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如此改革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人事處新調來一個處長。這位新處長姓申，將近五十歲了，精力充沛。申處長一來我們處，看着幾個年輕的面孔，興奮地連聲說：“好！好！組織部里的年輕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來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們多學習！”從那以後事事都要我們拿主意，辦完以後告訴他一聲就行了，他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哦！好，好！”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申處長一上任就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改什麼呢？應當說前任留下的底子還算不錯，我剛一進行時還感覺到某些正氣。但是申處長急於建立新功，就說：要改革，非改不可。於是他陪着老闆跑到深圳“考察”了一番金融業，回來時就已經成竹在胸了。
　　申處長開始讓我們夜以繼日地整理改革思路。應該說，一開始我還真以為這種改革是借鑑了人家的先進經驗，以為這種改革能夠解決好客觀存在的人浮於事、任人唯親、機構臃腫等弊端的。因此，我以一種很認真的態度對待這件事，可以說每一句話都是字斟句酌，每一個數字都反覆演算。然而，當時我就有種感覺：申處長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於浮躁了，因為人事體制改革涉及到成千上萬名職工的切身利益，稍微處理不好就會引起矛盾，在沒有充分調查研究和取得試點經驗的情況下就在全行推廣，是不是太輕率了？
　　第一個“改革舉措”就是“適當拉大拉開收入差距”。申處長和計財處的賈處長共同定了方案，根據行政職務來確定收入係數，把行長與普通員工的名義收入差距從二點五比一擴大到五點一比一，正處級的差距從二點一比一擴大到四點五比一，副處以下變動不大。由於工資總量是由總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據方案一測算，行領導、正處級名義收入幾乎翻了一番，副處級增長百分之三十，正副科級以下基本持平，普通職工下降百分之三十。這就是“改革”，實際上是把職工收入的一部分轉到了少數人手裡。方案一出，全行譁然，在分行人事工作會議上，各二級分行和支行紛紛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但是行長力排眾議，強行執行貫徹執行了。
　　其實誰都知道，很多國有企業的領導在用車、住房、醫療……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職工不可比擬的特權。比如說住房，領導們的住房不僅面積是普通職工的三倍，而且占據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樓層、最好的朝向，按市場價格計算，光住房一項“領導”們就比職工多得到數十萬元甚至更多；再比如說用車，領導們比擁有私車還划算，說是“公車”，但實際上有幾個單位的領導肯把自己的車拿出來“公用”的？車位、修理、耗油、過路過橋……一切都是公家出錢。光行長一個人就擁有兩部坐車：平時坐凌志；應付上級檢查時坐皇冠3.0。這實際上就是一種隱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搞市場經濟時，有很多上市公司為拉關係、搞貸款無償贈送原始股，通常數以萬計，一旦上市後就價格不菲、獲利很多。普通的職工哪裡有這種待遇？這在全國金融系統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然而某些人並不以此為滿足，非要從職工那裡挖掉一塊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裡，這種“改革”就成了他們斂聚財富的一種手段。我還注意到在這個方案中，正處級和行級的差距始終不大，而副處級則差了一倍，這恐怕是因為制訂政策的申處長和計財處的賈處長都是正處級的緣故。在那年的工作總結上，申處長讓我寫下了如下的話：“實行拉大拉開收入差距以後，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出現了人人比奉獻比業績的可喜局面”。
