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秋後算帳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使得我在不知不覺中從最初的毛派憤青急劇轉變為一個自由派憤青。毛澤東以往在我心目中類似神一樣的地位，仿佛在瞬間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現在我都還在奇怪，從小被灌輸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麼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煙消雲散。
　　儘管電視上、廣播裡成天被採訪的“群眾”紛紛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亂”，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公開場合，人們只是被鎮壓的利斧嚇得不敢說真話罷了。在私下場合里，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農民和學生，沒有一個對鎮壓說好的。有一些工人則編出一些順口溜來嘲笑官方：“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鄧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還比如：“初級階段是個筐，出了問題往裡裝。”這些順口溜都是來家裡串門的工人師傅說給我們的。工人們對鄧小平的稱呼，則變成了帶有明顯貶義的“鄧小個子”（【注】東北人喜歡用人長相的一些缺點來作為外號，表示對該人的貶義，如吳大舌頭、王大嘴等）。工人們對趙紫陽被免職也甚為不滿，都說鄧小平不是東西，“剛把胡耀邦免下去了，又把趙紫陽免下去了，弄了個江澤民，誰知道這人葫蘆里賣的什麼藥？”
　　新學期開學以後，太谷中學開始秋後算帳，清查參加過遊行的學生。本來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隨着黨政分開的貫徹，學校和企業的政工人員已經開始不怎麼吃香了，此時來了機會，馬上就顯得非常積極。學校領導召開學生大會，動員參加過運動、寫過反標的學生出來自首，同時搞無記名投票互相揭發。在會上，當時的學校某某書記說，在一些飯菜票上發現了“打倒李鵬”之類的反動標語，並且威脅學生們這事情已經來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從寬處理，如果不自首被偵破了，就要判刑。雖然心裡的確為貼在山西農業大學的那幾張漫畫感到有點怕，但我沒有在飯菜票上寫反標，在學校里也只是議論一下罷了，應該沒什麼問題，想到這裡我就沒有自首，也沒有被人揭發。實際上，那一次動員是完全徒勞的，全校既沒有一個人自首，也沒有一個人被揭發出來。老師們在組織學生們互相揭發時，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態度。
　　某某書記在當時的表現，至今想起來我都很反感。那次大會上，他聲色俱厲，仿佛底下的學生人人有罪。本來太谷中學沒有發生群體性的示威事件，但這人偏偏要小題大做，自稱太谷中學是“動亂的重災區”。他面對的是一群十六七歲、還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這種風浪應當去保護他們，結果他反而鼓動自首和互相揭發，弄得人人自危。人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真是難以理解。
　　後來，某某書記又打算培養我們對“黨”的感情，搞起了“愛黨、愛社會主義”教育，全校十八個班完全停課政治學習一個月，連高三畢業班的學生都不能倖免。在政治學習時，某某書記親自上馬，大談美國民主的虛偽。他說道：“你們知道美國總統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嗎？四十萬美元！當總統一年能賺這麼多！再貪污上一點，那就是百萬富翁……你們看毛主席，一個月才五百多塊工資……”這就是這位書記的政治水平。
　　在政治學習結束以後，又搞歌詠比賽。全校十八個班只准唱三首歌：《國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好》，輪流唱，反覆唱十八次，還竟然要評名次。我當時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着，真覺得無比荒唐可笑。一邊唱，一邊詛咒：“唱吧，唱吧，看你還能蹦達幾天。”
　　　　　　　　　　　　　　　　　　　六、城市戶口
　　一九八五年，我的母親從太谷線材廠調到太谷燈具廠工作。太谷燈具廠的產品主要是檯燈、吸頂燈、壁燈等，再有就是過年掛的那種燈籠。太谷燈具廠作為一個只有幾十個人的小集體企業，當時產品質量不是太過關。我上高中時家裡用的檯燈就是母親從廠門市部買回來的，經常出現因為接觸不良而不亮的情況。在我用手去修理時，因為燈具漏電，我被電擊過好幾次。其中一次我手裡還拿着把螺絲刀，過電流時全身發麻，螺絲刀被甩出去好遠，現在想起來都還有點後怕。
