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多收了三五斗
　　一九九八年春節過後，我的父母離開了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太谷縣城，隨同我到武漢落戶，就住在我們在吳家山買的那套商品房裡。父母來了以後，仍然干做燈籠的營生，每天埋頭幹活。到了一九九九年春節，恰好武漢市有燈展，母親和我出去攔了幾筆生意，賣了三萬多塊錢。當時山西還有一些存貨，恰好武漢市的燈展在春節前籌備，而山西賣燈籠則在春節以後。這樣時間錯開了，父母在春節之後又回到山西賣了幾天燈籠，也賣了四萬多塊錢。二者合計，一共賣了七萬多塊，是我們家做燈籠生意以來收入最多的一年。
　　父母看到收入如此可觀，以為在武漢是大城市，做生意挺容易的，於是想把生意做大。於是，在一九九九年春節過後，母親就琢磨着印製一些廣告畫冊，以利於以後推銷時使用。我會畫畫，又在單位里學會了電腦，於是就自告奮勇地承擔起畫冊的設計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我終於設計出一份相當不錯的宣傳畫冊，找了一個印刷廠印製了三千多份，花掉了四千多塊錢。為了便於生產，父母又花了六萬塊錢，在我們住的那幢樓的二樓買了一套八十平米的兩室一廳作為焊燈籠的車間，又租用了三樓的兩套和二樓的一套房子用來作為倉庫和糊燈籠的場所。
　　那一段時間父母雄心勃勃，決心要在他們有生之年，建立一個具一定規模的家族企業，給子孫們留點產業。恰好我舅舅的小兒子華周初中畢業，舅舅為了讓他謀生把他送到我們家來跟母親學做花燈的技術。而我在節假日都回家幫忙：設計廣告，推銷，給燈籠上畫畫。那一兩年，家裡總是快樂而忙碌。
　　然而父母很快發現以前的估計實在是太樂觀了。武漢這地方號稱“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胃口特別大。前來買燈籠的那些企業和政府辦事人員中，幾乎沒有一個不索要回扣的。我們以前在山西賣燈籠時很少遇到這種情況，最多也是要求開發票時多開個百兒八十塊的算個跑腿費。但到了武漢我們很快就發現，來買燈籠的人都是張嘴明要回扣，而且要的特別狠實，一般都要到總價款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只要現金。有一個企業來買燈籠的那個人，只買了一千二百塊錢的貨，卻要我們開五千塊錢的發票，可見下手有多狠。光要回扣也就罷了，問題是這些人一邊要着回扣，一邊還狠狠地砍價，說要圖回頭生意。起初母親還以為人家真的打算做回頭生意呢，就狠狠心讓了價，後來才知道這是人家的套路，下次來的時候還是這麼說，或者就乾脆不來了。有時，一些人還用鐵絲值多少錢、布料值多少錢來估算花燈的價格。就這樣一面砍價，一面要回扣，幾乎把我們家做燈籠的利潤全都砍去了。我母親看到這個情況，只得感嘆人家武漢人真是貨真價實的九頭鳥，把什麼機關都算盡了，只可惜武漢經濟還是這麼落後。後來父母做生意越來越艱難，想再回山西去做燈籠，又捨不得兒子。正在猶豫之時，我父親積勞成疾，查出來得了多發性骨髓瘤，於是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在我父親得病的幾年裡，我因為工作太忙、經常出差難以幫助家裡做事。母親一邊要照顧父親，一邊還要幹活糊燈籠、出去推銷，給人家送貨。二○○二年春節，有個客戶要我們在江漢路過街天橋上做一盞三米高的巨型宮燈，價格是兩千塊錢。宮燈做好後需要畫畫，雖然父親當時已經歷了將近十次化療，但還能夠起來，仍然忍着痛畫了兩天。後來我父親病重臥床，母親每次要出去推銷或者送貨之前，都要先餵父親吃飯和喝水，然後才狠狠心離去。
　　不光是生意難做，就連那些職能部門也經常來敲竹槓。當地的工商局、稅務所都要我母親訂什麼《工商管理》和《稅務管理》之類的刊物，否則就卡脖子。無奈，我母親每年都要花好幾百塊訂這些永遠不會看的雜誌，也從來沒有收到過一本刊物。即便是如此艱難，我母親依然覺得現在比毛澤東時代強，因為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雖然可惡，但自己還是能夠憑藉雙手掙口飯吃；而在毛澤東時代，卻連自己出賣勞動力的機會都沒有。
　　從二○○○年到現在，我們家歷年賣燈籠的所得如下：二○○○年，二萬元；二○○一年，不到一萬元；二○○二年年景比較好，賣了四萬五千塊；二○○三年賣了二萬六千塊；二○○四年，則只賣了一萬六千多塊。這些錢除了日常吃飯開銷之外，其餘的全部給我父親看病了。當然，和醫療產業化以後醫生開出的天文數字的治療費相比，這點錢還遠遠不夠。
　　　　　　　　　　　　　　　　　　十五、母親的病
　　從一九九八年起，我母親就總是持續低燒。母親這個人一向潑辣，就總是說這是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忙着做燈籠也不去醫院看。父母逐漸年紀大了，每天爬七樓很是吃力，後來就把二樓那套房子簡單裝修了一下，父母搬了進去。搬了新房子後，姐姐帶着孩子貝貝到我們家住了一段時間。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有一天母親抱着貝貝玩，貝貝小腳一蹬，踹到了母親的胸部，頓時一陣鑽心的疼痛傳來。母親用手一摸，竟發現裡面有一個雞蛋大小的硬塊。
　　母親到武漢同濟醫院去檢查，發現是一個很大的腫瘤，而且初查是惡性的。全家頓時陷入一片慌亂之中，惟獨母親一個人很鎮靜。她說，自己辛勞了一輩子，兒女也都長大成人了，過得都還不錯，自己的任務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無憾了。後來複查，醫院的結論又變成了無法確定，又要再查。這時，我在鄭州的一個表姐聞訊，說自己認識河南省腫瘤醫院的一個大夫，那人技術很精湛，救活了不少腫瘤患者。當時我父親尚顯得身體健康，於是母親由父親陪同一起到了鄭州，住進了腫瘤醫院。
