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躁動關頭
　　　　　　　　　　　　　　　　　　　　1988～1991
　　　　　　　　　　　　　　　　　　　一、多夢時節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考入太谷中學，當時被分配到一三六班。剛進校排座位時，我被排在第三排。當時坐在我身後的，是一個皮膚白皙、大眼睛的女孩，和我同歲。現在想起來，那女孩長得不能說很漂亮，但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的她氣質非常脫俗，說話也很有教養，很招人喜歡。當時我一見到她，就感覺這個人似曾相識，但就是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其實太谷縣城小，就那麼幾萬人口，沒準以前還真的見過面呢。
　　坐在我身後的女孩寫得一手好字，字體既娟秀，又有力，我看了以後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跟着她練字。直到現在，我的字體多多少少還受到她的影響。她喜歡文學，經常為我朗讀一些她寫的小詩；而我，則因為興趣寬泛讀了不少課外書，也經常給她講一些逸聞趣事。就這麼着，我們倆慢慢熟悉起來，並且對對方有了好感。後來，我養成了這樣的習慣：一俟下課就立刻扭過頭去跟她說話，每天都盼着下課。假如哪一天她沒來上課，我的心裡就七上八下的。這大概就是初戀的感覺。
　　後來有一天，我們倆不知道為什麼鬧了一點小矛盾，好幾天沒說話。我這個人愛面子，也就不主動地理睬她。後來有一天放學時，她低着頭塞給我一張紙條，一句話沒說就跑了。我打開紙條一看，是她用秀麗的字體抄寫的一首詩。那首詩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
　　　　　　　　　　在匆忙和慌亂的迷惘中
　　　　　　　　　　思維像無數隻脆弱的水泡
　　　　　　　　　　我蹣跚遠去
　　　　　　　　　　背着草綠色沉重的書包
　　　　　　　　　　只有百分之一秒的選擇
　　　　　　　　　　更不是理智和感情所能衡量
　　　　　　　　　　當意念游絲般地在腦海里閃露
　　　　　　　　　　我呢喃着自語
　　　　　　　　　　相信了
　　　　　　　　　　落滿塵埃的腳印的真實
　　　　　　　　　　又企盼
　　　　　　　　　　也未免不是虛偽
　　　　　　　　　　夕陽在朦朧中融化
　　　　　　　　　　晚風裡
　　　　　　　　　　有我獨行……
　　　　　　　　　　斜陽灑地
　　　　　　　　　　等待又一次新生
　　　　　　　　　　歸巢鳥蒼白的啁啾
　　　　　　　　　　似夾雜着潤澤的氣息……
　　　　　　　　　　淚水洗淨了默然的心
　　　　　　　　　　如同身後被拋卻的美滿
　　　　　　　　　　我那草綠色的書包
　　　　　　　　　　依然鮮亮
　　畢竟已經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在剛寫作本文時，這首詩我只記得開頭和結尾的兩句，其他部分無論我怎樣拼命回憶，也沒有想起來。後來我一遍遍地讀着開頭兩句，猛然間，下一句蹦出來了，接着又是一句……十七年前的回憶就如同生鏽的閘門，被我一點一滴地開啟。當時讀了這首詩，不知道為什麼，我禁不住淚眼朦朧。從那一刻起，在我的記憶中只要一想起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眼前就總是浮現出那一幅夕陽在朦朧中融化的圖景。
