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識混子”
　　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因為我不喜歡所學專業，所以大學的頭兩年裡學習成績一直都不怎麼好。同時，蘇聯解體對我的打擊是非常沉重的，從蘇聯解體到一九九四年，整整三年時間裡我都鬱鬱寡歡。那三年就成了我三十二年生活中最灰暗、最苦悶的一段經歷。
　　自從高中以後，我的數學成績一直都很不好。一九九一年高考時，數學題目非常簡單，我們班上有二、三十個同學數學分數在一百分以上（【注】當時高考數學滿分為一百二十分），其餘的也多是八、九十分，惟獨我的數學成績是七十二分，為全班倒數第二。所以報志願時我一直試圖避開數學，誰知到了Z大學才知道，學國際金融專業，數學還是最重要的基礎課。當我領回厚厚的微積分教材時，心裡不禁暗暗叫苦，心想這下可完了，哪壺不開偏要提哪壺。
　　果然，儘管我非常努力地想聽懂微積分課，很認真地做筆記，但依舊覺得聽老師講課，就如同聽天書一般。每天微積分老師一開口，我就忍不住犯困，哈欠連天，不一會就沉沉入夢鄉，下課鈴一響才醒。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喝濃茶、喝咖啡、晚上早早睡覺，什麼辦法都用了，一個也不奏效。即便是偶爾不睡覺，我也是傻坐在那裡，茫然不知所措，根本弄不懂老師在說什麼。那一年期末考試，我的數學得了個“8”分，創了財金系的歷史記錄。其實這八分都不是做出來的，而是靠選擇題蒙的。可以說，直到現在我的高等數學知識都等於零。
　　後來，開學補考時，我自忖不可能考過去，就找了一個跟我長得多少有點像的姓唐的同學，請他代我考試，算是矇混過關了。到了下半學期，我逐漸想出了一點取悅於老師的竅門，作業雖然是抄的，但我抄得工工整整；隨堂測驗時，我由低到高挨着不同水平的同學坐，抄人家的，結果分數從二十多分，上升到了四十多分，再到六十多分，最後達到七八十分。那個數學老師還不明就裡，還稱讚我學習認真，進步大。到那年期末考試，我又請了一個老鄉幫忙替我考試，結果那小伙子考得也不怎麼樣，只考了三十六分。走運的是，那次考試題目偏難，老師準備加分，又念及我學習“認真努力”，就弄了個奇怪的公式：三十六開根號再乘以十，撈到了六十分，這樣我的微積分才算過關了。大二學習線形代數，好在我高中時這一塊學的還湊合，考試時連抄人家的帶自己做，也算蒙了個整六十分。到了大四，又學經濟預測與決策，大量用到微積分與線形代數。此時我已經學油了，上課坐到第一排給老師留下好印象，一下課就給老師遞煙，順便問兩個問題。這麼一來二往跟老師混熟了，後來考試結束以後，第一次來通知說班上有四個人不及格，有我一個；等正式通知下來，班上卻只有三個不及格，少了我。當時我心裡直慶幸：幸虧當時給老師印象留的好，否則，學位證就危險了。
　　大學裡學數學的辛苦，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一直到上班多少年以後，還經常夢到自己又要考數學，在夢裡還着急：不是已經畢業了嗎，怎麼還要考數學呢？一着急，就醒過來了，一看原來是場噩夢，這才又放心地睡了。
　　除了討厭的數學，還有珠算。那時大學開課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有計算器不用，幹嗎要用珠算？大學畢業快十年了，我一次都沒有用過珠算。當時我右手食指恰好長了一個神經纖維瘤，右手活動不是很方便，就開了個證明，緩考。到了大學四年級，不過珠算就拿不到畢業證，我就又找了個老鄉替我考試。好在時間隔的太長了，那個珠算老師都不認識我了，愣是沒看出來，於是輕鬆過關。
