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大學
　　　　　　　　　　　　　　　　　　　　1991～1995
　　　　　　　　　　　　　　　　　　　一、夢想破滅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漢市Z大學報到。臨上火車之前，女友哭得如同淚人一般，千叮萬囑要我一定等着她，我也含淚答應了。等到火車開動，女友向我招手告別時，她的眼淚又刷刷地流了下來。見此情景，我的鼻子也一陣酸楚。
　　當時山西太谷到武漢沒有直達火車，必須在太原轉乘太原開往鄭州的二八八次列車，再到鄭州轉乘京廣線南下的列車。我父親從辦事處開出了鐵路免票，從太原到鄭州要到了臥鋪，但到了鄭州就沒有這個關係了，只好擠乘北京開往南寧的五次特快。我在鄭州火車站等車時，買了一份當天的《參考消息》，其中有一篇文章預測：半年之內蘇聯必然分崩離析。看了這篇文章，我心裡非常難受，壓根兒就沒有了上大學報到所應有的那種快樂。
　　那時京廣線上的火車客運非常緊張，五次特快又不實行全程對號，故而車廂爆滿。我們一家三口擠在衛生間裡，完全動彈不得。當時我身邊站着一個扎小辮的年輕人，身上穿了一個背心，上面寫着：“千萬別愛我”。我看了看，弄不懂他穿這個背心是什麼意思。後來才明白，這就是人們所稱的“文化衫現象”。
　　按理說，武漢也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特大城市，特別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有重要角色。因此，在我的幻想中，武漢應當是一個很氣派的大城市，至少要比太原市強很多。然而火車走着走着，來到一片破破爛爛的棚戶區，半天也沒走完。當時我還挺納悶，心想這是哪個縣城啊，怎麼這麼大。結果，火車一停父母就招呼我下車，說漢口已經到了。我疑惑地下了火車，看看周圍的破爛棚戶，別說太原，連榆次市都不如，還有些不信，怕他們下錯了地方。當時漢口新火車站尚未啟用，所以漢口站還是一百年前租界遺留下來的東西，好象是比利時人建造的。因為缺乏維修，建築早就破爛不堪，顯示出一片衰敗景象。當看到站牌上的“漢口”兩個字時，頓覺眼前發黑，心想完了，這四年要在這堆破爛里度過了。
　　武漢有個東湖，比杭州的西湖要大好幾倍，風景也非常優美，只可惜缺乏人文景觀，比西湖名氣差遠了。東湖邊上有一個占地面積很大的別墅群，是毛澤東每次到武漢的下榻之處。毛澤東一生對武漢情有獨鍾，總是喜歡到武漢來住住，還暢遊長江。別墅群里立了一塊牌子，上面說這個別墅群一九六二年竣工。後來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出差，導遊也說西湖也有毛澤東的故居，還有一條地道通到杭州市區。
　　解放初期，我大伯一家落戶到了武漢，到一九九一年時幾個子女也都是三、四十歲的人了。我的堂兄，也就是大伯的長子比我母親還大兩歲，在長江航運管理局當工人。堂兄的妻子是他在新疆建設兵團插隊時認識的，是一個回族阿訇的過繼女兒。我的堂嫂故鄉原本在寧夏，一九六○年大饑荒時期，全家步行逃荒到新疆。走到沙漠裡，堂嫂的親生父親又累又餓病倒了，就對家人說，別管我了，你們要是再帶着我這個累贅，一個也走不出這沙漠。妻兒老小含淚告別了這個無私的父親，繼續逃荒到了新疆，堂嫂從此再沒見到過自己的父親。到了新疆以後，堂嫂的母親改嫁給當地回族的一位阿訇，定居下來。後來我堂兄、堂嫂都到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這麼認識並結婚了，到七十年代末二人返回武漢落戶。
　　此時，我堂兄就住在離漢口老火車站不遠的粵漢碼頭。我父母領着我到了堂兄家，一是跟久違的親人見見面，二是把我介紹給堂兄認識一下，以便以後有個照應。堂兄一家三口當時住在一幢屬於部隊的老式樓房的亭子間裡，面積還不到十平方米，房子的高度只有兩米，個子高點的人進去都要低着頭。我的堂兄見到我們來了，也很高興，盯着我看了一會兒就笑了，說咱們老國家的人長得可真像，個個都是標準的國字臉。
　　在堂兄家住了一兩日，我們一家就到位於武昌紫陽路的Z大學報到了。一進校門，我就大呼上當：這所大學面積充其量不過二百畝，裡面擠滿了五十年代興建的蘇式簡易樓房。到體育館前的接待站報到時，看到旁邊貼了一張告示，說接到上級通知，學費由每年一百二十元上調為二百二十元。於是，等我父母交足了學費、給我留夠了生活費後，身上已經沒錢了。但他們沒和我說，把我安頓好以後就走了。我本來要送他們去火車站，但走到學校門口母親說，別送了，回去收拾一下，認識認識新同學吧。我站在門口目送自己的父母，母親扭過頭來，又揮了揮手說，去吧，去吧。我這才扭頭回去，眼淚卻忍不住掉了下來。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們因為沒錢住旅店，就在武昌火車站的長凳上坐了一夜，幸虧有鐵路免票，第二天才坐上火車。
