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黃金時代
　　　　　　　　　　　　　　　　　　　　1984～1987
　　　　　　　　　　　　　　　　　　　一、勤勞致富
　　隨着政治狂熱的消退和政策的放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們漸漸地開始琢磨起掙錢來。可是連續幾十年的折騰，家家戶戶都是一窮二白，沒有資本，因此那時的掙錢只有兩條：要麼投機取巧，靠坑蒙拐騙白手起家；要麼勤勞致富，一點一滴地積累家庭的財富。
　　最早開始的致富門路是養君子蘭，當時謠傳說養一盆君子蘭可以賣幾千、幾萬元。於是，當時的工人們每天談論的話題就是養君子蘭，到哪裡買君子蘭，到哪裡賣君子蘭。後來，還真有人來家屬院，出幾千塊錢的價錢買君子蘭。有幾戶家裡養着君子蘭的，此時都神氣起來，見了人們就吹有人出幾千，甚至幾萬買自己那盆君子蘭，可都不賣，等等，還會再漲價的。我的父母當時沒有養這玩意，因為他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就這麼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們半輩子掙的工資還多。後來君子蘭的傳聞漸漸過去了，那些養君子蘭的人開始着急起來，幾百塊錢就賣，可還是賣不出去。前不久過春節時，我去花市買花，第一次見到君子蘭，一盆只賣幾十塊。
　　君子蘭風波結束以後，又謠傳有一種新的致富方法——飼養蚯蚓。當時，太谷縣東門外有幾個人租了幾間房子，辦起了蚯蚓飼養場，按每份三十元的價格出售一種叫“大平二號”的蚯蚓種，說等繁衍多了他們再收購出口日本。母親從街上拿回來的宣傳資料上說，日本人愛吃蚯蚓，還可以做藥材。當時人們都很老實，看到白紙黑字蓋着紅印章的宣傳資料就深信不疑。一段時間內，我們整個鐵Z局家屬院裡和太谷線材廠，幾乎家家戶戶都養蚯蚓。我母親也相信了那宣傳，加入了養蚯蚓的行列，和幾個工友一起狠狠心花了一個月的工資三十元買了一份，拿回來後像關心孩子一樣照顧它們。
　　蚯蚓喜歡在鬆軟的有機物里生長，於是一下班，我的母親就上街拾馬糞，回來以後把臭氣洗乾淨，剩下鬆軟而潔淨的馬糞纖維給蚯蚓鋪上；蚯蚓喜歡潮濕和高溫，於是我母親不停地向馬糞上撒水，把屋裡燒的暖暖和和，那時我夜間起床解手，總是看見我母親在伺候蚯蚓；蚯蚓喜歡吃腐爛的水果，我母親就跑到果品公司買人家處理或者扔掉的爛水果。我們家養的蚯蚓長得特別的好，不斷地繁衍增殖。這時還有很多鄰居、工友想養蚯蚓，找我們家買，母親就以比街上便宜三分之一，每份二十元的價格賣出去。
　　很快又證明，養蚯蚓是一種騙局，東門外那個蚯蚓飼養場也在一夜之間人去樓空。當時人們都還很窮，一份蚯蚓二十塊錢損失了也都很心痛。母親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損失，就把賣給私人的那些錢又退了回去。不過，由於我們家養得早，蚯蚓繁殖快，最後一算，整體上還是賺了八百多塊錢。據說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萬元購買蚯蚓，最後全賠進去了，還不了債，自殺的都有。
　　由於自小受苦受慣了，我的母親從來沒有投機取巧，掙個巧錢的想法。那時她在太谷線材廠財務股，經常到銀行取工資款，一取就是上萬。萬把塊錢現在就是薄薄的一疊，可當時最大的幣值是拾元的，一萬多塊就能裝滿一個提包，對當時的一般老百姓來說，也算是天文數字了。我的母親從來沒有產生過什麼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幾十塊錢的工資起家。那時每天廠里都有來拉鐵絲的汽車，我的母親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強力壯的男人們一起往車上裝鐵絲，把一盤二十五公斤重的鐵絲從倉庫里扛上百米開外的汽車才一分錢，每天中午少的時候裝個三、四十盤，掙幾毛錢；最多的一天裝一百六十盤，掙一塊六毛錢。裝完鐵絲，還要趕回家裡給我和姐姐做飯。當時廠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塊錢的收入，而我的母親每天靠裝車，每個月總能獲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後來有一段時間，太谷縣外貿公司搞來料加工的勞動保護手套業務。加工一副手套，工錢是三分錢。我的母親從外貿公司領回原料，下班回來就沒日沒夜地踩縫紉機，一天可以做幾十副手套，掙一塊多錢。

　　我們家住在家屬院最外圍，因此臨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後，家裡漸漸寬裕了，於是就把臨街的院牆拆了，蓋了一間小房，開了個小小的副食日雜商店，還起了個字號“寶華德”。母親在廠里人緣好，蓋房子時好多工人來幫忙，招待一頓飯就成了，連錢都不要。當時的營業執照上的註冊資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銷售額多的時候幾十元，少的時候只有一塊多，碰到天氣不好，一天不發市的情形都有。每當進貨時，我的父親母親就拉一輛架子車，到離家很遠的副食品批發公司去。後來我們家旁邊又開了一個比較大的公家商店，我們的小商店慘澹經營了一段時間，就關門了。剩下來不少的罐頭、餅乾，足夠全家人吃了幾年。
