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組織部里的年輕人
　　　　　　　　　　　　　　　　　　　1995～1999
　　　　　　　　　　　　　　　　　　一、求職之路
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在夢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學習、工作。然而由於命運的陰差陽錯，我到武漢上了大學。因此，大學畢業前夕，我非常想去北京發展。恰好，我的叔叔在農業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當年在北京農業大學的同學已經當上了農業部的副部長，叔叔跟那位老同學談了我的情況後，人家也挺願意接收我這個大學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當時我已經有了女朋友，她家裡無權無勢，也沒有什麼社會關係。我們心裡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畢業時是不可能進北京的。那樣，我們之間也就沒戲了。在經歷了是謀求個人的發展，還是留下來與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擇之後，我還是選擇了留在武漢。我的母親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選擇，於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開學不久就來到武漢，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來。
我們家在武漢沒有什麼社會關係：我大伯已經離休多年，而且沒有什麼官場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個工人，也無權無勢。我找到工作，一是憑自己的特長，二是憑運氣，三是靠好心人幫忙。當時我堂兄在單位里有個好朋友是個技術員，姓高；而高技術員又跟他們單位原來的一個工程師關係比較好；這位工程師姓文，後來調到G銀行當了一個處的副處長。於是，通過這個拐彎抹角的關係，我們找到了文處長。
文處長是個相貌堂堂的知識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術員領着我的母親和我到了文處長家裡，說明來意以後人家並沒有因為不認識我們而表現冷漠，反而非常熱情、細緻地問了我很多情況。去文處長家那天，我還特意帶了我從娜塔莎那裡暫借出來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和《關塔那摩》兩幅畫給文處長看。文處長見了我的畫，覺得挺不錯的，就答應向人事處推薦一下，並且指點我們，還要找一下人事處管幹部的段科長。
第二天，文處長領着我們帶着我的畫來到了段科長家。段科長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聽了我的情況以後不斷點頭，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種讚許的目光，說正好前些天儲蓄處的孫處長說，行里缺一個會美術的人搞儲蓄宣傳，我的繪畫特長興許能用得着。臨走時，段科長要我把就業推薦表和畫作留下，拿到人事處給處長看看。從段科長家裡出來，我和我母親都非常高興，覺得真是運氣好，自己的特長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長把我的畫拿到人事處給大家看了以後，大家都覺得我的水平不錯。後來我們又去段科長家時，段科長就通知我們，大家對我反映不錯，特別是其中的一個處長助理（【注】處長助理是正科級行政級別，一般都是比較能幹的年輕人擔任，是正科到副處之間的一個過渡，代行副處長職責），姓趙，對我的畫很是欣賞，希望見見我這個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約定去了G銀行，先找到文處長，文處長又帶着我們到了人事處，見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趙助理。