　　　　　　　　　　　　　　　　　　　二、軍訓瑣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最初幾年，“軍訓”成了給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學生們下馬威的最好手段。開學典禮過後不久，我們被學校拉到位於武漢關山的一個部隊靶場去軍訓。應當說，一開始我們還是很新奇的，因為很多男孩子都從小夢想着穿上威武的軍裝、為祖國建功立業。學校給每人發了一套學生軍裝，我們立刻就興高采烈地穿着它上街。走到長江大橋時，守橋的武警戰士看着我們雖然穿着軍裝，但戴的帽徽、領章都跟他們不一樣，跟“老野”（【注】武警部隊官兵對野戰軍的稱呼）也不一樣，以為我們是新成立的軍種，還跑來問我們的番號。
　　出發那天，我們被通知要步行走三十三華里到軍營。對於很多學生來說，這是生平第一次走那麼遠的路。那天晚上八點我們舉行了誓師大會後準時出發，高舉着“Z大學軍訓團”的紅旗，排着整齊的隊伍出了校園。我抬頭看到高年級的學生們趴在臨大街的三十八號樓的宿舍窗戶上、樓頂上、陽台上向我們喝彩，他們有的敲洗臉盆，有的燃放鞭炮，有的高聲尖叫、吹口哨。當時我們都以為他們是出於熱情送別我們，一年以後當我也和他們一樣衝着九二級學生高聲尖叫時，我才明白，那是一種發泄，夾雜着自己的苦悶、壓抑以及對這些幸運的不幸者的同情的發泄……
　　只走了五、六公里以後，我們隊伍的隊型逐漸混亂起來，好多人陸陸續續地掉隊了。等到走了一半的路程時，我們已經完全成為散兵游勇了。但是我沒有放棄，當鋼鐵軍人的夢想支撐着我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凌晨一時到目的地。我兩腿發酸，腳踝像折斷了一樣的疼痛。這種疼痛幾乎伴隨了我整整兩年，我猜想腳踝一定受到了損傷。後來才知道，學校早就為本地官員子女和學校教工子弟準備好了大客車，他們只假模假樣地走了幾步路就紛紛以車代步了。還是應了那句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更加平等”。
　　男生營房裡沒有床，大家都直接睡在地上鋪着的稻草上。參加軍訓的一千多名學生組成了一個“軍訓團”，以係為營，專業為連，班為排。我記得我所在的班的番號似乎是“三營一連五排十八班”，教官都是駐守南湖機場的武警部隊官兵。我們的排長姓陳，湖南農村來的，是個跟我年紀相仿的新兵，比較淳樸，和我們關係很好。但是我們同連的一排長是個老兵痞，也是湖南人，長着一副鷹鈎鼻，上士軍銜，成天歪戴個帽子，動不動就打學生，罵髒話。一排長有個絕活：能夠一句話罵出三個髒詞兒，比如“你他媽給老子站直啊我????”之類的。後來搞閱兵時，全連都歸他指揮，我也挨了不少棍子和辱罵。男學生挨打，可女學生吃香，教官們常常“手把手”交女生動作，晚上待在女生寢室不走。當時男女生寢室是面對面的兩座大樓，一到這種時候，我們男生就趴在窗戶上朝女生那邊起鬨。
　　當時的年輕人，一般都是成績好的上大學，成績差但有門子的去當工人，既上不了學又上不了班的就當兵，以求入黨提干，或者在轉業時安排個工作。所以，當時老百姓里流傳着一句話“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那些當兵的多多少少都對這些大學生們有些嫉妒情緒，經常辱罵和毆打大學生。一般的列兵、上等兵還過得去，越是到了士官，就越壞。前面提到的一排長有一次在晚上到男生宿舍晃悠，那群學生正在專心致志地打撲克沒看見他，故而沒站起來敬禮。一排長勃然大怒，就讓那群學生面對面站成兩列，互相扇耳光取樂。開始幾個男生還輕輕地扇，一排長一看，冷笑着說：“哼哼，????不會扇耳光是不是？來，老子教教你們這幫孫子。”說罷，挨個把那幫學生狠狠扇了幾巴掌，把其中兩個都打趴下了。然後，一排長又讓那幫學生繼續扇，這回那幫學生不敢不用勁，互相把嘴都打腫了。當時我不是一排的，就站在門口看熱鬧，心裡很不是滋味。
　　如果說當兵的對學生不好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學校的老師對學生不好就不能原諒了。老師本應是教書、育人的職業，作為老師最起碼的職業道德就應當是愛護學生。然而，當時軍訓時隨團去的那些政工人員，不但不幫着學生說話，反而在學生受到體罰時不份青紅皂白地斥責學生，學生敢頂撞就給處分。有幾個政工人員，專業上沒有什麼建樹，平時在學校里沒什麼地位，此時當上了“政委”，“指導員”頭銜，馬上就覺得自己是個人物，裝起大瓣蒜來。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忽然緊急拉練，等大家迷迷糊糊到了操場才知道，原來是“政委”要訓話。身材矮胖的“政委”站在檢閱台上，背着兩手，真的跟什麼了不起的大首長似的。我記得他張嘴講話就是：“我越來越驚詫於你們的行為了，啊，來到這裡不是學習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啊，竟然酗酒，啊。”其中，他把酗酒的“酗”字，念成了“凶”。我聽了忍不住想笑，可又不敢，拼命地憋着，直到宣布解散才哈哈地笑出聲來。學生們對這些政工人員恨之入骨，經常背后里罵他們，那個念“凶酒”的政工人員，也得了個外號叫“凶酒的”。