　　轉眼到了一九八八年，那年山西的氣候溫暖而濕潤，校園裡丁香盛開，還蕩漾着槐花的香氣。在日復一日的交往中，我對這個女孩的依戀越來越深。當時，她總是穿着一件玫瑰紅色的褂子，襯托出她白淨嬌嫩的面龐，清澈明亮的眼睛，如同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清純得令我神魂顛倒。那年五月，由團委舉辦了“紅五月文化藝術節”，開展辯論賽、節徽設計、篝火文藝晚會等活動。太谷人方言重，說普通話不利索；而我所在的鐵Z局家屬院多半是東北人，又走南闖北，常年講普通話，因此講起普通話來字正腔圓。我試着報名參加了辯論賽，一上場發揮出奇的好，發言時妙語連珠，博得聽眾掌聲連連，把對方壓得根本無還口之力，結果一舉奪冠。接着，我又畫了個節徽，試着投稿，也被選中了。頓時我在學校里有了不小的名氣，那個女孩對我也是刮目相看。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學校團委讓我去團委辦公室畫節徽。那個女孩也一起去了。我們倆在團委辦公室一邊畫，一邊無拘無束地交談着，越談越投機，直到深夜才戀戀不捨地回家；第二天，我們又一起談了一天。其實節徽圖案簡單，非常好畫，第一天天還沒黑就畫完了。但第二天我們還都是不約而同地去了。從那以後，我們每天放學都要一起推着自行車走，她家離學校近，等她進了家門以後我才騎上自行車回家。兩人當時都還是孩子，也不敢表白什麼；還怕別人看見，就故意晚走一會兒，路上推着自行車各走道路兩邊。當時的情景，多年以後我仍然歷歷在目，仿佛昨天發生的一樣。
　　離太谷縣城二十里地就是祁縣東觀鎮，那裡有舉世聞名的晉商莊園——喬家大院，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外景地就在這裡。那年五月中旬，我們班組織集體活動，到“喬家大院”參觀，當時“喬家大院”的名氣還並不很大，我們去時參觀者就我們那一幫人。其實“喬家大院”並非晉商中最大的宅邸，太谷縣還有一個富豪曹家，其宅邸“三多堂”比“喬家大院”要大三四倍。八國聯軍進北京時，慈禧太后往西安逃跑路過這裡，沒錢了，還要向曹家借錢。
　　一九八八年並不象今天這樣，連小學生都談戀愛，那時高中生談戀愛的並不多，特別是在這個功課抓的很緊的重點中學裡。很快，風言風語多了起來，同學們看到我們倆在一起時，臉上總是會露出一種詭秘的笑。班主任老師也發現了苗頭，藉故把我們的座位調開了。那幾天，我整日跟丟了魂一樣，上課的內容一點都聽不進去。挨了幾日，我找了坐在她前頭的那個學生要求跟他換座位，那個同學倒是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我找到了她，想徵求一下她的意見。那女孩受了壓力，沒有答應；但還是補了一句，要是你一定要換，那就換吧。
　　時年十六歲的我還很膽小，又愛面子，聽她這麼一說，也不敢換座位了。但從那時起我們就沒有機會單獨待在一起了，也覺得她在漸漸疏遠我。於是，我整日精神恍惚，成績自然越來越差。好在歷史、化學和物理這幾門課基礎好，所以期末考試還是得了個三十三名。
　　我這個人有個特點，那就是只要我願意幹的事情，我就特別投入。這個特點既可以讓我十多年如一日地研究蘇聯歷史，並頗有心得；也可以讓我感情用事，做出種種常人難以理解的蠢事來。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我們那一屆文理科分班，我們所在的一三六班被解散成立文科班。那女孩因為覺得文科學校難考，沒有報文科。當時，我在學習數學方面的劣勢和學習文史方面的優勢已經很明顯地暴露出來了，但為了她保持一致也跟着報了理科班。然而分班時我被分到一三二班，她被分到一三五班。那時我在學校里有點名氣，一三二班的班主任對我挺好，其他幾個分到班上的同學都多多少少受些歧視，座位都安排到最後，惟獨我分到了最好的第三排。我在一三二班待了幾天，想着這是越分越遠了，於是坐立不安，就琢磨着調到一三五班。後來我就專門跟英語老師作對，然後騙母親說我看到那老師就噁心，要是不調走那肯定上不好學。母親還蒙在鼓裡，聽我這麼一嚇唬，害怕我成績不好，趕緊到學校活動，把我調到了一三五班。剛到一三五班時我們一三六班的學生都被安排在最後幾排，因此我又和那女孩成了前後座，算是如願以償了。那段時間，那女孩到了新環境，覺得我挺親切；再加上都成了插班生，老同學之間關係親密也很正常，於是兩人關係又火熱起來，持續了一個多月。
　　文科班剛成立時只有二十來個人，而且不斷地有零星的學生申請去文科班。為了不讓學生落下功課，文科班的班主任老師來一三五班說，要報文科的就趕緊報，過時不候。那女孩本來也就喜歡文科，此時動了心，對我說想轉到文科班。我一聽，當然高興得不得了。她又說一起去怕別人說閒話，讓我先去，我當即就去了，每天等着看到她到文科班來。然而我走那天她回去跟她父親說想去文科班，遭到了他父親的堅決反對，因為他父親本來就是六十年代學理工的大學生，對文科有些偏見。我在文科班裡左等右等不見她來，坐不住了，就找她問怎麼回事。等到她把原由一說，我頓時眼前一黑，險些昏過去。
