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下崗工人
　　計劃經濟時代的企業只講產量產值，不需要自己操心虧損還是盈利，虧損的企業靠上級的撥款仍舊維持着生存，因此國有企業真實的經營情況被掩蓋起來。一九七六年時，全國就已經有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陷於虧損狀態，投資利潤率、百元資金產值率不斷下降。八十年代國有企業試行承包製改革和廠長經理負責制，不但沒有改善國有企業的處境，反而因為監督缺位造成國有企業資產的進一步流失。以前的國有企業，工人小偷，領導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變了廠長經理的大口鯨吞，把國有企業掏成空殼後一拍屁股走人，自己發財或者異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企業需要自己找市場、搞競爭。在短缺經濟時代，即使是殘次產品也是不夠用的，根本談不上什麼競爭。到了物資豐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頭了。於是，一股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工人下崗失業的風潮席捲了中國大地。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失業大潮中，我在鄭州的兩個表姐、兩個表姐夫、表嫂，在武漢的堂兄、堂嫂均成為數千萬失業大軍的一員。我的父母雖沒有領到“下崗證”，但也跟下崗人員一樣，一連幾年拿不到工資。
　　我最早聽說下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輟學的那半年。不過那時不叫下崗，而叫“放假”。當時鐵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沒有活干，紛紛“放假”回家。那時正是一九八九年事件剛過，新領導人特別重視社會穩定工作，因此下令銀行發放“安定團結貸款”，就是沒有活干也要貸款發工資。後來我在銀行的時候見到過不少“安定團結貸款”造成的呆帳壞帳，企業早就不存在了，帳卻還掛在銀行。到了一九九二年，開始實行內容是打破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的“破三鐵”改革，結果矛盾激化，出現了被裁員回家的工人跳樓自殺和報復企業領導的事情，於是漸漸地也就不提“破三鐵”了。
　　“破三鐵”不提了，可國有企業的困境卻愈演愈烈。銀行的“安定團結工資”救救急可以，但長期靠銀行貸款養活着幾千萬人的嘴坐吃山空，也畢竟不是長久之計。這些虧損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發工資，轉眼就山窮水盡了。說到國有企業工人下崗，我作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會贊同某些養尊處優的經濟學家和官僚們所說的那樣是所謂“改革的陣痛”。在我看來，這是長痛，為以前的統治者試圖一步登天地搞社會實驗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作為從小在鐵路工人社區長大的工人子弟，我自然對工人階級懷有深厚的情感，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一直着意地關注。多年來，我比較注意研究和思考國有企業現象。恰好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觸及很多國有企業，與企業的幹部職工接觸。根據我的觀察，中國的國有企業具有一些在西方國家企業根本就沒有的劣勢，這是導致中國國有企業問題嚴重的根本原因。這些劣勢表現在：
　　一是沒有競爭，企業沒有正常的淘汰機制，企業沒有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正常的企業如同人一樣，具有生老病死的過程。西方國家的老企業破產、新企業興辦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國以前的幾十年裡，由於強調所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企業能生不能死，一個企業無論多麼孱弱，多麼不合時宜，都可以無憂無慮地存在下去。許多早就應當破產倒閉的企業，卻不退出市場，繼續徒然地耗費着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幾十年時間裡，中國竟然沒有一部《破產法》，直到一九八八年，瀋陽防爆器材廠才成為第一個破產退出市場的企業。到了改革開放後競爭興起，這些一無優勢、二無積累的企業，自然成為第一批淘汰對象。