　　後來，隨着全國各地經濟建設的開展，對建材的需求量極大，鐵絲開始緊俏起來，價格直線上漲。當時，工廠是公家的，生產出廢品以後，就直接扔掉或者賣給廢品收購站了。我的母親看準這一機會，就從工廠里買了許多鏽頭（【注】鏽頭是指那些因為拉絲不直，而導致鐵絲絞成一團無法使用的廢品），回來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親在我們寫作業和看電視時，就和父親一起挑燈夜戰，用手和耐心清理亂如麻團的鏽頭，再把它一一理順，經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幾年，我的母親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紅，以至於我都有了錯覺，以為她一直都是紅眼圈。鏽頭是以廢銅爛鐵的價格買回來的，等清理完畢，就以成品價格的一半賣出去，中間的利潤，也是相當可觀的。當時鐵絲緊俏，價格又高，很多消費者買不到鐵絲；碰到這樣物美價廉的鐵絲，一時間買者若鶩，門庭若市。
　　拔鏽頭的生意，我的母親做了三年，後來算帳，總共淨掙了三萬多塊錢。在當時，三萬塊錢對老百姓來說已經是個天文數字了，於是我的母親就不敢再幹了，因為她以前實在是被整怕了，怕政策變。這掙到的三萬多塊錢經過後來一九八八年的通貨膨脹，以及給我的外婆求醫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後事，供我和姐姐上學，給我姐姐買城市戶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花得一個子兒也不剩了。
　　由於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說變就變，我的母親在做拔鏽頭生意的時候，儘管全是她的血汗錢，但也始終是提心弔膽，擔驚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親，當時也不知道家裡究竟有多少錢。
　　一九八四年，我的母親被調動到太谷線材廠供銷股。當時線材特別緊俏，廠里一些領導和工人就結成了一個團伙，偷工廠的鋼材和鐵絲賣。他們還找我的母親，試圖也讓她入伙。我的母親是個誠實的人，覺得很為難：如果檢舉這個團伙，那實在對不起自己良心，因為正是這些人，在我們家最困難時候幫母親轉了正；如果不檢舉，那麼勢必為法律不容。權衡再三，我的母親只好提出調離申請。
　　當時，我母親的調離申請在廠里成了爆炸性新聞。那時廠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親幹了那麼長的臨時工，吃了那麼多苦，熬了那麼久，好不容易轉正又節節高升到了別人視為“最肥”的供銷股，人人都眼紅着，去了屁股還沒坐熱就又要調離走，別人都覺得莫名其妙。許多當年的老領導、老工友都來勸，可母親鐵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親之所以態度如此堅決，就是估計到廠里這麼搞下去，遲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參與分贓和盜竊，單單是“供銷”這個崗位，就會讓人有嘴也說不清。即使真沒什麼事，公安局傳喚一兩回，那在這個小縣城裡，好名譽就算丟了。
　　事情的發展，證明了我母親眼光的長遠。我母親調走兩年以後的一九八六年，該廠案發，其實是廠領導班子間鬧矛盾，把另一派給告了。整個領導班子、供銷、財務被一鍋端，三百人的廠，被牽連進去的就有將近一百個，被判刑的有好幾十個。其實，那些人也沒弄到多少錢，多的幾千塊，少的幾十塊，真是不值得。從此，線材廠元氣大傷，一蹶不振。曾經有一段時間，廠里有些老職工來家裡想請我母親回去當廠長，帶領廠子走出困境。當時，我母親雖然有些動心，但又覺得那些當年的老工友們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經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無能為力，也實在不想回那個令她傷心之地了。後來，線材廠在九十年代房地產熱的時候又靠貸款紅火了兩天，但廠領導一心為私，人心渙散，沒過多久就破產了。
　　　　　　　　　　　　　　　　　　　二、小平你好
　　一九八四年國慶前夕，我父親在宣傳隊裡的至交，局公安處政治處主任老吳不幸被一個尋仇的民警殺害。當年我母親轉成城市戶口，全靠老吳幫忙，父母對老吳非常感激，得知老吳犧牲的消息，二人哭了一場。後來知道，老吳犧牲時和另外三個民警一起開會，住在一間招待所里，老吳和一個民警住裡間，另外兩個民警住外間。半夜，住在外間的一個民警，因與另一個民警有仇，就起來拿出手槍來將正在熟睡的那位民警打死。老吳聽到槍聲，就起床到外屋看怎麼回事，一看，那個兇手拿着槍站在房間裡。老吳大喝一聲：“你幹什麼，找死？”誰知那兇手已經殺紅了眼，索性一槍把老吳打死。住在裡屋的另一位民警機靈，一見是這個情況就翻身躲到床下，順手把手槍拿在手裡。兇手衝進房內，又朝這位民警睡的床連開兩槍。這位民警就以床為掩護，與兇手槍戰。對射了幾槍以後，兇手退回外間，接着一聲槍響，兇手吞槍自殺了。後來，人們都說老吳在死前有徵兆，因為那天白天原來宣傳隊的同事請老吳喝酒，也請了那幾個民警，被首先打死的那位民警沒什麼文化，敬酒時胡亂用詞：“來，各位生前好友，喝！”結果當天晚上，這句話就不幸應驗了。
　　時值一九八四年的國慶，當時改革開放搞了幾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當時全國上下一片歡騰。通過電視，上初中二年級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國慶閱兵場面，看到鄧小平檢閱部隊，也看到遊行隊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標語。那一年的閱兵，雖然沒有山呼萬歲、沒有狂熱的個人崇拜，但人們飽滿的精神狀態，那種真實的、發自內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隱隱有一種自豪感。而到了一九九九年搞閱兵的時候，我卻沒有這種感覺了，也不知道為什麼。
