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正義無限
　　　　　　　　　　　　　　　　　　　2000～2004
　　　　　　　　　　　　　　　　　　一、國慶五十周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國五十周年大慶。那一年國慶前夕，俄羅斯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注】即前蘇聯紅軍紅旗歌舞團）到中國各大城市巡迴演出，也到了武漢市。聞聽這個消息，我自然是激動萬分，馬上訂了一張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趕到武漢劇院，發現還沒有開場，就繞到劇院供演員進出的後門。台階上蹲了兩名三十多歲長得很帥氣的俄國人，用俄語交談着什麼。我走上前去，叫了一聲：“達瓦里士！”（【注】，“同志”一詞的俄語發音）二名俄國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談看着我，回了一句：“達瓦里士。”然後，他們二人分別指着自己，一個說：“瓦夏”，另一個則說：“羅欣”。然後他們又看着我，嘴裡用俄語咕噥着發問。我明白了，他們是在問我的名字，於是我回答到：“雅科夫。”兩名俄國人懷疑自己聽錯了，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於是我又重複了一遍。
　　除了幾個簡單的詞彙之外我不懂俄語，可那兩位俄國人也不懂漢語和英語，於是我敬給他們兩枝香煙後就跟他們告別，進了劇場。我先買的座位是位於二樓的，可我到了座位上發現這裡距離舞台實在是太遠了，看電影可以，看演出不行。於是我來到樓下一等票區域，找了個空座坐下，想着萬一有誰好說話就給人家百十塊錢跟我換一下。這是身旁來了一個戴着眼鏡、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後問：“你在這裡坐嗎？”我趕緊把情況說了一遍。老太太一聽就笑了，說：“小伙子你運氣真好，這個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體不舒服，不能來，你就坐吧。”我一聽，又是感激，又是慶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專業的畢業生，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毫無疑問懷有對蘇聯和俄羅斯真摯的情感。乘着開場前等待的時間，老太太跟我談起了自己的學生時代，並且非常驚詫我竟然也這麼熱愛蘇聯。我們兩個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蘇聯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會唱的那些歌我都會唱，她一起頭我就跟着唱，有些歌詞她記不清了，可是我記得清楚。因此，老太太又興奮，又驚訝，激動地對我說：“沒想到你這麼年輕，竟然對蘇聯藝術這麼熟悉，現在的年輕人里可真不多見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這方面，我跟你們屬於同一代人。”
　　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支持者，經常義務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集會上演出。那天紅旗歌舞團的藝術家們給中國觀眾奉獻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亞歷山德羅夫親自所作的《神聖的戰爭》，給我以極深的印象。記得當年丘吉爾聽了這首歌以後曾說：“唱着這樣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而我聽了以後，感覺和丘吉爾一模一樣。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紀，也有一些年輕人。由於都是痴迷的俄羅斯藝術愛好者，會場氣氛十分熱烈，掌聲不斷。演出結束之後，應觀眾的熱烈要求，藝術家們又加演了兩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聲時發生了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結束，害怕人多擁擠趕緊搶着離開，人家在台上一邊唱，我一邊聽到後面有人離去時彈簧椅子發出的辟里啪啦聲。老太太皺了皺眉頭，說：這真是對人家的不尊重，真為這些人感到丟臉。