　　那位大夫果然盡職盡責，經過專家會診，確定母親的腫瘤是良性的，暫時未發生惡變。後來那位大夫主刀為母親做了切除手術。我的母親是個非常堅強的人，在雞蛋大小的腫瘤切除下來以後，還要醫生拿過來親眼看了看。做完手術後，那位主刀醫生欽佩地說：自己做了大半輩子手術，敢於在手術台上直面自己腫瘤的，我母親還是第一個，真是少見的勇敢。為了節約費用，我母親做完手術只在醫院住了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後來母親對我說：“看來我的使命還沒有完成呢，上帝也沒辦法把我收了去。”望着母親憔悴而堅強的面容，再想起從小到大母親為了我們這個家辛苦勞作、四處奔波的情景，我禁不住感慨萬千，不由地想了起一首歌《我親愛的母親》。
　　　　　　　　　　　　　當年我的母親，通宵沒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鄉，辭別父老相鄰
　　　　　　　　　　　　　當時天色方黎明，她送我踏上遙遠的路程
　　　　　　　　　　　　　給了我一條手巾她祝我一路順風
　　　　　　　　　　　　　河邊落英繽紛，岸上露珠兒滾滾
　　　　　　　　　　　　　牧場芳草青青，夜鶯整夜啼鳴
　　　　　　　　　　　　　無論我去到哪裡，最難忘母親慈祥的笑容
　　　　　　　　　　　　　最難忘母親關懷的一雙眼睛
　　　　　　　　　　　　　拿起這條手巾，不由想起我的母親
　　　　　　　　　　　　　想起小草細語，榭樹搖曳不停
　　　　　　　　　　　　　這條母親的手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
　　　　　　　　　　　　　更有母親慈愛和殷切心情
　　即便是自己身染重疾，母親在河南省腫瘤醫院住院期間仍然不忘幫助他人。當時醫院裡有一個小伙子，才二十五歲，剛剛結婚一個月就查出來得了腦瘤。因為疼痛小伙子極度地灰心喪氣，有一天要跳樓自殺，幸而被別人拉住了。母親聞訊之後，不顧自己的傷口上還插着導流管，找那個小伙子長談了一次。母親從自己的經歷講起，告訴小伙子人生沒有過不去的坎，鼓勵他要樂觀豁達。經過我母親一番觸及靈魂的教育，小伙子豁然開朗，情緒穩定下來，平靜地接受了手術治療。但是遺憾的是，那個小伙子腦瘤已經擴散，沒有能夠活下來。
　　　　　　　　　　　　　　　　　　十六、離開銀行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以後，我已經越來越不願意在銀行里幹事了。當時一個月只掙九百多塊錢工資，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獎金。恰在此時，行里又給職工每人做了兩套工作服，並根據計財處賈長的建議為此扣一千元工資，平均每月扣二百塊。這樣，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錢以後只剩下了七百多塊。幸虧當時沒孩子，自己生活比較節儉，妻子單位收入也不錯，才沒有出現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終沒有什麼積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職工，卻已經明顯地感到生活的艱難。
　　一九九八年底，行里新的辦公大樓落成。大樓里的裝飾豪華無比：地上鋪的不是瓷磚，都是從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家進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個一千多平米的大廳里，石頭的紋理都不亂。行長辦公室是個寬大的套間，外間大約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鋪着昂貴的純毛地毯；裝飾着一個直徑將近一米的、全銅架的立式地球儀。陽台足有一百平米；辦公室的裡間安放着一張寬大的雙人床，裡面的全部家具都是進口的歐式雕花古典風格；在矮柜上，擺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進口液晶屏幕電視。行長新辦公樓落成儀式上自豪地說：全體職工都應該為這棟大樓自豪！是的，行長當然是有資格自豪的，因為我估計就算國務院總理的辦公室，也未必有這個辦公室豪華。由於這座大樓造價太高，引來了各式各樣“檢查組”、“審查團”、“審計小分隊”走馬燈般進駐我們行。本以為他們能查出什麼問題，但是結果發現他們總是來了又走，走了又來。有一次剛剛被提拔為審計處長的吳處長無意中說了一句：今年為應付審計，光招待費就花了一百多萬。
　　雖然辦公樓蓋得如皇宮一般豪華，但行長卻保持着艱苦奮鬥、勤儉節約本色。一九九八年九月向總行高級評委會申報高級職稱時，因為那申報材料表格設計得很複雜，我就用B4複印紙做了相關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給分行中級評委會十八委員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頁。按照慣例我先牛行長呈報。不料行長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說道：“怎麼用這麼大的紙？還有沒有節約觀念？這樣下去再大的家業也得讓你們敗完！”接着，他給我指出了應該怎樣節約：“拿回去，用A4的紙重新做！”我戰戰兢兢地領命，回到辦公室里忙了一個下午，才又把這些評審材料用A4紙重新弄了十八套，並把原來弄好的那些統統丟進了碎紙機。這次行長很滿意。後來我把材料發給廉書記時，跟他說了這件事。廉書記略微沉吟一下說道：“用B4的紙的確是大了點，不過……唉，以後注意吧。”

