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房子的故事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和姐姐都已經上班，而且每月收入都有一千來塊，在當時已經算不少了。父母二人在家裡做了幾年燈籠，手裡也攢了幾萬塊錢。漸漸地父母年紀大了，想老了有個依靠，就打算到武漢跟兒子落戶。那幾年房地產行業不景氣，有一天母親一邊幹活一邊聽收音機里說武漢的商品房最低價只要七、八百塊錢，就打電話說想在武漢買房子，讓我找找有沒有這樣的房子賣。
　　其實我們銀行就有一個房地產公司，我首先打電話問人家。可是行里房地產公司開發的商品房都位於市區，一個平方米最少的也要一千二百塊。我一聽，覺得我們買不起。於是，人家跟我推薦了武漢市西郊的吳家山，讓我到那裡看看，那裡的房價是武漢市最低的。
　　吳家山原來是一個農場，後來漸漸發展成郊區小鎮，並且設立了一個台商投資區，有統一、百事可樂等企業進駐。我去吳家山那天，坐公共汽車特別的順利，一共只花掉一個小時的時間。一到吳家山，我就覺得這裡的建築挺新的，造型也還可以。一問價格，果真是每平方米七八百元。我打電話通知了母親來武漢看看，母親一見這房子，也滿心歡喜，當即就付款跟人家簽了合同。
　　我們家買的這套房子位於西郊公園對面，當時也是吳家山的最邊上，再往西就是菜地了。這套房子是七十九平米的兩室一廳，七樓，也沒有物業管理，總價五萬五千塊錢。房子買了以後，我們又花三千塊錢買了一些廉價的家具，把這裡布置得像一個家。母親這輩子第一次住上有獨立廚房和衛生間的房子，高興得晚上也睡不着覺，半夜三更的還打掃衛生，把地拖了又拖。當時過年賣燈籠的錢還沒有結清，母親還要趕回去結帳。臨到走時，母親好幾次下了樓又上來，打開門看了又看，久久不忍心離去。
　　一個月以後，父母又來到武漢，住進了我們的新家。那年我父親過六十一歲生日，生日那天我堂兄全家和我女朋友都來給父親祝壽，母親做了滿桌的好菜，一家人別提多快樂了。晚上，我坐在客廳的椅子上看着臥室柔和的燈光和全新的窗簾，心裡喜滋滋的，覺得生活真是美好。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父母都只在武漢住了一個來月，隨即就返回山西做燈籠去了。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吳家山的家中。這個時候我才發覺吳家山有多遠：五點半下班，七點多才能回到家裡。自己動手煮一碗掛麵，吃到嘴裡已經八點多了，吃完了就要倒頭大睡，第二天六點多還要起床趕公共汽車上班。儘管如此，我還是喜歡回吳家山的家裡，這裡畢竟是我自己的家。只是到了冬天，天亮的晚，我才搬回集體宿舍住上一段時間。
　　到了一九九八年，全國最後一次住房改革，在與女友突擊領了結婚證以後，我分到了位於漢口高雄路的一套兩室一廳，交了五萬多塊錢。由於女友在學校期間我把相當一部分工資補給了女友做生活費，加上她找工作時花了不少錢，到分房子時我手裡只有八千多塊的積蓄。由於連續兩年生意不好，父母手裡當時也沒什麼錢，但還是支援了我三萬塊。我又向同事借了一萬多塊，才交足了房款。我的房子位於西馬路垃圾轉運站旁邊，是個一樓。環境非常差，到了夏天垃圾轉運站的垃圾發酵，整個院子裡臭氣熏天，蚊蠅孳生，老鼠成堆，根本不敢開那邊的窗戶。由於手裡沒錢，也就沒有裝修，安了防盜門防盜網就住了進去。那時正是大熱天，我白天還要上班，父母就來到我房子裡打掃衛生，一干就到半夜，中間就吃頓方便麵。
　　我買的家具也是那種便宜貨，全部都是刨花板外面貼水曲柳花紋紙。買回家具和電器之後才十多天，武漢下了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雨，由於當時長江水位比地面還高，雨水排不出去，形成了內澇。高雄路一帶地勢比較低洼，我又住在一樓，那天夜裡我眼睜睜地看着大水一寸一寸地往上跳，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後來我趕緊給一個跟我很要好的大學同學打了個電話，那同學過來幫忙，在家門口築了個堤壩。但是，這種堤壩根本無法起到作用，水從牆面的裂縫和下水道里滲了進來。第二天早晨，家裡的水已經有十多公分深了。我們把電器用磚頭墊起來，家具就沒辦法了。雨還沒有停，水位還在一點點升高。幸虧這時妻子單位的處長帶着十來個武警過來，把我們的電器、衣物扛到了二樓一套敲光了牆面、正打算裝修的房子裡。晚上，妻子和我坐在二樓那家裝修用的沙堆上，看着滿屋狼籍和樓下的大水，妻子忍不住靠在我肩膀上哭了起來。我勸她道：“哭什麼呀，這種經歷別人想遇都遇不上呢！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點損失不算啥，咱們早晚能再掙回來！”