　　我母親到燈具廠上了一段時間的班以後，覺得一個月幾十塊的工資實在是不夠家裡用，於是開始搞清理廢鐵絲的副業，一直干到一九八六年底，賺了三萬元錢。當時母親就想，三萬元夠了，將來孩子們成家時給兒子一萬，給女兒一萬，他們自己留一萬養老。我的父母一輩子沒有機會學習知識，痛感沒有知識的苦惱，因此他們對我和姐姐學習要求十分嚴格。他們總是說，自己一輩子沒辦法學文化，將來子孫們一定要擺脫無知的、被人愚弄的命運。姐姐和我前後考上了高中之後，母親單位也不景氣，經常發不出工資。母親也就不怎麼想上班了，辦了個停薪留職，全心全意留在家裡供我和姐姐讀書。
　　我的姐姐心理素質不太好，平時學習成績還不錯，但總是考試時發揮失常。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姐姐落榜了。母親在猶豫了兩個月以後，還是決定尊重我姐姐的意見，沒有讓姐姐接我父親的班，而是讓她復讀，等第二年再考。
　　由於我姐姐出生時母親還是農村戶口，所以我姐姐也成了農村戶口。後來我和我母親分別以不同方式轉成城市戶口以後，全家只剩下我姐姐一個人是農村戶口了。那時“戶口”還是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負擔很重。我母親擔心她的戶口問題解決不了，一是會影響她第二年的高考成績，二是萬一考不上大學想接我父親的班到鐵Z局的話，沒有城市戶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親決心為姐姐解決戶口問題。
　　當時我的叔叔恰好在內蒙古呼盟任農業局長，也算是地方上有點面子的領導幹部，因此我母親就請他幫忙解決姐姐戶口問題。當然，遷戶口、轉戶口這麼大的問題，也不是叔叔動動嘴皮子就能辦成的。必須先到河南農村把姐姐的戶口轉到呼盟，再在呼盟辦理農轉非手續，再從呼盟遷移到太谷縣。中間關節多，需要花錢的地方也多。但母親為了姐姐，也顧不了辛苦。跑了一個多月，終於把姐姐的戶口遷移到了太谷。為了讓姐姐也成為城裡人，母親前前後後花掉了將近一萬元，相當於那時她十年的工資。
　　母親辦理姐姐戶口時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那天母親在北京站轉車時車站突然戒嚴了，地上還鋪了紅地毯。母親當時心想，肯定是哪國的貴賓來了。後來我上大學以後才知道，那是朝鮮的金日成看到東歐發生天翻地覆的劇變，坐不住了，跑到中國來尋找對策的。
　　家裡的三萬元錢經過一九八八年的通貨膨脹和辦理姐姐戶口以後，所剩已經不多了，於是母親就琢磨着再干點小買賣掙點錢。當時，湖南有一個生產塑料走馬燈的工廠，曾經與太谷燈具廠有過業務往來，我母親就到人家廠里批發一些塑料走馬燈，到太原市場上去賣，賺個辛苦錢。這種走馬燈人們一般只是過年時候才買，因此那時侯每到過年，母親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個商場送貨。自己也沒有貨車，經常扛着幾個大箱子擠公汽，有時候扛着箱子一走就是好幾公里，挨個商店送貨。冬天太原市的溫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後地上總是結了很厚的冰，碰到這種天氣母親就拿繩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着走省點勁。
　　　　　　　　　　　　　　　　　　　七、向右轉，向左轉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動讓我產生了一種異乎尋常的政治熱情，短短幾個月時間裡讓我從一個狂熱的毛派憤青變成了一個狂熱的自由派憤青。那一段時間，我幾乎天天都要聽“美國之音”和“BBC”的新聞廣播。當時官方用強大的無線電信號干擾這些電台，多數時候幾乎完全不能聽清楚裡面究竟說什麼。於是，我轉而收聽蘇聯電台的廣播。當時蘇聯跟中國剛剛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於中共的消息。但是蘇聯當時進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們的廣播內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着蘇聯的政治進程，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充滿了希望，認為蘇聯改革要是成功了，那麼就會對中國產生很有力的影響。

　　當時正在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太谷縣是一個小縣城，特別是學校里報刊種類非常少，因此我經常到太谷縣圖書館去瀏覽報紙。一天，我看到一份報紙上刊載着一篇名為《抓住劉曉波的黑手》的文章。此文是一種典型的大批判、大字報口吻，本身並無什麼閱讀價值。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標題的“劉曉波”三個字上，卻被人用碳素墨水寫了四個字：真的勇士。當時我一看到這四個字，頓時覺得非常親切，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一點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東歐。從波蘭、匈牙利開始，接下來是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再到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我每天收聽《美國之音》，熟悉了這些名字：內梅特、瓦文薩、哈維爾、克倫茨、熱烈夫、伊里艾斯庫……毫無疑問，這些人是當時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時間，黨改名、國變色，柏林牆倒塌了，波蘭統一工人黨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軟禁了，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從中歡欣鼓舞，親手繪製了一幅東歐地圖，每天在地圖上標出風暴的進展，把已經明顯出現轉折的國家用彩筆塗成藍色。看着那一片越來越大的藍色地帶，當時我心裡就想：只剩下一個羅馬尼亞了。