　　國慶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領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參加老吳的追悼會，二是領着我們倆買幾件象樣的衣服。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剛從小縣城出來，覺得三層樓都算高樓大廈的我，一下汽車，數着迎澤大街上十三層高的“雲山飯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間的事，因此也沒有為吳伯伯的去世難過。後來，父母領着我們上街給我和姐姐每人買了一套新衣服，當時體驗到的那種興奮和快樂，真使我終生難忘。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們家裡生活條件明顯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經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經常有肉吃了。就在這個時候，老家的舅舅來了信，說外婆病重了。我的母親接到信以後，決定回家看看，同時把外公、外婆接到我們家來享享清福，他們算是苦了一輩子。
　　我的外婆是一個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勞節儉，而且對後輩和親人非常無私。前面提到過，在“糧食關”時期，為了讓外公能夠活下去，她把自己本來就少得可憐的食物還要勻出一份來給外公，自己卻險些餓死，這在當時村子裡是少見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來信就向子女要錢，而我的外婆無論生活多艱難，從來也不主動向子女開口。在我在滑縣老家住期間，儘管條件很艱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點心、糖果等東西，外婆都自己捨不得吃，全部給了我和姐姐。以至於年少不懂事的我都養成了習慣，有一次外婆嘗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說：“姥姥，怎麼偷吃我的點心哪？”外婆對我的疼愛，對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響巨大。
　　我前面提到過，我的舅媽好吃懶做，心地不善，作風輕浮。我的舅舅與舅媽是大躍進時結婚的。舅媽年輕時長的還不錯，當時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陽一家工廠上班，到了該娶媳婦的年齡，就有媒人介紹認識了我舅媽。舅舅在匆忙中見過舅媽後覺得還可以，二人就結婚了，幾天之後舅舅就回信陽上班去了。但是逐漸地舅舅就發現了舅媽的缺點，於是產生了離婚念頭。無奈那時政治空氣越來越濃，舅媽仗着自己是貧農成分，找村幹部告狀。村幹部就嚇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膽敢把貧下中農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來也很厭惡舅媽，但一聽這話，又驚又怕，只得趕緊勸舅舅不要離婚，並且在家把舅媽當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對舅媽厭惡透頂，見離婚也不成，索性連家都不願意回。
　　文革期間外公外婆挨整時，心地不善的舅媽不但沒有給兩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對兩老人頤指氣使，甚至還在家裡批鬥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還要受舅媽的氣。外公這人感情比較麻木，不會多想；但外婆卻是個心細之人，於是天天自己生悶氣。後來舅媽生了三個兒子，其中一個因照管不善而導致後天痴呆。舅媽根本不親孩子，全部推給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傷致殘退休回家，看到舅媽更是厭惡，便怪罪外婆當年不該反對二人離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裡鬱悶，脾氣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氣。外婆一連幾十年處於被欺侮、被壓制的地位，負擔又重，此時兒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說不出，終於積怨成病、積勞成疾。加之本來就有肝炎，故而來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當我的母親回到老家時，外婆已經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腫得象一口大鍋。我的母親在聽到醫生說，外婆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時，為了能讓外婆能夠享些福，硬是把外婆從老家背了回來。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來到我們家以後表現得很堅強，每次我們與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縣的醫院已沒有辦法了，我的母親就懷着一線希望就帶她到地區醫院，省城醫院去；省城大醫院沒辦法，我的母親就四處打聽偏方，經常是一聽到有什麼消息就連夜租個拖拉機去山裡、農村尋找；聽說有一種遠紅外治療儀有些效果，我的母親就趕緊買回家一台。然而為時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為不治之症，這一切努力都沒有效果。
