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扶危助困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們所在的那個家屬院裡,絕大多數工人家庭生活雖然有了好轉,但也只是實現了溫飽而已,仍然是談不上什麼財富的。財富這個東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不斷地積累,聚沙成塔。在剛剛改革開放不久,人們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的,都還沒什麼積累。其中有一位林師傅,他的家裡有四個孩子,老婆沒工作,還有兩位老人需要養活,因此日子非常困難。全家過年時連肉都買不起,包頓白菜餃子就算過年了。
我的父親母親是從極度貧困里走過來的,知道沒有錢是什麼滋味,更知道人困難時是多麼需要幫助。當時我們家的經濟條件已經獲得了一定改善,父母就想辦法幫助林師傅家。為什麼想幫林師傅呢?原因是林師傅雖然特窮,但非常有責任心,對孩子盡心盡責。當時工人中很多人不怎麼管孩子,自己每天渾渾噩噩地打牌混日子,孩子隨便長。林師傅這個人非常勤勞,從來不打牌浪費時間,節衣縮食供幾個孩子上學,孩子成績也不錯。林師傅也是個有自尊的人,窮成那樣從不主動開口向人求助,只是自己默默地幹活。林師傅也是個實在人,一步一個腳印,比那些張嘴就借三萬、五萬,夢想着做“大買賣”的人,塌實多了。無奈家裡負擔太重,老婆又沒工作,當時一個月就那麼幾十塊錢,再勤勞也翻不了身。
林師傅家孩子上學時,窮得連作業本、草稿紙都買不起。林師傅經常從單位拿一些過期報紙回家,孩子們就在報紙邊緣的空白處演算題目。當時我母親在財務股,知道這個情況後,經常從單位領一些空白的信紙和財務報表回家交給林師傅。林師傅的幾個孩子也是很有志氣的人,非常節約,演算時先用鉛筆寫一遍,又用藍色墨水寫一遍,最後再用黑墨水寫一遍,一張紙要反覆用三遍。母親就把這些用過的草稿紙拿過來給我看,說,你看人家林師傅的孩子,家裡條件這麼差成績都這麼好;咱們家條件強多了,你要是不好好學習,對得起誰?
當時,鐵Z局有不少家屬做褲子賣掙錢,林師傅老婆也想幹這行,可是家裡沒本錢,買不起縫紉機,也租不起門面房。後來林師傅實在沒辦法了,就狠狠心拉下面子到我們家借五十塊錢做本錢。我的母親一聽就說:五十塊錢哪裡夠啊?於是,就主動弄了五百塊錢送給林師傅,還幫着她在縣城最繁華的市場裡租了一處櫃檯。那個時候,五百塊錢不是一個小數字:一個工人工資一個月也不過幾十塊錢;我母親當年在太谷糠醛廠做苦力時,要背五萬個五十斤重的麻袋上山,才能掙到五百塊錢。後來林師傅老婆做褲子逐漸上了路,家境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幾個孩子也都很爭氣,兩個考上了大學,兩個考上了中專。
林師傅這人有骨氣,條件稍微一好就要還錢,可我父母不要,說等孩子們都工作了再還不遲。就這樣,直到九十年代後期,林師傅最後一個孩子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我父母隨我到武漢落戶臨走時才收下林師傅還的錢。還錢那天,林師傅兩口子帶着幾個從外地趕回來的孩子,拿了兩千塊錢過來。林師傅是粗人,平時也不怎麼愛說話,但那天的話卻讓我父母感動得掉眼淚。他說,借這錢時,孩子們都還是小樹苗,今天都長成大樹了,可咱們都已經老了。不過咱們這一輩子也沒白受苦,孩子們個個都挺有出息的。這錢借了十幾年,也應該有點利息了,兩千都不算多,大哥大嫂不嫌少的話,就收下吧。我父母再三推辭,林師傅執意要給,最後父母還是只收了五百。