　　羅馬尼亞在這場風暴中似乎顯得巋然不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其他東歐國家實現民主化的時候，羅馬尼亞召開了羅共十四大。那一次大會上，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表現非常強硬，而且會議代表起立歡呼四十多次，仿佛整個羅馬尼亞共產黨堅若磐石。那一段時間，我國電視節目裡也大放羅馬尼亞電影，例如什麼《沸騰的生活》等等。然而僅僅幾天之內，羅馬尼亞形勢的發展就表現出比一般的東歐國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羅馬尼亞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現了示威，接着波及到布加勒斯特，又席捲全國。
　　對羅馬尼亞出現的這些事件，是中國電視、廣播、報紙起初是隻字不提。當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被明白無誤地宣稱為“喉舌”，要當仁不讓地掌握“輿論導向”的時候，這種新聞媒體就沒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勢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快，紙里已經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電視台才不得不報導了一個有關羅馬尼亞的新聞，那個新聞的主要內容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號召人民團結一致，挫敗國內外少數敵人的顛覆陰謀。”當時電視還播放了群眾對齊奧塞斯庫講話“歡呼”的場面，看上去還挺熱鬧。不過，後來才知道，那些“群眾”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齊奧塞斯庫”，當場就遭到軍警鎮壓。中央電視台欺負中國老百姓不懂羅馬尼亞語，就拿這玩意來糊弄人。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齊奧塞斯庫被槍決了。事已至此，那天晚上中央電視台才不得不報導這麼一則新聞：“羅總統齊奧塞斯庫被羅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已執行。”沒有圖象，沒有詳細介紹，只有播音員呆板的表情。這則新聞對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靂，使我既興奮、又震驚。而當我的父親看完這則新聞，卻並沒有顯得興奮，而是坐在那裡半天不動，後來才緩緩說了一句：“咋說槍斃就槍斃呢？齊奧塞斯庫對中國挺好，對羅馬尼亞也是有功勞的呀……”
　　按照當時我的思想狀態，槍決齊奧塞斯庫應當讓我非常高興才對。然而，我只是在當時興奮了一下子，很快就轉為一種莫名其妙的悲哀。雖然當時連我自己都還沒有覺察到這種“靜悄悄的”思想變化，但很多年以後我終於明白過來，齊奧塞斯庫之死，正是我政治傾向的轉折點，開始“向左轉”了。從那時起，我雖然還繼續聽美國之音，繼續為東歐的政治變動喝彩，繼續反感當局，但已經跟原先的心情不太一樣了。
　　　　　　　　　　　　　　　　　　　八、輟學的半年
　　本來我在文科班的成績算個中等，無奈我有兩個致命缺點：一是沉迷於初戀，情緒波動劇烈；二是過分關注政治。人們常說：男人有兩個最愛，一是女人，二是政治，這句話在我身上體現得一點也不錯。由於這兩個“最愛”，我沒有什麼心思讀書，成績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這個名次也不算最靠後，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許還能有點起色，但當時自己心裡已經失去了信心。這時我已經不想上大學了，而是想和家屬院的其他孩子們一樣，接父輩的班，當個鐵路工人。
　　我父母對我的表現憂心沖沖。他們自己一輩子受苦受罪，為的就是孩子們將來有點出息。此時見我如此厭學，心裡十分難過。特別是我的母親，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們身上，為了孩子們的成長什麼都可以捨棄，此時見我如此不成器，更是傷心欲絕。有一天母親勸我上學時，我還是倔強地反對，母親就給我講道理，而我當時已經走火入魔了，根本聽不進去。講着講着，母親突然大哭起來，還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麼養了個這麼沒出息的兒子啊！”我一看，嚇壞了，也連忙哭着勸母親，可依舊不願意去上學。