　　我的母親只好天天買一些大魚大肉給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於肝功能的原因，也總是吃不了幾口。有一天，外婆對我說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蘆，我就上街去買，當時太谷縣做小生意的人還比較少，賣糖葫蘆的更少。我在城內轉了整整一個上午，偏偏市面上沒有賣山楂糖葫蘆的，只好買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樣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蘆。儘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誇我，說這個外孫孝順。
　　即便是疼痛異常，外婆也從不在我們面前顯露，硬挺着跟我們過了一個春節和元宵。元宵節過後，外婆也自感來日無多，於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於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親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捨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緊緊地握着我們倆的手，安慰我們說回去養好了就回來。
　　我當時還惦記着外婆的話，總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夠好好地回來。可是二十多天以後，我的母親和外公回來了，當我看到母親腳上穿着的白鞋時，（【注】河南滑縣風俗，守喪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遠也見不到疼我愛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異常悲傷，而且非常愧疚，因為我從沒好好報答她一天。那一段時間，我上課時總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時發下的誓言，要到二○○○年開小轎車接她，頓時淚如泉湧，老師勸、同學勸、父母勸，但誰都勸不住。按照滑縣的規矩，外姓人是不用給外婆戴孝的，但我堅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後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學四年級回老家時，還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墳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
　　我的外婆是一個非常命苦的人，從小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年輕時省吃儉用，好不容易置下點土地，就被劃成了地主；接下來丈夫被抓，一個人含辛茹苦把三個孩子拉扯大；然後就是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一輩子受歧視、受迫害、忍飢挨餓……什麼樣的罪都遭過了，什麼樣的苦都吃過了，什麼樣的氣都受過了，可是生活剛剛由苦變甜，不到七十歲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載，享上幾天清福也好啊。人間的事情，為什麼總是如此不公？
　　　　　　　　　　　　　　　　　　　四、成長的歷程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讀。我剛上初中時入學考試成績非常好，於是有些驕傲，不怎麼愛學習了，結果一個學期下來，成績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後初中三年，雖然父母對我管教很嚴，但由於我實在貪玩，所以成績一直都不怎麼好。特別是初中二年級時，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個人的班裡，已經算差等生了。那時我特別愛看電視，每當父母問我作業寫完了沒有時，我總是撒謊說寫完了，然後就看電視。可作業第二天得交，於是我晚上總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個手電筒，躲在被窩裡趕作業。這麼就一個學期下來，我的眼睛就近視了。