　　演出結束之後，老太太想去跟演員們見見面，於是我攙扶着她來到後台。見到正在卸妝換衣服的演員們，老太太用俄語熱情地跟他們交談着。後來，一位演員掏出了一盒紅旗歌舞團演出的磁帶，送給了老太太。紅旗歌舞團的團長也分別給老太太和我的節目單上簽名留念。從劇院出來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幾句俄語：Здравстбуйсе達拉斯維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達斯維達尼亞（再見）；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謝謝）；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當我跟着老太太讀“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見）這個詞時，正好有兩個俄國人回下榻的飯店，走過我們身旁。聽到我們的話，他們停下來，微笑着輕輕地對我們說了一句：“達斯維達尼亞”。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國慶五十周年閱兵式。這次閱兵式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的背景下舉行的，因此具有一種格外的意義。被民族主義情緒鼓動起來的我，自然也非常關注這次閱兵，故而一點不落地從頭至尾看完了。不知為什麼，儘管這次閱兵花費頗高，士兵的裝備也改善了不少，但我總是覺得比一九八四年閱兵時缺少了些什麼。究竟是缺少了什麼呢？我思考了很久，發現大概是缺少了一種催人奮發的精神，以及人們臉上那種由衷的笑容。
　　國慶期間，前面提到的我幫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學，恰好被他當時供職的麗花絲寶集團派駐北京。後來他從北京回來到我家來玩，見到他以後我說：你小子有福氣，正好趕上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誰知那位同學卻苦笑着說：福氣？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過的是什麼日子，東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樣。我連忙問是怎麼回事，原來國慶期間北京清理外來人員，警察見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沒有正當職業就強制遣返。因為工作需要，他們麗花絲寶集團招聘了一些促銷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場的櫃檯前搞促銷活動。國慶前夕遣返外地人員，警車往商場門口一停，下來好幾十個警察抓促銷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嚇得尖叫着四處逃跑。可是這些女孩子大都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脫掉鞋子拼命跑，可還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後，幾個五大三粗的警察連拉帶拖，把那些孤立無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進悶罐車。
　　被遣返人員通常被悶罐警車拉到北京郊外一個叫沙河的地方篩沙子，篩一個禮拜攢夠了遣返費用後，是南方的就塞到一個悶罐車裡。男女老少擠到一起，一直拉到長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國慶節過後再回北京。
　　我的那位同學人長的比較文弱，又經常西裝革履的，因此雖遭到幾次盤問，但終究還是沒有被抓。但是俗話說兔死狐悲，看到身邊的同事這個那個被抓，他心裡也害怕極了，那些天儘量不出門；即便出門買點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過街一樣四處提防，見到警察趕緊躲着走。風聲最緊的那幾天，警察們可能分配了任務，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當職業，見着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盤問，要人家出示身份證，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沒有身份證的，立刻就塞進悶罐汽車送走。甚至有些“三證”齊全的出示給警察看，警察就當面撕了人家的證件，然後冷笑着說：“現在你是‘三無’人員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學他們公司北京地區的一個經理，就是被這樣塞進悶罐車裡。幸虧他有手機，趕緊打電話給公司，公司派人營救，這才免於被送到沙河篩沙子。