趙助理是個面容英俊的年輕人，雖然個子不高，但舉手投足都有一種沉穩和幹練。此時見到我，詢問了我的一些情況以後，又把我引見給處長。人事處長只是簡單問了我幾句，就讓我回去聽消息。從處長那裡出來以後，趙助理要我把畫先拿回去。臨走，叮囑我說：你畫的不錯，下次複試時行長要親自挑選，一定要帶上你的作品當場展示給他看，讓他留下你不同於其他人的印象——這才是最重要的！雖然趙助理那天沒有對我說任何有把握的話，但憑藉直覺我感到自己給他們留的印象是很不錯的。
我在學校里時，曾經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員。當時學校里的很多政工人員閒的無聊，也沒什麼本事，就喜歡整學生來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績。那時我還是學生幹部，他們起初經常問我一些學生的動向：誰說過領導壞話啦，誰談了戀愛啦之類的。我這個人向來不喜歡溜須拍馬，更不喜歡打小報告、踩着別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這種情況，我一概是一問三不知。此外，我對這些一沒水平，二無品格的政工人員打心眼裡瞧不起，自然私下裡經常流露出對他們的蔑視。但是沒有不透風的牆，我不喜歡打小報告不等於別人就不打小報告，於是我的一些話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匯報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政工人員就是當時我們的輔導員。這個輔導員是大二下半學期我們原來的輔導員下海經商後調來的，是個工農兵大學生。他來了我們班以後，立刻顯示出當年搞階級鬥爭的本領：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學生幹部、家裡有當官的背景、學校子弟；打的是沒背景沒後台的一般學生。起初他還拉過我，結果我不但不買帳，而且在背後對他這種趨炎附勢的行為表示了深深的厭惡，結果被匯報上去了。此後兩年多時間裡，他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報復我。很快他以我英語在大學二年級沒過四級為理由，動員系裡撤掉了我的學生會宣傳部長職務。其實，這完全是公報私仇：我們學生會的主席本人當時就沒通過四級考試；我干宣傳部長期間，我們系的宣傳工作是全校搞的最好的，特別是財政部來學校檢查工作期間，我主筆搞了宣傳匯報牆報，給檢查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系主任對我的工作也很滿意。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系主任事情繁多，有這麼個沒事找事的人在一邊不斷地煽風點火，系主任也就沒有什麼話說了。
要命的是，學生分配大權就掌握在這些小人手裡。那時我們還在上課，有一些用人單位來到學校挑人，就由輔導員決定叫誰去面試。那些平日裡溜須拍馬的學生，或者那些老子當官、輔導員力圖巴結的學生，往往是優先考慮對象。這些人水平往往不高，經常白白浪費工作機會：這個學校挑不到合適的人選，用人單位自然就到別處去了。我母親知道小人不好惹，在分配前還專門買了禮物看他，結果輔導員收了禮物，卻依舊沒安好心。
後來，G銀行也到我們學校挑人。其實當時G銀行人事處我們早就去過了，人家對我反應都很好。但是輔導員公報私仇，人家挑人時竟然不通知我去面試，只挑了幾個他“欣賞”的和有老子當官的學生。那次見面會G銀行是趙助理和段科長一起來的，當時一看這一幫學生里沒有我，就問在場的輔導員我到哪裡去了。那個輔導員心腸真是壞，說：我們有比他好的多的學生，幹嗎要找他？他成績很不好，經常是全班倒數第一名；也很不守紀律，經常犯錯誤。其實這個人是信口雌黃，我在一、二年級的基礎課確實不好，但到了三、四年級專業課沒有了數學，也比較用功了，多數功課的成績還不錯呢。不過，趙助理倒是沒有相信這個人的話，就說了一句：“我們看中的是才幹，不是學習成績，我們也知道大學裡的學習成績是怎麼回事。”結果，那次見面會到底是沒有通知我參加。
不過，令輔導員失望的是，在G銀行舉行複試的時候人家仍舊叫我去了；而他們熱衷推薦的那幫學生，倒是有好多連複試的機會都沒撈着。那天複試是行長親自參加的，複試的學生大概有二、三十個，除了我們學校兩三個以外，還有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大學畢業生。我的印象比較深的是兩個：一個是武漢大學的女生，學法律的，氣質還不錯，能言善辯、咄咄逼人，結果把行長不接收她的理由一一駁得體無完膚；另一個是跟行長亂攀親戚的男生，說自己的姐姐、哥哥都是G銀行的，自己也想來。結果，兩人都落選了：前一個女生因為鋒芒太露，引起了行長的不快；後一個男生則因為那時銀行正好要搞“親屬迴避”，不走運地撞到了槍口上。
