們用功多了。我的母親看到有這麼一個好班主任，心裡自然非常高興。雖然家裡當時還並不寬裕，但我的母親卻特別捨得對老師下本錢，經常買一些罐頭、水果、點心等禮品去拜訪白老師。八十年代初的人們還都比較貧窮，特別是教師生活更為清貧，這些禮品在當時來講都算很重的禮了。白老師有一個女兒，小名叫二青，和我年紀相仿；一個兒子，小名叫寶寶，比我小三、四歲。有一次過年時我母親和我登門給白老師拜年，一進門就看見寶寶在就着大醬吃玉米麵窩窩頭，腮幫子上都是醬。後來，寶寶考上了大學，而二青在上初中時遇到了車禍，不幸夭折了。
　　有了母親所下的功夫，白老師對我既嚴格，又關切，可以說我小學時成績能始終在班上數一數二，與白老師的管束是分不開的。
　　本來，我在農村上小學時，農村是沒有什麼少先隊組織的。可是等我轉到東南街小學以後，發現班上幾乎沒有人不是少先隊員。因此，我的母親上商店買了條紅領巾，也算是我入了隊，還成了小隊長。後來在學校發的履歷表中，“家庭出身”一欄，我填上了“工人”。當時填出身鬧了很多笑話：好幾個學生不懂啥叫“出身”，因此想當然地填上了“我媽”，還有幾個似懂非懂的填了“貧下中農”，把白老師弄得哭笑不得。
　　在一九八二年，全國開展了“學雷鋒、樹新風”，“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那時，每個班後面的小黑板上，都寫着學生的名字，做一件好人好事，就畫一面小紅旗。後來，班裡還開過一次主題班會，題目是“我的理想”。同學們有想做科學家的，有想當解放軍的，而我，則說想當中國第一名宇航員。現在看來這理想是沒戲了，楊利偉取代我成了中國第一名宇航員。輪到我們班的大隊委發言時，她卻哭了起來，然後說她的理想就是當一名普通工人。白老師誇獎了她，說這個理想，才是最實實在在的。
　　後來到小學五年級時候，共產黨召開了十二大，國家改選了領導人。當時我們小學生也學時事政治課，白老師讓一個女同學到黑板上默寫新當選國家領導人的名字，結果她把國家主席“李先念”寫成了“李失念”，把總理“趙紫陽”寫成了“趙柴陽”。白老師笑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你早就成現行反革命了。
　　一九八三年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我們家裡的條件在同學當中依舊不能算很好的。小學畢業照畢業合影時，我沒有合適的衣服照相，於是白老師借了同學的一件褂子給我穿上；而我的褲子膝蓋那塊正好有一個洞。白老師看見以後，讓我把手放在那個洞上照相。這張照片我至今還有，穿着借來的褂子，手按在膝蓋上。
　　　　　　　　　　　　　　　　　　　　十、父親平反
　　一九七八年以後，隨着“撥亂反正”的深入開展，社會上上訪、平反的風氣很濃。毛澤東在位的後二十年裡，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黑白顛倒、良莠不分；小人得志、好人倒霉。無數人年紀輕輕就被打入另類，白白浪費了大好年華；無數人因為出言不慎、敢說真話而遭到飛來橫禍。這真是中國的一個悲劇。
　　到一九八三年，我的父親蒙冤已經二十六年了。這二十多年時間裡我父親一直逆來順受、心灰意冷，早就安道認命了，所以他根本不願意主動去上訪，再低三下四地求人家給自己落實政策。但是，我的母親卻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就這麼稀里糊塗地背上一輩子“壞分子”的黑鍋。於是，在我母親的堅持下，我的父母於一九八三年夏天一起回到了河南省開封市，找到文化局裡當年整父親的那一幫人。令人感慨萬千的是，當時親手把父親打成“壞分子”的那位領導，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折磨，也曾經被掛着鐵絲木牌遊街示眾，也坐過“噴氣式”，也是剛剛落實政策。
　　那位領導見到當年被自己親手打倒的那個風華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已經變成了頭髮稀疏的中年人時，忍不住抱着父親失聲痛哭，請求父親原諒。中國人哪，幾十年時間裡被人挑唆互相鬥來鬥去，斗白了頭髮，斗碎了心靈，可以說人人都是受害者。於是，我的父親原諒了他。這位當年整過父親的人，又領着父親母親挨個找有關部門，為父親的平反奔走呼號，順利地給父親平了反。後來這位領導於一九九三年去世，我的父親還專門去弔唁。
　　我父親平反時，無論是我的父親還是我的母親，都原本以為他檔案里記載的那導致了他蹲了六年監獄的“罪行”該有多麼嚴重、多麼駭人聽聞。然而，等到辦案人員打開那塵封已久的檔案，他們親眼看到父親的檔案里存檔的三條“罪狀”時，二人禁不住目瞪口呆。這三條“罪狀”，原文如下：