　　那次洪水我們院子裡的水達到齊胸那麼深，家裡的水有四十公分深。後來水退去時，我在屋裡抓了幾十條小魚，甚至還有一隻小烏龜。還有一條水蛇水退去後被困在了封閉的陽台里，被我用鐵鍬鏟了出去。我的那些刨花板家具被水一泡，全都變形發霉，還生了不少蟲子。家裡的牆上，還印有一條清晰的水線。從此之後，我們全家對這套房子極端厭惡，總是巴不得早點搬走。
　　俗話說一失必有一得，一九九九年妻子單位在漢口北郊買了一塊地搞商業集資建房，可以靠公積金貸款繳納百分之八十的房款，自籌六萬元現金付首期即可。恰好一九九九年我們家賣燈籠掙了七萬多塊錢，是我們家有史以來掙的最多的一年，於是輕鬆地交了首期，買了一套一百九十平米的大房子。當時全家人都很高興，每到星期六星期天，總是一起到工地上看。然而單位做事總是慢吞吞的，這房子蓋了四年才竣工交房。
　　轉眼到了二○○○年，我們又有了新的打算：把房改分的那套房子賣了，在妻子單位集資房附近的常青花園買一套兩室一廳，開始由我和妻子住，等單位的集資房蓋好就轉給我父母住。這樣，雙方住的近一些，以便有個照應。此時房價已經開始上漲，常青花園的住房價格從原來的每平方米八百元漲到了一千六百元。我父母拿出了七萬，我拿出賣高雄路房子得來的七萬，一起湊足房款買了一套八十平米的兩室一廳。二○○一年初新房子交付使用，我立即就請人來裝修。
　　給我們裝修的那個人是熟人介紹的，姓彭，長得矮小而猥瑣。我們是第一次裝修，沒什麼經驗；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沒時間，而父親當時已經開始原因不明地頻頻發燒腹瀉，母親照顧父親也沒有時間監督。這個姓彭領着我們去買材料，裝做跟人家討價還價的樣子，實際上我們買回的材料都是高價，姓彭的在裡面吃回扣。由於沒人監督，姓彭的用材料極其的快，八十平米的房子光木芯板就用掉一百來張，那些木芯板堆在房子中央有一人多高，真不知道他都用到哪裡去了。後來二○○二年我在武昌新買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找正規公司裝修，卻只用掉三十多張木芯板。其他的材料如油漆、櫸木面板也耗費極快。
　　姓彭的實際上根本就不會裝修，找來幹活的那些師傅都是他們村裡的農民，地上砌的瓷磚還不到三個月就鬆動了，人走上去吧嗒吧嗒直響。後來我質問他，他卻說瓷磚都是這個樣子的，連大商場裡的瓷磚都是吧嗒吧嗒響的。當時我真恨不得扯他兩個耳光。給我安裝的吊燈，在天花板上用衝擊電鑽打個眼，塞個木頭片就把螺絲擰上去了事，半年以後吊燈從上面掉了下來。安下水管時，明明我買回了PVC管子，可他不會安裝，就用洗衣機那種軟管對付，熱水一衝，軟管馬上就變形堵塞了。這下水道一直成了我們家頭痛的問題，污水經常溢出，把木質的櫥櫃都泡變形了。後來在清理櫥櫃下面的污水時，我們把櫥櫃底部鋸開後居然從裡面掏出了姓彭的他們以前吃剩的餿飯、一次性碗筷，甚至還有一隻破鞋。
　　買裝修材料的時候需要經常請一些搬運工，不知為什麼這些搬運工在建材市場通常被稱做“兔子”。但我覺得這個稱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們“兔子”，而總是叫“搬運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歡羅里巴嗦地討價還價，一般是“兔子”說什麼價錢就按什麼價錢。有好幾次，那些“兔子”自己開口報價，等到了家裡就說吃虧了，要求再加錢，否則就走人。第一次我無奈之下就給了，後來發現不少“兔子”都如法炮製，才明白這是這些“兔子”們劃拉錢的手段。於是我不但不給加錢，而且還聲色俱厲地將其臭罵一頓要他們馬上滾蛋。我一狠，這幫“兔子”就老實，還是乖乖地搬完走了。二○○二年，我母親到漢口火車站提貨，由於大躍進時候得了關節炎，母親在年紀大了以後腿不利索，難以負重上樓，就在火車站找了個“兔子”。母親讓他看了看這十件燈籠，每件大概有三十斤重，搬上二樓。“兔子”說得給十塊錢，母親一聽十塊錢雖然貴了點，但也不想再為省個一塊兩塊的再去找人，就讓那個“兔子”跟着車來了。結果那個“兔子”搬了幾箱，見只有我母親這個一瘸一拐的老太太，就立刻乘人之危現場加價要三十塊，否則不搬。我母親一聽覺得這簡直就是敲詐，心一橫讓他走自己搬。這傢伙走了幾步，竟然還有臉回來跟我母親要十塊錢，說是先前搬上樓的那幾箱的工錢。我母親說，你又沒有搬完，憑什麼給你十塊，你搬了四箱，只給四塊。那小子不干，就坐在我母親的燈籠上耍賴不肯走。幸虧這時小區的保安聽到爭吵後趕過去，把那個“兔子”攆走了，又幫我母親把剩下的幾箱搬了上去，一分錢也不要。