　　二是沒有集約經營意識，只有粗放經營傳統。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片面追求產量產值、不管質量效益；企業一味擴大生產規模，不注意搞技術革新和產品的升級換代；企業技術陳舊設備落後，產品“傻、大、黑、粗”，質量低劣，能源和原材料耗費卻相當驚人。從二○○○年到二○○四年間，我曾經多次到幾個瀕於破產的老紡織廠調研，發現這些廠均有同一個特點：多是六、七十年代興建，自興建之日起，就有許多機器是從上海淘汰下來的、三四十年代生產的舊紡織設備，早就過了報廢年限，故障多、殘次品多。然而在盲目追求產量的年代裡，這樣的企業數量很多。在計劃經濟年代，只要完成生產指標就行了，產品質量再差也可以進產值。企業的生產利潤全都作為利稅收上去，企業自身沒有積累，也無力進行技術和設備革新。到了市場經濟年代，面對新建集約型企業生產的高質量、低價位產品的競爭，這類企業怎麼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國有企業之間、銀行與企業之間不存在真正的市場關係。無論是甲企業還是乙企業、無論是丙銀行還是丁銀行，都是國家的，相互之間的關係無非是一件衣服上的這個都還是那個兜。企業沒有信用意識，三角債拖欠嚴重，九十年代初全國投入上千個億清理三角債也沒弄出個頭緒來。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個大建築企業去，看到企業當年應收帳款居然高達五個多億，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陳年老賬，甚至還有十幾年前的欠賬。那個企業窮困到什麼程度，可以這麼形象地說：企業已經拖欠了十九個月的工資，那時臨近春節，企業千辛萬苦籌集了二百萬元發放過節費，四萬名職工人均五十塊；據說附近有些娛樂城裡的做台小姐就是該企業一些女職工，妻子坐檯、丈夫護送，情景可悲可慘。銀行也沒有風險防範意識，企業要錢就給。前面提到的“安定團結貸款”，就是一種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給的錢。銀行的資產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儲蓄負債得來的，是要還的。銀行大量貸款收不回來，只好拼命拉存款寅吃卯糧地維持頭寸。企業的資產也是國家的，地皮也是國家的，銀行就是打官司也難以收回來，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過從這個兜里掏到那個兜里，還要繳納一筆數額不小的訴訟費、代理費、執行費。但是早晚有一天這些錢還要有個說法，那時還需要全體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價。這種沒有信用意識，是體制性的誠信缺失，加劇了當代中國社會原本就嚴重的缺乏誠信問題。
　　四是法制、法規不健全，行政干預嚴重。中國的國有企業多有上級主管部門，企業法人由主管部門指派，外行領導着內行，甚至企業經營行為都由上級主管部門指手畫腳。培養一個既懂市場、又懂經營管理，既不謀私利、又肯於真抓實幹的企業家本來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級主管部門的行政干預之下，企業法人說換就換。中國是個官本位的國家，社會精英多集中在權力部門而不是經濟部門，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最好的結果就是獲得提拔去當官，而不是辦企業。俗話說“術業有專攻”，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未必是一個稱職的官員。而在西方國家，除了要求企業照章納稅和正當經營以外，政府並不怎麼管企業的經營，人家的企業反而生存的更好。這就是一個悖論：西方國家的對企業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創造外部環境，制訂法律法規；而在中國，政府對企業抓得很死，什麼都要管，卻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獨獨忽視了為企業創造外部環境，造成企業行為失當、假冒偽劣盛行。二○○○年，我與某縣一位管工業的副縣長談話時，那位縣長就曾經得意地說：“縣裡的那些企業，都是我們手裡掐着玩的。”後來，我到過一個瀕於破產的服裝廠調查，這個服裝廠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紅火，是當地的明星企業。然而上級主管部門撤換了原來的廠長，非要搞承包製改革，讓私人承包了這個企業。私人拿着國有企業的資產一點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為，短短幾年就讓企業從原來的生意興隆變成瀕於破產。承包期滿，承包人吃肥了，自己發財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無路的工人。