　　（一）該同志好吃好喝，幾乎每次領工資後都下館子喝酒，剝削階級享樂思想嚴重。
　　（二）挪用公款。該同志一九五七年四月到上海出差購買樂器，超支十二元五角二分，到當月月底發工資時才還清。
　　（三）該同志無端謾罵領導，干涉他人婚姻自由。
　　就這麼連一般性的“錯誤”都算不上的三條，竟然害得我的父親蹲了六年監獄，背了二十六年黑鍋。當我的父親看到這短短一百零一個字，決定了他大半生命運的“罪狀”時，自己都不知道是該哭呢還是該笑。
　　我的父親平反後，按照政策可以回原單位工作，也可以把家安在開封市。父親當時有一些動心，我也很想離開這小縣城到大城市去。但是我父母一商量，覺得太谷縣教育質量不錯，到開封市就很難說了。就這樣，為了我和姐姐今後升學，父母又一次犧牲了自己，決定留在太谷縣。
　　　　　　　　　　　　　　　　　　　　十一、春天的幾個瞬間
　　從一九八○～一九八八年那幾年，我們家的生活可以說是一年一個樣子。那時改革還是“帕累托累進”式的，也就是全國各個階層、每個家庭都受益；不像現在，窮者越窮、富者越富，侵吞國有資產的、搞違法經營的、搞權錢交易的，都暴富起來，都趾高氣揚的。八十年代初，雖然也是號召“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都是宣傳靠勤勞致富“萬元戶”們。我作為一個見證人可以證明：鄧小平所號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決不是像現在一些人所刻意曲解的那樣，是號召讓所謂“腐敗分子先富起來”，而是讓種田專業戶、副業專業戶以及其他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先富起來，給了飽受饑寒之苦的中國人民理直氣壯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可以說，隨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我們家始終遵循着當時鄧小平的號召，依靠誠實的勞動，一點一滴地積累，才到了今天這個“小康”的水平的。我們擁有的每一分財富，都不是靠投機取巧得來的，而是凝聚着我們自己的血汗。
　　漸漸地鐵Z局的人越走越多，到了一九八二年冬天，在太谷縣留守的已經不過幾百戶了。“南住宅”的鄰居們越搬越少，我們家占的房子又多了一套。此時，住得已經算比較愜意了。但沒過多久，單位就把“南住宅”賣掉了，剩下的人全部向“北住宅”集中。於是，儘管有一百個不情願，但我們還是又一次搬家了。公家的福利房就是這樣，人家讓你住你就住，不讓你住你就得走。
　　一九八二年底，我們家搬到“北住宅”。“北住宅”以前是幹部和資格老的工人住的，有自來水，房子面積也大一點，每套大約三十平方米，還有一個小院子。一年以後，鄰居也搬走了，我們占了他的房子，居住面積又擴大了一倍。剛到“北住宅”的時候，我從前面在這套房子裡住的那一家扔掉的垃圾里，找到了不少毛澤東像章，有大有小，有的還做得非常精緻；還發現有不少文革時期的郵票。可那時小孩子不懂事，覺得郵票邊上的那些齒孔礙事，於是就用剪刀把它們剪了，玩了幾天之後又扔了。後來懂事之後，為此真是後悔不迭。
　　離“北住宅”不遠的城牆根下，就是我母親剛到太谷時做苦力的太谷糠醛廠。不知當時建設時是怎麼考慮的，太谷糠醛廠竟然坐落在太谷縣城的西北方向。太谷縣位於黃土高原，愛刮西北風。每當西北風起，整個家屬院都籠罩在糠醛廠散發出的那種甜絲絲的、令人噁心的菘酐味中，即使是在大熱天也要緊閉門窗。
　　我們家位於“北住宅”的最外圍，因此比一般人家裡後面多了一個院子。有了這一塊土地，大人們就在院子裡種了很多菜，有西紅柿、黃瓜、豆角、小白菜等。到了夏天，每天的新鮮蔬菜，吃都吃不完。
　　搬到了“北住宅”不久，我們家又陸陸續續地添置了一些家用電器：一台成都“雙燕”牌單缸洗衣機，一架柳州“雙馬”牌電風扇，還有一台廣州“南方”牌收錄兩用機。然而，那個時代中國家用電器的生產技術不過關：洗衣機總是洗不乾淨衣物，用了不到一年就壞了，經常漏電；收錄機用了四年就只能當收音機用了；只有那台電扇，算是湊合着用到了九十年代。
　　　　　　　　　　　　　　　　　　　十二、清除“精神污染”