　　一個人到了十七八歲的年紀，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卻又不甚理解的時候。這時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種叛逆情緒，特別是對自己的父母。實際上，這種對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錯誤。普天之下，沒有什麼人對自己會好過自己的父母，這是一條真理。可惜，我當時就沒有領悟到。
　　見我已經是這樣了，母親也覺得此時硬逼着我上學也沒有用。於是，母親同意了我的要求，讓我在家裡輟學半年。
　　當時家裡只有父親一個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塊的工資，光寄給祖母的生活費就要六十塊。坐吃山空，家裡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親不禁心裡又着急起來，琢磨着想辦法掙點錢。但是那時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買賣的人已經遍地都是，生意越來越難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從商丘回來的工友帶了一些外國香煙回來賣，賺了點錢，母親看着心有點動，就帶着我一起到商丘去販香煙試一試。
　　中國的煙草業是實行專賣制度的。由於香煙需求量大，國家就壟斷了香煙的流通和價格，從中收取高額稅收，而民間私販香煙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是工人階級不管這一套，心想憑什麼許你當官的貪污受賄，就不許我老百姓偷稅漏稅？於是，鐵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從事這一買賣。當時香煙買賣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貨的價格是一盒兩塊八，在山西脫手價格是一盒三塊，每盒掙兩毛錢。這麼點利潤，如果帶貨帶得少，買火車票肯定賺不了錢；如果帶得多，那一旦查出來損失慘重。但鐵Z局工人有一項福利：憑單位開出的鐵路免票，一定時間內坐火車不花錢。（【注】鐵路免票是鐵道部系統內部對職工出差、通勤實行的一項便利政策，如有職工出差，單位就在一張鐵道部印製的鐵路免票上註明起止地點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間和區間內，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車以外的所有列車）很多工人及家屬就憑藉這張免票，往返於山西和商丘之間，每次帶十條二十條“良友”牌香煙，一個來回掙個十塊二十塊的辛苦錢。
　　我和母親到了商丘，受到了父親當年工友們的熱烈歡迎，還有一些工人來教母親該如何躲避緝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銷貨渠道。母親在那裡轉了幾天，心裡總是覺得這種買賣風險大，不塌實，只買了二十條“良友”煙，做一次試試。
　　“良友”煙在太谷縣是沒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賣。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親帶了十條煙，想坐火車到太原賣。我們那時也太沒經驗了，弄了個書包裝煙，一看書包的形狀外人就知道那裡邊裝着香煙。到太谷火車站時，母親看到站前有個小賣部，就問了問人家要不要“良友”煙，回答說不要我們就離開了。我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商店本身就是鐵路緝私警的一個偵察點，這一問等於是自投羅網。
　　鐵路緝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着我們。等我和母親上了火車，就到了人家的地盤。剛開車十分鐘就找到我們母子亮明了身份，不但要沒收貨物，還要我們跟他到鐵路派出所去。母親見狀，就自己拖住那個緝私警，悄悄對我說，等到火車一停你就帶着自己手上的煙翻窗戶跑，有什麼事情我扛着。等火車到了東陽火車站（【注】東陽是太谷縣到榆次市之間的一個小鎮，行政隸屬榆次市）時，我母親給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就拿着裝香煙的袋子跳窗逃跑了。當時火車上的乘客都還很不錯，我跳窗子時好幾個人站起來圍成了一堵人牆，擋住了緝私警的視線。
　　我雖然脫險，但母親還在緝私警手上。我六神無主地回到家時，父親已經下班回來了。我進門第一句話就是：“爸，不好了，我媽遇見匪了！”父親一聽，也着急起來，可是當時也沒有電話手機，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裡等消息。打算要是萬一當天回不來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營救。