　　五是中國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企業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國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開始陸陸續續地向福利國家過渡，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無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體系。一個人從上幼兒園起就享受補貼；上中小學則是免費受教育，有的國家還提供免費的午餐；上公立大學免費或低價，只有私立大學才是全自費的；失業則提供失業保障金，對低收入者提供廉價住房；看病則有全民免費醫療或者是醫療保險；老了則有社會發放的養老金或養老保險。企業除了在經營時為了這些福利的實現繳納各種稅收外，基本沒有什麼額外負擔。而中國不一樣，雖然福利水平很低，但無奈人太多，負擔也不輕，全都由單位背着，企業效益好時沒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腳地花錢，利稅全部上繳；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維持着福利開支，更加舉步維艱。我的父親年輕時單位有公費醫療，但那時身體健康，除了感冒發燒拉肚子外沒什麼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單位卻因為不景氣報銷不了醫藥費，前前後後治病花掉了二十四萬，絕大部分都是我母親糊燈籠賣掙的錢和子女掏的錢。而那些沒有錢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條路了。就連企業的退休人員也要企業負擔，有些企業歷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幹活的還多。這樣的企業，怎麼可能好起來？
　　六是企業內部缺乏正確的激勵淘汰機制。只要不犯政治錯誤就能進不能出，無論多麼不稱職的人都照樣拿工資；企業內部分配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干和不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養舒坦了一批懶人笨人，傷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後人們漸漸獲得了擇業自由後，很多能人紛紛離開國有企業另謀高就，而相對能力較弱的卻沉澱下來，企業的人員素質越來越差。其實大家可以認真回憶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有幾家不是每天上班時間在大門口、車間裡聚集一幫無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二○○○年我接觸過一個總是發生請願事件的建築機械廠，了解到該廠的職工里有相當一部分是老職工子弟接班入廠，文化層次低、技術生疏，重大事故和人為設備損壞時有發生，廠內經常出現做私活占用公家東西現象，甚至部分職工監守自盜，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圖紙、工器具賣給廠外私人經銷部或用於私活。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場暴雨後，該廠的部分圍牆倒塌，廠里拿出錢來讓職工砌牆，竟然無人願意幹活，不得已請來一個農村建築隊。一九九七年底新來了個廠長，要加強勞動紀律，對幾個外出攬活的職工做出了處分，結果這幫人圍毆並砍傷了新任廠長，導致該廠無人敢出面當廠長。沒飯吃不行，一九九八年該廠職工還先後多次上街鬧事要生活費。銀行的信貸員上門討貸款，也被這個廠的工人認為是“黃世仁逼債”，多次謾罵、侮辱信貸人員，弄得銀行的信貸員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裝做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把國有企業的職工都寫成一副“無私奉獻、任勞任怨”的樣子，再為今日他們的悲慘處境喊兩句口號；“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說些同情工人階級貧苦的話，寫一些諷刺和抨擊“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輓歌”，就可以占據廉價的道德優勢。