　　第二個“改革舉措”就是“實現下崗分流，人員精簡”。正式職工不太好惹，就從臨時工開刀。於是數以百計的儲蓄崗位臨時工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工作，丟掉了飯碗。處長對這個改革舉措的評語是：“精簡了人員，提高了效率，使職工普遍產生了危機感，全行職工精神面貌為之一振。”
　　第三個“改革舉措”是“精簡機構”。由於分行有二十多個處室，每個處室各管一攤，支行也有對應的科室。機構臃腫的現象的確是存在的，但是問題出在各個環節，特別是總行和分行。申處長大刀闊斧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處室，可分行機構紋絲不動，於是各個支行不得不一個科室對幾個婆婆，光開會和收發文件都忙不過來。機構精簡了，但是人員卻沒法安排，那麼多“科級”、“副科級”怎麼辦？於是想出幾個新名詞“科級調研員”、“享受科級待遇”和“科級行員”，干科員的事，拿科長的錢，又引起了普通職工與這些人之間的矛盾。退下來的科長、副科長們也不服氣，都不好好干。
　　就這樣，“改革新舉措”一個接一個出籠，三把火把全行燒的烏煙瘴氣。我們私下裡給申處長和計財處賈處長起了個綽號：“改革家”。只要有誰被處長叫到辦公室里，出來以後大家都調侃般問：“怎麼樣，‘改革家’又有什麼‘改革新舉措？’”後來慢慢地，“改革家”的綽號傳到了全行，很多人都這麼叫。我們又覺得他們可能也聽到了，覺得這麼叫太刺耳，於是用了隱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漢語音譯為“瑞富門”。
　　
　　隨着我的深入觀察和思考，我發現這些既得利益者們所倡導的“改革”實際上是一種打着改革旗號的掠奪。他們的每一條措施都顯得“跟中央保持着一致”，都有一條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實際上卻是對誠實勞動者的剝削。因此我漸漸地對這種“改革”產生了厭惡和牴觸情緒，開始懷疑自己每天做這些工作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我的價值在哪裡？我意識到自己無意中成為了他們的幫閒。
　　由於“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全行出現了“不適應工作者”辭職下崗的“可喜局面”。高學歷的、血氣方剛的大學生、研究生紛紛辭職、調出。其中一個碩士研究生，來行後就被分到城區支行做信貸員拉存款，由於不是本地人，本人又不善辭令，因此存款總是完不成任務，結果幾乎每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資。他們支行行長還說：碩士有個屁用？都是些書呆子，拉不來存款，架子還挺大。那研究生也想走，臨走時找我談了話，他說自己不想每個月八百塊混下去了，自己的價值不止這麼一點。我勸他好好想一想，行里真正的科班碩士研究生出身的還不多，日後可能會得到重用。他說他要去找行長談談，看看行長是否挽留，要是挽留就留下來。過了兩天他來找我說，他找行長說自己想調走，行長只說了一句：好，去辦手續吧。
　　面對這種情況，申處長卻一點都不擔心。他說，讓他們走吧，毛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去留隨他們的便。這些人不安心工作，成天要待遇，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心裡想，哼，人走了留下指標正好走後門不是？你是恨不得再多走幾個。當然，我沒敢說出來。在這種小氣候的影響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懶，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處於一種渙散狀態。我剛進人事處時感覺到的那些正氣和勤於學習的風氣，此時已經蕩然無存。