　　聽了同學的這番敘述，我禁不住難受起來。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原來我們從電視裡看到的國慶盛典的背後，竟然是這樣的血淚斑斑。後來二○○三年三月廣州發生了在收容所里打死無辜青年孫志剛的惡性事件，頓時全國輿論沸騰，也引起了新一代領導人的重視，廢除了那部名為《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惡法。其實，孫志剛還算幸運的，畢竟他還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難者就那麼無聲無息地死去了，家裡好幾年都不知道親人究竟是死是活。
　　　　　　　　　　　　　　　　　　二、炸館事件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無論從知識分子還是到普通百姓，都對美國這個國家懷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後，雖然中國官方跟美國關係降至冰點，但民間對美國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還有些強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場合，把美國視為正義的化身。我剛上大學的時候，所接觸的人中，除我之外幾乎沒有人對美國懷有惡意。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國民間對美國的看法第一次發生了改變。那年的九月，由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阻撓，北京申辦二○○○年奧運會失敗。年輕人一般都有民族情感，當時的大學生們都很希望中國能夠申辦這次奧運會，至今我清楚地記得在最後結果揭曉時，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電視屏幕。當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讀出“Peiking”這個詞時，校園裡立即傳出熱烈的歡呼聲。然而半分鐘後，大學生們意識到自己弄錯了，表情開始凝重起來，漸漸又變成了沮喪。當最後得知是澳大利亞的悉尼勝出後，幾乎所有的人都爆發出憤怒的詛咒。這是中國民間對美國情感疏遠的第一步。
　　一九九六年，中國大陸鑑於李登輝“台獨”真面目日益暴露，在台灣海峽舉行了威懾性的軍事演習，美國前來干涉。造成了美國與中國武裝力量的嚴重對峙。這次對峙使得一些原本對美國懷有良好感情的人發生疑惑：美國究竟是想幹什麼？再聯想到蘇聯解體前後美國對蘇聯、俄羅斯的步步進逼，以及美國對藏獨、疆獨和台獨等勢力的支持，很多人開始覺得美國對中國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大概也是在這一年前後，一本叫做《中國可以說不》的書暢銷起來，突出地代表了中國民間對美國情緒的逆轉，以及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崛起。這本書我沒有買，但我宿舍的一個朋友買了，我們倆人看了，都覺得寫得挺過癮的。
　　一九八九年以後，美國每年都要向聯合國提交中國人權提案，被中國官方巧妙地歪曲成“反華提案”。隨着一九八九年事件漸漸被人遺忘和官方的蓄意引導，美國的人權報告越來越被中國的老百姓所蔑視，認為美國人就如同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實不以為然。此後，看到美國人的“反華”提案經常被否決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反而高興起來。
　　假如說這些事情還是只算量變的話，那麼一九九九年美國對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的轟炸，卻如同一個導火索一般，點燃了一大批中國人的反美怒火。當時我從電視裡看到這個消息，先是極度驚愕，嘴巴張得大大的半天說不出話來；等到看完幾遍新聞確認了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之後，我變得怒不可遏。那天武漢發生了遊行抗議事件，我也做了一個標語牌子，扛着去找遊行隊伍。但上街以後聽人家說遊行隊伍去了位於武漢新世界商場後面的法國領事館，我覺得這就有些胡鬧了，冤有頭、債有主，美國炸的使館，幹嗎要去找人家法國人泄憤。極端民族主義就是這樣盲目，也不分良莠，見到高鼻子、黃頭髮的就覺得是敵人。於是我回到家裡，一遍又一遍地看特別新聞，看着看着，忍不住悲憤起來，寫了一首諷刺打油長詩《老納粹馮·瑞安的自述》：
　　　　　我就是老牌德國納粹分子馮·瑞安，躺在這片墳地已經有五十五年
　　　　　我曾經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殺人放火，最後被游擊隊一槍送上了西天