　　誰知當天晚上，我母親就平安無事地回來了，貨物也還在手上。原來，母親跟那個緝私警在去太原的路上講了家裡只有一個人上班，負擔重，孩子還要讀書的情況，竟然感動了那個年輕的緝私警。兩人越談越投機，最後那緝私警稱我母親“大姐”，並且保證：以後儘管做這個買賣，他來保駕護航。但是，緝私警上車前已經跟太原方面打了電話，那邊警察等着呢，他還要去交差，於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營車站（【注】北營當時是太原市郊區，現已併入太原城區）放我母親下車，自己去太原交差。母親在北營下車後天色已晚，沒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車了。恰好有一輛汽車團的解放軍軍車路過，母親就搭了個便車回家。
　　出了這件事以後，雖然有緝私警願意幫忙，但母親再也不願意去干違法買賣、販香煙了。那二十條良友香煙，以原價賣給了家屬院其他販煙的人。
　　多多少少受父親的影響，那時我非常渴望擁有一架手風琴。在上高中時，父母答應我考上大學以後給我買。但後來我輟學了，父母就同意讓我用自己打工掙的錢去買。當時我母親在太谷縣電業局有個熟人，姓張，主管電業局的基建項目。母親就讓他幫忙在給電業局蓋房子的農村建築隊裡找了個活干。張伯伯當時還不明就裡，就說那裡幹活又累，錢也不多，還是到局裡當個臨時工，錢多又輕鬆。可母親的目的，是通過磨練讓我堅強和警醒，故堅持讓我到農建隊當小工。
　　農建隊裡面幹活的，全是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這些人並不因為我細皮嫩肉而安排我輕活干，而是故意把他們的一些苦活、累活給我。這是被戶口歧視着的農民工們，對“城裡人”的報復。那時侯我每天要全靠人力攪拌幾十噸的混凝土，握鐵鍬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農民工們自己就躲在房子裡抹灰，讓我到雨地里用車裝石灰。那天中午我父親接我回家吃飯，看到就我一個人渾身上下被水澆透了還在雨地里幹活，心疼壞了，說咱們不幹了。可是母親堅持讓我干，我自己也想買手風琴，也就咬着牙堅持幹下去。
　　後來有一次，我在裝石灰時手上被石灰灼了一個大泡，把我燒得呲牙咧嘴。回家後，母親給我包紮了一下就讓我又上班去了。後來才知道，等我走了以後，母親在家心疼地大哭了一場。我自己手上的包給我造成的疼痛，遠遠比不上母親心靈的疼痛。
　　以前我們家曾經承包過的那個北方旅社，後來被別人承包以後沒多久就干不下去了。辦事處沒辦法，就把房子租給了縣工商聯的老張開貿易公司。老張是個好人，但不是干生意的材料，開張後用縣裡老幹部集資的股本買了很多水泥防凍劑，結果一筆生意也沒做成。眼見着夏天來了，這些防凍劑堆在院子裡變質，老張心裡着急起來，就找我父親說願意出六十塊錢將這二十來噸水泥防凍劑搬到後院的庫房裡去。當時一起幹活的民工里有一個叫文柱的年輕人，長得墩墩實實的，對我比較好，父親就讓我叫着文柱一起幹這活，掙的錢二一添作五。當時我在建築工地打小工一天的工錢才五塊，文柱的工錢才十塊，因此一聽半天能掙三十塊錢我們倆都很高興。文柱是個實在人，搶着幹活，我估計那二十噸、四百袋水泥防凍劑中，至少有二百五十袋是文柱搬的。幹完活分錢時文柱一分也不多要，我母親過意不去，就把文柱請到家裡來做了幾個好菜吃了一頓飯。這次勞動中，我因為以前從未幹過這麼重的體力活，用力過猛，把右側腰肌扭傷了，後來發作過好多次。
　　那些民工們都沒有念過幾天書，看我戴一副眼鏡就常拿我開心，總是“嘿！大學生！”地叫我。他們也沒有別的想法，幹活的目的大多是為了“吃婆姨”（【注】太谷縣方言，意為娶個老婆）。休息時，大家聚在一起，開下流玩笑；只要看到有個城裡女人從身旁經過，就貪婪地盯半天，然後再幻想和她發生性關係，還講出來給大家聽。看到我總是一個人沉默不語，他們總是問：“大學生，每天你都在想啥呢？”每天下午夕陽西下時，總有一個人嘆息着說：“唉！又一天……”
　　在一天伺候一個民工用石灰糊牆時，那個民工手一甩，粘在鏟子上的一塊熟石灰正好落在我的眼睛裡，頓時一陣巨痛，把我的眼皮都燒爛了。那天回到家，我說我再也不願意打小工了，我要讀書。此後，我母親就不再讓我到建築工地打工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半年的經歷是我一生中的財富。由於每天干的都是體力活，沒有學習任務，因此在辛苦勞作之餘，我經常到縣圖書館去借書帶到工地上讀。就在那期間，我第一次有時間通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靜靜的頓河》、《復活》、《苦難的歷程》等大部頭的俄蘇文學名著。九十年代初期的年輕人，是伴隨着“小虎隊”、張雨生、童安格的歌聲，讀着瓊瑤、金庸、古龍邁入十八歲的，而我則是聽着《小路》、《燈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讀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邁入成年。我在那一年形成了蘇聯情結，熱愛蘇聯這個國家，熱愛她廣闊的國土，熱愛她勇敢的人民，熱愛她悲壯的歷史，熱愛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到了那一年夏天，我在情感上已經徹底完成了“向左轉”的過程。
　　不僅如此。通過和社會最底層人們的接觸，我更加認識到無知給人們帶來的精神和物質的空虛，認識到受教育的可貴。我打工所在的建築工地離太谷中學不遠，每天上午十點，學校里課間操的廣播就清晰地傳到我耳中，刺激着我的神經，激發了我對學校生活的懷念，激發了對讀書的渴望。從那以後，我形成了強烈的求知慾，無論走到哪裡，都如饑似渴地讀書。
　　　　　　　　　　　　　　　　　　　九、知恥近乎勇