　　應當承認，我並不是一個好幹部，我沒有足夠的膽量和這些人面對面鬥爭，因為自己還要在這裡謀生。我只有靠消極怠工，或者跟他們唱對台戲來發泄心中的不滿。那幾年行里頻頻舉行各種各樣的考試，有職稱的、有上崗資格證的，我每次都監考。我心想，你們腐化墮落，憑什麼來難為職工？職工考不上上崗資格有下崗的危險，決不能讓你們得逞。於是凡是我監考的考場，全都出奇地寬鬆，我甚至冒着風險給職工們通風報信，讓大家抄個痛快。儘管很多職工我一輩子可能就只見這一面，但我還是這麼做了。後來我調離了銀行到H公司以後，有一回到銀行去辦事，幾個儲蓄員小姑娘認出了我，感激地對我說，我們都記得你呢！你是好人！我心想，一生中有幾個人記得我的好處，這輩子也算值了。
　　一九九七年底一九九八年初，全國最後一次房改。申處長任分房小組組長。分房子是單位里矛盾最尖銳的時候，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初的三個多月里我們都沒見過處長几面，處里的日常工作由段副處長負責。
　　由於這次分房是“末班車”，怕以後趕不上了，我連忙和剛參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結婚證。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來有個打分標準，把房源畫個表貼出來，根據排序先後進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這次採用“宣布”的形式：把職工叫進去，告訴你哪裡有套房子，你要不要？這種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鬧，結果鬧的凶的、沒後台的幾個被貶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後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進行晚，排名靠後，也懶得吵鬧，於是輪到我挑時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樓，你要不要？”我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事後才知道在分房子時候申處長還是照顧了我的。
　　廉書記又一次顯示了高風亮節。他本來是副廳級，完全可以住面積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行長樓”，可他卻偏偏挑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處長樓，樓層也不怎麼好。後來，我曾經問他為什麼放着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說：我是紀委書記，要做出表率，按照國家政策我這個級別的幹部住這麼大的房子已經是超標了，房子夠住就行了，要那麼大幹什麼？又不開舞會，另外我這人喜歡清淨，不想和他們攪和在一起。
　　分房子還有個奇怪現象：領導們的司機房子好，行政處管伙食的科長房子好，伙食科長一人獨占兩套房子。後來消息傳出去引起了公憤，伙食科長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為行長家裡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長用公款操辦的，十多年風雨無阻。至於司機嘛就更不用多說了，幾乎所有單位的小車司機都享有特權，因為……因為他們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那年秋天我受申處長指派，跟計財處的那位“瑞富門”一同去查處某二級行發獎金沒有執行“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的情況。到了一個辦事處找職工談話，一個職工冷冷地說：我們現在沒什麼錢。每個月八九百塊工資，孩子上學都要用掉一半多，水電煤氣電話每月都是二百多，剩下的還有多少？我愛人單位效益不好，一個月只三百多塊。支行好不容易發了人平一千塊獎金，要按“級別”拉開，我們能有幾個錢？還讓不讓人活了？“瑞富門”一本正經地說，“錢多錢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義，實現‘按貢獻取酬’，你貢獻大，可以多拿嘛！你們支行不執行就是不對的。”我在旁邊聽他的話實在忍不住了，來了個陣前倒戈，說道：“分行的政策本來就不合理！按級別發放是搞級別的不平等！同一個級別上不也是平均主義嗎？哪裡是按‘貢獻’取酬？打破了哪門子平均主義呀。”於是，我們的“聯合稽查”不歡而散。這事申處長知道以後，也哈哈一笑，竟然沒批評我。