　　經歷了這次打擊後，我再也沒有心思上學了，整日不是發呆，就是愁眉苦臉，唉聲嘆氣，胸口總是跟堵了什麼東西一樣難於呼吸。本來我天生有着一副伶牙俐齒，思維敏捷，辯論時本領超群，然而從那以後，我很快變得口齒不清，反應也遲鈍起來。這就是第一次戀愛給我帶來的感覺：瞬間的歡樂與甜蜜，長久的憂鬱和痛楚。
　　　　　　　　　　　　　　　　　　　二、惹了黑老大
　　一九八九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撞上兩個社會上的壞小子。那兩個壞小子一個騎自行車，一個坐在後座上掄個挎包，一路上見學生就打，我也挨了一下。雖然不怎麼疼，但那時我年輕氣盛，又打心眼裡瞧不起這類地痞流氓，就下車跟他們爭吵起來。當時，我有一個在初中時很要好的同學沒考上高中，就進了縣裡的保安隊當了保安隊員。我自恃有這個同學的關係，也並不怎麼怕他們。越說越激動，後來那用挎包砸我的那個小子說，那我們約定明天在南門外電影院門口比試比試吧。我一聽，也不怕他們，就跟他們一言為定了。
　　中午我就去找了那個同學，那個同學一聽我受了欺負，也很生氣，就約了兩個保安隊員，準備第二天去會會那兩個壞小子。我一聽可以為我出氣，也覺得很高興。
　　誰知下午到學校里來時，幾個經常跟社會上的地痞混的同學一見我，就對我小聲說：“呀，你可真厲害呀，敢跟紅年單挑。”我當時還不知道紅年是誰，連忙問他們。原來，這位紅年就是太谷縣當時黑社會的大哥，手下有一大幫亡命之徒，好多次打架打出血案來。騎自行車的就是紅年，打我的是紅年的一個鐵哥們。我一聽，心想壞了，這下子可捅了馬蜂窩了，就連下午的課也沒上，匆忙又去找保安隊的那個同學。那同學一聽是紅年，頓時也楞住了，說你惹誰不好，偏偏要惹他？這個忙我可不敢幫了，要幫你我以後小命都保不住，你還是趕緊到公安局報案吧。
　　我一看大事不好，趕緊跟我母親講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母親在埋怨了一會我惹禍以後，也趕緊出去找人了。我母親想的辦法不是找人來打架，而是打聽這兩個流氓的家庭住址。太谷城不大，很快就打聽到了紅年那個鐵哥們家的住址，於是母親找到那個人家裡。那小子人雖然壞，可他媽卻還是個老實人，一講起她的兒子就氣得渾身發抖，決心晚上教訓教訓他。太谷人比較孝順，即使是流氓地痞，也鮮有跟父母頂嘴的。那小子回家時，他媽教訓了他一頓，首先把他的氣勢打下去了。於是這小子放出話來，如果賠給他一條“阿詩瑪”香煙（【注】當時“阿詩瑪”香煙是太谷市面上最貴的香煙，比紅塔山還要貴，一條要六十五塊），他就勸紅年罷手；如果我敢報案，就要我小命。
　　當時學校已經知道了此事，就向太谷縣公安局報了案。第二天早晨我上學時，老師把我叫到校長辦公室，裡面坐着兩個公安。公安局講證據，制訂了一個計策：先由我帶着香煙給那壞小子，然後以我揪耳朵為信號，埋伏好的公安就抓現行，按敲詐勒索處理。計策雖好，但我一想，強龍壓不過地頭蛇，公安這次抓了紅年，即使關他們個一年半載的，也解決不了問題，他們從號子裡出來怎麼辦？太谷縣這麼小，他們要是覺得我出賣了他們，那以後如何在太谷縣生活？於是我暗暗決定，還是不配合公安為妙。
　　到了下午兩點，我帶了一條“阿詩瑪”香煙來到電影院門口，發現紅年竟然召集了四、五十個流氓守侯在那裡。見到我，紅年摟着我坐在馬路沿子上，掏出一把刀在我脖子上晃悠，拍着我的肩膀，說：好小子，算你有種，竟然敢一個人來，你看看我給你帶了多少人來，你就一個人，拿我尋開心不是？讓我怎麼招呼我的弟兄們？說完手一揮，圍上來幾個流氓亮相，每個人懷裡、袖子裡都藏着大砍刀。還有幾個推着自行車，每個自行車上都綁了兩個大籮筐。紅年說，瞧見沒有，那是準備往醫院裡送人的。此時我只好揀好話說：“小弟我錯了，有眼不識泰山，得罪大哥了，今個就是來向大哥賠禮道歉的，我把煙已經帶來了。”紅年一面把煙收下，一面把眼一瞪，說，一條煙就想要擺平啊，我這麼好打發？別的我也不要，今天你當眾給我磕個頭就放過你。說罷抬頭看着手下的幾個嘍羅，那幾個嘍羅也開懷大笑起來。