　　文革結束以後，隨着對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鬆，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業、待業現象嚴重，以及國門打開後進入中國的思想良莠不齊，引發了一次小小的犯罪高潮。十年文革浩劫，貽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當這些人從最初的政治狂熱中醒悟過來，發現自己受騙上當，但大好年華已經白白浪費，文化知識卻一窮二白。有一部分人發奮讀書，爭分奪秒地進行“補課”，在恢復高考以後考上各類學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後，長期找不到工作，又無一技之長，高考也名落孫山，於是開始自暴自棄，結成了流氓團伙，或縱慾酗酒，或尋釁滋事，或擾亂治安，或偷盜搶劫，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當時，這些現象引起了高層恐慌。
　　一九八三年的中國老百姓，談論得最多的話題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瑋兄弟。從上半年開始，太谷縣城的大街小巷都張貼着對“二王”的通緝令，“二王”殺人如麻的謠傳，使得老實憨厚的太谷縣老百姓談虎色變、提心弔膽，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現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裡引起的恐慌激發了高層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心，於是，一九八三年秋天，電視裡播放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開始對治安犯罪“從重、從嚴、從快”地進行打擊。
　　鐵Z局有個姓趙的老司機，是專門給領導開小車的。趙師傅有個兒子，當時正好二十多歲，成天和領導們的那些公子哥混在一起吃喝玩樂。八十年代初的年輕人，有很多都是因為“文革”荒廢了學業，破滅了理想，終日生活得很空虛。後來有一天，幾個公子哥喝了酒以後在外面遊逛，看到路上來了一個騎自行車的老頭戴着塊手錶。那時一塊手錶要一百多塊，相當於普通工人幾個月的工資，算是很值錢的財物了。幾個公子哥乘着酒興，說咱們把那老東西手錶搶過來如何？於是就上去把那老頭子搶了。這幫人不走運，沒多久遇到“嚴打”，全被抓起來了。領導們有權有門子，幾個公子哥關了一些日子也就沒事了。別看平時領導們的公子跟老趙的兒子一起廝混，這個時候就看出真正的差別：最後輪到老趙的兒子當了替罪羊，判了個“搶劫犯”給槍斃了。
　　當時還有點“對敵人實行專政”的味道，一九八三年我上初中，剛開學，每天上學的路上就發現張貼着不少法院的布告，基本上都是槍斃的；還見過一次遊街，由戴墨鏡、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着汽車押送那些插着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場。在這種“從嚴、從重、從快”的大形勢下，免不了產生一些冤假錯案。太谷線材廠也有一個青年臨時工胡××因為“強姦幼女”而被槍斃了，據說是因為看了黃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當時二十一歲。幾年以後，這個人的罪又被法院給“糾正”了，又說他沒有“強姦”，只算是“猥褻”；還有一個國營理髮店的三十來歲的寡婦，因與一個男人私通，被當作“流氓罪”判了幾年，在看守所裡面把她打得死去活來，指頭都殘廢了。我小的時候，她還給我理過發。
　　幾乎與“嚴打”同步，全國又開始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在中學裡重點是黃色手抄本、黃色圖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課本的書皮是用畫報包的，上面有意大利影星索非亞·羅蘭的照片，也被老師收了去當“黃色照片”給處理了。後來才知道，“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是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株大毒草的，而那些“黃色照片”和手抄本，則是順便拔除的小毛毛蟲。可以說，當時我國還遠遠沒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運動的餘味還沒完全褪去，每一次運動都會出現擴大打擊面、運動過火等現象，也總有一些人做了不走運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