　　我所上的是國際金融專業，那時還不叫專業，叫專門化。這個專業對英語要求很嚴格，一般要求學生大學二年級之前就要過四級。畢業前過六級。我上初、高中時，自己想學俄語，無奈沒有開俄語課的學校，只好上了英語。太谷縣的各個中學裡，英語課程中既沒有口語，也沒有聽力，而且初中學英語音標時，老師的英語發音不準，帶着很強的太谷口音，教得我滿口結結巴巴的“太谷英語”。到了大學裡，老師則按照大城市的英語教學進度，一上來就要講口語、聽聽力。本來入學摸底考試時我的英語成績還是八十多分，在班上不算低，但口語和聽力卻把我給難住了。上英語第一課，老師就讓大家用英語做自我介紹，我憋得滿臉通紅，講出來的都是帶有太谷方言音調的古怪發音，弄得好多同學忍不住捂着嘴笑。本來我就厭煩財經類學校，此時更覺得自己是“倒霉”了，也就不願意學英語。結果到了大學二年級英語四級沒通過，又被從涉外專業分流到金融專業，不過繼續跟着國際金融班上。當時還覺得挺難過，現在想想，也沒什麼了不起。分流之後，我努力了一個學期，結果當年四級就過了，但六級我是不想再考了。
　　上財經大學本來就非我所願。我母親以前擔任單位會計，每天看到她伏案工作到深夜，填寫密密麻麻的表格時，我就對財經這個行當非常的不喜歡。我所上的Z大學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大學那樣，依山傍水，古木參天，掩映着紅牆綠瓦的教室。這所大學面積狹小，從東到西走三分鐘就到頭了，從南到北要稍微長一些，也只需要十分鐘。在狹小的校園內，一棟挨一棟擠滿了破舊的蘇式簡易房屋。學校最大的綠地就是位於圖書館旁邊的“思園”，裡面有一尊陳毅元帥的半身像（【注】Z大學前身為中原大學，是陳毅創辦的）。“思園”的面積不過幾個籃球場那麼大，到了夏天的晚上，裡面談戀愛的情侶的密度可以達到每平方米一對，從裡面經過時稍微不注意就會踩着地上坐着、躺着的鴛鴦們。正可謂“爭渡，爭渡，驚起一片鷗鷺。”
　　不僅如此，我還發現這裡沒有真正嚴謹的學風和學術氣息，也沒有真正的經濟科學。我認為，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的通病：沒有真正的獨立的科學見解，一切學術觀點都是圍繞當政者的需要，只是給當權者的政策做註腳。一旦上邊有了什麼新想法，都可以找來幾個專家來進行所謂的“科學論證”，專家、學者們按照上層的意圖，隨時準備推翻自己原來的見解。有些人昨天還在信誓旦旦地說計劃經濟無比優越，今天就可以同樣堅定不移地說除了市場經濟就沒有出路。
　　大學裡的一些教師，每天也忙着出書。但是很多人出書並不是為了學術交流，或者思想的碰撞，而僅僅是為了騙錢、騙吆喝。每當某些老師準備搞“科研”時，就找一批學生到圖書館裡先瘋狂地複印資料，再找幾個人抄寫。從張三的觀點裡剽竊幾句，又從李四的文章里摘錄幾行，七拼八湊，一個新課題、新觀點、新專著就誕生了！正可謂“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
　　就是這樣，整個大學裡一天到晚散發着功利主義的銅臭，充斥着“知識混子”們發財心切的浮躁。面對如此烏煙瘴氣的學校以及自己深惡痛絕的專業，我灰心喪氣、天天逃課。特別是大學二年級那個美國來的外教，我自始至終都沒見過她一面，連考試都沒參加。後來考試時她還問，不是班上有一個叫GUOYA的學生嗎？怎麼沒見過？幸虧外教成績屬於英語的一部分，我沒參加考試也只是少記了幾個學分罷了。此外，我甚至還一度產生過退學重新參加高考的想法。後來一個高年級的女同學提醒了我：即使重新考上你所認為理想的大學，結果也未必不是這樣，“天下烏鴉一般黑”，除了又浪費兩年工夫沒什麼用，你最好還是受着吧。我覺得她說的也有道理，又想起那令我恐懼的數學，也就死了這條心，安心做一名“知識混子”。
　　　　　　　　　　　　　　　　　　　六、創業史
　　母親八十年代所掙下的三萬元錢，因為家裡接連發生大事，再加上通貨膨脹的損失，到了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就只剩八百多塊了。當時我父親一個月工資不過一百二十塊錢，其中九十塊要寄給祖母；母親則好多年沒有到燈具廠上班，同時燈具廠也處於半停產狀態，也就沒有了收入來源。在母親送走我之後，就只得再次靠雙手勞動掙錢了。