不知道是不是人事處的同志有意安排，我是最後一個發言的。當別人發言時我心裡默默地揣摩行長的好惡，以及別人發言的經驗教訓。因此輪到我發言時，我用了不高不低、不卑不亢的調子，揚長避短地介紹自己，話也不羅嗦，行長聽着不住地點頭。然後，我看見趙助理在向我使眼色，知道自己該給行長留下印象了，就打開了自己的那兩幅畫作。聽了幾十個人內容雷同的發言而感到有些倦殆的行長一看，來了點精神，說：“喔，畫的不錯。”接着，又問了我幾個無關痛癢的問題。那天面試結束我臨走時，趙助理對我悄悄地說，你今天表現不錯。
沒過幾天，我就得到消息，人家已經決定錄用我了。剛得知這個消息時，我和母親欣喜若狂，沒想到竟然如此順利。本以為這下可以好好輕鬆一下了，可是趙助理卻在半個月後通知我到人事處實習。我在那裡實習了一個月，每天工作很勤懇，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終於有一天趙助理問我：你想不想留在人事處？分到二級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會被人海埋沒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露出頭，你最好還是能留在人事處。我說我當然想啦。趙助理又想了一下說：你剛來就到人事處不太好，還是先到個城區支行鍛煉一下，找個機會再把你調上來。就這樣，我在報到之後被分到了A支行。
輔導員背後使壞的事情，當時我還一直蒙在鼓裡。後來我調到人事處以後，已經成為同事好友的段科長跟我談了這件事。並告訴我，當初決定讓我到人事處實習，就是因為對我不放心，先弄到身邊觀察一下這小伙子是不是真如那個輔導員所說那般頑劣。反正如果發現人不好，那麼沒報到之前是可以退回學校的。結果，我反而給大家留下了厚道、勤奮、塌實的好印象，因禍得福。
那個工農兵輔導員雖然害我未遂願，但是害了班上其他幾個既沒門子、又不願意聽從他的差遣的學生。班上有一個男生人特別老實，但就是成績不好，沒拿到學位證書。當時金融部門俏，這位同學自然擠不進去；而到大學裡當老師則是最差的選擇，那個同學就巴望着能夠留在武漢一所學校里任教。一天武漢工業大學來學校挑人，跟那位同學談了一會兒覺得這人挺老實，就打算收他的畢業生推薦表。誰知道這個輔導員卻在旁邊補充了一句：他沒有拿到學位證。就這麼一句話，人家就不要了。這個同學回來後對他恨得咬牙切齒，但也回天乏術，最後被廣東湛江一所中專挑去了。對於這位輔導員的所作所為，我直到現在還都不明白：人心為什麼可以這麼壞？
那些幫助我的文處長、趙助理、段科長，跟我都是素昧平生。然而他們卻對我這個外地來的、無根無基的窮學生能夠如此幫忙，真是我三生有幸。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如果說在我一生所得到的恩情中，父母養育之恩是第一，那麼他們的知遇之恩就是第二。為此，我一生一世都感激他們。
　　　　　　　　　　　　　　　　　　二、A支行
母親在我的工作完全定下來了以後，才放心地回家去了。臨走，她還專門到位於漢口岱家山的福利院裡看望了我的祖母。前面提到過，祖母在我母親當年落難、嫁給我父親以後落井下石，殘忍地虐待當時才十幾歲的母親。但是我母親卻以德抱怨，給她買了很多禮品，有奶粉、水果、童子雞、餅乾、罐頭等等。祖母因為心腸太壞，幾個子女誰都不去看望她，此時我母親去了，又帶了這麼多好吃的，她自然十分高興。然而，只一會兒祖母就故態復萌，指揮我母親為她幹這干那，甚至連廁所都不去了，要我母親為她倒便盆。其時，我母親和她相比，早已經由弱變強，但母親依然滿足了祖母提出的一切要求。當時母親心想，祖母這個人雖然壞，但畢竟是個老人，晚輩的義務該盡還是要盡的。臨走，母親又給祖母留了幾百塊錢零花。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到分行人事處報到以後，就分配到了A支行。分配時人事處還是照顧了我，A支行是G銀行系統中效益最好的一個。當然，那時的幾個國有大銀行都在搞粗放經營，不講盈利只講存款，效益好不是指銀行在經營中盈利，而是存款多，個人收入高。這也是當時中國金融系統中普遍存在的怪現象，各個銀行總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來論英雄，而不是以虧損還是盈利比高低。在這個大環境的決定下，所有的銀行都拼命抓存款，特別到了年底更是為了存款餘額不擇手段，甚至是以答應放貸款為條件，求得客戶在年底那幾天弄點資金過過賬。因此，那時的幾大國有銀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過完元旦就馬上垮了下來。中國國有銀行的呆賬比例奇高，與這種只顧存款規模、不講經濟效益的粗放經營方式有很大關係。