　　讓我給一個自己心眼裡瞧不起的地痞流氓磕頭，那是沒門的。但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沒有硬頂。當時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心一橫，鎮靜地說：“要我磕頭，我死也會不干的；但是我佩服大哥講義氣，想做大哥的小兄弟；這條煙就孝敬給大哥和其他弟兄抽好了，算做小弟的見面禮。另外我跟大哥交個底，學校這次向公安局報了案的，附近就埋藏了公安，都在等我用手揪耳朵當信號來抓你。我也不打算讓公安得逞，咱們算扯平了。”地痞流氓一般都喜歡別人說自己講江湖義氣，紅年聽了這話覺得挺順耳，又看看四周，仿佛有便衣在走動，眼睛不斷往這邊瞅。紅年那幫人武器都是大刀斧頭，肯定敵不過公安的手槍，於是也很識趣，說道：算你會辦事，也有點種，這條煙我收下，今後算你一個小兄弟，要是誰敢欺負你，你找我。然後，那幫人就分散撤了。
　　守侯多時的公安見人都散了，我也遲遲不揪耳朵，就氣急敗壞地跑上來把我訓了一頓，我就裝傻糊弄他們，也就沒什麼事了。
　　我是個本分學生，也不打算欺負誰，因此再沒找過紅年。一九九○年年初，紅年等幾個流氓劫持並輪姦了一個太谷師範學校的女學生，正好碰到“嚴打”，不久就被槍斃了。聞聽此訊，我心想這傢伙早晚都會有這麼一天的。槍斃紅年的法院布告我也看了，那法院的文書寫報告時腎上腺激素分泌得一定很多，把強姦的細節寫得活靈活現、躍然紙上，讓看了的人禁不住浮想聯翩。其運用文字描述的功底，絲毫不遜於描述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緋聞的那份《斯塔爾報告》。
　　　　　　　　　　　　　　　　　　　三、漲價、蓋樓和腐敗
　　“金色的八十年代”其實在一九八八年就結束了。那一年，一股突如其來的通貨膨脹風潮在中國大地瀰漫開來。瞬時間，商店裡物價飛漲，老百姓人心惶惶。本來，建國後中國的物價除了一九六○年大饑荒前後有比較大的波動以外，基本上是比較穩定的。期間也有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兩次小規模通貨膨脹，但好在幅度小，還沒有超出人們的承受能力。
　　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物價開始猛烈上漲。眼見着糧食、豬肉、日用消費品一天一個價，老百姓人心浮動，萬分焦慮卻又無可奈何。錢越來越毛了，人心也越來越毛了。人們眼見着自己千辛萬苦積攢下的錢打了水漂，於是出現了非理性的搶購風潮。當時我們的家屬院裡，幾乎家家戶戶都忙着往家裡買東西，特別是糧食。有一個工人一口氣買了一千多斤白面，家裡也沒有放糧食的倉庫，只好堆在住人的屋子裡。偏偏一九八八年山西氣候反常地濕潤、高溫，過了一個夏天，那幾十袋白面都變質了。那一段商店裡的東西特別好賣，就連過期的罐頭，都按照原價賣出去了。
　　在“金色的八十年代”經濟取得了很大發展以後，全國各地大興土木，樓堂館如雨後春筍一般。太谷縣委、縣政府的辦公大樓就是那時建成的，當時是太谷縣城內最宏偉和富麗堂皇的建築。太原市也在大蓋政府辦公樓，其中位於迎澤大街和新建路十字路口的山西省委辦公樓，外表全部用大理石板裝修，據說造價高達二個億。二個億、大理石板裝修，在今天來說已經不算什麼了，可在一九八八年，老百姓是聞所未聞的。
　　除去通貨膨脹、樓堂館所以外，引起老百姓普遍不滿的還有日益嚴重的官員腐敗行為。本來，幹部們運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早就存在，七十年代叫“走後門”，八十年代初期叫“不正之風”，到了八十年代末，愈演愈烈，已經成為“腐敗”了。腐敗的滋生導致政府部門在群眾心目中的下降，老百姓逐漸地開始嘲笑、咒罵政府。一九八八年元宵節，我們和幾個同學一起到街上觀燈，走到太谷縣人民法院門口時，恰好看到法院門口掛了兩個紅燈籠，一個裡面亮着燈，另一個則不亮。一個同學見狀大笑道：“這法院真是會掛燈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通貨膨脹使得老百姓蒙受了巨大損失，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聽到有工人罵鄧小平；而樓堂館所的大量興建，使得黨政機構與老百姓之間的關係明顯對立起來，老百姓張嘴就罵那些大樓都是“喝人血的地方”；而腐敗、官倒的孳生蔓延，導致老百姓對“當官的”產生了普遍的厭惡、憎恨情緒。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社會形勢，山雨欲來風滿樓，已經為一場社會動盪積累了足夠的能量。