　　母親以前在燈具廠上班時，廠里做一種過年掛的花燈，每年過年都能到太原市場上賣一些錢。母親想了想，別的掙錢門路也都沒有了，做花燈本錢小，容易翻本，於是就用這最後剩下的八百塊錢，雇了幾個原來燈具廠的下崗工人來我們家，租了鐵Z局辦事處的幾間空房子，開起了花燈小作坊。當時本錢小，僱人成本又高，結果只做了一個品種，三十多盞花燈。
　　一九九二年春節前夕，我放寒假回家。那天到家時，天已經完全黑了。母親聞訊急忙從作坊趕回來，滿手都糊滿了粘花燈用的四○一膠，擦了擦手就緊緊摟住兒子，眼淚不住地往下掉。兒子幫母親拭乾眼淚，安慰她說，媽，別哭了，我這不是挺好嗎。然後我又問母親，不是說過年前要接姥爺到咱家嗎，怎麼不見姥爺呀？母親回答我說，因為小廠剛開張，現在比較忙，等走上正軌後再去接他。我聽了，也就沒往別處想。當天晚上，女朋友也來了，也是一見到我就哭了。
　　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到小作坊里幫母親幹活。母親從事的花燈生產，是一項很複雜、辛苦的買賣。做花燈時，要買回鐵絲、布料、四○一膠、燈穗、排穗、彩紙等原料，先用拔絲機把鐵絲拉直；再按照要做成的花燈形狀，裁成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不同長短的短鐵絲；再用鉗子把短鐵絲擰成需要用的形狀；然後用電焊機焊成燈架子；把買回來的布料裁成幾十塊形狀、大小不一的布塊，用四○一膠把布塊粘到燈架子上；再用花邊蓋住布料接縫處，然後再把用彩紙刻成的花紋粘到布面上去，接着再粘排穗、上燈穗；最後，還要往燈上畫水墨畫。一個花燈就要這麼多的工序，所有原料的尺寸、大小、多少都要靠母親的腦子來記。
　　我所干的活就是和我父親一起往空白的布面上畫水墨畫，每盞燈要畫三幅不同的畫。一開始我幹得還挺有趣，幹了兩天就覺得枯燥了，挺累。其實，這畫畫算是做花燈里最輕鬆的活，燈具廠有一個畫燈的畫匠，三五分鐘就可以畫好一幅花鳥畫。但是，我沒有學花鳥，學的是山水，因而要比畫花鳥麻煩許多，速度也慢許多，平均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完成一幅。但有一點，山水畫在花燈上，就是比花花草草的好看。想一想母親不容易，我就咬着牙，和父親一起把九十個畫畫完了。花燈這個東西，原料本身都值不了幾個錢，關鍵是全都是靠手工。可以說，賣花燈的每一分錢，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錢。踏踏實實，不投機取巧；掙血汗錢，不指望運氣，誠實地為社會創造財富換取微薄的收入，這就是我的父母，這兩位普普通通的中國勞動者的想法。
　　賣花燈跟賣對聯、鞭炮一樣，全靠過年以後正月初六到正月十四元宵節前那幾天，正月十五以後就一個也賣不出去了。因此自從做起了花燈的十二年時間裡，我們家就再也沒有過一個安生年。
　　一九九二年的春節正月初六，我和我母親第一次到太原市場賣花燈。當時，太谷燈具廠主要在位於迎澤大街的省二輕交易廳大樓內設櫃檯，我們家沒有那個實力，也不想“兔子吃窩邊草”，跟自己原來所在的太谷燈具廠競爭，就到太原市鐘樓街一帶租櫃檯。那時我們家已經基本上沒什麼錢了，租不起好櫃檯，母親就上街挨個問，認識了來自河南長葛縣的老霍一家。老霍原是長葛縣下面一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孩子挺多。後來老霍從支書位子上退下來以後，就領着兒孫們做起了戲裝生意，全家都是做戲裝、鑼鼓、彩旗、舞獅用品的。平時就回長葛老家搞生產，臨過年就到太原，全家好幾十口人包了一個小旅社，五個兒子、兩個女婿每人招呼一個商店，孫子們就來回跑腿送貨，女人們就在家裡做飯，一切全聽老霍調度指揮。