除了幫林師傅家,我們家還幫助過一家,那家人姓常,是母親在線材廠的同事。線材廠出事後,常師傅被判了一年刑,出獄後單位把他開除了,家裡一貧如洗。常師傅想做小生意謀生,當時借了一圈,沒幾個人借錢給他,於是向我們家求助。雖然我母親當時早就不在線材廠了,但還念着當年老工友的情誼,就送了五百塊錢過去。後來常師傅又混發達了,家裡有了好幾十萬,但對當年借錢的事卻絕口不提。到了一九九三年,由於通貨膨脹和老人相繼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上學,家裡暫時又困難起來,母親就跟線材廠一位老工友說起這事。老工友一聽,當天就跑到常××家裡罵了他一通,說你常××這小子真是太不地道了,張大姐掙錢這麼不容易,你倒霉時對你簡直是再生父母,混得有錢了居然都不還錢,你算什麼玩意啊?常師傅這才到我們家裡還錢,賭咒發誓說自己實在是忘了,仍舊只還了五百。還錢那天是一九九三年的暑假,我正好在家裡,等他一走我就大罵:這人真是太沒心肝了,五百塊錢借給他的時候能買一千斤豬肉,現在只能買一百斤了。我母親就對我說:做人要有原則,輕易不要麻煩別人,萬一實在困難需要幫助了,就一定要記住別人的好處,滴水之恩應當以湧泉相報;否則,你就不夠格做人。人上一百,各式各色,什麼樣的人都有,碰到這號沒良心的人也在所難免,知道了不來往就行了,也沒必要生氣。
除了這兩家子,九十年代的時候,我父母又幫助過我們家屬院裡的一家人。那家戶主姓孫,是個老工人,老婆大概是近親結婚的原因,有遺傳性精神病,瘋了好幾十年;一個女兒也是先天殘廢;一個兒子還算全活,但有先天性心臟病,接了老孫的班在鐵Z局工作,後來單位沒活干就在家待着。全家人就靠老孫的退休工資生活,還經常不能照點發放。老孫解放前曾經在偽滿洲國的日本工廠里當童工,就說:連日本人也沒拖欠過工錢。老孫的殘廢女兒後來嫁給外省的一個農民,有肺結核病。母親看他們家可憐,就到線材廠幫着那個上門女婿找了個臨時工,不久線材廠垮了,生活又沒有了着落。當時我母親在糊燈籠掙錢,一看他們家生活如此艱難,就把糊燈籠的手藝全都傳給了他們家。糊燈籠要先用鐵絲焊燈籠架子,需要購置點焊機,太谷縣沒賣的,當時我父親已經六十多歲了,還領着老孫的兒子到太原買個點焊機一起抬回來。老孫家生活困難,兒子找不着對象,母親就幫着給找了一個,也是窮人家的孩子。後來我父母隨我到武漢落戶,臨走我母親又領着老孫家兒子到太原,把以前生意上的夥伴都介紹給他們認識,還把我們家房子借給他們放燈籠,算是讓他們靠糊燈籠有了個生路。老孫那家子也屬於那種不怎麼有良心的人,母親搬來頭兩年還經常打電話來,都是問生意該咋做,後來上了路,電話也很少打了。二○○三年夏天,我母親在教會了我舅舅的孩子做燈籠的手藝後送他到太谷做燈籠謀生,讓老孫家把占用的我們家房子騰出來,他們家還好大不高興。母親到老孫他們家時看到他們家五口人竟然買了三台二十九寸的彩電,頓頓大魚大肉的吃。回來後母親說這土包子開了花可真是會作妖。
俗話說上行下效,也許是受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和姐姐二人從小就一直同情、幫助弱者,看到身邊可憐的人,不幫一下子自己心裡就過意不去。我姐姐在山西財經學院上學時,班上有個稷山縣的女孩,家裡是山區農民,特別的窮,每頓吃飯都是買兩個饅頭,就着自己家裡帶來的鹹菜。當時我姐姐有鐵路免票,每個星期六都回家,走的時候母親總是怕她在學校里吃不好,給她做很多好吃的帶走。後來才知道,姐姐每次到了學校以後,把母親做的大魚大肉多半給了那個女孩子,自己卻吃的很少。我在上初中時鄰班有個學生,大概比我大兩歲,有佝僂病,他們班上同學都欺負他,也沒人跟他玩。我總是看到這個學生下了課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就主動跟他一起玩,後來成了好朋友。到高中時,班上有一個轉學借讀的學生,有一隻手長了六個指頭,也是被人冷落,我就經常和他在一起溫習功課,每天放學時都用自行車送他回家。
在不危及自己的情況下儘量地幫助弱者,憑良心做善事,是我的父母留給我的一項美德。我不喜歡唱“大公無私、捨己救人”之類的高調,我覺得,要是大多數國人能夠做到同情弱者、扶危助困,那這個社會也不至於像現在烏煙瘴氣。
六、北方旅社