　　軍訓時，經常要以營為單位出黑板報，還搞比賽。我們那個營里，數我的畫畫得最好，因此就經常和另外一個字寫得好的同學一起出板報。我這個人比較敬業，我們營里的黑板報設計是最漂亮的，四次評比中除了第一次以外都是第一名。每次把黑板報一抬出來，就圍着一大堆人觀看。那位字寫的好的同學喜歡朦朧詩，總是往黑板報上寫些莫名其妙的詩，我從來都沒看懂過，看黑板報的人也總是討論這是什麼意思。不過，他的毛筆字確實寫的好，我的畫配上他的字，整個黑板報就很美觀。為了這個視覺效果，寫什麼內容就不重要了。那時候人也老實，總是晚上別人睡了自己還熬夜畫板報，白天還要去訓練。其實其他幾個出黑板報的人都是晚上睡大覺，白天為了逃避訓練，慢悠悠地畫黑板報。想想也真冤枉，幹嗎當時那麼積極，晚上睡不好，白天站在太陽底下訓練，還挨打。
　　由於大學生中有很多都是離開故鄉來武漢上學的，因此思念故鄉和親人的情緒很濃。那時教官們教我們唱了一首部隊的歌《車兒你慢些走》，歌詞是這樣的：“車兒車兒你慢些走，讓我再看媽媽一眼。忘不了那一天，媽媽為我來送行，眼淚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說，孩兒何時返回家園……”這首歌的歌詞和旋律都非常感人，我經常唱着唱着，就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母親臨走時返身讓我回去的情景，頓時就哽咽了。不但是我，其他一些外地同學也都是眼淚滂沱，連年輕的教官唱着唱着眼圈也是紅紅的。
　　由於思鄉心切，我只要一有閒暇就馬上給家裡、女友和邢老師寫信。當時外公病危，我每封信都要詢問外公的病情，母親總是回信說外公已經逐漸康復了，預計今年過年到我家裡來；還有一次是父親回的信，也是這麼說的，我也就放了心。後來才知道，外公在我軍訓期間去世了，父母怕我傷心一直瞞着我，父親回的那封信就是母親回老家奔喪時，替母親寫的。我的女友當時到了太谷二中補習，也幾乎是每天一封地來信，傾訴她對我的思念，囑咐我到了大城市千萬不要變心，等着她明年來。女朋友還告訴我說，我寫給邢老師的信被邢老師貼在學校的公告欄上，被作為每個畢業班學生的學習教育材料。
　　在軍訓期間我們度過了一九九一年國慶。在國慶時舉行的文藝晚會上，一位剪短頭髮的秀氣女孩唱了一首外語歌《昔日再來》。當時並沒有想到，以後又會與這個女孩之間產生一段感情。
　　到軍訓後期，我們終於摸到了半自動步槍。男孩子自幼都喜歡打打殺殺的，此時見了真槍，當然都很興奮。我在打靶時練習得十分認真，無奈近視眼鏡度數偏小，看靶子總是模模糊糊的，結果五發子彈只打了四十二環，不算最好但也不算壞。有一個學生把子彈全都打飛了，自己還不知道，等到看靶子的教官急匆匆地跑過來問“誰是三號靶”時，他還以為打了滿環，興高采烈地站起來等着表揚，誰知那教官氣哼哼地罵道：“笨蛋！一個都沒挨着靶！”頓時把我們笑得前仰後合。
　　轉眼一個月的軍訓結束了，軍訓團臨解散前的幾天，一排的那些被一排長欺負的男生打算給那小子放點紅，就私下買了幾個水果刀，到山上弄了幾個樹枝做成木棍等兇器，準備把一排長騙出來喝酒，灌醉後給他放點血。結果人家仿佛知道這個陰謀似的，在他們打算動手的前一天夜裡悄悄撤走了。一排那幾個報仇無門的男生，為此很是鬱悶了一些日子。
　　返校後，我們的應用文寫作老師讓我們寫一篇軍訓心得，我沒有寫冠冕堂皇的空話和套話，而是就軍訓時存在的那些現象，對軍訓的意義提出了質疑。應用文寫作老師看了，覺得寫得很細緻，很有說服力，手法也不錯，故在上大課時當着好幾個班同學的面朗讀了這篇文章。
　　　　　　　　　　　　　　　　　　　三、小品《登記結婚》
　　從靶場回到學校以後，我們又休整了幾天。在這幾天裡，學校的政工人員每天向我們上政治課，給我們這幫“Freshman”（【注】Freshman是英語，是高年級學生對大一新生的稱呼）敲警鐘。其中，有系黨總支正、副書記，說一口“武漢普通話”，把花花世界說成“花花世蓋”，並警告我們這樣做也會犯錯誤，那樣做也要給處分，我們回來後就送了他們兩個每人一個外號：一個叫“犯錯誤”，另一個叫“給處分”。
　　在此期間，系裡就由學生會出面，組織我們新生聯歡，要我出個節目。我想了想，就自己編了一個小品《登記結婚》。那個小品以文革初期兩個紅衛兵登記結婚為背景，所有對話全部引用毛澤東語錄。那個小品的情節是這樣的：