　　母親手裡沒錢，跟老霍認識以後，就在老霍的戲裝店門口租了一個一米見方的空地賣花燈，說好租金二百塊，賣了錢再給。作為能源重化工基地，太原市是全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由於建設時布局不合理，污染大戶太原鋼鐵公司位於太原市正北面。山西這個地方到了冬天刮北風多，結果把太鋼的污染全都刮到太原市區來了。再加上太原是個三面環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結果造成太原冬季的嚴重污染。那種污染到了什麼程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年到頭看不到什麼藍天；冬天裡的大晴天，抬頭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煙灰那麼大的煤灰撲簌撲簌地往下掉，我們稱之為“黑雪”；剛換上的白襯衣，出門騎自行車轉一小圈，回來領子就黑了；頭髮兩天不洗，就結成氈子，根本梳不動；空氣中漂浮着二百萬公斤鉛，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們第一次做這種買賣，不懂得貨賣堆山的道理，看着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燈，就用塑料袋把花燈罩起來，掛一個在外邊。來來往往的顧客，看到這一個被塑料袋罩着的花燈，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問都不問一下。偶爾有一兩個來問的，一看就只一個品種，也就不願意買了。我們母子倆每天凍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裡，又冷、又累、又餓、又髒，但見就是不發市，不禁心急如焚。母親的嘴上急出了滿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着鼻子了。趕緊想辦法找人代銷，一會到人家這個商店看看，一會到人家那個攤點問問，又找了一家代銷的。
　　那一年我們做了三十多個六屏燈（【注】六屏燈是我們家花燈的最早的一個品種，以有六個屏風似的窗口得名），結果只賣出去三個，賣了三百塊錢。老霍家的人真不錯，一看我們受這個罪，又沒掙到錢，連租金也不要了。後來剩下的花燈租了個小麵包車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塊錢的運費。
　　第一年做生意就虧了大本，父親看着滿屋堆着的花燈，心裡也是又急又氣，說這個生意咱們不做了，窮就窮一點，省着過就成了。可是母親卻不這麼看，說孩子們馬上就要畢業成家了，安排工作、結婚哪個不要錢？就憑你那麼點工資，絕大部分還要供養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幹這買賣，吃啥呢？咱們雇不起人，就自己干，能幹多大就多大。於是在母親的勸導下，我父親就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跟着燈具廠的一個老工人史師傅學習焊燈技術。父親這人腦子好使，一學就會，而且因為是給自己干的，比史師傅更用心，更精緻。我的父母二人，一個焊燈，一個糊燈，沒日沒夜地幹活，姐姐則每個星期天回家時刻花。母親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訓，開始琢磨起花樣款式來，使得我們家的花燈品種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來個。就這樣，我們家的花燈作坊開始慢慢地起步了。
　　　　　　　　　　　　　　　　　　　七、外公去世