鐵Z局三處機關搬走以後,成立了一個太谷辦事處,管理以前留下來的房產和家屬院。原來處機關所在的那個大院因為靠近火車站,因而改成了一個旅館,叫“北方旅社”,由一些本單位的知青和家屬經營,每年要上繳幾千塊錢管理費,自負盈虧。那些知青和家屬吃着大鍋飯,一個比一個懶。客房裡牆壁自從七十年代處機關進駐時粉刷了一遍以後,從來都沒有粉刷過;頂棚早已破舊不堪,露出不少黑糊糊的大洞。由於是“大集體”性質,也沒有人願意投資,整個旅社沒有一台電視,餐廳里連個冰箱都沒有。旅館就是這樣,有時客源少,有時客源多,因此沒有冰箱,買回的肉和菜放着就不新鮮了;如果不提供伙食,客人住宿就很不方便,不願意住。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旅社裡買了一些鹵豬蹄,時間放得太長了。一位客人吃飯時點了豬蹄,吃着吃着,裡面竟然爬出一條蛆來。那客人比較老實,說,怎麼生蛆的豬蹄還賣呀?結果,旅社的職工仍然收了人家飯錢。久而久之,旅店的生意越來越清淡,門可羅雀,別說上繳管理費,連工資都發不出來。
辦事處沒辦法,就把“北方旅社” 發包給職工經營,條件是要上繳管理費、養活知青。那時一般人都不看好這個旅社,沒幾個人去承包。我的父母回家一商量,覺得旅社靠近火車站,地理位置不錯,只是由於經營無方才逐漸失去客源的。因此,只要我們家把它搞乾淨點,做生意厚道一點,再投資弄點電器,也還是能掙錢的,應當試試。於是,父親跟辦事處簽訂了合同,並且進行了公證之後,我們家就開始對旅社投資了。
我父母拿出幾千塊錢,買了些塗料和油漆,粉刷了骯髒的牆壁,修理好殘破的頂棚,把所有門窗都油漆了一遍,修補好缺損的玻璃窗,新購置了床單、被套,並且仔仔細細地打掃衛生。正好那是暑假,我們全家四口天天都在旅社裡幹活,每天都弄到灰頭土臉、筋疲力盡。家裡還把彩電和新買的冰箱搬了過去。半個月以後,一個面貌一新、窗明几淨的“北方旅社”終於出現在旅客面前。為了和別的旅館競爭,我們家還在火車站門口設了一個接待處,每天有火車到站時,就帶領職工接站,接到了以後先送上大碗茶讓旅客解渴,再派人帶領旅客到旅社。如此一個多月,生意終於紅火起來,旅社創辦史上頭一次出現了客滿的情形,尤其以回頭客居多。知青們多少年來第一次領到了獎金,個個積極性很高,變得勤快起來。我的父母也很高興,以為這又趕上一次勤勞致富的好機會。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這時候辦事處新換了一個主任。這個新主任名叫王××,原來和我父親一起開弔車,也算是工友了。但是王××這個人不正派,當年我母親剛調到太谷線材廠財務股的時候,曾經向王××學過一天算盤。當時我父親在商丘駐勤不在家,王××一看就覺得有機可乘,就天天來我們家,每次來時都在頭上抹很多頭油,把頭梳得跟被狗舔過一樣油光鋥亮。王××的老婆長的不好看,也沒有工作,於是王××就嫌棄她,想撬我們家牆角。當時我外婆還在我們家裡,王××每天跑來幫着我外婆幹活,挑水、和煤,還不停地說我父親的壞話,企圖挑撥我父母的關係。
俗話說,朋友妻,不可欺,漸漸地我母親和外婆都察覺此人心術不正。我外婆和母親都是非常正統的人,母親為了孩子連唯一一次愛情都可以捨棄,哪裡看得上這個見異思遷、油頭粉面的小人呢?不過,又顧及朋友面子不好當面戳破,還給他找一個台階下。恰好那時線材廠財務、出納、統計三個崗位我母親都要一肩挑,於是母親和外婆二人訂好計策,每天我母親加班到晚上十點,如果王××還在我們家裡,外婆就亮着廚房的燈;如果走了,就關上廚房的燈。那段時間,我母親每天下班,都要看看家裡廚房是否亮燈,如果亮着,我母親就在外面轉悠不回家。王××每天晚上來等,但每天都撲空,只好逗我和姐姐玩,弄得我和姐姐都還覺得這人挺好呢。最後,王××急不可耐,有一天乾脆一直等到快夜裡十二點了也不走,我母親一看夜太深了,沒辦法只得硬着頭皮回來。王××礙着有我外婆,就要我母親跟他到外面去“談點事”。我母親早就防着他這一招,於是沒有傷他的面子,很委婉、很客氣地反問道,有啥事在家裡不能說呢?王××心懷鬼胎,一時語塞了。後來我母親幫助他老婆在太谷線材廠找了個臨時工做,也算對他們家有恩了。但王××給臉不要臉,反而從那時起嫉恨起我母親來。