　　儘管被命運捉弄，被艱苦的勞作磨礪，但我依舊痴心不改，深深愛着我的初戀女孩。然而，那個女孩子看不起沒有出息的人，在一九九○年新年時，我托一位同學給她送明信片，被原樣退回了，連信封都沒拆。遭到這個打擊，儘管我很心痛，但還是把她對我的冷淡看成是一種考驗。在建築工地打小工時，我總是在她放學後躲在遠遠的地方，就為看她一眼，就很滿足了。儘管心中無比掛念，但是整整半年我沒有去找過她一次。因為我想：她快高考了，不能打擾她。
　　見到我已經願意讀書，我的母親就幫我聯繫學校。母親找到太谷中學的領導，人家不但死活不肯收我這個頑劣的學生，還讓我母親挨了一頓搶白。後來母親無奈，就找到了縣教育局招生辦的一位姓陳的老師，給人家送禮送錢，人家才答應幫忙。當時我姐姐在太谷縣二中讀書，在學校里老實巴交的姐姐在老師心目中的形象很好，所以陳老師向人家提出我轉到二中就讀時，二中的老師同意接收了。
　　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高考結束後的第三天，我興沖沖地去找那個女孩。半年沒見面了，我有很多話要對她說，告訴她我這半年的變化、成長和決心。當時也湊巧，我去她家裡時，她正好站在門口。我興高采烈地連忙叫她，發現她臉上露出一種不屑和驚異的表情。她沒有讓我進門，得意洋洋地告訴我她考得很好。當我向她表達這半年的思念時，她粗暴而冷漠地打斷了我的話。她說：“您這個人的感情那麼古怪……您讓我感到恐懼……請您走吧，不要再糾纏不休……”我頓時驚呆了，以為自己在做噩夢。可是，這一切都是真的、是實實在在的現實。
　　然而令我自己也奇怪的是，遭到這樣的打擊和羞辱，我卻沒有感到難過。我回到家，一頭扎在床上，既沒有說話，也沒有眼淚。半小時後，我起了床，寫下兩行字貼在牆上：“距高考還有359天”和“知恥近乎勇”。那個女孩對我的羞辱，竟然意外地激發了我的自尊心，促使我迸發出一種從未有過力量。因為我無論如何不相信自己永遠這樣軟弱、被人瞧不起。這種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我能夠一鼓作氣用這種力量衝破一切牢籠，飛向自由。
　　　　　　　　　　　　　　　　　　　十、新的一頁
　　幾天以後，我就到了太谷二中讀書，被分到了文科班——五十六班。剛去時因為以前基礎也不好，又輟學半年多，成績並不怎麼好。我的班主任叫邢錫寧，是個五十來歲的矮小的中年人，很嚴厲。一開始邢老師對我並不怎麼看重，因為一個被太谷中學這個全省重點中學踢出來，到太谷二中這個一般學校就讀的學生，往往不是劣跡斑斑，就是成績特別差。因此，我來到五十六班的最初幾個月裡，都是坐在最後一排。因為曾經被石灰灼過眼睛，那時我已經很近視了，坐在最後一排看不清老師黑板上的字，經常跑到前面蹲在地上抄筆記。
　　已經鼓起勇氣的我此時非常珍惜這個學習機會，異常刻苦。每天“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每天早晨六點起床看書，晚上十二點準時睡覺，甚至用功到了連課間十分鐘都不出去的地步。由於長期坐着苦讀，屁股上都長了瘡，有一段時間上課都得站着聽講。我母親心疼我，給我用海綿縫了個小墊子帶着上課。我終於明白，讀書所用的辛苦，比在建築工地打小工要厲害多了。
　　由於每天用功讀書，不看電視，不看報紙，所以那年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我直到八月九日才通過同學們的閒談才知道。知道這個消息時，我大驚小怪的，仿佛在二十世紀才知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個消息一樣。當時被班上的同學傳為笑柄，說我完全是個孤家寡人。
　　我剛到五十六班時在班上排名是很靠後的，暑假裡進行的摸底考試成績比第一名少了一百多分。當時邢老師讓每一個學生訂目標計劃，我就把自己定到全班前三名去。我那樣訂計劃不是痴心妄想，而是分析了幾個成績好的學生的優勢劣勢之後做出的。當時我們班上第一名學生是學日語的，外語成績自然沒有可比性；但是他的其他功課好也有很大主觀色彩：語文好是因為作文分數高，政治好是因為論述題分數高。而其他幾門，歷史、地理、數學，都比我強不了多少。因此我一去就把第一名當參照物，自然引起了學生們的嘲笑，覺得我這個人是在說大話，直到高考時他們才相信了我當年的分析。
　　到了那年期中考試，我的名次進了前十名。邢老師是個很惜才的人，見到我幾個月長進這麼大，頓時刮目相看，就把我從最後一排調整到了第二排。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老師真是敬業。邢老師當時已經五十多歲了，脊柱嚴重彎曲，背上有一個大鍋似的羅鍋，每天早晨六點多就騎個自行車到學校，晚上十點多才回家。那時他見我下課也不活動一下，就走到我面前，對我說：“功也是要用的，但下課還是活動一下的好。”
　　　　　　　　　　　　　　　　　　　十一、出了一個大學生
　　一九九○年，我姐姐補習了一年以後參加了高考。姐姐這個人平時成績好，但一到高考時就發揮失常，連續好多天睡不着覺。結果那一年，姐姐只比錄取分數線低了九分，再次落榜了。姐姐落榜以後，每天都偷偷地哭，母親怕她在家裡窩出毛病來，就領着她到西安、臨潼去旅遊了一圈散散心。在登驪山時，母親在山上一座太上老君的廟裡磕頭，一是求太上老君開恩給姐姐一個出路，二是求第二年我金榜題名。