　　（背景：婚姻登記處，一個造反派正在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背後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標語）
　　造反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我們婚姻登記所也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從萬惡的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手中，奪得了婚姻登記的大權，使得婚姻登記所重新回到了革命人民的懷抱。現在，我們要根據林副統帥的指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使得婚姻登記所變成無產階級的戰鬥堡壘，反修防變。什麼？說重了？婚姻登記所不重要？否！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是生產力的最積極、最革命的要素，只要有了人，是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地。婚姻登記所就是管人的再生產地，怎麼能說不重要？
　　（此時，兩個身穿黃軍裝的紅衛兵手挽手堅定地走上前台，男的手中還拿着一張捲起來的紙，二人來到桌前，對造反派怒目而視。造反派見狀，忙放下毛主席語錄）
　　造反派：加強戰備，準備打仗！你們來這裡有什麼目的？
　　紅衛兵（合）：要鬥私批修！我們來登記結婚。
　　造反派：在階級社會裡，一切都會打上階級的烙印。你們都是什麼成分？
　　紅衛兵（男）：親不親，階級分，三代工人。
　　紅衛兵（女）：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五代貧農。
　　造反派：（抽出一張表格）為人民服務，多大年紀？
　　紅衛兵（男）：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明年十八歲。
　　紅衛兵（女）：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後年十七歲。
　　造反派：（把表格往桌上一放）胡鬧！一個十七，一個十五，就想登記結婚？
　　紅衛兵（合）：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最後勝利！
　　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你們的事情我不管。
　　紅衛兵（男）：（手模仿京劇動作）現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
　　紅衛兵（女）：（同上）各地造反派紛紛奪權，
　　紅衛兵（合）：為什麼這裡還是封資修在掌權？！（二人做怒目而視狀，手一齊指向造反派）
　　造反派：（帽子一摔，站起來，叉着腰）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你們小小年紀，不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去造反奪權，玩什麼小資產階級兒女情長，必須堅決地批倒，批臭。
　　紅衛兵（男）：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是生產力中最革命，最積極的因素。
　　紅衛兵（女）：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
　　紅衛兵（合）：我們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在戰鬥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卻碰到你這個反動派妄圖開歷史的倒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造反派：反對自由主義！
　　紅衛兵（合）：蚍蜉撼大樹，可笑自不量。
　　紅衛兵（男）：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紅衛兵（女）：誰要是阻止我們成為革命的夫妻，戰鬥的堡壘，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二人做堅決鬥爭狀）
　　造反派：（軟了下來）要文斗不要武鬥！你們年紀也太小了一點，再等兩年。
　　紅衛兵（合）：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造反派：（坐下，拿起表格）好，好，那你們的籍貫？
　　紅衛兵（男）：（模仿京劇動作）我們來自五湖四海，