　　在太原賣完了燈，寒假也就結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由於去武漢市必須在太原坐車，我就和姐姐一起到了太原，先到了姐姐就讀的山西財經學院。在路上，姐姐突然對我說，小亞（【注】我的小名）告訴你一件事，你得先答應我別哭。我心頭猛然一震，忙問是什麼事。姐姐說，咱姥爺去世了，咱媽怕你太難受，一直沒敢跟你說。我頓時目瞪口呆，愣了一下馬上叫了起來：不可能！咱舅、咱媽寫的信里，都說咱姥爺病好了，咱媽前幾天還說過了年去接咱姥爺呢，要是姥爺真的去世了，咱媽還能這麼說嗎？我在放假在家這麼多天，咱媽能不跟我說嗎？姐你誑我幹啥呢？姐姐沉默了一下，說，小亞，我沒誑你，咱姥爺真沒有了，去年十月二十八號去世的。
　　聽了姐姐的話，我雖不完全相信，但也心神不寧。由於一回去就要補考，我也只得先返回學校。補考過關以後，我就立刻向輔導員請假七天要求回老家。輔導員一聽要請七天假，就說請假時間太長了，要找系主任的曹老師批。當天夜裡，武漢市正處於“倒春寒”的天氣，刮着冷風，下着寒雨。我按着別人的指點，深一腳淺一腳地找到位於校外首義小區的曹主任家。曹主任是這個學校里為數不多的學問人，非常和善，一聽這個情況，又看我渾身濕淋淋的，嗟嘆不已，馬上大筆一揮批了假，還跟我說要是情況需要，還可以多待幾天，回來再補請就行了。
　　在去曹主任家之前，我就已經做好了出發的準備，把自己的鐵路免票帶在身上。到了車站才發現，往北走的列車，只有凌晨兩點路過武昌的二次特快（【注】二次特快是長沙開往北京的特快列車，從北京開往長沙時稱一次特快）可以上。本來我的鐵路免票已經過期了，上車時我掏出來跟列車員一晃，也就混上去了。上車以後沒有座位，我也有些困了，就找了幾張報紙往地上一鋪，鑽到座位底下睡覺。第二天下午火車到了新鄉，我又下了火車改乘汽車回到了滑縣老家。當時天已經黑了，在從鎮裡下車往村子裡走的路上，無數兒時的回憶湧上心頭。小的時候，我就常沿着這條泥濘的機耕小路，跟着外公到公社看戲。外公個子高，走的快，我總是攆不上，外公就把我抱在懷裡或者背在背上。到了戲園子裡，外公不是給我買一塊西瓜，就是買一把花生。
　　進了村，在往舅舅家走時，我心裡還在不斷地盤算，到底會出現什麼結果。當時心裡還存在一絲僥倖，或許是姐姐跟我開了一個惡意的玩笑？走着走着，到了舅舅門前，我看到了大門上貼着的白紙。頓時，我什麼都明白了，急忙推門跑進屋，一進門就問外公葬在哪裡？正在屋裡幹活的舅舅壓根兒沒想到我回來，愣了半晌，才一把抱住我失聲痛哭。舅舅對我說，你姥爺是去年秋後沒有的，俺們都知道你最親你姥爺，怕你受不了，你媽就囑咐誰也別跟你說。你姥爺臨走前兩天，還念叨你咧。當時話都說不清了，還想說，仔細聽聽，是叫“小亞”……
　　隨後，舅舅陪着我來到了村子西頭地里外公、外婆合葬的墓前。臨去時，我在村子裡的小賣部里買了幾根蠟燭和一些紙錢。看着外公外婆的墳頭，我忍不住淚眼朦朧。我強忍着淚水，轉身對舅舅說，舅，你先回去吧，我跟姥姥、姥爺說會兒話。舅舅也理解我的感情，就對我說，小亞，人死了不能復生，你也別太難過。說完，舅舅就扭頭走了，走了兩步，覺得不放心，又回來說，小亞，說一會兒就回去吧，你還沒吃飯咧。等目送舅舅走遠，我轉過身來，勉強哽咽着說了一句：姥姥，姥爺，小亞來看你們了……就再也說不出話來，一頭扎在墳頭上，淚水就如同決堤的海洋傾盆而下。我之所以那樣難過，是因為我自責，我後悔，我覺得自己愧對了兩位老人。如果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在接到父親的電報後不馬上回太谷而是堅守在這裡，將外公送到鄭州的大醫院去治療，也許結果就不是這個樣子，也許還有希望。如果嘗試了沒有成功，我也許不會這樣後悔，可是我竟然沒有嘗試，當時為什麼不嘗試一下？昏暗的燭光在寒風中搖曳，我嘶啞的哭聲在夜幕里飄蕩。
　　　　　　　　　　　　　　　　　　　八、市場經濟