　　我到A支行報到後，單位分給我一個集體宿舍。宿舍位於漢口三陽北路（【注】現更名為澳門路），對面那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樓，一室半一廳，建築面積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個單身漢。那個廳被隔成了一個房間，裡面堆放着一位已經結婚搬走的職工留下的一些家當，平時都鎖着。當時，我和另外一個剛畢業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個大點的房間裡，還有一個資格老一點的職工自己住那個小一點的單間。
　　集體宿舍位於頂樓，樓上也沒有坡屋頂隔熱層。武漢是全國聞名的“火爐”城市，夏天溫度常常達到四十度，到處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里沒有空調。以往上大學時，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終沒有感覺到武漢的炎熱，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親身體會“火爐”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從家裡（【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漢來看我，因為天氣太熱，白天我們倆就坐在窗戶旁，買了一瓶醫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藉助酒精揮發來散熱。宿舍里也沒有電視，自己也買不起，於是我從學校帶來的小收錄機成了唯一的娛樂工具，每天聽聽蘇聯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廣播。別看那個宿舍面積小，結構也不怎麼樣，但我和女友當時談將來的生活時，總是說，唉，要是有這麼一套房子就心滿意足了。
　　當時和我住A支行集體宿舍的有大約七、八多個單身外地年輕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後談論的主題就是什麼時候能夠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紀輕輕就當了某某“官”，某某人因為老子是什麼“官”就當上了什麼“官”。總之，大家都想當“官”，都想走捷徑，因為當“官”意味着實實在在的財富與權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產信貸科當臨櫃人員，每天和支票、印鑑打交道，科里的同事都對我還不錯。那時銀行還沒有什麼服務意識，因此銀行工作人員對前來辦理業務的客戶態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這個人待人比較和氣，跟那些客戶打交道時總是輕言細語、面帶微笑，那些客戶都對我挺滿意的。其中有一個福建土木建設公司的老財務人員，在我調走兩年以後在街頭偶然遇見了我，還誇我這個小伙子和氣、耐心。那時科里每個月都要向客戶發回單，回單櫃因為以前經過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亂不堪了，開回單櫃的時候需要一個一個地試鑰匙。每到這個時候，我就感到萬分頭痛。
剛參加工作時我還是一個見習生，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只有三百七十七塊六毛六分錢。一九九五年的時候物價已經頗貴，這麼點錢肯定不夠花。但當時想自己已經參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開口要錢，因此就只好節衣縮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個素菜，再自己買點辣椒就着吃；晚上食堂不做飯，我就買了些掛麵，自己在宿舍里用電爐子煮青菜掛麵吃。當時正值盛夏，我也沒有錢買個電扇和涼鞋，只好每天穿着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樓頂上。抽煙也從在學校里三塊八一盒的“HOPE”牌，降到了一塊錢一包的“畫苑”牌。