　　紅衛兵（女）：（同上）我們來自四面八方。
　　紅衛兵（合）：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走到了革命隊伍里。
　　造反派：（點頭稱是，激動地站起來，走到紅衛兵面前，握住男紅衛兵的手，深情地）英勇的紅衛兵小將！
　　紅衛兵（合）：崇高的造反派戰友！
　　（三人掏出《毛主席語錄》，圍成一圈轉圈子）
　　三人合：革命同志們你們好，革命同志們你們好，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
　　（然後，三人放回《毛主席語錄》，跳忠字舞，唱《林副統帥語錄歌》）
　　三人合：革命地站出來，革命地站出來，誰要是不革命就滾你媽的蛋！（蛋字音落，男紅衛兵把手中的紅紙打開，上寫一個“忠”字，定格二十秒，三人各回原位）
　　造反派：（填好登記證書，走上前來交給男紅衛兵，語重心長地）你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號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發揚解放軍慣於夜戰和連續作戰的光榮傳統。
　　紅衛兵（男）：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造反派：（把另一份證書交給女紅衛兵）你一定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把反帝防修當作重要任務。
　　紅衛兵（女）：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
　　三人合：（唱歌曲《要斗私，批修》）要鬥私批修！要鬥私批修！要鬥私批修鬥私批修，斗！私！批！修！要鬥私批修！（三人謝幕，全劇終）
　　這個小品寫好以後，我找到班上一位河南同學演造反派，一位北京來的女同學當女紅衛兵，自己則充當男紅衛兵。排演了幾次以後，就在系裡的新生文藝晚會上演出了。演出非常成功，當時全場爆笑連連，掌聲雷動。後來，學校舉辦了一次“大學生小品大賽”，當時，系學生會的主席和分團委的書記都覺得我這個小品安排得很妙，肯定能夠獲得冠軍，於是推薦我上。可是，在彩排時系領導來審查把關，黨總支書記“犯錯誤”看完以後，皺了皺眉頭，問我道：“你演這個小品，有什麼中心思想呢？你想表達什麼呢？對大學生有什麼教育意義呢？”本來我寫這小品就是為了逗樂子，一沒想到什麼“中心思想”，二沒想到什麼“教育意義”，“犯錯誤”的三個為什麼問得我無言以對。所以，小品《登記結婚》就被槍斃了。
　　　　　　　　　　　　　　　　　　　四、蘇維埃人
　　一九九一年的秋冬，伴着梧桐樹葉的枯萎凋零，我感覺異常苦悶，焦慮萬分地關注着蘇聯的動向。“八·一九”後，蘇聯分崩離析的趨勢愈來愈明顯，各個共和國都相繼宣布獨立。我天天都在盼望着奇蹟出現，可是我每每失望。在焦慮的驅使下，我終於提起筆來給戈爾巴喬夫寫信，請求他為保衛蘇聯做最後一戰。那封信我至今還保存着，內容是這樣的：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
　　“您好！請原諒我在您百忙之中冒昧給地您寫信。我是一名中國青年，從我的父輩開始，我們這個家庭就對我們這個偉大的社會主義鄰國、十月革命的發源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懷着一種美好的感情。即使是在中蘇兩國發生衝突的不幸年代裡，當我國充斥對貴國的污衊之辭的時候，我的父輩也沒有動搖過對蘇聯的這種深厚的信念，我從小得到的對貴國的認識就是：那裡是列寧和斯大林的故鄉，是世界第一個工農國家。可以說在父輩的影響下，中蘇友誼的種子已經在我心中紮根。長期以來，我一直都把貴國當成自己的第二祖國，當成自己精神上的寄託。因此我非常希望看到貴國能夠永遠強大，人民能夠永遠幸福。
　　“一九八五年，您成為這個世界大國、世界大黨的領導人，隨即開始了以您名字命名的改革。作為精神上的蘇維埃人，我對您的改革寄予厚望。當西方國家發出‘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將會是不可戰勝的’驚呼時，我為此感到歡欣鼓舞。我期待着蘇聯這個巨人，能夠在您的領導下興利除弊，戰勝困難，完成使社會主義民主化、公開化的豐功偉業。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非常讚賞您為改善蘇中關系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非常欣賞您民主的作風和平民化的風格。我一直是您改革路線的堅定擁護者，我是您的《改革與新思維》的忠實讀者，我是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忠實聽眾。