　　在無盡的憂鬱中，一九九二年的春天來到了。那一年，報紙上開始刊登鄧小平南巡的消息。據說鄧小平路過武漢時，發現武漢破破爛爛的，就說了一句“武漢還是老樣子”，連火車都沒有下。雖然我一向關注政治，但剛剛失去了親人和精神祖國，我還沒有從悲傷中走出來，也就沒有關心鄧小平南巡。現在想一想，我還是覺得鄧小平這個人很可敬，都已經快九十歲了，還那樣關注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不辭辛苦地為改革鼓氣。雖然我對他做過的某些事情不滿意，但是我仍然認為他不失為一位可敬的人。
　　一九九二年的中國，正是“走市場經濟道路，還是走計劃經濟道路”的轉折關頭。上半年還在激烈地爭論，到了下半年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標誌，中國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當時，我擔任了系學生會和分團委的宣傳部長，因此也為十四大畫了不少宣傳畫。中國搞了幾十年計劃經濟，市場經濟被當作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加以批判，主張市場經濟的人往往橫遭厄運，多年來人們對“市場經濟”這四個字噤若寒蟬，不敢多提，對“什麼是市場經濟”都不熟悉。因此，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早期，必然會出現種種看似荒唐的現象。
　　到了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受市場經濟風潮的影響，全國各地都掀起了經商熱潮。Z大學本來就是一個銅臭氣十足的地方，頓時如魚得水。那一段，老師們紛紛下海，學生們紛紛經商。大學校園裡，也辦起了“星期天市場”，一到星期天主校內唯一的一條幹道兩邊都是來自校內外擺攤的。就連一向清靜的圖書館裡，也貼着諸如“買汽水到五樓找劉老師，買襪子請到地下室找王老師”之類的廣告。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肇始。
　　作為對什麼都好奇的年輕人，我也不能免俗。於是我跑到漢口的武聖路文化市場，批發了一些畫到各個寢室去賣。可是當時我太主觀了，批發的畫都是自己喜歡的風景畫，那些球星歌星美人圖一張也沒進。結果貨不對路，剩下好多沒有賣出去。幸虧後來家裡做起了走馬燈，才把那些風景畫當走馬燈的燈轉給用上了。以前太谷燈具廠做走馬燈的燈轉，都是人工畫在紙上的，皺巴巴地很不好看，不透光，也特別怕下雨。我在批發畫時，看到有那種雙面封塑的風景畫，心想這個東西用來做走馬燈轉肯定不錯，於是寫信告訴了我母親。母親聽說以後，就來到武漢，買了不少那種畫回去，果然非常適合。
　　除了賣畫，我還打起招牌走上街頭聯繫家教。以前我也做過幾天家教，是別人聯繫好以後我去，成功了就給人家十塊錢。現在，我自己也要當一回中介了。我這個人，比較在意門面工夫，又會畫畫。別的聯繫家教的人都是一張白紙上寫倆字：家教，到鬧市街頭放在地上就行了。我則不同，專門找了一塊三合板，用一根木棍一釘做成招牌，再用學生會宣傳用的紅色電光紙一蒙，上面用黃色廣告色寫幾個美術字：Z大學，家教。我舉着這個招牌走在鬧市街頭，非常醒目，生意自然非常的好。最多的一次，一個星期天就做成了十筆業務，二百塊錢的營業額（【注】當時的規矩是：介紹成功以後，學生、家長每人各出十塊錢給中介）。不過那天確實辛苦，冒着“秋老虎”的熾熱的陽光，過了江以後從江漢路沿着中山大道走到武聖路，又從武聖路走到武漢商場，又從武漢商場走回江漢路，全靠兩條腿，回到宿舍時腳脖子都腫了。當然也曾經有過不快：有一次在我中山公園門口擺攤時，來了一個“城管”，二話不說就要搶我的牌子。我跟他大吵了一架，當時圍了不少人看熱鬧，紛紛指責那個“城管”，說老大不小的人了，跟人家窮學生過不去，結果那傢伙灰溜溜地走了。我心裡也有氣，把攤子一收，從此不幹了。