那次評審結束後，我把各位評委的投票結果進行了匯總，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準備申報給總行高級評委會評選。當我把名單呈報給行長過目時，他對這個結果不滿意。於是他掏出筆，劃掉了八個他不喜歡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個人。然後，對我說就按他修改後的結果上報。當時我心想，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了一九九九年春節，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發點獎金彌補一下自己生活的虧空。一天下午，行長召集賈處長和申處長在人事處辦公室開會討論年終獎問題，當時我坐在離他們不遠處，斷斷續續地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只聽行長說：近來審計署對我們查得很緊，今年過年就少發點錢，免得引起審計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誰知賈處長趕緊插話說：按人平一千計算的話，光機關就要七十萬，也是筆不小的數字，最好只發五百元，總額三十多萬就不算啥了。行長聽後點頭稱是。這次，申處長很難得地為職工說了句話：“五百塊太少了吧。這幾年職工收入下降很厲害，據我了解，很多職工扣了行服錢以後一個月只剩了六百多塊，過年就多發一點吧。”這時，我猛然聽到行長一聲尖叫：“五百塊還嫌少？比下崗工人強多了！就這麼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給！”就這樣，我們心灰意冷地領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終獎金：五張“藍精靈”。
　　一九九九年五月，國務院成立了四家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專門收購和處置銀行的不良資產，其人員多半從銀行中招募。當時我聽說銀行的組織機構要有重大變動，想着與其在這裡喝西北風、被人扒來扒去的，不如到新的機構里去試試。於是試着我提交了一份申請，結果被選上了。就這樣我離開了工作了四年的銀行，也離開了跟我朝夕相處四五年的同事們，來到了H公司。
　　我臨走前兩天，申處長領着全處人員到一家廣東餐廳聚餐。那天申處長喝了不少酒，動了感情。他對我們說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後罵我，甚至我都知道他們是誰，但是我不計較，我從來也沒有打擊報復過他們……其實，難道我就不想留下個好名聲、干出一番事業嗎？可無論我花多長時間精心準備計劃和思路，行長一句話就屁也不是了。行長不需要幹事的人事處長，他只需要一個事事聽話的人。我也是快五十歲的人了，行長成天想訓就訓，誰沒自尊？我能怎麼辦？後來，我也想開了，當了處長又能怎麼樣？當了行長又能怎麼樣？都一樣！人活着，就得圖個快活，什麼名譽、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覺得快活就行了，廉書記名聲比我好，可他也為名聲所累，事事放不開。接着他又對我說：我知道你有才幹，出去闖闖吧，興許能夠闖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個老實人，但是這裡確實不適合你。
　　申處長的這番話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釋了我對他所有的憤恨與不滿，甚至還激起了我對這裡的一絲留戀。畢竟我在這裡工作了四年，畢竟有那麼多朝夕相處、親密無間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處長的處境，回想起申處長給過我的一些照顧、愛護和關心；回想起申處長曾和我促膝談心，說自己正讀書時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輩子苦於沒有文化，現在你們條件這麼好，一定不要忘記繼續深造。我忽然覺得，申處長也不那麼令人憎恨了，他只不過是扭曲的權力大樹結出的一個苦澀的果實，也是一個犧牲品。只是他在應該做出反抗和抉擇的時候，沒有勇氣與這種官場的庸俗習氣決裂和鬥爭，而是選擇了隨波逐流。可回過頭來想一想，假如是我處在這個位置，我又能怎樣？最多也只是求個獨善其身罷了。
　　在我離開銀行以後，大概到了二○○二年，我忽然聽說行長因病去世了，走時年紀也並不大。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感到難過，甚至對行長感到有些愧疚，因為我曾經咒罵過他。儘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無論如何不能苟同，但畢竟當年是他把我挑進行里的。沒有他當初的決定，我這個一文不名的外地窮學生肯定沒辦法在武漢站穩腳跟，從這個角度來說，行長也有恩於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在此我願行長能夠安息長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