您說的那些話，使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了希望。‘社會主義沒有民主，正如鳥兒沒有空氣一樣’——難道這不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刻詮釋嗎？我一度相信，您是繼列寧之後蘇聯最偉大的一位領導人，您將帶領蘇聯人民取得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然而，自從一九九○年以來，您的國家卻傳來了一個比一個糟糕的消息。先是經濟下滑，接着是宣布大面值盧布作廢。我通過電視，看到那些辛苦一生的老大娘抹眼淚的情景，我對此感到迷惘。然後就是第比利斯、維爾紐斯事件、納卡衝突等等。我不知道，面對這樣越來越嚴重的局面，您是怎麼想的，不知道您為什麼總是那麼舉棋不定、忽左忽右。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流的強國，卻越來越偏離它的航向，漸漸地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黎巴嫩（【注】黎巴嫩是中東小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陷入長期內戰狀態）。
　　“今年三月十七日，全蘇舉行了主題為‘您是否同意保留蘇聯作為一個平等的主權共和國的革新了的聯盟繼續存在？’的全民公決，結果，參加投票的一點五億公民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公民投票贊成保留聯盟。這說明，即使按照最民主的方式，仍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公民願意蘇聯的統一和聯盟的不可分割。那麼，按照民主的原則，任何人都無權使得人民生活在他們所不願意的分裂的國家中。
　　“葉利欽一夥無疑是蘇聯人民的叛徒。他們為了自己能夠當上貨真價實的‘總統’，不惜一切地瘋狂摧毀蘇聯。如今，在葉利欽一夥猖狂進攻下，各共和國都在宣布獨立，聯盟已危在旦夕。我知道，作為一名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的政治家，您並不願意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國家都將要不存在了，大船將覆，您作為蘇聯這艘航船的船長，有權力也有義務為挽救航船做出任何行動。因此，我肯求您：採取斷然措施，解決掉葉利欽和他的支持者，拯救這個多民族人民的共同祖國吧！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知道，您是一位仁慈的人，寬宏大量的人，甚至對自己的政敵也真誠相待。但是，您看，鮑利斯·葉利欽正在橫蠻地剝奪您這位合法總統的權力，正在剝奪合法產生的聯盟中央機關的權力，甚至停止向聯盟中央繳納稅收，試圖使聯盟中央陷於癱瘓。這是一場反動的政變，受害的不僅僅是您的地位，還有整個國家。我無法想象，一個擁有二萬七千枚核武器的黎巴嫩會是怎樣的一幅災難的圖景。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您的仁慈已經被看作軟弱可欺，聯盟正在一天天地走向毀滅。如果您坐視聯盟毀滅而不採取挽救措施的話，那麼鮑利斯·葉利欽這種人將會給蘇聯各族人民帶來連希特勒匪徒都無法做到的毀滅性後果。現在的形勢，正如五十年前的那個冬天（【注】指一九四一年冬天，希特勒法西斯發動蘇德戰爭後長驅直入，兵臨莫斯科城下），身後就是莫斯科，您已無路可退！我懇求您，振作起來，向人民，向英勇的蘇聯紅軍發出號召，像五十年前保衛自己的國家那樣，保衛蘇聯吧！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相信，假如您能夠讀到這封信，您一定能夠警醒。您的改革事業是正確的，偉大的和必須的，但是現在已經是您的國家的生死關頭，不保留住國家，您就不可能推進您的改革，也無從實現您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看看鮑利斯·葉利欽那一伙人吧，看看索布恰克（【注】“民主”派，當時任列寧格勒市長，上台將列寧格勒更名為聖彼德堡）和波波夫（【注】“民主”派，當時任莫斯科市長，上台後在莫斯科大批更改地名）吧，他們掌握權力以後最急於做的，不是拯救因他們的胡作非為而陷入饑寒交迫中的人民，而是忙着更改城市、街道名稱，忙着鼓譟將列寧的遺體遷走。這些人算什麼民主派呀，簡直是對民主的嘲弄！如果您不戰勝他們，就是他們戰勝您，從而斷送蘇聯，斷送改革，也斷送您的政治前途！