　　也許是太上老君真的顯靈，姐姐一回到家裡，前面提到的縣教育局招生辦的陳老師就先後將兩份錄取通知書送到家裡：一份是雁北地區司法學校定向委培，一份是晉中師範專科學校的定向委培。前者是中專，後者是大專。母親看了兩份通知書，心裡有了一點底，但又都不滿意：兩個學校都要定向委培到山區小縣，前者委培到右玉縣，後者委培到左權縣。正在左右為難的時候，一個工友從太原帶來一個消息：山西財經學院有個“英秘”專業，正在招收計劃內自費生，鐵Z局分配到了一個名額。
　　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如獲至寶，第二天一早就到太原找到局招生辦。在有意上這個學校的鐵Z局子弟中，我姐姐分數雖然最高，但我父親只是個普通工人；還有幾個局裡的處級領導幹部子女也想上。所以，招生辦的老師們有些為難，沒有答應我母親把名額給我姐姐。我母親一看這個名額有可能被別人占了，非常着急。母親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即使是餓肚子的時候也不會做出讓人小看的舉動，此時為了孩子，什麼都顧不上了，當場就給人家招生辦的老師跪了下去磕頭。招生辦的幾個老師都是好人，一看這樣，一個個都感嘆可憐天下父母心。湊巧我姐姐的高考分數是那批學生里最高的，局招生辦就順水推舟把名額分配給了我姐姐。
　　姐姐上大學那天，我母親特地讓我放下書本，跟着她一起送姐姐到山西財經學院。和現在的這些染着黃頭髮、胳膊上畫着文身招搖過市的小混混大學生不同，那時的大學生都還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看到這些天之驕子們，我露出無比羨慕的神色。母親不失時機地對我說：今年送走你姐姐，明年就看你了。我當時就對母親表了決心：明年，我一定要驚天動地，讓你和爸爸高興。
　　　　　　　　　　　　　　　　　　　十二、破鏡重圓
　　在日復一日的埋頭苦讀中，我迎來了一九九一年。當時雖然還沒有進行期末考試，但在小測驗中我的成績越來越好。特別是歷史和地理兩門，班上已沒有任何人能與我相比。考試題目簡單時，我總是獲得滿分，班上成績好的九十多分；考試題目難時，我則獲得九十多分，其他成績好的則八十多分。我從學習中獲得了樂趣，因此每天雖然學的苦，但卻非常快樂。元旦前夕，姐姐從太原回來，我們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快樂地聽姐姐講大學裡的生活。那天我很受觸動，因此沒有看元旦文藝晚會，聽了一會以後就一個人躲在自己房間裡學習。因為我相信一個說法：“一年中第一天怎麼過，這一年就會怎麼過。”因此我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元月一日凌晨兩點才睡覺，在學習中迎來了新的一年。
　　第二天早晨九點多鐘，我尚正在睡夢中，忽然母親來把我叫醒，對我說有同學來找我了。我忙穿上衣服起來，心裡還在納悶，大過年的誰這麼一大早來找我呀。等我來到客廳一看，頓時呆住了，張開嘴半天說不出話來。該不是在做夢吧？我趕緊掐了自己一把，好疼。那個“同學”不是別人，正是我為之心碎並深深傷害了我的初戀情人。原來，那一年她落榜了，離分數線差了一百多分。她認識到自己不是學理科的材料，只好改學了文科。可是當時她沒有基礎，迫切需要人的幫助，於是想到了我。
　　有句俗話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在之前的三年裡，儘管我一再苦苦追求，但那個女孩就是不理我，給我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和羞辱；現如今，我幾乎已經忘記世界上還有這麼個人了，她卻送上門來。當時我盯着看了看她，第一次感覺到她一點也不漂亮，甚至還有些陌生。不過，我在她和我母親簡單地寒暄了幾句之後，就把她領到我的房間裡。
　　來到我的房間裡以後，我給她倒了一杯水，請她坐下，然後我低下頭看着地面，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就這麼沉默着，沉默着。那女孩則請求我的原諒：原諒她的冷漠對我造成的傷害，原諒她的無知給我造成的災難。我依然沉默着，沉默着。我早就不再想起的對過去三年的回憶，漸漸地被喚醒了，清晰地次第浮現在我的眼前：那件玫瑰紅色的衣服，那張白皙稚嫩的臉龐，那雙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那股醉人的丁香氣息，那條我們一起走過的小街，那首令我淚眼朦朧的小詩。我終於忍不住了，眼淚奪眶而出，在這一刻我原諒了她。之後的幾天裡，我們兩人如同傻子一般，時而一起抱頭痛哭，時而一起開懷大笑。
　　然而，破鏡重圓未必是那麼容易的。已經摔破的鏡子，再細緻地把它拼湊起來，也必然會有無數的裂痕。人們在生活中總是會碰到這麼一種現象：追求一個看上去很美的目標時，為了這個目標願意受苦受難，甚至流血犧牲；而當他付出慘痛代價追求到了以後，卻發現不過如此，反而覺得當年的追求和犧牲不值得。這個現象不只是在政治上存在，在愛情上依然存在。在回想起她當年那些美好的一面的同時，我也忍不住回憶起她對我的百般羞辱，對我的嘲笑愚弄，以及我為她所遭受的那些苦。一抹揮之不去的陰影，存在於我的心靈深處，使我的心在幸福的表象下隱隱作痛，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
　　不過，雖然有這些陰影，但我還是接納了這個女孩，此後雙方父母也見了面，算是正式確立了戀愛關係。我的母親雖然對這個曾經傷害了他兒子的女孩有些不滿，但母親不想傷害我和那個女孩之間的純真感情，也就把那個女孩當成自己家裡人來看待。當時那女孩的文科知識幾乎相當於零，迫切需要我的幫助。既然已經算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也就甘於為之付出。從那以後，我每天都不在學校上晚自習了，而是到她的家裡為她補習功課。