但我不願意這麼做，因為我寫文章憑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懷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進行材料取捨，刻意誇大或者掩蓋某些事實。根據我多年以來的觀察與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長於它的昨天，國有企業的苦果早在國有企業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經種下了。多數人天生具有惰性，沒有生存的壓力就不會去開拓奮進，而國有企業內恰恰缺乏這種壓力。
　　七是對企業家的地位認識錯誤，奉獻與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業家道德風險難以防範。在西方國家，企業家作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組織者，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對合法所得的私有財產的保護，則使得企業家們安心賺錢。因此，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多半集中在企業家階層里。西方企業家的收入高低，與企業經營好壞密切相關。如果經營不善，企業家只有破產，自己承擔責任。然而中國卻是個官本位國家，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被當作一種罪惡，得不到法律保護；要想成為人上人，那你就得當官。社會精英都集中在官場裡勾心鬥角、拉幫結派。而官場，卻是不能創造任何社會財富的。精英過度地集中在官場，只會浪費人才資源；還容易造成政策不連貫，朝令夕改。企業家則沒有真正的社會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來安心經營企業。國有企業的領導如果經營得好，收入也還是那麼多一點；經營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還可以異地做官，甚至反而獲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業家逐漸心理不平衡，產生了歪門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剛參加工作前後，武漢發生了“於志安事件”。於志安是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併兼黨委書記、總經理於一身，還擔任武漢市經委副主任，又有全國工商聯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漢市政協常委等多種身份，也算是個能人，短短十年時間裡勵精圖治，把一個原本陷於破產邊緣、五千多職工沒飯吃的武漢汽輪發電機廠，弄成了“全國五百強”企業，十年來利稅增加了一百倍。然而，於志安認為這個企業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獲得的卻遠遠與他付出的不相稱。於是於志安以自己的名義，利用企業集團跨國投資的機會，在菲律賓註冊成立了一個註冊資本為六十五萬美元的電廠，並於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賓。後來中國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萬美元的註冊資本，但此時人家已經不在乎這六十五萬美元了，每年電費的收入就有一千萬美元。除了武漢的於志安，還有雲南的儲時健，也屬於這類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業不同一般單位，企業經營是存在風險的，因此對企業家的監督存在着進退兩難的情形：假如監督太嚴，企業家無所適從，不敢承擔風險，那企業肯定好不了；假如監督太松，企業家道德風險又會給企業帶來巨大損失。