　　中國的現狀就是這樣，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運動的洗禮，中國人從貪官到刁民，上上下下充滿了道德淪喪、見利忘義、乘人之危、自私冷酷、言而無信、無羞無恥之輩。“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一諾千金”這些成語，用來形容現代的多數中國人實在是不合適了。中國要想真正地富強，光看GDP的增長、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的興建是不行的，不找回被如同敝履般拋棄的道德廉恥，中國永遠不會真正振興，也休談什麼被人尊重。
　　不過，我在裝修房子時也有意地與民工接觸接觸，了解一下民工的思想。有一次買的材料比較多，我雇了七八個民工。那次我沒有坐到駕駛室，而是和民工們一起坐在後面貨廂里，很自然就談到了農民的現實生活。民工們向我大吐苦水，說現在村官腐敗、負擔很重、生活困苦。我又問：“那你們肯定過得不滿意吧？”一個農民回答：“何止不滿意，現在只要有人領頭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將話鋒一轉，問道：“那你們在毛主席時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農民中有個年紀大的，說道：“毛主席時代，我們生活比現在艱苦些，吃不飽哇。可是，那時侯當官的沒有這麼壞！我們餓肚子，毛主席也和我們一起餓肚子。”我問他們是不是鄉親們都很懷念毛澤東，他說：“是啊，我們那裡好多人都掛他的像。”另外一個農民說：“沒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現在孩子連小學都上不起了！”我說道：“但是，你們知道你們餓肚子的時候，毛主席光吃魚的菜譜上就有十七個菜嗎？你們知道，你們家鄉餓死人的時候，毛主席在武漢、韶山蓋別墅嗎？”農民們驚愕地說：“這怎麼可能呢？聽人說，毛主席那時侯腳餓得浮腫啊！毛主席的女兒也吃不飽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數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的那份菜譜——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然後我說道：“你們看看老毛當時的照片，像是個浮腫的樣子嗎？這樣，我給你留下地址，你到時候給我聯繫，我帶你去看看在咱們這裡毛主席的別墅，也是餓肚子時候建的。”農民們沉默了，看得出來我已經動搖了他們對毛澤東的神聖印象。於是我接着問道：“現在農村不是搞海選嗎？當官的怎麼還壞？”農民回答道：“本來我們選了村長，好的狠，我們大家都信得過，但是鎮裡不久把他給免了，換了他們的人，壞得狠！”我說道：“你們想過沒有，這官為什麼這麼壞？”農民說沒想過。我說：“這些當官的根本就不是你們選出來的，而是鎮裡指派的，他好壞、升降都由鎮裡管，怎麼可能為你們辦好事呢？”農民們點頭承認。我接着說：“你剛才說了，你們自己選的人好的狠，這說明只有你們選出來的人才會給你們辦事；辦的不好大家不滿意就不選他，把他給免了！”農民們連連點頭稱是，但又說：“可是自己選的還是會給上級給換掉啊！”我說：“別說村官，就是鎮官、縣官、省長，都由你們自己選出來，那他們還會對你們不好嗎？”農民說：“那怎麼可能呢？自古當官的都是皇帝任命的。”我說：“錯了！在外國，當官的，就連他們的主席總統都是老百姓選出來的，都給老百姓辦事，你看人家生活的多好，你說這樣好不好？”農民們紛紛說：“那當然好啦！”我說道：“不要相信任何領頭的，咱們自己就是領頭的，什麼當官的，咱自己決定，干的不好或者不老實，咱就免了他，他啥也不是！這就叫民主，不是別人給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民工們聽到我的話，個個群情振奮，那天幹完活竟然不要錢，但我還是執意給了。還給我留了詳細通訊地址和呼機號碼，臨走還對我說：“看得出你是真關心我們窮人，今後要多給我們指路啊！”不過，我以後沒再跟他們聯繫，因為再聯繫，國家安全局的同志們就要注意我了。不過，這件事說明幾個問題：第一，農民對毛澤東的崇拜建立在一種模糊認識和謊言欺騙上，基礎極不牢固，只要把毛澤東真實的生活情況公布出來，他們的崇拜立刻會發生動搖、甚至煙消雲散；第二，農民不排斥民主，他們甚至渴望民主。只要民主主義者做好啟蒙與宣傳工作，就一定能爭取到占人口絕對多數農民的支持。