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再一次懇求您，立即向紅軍發出動員令，我相信具有光榮傳統的蘇聯紅軍中一定會支持您的！不要害怕沙波什尼科夫（【注】蘇聯空軍元帥，當時任蘇聯國防部長，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葉利欽，後任獨聯體武裝部隊總司令）和格拉喬夫（【注】空降兵上將，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葉利欽，後任俄羅斯國防部長）的恐嚇，我相信廣大紅軍官兵不會願意看到自己祖國走向滅亡，淪為二流或者三流國家！在三個月以前，您已經犯了一次錯誤，您不該在葉利欽的壓迫下解散偉大的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那次代表大會，葉利欽對您是如此的不敬，不要說是蘇聯的總統，就是一般的公民受到這樣的侮辱也應該以牙還牙。如今，葉利欽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您不應當再忍氣吞聲，您已經被逼到懸崖邊上，再後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請相信我，一個願意把蘇聯當作自己精神祖國的人的真誠。我由衷地希望看到您帶領您的國家、人民和軍隊，走出危機，沿着蘇共二十七大、二十八大所制訂的路線，在改革的道路上凱歌高進。我也相信，您一定會力挽狂瀾於將傾，像捍衛自己的生命那樣捍衛蘇聯；我也相信，在您的號召下，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也會像當年保衛莫斯科，保衛斯大林格勒那樣，英勇地對國內外敵人打一場人民的戰爭，神聖的戰爭！
　　“最後，我祝願您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一位熱愛蘇聯的蘇維埃人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這封信我是用複寫紙寫的，其中一份被當作應用文寫作的作業交的，老師給我的評價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但對戈氏個人寄予的希望過大，主觀幻想意味太濃。”另一份則被我裝進信封，寫上“寄：克里姆林宮，莫斯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總統米·謝·戈爾巴喬夫（收）”塞進了學校的郵筒里。然而，這信如石沉大海，估計是哪位郵政局的小官員看了以後，覺得寄信的人是個瘋子，給扔掉了吧。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個寒冷的夜晚，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在克里姆林宮上飄揚了七十多年的，綴着金星、鐮刀和錘子的紅旗，如冬天裡的最後一片枯葉一樣，黯然墜落。我至今記得那個聖誕節的夜晚，我的同學都一起出去狂歡，只有我一個人躲在寢室里聽收音機，聽着聽着，不禁流下了痛苦的眼淚。我抑制不住自己內心的悲憤，拿起排筆和廣告色，跑到宿舍樓頂，在樓頂小屋的牆上，寫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萬歲”這幾個大字，並畫了一個大大的鐮刀和錘子圖案。一九九九年我曾經回學校到樓頂看了看，那時字跡依稀還在。
　　現在回想起來，蘇聯解體這個歷史事件，大大強化了我本來就有的蘇聯情結。人們常說，很多東西只有在失去的時候才發覺它的珍貴，對我而言就是如此。蘇聯的歷史在一九九一年嘎然截止，給我留下了太多的遺憾和痛苦。從此，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俄蘇文學、蘇聯歷史、蘇聯社會、蘇聯政治，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
　　在大學四年中，我幾乎從沒有借過專業課的參考書，卻讀遍了Z大學圖書館八十五萬冊藏書中所有有關蘇聯方面的書籍。其中，有很多書籍是八十年代中蘇關係解凍時出版的。那時知識分子多崇拜美國，這些書圖書館買回來一放就是七、八年，書上蒙了一層厚厚的灰塵。根據書後面所附的借閱記錄來看，我是第一個，也許也是最後一個讀者。記憶特別深的是讀《未列入名冊》時，宿舍已經熄了燈，我點着蠟燭，一邊讀，一邊流淚。我漸漸熟悉了索爾仁尼琴、邦達列夫、貝科夫、阿赫瑪托娃、愛倫堡、葉甫圖申科、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艾特瑪托夫、涅克拉索夫、特里豐諾夫、瓦西里耶夫，從他們閃光的思想中吸取營養。從他們的書裡，我讀到了蘇聯這個偉大國家的歷史、理想和現實，越是讀，越是熱愛她。這種熱愛，不是源於相信片面欺騙宣傳的熱愛，而是源於對這個偉大國家的理解。而且，此後我還形成了一個習慣，無論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只要看到有關蘇聯、俄羅斯的書籍，無論是哪方面的內容，我一定都會毫不猶豫地購買、閱讀，並且思考。