　　　　　　　　　　　　　　　　　　　四、我的一九八九
　　在我的少年時代，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那時，我一聽到有人反對毛澤東就氣得眼冒金星，跳起來跟他們辯論，論據就是“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沒有腐敗”等等。當時由於我年紀尚小，父母也沒有把他們經歷的歷史真相完整地告訴我，只是偶爾在他們的談話中透露出隻言片語。而那些他們親身經歷的悲慘世界，我並沒有切膚之痛，因此在我眼裡也就成了“要奮鬥就要有犧牲”。除了崇拜毛澤東，我還崇拜希特勒，波爾布特，金日成，成天夢想着跟美國打一仗。在自己當時寫的一些日記、作文中，也充滿了這種狂妄的“自豪感”。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在那種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年輕人，自幼就被灌輸種種謊言洗腦，最初往往會是這個樣子。因此，如今我看到有那麼多憤青，一點都不覺得奇怪。當一九八九年事件來臨的時候，我是作為一個毛派憤青，而不是民主支持者來看待這個事件的。
　　一九八九年山西的氣候特別怪，冷空氣一股接一股地襲來。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太谷縣的最低氣溫竟然還是零上一兩度。一九八九年四月，因為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猝死，北京在哀悼胡耀邦時發生了遊行示威。其實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老百姓已經積聚了很多不滿，卻無正常渠道發泄，只有慢慢地積聚着能量。恰好威權主義的政治制度，造成官員從下到上的層層欺騙，社會危機被擔心自己烏紗帽的官僚們精心地掩蓋起來，最高層根本就看不到底層百姓不滿的積聚。因此，胡耀邦的逝世就成了一場大的政治事件的導火索。
　　太谷這個地方比較閉塞，因此政治事件到這裡往往要比別處慢半拍。當北京已經陷入曠日持久的混亂狀態時，太谷縣的秩序卻比較平靜，人們該怎麼過還是怎麼過。當時太谷有三所大中專院校：山西農業大學、太谷師範學校、晉中地區衛校。太谷縣的遊行示威主要就是從這幾個大專院校搞起來的。我就讀的太谷中學升學壓力大，學生們雖然也挺關心政治，但更關心自己的學業，再加上學校也有意壓制，所以沒有集體上街，只是有一些學生三三兩兩地參加了別的學校舉行的遊行。但在學生們課後的交談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基本上是同情北京的大學生的。
　　那麼工人怎麼看？當時工人也有很大不滿，但工人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物質利益。當時工人下崗、失業現象並不普遍，工人們每月照時可以領到工資。雖然因為通貨膨脹而遭到一些損失，但日子畢竟過得比以前強多了，因此他們雖然同情大學生們，也樂見大學生遊行發泄一下，但工人普遍不願意參與政治。在一些工廠里，積極參加遊行的往往是一些不本分的年輕人。
　　農民占了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七。但是當時中國農民剛剛從包產到戶中嘗到甜頭，雖然欺壓農民的現象已經開始露頭，但八十年代畢竟是中國農民一百年以來生活的最好的時候，因此農民也不願意參與政治。所謂“官倒”，與農民相距甚遠，“官倒”有與沒有，和農民種地關係不大；至於大學生們所倡導的“民主自由”精神，對中國農民們來說更是曲高和寡、聞所未聞。整體而言，農民們對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態度是冷漠的。