王××小人得志,當上辦事處主任以後,感覺報仇雪恥的機會來了。於是,他找我父親談話,說後人不問前面事,這旅社要收回重新承包給另外一個職工老李。我父親當然不答應,說我們家為了這旅社費了那麼大的勁,而且還簽了合同,進行了公證,是受法律保護的。然而,王××一心報復,居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讓縣公證處出了證明:“經我處重新審查,發現鐵Z局三處太谷辦事處不具備法人資格,因此我處於一九八七年×月×日出具的谷證字第×××號《公證書》予以撤消,不具備法律效力。”公證撤消後,王××還把那個職工老李和我父母叫去談話。談話時,王××不陰不陽地斜着眼看着我母親,說:“我與你沒有‘特殊關係’,與老李也沒有特殊關係,那我怎麼能夠把旅店只給你們呢?”我母親一聽,就知道這是要報當年的一箭之仇。於是輕蔑地說:“不就是一個旅社嗎,有什麼了不起,今後我不靠這個旅社,我照樣能發財,你信不信?”說完,我母親拉着父親回家了。此後幾年,我母親就沒做什麼生意,一心供我和姐姐上學。
就這樣,我們全家辛辛苦苦忙活了好幾個月、剛剛有些起色的旅店轉入了他人之手。當時我父親還不清楚其中的蹊蹺,要求王××補償我們家的投資,也遭到拒絕。王××對我父親說:“你們家投到旅社的東西你們可以隨便砸,隨便搬,但要補償是不可能的。”那一陣子全家都心情抑鬱,我父親到處上訪告狀,四處碰壁,真是欲哭無淚。不過,那旅社交到老李手中以後也沒有變成“搖錢樹”。老李這個人挺貪,奉行“一天宰一個,一輩子也宰不完”的原則,結果還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王××作為奸邪小人,自然經常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結果引起了眾怒。半年以後的一天晚上,王××在自己家裡,被兩個蒙面人用麻袋套住腦袋,用木棍痛打了一頓。那二人似乎對他有深仇大恨,簡直就是往死里打。王××的老婆當時正在屋裡洗澡,聽到王××的哀號聲急忙趕出來看怎麼回事,連衣服都沒穿,頭上也被打了一拳,當場就昏倒在地上。兩個蒙面人直把王××打得昏迷過去,才從容離開。王××兩口子被鄰居救起後還向縣公安局報了案,幾個公安來晃了一圈,也沒有查出什麼結果。
作為鐵Z局太谷地區辦事處的領導,王××本來就口碑不好,如今又被人打得鼻青臉腫,是一件相當丟人的事情,頓時威信掃地。好長時間,王××連家門都不敢出,傷還沒好就匆忙調回商丘了。後來到了一九九二年,有去商丘的工友回來說,他們看到王××因為賭博,被公安局抓起來在胸口掛了個牌子遊街呢。
七、第一次上北京
雖然北方旅社被人從手裡生生奪走,父母心裡鬱悶,但值得他們欣慰的是,我於一九八七年考上了山西省的省級重點高中太谷中學。據老師們介紹,考上這所高中的人升學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能考上大學,百分之二十的上大專,百分之十的上中專(當時中專也是很走俏的,不象現在得到處找生源),以至於當時一提自己是太谷中學的學生,人們就以一種羨慕的眼光來看待你,仿佛你已經是一隻腳邁進大學門檻了。
為了鼓勵我再接再厲,考上重點大學,臨開學前夕我母親帶我去了首都北京旅遊。乘火車時,旁邊位子上坐滿了返校回京的大學生,對面則坐着一個七十來歲、退休的老軍人。一路上,我的母親總是問那些大學生大學生活的情況,以及他們如何刻苦學習,考上學校的經歷,並且給他們很多讚揚。
當時我的母親已經三十六歲,但相貌年輕,衣着得體,談吐也很有風度,那些大學生先是把母親當成北京什麼大公司的經理,又把我當成她的弟弟。等我母親跟人家說自己只是個小縣城的工人、我是她的兒子時,大學生們一個個都驚訝極了,還有一個學生乾脆跑到車廂別處去,把另外幾個同學也叫來看,問他們說你看這像不像母子倆?坐在我們對面的那位老軍人,雖然話不多,但一直懷着讚許的目光看着我們母子倆。後來,等我母親離開一會兒時,那老軍人對我語重心長地說:孩子,看得出來你很幸福,你有一個非常好的母親。
母親領我遊覽了故宮、十三陵、長城、香山、頤和園。每天都跟打仗一樣步履匆匆,但我過得很是快樂。到北京那天下午,我和母親來到天安門廣場,準備以毛主席紀念堂為背景照相時,突然間狂風大作,下了一場暴風雨,然後又迅速雨過天晴,一道美麗的彩虹出現在紀念堂上空。我頓時感到這似乎是主席顯靈,於是虔誠地留了影。這張照片現在還在,一臉的虔誠相。
八、狗的故事