　　　　　　　　　　　　　　　　　　九、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鄧小平逝世了。那天早晨上班時我聽廣播裡響起了哀樂，頓時心中難過起來。本來我這個人從不為那些高高在上政治家們流淚，他們的死活並不關我什麼事情。而對鄧小平，我更是有很多不滿之處：一是腐敗的蔓延，二是一九八九年事件。
　　然而幾天后單位開追悼會，通過電視看江澤民致悼詞時，在不知不覺中我的眼眶竟然濕潤了。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內心裡對這位老人原來是有感情的。不過，我不想在眾人面前落淚，於是就拼命地壓抑着自己，想忍住淚水。然而當我聽到江澤民念到“全國人民感謝他”這一句時，我終於忍不住了，大顆大顆的淚珠滾落在地上。是的，我作為人民的一員，感謝鄧小平。正是他，把那密不透風的鐵幕掀起了一角，讓我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從此讓我們明白怎樣作為一個人有尊嚴地活着；正是他，讓我們可以自由地呼吸，從此不再被那無孔不入的精神枷鎖壓得喘不過氣。
　　鄧小平生前厭惡個人崇拜，一直不允許印刷他的肖像，他去世以後才印製了一批畫像。追悼會那天下班以後，我走街串戶想買一張他的畫像。無奈買的人太多，大小書店竟然全部脫銷。我沒有放棄，一直跑了大約十幾家書店，終於在一個小書攤上買到一張鄧小平的肖像，回到宿舍後鄭重地掛在了牆上。畫上的老人微笑着，注視着我。我凝視了一會，又忍不住掉了眼淚，向他鞠了三個躬。後來女友來我宿舍玩時，吃驚地問我掛鄧小平的畫像幹什麼，又不好看，我還跟她吵了一架。
　　不僅是我為鄧小平的逝世流淚，我的母親在看電視時也流了眼淚。鄧小平逝世那天正好是農曆正月十三，第二天太原市政府就發布了命令，禁止進行元宵節慶祝活動。母親後來說，鄧小平真是好事做到底，一直等我們的燈籠賣到最後一天才去世，要是早幾天去世，我們一年辛苦做的燈籠一個也賣不出去了。
　　應當說我對鄧小平的情感是複雜的，愛恨交織。我們這個幾十年受壓制、受侮辱的家庭，能夠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漸漸走向富裕，靠的就是鄧小平的政策。從這個角度而言，我愛他。我始終難以原諒他對腐敗的縱容和對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壓制，從這個角度上而言，我又恨他。不過我還認為他是睿智的，在國家陷於風雨飄搖的時候把穩了舵，沒有出現更大的動盪和社會的崩潰；一九九二年當改革陷於停滯的時候，又是他拖着老弱之軀南巡，親自推動改革的繼續深化，並最終明智地走向了市場經濟。
　　中國雖然避免了蘇聯式的崩潰和內亂，但也付出了道德進一步淪喪、政治體制改革停滯、腐敗大面積蔓延、兩極分化嚴重的慘重代價。然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向前看，立即着手解決這些日積月累、堆積如山的問題。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讓我看到了希望，我殷切地盼望着，他們能夠走出這勇敢的一步。
　　一九九七年發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的“七一”回歸。那時我的工資大部分都用於補貼女友的生活費和為她找工作上了，手中一直沒什麼積蓄。當時電視機的價格還很貴，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電還要賣兩千多塊錢。可是我的民族情感驅使着我一定要看“七一”回歸典禮，於是六月三十日下午我向同事借了一千多塊錢，加上自己信用卡上的一千多塊，又透支了五百多塊，和女友一起到漢商漢口商場買了一台“廈華”牌二十五寸彩電帶回吳家山的家中。晚上我把天線支好，和女友一起熬夜看了接收儀式。那時的心情，頗有些揚眉吐氣的感覺。