參加工作後的第一個中秋節，我就用手頭不多的一點錢買了禮物去看望原來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學校里對我挺好的，但我這個人不喜歡巴結領導，誰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離，因此上大學期間我一次沒去看過系主任。但如今我畢業了，就覺得也該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見到我很是吃驚，又很高興。這是因為，原來在學校里屁股後面圍着系主任轉的那幾個“好學生”，此時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領導，立刻就把系主任給忘了。其實，社會上充斥了這種過河拆橋的勢利眼，大學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談了好幾個小時，說那些她覺得該來看她的學生一個沒來，而她從來沒想到會來的倒來了，可見世態炎涼。我說，在學校那會兒，我也覺得您對我挺好，但您是領導，我不好巴結；現在不同了，我參加了工作，自己掙了錢，當然第一個就要來看老師。系主任一聽，直誇我有良心。此後幾年，我與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每年春節、五一、中秋三個節日，我都要抽出時間帶上禮品去看望她。其實人家並不稀罕我帶去的那價值幾十塊的水果和糕點，人家看重的是，這個已經不再被她所管的學生所表現出的真正的情誼。
就這樣在A支行幹了三個月以後，G銀行組織了一次分行系統的“金融知識電視競賽”。由於我是剛分來的大學生，就作為我們支行的三個選手之一參加了比賽。我們幾個脫產複習了半個多月，結果參賽時得了個冠軍，因此受到行長的親自接見。有當時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樣子。不過，那時候自己挺窮，沒有件象樣的衣服，連參賽時所穿的西服都是借的。比賽後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處報到，是“借調”。臨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們圍住我半是開玩笑、半是認真地說，當了官以後別忘了在基層受苦受難的階級兄弟們哪！
　　　　　　　　　　　　　　　　　　三、機關生活
一九九五年國慶節以後，我就到分行人事處上班了。我們單位人事處和組織部是合署辦公的，人事處長就是組織部長。人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攤子——幹部科：管幹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職、調動、職稱；組織科：管發展黨員、黨務管理；勞資科：管勞動工資、養老保險；教育科：職工教育；老乾科：老幹部工作。幹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門，由處長助理親自掛帥。我被分到幹部科的崗位，可見組織上對我的器重。我當然也受寵若驚，更加勤勤懇懇，也博得了處里同事和領導們的一致肯定。終於有一天，處長親自帶我到行長那裡，對他介紹我說：這個小伙子非常不錯，我們已經決定正式調了。行長大人傲慢地瞟了我一眼，說：好，你就看着辦吧。
這樣在借調幾個月以後我正式來到了人事處，不過仍然借住在A支行的集體宿舍里。回去辦理調動手續時，A支行人事科長對我說，以前你在時對你照顧不周，得罪了，別往心裡去！我笑笑說，沒有啊，組織上對我一直挺照顧的。人事科長又說，以後有什麼需要我們這裡幫忙的儘管說，我們一定想辦法解決！我說，也沒什麼困難，都挺好的。