　　我小的時候，對天文學興趣很濃厚，一直夢想着成為一名天文學家或者宇航員。太谷縣城小，那時只有一兩家書店，可以說我把那書店裡所有的天文學書都買回來了，每天邊看邊想。那個時候我總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類就生活在這麼一個小小的星球上，從宇宙的觀點來看，人類的價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爭我斗？大概是那時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影響，我以後形成了對身邊人之間明爭暗鬥非常超脫的態度，既不過問，更不參與。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間，我從當時訂的一本《我們愛科學》雜誌上，看到一條由江蘇省武進縣張里灣光學儀器廠發的廣告，稱哈雷慧星即將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們廠製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遠鏡鏡片，可以郵購，每副1.3元人民幣；另付包裝郵寄費一元。我當時可能是太興奮了，只看到前面的鏡片價格，沒看到後面的包裝郵寄費，就按着地址給他們寄了一塊三毛錢。那時人們都還很不錯，沒多久收到廠里寄來的一封信，很客氣地說還應該再付一元錢的包裝郵寄費。後來不久我收到了鏡片和製作望遠鏡說明書，父親和我一起動手做了一個望遠鏡。那時物資還很匱乏，太谷縣城裡連製作望遠鏡的牛皮紙或者卡片紙都沒有賣的，只好買了一些比較厚的白紙捲起來，裡面塗上墨汁，勉強把目鏡和物鏡安上了。每天放學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遠鏡看星星。當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環形山時，興奮得一晚上都沒睡好。
　　一九八五年秋天，家裡彩電升級換代了，父母從北京買回來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電。當時二十英寸的彩色電視機是頂尖的東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興奮，看着到我們來玩耍的同學們羨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電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國外買回的，國外售價是二百六十二美元，按當時匯率應該賣四百八十元人民幣才對（【注】根據當時官方匯率，美元與人民幣兌換比率是1：1.85），可是我們家卻花了兩千元，還必須自己到北京提貨。那時人的眼光真有點奇怪，我和父母都覺得這二十英寸已經足夠了，再大，屋裡就可能放不下了。而二○○二年我買了新房子去商場裡買電視，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幾倍的三十四英寸電視時，卻一點也不覺得大。送回來以後，我坐在沙發上越看越覺得小，懷疑是不是送貨送錯了，還拿尺子量了量，原來也並不小。
　　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初中三年級時，我才感覺到自己的成績實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學期期末考試，我的物理考了二十九分，英語考了二十五分，落到全班倒數幾名去了。初三一開學，升學的壓力讓我警醒過來，於是開始刻苦起來：每天早上六點，我就到教室里學英語，記單詞；累了，就把班裡衛生打掃一遍換換腦筋。當時恰好換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學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還這麼為班集體做好事，很是喜歡，經常來鼓勵我。後來到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孟老師介紹，我加入了共青團組織。當時入團的時候還頗費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師覺得我年齡太小（【注】當時我十三歲，在全班是年齡最小的一個），以前成績也不好，故不主張我入團。當時得知這個消息，我還回家哭了一場。但後來，大概是孟老師堅持吧，我還是入了團，成為班上最早的一批共青團員之一。
　　學習是個苦差事，別說現在要交高額學費，就是在當時不怎麼收費的情況下，多數學生都是不願意學習的。多數人在未成年時代總處於一種非自覺狀態，要健康成長，不但要靠家長細心開導，還必須有好老師來帶。我剛上初三時，物理很差，當時代課的是一位年輕物理老師，叫史明亮，總是在作業本上寫上一些鼓勵的話，我就非常高興，學物理就來勁，一個學期就把物理課從二十九分趕到八十九分；到了下半學期換了個物理老師，其實講的也不錯，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學生，結果我很討厭他，也不願意學物理了，一個學期考試成績就又退成二十七分。