　　和今天那些後悔沒趕上文革的憤青們一樣，我當時是個毛澤東崇拜者，惟恐天下不亂，自然比較熱衷於看到滿街大字報和遊行的場面。有兩次，有人說南大街有農業大學和師範學校學生示威，我就趕緊跑去看了，也想跟着人家喊兩句口號，結果趕到時，人家都已經走了，沒趕上。山西農業大學成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在太谷縣的焦點地區，當時在農大食堂旁邊的廣告欄上，上貼滿了“支持北京大學生”、“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和“打倒官倒”之類的大字報和標語，每天中午都圍了很多人看。我記得當時有一首打油詩，好象開頭是這麼寫的：
　　“林江”集團，橫行十年，小平你真能幹，但也蹦達不了幾天……
　　到了五月二十多號，忽然傳來了吾爾開希絕食“犧牲”的消息，農業大學的學生們就在很多宿舍樓門口貼出了悼詞，仿佛還在一個什麼地方搭了個靈棚。當時消息一日數驚，謠言漫天，很多大學生連“吾爾開希”這幾個字都不知道怎麼寫，寫作“渥爾開西”和“沃爾凱西”。我到現場轉了轉，覺得大字報多了，沒有諷刺漫畫，就自己畫了幾幅貼上去。正巧幾個大學生圍在那裡看大字報，見了我的畫，紛紛誇獎我畫的好。
　　儘管我比較熱衷於此，甚至一度打算到北京去看看，但在父母的嚴格約束下，我還是基本上做了一個旁觀者。每天晚上既看新聞聯播，也聽《美國之音》和《莫斯科廣播電台》了解情況。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院子裡洗衣服，突然廣播裡傳來了殺氣騰騰的聲音：採取斷然措施，鎮壓反革命暴亂！我們全家人圍着收音機，一言不發地聽完了整個新聞。父親皺着眉頭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對學生犯的着這樣嗎？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的兩個播音員做出了勇敢的行為：薛飛故意心情煩躁地讀新聞稿，杜憲則以異常沉痛的語調解說天安門清場的新聞，仿佛在念悼詞。他們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代價，從此在電視屏幕上永遠消失了。以後連續幾天，每天電視新聞都連篇累牘地報導那些被殺害的解放軍戰士的鏡頭。我母親心眼善，看到被燒得焦黑的劉國庚、崔國政他們，忍不住流眼淚，一邊哭一邊說，這是在幹什麼呀，都還是孩子。那幾個犧牲的解放軍戰士後來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當時到處宣傳，以後就逐漸被人忘記了。但我卻始終記得他們幾個名字：劉國庚、崔國政、馬國選、李國瑞、劉艷坡、徐如軍、王錦偉、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而那些死難的學生們的名字，我卻始終無法知道。
　　最令鐵Z局的工人們氣憤的是，戒嚴部隊在開槍時竟然打死了在鐵道部大樓內值班的全國鐵路總調度。雖然這位不幸死難的總調度跟鐵Z局的工人們非親非故，但畢竟是一個系統的人，多少有點“階級感情”。直到一九九○年，還有工人來串門時在罵：王八蛋，（那個總調度）門都沒出就被打死了，你說那當兵的不是瞎開槍是啥？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五年了。這十五年裡，有關那次事件一直都是敏感的話題，被束之高閣，不許討論。但是，我既沒有宥於官方得出的結論，也沒有相信逃到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的說法，而是一直在獨立思考：那次事件是如何由一場抗議運動演變成最後的武裝衝突的？這個事件究竟如何定性？它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究竟誰是那次事件勝利者和失敗者？十五年以來，我一直在求證，探索，思考，期間觀點也經歷了一些反覆。