　　我們班的其他同學，也各有各的買賣。其中一個同學批發了整整一大箱子瓷器，在“星期天市場”擺了幾次攤，沒賣掉幾件。“星期天市場”取消了以後，這位同學的瓷器就一直在床底下放着，後來送了一些給人，還剩下的都扔到樓下聽響了。那時也有些空虛，他一個接一個往下扔瓷器時我們都圍着看，聽到下面“嘭”的一聲，個個都很開心。
　　　　　　　　　　　　　　　　　　　九、夢醒時分
　　考上大學以後，隨着我在學校里諸事不順，整日心情抑鬱，我的脾氣越來越壞。當時，我把這些統統歸咎於女朋友身上。認為就是因為她在一九九一年我報志願的時候，讓我填了武漢這個破破爛爛的城市，這個根本就看不上眼的學校和這個根本就不喜歡的專業，才使得我在學校里這麼不順。再想想以前她對我的冷漠和傷害，心裡更是有氣。現在回想起來，我有些負疚：其實人多半是為自己考慮的，女友願意跟我在一起，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何況女友要求我填報Z大學時也並沒有強迫我，也說了如果你一定要填北京的學校也可以的話。是我自己願意犧牲的，做出決定就不應當後悔。可我當時就是那麼狹隘，敢做不敢當。
　　所以，我對女友也是越來越冷漠。一九九二年高考前夕，女友來信詢問我她報什麼學校好。我一看來信就兩眼冒火，忍不住罵道：????，去年為了遷就你，害得我考了這麼一所破學校，今年輪到你報考了，卻來問我報什麼學校？這不分明是“問客殺雞”嗎？氣憤中，我回了一封信，冷冷地說：你自由選擇。其實女友不是不想來Z大學，而是連續兩年高考落榜的她實在是輸怕了。恰好我上大學那一年，Z大學在山西的錄取分數線奇高，比本科錄取線高出三十分。女友一看，高處不勝寒，心裡害怕。雖然我也清楚這些，但我覺得她的猶豫實在太自私了。心想我可以無私地為你犧牲，你為什麼不可以為我犧牲一次？
　　女友接到我的冷冰冰的覆信以後，也還是沒有主意，又跑到我們家問我母親。我母親這個人通情達理，跟她說，孩子，無論如何，你今年都要考上；你覺得哪裡有把握，你就報哪裡，不要因為小亞害了自己。小亞那裡，我自然會去說。我的母親在我女友補習的那一年，把她當成自己的孩子來看待。母親飯做的好吃，經常在幹完活以後，在中午、晚上做些好飯好菜送到學校里給她補充營養。有了母親這一席話，女友就填報了把握相對比較大的山西財經學院，並且考上了。
　　那年我又背了一門工業會計不及格放暑假回來，女友也覺得有些對不住我，天天到我們家來解釋，哭着說她已經輸怕了，實在不敢再想太遠。我心裡有氣，根本就不理她。後來我提出要分手，也被她哭着拒絕了。其實那時女友對我還是挺好的，每天都來找我，幾乎是百依百順，但我就是不能原諒她。開學返校以後，女友幾乎每三天一封信，而我卻總是不願意回信。到了學校以後，看見在學校里出雙入對的鴛鴦們，更是恨得咬牙切齒。
　　就這樣在不快和冷淡中我度過了大學二年級上半學期。到了大學二年級放寒假時，我腰上的傷復發那次更加加深了我對女友的惡感。當時我只是蹲下去擦皮鞋，結果一站起來舊傷就痛了，疼得我半個多月不能站起來。那時我躺在床上，心裡對女友不住的罵：正是因為你，我才會去輟學、打工、受傷。此時我已經完全被新仇舊恨所控制，見到她時已經全然沒有了溫情，只有指責、抱怨、憤怒和不滿，女友總是逆來順受。當時我就有一種想法：我們遲早是要分手的。
　　正在這時，女友又做錯了一件事：一天家裡來看我時，跟我閒談中提起我大學畢業分配的事，她說，畢業分配最好是回到山西省，這樣兩人可以分在一起。女友當時還挺想跟我在一塊，但她所就讀山西財經學院不甚有名，分配的選擇餘地不大，只好讓我棄高就低了。其實，要是兩個人感情真的很好，這事也就沒什麼不正常。但我已經被憤怒所控制，因此這句話聽着特別刺耳。當時我正因為腰痛躺在床上，一聽到這話就忍着腰痛站了起來，痛罵了她一頓，反問她：你有什麼資格，有什麼權力，有什麼臉面要求我做到這些？接着我又歷數了她的種種不是，狠狠羞辱了她一番。女友聽了我的話，委屈地哭了很長時間，我也沒有勸她，隨她去哭，後來趕她走。女友走時，我母親出來送，結果女友突然在大門前給我母親跪下，哭着懇求我母親勸勸我原諒她以前的錯誤。我站在一邊，不僅絲毫未受到感動，反而覺得可笑。