到人事處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年底到了，全行開始了一年一度的幹部職工考核。根據總行文件的要求，我們花費巨大精力製作了一份長達二十多頁的考核細則。這個“細則”確實名副其實，甚至細緻到連誰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實行服每個人只有一套，天天穿着豈不要穿成叫花子的衣服了？當然，最後這些“細則”根本沒被執行——因為根本無法執行。作為變通，考核就依據五個“綱”來進行，這五條“綱”也很耐人尋味：第一條“綱”就是“是否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當然啦，大家都熱愛，都擁護，都堅持。這樣空泛的“綱”的結果就是一團和氣。考核結果分成四個等級：優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第一次上報結果是：“優秀”的占到32%，“稱職”的占到67%，“基本稱職”和“不稱職”的合計占不到1%。其中有個縣支行，連續幾年發生大案，一百萬人口的大縣、二百多號職工，存款餘額還不足一個億，可是居然全部“稱職”，還有30%的“優秀”。處長一看非常惱火，打電話把支行行長和人事股長訓了一頓。結果又報上來了新結果——變戲法般地變出了16個“不稱職”！後來處長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專門發了通知：“優秀”不得高於15%，“基本稱職”和“不稱職”合計不得低於3%。這個“比例限制”雖然是不得已為之，但總是讓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時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我們處長姓廉，當時四十來歲，瘦高瘦高的。廉處長身體很不好，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還患有其他一些嚴重的慢性疾病，經常一邊住院一邊上班。後來曾經有人寫匿名信誣告廉處長喜歡找小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廉處長聽了以後淡然一笑：“說我找小姐，喝醉酒，那實在是抬舉我了，我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但我也得有這個身體呀。” 應當說，廉處長在我見過的幹部中還算是很不錯的——至少根據我的觀察是如此。廉處長家住得比較遠，於是行長專門配給他一部奧迪轎車。但是他不坐，每天堅持擠公共汽車，結果有一次下車時摔骨折了腿，三個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歡收禮，很多次看見他把拿着禮包的行賄者趕出辦公室。也從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類的名堂。但是我覺得他在這種幹部體制中是無能為力的，有時也不得不違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後全行系統又搞職稱評聘。各個二級分行、支行報來一大堆材料。根據上面的文件精神，職稱聘任的原則是“擇優聘任，寧缺毋濫”，可是這些人與我從來都未曾謀面，更談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們究竟是否“優秀”呢？只好面對一大堆自我表揚的材料來篩選；至於“寧缺毋濫”，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為職稱問題本來就是直接與住房、工資掛鈎的，向來都是一個敏感問題，經常為此爭得不可開交，如果我膽敢“寧缺毋濫”，那大家不得把我這毛頭小子撕成碎片不可？所以這個原則事實上是不可能被執行的。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客觀的尺度來進行衡量，於是根據總行下發的相關文件依據學歷、工作年限、論文數量等等幾項指標編輯了一個打分標準，再依據標準來進行排序。至於這個“標準”是否完全客觀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過這種方法倒是有一個好處：公開，你是幾斤幾兩昭然若揭，在指標面前人人平等，於是避免了以往評職稱時大家吵得不可開交的局面。曾經有沒評上的找上門來，我把打分表給他一看，他心悅誠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訴他，回去想辦法多發表幾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他很是感激，怒氣沖沖地來，高高興興地走，臨走還向我道謝。廉處長和趙助理很高興，說我是“非常圓滿地解決了職稱聘任中的矛盾”，“實現了職稱聘任工作的新突破”，還號召另外幾個年輕人向我學習。不過在工作中我發現一個問題：全行以前聘任的中級以上專業技術職務實際數目竟然比上報給總行報表上的數字超出一百多個！我向處長匯報，廉處長盯了半天，一臉無奈地感嘆道：唉，假報表、假數字，什麼時候才能有個頭哇……