　　經過初三第一個學期的努力，我的考試成績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當時太谷縣只有兩所正規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學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難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績不佳，母親早就急在心裡，但無奈那時白天還要上班，下了班晚上還要搞副業掙錢，自己沒多少文化也不能輔導我的功課。於是，母親就動心思，想讓我“病休”留一級。因為怕我知道要留級了產生懈怠，還一直瞞着我，直到快初中畢業考試時才跟我講。母親這麼做是費了很多腦筋的：如果讓我一直上初中畢業，參加中考而考不上，那麼會給我的信心以很大打擊；即便是復讀，那麼作為“往屆生”自己也會很自卑，中考時的分數線也不一樣。辦理了“病休”，那麼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我的母親就是這麼細心的人。
　　為一個根本就沒有病的孩子辦病休手續，學校里是不允許的；另外我當時成績挺差，各個班級又人滿為患，也很難找到願意接收我的班級。那一段時間，母親也是非常操勞，每天晚上到校長、教導主任和老師們家裡求情送禮。有一天晚上，母親找到了教導主任，不巧他要開會，母親一直在人家會場門外站了三個多小時。等晚上十點多鐘教導主任開完會出來，看到母親還在門外等着，禁不住感慨萬分，說了句：“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好，什麼都不用說，我同意了。”
　　就這樣，我病休幾個月以後留了一級，母親在辦成事以後對我說，人要有自尊，等到了開學時你如果再不好好學習，那真是證明你就是個沒出息的孩子。為了讓我能夠開學後收心，那個暑假母親破例讓我玩了個痛快。我當時興趣很廣泛，喜歡畫畫，母親就送我到縣文化館辦的書畫學習班裡學了一個暑假。
　　等到開學以後，我自己也覺得不好好學習實在對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試就考了個第十名。當時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個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個親戚。孔老師是個很盡責的人，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試時，對學生挨個家訪。到我們家那天，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師在路上為了避讓一輛汽車，自行車一滑，摔到了農民漚糞的池子裡，腿扭傷了，來我們家時一瘸一拐的。母親見狀，連忙招呼孔老師吃飯，可孔老師不吃，開門見山地問我：你打算期末考試考多少名？我回答說：第五名吧。孔老師聽後，搖了搖頭。我還以為他嫌我目標定的低了，趕緊補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間吧。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班上當時除了我，還有四五個插班的往屆生，不是考不上高中，而是專門複習要考中專的（【注】當時中專畢業國家包分配，算幹部編制，錄取分數線比高中高很多。因此很多家庭情況不好或者認為考大學有風險的學生，即使考上高中也不上，而是複習考中專），我自忖拼不過人家。孔老師聽了，又搖搖頭說，我覺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錯了。我一聽，覺得孔老師是看不起我，於是又堅定地說，我一定要考進前三名去。孔老師一聽，大笑道：“你要是考進前三名，我今天摔這麼一交就沒白摔，而且到時候我還要登門給你拜年！咱們一言為定！”有了孔老師這一席話，我更加發奮了，結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個全班第三名，應屆生的第一名。過年前，孔老師高興地如約來給我們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興。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學路上，第一次聽到廣播裡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接着胡耀邦就辭職了。當時還小，也並不明白什麼叫“資產階級自由化”。
　　受父親的影響，我早早地就喜歡聽蘇聯莫斯科台的漢語廣播。一九八五年春天，蘇聯換了一位新的領導人：時年五十四歲的米·謝·戈爾巴喬夫。我已經看慣了電視裡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等蘇聯領導人那一個個老態龍鍾、氣喘吁吁的樣子，因此對這個年輕富有朝氣的、總是嘴邊掛着迷人微笑的蘇聯新領導人發生了濃厚興趣。很長一段時間，在溫習功課的我只要聽到電視裡有關於蘇聯的新聞，就必然要跑出來看看。戈爾巴喬夫，這位頭頂長着紅色胎記的、面目和善的蘇聯政治家似乎有一種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隱約感到這將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他與老態龍鐘的、北極熊似的勃列日涅夫多麼的不同啊！我在收聽莫斯科廣播電台的時候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現象：以前莫斯科廣播電台總是稱中國政府為“北京統治者”，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不久就改成了“我們偉大的鄰邦，社會主義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