狗是一種非常忠誠而且有靈性的動物,因此我們家人都很喜歡養狗。七十年代末,我的父親抱回來一隻小花狗,給它起名叫“大利”。那時家裡還不很寬裕,細糧很少,偏偏這大利有點邪門,竟然只吃細糧,不吃粗糧,於是很快就餓得皮包骨頭,每天圍着人“唧,唧”直叫喚,卻還是不吃粗糧。後來父母一看,說這狗是天生的富貴命,咱們窮人養不起,還是幫它找個好人家吧,免得跟着咱們受罪。有一天,我父親把大利送給了幾個開着拖拉機進城的農民。
轉眼到了一九八六年,我母親已經調到了太谷縣燈具廠。這是一個只有三十來個工人的袖珍大集體企業,離我們家只有大概五六百米路程。這時家裡生活已經變好了,於是全家人都想養一條狗。終於有一天,母親的一個同事小李子送來了一條小伢狗崽,是一隻雜色小笨狗(【注】當時太谷縣狗的品種不多,一般只有兩種:狼狗,如德國狼狗、日本狼狗,以及本地產的笨狗,笨狗的特徵是耳朵耷拉,個頭較小)。那條小狗長得特別有意思,背是黑色的,毛是灰色的,胸前和爪子則是白色得,如同穿着一件小西服一樣。當時正是冬天,那條小狗來我們家之前在爐火前面取暖時,被滾燙的煤渣燒了尾巴,燒掉了一小段,其餘的都還爛着。
小狗趴在那裡,搖着燒得爛糊糊的尾巴,真是既可愛,又可憐。母親買了些燒傷膏和繃帶,給小狗纏上。由於這是我們家這麼多年第一次養狗,給我們帶來了歡樂,所以我們給它起名叫“歡歡”。
慢慢的歡歡長大了,越來越活潑,總是在院子裡蹦來蹦去。每當我父母下班、我和姐姐放學,歡歡都像見了親人一樣撲上去,伸出舌頭來親吻我們,嘴裡還“唧,唧”地叫着。當時,歡歡尾巴上的傷還沒有全好,繃帶還纏在尾巴上,一高興就直搖尾巴,結果繃帶鬆了,就如同在尾巴上掛了一面小旗,使勁搖着。
歡歡很聰明,在生活中逐漸學會了聽“立正”、“磕頭”、“握手”等命令,再做相應的動作。每當我拿一塊餅乾或是一塊肉餵歡歡時,就命令它:“磕個頭”或者“握個手”。於是歡歡就急匆匆地趴在地上“磕頭”,或者把小爪子伸出來“握手”,嘴裡“呼,呼”地喘着粗氣。太谷街上有一些壞小子,專門套別人家的狗殺着吃,為了歡歡的安全,我們都儘量不讓歡歡出門。當時外公住在我們家裡,天氣好時,外公喜歡坐到大門外曬太陽,歡歡喜歡自由,總是盤算着想出去。外公每次開門出去之前,總要看看歡歡在哪。這時歡歡就老老實實地趴在狗窩裡,做出不打算出去的樣子。外公年紀大了,動作慢,等外公慢吞吞地開開門時,歡歡就像箭一樣“噌”地竄出門外。等外公關好了門出來時,歡歡已經站在門外望着他,然後就歡快地找它的夥伴們去了。碰到這種情況,外公總是說一句:“這小狗……”
我們全家都喜歡狗,於是吃飯時歡歡都有一張椅子。每到吃飯時,歡歡就蹲在椅子上望着大家等着人餵它。全家人邊看着它笑,邊你給一塊肉、我給一塊饅頭。有時餵得不及時,歡歡就急得“嗚,嗚”叫喚,還流口水。後來有一次,父親當年在宣傳隊的同事專門從商丘來看父親,吃飯時歡歡早早地就落了座等着。那幾位工友一看,驚訝地叫道:“哎呀,國師傅家的狗會上桌吃飯!”等大家都落了座,開了幾瓶啤酒,看到歡歡坐在那裡等吃飯,就有一個工友說:“看看它會不會喝酒吧!”於是倒了一點啤酒給歡歡的盤子裡,誰知歡歡居然“吧嗒吧嗒”地把酒都喝掉了,於是大家更驚訝起來。等那幫工友回到商丘以後,添油加醋地把情況一說,“國師傅家的狗會上桌吃飯,會喝酒”的傳聞便在商丘的家屬院傳開來。
那次歡歡喝了啤酒以後,先是耍了一陣子酒瘋,在院子蹦蹦跳跳,一會兒就困了,老老實實地躺在沙發上睡了整整一下午。此後,歡歡喜歡上了喝啤酒。
我父親喜歡抽煙,當時家裡也沒有裝修,也就是普通的水泥地面。父親抽完煙以後,就把煙頭扔在地上等髒了再掃。歡歡一看到煙頭,就喜歡用爪子拍未熄滅的煙頭玩。久而久之,等煙頭全滅了以後,歡歡就把煙草吃掉了。這一情景又被串門的工友們看到,於是“國師傅家的狗會抽煙”的傳聞又在商丘家屬院裡傳開來,以至於有的工友還好奇地問,那狗咋叼煙捲啊,吐不吐煙圈啊?在他們的想象中,歡歡肯定像人一樣,翹着個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吞雲吐霧呢。
一九八七年初,歡歡一歲的時候,母親廠里的小李子又送過來一條小母狗。那小狗可能是發育不全,特別弱小,渾身的毛跟氈子一樣卷着。剛來我們家時可能是餓了,“呼通呼通”吃了不少飯,結果肚子撐得滾圓,走路時肚子都挨着地了。看着這小狗憨態可鞠的樣子,全家人都很高興。母親說,既然是小母狗,那就起個女孩的名字,叫媛媛吧。