　　八是國有企業內權責不明，監督缺位。國有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但實際上政治統治者才是企業的真正主人。靠宣傳“工人階級主人翁”態度當然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早晚有失效的一天。當宣傳失去效果以後，“主人翁”就會自發地採取措施報復往日的欺騙：怠工、盜竊、不負責任。二○○二年，我跟某個企業的一位下崗職工談話，那位工人回憶起當年廠里花好幾百萬從日本買了一條進口生產線。當時簽合同時，誰也不懂經濟合同，沒料到還要花錢請人家日方來安裝調試，因此合同里沒有安裝條款。買回來以後，才想起來廠里無人懂得這台生產線的安裝方法，日本人就獅子大張口，提出的安裝調試費用比買生產線的錢還多。無奈，只好連包都沒拆，把機器設備放在車間二樓閒置。後來有一次市里搞文明企業評比，打掃衛生時清理到了這套設備，一幫工人誰也不心疼，就把設備從二樓抬着扔到一樓，一樓的工人又抬着機器扔到院子裡的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任由其風吹雨淋、腐爛鏽蝕，最後變為一堆廢鐵。企業的廠長經理無論干好干壞，只要政治上沒有站錯隊，都可以繼續升官。企業領導也由上級領導任命，一個人一個口味，走馬燈一樣頻頻更換。二○○○年，我曾經到一個特困企業去調查研究，企業的一名老工作人員告訴我：這個企業在十年之內換了十九個廠長，最長的待兩年，最短的待三個月。每個人一來就按自己的好惡隨心所欲，比如說廠里辦公室前面的花壇，有的廠長來了喜歡弄假山，有的來了改成養魚池，有的則喜歡草坪，有的又喜歡種樹。換個領導就折騰一次，光為了這個小小的花壇就不知道白花了多少冤枉錢，企業怎麼能不窮？到了承包製和廠長負責制實行以後，企業的一切行為都由領導說了算，為他們蠶食鯨吞企業財產打開了方便之門。工人既無權監督，自己也並不乾淨，只好任由企業惡性循環，最後破產垮台。
　　九是企業建設盲目上馬，大嗡大哄，造成巨大損失。由於統治者急於求成，中國經濟在五十年時間裡經歷過幾次大的冒進和倒退，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和損失：一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畝產萬斤，這次冒進除了累死不少人，也造成了全國的大饑荒，餓死二三千萬人。二是一九七○、七一年的小躍進，遍地“五小”開花，設備落後，浪費驚人，污染嚴重。例如當時在陝西延安這個資源少、品位低的地區，投資二千多萬元興建一座鋼廠、兩座鐵礦和三個鐵廠，建成五年虧損三千七百多萬元，甚至超過了建廠投資，最後不得不於一九七九年關閉了鐵礦和鐵廠。三是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洋躍進，當時提出要興建十大鋼鐵基地，十大化工基地，十大能源基地，又急功近利地遍地從國外引進技術設備。由於長期“突出政治”，貶抑商業，當時中國人根本就不會做生意，買了不少洋垃圾回來，或者因為技術人員跟不上無法使用，放在外面風吹雨淋最後報廢。改革開放後，又經歷了幾次過熱與蕭條，每次都是一哄而起、一鬨而散。我曾經走訪過一個鐵合金廠，是國家指派銀行貸款一億七千萬元興建的，剛動工就遇到一九八九年搞“治理整頓”壓縮基建，工程就停了下來；到了一九九二年復建，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年，建築材料價格漲了起來，錢不夠用了，於是又追加貸款。就這麼停停建建十多年，到一九九七年鐵合金市場出現了供過於求，於是上級又決定停建下馬。機器設備因缺乏保管狀態很差，拍賣才得了七八百萬元，都養活職工吃干喝淨了。最後職工還沒有安置，連本帶息幾個億就這麼打了水漂。
　　十是企業人員臃腫，近親繁殖，勞動力素質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國有企業有一個西方國家企業所沒有的現象：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
　　在西方國家，即使企業老闆兢兢業業地幹事業，也免不了在激烈殘酷的競爭中敗下陣來，留下來的卻都是精英企業。為了生存，資本家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對產品升級換代、不斷革新；拼命地壓低原料消耗和人力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對確實有能力的人才，資本家必須不斷加薪，以利用他更好地為自己賺錢；資本家更不會自己貪污自己的財產；雇員能進能出，自己也有壓力；萬一失業則有社會保障體系給予救助。而在中國的國有企業里，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我並不一概否認那些革命領袖試圖消滅剝削壓迫、實現人人平等的偉大理想，但是社會變革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的多，稍微不甚就會釀成巨大的災難。然而，統治者們往往急功近利，恨不得一覺醒來就一步登天地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結果欲速而不達，反而給老百姓帶來無窮的苦難。直到今天，我們還要為那些早就死去多年的領袖們的浪漫主義即興之作付出巨大的代價。