　　現在，我認為一九八九年事件並不是如海外的民主人士所稱的那樣是一場“革命”或“人民起義”，我也不同意官方將它定性為是一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說法。我感覺一九八九年事件是一場十足的悲劇，一場在全民族心靈上撕開難以癒合的傷口的悲劇。衝突的雙方，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生，都犯了不理性的錯誤，都在用極端的方式來解決原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解決的問題。如果學生在表達了反對腐敗與要求民主的願望後就適可而止，如果學生不占據天安門廣場，如果學生不衝擊戈爾巴喬夫訪華，如果學生在戒嚴實施後主動撤出，那麼這次事件很可能不會演變成最後那個樣子。
　　但是，學生和群眾運動本身就具有自發性、盲目性的特點，如果官方處置得當，那麼事件也會取得更好的結果。四月二十六日，在悼念胡耀邦引起的抗議浪潮剛剛出現平息的苗頭時，《人民日報》那個《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無疑起了火上澆油的惡劣作用，使得本已平息的局勢再度緊張起來。本來官倒腐敗、通貨膨脹和樓堂管所就已經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表達一下憤怒和不滿，有什麼錯？難道政府自己做錯了事情，群眾連表達反對的權利都沒有嗎？為什麼非要在頭上扣一頂“動亂”的帽子？在此後的將近一個月裡，官方對示威群眾的要求和呼聲置之不理，派出袁木這麼低檔次的官員去應付，即便是一國的最高領導人，去見一見示威的人民群眾有什麼可怕的？有什麼丟臉的？就這樣一拖再拖，導致混亂局面蔓延全國。到五月十九日，又殺氣騰騰地宣布戒嚴，用軍隊來對付和平示威的老百姓，這又是什麼邏輯？因此，我認為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控制者，官方應當對悲劇發生承擔更大的責任。
　　就這樣，一邊是盲目自發的群眾運動，一邊是失職失策的官僚機構，雙方都沒有給對方以台階下，導致對抗不斷加劇，最終釀成災難。
　　一九八九年事件打斷了改革開放後正在蓬勃發育的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過程，致使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監督權利受到削弱，政治改革被中止，進而使得中國的改革方向發生偏離，使得改革異化為今天這個樣子。沒有群眾監督的官僚機構越來越懶散，越來越耽於私利，使得腐敗現象不但沒有得到治理，反而愈演愈烈。今天的腐敗深度和廣度，已經超過老百姓最大的承受能力，積重難返，能否得到扭轉我已經很難下結論了。老百姓比起八十年代，民主權利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改善，儘管官方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擴大老百姓的自由，但由於官僚機構的全面腐爛，到處充斥着胡作非為和無法無天，因此比起八十年代，相當多的老百姓生活不是好轉，而是更加痛苦了。在腐敗的官僚機構和依附於官僚的部分知識精英的勾結下，改革已經淪為剝削、壓榨人民群眾的工具，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這樣的惡政被不由分說地強加在人民頭上，人民在受苦，在流淚！
　　一九八九年事件粗暴地踐踏了老百姓對執政黨所寄予的希望和熱情。老百姓不得不用兩種聲音講話，一種是在公眾場合講的，是假話；一種是在私人場合講的，是真話。兩種聲音講話造就了雙重人格，老百姓是非善惡標準出現了混亂與顛倒，冷漠代替了熱情，欺騙代替了信任，兇狠代替了善良，掠奪代替了建設，這導致了全民族道德的進一步淪喪。甚至，連一向以社會良心自居的知識分子，也出現了很多甘於出賣自己良知和尊嚴，撈取權力和財富的政治娼妓。想一想八十年代人們是什麼樣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準，再對比一下九十年代的中國人，真讓我欲哭無淚。