歡歡性格有點倔,而媛媛則是一條非常聽話的狗,特別喜歡和人溫存。當我們抱着它的時候,它總是一動不動,儘量貼着人的身體,間或輕輕地舔一舔人的手或者臉,我們都說媛媛真是有一種陰柔之美。媛媛還多才多藝,當時我有一副口琴,每當我吹口琴時,媛媛就在旁邊歪着頭看着我,發出“啊啊”或者“嗚嗚”的聲音,仿佛是在唱歌。歡歡比媛媛大而強壯,但對媛媛卻非常愛護,二者從未打過架,吃飯時歡歡也總是讓着媛媛先吃,等媛媛吃飽了以後歡歡才吃,從沒有因為搶食而鬧過矛盾。
一九八七年春節除夕之夜,太谷縣城鞭炮齊鳴。歡歡和媛媛膽子小,聽到鞭炮聲就嚇得屁滾尿流,直往沙發下面鑽,過一會兒鞭炮聲平靜了,才探頭探腦地鑽出來。然後又有人放炮,就又往沙發下鑽。特別是媛媛,個子小,腿短跑不快,於是就在快到沙發的時候把腿一縮,“哧溜”一聲用肚皮滑進去,讓人看了忍俊不禁。
一九八七年寒假剛結束,一天在上學的路上,我看到兩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正用磚頭砸一條不會動的小母狗。我連忙把那兩個小孩趕開一看,那小狗渾身凍瘡、一條腿已經瘸了,骨頭裸露在外面,充滿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看到這個情景我簡直難過得掉眼淚,實在不忍心讓它在寒冬中凍死餓死,或者被心狠的小孩砸死。於是,我沒有去學校,而是把它抱回了家。我父母也很可憐這條小生命,專門上街給它買藥,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餵養和醫治,小狗恢復了健康。父親說,家裡已經有兩條狗了,再養一條吃得太多了。於是給它飽餐一頓後,父親把它帶到街上放了。誰知兩天以後這條小狗居然又自己找了回來,使勁地用爪子撓大門。我開開門,小狗一下就撲到我的懷裡溫存了起來,難捨難分。父母一看是這樣,就說這條小狗跟咱們家有緣分,還是養着它吧。於是我們家又多了一條狗,因為撿回它時它的腿瘸,就叫它瘸瘸。
養了一段時間以後,瘸瘸突然變漂亮了,耳朵豎了起來。當時太谷笨狗多,狼狗少,人們一看到耳朵豎着帶點狼狗血統的狗都非常待見。後來,瘸瘸被人給偷走了。瘸瘸被偷時我非常難過,特別怕被壞人抓去殺了吃肉。父親就安慰我說,瘸瘸耳朵是豎着的,一般人們不會吃它,我這才稍稍放了點心,但心裡還是總惦記着它。大約一個禮拜以後,我又聽到有撓門聲,一開門,看見是瘸瘸站在外面,脖子上還拴着半截繩子。
就這麼着,一九八七年的上半年,我們家養着三條狗。每天放學之後,三條狗一起蹦着來親我,忙都忙不過來。然後我就帶着它們,在街上自由地暢快地奔跑。
媛媛和歡歡本來親密無間,自從瘸瘸來了以後,歡歡就多了一個玩伴。瘸瘸身體恢復後比媛媛健康,因此能夠更多地和歡歡一起玩。於是,媛媛就吃起醋來,總是咬瘸瘸,或是衝着瘸瘸“汪汪”叫喚。恰好當時正在放電視劇《紅樓夢》,我們就把媛媛比做林黛玉,歡歡比做賈寶玉,而瘸瘸,自然是薛寶釵了。
快樂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一九八七年五月,大概有一種瘟狗病傳播開來。身體本來就不太好的媛媛不幸染病,而且一天比一天病重。母親帶着媛媛到縣獸醫站去看了好幾次,也沒有看好。後來媛媛不能自己吃飯,也不能自己喝水了,每天我的母親就把餅乾嚼碎餵給它,喝點水含在嘴裡再餵給媛媛。媛媛大概也知道自己快要告別這個世界了,於是更是每天和人溫存,甚至晚上睡覺也要和人摟在一起。媛媛是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天我母親看它不行了,就又帶它到了獸醫站,可沒一會兒,媛媛就死去了。得知媛媛的死訊,母親、姐姐和我都痛哭一場,父親雖沒有掉眼淚,但心裡也是非常難受,幾天不言不語。
狗瘟過後縣裡組織打狗。當時也不講什麼法制,打狗隊挨家挨戶搜查,見狗就打,很多人家為了避免麻煩就把自己養的狗扔出去了。我們家沒有這麼做,母親把歡歡帶到了一個家在農村的太谷線材廠工友家,把瘸瘸送給了山區的一戶農民家裡。歡歡挺倔,在那個工友家裡待了幾天一口東西都不吃,快要餓死了,母親一聽,只好把它又領了回來。當時正好家裡承包了北方旅社,於是就把歡歡弄到北方旅社的深宅大院裡藏了起來,躲過了那次“打狗風”。後來平靜以後,我又騎着自行車跑了二十多里地到山裡找瘸瘸,卻沒有見到。