　　常青花園的房子我們只住了一年，到了二○○一年我和妻子先後都到武昌上班了。常青花園離我們單位有二十多公里路，還沒有直達公交車，每天二人跑得都很辛苦。此時我們已經準備要個孩子，擔心每天這麼跑會不利於懷孩子。於是，我倆打算在武昌租一所房子，或者買一輛車。後來一算帳，租房子一個月要八九百，條件好一點的甚至要一千多；買車要投入十萬，每月的折舊加各項費用要將近兩千，十年以後還報廢了。與其這樣，不如咬咬牙貸款買套房子，首期付個七八萬，每月還上一兩千，十年以後房子還是自己的。當時我們手頭有八萬來塊錢，又向幾個朋友借了幾萬塊錢，在武昌買了一套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四室兩廳住房，離單位有六公里遠，算是很近的距離了。買完以後，吸取了上次的教訓，找了個正規的裝修公司簡單地裝修了一下，連家具帶電器帶裝修只花了六萬多塊。
　　　　　　　　　　　　　　　　　　七、官場眾生相
　　按理說銀行應當算一個金融企業，而不是官場。但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國有銀行卻沒有脫開行政機構的影子，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場：銀行里所有的職務，都對應以相當的行政級別；各級機構之間上傳下達、公文旅行、文山會海。即便是不懂任何金融業務軍隊轉業幹部，只要一進銀行就降半格安排以相應的領導職務。那幾年銀行收入高，有點門路的轉業幹部蜂擁而至，從業務處長、支行行長到辦事員，到處都是轉業幹部。雖然軍隊轉業幹部的人品一般都還比較好，但說實話，外行領導內行是難以有什麼好結果的。
　　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總是聽別人叫行長為“老闆，老闆”的，心裡就挺不舒服。這銀行又不是個人開的，行長不過是國有資產的一個管理者罷了，憑什麼叫“老闆”呢？因此我凡是見到行長，都只稱呼他行長，而不是“老闆”。行長最初對我還是不錯的，那時我還不會用計算機做表格，有一次手工畫了一個複雜的統計表，被行長看見了，於是行長稱讚道：“啊，畫的不錯，一清二楚。”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們處長接受了K地區分行的邀請，去他們那裡春遊。招待得很豐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魚、烏龜、幼鯊、龍蝦和其他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可是偏偏我生了一副賤腸胃，覺得這些大名鼎鼎的、象徵着“高尚生活”的東西根本就沒什麼吃頭，比起母親給我做的糊辣湯、羊肉燴麵、雜麵條等簡單飯菜味道差遠了。這是我才體會到：一個人從小養成的口味是多麼難以改變；而以前官方宣傳的毛澤東只愛吃紅燒肉，恐怕也並非因為生活簡樸所致。我所愛吃的那幾樣東西，比起紅燒肉的價錢可是差遠了。再想一想這一桌子值好幾千塊錢，相當於幾個農民一年的辛苦，心裡實在覺得難受，於是勉強吃了幾口就再不動筷子了。當時我心想：看來這些所謂的“上流人物”過的生活也不過如此，除了窮奢極欲還能有什麼呢？
　　我們春遊的K市是一座保持得相當完整的古城。那天我們一行人沿着城牆觀賞遊覽，在城牆邊的樹林中發現幾個尖嘴猴腮的人聚在一堆抽煙，一見到我們就手忙腳亂地往樹林深處走去。廉處長看着幾個瘦骨嶙峋的背影，搖了搖頭說：肯定是一幫吸毒的，好好的人幹啥不行，幹嗎非要往死路上走呢？遊覽完了城牆，我們又遊覽古城的街道。街道兩邊密密麻麻地開的都是髮廊，濃妝艷抹、卻又土的掉渣的髮廊小姐曖昧地向我們招着手。
　　晚上，由K地區分行的佘行長安排我們到該市最大的一家娛樂城“活動”。臨去之前，廉處長叮囑大家說：“唱唱歌是可以的，但決不許洗桑拿、保健按摩、不許跳黑燈舞！我們是組織人事幹部，一定要給下面做出表率來。”等我們去到那裡，發現已經有十來個“小姐”在那裡恭候了。佘行長是個又高又粗的壯年人，一看就屬於那種精力過剩一類的，見了我們滿臉堆笑着說：“沒啥，耍耍輕鬆一下嘛。”只坐了一會，佘行長拉起一個“小姐”到舞池裡跳舞去了。過了一會兒，舞廳燈光暗了下來，只能影影綽綽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識地一直盯着佘行長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個“小姐”接吻。