　　無論是真正為了中國富強的官方人士，還是滿腔熱忱的學生群眾，都不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勝利者。如果說，誰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勝利者，那麼除了腐敗的官僚，就是那些早已成為政治殭屍，卻不甘心失敗的野心家、投機者和政治騙子們。想一想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後，是誰藉機上竄下跳，企圖死灰復燃就明白。如今，在異化的改革的壓迫下，政治騙子們正在利用民主力量的低迷和國家機器的偏向，妖言惑眾、搖唇鼓舌、搬弄是非、挑撥矛盾，試圖火中取栗。這批人為中國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一九八九年事件沒有英雄。無論是解放軍戰士、青年學生、圍觀群眾，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很寶貴，他們不是罪犯，他們都有充分的理由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愛情。可是他們死了，年輕的生命永遠凝固在一九八九年。他們不是烈士，因為他們誰都沒有想到過要為此而死，解放軍戰士面對的並不是窮凶極惡的暴徒和敵人，青年學生面對的也不是劊子手和反動派。他們是犧牲品，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是誤解與不信任的犧牲品。我覺得應該為他們樹立一個紀念碑，讓人們永遠記住那場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如此的悲劇。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被塵封了整整十五年。官方既不願意再把它當作自己的一種勝利來炫耀，也不願意讓別人再提起。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究竟是誰應當為這場悲劇承擔責任，成為了一個謎。但是，我相信歷史最終將會做出裁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歷史花了兩年時間做出裁決；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歷史用了二十年時間做出了裁決；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歷史用了整整三十三年才做出了裁決。我堅信，總有一天，歷史將會對一九八九年事件做出公正的裁決，真相早晚要大白於天下；靠掩耳盜鈴般地封殺，是斷然要失敗的。
　　我回顧一九八九年事件，並非意味着我反對鄧小平。恰恰相反，我們家的人對鄧小平一直懷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我們都覺得，這件事鄧小平沒有辦好。我回顧這件事，也不意味着我反對現政權。實際上，多年以來我一直致力於與激進民主勢力的錯誤觀點做鬥爭。我想，中國的絕大多數老百姓不願意像蘇聯那樣土崩瓦解，不願意中國效仿俄羅斯那種“強盜的資本主義”。要民主，也要社會主義，這是我所接觸到的中國底層老百姓的心聲。因此，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身上，希望他們能夠正視我們這個國家苦難的歷史，也希望他們能夠帶領老百姓走過這遍布泥潭的艱難歲月，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一個公正自由的光明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