歡歡在我們家一直活到一九八九年夏天。一天中午,歡歡又跑出去了,結果再也沒有回來。歡歡不見以後,我們全家都出去在全城各個角落裡找了幾天,仍然沒有找到。
歡歡丟了以後沒多久,我又在路上撿到一條小狗。那小狗喜歡吃大米,在我們家住了一個多月,就染了媛媛所得的那種病死去了。父親就把它埋在我們家院子外面的一塊空地上。
大概狗之間也會交流,也會傳遞信息,哪家人對狗好的消息,狗之間可能會互相告知。那一陣子,先後有兩條小流浪狗在風雨交加的夜晚,跟當年瘸瘸一樣撓我們家的門,我們都收留了它們。可是,兩條小狗都沒有活多久,都先後得了同樣的病症死去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父親又抱回來一條小狗,是我們鄰居家的狗下的小崽。我們看着它虎頭虎腦挺調皮,就給它起名叫“孬孬”。孬孬確實很調皮,特別不聽話,但是還是很親人。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雪,我到縣城另一端的一個同學家裡去複習功課,待了大概四五個小時,一出來就看到孬孬站在門外等我,身上覆蓋着潔白的雪花。一看到我,孬孬就高興地蹦起來,往家裡方向跑去,我則騎着自行車跟在後面。由於路上雪大,我不敢騎得太快,孬孬跑一陣子就等我一陣子,站在雪地里歪着腦袋看着我。潔白的大地上,灑下它梅花花瓣一般的足跡。
孬孬是出車禍死的。一九九一年春天的一天,孬孬跟着父親上班,父親上班時它就在父親單位馬路對面的野地里玩。等父親下班從單位里出來,叫了它一聲,孬孬聽到了以後就蹦跳着過馬路。此時一輛汽車駛來,把孬孬撞在了車輪下,當場就死了。父親把孬孬抱回來,洗乾淨它身上的血跡,又用一塊布包起來,葬在我們家的後院裡。
當時離我們家不遠住着一個屠夫,姓劉,他養了一隻叫“兜兜”的母狗,也是鄰居那條生“孬孬”的狗下的崽,算是孬孬的“姐姐”。劉屠夫對狗不好,經常不給兜兜吃飯。兜兜就常跑到我們家來,一是找孬孬玩,二是來吃飯。孬孬出事後,我們就把兜兜當作自己家的狗。後來兜兜懷孕了,在我們家下了十二條小崽。我父親母親就買了很多奶粉,每天挨個餵這些小狗。那一陣子,我放學一回家,滿院子蹦的都是小狗。當時家裡經濟條件又緊張起來,母親把這些小狗餵得膘肥體壯之後,除了自己留了一隻最漂亮、健康的狗,還有一條別人不要的殘廢狗之外,其餘的都送人了。
留下的那條小狗非常漂亮,而且也很健康,父母就給它起名叫“老虎”。還有那條殘廢狗,長不大,父母也捨不得扔,就起名“墊窩”,意思是一窩裡最可憐的一個。當時我已離家上大學,聽父母說墊窩在我們家活了幾個月,還是沒長成就死了,也埋在我們家院子裡。而老虎則活了半年,特別招人喜歡,一天跑出去以後再也沒有回來。而兜兜,劉屠夫背着我們家偷偷把它賣給一家肉罐頭廠了,得了三十塊錢,怕我們罵他,還撒謊說是送人了。
我們家養的最後一條狗叫玲玲,一條純種的德國母狼犬,到我們家時已經是五歲了。玲玲的一生頗有傳奇色彩,它原來是武漢一家工廠養的看門狗,當時還不大。一九八八年春節前,父親的一名晚輩工友吳××在那家工廠附近開車,看見了這條狗非常待見,於是把它偷了回來。他們從武漢走時正好是大年初一,車廂里沒有幾個人,因此吳××牽着玲玲,大搖大擺地把它帶上火車。列車員看見了不但不趕他下車,反而圍上來看稀罕。就這麼着,玲玲來到太谷。玲玲是純種狼犬,吳××不許玲玲出去亂配種,後來玲玲一生只生了一條純種狼狗崽,叫麗麗。當時,我和姐姐先後考上大學,吳××就覺得我們家風水好,加上自己常年在外面開車招呼不好孩子,就把他十來歲的兒子送到我們家吃飯、做作業。他兒子當時長得虎頭虎腦,父母都挺喜歡他。那孩子來時,經常帶着玲玲和麗麗一起來。我父母都喜歡狗,也就給玲玲和麗麗做飯吃。漸漸地玲玲老了,吳師傅也覺得有兩條狗覺得有點餵不起,又見我們家這麼喜歡狗,於是就把玲玲給了我們家。
玲玲來我們家之前就染了以前媛媛得的那種病,站都站不起來,天天便血。有了那麼多狗不幸得病的教訓,逐漸地我們也摸出了門道,懷疑這種病是不是一種炎症,於是就讓獸醫打消炎針試試。狗不是人,難以理解打針是為了治病救命,因此一打針就咬人。我母親就對玲玲講:玲玲聽話,這是為你治病啊,打了針,你的病就好了。令人驚訝的是,玲玲聽了以後竟然乖乖地臥下,任憑獸醫打針。那獸醫說,自己幹了幾十年獸醫,還從沒見過這樣通人性的狗。