春遊回來後我把這件事報告給了處長，處長顯出很吃驚的樣子。後來過了幾天，分行發了一本書叫《銀行思想政治工作匯編》。我翻了翻，裡面有佘行長的一篇大作《論銀行家的思想修養》，裡面煞有介事地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為一個銀行家，一定要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必須經得住金錢與美色的考驗，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是個人民公僕，必須處處堅持黨性與原則。這是一個銀行家最基本的修養……”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參加了人事系統的年終報表會。大家來到一個賓館裡，好吃好喝好玩，順便做報表。把我負責的這一塊的真實情況做了個報表，結果一匯，數字不平。於是在老同志的幫助下一改再改，總算調平了，可是我一看，這數據跟我掌握的實際情況驢唇不對馬嘴。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期初數就是假的，期末數也是假的，一加上真實的幹部變動數據，結果必然是錯誤的。已經成為我的同事的段科長見我急得滿頭大汗的樣子，一邊幫着我修改數據，一邊告訴我他做了幾十年報表的心得：千萬不要想着真實情況如何，只要根據領導意圖定好年末數，再根據上年年底的報表數字當年初數，中間的數據瞎編就行啦，只要報表平了就沒問題。我不解地問：“那幹嗎還做報表呀，這數據有什麼用啊？”段科長嘆了口氣對我說道：“有些事情，都是領導們定的，咱們只能根據領導的吩咐去做，別的也管不了啊。”
　　轉眼到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又到了招收大學生時候了。總行給了我們行一百七十個進人指標，可是行里決定只招十個。這是因為總行對進人指標要求越來越嚴，控制的很緊，要想用指標辦些走後門的事，就得“開源節流”。於是總行的進人指標我們全要了，卻只用了十個，截留了一百六十個。當時廉處長已經調任分行紀委書記，人事處已經換了個新來的處長，姓申。總行跟我們要每一個新進大學生的花名冊，申處長就命令我把所有投了自薦書的大學生拼湊一百七十個人報上去。為了湊夠數目，連根本就沒進我們銀行的我的女朋友都被拉上去湊數。上報數據時，有“填報人”一欄，申處長要我簽字，我不肯簽。他說這有什麼關係，出了事有行長和我頂着呢。於是我假裝答應簽字，但到底也沒簽。直到現在，總行的人員名單裡還保存着這些假張三、假李四的名字。
　　那麼，這些節流下來的進人指標用到哪裡去了呢？一九九七年夏天進來這麼一個人：國家某位部委領導的侄子。這個人本來是××省××縣××鄉××村××組的一個農民，不知從哪裡偽造了一個大專畢業文憑，自稱是學金融的，來報到時操一口難以聽懂的鄉音。我讓他說普通話，他卻怯生生地說不會。我根本無法相信，一個真正離家到外地上過三年大專的人竟然不會說普通話，於是懷疑他根本就沒上過大專。我一邊給他辦手續，一邊順便裝做請教他的樣子問他“布雷頓森林會議”是那一年開的？他聽了眼睛直發愣。我隨手翻了翻他的檔案，發現他的《貨幣銀行學》科目是九十分。《貨幣銀行學》能考九十分卻不知道“布雷頓森林會議”這類金融ABC的人，我還真是頭回領教。幾天以後，我碰到另外一個畢業於該校的跟他“同班”的女孩（【注】此人也是“走後門”進來的，因為總行當時規定進人必須擁有本科以上學歷，但這個女孩文憑卻是真的）來報到，她說在學校里從來沒見過這個人。後來這個人被分到某個處室，才幾天工夫那個處室的邊處長找上門來，罵道：“你們人事處真是不干‘人事’，看看給我分來個什麼渣滓！”我們連忙問究竟，邊處長怒氣沖沖地說：“這個人什麼都不會幹，只有安排他拖地、往碎紙機里碎文件之類的勤雜活。結果發現他……不會用拖布！碎文件時他把一大摞文件一起往碎紙機里塞，一下子堵了，就用手去捅，把我嚇得個半死，要是把手指弄出個殘廢來，我還真不好交代了，只好自己動手碎文件了。那人每天都帶本武俠小說一直看到下班——????，幸虧還認識幾個字。”
　　我剛到人事處不久，行里安排副處級以上幹部公款出國考察，連那些已經退休的也有份，實際上是出國去玩。有一個已經退休的女處長一輩子沒坐過飛機，來處里填出國表格時還擔心地問：“坐上了飛機，那飛機會不會飛上去下不來呀？”管出國這事的張科長聽了，笑着說道：“您放心，飛機這玩意，沒有在天上下不來的，最不濟的也是掉下來。”後來出國之後，有些年紀比較大的處長根本就轉不動，也吃不慣西餐，每天都待在賓館裡打撲克、泡方便麵吃。