　　應當說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所提出的減員增效、優化資源配置、明確產權、拉開收入差距等等措施都還是對症的，看到了問題的本質。但是問題在於，操縱這些改革的主動權不在老百姓手裡，而是在官僚——精英集團的手裡。精英集團所進行的“改革”，也和我當初在銀行里經歷的那樣，完全是從精英集團的私利為出發點的，因此必然是絕對地不公正的。這就是昔日革命浪漫主義傑作的後遺症：不改革是死路一條，要改革則是一場赤裸裸的掠奪。我們生在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用我們的智慧和忍耐，和着血淚咽下叱咤風雲的偉人們所留下的那一杯苦酒。
　　正如任何人都無法免於一死一樣，不管你是否願意，無論什麼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分成精英和群眾這兩個大集團。即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塵埃落定以後依然如故，無非是出現了一些個人的沉浮。中國的改革最初是由官僚——精英集團發動的，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徹底反人性的動亂之後，無論是精英還是群眾都需要有一個正常的秩序，因此改革最初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然而精英和民眾利益並非一致，精英需要靠剝削民眾養肥自己過人上人的生活，需要靠壓迫群眾維持他們高高在上的統治地位。到了八十年代末，精英與群眾就已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到一九八九年衝突爆發出來，最終是精英集團通過暴力獲得了勝利。此後，民眾追求自己做主的願望受到壓制，中國脆弱而幼稚的民主力量在嚴酷打壓下日益分化瓦解，精英集團愈發的肆意妄為了。國有企業這個無人照看大蛋糕，就成了精英集團的囊中之物，任由他們巧取豪奪、肆意揮霍，到企業被吃干喝淨的那一天，他們一拍屁股換地方，而工人就要倒霉了。
　　跟官方的宣傳恰恰相反，中國國有企業的工人所遭受的剝削恐怕是舉世罕見的。幾十年以來，中國工人階級被灌輸“老有所養，病有所靠”，為了所謂“光明的未來”勒緊褲腰帶，被給予極低的工資。雖然毛澤東時代有所謂公費醫療和免費分房等福利，但也是難以滿足最低標準的生活需要。只是鐵幕重重，官方惡意欺騙宣傳，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工人階級是過着怎樣的生活，因此反而產生一種盲目的感恩心態。工人階級手中的財富數量之少，根本不足以完成任何財富的積累，一旦出現任何風吹草動就立刻陷於生活無着的赤貧境地。等到下崗失業，再加上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兩個惡政的雪上加霜，一些工人必然感到今不如昔，反而懷念起毛澤東時代來。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家，列車座位對面是武漢某個國營企業的推銷員。雙方都是年輕人，我們兩個互敬香煙後攀談起來，談到了國營企業的現狀。那個推銷員嘆了一口氣，說：“現在企業下崗真不得了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下崗”這個概念，不過不用他解釋，我立刻就明白這個概念是什麼意義。推銷員談到：他所住的家屬院，有一家下崗工人，孩子過年想吃肉，可是家裡沒錢買，於是大年初一，絕望的孩子的父親先殺死了妻子和孩子，然後自殺了。
　　回到家裡，我把路上那個推銷員的話跟父母講了一遍。我父母一陣難過，但旋即又問：咱們家不也是跟下崗一樣嗎？但這個社會只要你拼命地幹活就能生存，幹嗎要殺死自己的妻子孩子，難道對幹活的恐懼比對死亡的恐懼更甚？確實，當時我母親的企業早就名存實亡了，四五年沒有見到一分錢工資；我父親雖然退休，但退休金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半載。要是靠工資過日子，早就餓死了。我的父母不等、不靠、不絕望，從八百塊錢起家，也無當官的做後台靠山，慢慢地把生意越做越大，雖談不上發財，但養家糊口卻是沒問題的。並非我父母不同情那些走向絕路的下崗工人，但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路不走，非要選擇自殺呢？對比我們家在六七十年代的處境，現在的下崗工人還是要強許多，而且社會的包容性比那時還要大，為什麼反而生存不下去了呢？