處長和處長助理對我們要求很嚴格，上班時間不許聊天、不許看報紙、不許打遊戲。我這人沒事喜歡畫畫，無聊時總是畫些塗鴉之作，被趙助理警告過一次。還有一次乘處長和處長助理不在時打遊戲，結果被推門而入的廉處長逮個正着，狠狠批評了我一頓，還捎帶批評了另外兩個在場的年輕科長，說他們不聞不問，太不關心新同志進步了。
機關有個食堂，每天中午我們在食堂就餐，是份飯。我這人很挑食，有很多東西是不吃的，所以總是要求食堂師傅給我打我愛吃的菜。我剛到機關上班時，其中幾個師傅給我換菜時都很不耐煩的樣子。後來知道我是人事處的以後態度明顯改變了，我要什麼都給我加倍的給，同時還不住地誇我們：人事處的小伙子、大姑娘個個都長得……那個精神啊！
一九九六年春天，趙助理調到另一個單位去了。臨走他跟我談了話，他說：你很聰明，也很有悟性，牢記住一點，在單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我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趙助理年輕有為，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個人。無論從做人還是做事，都是剛剛踏入社會的我效仿的對象。他的離去讓我心情很是抑鬱了一陣子，覺得前進都沒了方向。
那年夏天，廉處長讓我寫《人事處、組織部半年工作總結》，以往這都是趙助理寫的，我覺得壓力很大。但是本着責任心我還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認真地完成了，廉處長開會不在，我在下班時放在處長辦公桌上就走了。廉處長開完會回來讀了我的《半年工作總結》，覺得寫的很好，喜出望外。見我不在，就寫了一封信放在我的辦公桌上。信中寫道：“……本以為要一個星期才能寫好，沒想到一天就寫好了；來處時間不長，就能寫下如此詳細而準確的流水帳，可見是個有心人，令我喜出望外，可喜！可喜！……今後還要進一步加強文字功夫和業務學習，爭取儘快成熟。”第二天我上班時讀了這封信，感到廉處長既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績，也指出了我的不足，話也說得很中肯，真是讓我非常感動。
　　當時機關有個閱覽室，裡面有萬餘冊藏書和一些期刊。我平時喜歡看書，總是在午休時到閱覽室去瀏覽一下雜誌和報紙，或者借一些書回宿舍讀。有一天我在借書時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名叫《一九八四》的書，就隨手抽出來翻了翻。不朽的文字是具有魔力，這本書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一九八四》是曾經參加過西班牙國際縱隊的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傳世經典之作，他用自己
　　　　　　　　　　　　　　　　　　四、姐姐的婚事
我的姐姐分配到廊坊J銀行以後，一直在儲蓄所里當儲蓄員。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人給姐姐介紹了一個對象，姓王，是石油部某下屬局的工程技術人員。小王高高的個子，長得也挺清秀，只是話太少。姐姐跟他見了幾面，覺得這個人雖不善辭令，但勤奮好學，人又挺老實的，漸漸地喜歡上了他。後來姐姐跟家裡打了電話說了這事，母親就從太谷到廊坊去跟小王見了一面，也相中了這個未來的女婿。就這樣，兩人的婚事定在了一九九六年元旦。當時已經臨近過年賣燈的關口，母親就留父親一個人在家招呼做燈的事情，自己到廊坊操辦姐姐的婚事。
元旦前夕，母親打電話過來跟我說了姐姐結婚的事情，要我過去幫忙。我就跟單位請了幾天假，帶着女朋友一起到了廊坊。姐姐和姐夫都屬於年輕職工，沒有分房子，姐姐的單位就把位於廊坊市南郊一個農貿市場儲蓄所樓上的兩間房子借給姐姐當新房。姐夫家裡是安徽農村的，對婚禮的要求不高。但我母親想女兒結婚只有一次，儘量想辦好一點，因此整個婚禮和新房的布置都是母親和我組織的。經過我和母親一連好幾天沒日沒夜的張羅，新房的氣氛還真的布置起來了。