　　我在大學四年中，自己的床鋪邊上、自習桌旁從來沒有掛過歌星、球星照片，清一色蘇聯的標誌物：床邊的牆上貼着我自己繪製的蘇聯國旗和《蘇聯》雜誌封面人物，自習桌邊的牆上則懸掛着蘇聯地圖。我也從來不聽任何流行歌曲，只要打開錄音機，放的一定就是俄羅斯音樂。後來《校園民謠》和《白樺林》流行時，我倒是很喜歡，但原因仍然是我從裡面聽出了類似俄羅斯音樂那種憂傷的味道。
　　Z大學對面是湖北省圖書館。圖書館裡的人搞多種經營，辦起了投影錄象廳。省圖書館辦的錄象廳不同於一般的街頭錄象廳那樣，靠黃色下流片子招徠觀眾，而是經常放一些世界名片。上大學時，我常和同學們結伴去看投影。當時我看了一部史太龍演的《第三滴血》，反映阿富汗戰爭的，電影裡把蘇軍描寫成了一群殺人不眨眼的暴徒，而把美國人演成阿富汗人的救世主。觀看這部電影時，我對這樣臉譜化的描述很是反感，沒看完就怒氣沖沖地退場了。
　　當時學校的圖書館裡，還訂有《朝鮮畫報》和《今日朝鮮》兩本朝鮮出的中文雜誌，我是每期必看的。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正是金日成八十壽辰和朝鮮戰爭結束四十周年（【注】朝鮮官方稱朝鮮戰爭為“祖國解放戰爭”），通過這些畫報我了解到，朝鮮這個彈丸小國正在到處大興土木，修紀念碑、紀念塔、銅雕……建築精美，氣勢宏大。然而當時我就覺得，一個蕞爾小國這樣大興土木，把有限的物質用於修築這些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的紀念物，實在並非明智之舉。而透過這些畫報上那些面色紅潤卻精瘦發傻的群眾，我隱隱感覺到朝鮮的老百姓日子肯定過得不怎麼樣，群眾臉上的紅暈多半是化裝所致。最令我反感的是，紀念朝鮮戰爭的專號上，居然還在掩耳盜鈴地撒謊：“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李承晚傀儡集團悍然發動了戰爭……”
　　我在上大學時期思想上接近斯大林主義，因此最初看《朝鮮畫報》和《今日朝鮮》時，總懷着一種親切的情感。當時恰逢中韓建交，我還對此事挺不滿意。但是漸漸地，我對朝鮮這個政權產生了一種厭惡情緒，其原因就是在讀朝鮮的雜誌時處處看到偽造的痕跡，處處充滿了不可理喻的瘋狂行為。我對朝鮮政權的厭惡，並非美國人“洗腦”的功勞，而恰恰是朝鮮出的這兩本雜誌。在我看來，貧窮和落後都不會動搖我的信念，但我不能容忍謊言、愚弄和瘋狂。到了一九九四年，咎由自取的朝鮮小朝廷經濟陷於崩潰，這兩本雜誌也就都消失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幾年，大學生群體存在着很強烈的反共產主義情緒。當時，我們寢室八個人里，有六個不同程度地私下對共產主義冷嘲熱諷。只有我和另外一個政府官員出身的同學持“左派”立場。不過，我們兩人都有一個共性：只把蘇聯當作純粹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譏笑為“土社會主義”。我們兩個持左派立場的同學和其餘持右派立場的同學們之間，經常通宵達旦地辯論，互相說服不了對方。因此有一天晚上，有一個同學說：“共產黨給了你們家什麼好處，你這樣維護它？”我回答說，我的家族沒有從共產黨身上得到一絲好處，恰恰因為如此，我才能更加公正地看待共產黨。於是他乾脆給我一個綽號：最後一個布爾什維克。
　　我覺得“最後一個布爾什維克”這個綽號很不錯，索性把“布爾什維科夫”當自己俄文姓，代表了我的信仰。起初我想了一個名字：格列高里·亞歷山德洛維奇·布爾什維科夫來作為筆名，原因是這個名字的名和父名的縮寫正好是我本名的縮寫。但後來，我覺得這個名字實在太煩瑣，竟然有十七個字。後來，就找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父名：伊萬諾維奇。有一天，我在讀一本書時偶然發現了斯大林的長子叫“雅科夫·約瑟夫維奇·朱加施維里”，讀了這本關於雅科夫命運的書，我不禁聯想到：雅科夫的一生既壯烈，又悲慘；生於斯大林，卻又不斷違背斯大林主義的清規戒律。雅科夫的一生也充滿了矛盾，有時特別英勇，有時又有些軟弱；有時大義凜然，有時兒女情長；平時充滿了反叛，關鍵時刻又用生命捍衛了自己的信仰。想來想去，越來越喜歡“雅科夫”這個名字。終於，一個蘇維埃人的名字誕生了：雅科夫·伊萬諾維奇·布爾什維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