　　　　　　　　　　　　　　　　　　十、找工作
　　一九九七年，我的女友臨近大學畢業，找工作的問題迫在眉睫。那幾年全國經濟不景氣，大學生畢業分配成了頭痛的問題。我處於人事崗位，按理說近水樓台先得月，可以想想辦法把女友弄進我們銀行。但是，我並不願意女友到我們銀行工作，一是當時經過“改革”，我的收入下降到一個月九百多塊，進這個銀行也沒啥意思；二是我對人員臃腫的國有商業銀行的前景不看好，總覺得早晚有一天銀行會精簡人員，好不容易進來，說不定哪天又被裁下去。
　　我當時比較看好留在大學任教。在我看來，大學教師壓力不大，而且進可攻、退可守。所謂進可攻，就是指假如某人真有縱橫商海的本事，就可以一邊當教師一邊經商，而且可以利用大學教師的地位廣泛結交社會關係；所謂退可守就是指利用大學內的便利條件繼續深造，在學術上取得成就。正因為如此，留校任教成為當時的熱門職業，別說本科生，就連好多碩士、博士研究生也不一定擠得進去，競爭十分激烈。
　　我畢業以後和系主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係。我這個人不喜歡過河拆橋，在現在這個急功近利的社會中，這樣的人並不是很多。系主任很是欣賞我這一點，一直鼓勵我讀他的研究生。但是，一則我害怕數學，二則我覺得財經非我所好，與其自己費勁地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如把這個名額讓給有志於財經研究的人。因此，我對系主任的好意一直都是支支吾吾的。在一九九七年春節過後向系主任拜年時，我跟他講了想讓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這是這麼多年以來我第一次開口求系主任辦事，系主任雖說本科生留校有點難度，但又說留校主要看系裡的意見，爽快地答應安排我的女友。
　　從系主任家裡出來，我欣喜萬分。原本以為難於上青天的事情，竟然這麼輕易就辦成了。我歡天喜地跑到學校把這一喜訊通知了女友，卻沒想到她不但沒有露出欣喜的神色，反而噘起了嘴。原來我的女友跟我一樣對這所大學十分失望，不願意留校任教。我說，現在人家研究生留校都那麼難，你就將就一下吧。就這樣，我一直以為女友留校是鐵板釘釘了，也就沒再管過這事。
　　轉眼到了“五一”節，我又到系主任家裡看望系主任，問起了女友留校任教的事情。系主任驚訝地說，咦，不是她跑來跟我說她不願意留校嗎？我見她態度堅決，就把那個名額讓給一個研究生了。我一聽，頓時覺得五雷轟頂、雙眼發黑。從系主任家裡出來我直奔學校，問女友怎麼回事，女友說自己確實不想留校，就在系主任徵求自己意見時說了不願意留校的想法。聽了女友的話，我簡直氣瘋了，恨不得抽她兩個耳光：好不容易找來的工作竟讓她這麼漫不經心地給推了！我氣哼哼地問，那你打算怎麼辦？女友說：不是可以進你們銀行嗎？我一聽更生氣了，咆哮道：你以為我們銀行那麼好進？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求我們行里那些當官的！女友也來了氣，說：你不管我好了，我自己找。當晚二人不歡而散。
　　也許是我大女友四歲太寵着她的緣故，女友喜歡我行我素、隨心所欲做事，一遇到挫折卻又無能為力。那年五月武漢市公安局來招人，女友也去了。女友成績好，人長得也漂亮，面試順利過關了。公安局不同於一般單位，需要調檔案政審。一政審，竟然發現女友檔案里有一個行政記過處分。這次處分也是女友我行我素的後果：那是她大學二年級的期末考試，她們的監考老師是學校里被稱做“四大名捕”之一的女政工人員。以前我上大學一年級時候被她監考過一次，不但監考的嚴，而且喜歡管閒事。那次考工業會計，我做完題目後在草稿紙上畫世界地圖玩，被她給看到了，竟然跑出去告訴了會計課老師。那個會計課老師來到我面前時我正在那裡專心致志地畫地圖，老師看到我這個樣子，就問我：“你是胸有成竹了不是？”我一聽就知道壞事了，那老師肯定要報復我。果然，我那年工業會計考了個不及格。此後我記住了這個“名捕”，一聽是她監考就告訴女友說：別人誰監考都可以作弊，但碰到這個人可一點小動作也不能有！結果女友沒聽進去我的勸告，考數學時帶了一張抄了幾個公式的紙條放在鉛筆盒裡進了考場，還沒來得及看就被“名捕”給抓了，當場沒收了考卷以零分計算。