　　我寫這番話並非是因為我對下崗工人不同情。恰恰相反，多年以來我一直致力於為底層民眾的利益而大聲疾呼。但是有一點我必須說：人一輩子生活必須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決不能指望什麼政府和善人的施捨。一些人可能會具有菩薩心腸，但即便是太陽的光輝也不能照遍宇宙的每個角落，更何況是人。人必須自強、自立、自信、自尊，必須居安思危、勤勞節儉、量入為出，日子才會越過越好。當然，一個人具備勞動能力、提高受教育程度是勤勞的前提，因此，我堅決地反對貽害子孫的教育產業化和謀財害命的醫療產業化。我支持一部分人通過合法途徑富起來，但反對一部分人窮下去。近一些年來，有一些人看到社會兩極分化的現實，就以為有機可乘，於是便又把毛澤東時代當作“失落的天堂”重新抬出來，蓄意不提當年充斥的罪惡，誇大那些鳳毛麟角的優點，試圖挑起混亂，火中取栗，也確實蒙蔽了一些老百姓。其實，就如同《國際歌》裡唱的那樣，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救世主，要創造自己的幸福，只能依靠自己。而那些政治騙子野心家們，也往往不是什麼好東西，挑起暴力和仇恨弄得腥風血雨、玉石俱焚，大不了是一次改朝換代，等到塵埃落定，老百姓該怎麼受壓迫還是怎麼受壓迫，等待下一次“革命”。中國的歷史這麼惡性循環了幾千年了，老百姓還是受壓迫受剝削受欺騙受侮辱。唯一跳出這個歷史怪圈的方式，就是讓老百姓擁有不流血地選擇政府、轟走不喜歡的政客的權力，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解放。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人事處開會。會上申處長傳達了武漢市政府內部控制的一條消息：全市的下崗工人已達三十萬人。武漢市城區當時只有四百萬城市人口，卻有三十萬人下崗，這個比例無論如何不能算低。武漢市保成路有一個夜市，裡面有很多下崗人員擺攤掙錢。一九九八年年初有一天下着很冷的雨，我在單位加班到夜裡十點多回宿舍，坐在公共汽車上凍得縮着脖子。經過保成路夜市時，我看到夜市里居然還亮着燈，一些下崗工人凍得瑟瑟發抖地守着攤子，盼望着在這淒風冷雨中能不能遇到一筆生意。我看到這個情景，禁不住覺得鼻子有些酸楚。
　　下崗工人多了，危及到了社會的穩定。但政府也沒什麼辦法，只好下令各個單位辭退農民工，搞“騰籠換鳥”招聘下崗工人。這時我們才想起來，原來還有比下崗工人更可憐的人：農民工。對農民的歧視，是從毛澤東時代留下的一筆沉重的政治遺產。當年我母親因為是農村戶口，連臨時工的活都找不到；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對農民的管制有所放鬆，也只是給了農民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而且仍然帶着歧視的烙印。即便農民更加吃苦耐勞也低人一等，要你滾你就得滾。
　　一九九八年夏天，市里在位於漢口青年路的勞動力市場舉辦了一次下崗工人供需趕集會，單位派我和段副處長兩個人去設攤子。會前，我們單位就辭退了一批農民工，騰出了保潔員、電梯工、鍋爐工等十五個崗位。保潔員工資低一些，一個月四百塊，鍋爐工和電梯工則因為屬於技術工種，工資高一點，六百塊。本來我們還覺得這次趕集會肯定忙得喘不過氣來，但實際情況卻出乎我們的意料。那天會場上熙熙攘攘的來的人也不少，但多數人看了我們的招聘廣告就走了，理都不理。而有些圍觀的還議論紛紛：“一個月四百塊夠幹什麼？”另一些人則失望地嘆息：“都是些伺候人的活。”
　　鍋爐工和電梯工收入高些，因此來問的人也多一些。但是，來問的人大多都沒有從業資格證。那是一個大熱天，大廳里因為人多非常悶熱，我和段副處長汗如雨下，午飯是買麵包就礦泉水解決的。但忙了一天，十五個工作崗位居然沒招滿。我當時就懷疑，來趕集的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下崗工人，因為我看到有些女的衣着鮮亮，還披金戴銀。後來司爐工和電梯工招滿了，但保潔員沒招滿。那些招聘上崗的保潔員也沒有干多久，不到半年就基本上都不辭而別了，最後我們單位的保潔員還是找了農民。
　　這次招聘會，使我對下崗工人的印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蒙上了一層陰影，繼而以偏蓋全地認為他們下崗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後來我跳出銀行以後，隨着閱歷的豐富，與一些下崗工人的深入接觸，以及自己的深入思考，我又逐漸改變了看法。下崗工人的處境，大部分責任在政府以往搞的那種不合理的企業制度，是國家虧欠了他們。因此，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緩解失業問題，對自己創業的失業人員要完全免除稅收扶植他們，更不應該搞什麼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來盤剝這些早已山窮水盡的下崗工人。