元旦那天我姐姐和姐夫舉行典禮。典禮上，我和母親由於一連多少天的操勞，都累得筋疲力盡。當司儀請母親講幾句話時，一向潑辣的母親竟然一句也說不上來。而我腦子則昏昏沉沉的，進飯店時一下子掉到飯店大廳里的養魚池中。等到幾條魚在我身邊游來游去，我才意識到掉進水裡了。
姐姐結婚後不久就懷孕了。姐夫由於單位要在新疆施工，沒法照顧姐姐。到了七八個月時候，為了便於照顧姐姐，母親就把姐姐接回太谷老家住了一段時間，到快預產期時才回到廊坊。那時醫風已經非常敗壞，醫生和護士服務態度都很惡劣。此外醫院的規章制度也讓人不可理解，女人生孩子時不允許家人陪伴在身邊。由於是頭胎姐姐極度難產，母親又沒辦法進產房，只好徘徊在產房外面。透過玻璃窗上
母親照顧姐姐生孩子的時候，父親一個人留在太谷。正好當年幾個宣傳隊的朋友來了，父親就到街上買了一些滷菜招待朋友喝酒。大概是滷菜有些變質，父親送走朋友以後就開始拉痢疾。為了不讓母親分心父親一直沒告訴母親，自己到家屬院衛生所去打了幾天吊瓶。誰知那個時候衛生所已經承包給私人了，大夫為了賺錢進了假藥，結果延誤了病情，父親的痢疾越來越厲害，後來拉出來的都是一灘一灘的血。到了最後，父親連去醫院的勁頭都沒了，躺在床上已經開始出現了幻覺。幸好此時一個工友去串門，見父親躺在床上已經瀕死，趕緊把父親送到晉中地區第二醫院搶救。
也許親人之間有心靈的感應，母親在廊坊有一天夢到家裡的房子塌了。醒來一想，房子塌了是傷及老人的意思，可家裡誰是老人呢？當時外公、外婆、祖母都已經去世，家裡唯一的老人就是父親。母親想到這裡，趕緊給家裡掛了個電話。接電話的卻是鄰居，先說父親去醫院了，下午回來。母親聽了，還是不放心，下午又掛了個電話，此時接電話的卻是工友呂叔叔。呂叔叔對母親着急地說：趕緊回來吧，老國不行了！母親一聽，放下電話收拾了行李，當晚就坐火車回到太谷。這樣，父親才算撿回一條命。
　　　　　　　　　　　　　　　　　　五、祖母去世
　　上大學那幾年，儘管我就和祖母在同一個城市裡，但因為祖母的那些惡行，我從來都沒有去看過她一次，到上班以後也依然如故。祖母當時住在漢口郊區岱家山的一個敬老院裡，每個子女每月出二百元錢交納管理費和伙食費，剩餘的作為她的零花錢。大伯年紀大了，也不願意見祖母，就由已經下崗在家的堂兄每月去看望她一次，給她送錢或者買點零食。其他子女，每個月每人再出五十元給堂兄作為辛苦費。一九九六年的冬天特別寒冷，一月份的一天，我堂兄到我單位找我，對我說祖母去世了。
　　雖然祖母活着的時候我不願意見她，但作為晚輩該盡的義務還是要盡。於是，我和堂兄來到敬老院料理祖母后事。我們來到祖母房間裡，看到祖母死在床上，半張臉上都是已經凝固的血。見我有些疑惑的神色，敬老院的工作人員連忙解釋說祖母是凍死的。不過，我也不打算深究。
　　我打電話給父親通知了祖母的死訊。所謂兒不嫌母醜，父親一接到電話就哭了。母親聞訊也哭了一場，不過母親不是哭祖母的死去，而是哭祖母這個人太壞，本來兒孫們都很孝順，但硬是沒辦法跟祖母生活在一起。母親一邊哭，一邊給祖母縫製了入殮用的內衣內庫，交給父親捎過來。
　　父親風塵僕僕地趕到了武漢。一見到父親，我就覺得有些心酸。父親六十多歲的人了，每天還要焊燈，幾個月都不理一次髮，花白的頭髮亂蓬蓬的有三、四寸長；腳上的皮鞋還是我上高中時買的，又髒又破。祖母火化那天，只有父親、堂兄和我三個人去火葬場送她。在進爐之前，父親哭着給祖母跪下磕頭。我本來不願意給祖母下跪，但為了父親，我也給祖母跪着磕了幾個頭。當時我也流了眼淚，不過這眼淚不是給祖母流的，而是覺得父親母親一輩子生活得真不容易，做兒女的一定要好好孝順他們。
　　辦完祖母的喪事，我就帶着父親理了發，又帶着父親上商場裡買了一雙三百多塊錢的“森達”皮鞋。父親嫌這皮鞋太貴，我硬是買了。父親喜歡吃酥糖和麻糖，我就給他買了六七斤給他帶回家吃。晚上，父親和我一起擠在我宿舍那張窄小的單人床上，父子倆一談就是大半夜。後來父親回家以後，高興地跟母親說，兒子長大了。
　　祖母的幾個子女都恨祖母，祖母死後誰也不來看一眼。於是，一九九八年父母跟我到武漢落戶以後，給祖母掃墓、交骨灰寄存費的事情全都落到我們家頭上。到後來我父親患了多發性骨髓瘤沒法動彈了，就由我母親給祖母掃墓。祖母當年虐待我母親是最兇狠的，最後卻只有我母親來祭奠她。二○○一年夏天大伯去世，按照家鄉風俗前輩不葬，後輩是不能葬的。於是，也是我的母親，把祖母的骨灰帶到了漢口龍王廟，為她燒了紙以後把骨灰撒入滾滾長江之中。一九四八年祖父的骨灰失散在南京，如今祖母的骨灰從又武漢順流東下，也算他們二人在九泉之下可以相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