　　一九九七年春天，處里教育科姚科長也高升成了副處長，調到行政處去了。這位姚副處長很有意思：當年參加省里組織的職工教育工作研討會，住在一個豪華的大酒店裡，晚上組織者安排了跳舞活動。姚副處長愛跳舞，心裡興奮，早早地就開始梳妝打扮，足足搞了一個多小時，直到用掉半瓶摩絲、渾身香味四溢、皮鞋象鏡子般光亮。可是走到了舞廳門口，看到那些搔手弄姿的坐檯小姐，心裡頓時沒了底，於是問別人：“這些小姐小費得多少？”同伴告訴他，按這裡的檔次少說也要四、五百。“這麼貴呀！”姚副處長不由地感嘆道，於是徘徊了一會又回房間去了。晚上同房的人快活完了回來，看到姚副處長已經睡了，睡夢中還在喃喃地說夢話：“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安全保衛……也很重要……”
　　處里給姚副處長開歡送會。一般單位的行政處都是管福利發放、財務報銷、司機等後勤工作，屬於有錢的衙門。姚副處長很高興，歡送會他做東，一頓飯吃掉兩千六百塊。吃完以後申處長一邊剔牙一邊說：“活動一下吧。”於是我們到了漢口青少年宮的愷撒世界。上了三樓，發現走廊里密密麻麻地坐了足足五十個以上的坐檯小姐。那年通貨緊縮，小姐們的生意也開始不好做了，一看到前呼後擁的十幾個客人個個精神為之一振，眼巴巴地望着我們。處長大人坐到包房裡，媽咪趕緊進來介紹小姐。那媽咪長得十分漂亮，的確有傾城傾國之色。在挑選了十多個小姐以後，申處長笑眯眯地看着她說：你留下來陪我吧。那媽咪趕緊說：我是媽咪，不上台的。申處長很失望地“哦！”了一聲，再也沒多說。媽咪覺得過意不去，忙吩咐幾個上台的小姐說，一定要把客人招呼好！聽了這話，坐在我身旁的那個女孩開始一下子躺過來了。
　　當時的愷撒世界算武漢檔次比較高的娛樂場所，裡面的坐檯小姐還都比較漂亮，也很有氣質。指定給我的那個女孩長的也挺不錯的，但我那時還挺純，總覺得縱情聲色、逢場作戲不道德，連忙站起身對申處長說：處長我請個假，我女朋友病了，我要去學校看看她。申處長看了看我，眼光里透露出一種不信任：“真的嗎？怎麼白天沒聽你說。”我忙說姚副處長就要走了，我想給他餞了行再走。申處長這才同意我走，並指派司機小梁送我。我忙說不用了。由於走的慌裡慌張，連包都忘了帶。一出包廂的門，就看到走廊上兩個媽咪在吵架，一個說：生意不好做，好不容易來了撥客人，你卻一個人獨占了，大家有錢得分着賺呀。看到我出來還以為我是來挑小姐的，又不吵了，一直目送我走下樓梯。到外面我才發現忘了皮包，又返身去拿，又看到她們爭吵。從愷撒世界裡面出來，我長出一口氣，馬上給女友打了個電話匯報情況。第二天上班，處長一見我就問：“你女朋友得了什麼病？”我說是發燒了，他聽了還是將信將疑。後來，剛被提為副處長的段老找我談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年輕人出淤泥而不染當然是對的，可是有時候也得講究策略，也得隨大溜，當出頭鳥容易被打入另冊，以後可要當心點啊。段副處長對我是一片愛護之心，說話也很策略，點到即止，可卻讓我不寒而慄。
　　到了一九九七年底，隨着我的資歷的加深，我也開始參與考核處級幹部了。印象特別深的是在M支行那一次。那天我和申處長到了M支行，說明來意，馬上就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姑娘來給我們端茶倒水，很是殷勤。我以為她是一個勤雜人員或者秘書之類的角色，也沒多理她。後來M支行的桂行長來了，召集了所有科級以上的幹部來開會。我一看，哇，眼前幾乎全是年輕漂亮的小姑娘，剛才那個端茶的小姑娘就是支行辦公室主任，正科級。一看花名冊，居然比我還要小一歲。桂行長先念自己的工作總結，基本上是表揚和自我表揚，最後無關痛癢地說了幾點“不足”。接下來輪到諸位佳麗發言了，桂行長迴避，諸位佳麗一個個單獨跟我們談話。在等待的空閒里，我問申處長說怎麼這個行都是小丫頭在當官？處長微微一笑說，這是桂行長的愛好，他無論走到哪裡就提拔一批小丫頭圍着自己轉。小丫頭們進來發言了，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誇獎桂行長，比如“有魄力，勇於開拓”啦，“事業心強”啦，“無私奉獻、任勞任怨”啦，“作風嚴謹、一絲不苟”啦，“正派廉潔、克己奉公”啦，“關心群眾、平易近人”啦……等等，總之這世界上的一切美德都屬於桂行長。當然，她們說桂行長也有缺點，不外乎三條：“有時有些急躁”、“不注意自己的身體”、“有時候對下屬太苛刻”。聽着仿佛是缺點，可是仔細一琢磨，“有些急躁”不是說他事業心強嗎？“不注意自己的身體”不是說他“無私奉獻、任勞任怨”嗎？那“有時候對下屬太苛刻”不就是說他對下屬要求嚴格嗎？我一方面驚詫咱們中國詞彙的豐富，另一方面也真佩服這些小丫頭年紀不大，政治上卻進步得這麼快，提前成熟了。我暗自想：這桂行長每天也真叫爽啊，當行長威風凜凜不說，還有一幫白領麗人眾星捧月般圍着轉。只有一位“靠邊站”的三十多歲的女“副科級調研員”發了牢騷，她說自己生不逢時，剛來行的時候是個女行長，喜歡小白臉、奶油小生，自己熬了七、八年才到副科；等到自己人老珠黃了，又來了個男行長大力提拔小丫頭，自己副科的位子還得給她們騰出來，才三十多歲就成了“副科級調研員”。申處長聽了笑得合不攏嘴。晚上桂行長為我們設宴接風，申處長乘着酒興把這事當笑話拿出來講了，引得哄堂大笑。我坐在一邊，心想那個“副科級調研員”這下算是徹底完了。