　　然而在現實中，那些處於強勢地位的人對這些落難之人，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憐憫。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和妻子逛江漢路，走到中國銀行天橋下面看到有個警察因為一個殘疾人“麻木”（【注】武漢人稱營運的機動三輪車為“麻木”）司機違章在路邊上人要罰款。“麻木”司機不給，二人吵了起來，那個年輕力壯的警察抖威風，把“麻木”連同患小兒麻痹後遺症的司機一同掀翻了。“麻木”司機自己站不起來，趴在地上喊：“這就是人民警察的威風嗎？打我一個殘廢！”當時現場有很多人圍觀，大多數沉默，只有一兩個人小聲嘟囔說無論有什麼理由都不該毆打殘疾人。那個警察聽了議論以後氣急敗壞地揚起手中的警棍，大吼道：“看什麼看？都給老子滾！”另外一個警察頭腦冷靜一點，拼命地拉他走，嘴裡還幫腔：“走，都走，不要妨礙執行公務！”看到這個情景我義憤填膺，想上去管閒事，但妻子拼命拉着我的手說：“別惹事啊，人家是警察！”我把手狠勁一甩，掙脫了妻子的手，走上前去把麻木司機從地上扶起來，這時我才發現司機臉上竟然流淌着血和眼淚。我低聲對他說：“起來吧，沒事了。”司機對我說：“兄弟，別管我，讓他們打！我不信這光天化日之下他敢把我打死！”這一聲浸透着血淚的“兄弟”，叫得我心裡格外沉重。
　　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在上班路上碰到一個賣“下崗”早點的女工和幾個“城管”在理論。大概是“城管”要收什麼費，下崗女工拿着一張收據哀求道：“剛才有人收過了，已經交了五塊。我今天到現在一共才賣了七塊錢，連本錢都沒收回呢，求求你們高抬貴手吧。”“城管”則一副正義在手、公事公辦的樣子：“你這是工商管理費，我這是市容監察費，不一樣，都得交！”下崗女工說：“我下崗沒人管，擺個小攤卻這麼難！”我在旁邊實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扭頭就走。我知道，即便我管也沒用，這些戴着大蓋帽、頭頂國徽的“城管”們會擺出一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教育我。我也知道，國家需要稅收和財政收入，可是難道這麼大的國家，連那些骨瘦如柴的下崗工人也不能放過嗎？
　　還有一些下崗工人為了謀生，就從漢正街批發一些小商品在鬧市街頭擺地攤賣。下崗工人沒本錢，所賣商品大都是小梳子、小鏡子、襪子、鞋墊等一些不值錢的小商品。我在武漢生活的這些年無數次地見到，那些城管人員不由分說地踢翻地攤，那些下崗工人如同耗子見了貓一樣驚慌躲避城管的情景。每看到這個場面，我的心裡就是說不出的滋味。
　　巴爾扎克說過：“苦難對於天才是墊腳石，對強者是一筆財富，對弱者是萬丈深淵。”我在生活中也曾經遇到過混得不錯的下崗人員，反而覺得自己下崗是福氣。那是二○○○年五月，我還住在漢口高雄路附近，當時訂了一份酸奶。一天晚上八點多鐘，給我們家送奶的訂奶員來收下個月的奶費。那個人看上去四十歲出頭，長得很高很瘦。等我交了錢開好發票，就跟他閒聊了幾句，得知他原來是在國營鋼木家具廠工作，廠子垮了以後已經下崗三年了，廠子垮掉的原因是生產的家具款式、質量都不好，沒有市場。當我問到廠領導有沒有貪污時，他說自己說不準，但那些領導都比自己富。而廠子垮了以後，那些領導有的調走，有幾個把廠子承包了自己搞。當我問到今昔相比哪個好時，他笑着回答，現在比以前強，下崗比不下崗強：以前在工廠里談不上累，但一個月只有四、五百塊錢，不夠用；現在每日風裡來雨里去很辛苦，同時做了兩份工作，但一個月可以掙到一千六百多塊錢。最後我問道：“如果現在再讓你回廠上班願不願意？”那個訂奶員自信地笑了笑，說：“還回去幹嗎？不回去了。”
　　不過，也有對下崗工人幸災樂禍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車，聽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售票員在那裡跟司機講，以前首鋼的工人特橫特壞，坐公共汽車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們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幫人給打了。講完以後她突然抿嘴一笑，說：“現在這幫人不神氣了，都下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