　　　　　　　　　　　　　　　　　　　十三、一念之差
　　到了一九九一年，我在學習上已經頗有心得。在學習地理時，我認準地圖的作用，自己動手繪製氣候圖、政區圖、地形圖、資源圖、經濟圖。當時我練就了一副繪製地圖的過硬本領，可以不憑藉任何儀器和參考，繪製出一幅世界地圖，各大洲的比例、各國的形狀大小、主要河流與山脈的位置基本準確；也可以說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面積、人口、首都、氣候條件、主要資源、經濟情況等；還可以隨手準確指出世界上任何一個重要的海峽、海灣、島嶼、大河、湖泊、山脈的精確位置。在學習歷史時，由於我對年份的記憶特別敏感，就把所有的歷史事件按年份編成一個索引，再把該年的主要歷史事件編成順口溜，編完了自己也就記住了，以至於當時我對那幾本歷史書熟悉程度，到了別人只要說一個內容，我都記得在哪一頁、那一頁有什麼圖畫，下面有什麼註解的地步。學英語時，我認為學英語的竅門就是記單詞，因此把英語書上學的每一個單詞的音標、意思、如何造句等都抄下來；過完一遍就挑頭再把那些仍舊不熟悉的單詞再抄一遍，然後再挑頭找不熟悉的單詞；就這樣我整整抄了一千四百頁A4複印紙大小的單詞，為此把右手食指關節處都累出了一個硬硬的神經纖維瘤，伴隨了我十二年，一直到二○○三年春天才通過手術割除。
　　我的數學成績很差，本來應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數學的學習上去。但是，由於每天都要為女朋友補習歷史、地理課程，我根本就沒有什麼時間去溫習數學，後來索性把數學完全捨棄了，聽天由命。
　　一九九一年五月，山西省教委在太原市的山西大學師範學院，舉辦了全省第一屆中學生地理知識競賽。由於優勝者高考有加十分的優惠，我們學校就選派了包括我在內的三名尖子學生參加這次競賽，就住在山大師院附近的一個招待所里。臨參賽那天晚上，我到山西財經學院找到我姐姐，跟她一起再次把這所大學看了一個夠。後來我們姐弟倆一起散步到了汾河大橋上，姐姐囑咐我說：不要把自己的志向局限在一個山西財經學院，好男兒志在四方，一定要超過我才算你成功。當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里，既緊張，又興奮，結果一晚上沒有合眼。但是第二天，我在來自全省的眾多強手面前依舊毫不示弱，一舉奪得了一等獎。這是太谷二中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全省規模的競賽中捧回優勝獎盃。
　　一九九一年時，山西省高考學生填報志願的制度很不合理：在高考前填報志願。沒有參加高考，學生心裡根本沒譜，不知道自己能考什麼樣的學校。報志願時老師也不願意學生的第一志願填的太高，否則萬一夠不到重點大學的分數線，連普通大學都難上了。本來，我在高考前有三個志願：第一志願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第二志願是中國政法大學，學法律；第三志願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三個志願都是名牌大學，現在想起來，如果當時報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以我本人的興趣和鑽研精神，我肯定可以成為國內最知名的蘇聯、俄羅斯問題專家之一。
　　然而，我的女朋友卻對這三個大學一個也不敢填，因為她在上一年的高考中已經輸怕了，剛剛學了一年的文科，心裡完全沒有把握。為了兩人考上同一所大學不分開，我猶豫了幾天以後也就依了她，和她一起在填報參考中尋找到一所不怎麼出名的財經類院校——Z大學。當時，Z大學的招生簡章上弄了幾張照片，有一張的風景是幾幢仿古式的房屋，高高的台階和雲霧；另一張則是茂密的竹林和幽靜的林中小路。我看了以後覺得這個學校校園還挺美的，有山有林，校園肯定很大，於是也就違心地同意了，選的是國際金融專業。幾個月以後，等我到Z大學報到時才發現，那個仿古建築只有一幢，人家弄的是重複暴光的手法，讓我看成了幾幢，而且這幢樓根本不在校園內，而是在學校對門的蛇山上，是學校的涉外招待所；至於那茂密的竹林，只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所以後來我一進Z大學的門就後悔不迭，大呼上當。
　　隨着高考的臨近，我的女友對自己越來越沒了信心，情緒經常劇烈地波動，哭哭鬧鬧的。雖然我自己也面臨高考，但此時也不得不抽出時間去寬慰她。在對她說出甜言蜜語的同時，我自己也在為浪費寶貴的時間而心急如焚。在一九九一年高考前一天，我和女朋友來到太谷城外烏馬河邊的樹林裡散心，在一棵白楊樹上深深地刻下了“真心相愛，永不背叛”八個字作為我們的誓言。如今，花開花落已經十三年過去了，不知道這些字還在不在。
　　一九九一年的高考我考得十分輕鬆。雖說我的數學一向很差，但是其他功課我都不在話下，特別是因為地理競賽而獲得的加分，使我比其他同學更有一種心理優勢。考場上我都是面帶微笑做題目的，其中地理、歷史兩門課，我都提前一個小時交卷。在我微笑着，滿懷信心地交卷時，監考老師神情驚詫地盯着我，仿佛在看一個外星來的異形：他們實在不敢相信，竟然會有這樣的瘋子，敢在高考的考場上提前一個小時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