　　當時我們都只以為這次被抓只是弄了個不及格，誰也不知道那個名捕還執意報到校辦給記了個處分。現在想起來這個傢伙真是夠壞的，屁大的事情，偷偷摸摸地記處分，也不跟學生說一聲，害學生一生。中國的大學裡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總養活不少吃白飯的政工人員，充斥了這類心理變態的迫害狂。此時女友政審才知道這個天大的事情，頓時沒了主張，跑來問我該怎麼辦。我還在氣頭上，就說：能怎麼辦？你不是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嗎？要是留校任教哪會有這種事情？女友也沒一點辦法，只有嗚嗚地哭。
　　生氣歸生氣，但還是得想辦法解決這個事情。好在幹了幾年人事，知道檔案之類的東西總有人管着，只要買通這個管檔案的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把處分抽出來，也就太平無事了。於是我找了我一個以往留校任教的朋友，讓他打聽誰是管學生檔案的人。世界真是太小了，那位管檔案的老師竟然就在我這位朋友的隔壁集體宿舍里住，二人都是年輕人，關係還不錯。於是我請朋友牽線搭橋，給那位老師送了兩條“玉溪”，又把他們接出來到長春觀素菜館吃了一頓大餐。幾天以後，我又到學校里看望那位老師，那位老師說：“放心吧，已經弄乾淨了。”這樣，我這顆懸着的心才放回肚子裡。
　　然而這麼一折騰，已經到了六月份，找工作的好時機錯過了。眼見別人陸陸續續地有了接收單位，自己卻沒有着落，女友又是後悔，又是難過，天天哭鼻子。我白天在漢口上班，晚上還要跑到武昌為女友的工作活動，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也是天無絕人之路，到了六月末，有一個政府機構來招收公務員，全校只要一個人。系主任又一次幫了我的大忙，他跟這個政府機構的領導私人關係非常好，於是向人家力薦我的女友。就這樣，我的女友算是否極泰來，當上了公務員。
　　為女友找工作的半年，可以說我每天都殫思竭慮，結局還算不錯。不過，這半年對我的摧殘是很大的：本來我的面相一直比實際年齡年輕；經過這一年的奔波，反而顯得比實際年齡老了許多。
　　從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能幫人處且幫人”，因此在人事處那幾年，我也想盡辦法幫助好幾個些同學或者同學的親屬找了工作。一九九七年春天，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回到了武漢市。大學畢業時他本來很想留在武漢，但由於沒有合適的單位而去了廣東湛江中行。去了以後很不習慣，一直夢想着回到他喜歡的武漢。到了一九九七年，他終於痛下決心辭職，想考研究生再到武漢發展。於是，我把他接到自己的宿舍里，和他同睡一張床。這位同學自尊心很強，不願意在我這裏白吃白住。我利用人事幹部的身份找了我們銀行下屬期貨公司的老總，給他找了個經紀人的工作。經紀人的基本工資才四百塊，收入全靠拉客戶，可那時根本拉不來客戶，於是幾個月以後我又輾轉通過關係給他找了一份相對穩定的中保人壽的內勤工作，月薪一千多塊錢，算是夠生活用了。為了方便他考研究生，我還把他引見給系主任。後來這位同學沒有考上研究生，但幾經歷練適應了社會，現在在武漢市自己開了一家公司。這位同學和我之間幾乎是以兄弟相待，我父親去世時，他趕來幫忙張羅後事，還和兒子一樣給我父親帶了孝。
　　當然，“人上一百，各式各色”，我在幫助別人找工作時也遇到過特別沒良心的。有一次有個姓劉的熟人，請我幫他下崗在家的弟弟找份工作。這個人原來在一個廠里當電工，後來廠子垮了。我找了我們大樓的物業公司人事部經理，幫那人找了一個電工的活，一個月有六、七百塊的收入。按理說這個收入算很不錯了，我的月收入在“改革”後也只有九百多塊。那天我領着那人去報到時，他竟然連一句“謝謝”都沒對我說。當時我心裡就好大不高興，心想：就是給狗餵塊肉，狗還衝我搖搖尾巴呢。不過礙着他哥哥的面子，我也沒發作。誰知幾個月過去後，我遇到物業公司人事部經理，那經理告訴我說，那電工吊兒郎當地幹了兩個月，領走工資後就不辭而別了。我一聽非常生氣，不禁暗暗罵道：“媽的算什麼玩意，費好大的勁給你找了飯碗，要走你也得打個招呼啊。你一拍屁股走了，害得老子欠人情債。”於是我只得跟人家人事部經理賠不是，說自己對那人不了解，實在對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