　　到了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女友仍然不斷給我來信，起初頻率大約是一個星期一封，每一封少的要寫六、七張紙，多的寫十三、四頁。我看到她的信，心裡稍稍解了點氣，但依舊懶得回信。期間我還在“五·一”前後回了一次山西，到山西財經學院找了她一次。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放假回家，因為要路過太原市轉車，就想到山西財經學院去看看女友，順便跟她一起回家。到了山西財經學院她宿舍一看，沒找到人，心想可能回家了，於是在學校大門口等公共汽車到火車站。正在等車時，我看到對面一輛公共汽車下來兩個人，其中一個是我的女友，另一個是個男學生，他們手拉着手。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兩人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我。我做了一次克格勃，不動聲色地尾隨他們進了女友的宿舍。當我推開門時，看到那男生躺在女友床上，女友正坐在床邊。見到我來了，女友先是錯愕，平靜下來後介紹說：這是我的大學同學，這是我的高中同學。一分鐘以後，女友就讓那個男學生走了。那個男生走了以後，女友又對我說，那人只是一個比較要好的同學，沒有什麼。我也不是傻子，當然看得出來這是在撒謊，但當時我冷笑着，也並沒有戳穿她。
　　我先於女友回了家，女友也仍和從前一樣來找我，好象沒有被我發現一樣。只是這一次放假，兩人之間的感覺更加疏遠了。有一次，女友也對我歷數了我好多不是，還對我說：小亞，你快點長大吧，別總象個孩子；我需要你堅實的肩膀，你不能總是讓我心裡沒底。我聽了這話，心裡有些反感，但那時我已經逐漸適應學校的生活了，心情開朗了一些，所以控制住了情緒，在暑假期間也始終沒和她攤牌。我開學走時女友又來送我，在火車站臨上車時，我給她丟下冷冰冰的一句話：“我等你的悔過書。”等火車開動時，我看見女友又跟着火車跑了一段跟我揮手，眼神似乎跟往常不同。當時也沒有多想，後來才領悟到這是在跟我們之間的情感永別。
　　回到學校以後，我等了兩個禮拜後不耐煩了，就決定不再等下去。於是，我花了整整兩天時間，寫了一封大約四十多頁的絕交信，回顧了我們長達五年零六個月的感情史，告訴她已經沒有交往下去的可能。當時寫這封信的時候，我的心裡也非常難受，一邊寫一邊哭。那封信寫得十分尖刻，充滿了嘲諷和指責。我覺得那樣的信，是沒人能夠回得了的。果然，她沒有回信。
　　後來我們還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四年春節。見面時那女孩哭着說，她把一生最純潔的感情給了我，是我誤解了她，問我有沒有和好的可能。聽着聽着，我的眼淚也奪眶而出，輕輕地握住了她的手，幾乎動了心。第二次見面則是在一九九五年的春節，已經都相當平靜了。我參加工作以後，還收到過她的一封來信，信中表達了她對自己的分配前景的憂慮，我沒有回信。就這樣，我們失去了聯繫。
　　這些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我們也各自有了家庭，也很少想起這些事情了。現在再回想起來，我們兩個人都有一些錯誤。女友的錯誤，在於缺乏為愛情而犧牲的勇氣。而我的錯誤，則在於為愛情作出一些犧牲之後，把這種犧牲當作資本苛求她。我那時心胸狹隘，確實不夠一個男子漢，總是陷在以前痛苦的回憶里，又因為大學裡成績不好而心情煩躁，不能原諒她以前年幼而給我造成的那些傷害；總是以一種盛氣凌人、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她，斥責她，折磨她，給她的心靈造成了創傷。為了這些，我現在反而感到有些愧疚。
　　唉，不說了，畢竟那時我們都很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