　　回來把白天民主測評結果一統計，發現打一百分的占絕大多數，一票六十分，估計是那個副科級調研員給的，還有幾票九十九分的，一平均是九十八分——真是接近十全十美了。我一邊匯總數字，一邊心想這“中層幹部”都是桂行長一手提拔的，這些小丫頭要是按正常程序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熬到現在這個份兒上，桂行長的特殊愛好使她們一步登天，怎能不心存感激？光調查這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見，怎麼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
　　在寫考核總結材料的時候，我也當了一回惡人，報復了一個我很厭惡的副處級幹部。這個副處長是給領導開小車出身，當時管報銷。我剛到人事處那會兒，一次到財務去報銷到北京出差的單據，裡面有一張三塊錢的空調候車票。這是當時漢口火車站亂收費時搞的，哪怕只從候車廳直接上車一分鐘不坐，都要收空調候車票，現在好象已經取消了。我報銷時這個副處長在旁邊看到了，一看我是一個小年輕，不知道我是人事處的，於是馬上過來耍威風，硬是讓我把空調候車票撕下來重新填一個報銷單。我倒不是心疼這三塊錢，而是覺得這廝實在無聊。不過我當時沒吭聲，按照他的要求重新填了單據，心裡卻恨透了這個善於用最小的權力耍最大威風的小人。後來他知道我是人事處幹部以後，卻前倨後恭，又對我熱情無比，總是遠遠的跑過來打招呼。我最看不起的就是這號勢利眼，於是面上雖裝出笑臉，卻打心眼裡瞧不起他。後來考核幹部時他原本不歸我考核，我硬是主動要求寫他的考核材料，那個考核他的科長一聽正好省得他寫，高高興興地把那個副處長的材料交給了我。這個副處長本來在群眾中威信就很低，一總結打分是全行倒數第二。我一看，更高興了，於是寫報告時玩起了文字遊戲，把群眾說他“很想把工作搞好”抄成了“也想把工作搞好”，一字之差，前者強調的是他有責任心，後者則強調他沒能力、工作沒搞好。結果讓他得了個“基本稱職”，好長時間灰溜溜的。
　　去考核的大多數行情況大同小異。我們每次都空手而去、滿載而歸：不光是考核材料，而且也有各地的土特產、高級香煙、高檔茶葉。我沒有拒絕，作為人情往來在當時的情景下也不可能拒絕。中國的腐敗文化浸淫了每一個生活在這個國家裡的人，我自己也不能免俗。我承認，我心裡也有黑色的欲望，也想抽好煙，喝好茶。事實的確是這樣，我不想隱瞞。作為文章作者我本可以把自己描繪成一朵鮮花，顯示自己多麼的廉潔，多麼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不想那樣做。這是歷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根據考核要求，凡九十分以上的都是“優秀”等次，我算了一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考核的處級幹部都很“優秀”，打八十多分的都算是很少的了。這些幹部果真那麼“優秀”嗎？我想，銀行里占全部資產總量百分之三十多的不良資產率和頻頻爆出的大案可以說明問題。
　　一九九九年春節前夕，某個支行爆出了涉案資金達三個多億的特大金融詐騙案件。這個二級分行的一個辦事處，從辦事處主任到看大門的老頭全部勾結起來，採取多種野蠻的、巧妙的手法大量地放貸款：先以銀行的名義高息集資，再按高息放給那些資金騙子，一切存、貸都以“帳外帳”進行體外循環。直到案發，這種勾當已經幹了一年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膽大包天的辦事處主任居然連續五年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這個案子發了以後，行里的領導們急得焦頭爛額。後來追回了一部分，其餘的經過一年多的做假帳、發放假貸款、挪用信貸資金填補了這筆虧空。這起數額巨大的詐騙案被精心掩蓋起來，上億的老百姓的血汗錢就被幾個犯罪分子鯨吞掉了。那位膽大妄為的辦事處主任，後來得了左大腦萎縮，走路搖搖擺擺地跟跳舞一樣，行里怕他沒了死無對證，還要花錢給他治病。