然而在獸醫站輸了很長時間的液以後,玲玲的病情仍然不見好轉,後來牙齒鬆動,連飯也不能吃了。母親怕玲玲再餓死,就從街上買了一些紅棗,蒸熟以後再用嘴嚼碎,吐到自己手上,餵給玲玲。起初玲玲不吃,母親就對玲玲說:玲玲,快吃點吧,對你這麼下工夫,你要是不好,對得起誰呀?玲玲聽了這話,看看這些食物,又看看母親,伸過頭來,艱難地把食物咽了下去。玲玲原來的主人到我們家來時看到這個情景,就對母親說:嬸子,你就別下這個功夫了,還是把它給我,我開車到山裡把它扔了吧。我母親一聽,堅決不同意。
由於重病纏身,玲玲經常便血,有一次晚上在沙發上臥着睡覺的時候把血便拉到了沙發上,整個房間都瀰漫着腥臭味道。母親一邊清理沙發,一邊對玲玲說:玲玲呀,你的病要是好了,就再也不讓你在屋子裡睡了。母親本是隨口說說,可當天晚上,後腿已經癱瘓的玲玲,竟然一邊喘着粗氣,一邊用兩條前腿艱難地往屋外爬。母親還以為它要幹什麼去呢,就在後面跟着,只見玲玲爬到了狗窩裡睡下了。母親一看,明白玲玲聽懂自己的話了,就讓玲玲出來,可玲玲望着母親,就是不出來。此後每天晚上快睡覺時,玲玲都自己往狗窩裡爬。
見到玲玲如此通人性,父母更加可憐它了。獸醫治不好,母親就把玲玲帶到了辦事處的衛生所。當時,衛生所里有個大夫姓於,看了玲玲的病以後,懷疑是不是結腸炎,就讓父母給玲玲灌腸。父母回來以後,把灌腸的東西掛在院子裡涼衣服的鐵絲上,把玲玲抱過來給玲玲洗腸。玲玲非常聽話,一點也不掙扎。就這麼灌了幾回,再加上打針、吃藥,玲玲竟然痊癒了,只是兩條後腿一直不大利索。
玲玲在我們家又活了六年,是這麼多年以來活得最長壽的狗,也是最通人性的狗。雖然我和姐姐都在外地上學或者工作,常年不在家,但玲玲能夠分辨出誰是親人,誰是陌生人。每次我和姐姐放假回家,玲玲就像見到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興奮,總是親切地依偎在我們的身邊。玲玲甚至能夠分辨出我們說的一些詞彙的意思,比如我們說“去商店買點鹽”,玲玲就能聽懂,本來正在地上臥着,頓時就站起來走向門外。當時玲玲已經十來歲,對狗而言已經是很大的年紀了,因此玲玲已經不很活潑了,家裡人也不怕它亂跑,每當我父母出去買東西時,玲玲就跟着到商店裡,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後就跟着人回來。玲玲仿佛知道是我母親救活了它一樣,特別親我母親。後來我母親病過幾次,每次玲玲都守侯在床前,一動不動,連飯都不吃。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決定隨我到武漢落戶,本來打算把玲玲一起帶來。但是當時不知道為什麼鐵路上暫停了動物託運業務,帶不走了。父母就商量着,給玲玲找個好人家送人吧。玲玲正在地上臥着,聽到父母的對話,突然站了起來,這時母親看到,玲玲的眼中竟然噙滿了淚水……於是母親又到車站問了一下動物託運,但依舊不行。那幾天,玲玲每天都偎依在父母身邊,一動不動的。後來母親托人在榆次市(【注】地名,現名晉中市,距離太谷縣約50公里)找了一個有名的對狗好的人家,把玲玲送給了他。那人來我們家吃了一頓飯,對我父母說,我也是特別喜歡狗的,把玲玲交給我你們就放心吧。吃完飯,他把玲玲領到了他開來的帶篷小貨車上。玲玲仿佛明白這是要永別了一樣,乖乖地上了車,站在車廂里淚眼斑斑地望着我的父母,直到看不見了。
如同樹葉兒綠了又黃,黃了又綠一樣,在十幾年中,多少狗去了又來,來了又去。它們給我們這個家庭,帶來了無窮的歡樂和生氣,也帶來了無限的感傷與眷戀。多少年以來,每當我在街上看到狗,總是忍不住去逗逗它們,撫摩它們,同時總是能夠想起那一個個逝去的可愛的小生命,想起它們那活潑的模樣,想起和它們溫存的情景,想起和它們一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陽光下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