　　除了這個案子，當時有個二級分行還辦了個什麼實業公司。開辦了不到一年時間就虧損了四千多萬，可是光招待費就花了二百多萬，平均每天接近一萬。可是最後一查，每筆虧空和開銷有有記錄在案，也抓不到什麼把柄，只好將公司的老總開除了事。後來有人在四星級漢口天安假日酒店見到過他，天天在那裡打保齡球健身，活得別提多滋潤了。
　　一九九八年上半年上邊來了個政策，職工誤餐費從原來的每月一百五十元上調到三百元。但是行里領導把這個政策變成了：行長、副行長級上浮四百五十元，正處級上浮四百元，副處級上浮三百五十元，正科級上浮二百元，副科級上浮一百元，一般職工上浮五十元。看了這個分配方案，我頓時氣不打一處來，罵道：難道他們當官的比一般職工多長了幾個胃，需要這麼多誤餐費？管勞資的小鄭科長回答說，那當然了，他們吃的多，拉屎放屁也多。沒見那麼多“改革新舉措”出籠嗎？
　　雖然當官的連一筆小小的誤餐費都捨不得放過，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繼續發揚謙虛的美德。當省紀委讓填報《領導幹部收入申報表》時，那些平時拿錢時從來就當仁不讓的領導們卻一個個忽然變得偉大的謙虛起來。他們忙於各種改革大計，當然沒有時間親自填這張小小的表格，於是就羞澀地指揮我們填“一千五百元/月”、“一千三百五十三元/月”……並註明“除此之外無其他收入來源”。這些表格居然就通過了，真不知道省紀委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
　　當官的糊弄老百姓，老百姓也就糊弄當官的。當時我們處所有年輕人全都迷上了遊戲，一個接一個地打，一邊打遊戲一邊辦公，有時候乾脆把門一鎖不辦公，人事處變成了電子遊戲廳。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開電腦打遊戲，一直打到下班時兩眼發黑地離開，晚上睡覺做夢都在想遊戲的情節。至於申處長讓我寫的五花八門的“總結”、“匯報”材料，儘管我很能寫，但是就是不想動筆，於是把以前的類似材料拷出來改改時間、改改大標題糊弄他。有一次他忽然要一份以前的材料，他看了一會兒以後他跑到我辦公室驚訝地對我說：咦？怎麼今年的材料和去年一模一樣？連裡面的小標題都沒改過來！說完回辦公室了。過了一會又跑過來對我說：“你可不能這樣糊弄我呀！”我撓撓頭一笑表示歉意。
　　一九九八年夏天武漢市統計局給人事處勞資科派來了個活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單位統計調查表》，我們拿去請示處長，要轉發給各二級分行、支行填報。處長說，咳，自己的事情都忙不過來，統計局還沒事找事，你們幾個看着辦吧。說的輕巧，“我們幾個”如何知道全行那麼多二級分行和支行的詳細情況？於是我們一直就這麼拖着，到最後期限沒辦法了只有加班信口胡謅。那天晚上，管勞資的小鄭科長坐在計算機前敲數字，我在旁邊“構思”數字，邊打遊戲邊加班。我們的典型對話是：“二十二欄填多少？——三百九十吧——三百九十？多了點吧？——那就三百——太整了吧——那就三百零七吧，有零有整——好，就三百零七，那第二十三欄呢？”——就這麼完成了這統計表。按最後期限報到統計局，發現我們竟然是第一家！再後來……我們接到了市統計局的通知，評小鄭科長為“全市統計工作先進個人”，評我們單位是“全市統計工作先進集體”，要報先進材料。我們一聽這個消息，禁不住仰天大笑。
　　我開始動筆寫先進材料——可是有什麼“先進事跡”呢？一邊打遊戲一邊填報表？肯定不行。於是我大膽地展開想象，吸取了以往見過的“先進材料”的優點寫到：“……小鄭同志為了早日完成報表，騎着自行車冒着四十度的高溫奔走於各下屬單位之間，晚上回來加班填報。有一次，由於連續加班四十八小時，他神情恍惚，回家時一頭栽進了水溝里……還有一次，他忽然發燒到三十九點五度，仍然堅守崗位……終於出色地完成了統計任務”。寫完以後給小鄭看，他邊看邊笑邊罵：“靠！你這哪裡是表揚我，簡直是在咒我啊！”後來材料報上去了，領回了一本鮮艷的證書和五百元獎金，小鄭請客大家吃了一頓。席間，我們自然又談到了這套調查表，小鄭一臉無奈地說，可憐國家統計局的工作人員們正忙着匯總這些子虛烏有的數字，再報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做決策參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