　　　　　唉，可憐我馮瑞安死了也要遭白眼，可憐我馮瑞安挨了不少的濃痰
　　　　　唉，可憐我馮瑞安真是寂寞又孤單，可憐我馮瑞安多想有人來做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這一天，這片沃土突然響起爆炸冒起硝煙
　　　　　我連忙爬出墳墓探出頭把熱鬧看，發現原來是山姆大叔正在逞凶蠻
　　　　　哦！你看山姆大叔武裝到了牙齒，還要把塑料安全套掛在鋼盔兩邊
　　　　　狂轟濫炸殺無辜和我們當年一樣，不，有些地方甚至比我們還兇殘
　　　　　如今的山姆大叔可實在是不一般，你看他在世界稱王稱霸頤指萬端
　　　　　無論誰家的閒事他都要管上一管，這種霸氣連元首他都會心生艷羨
　　　　　咦？怎麼打仗還要把哈巴狗兒牽？只見那哈巴狗趾高氣揚風度翩翩
　　　　　我馮瑞安連忙擦擦眼睛定神一看，狗尾巴上還繡着三個字：不列顛
　　　　　那聲嘶力竭的老女人我似曾謀面，仿佛是個捷克猶太人來這裡避難
　　　　　沒想到她現在恩將仇報凶像滿臉，怪不得元首他說猶太人天生下賤
　　　　　看到這裡我頓時感覺像親人相見，急匆匆跳出墳墓跟山姆大叔言歡
　　　　　今天我馮瑞安算是大大地開了眼，沒想到當今的世界居然又變了天
　　　　　強權就是真理得到了最好的體現，納粹的理論卻由北約來進行實踐
　　　　　只是沒想到殺人放火你還不算完，炸大使館這種事連我當年都不敢
　　　　　他山姆大叔畢竟也算是老謀深算，說起話來也是一本正經有板有眼
　　　　　NO，這是純粹是次誤炸是個意外，我對此已經表示惋惜和深深遺憾
　　　　　我聽了頓時感到失望發出了悲嘆：難道剛來這裡你就要灰溜溜滾蛋
　　　　　我日思夜想有人和我一起做個伴，一個人躺在這墳墓里實在太孤單
　　　　　山姆大叔聽後略微聳了一聳雙肩：NO，俗話說請神容易送神可就難
　　　　　我來這殺人放火是為了維護人權，這個神聖的使命就象是重任在肩
　　　　　聽了山姆大叔的回答我滿腹狐疑：殺人放火難道會等同於維護人權？
　　　　　這個高論我理解起來真是太困難，山姆大叔解釋這叫人權高於主權
　　　　　聽了山姆大叔的解釋我連忙又問：既然你們聲稱人權絕對高於主權
　　　　　那前幾年盧旺達種族屠殺叫悲慘，但不知你為啥光說不煉袖手旁觀？
　　　　　山姆大叔乾咳了兩聲又翻翻白眼：這個嘛……那裡實在離我太遙遠
　　　　　我的力量嘛……現在畢竟還有限，不過我還是發表了聲明表示反感
　　　　　聽到這裡我馮瑞安忽然大徹大悟，什麼山姆大叔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其實都是徹頭徹尾的幌子和扯淡，山姆大叔的霸權才是問題的關鍵
　　　　　雖然我馮瑞安過去是個殺人兇犯，但我的罪惡畢竟已經算遭到天譴
　　　　　因此我終歸還是有一些感悟反思，忙說出來把那山姆大叔婉言相勸：
　　　　　我說我最最親愛的山姆大叔先生，我承認你比我們納粹更狡猾野蠻
　　　　　也承認你有先進武器和大把美元，但我還要現身說法把你婉言相勸
　　　　　塞爾維亞人民可實在是不好惹翻，他們決不會象綿羊一樣任你侵犯
　　　　　這個偉大民族天性就是不屈勇敢，我馮瑞安的下場就是你最好樣板
　　　　　唉，我馮瑞安今天真算是開了眼，看清你這個人權衛士的真實嘴臉
　　　　　炸死三個記者許杏虎朱穎邵雲環，你看你遭到全世界譴責狼狽不堪
　　　　　侵略別人葬身他鄉下場真是悲慘，有壓迫就有反抗是我總結的經驗
　　　　　殘暴的手段壓制不了自由的呼喚，為啥你還這樣執迷不悟以身試探
　　　　　誰知山姆大叔聽後詭秘狡黠一笑，看看左右無人向前與我低聲交談
　　　　　我這個人向來都是惟恐天下不亂，好讓我能火中取栗尋求世界霸權
　　　　　你看看我身上背的三枚新式導彈，這可真是我的看家法寶、殺手鐧
　　　　　自從發明後就所向披靡異常靈驗，代號叫‘民主’‘自由’和‘人權’
　　　　　我用它們顛覆了東歐分裂了蘇聯，現在這些敵人窮得發瘋一片混亂
　　　　　誰知塞爾維亞死活不肯向我示軟，米洛舍維奇這廝總給我製造麻煩
　　　　　不得已我使用新式武器貧鈾炸彈，這玩意除了殺傷還會造成核污染
　　　　　雖也給己方造成危害是把雙刃劍，但為了稱王稱霸我哪管洪水滔天
　　寫好以後，我又畫了一幅漫畫，畫面上是一個戴着納粹頭盔的骷髏，在向一個背着寫有“民主”、“自由”、“人權”三枚導彈的美國兵打招呼，美國兵還牽着一條哈巴狗，那條斑點狗高高翹起的尾巴上還繡着一個米字旗。第二天我來到辦公室里，用計算機重新打印了一遍，然後就向《長江日報》投了稿，不過人家既沒有刊用，也沒有退稿。當時我還不會使用互聯網，就請一位同事代我在網上發了幾封電子郵件。
　　在看到電視上反覆播放的邵雲環、許杏虎、朱穎三位死難者生前的照片時，我隱隱約約感到朱穎的相貌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不過當時沒有確定。過了不久我高中同學給我打電話時告訴我：原來朱穎竟然是我上高中時候的師姐。朱穎於一九八六年九月考上太谷中學，我則比她晚一年考上同一所學校。一九八九年朱穎從太谷中學考進天津輕工業學院，畢業後在北京一家企業工作了一段時間，於一九九四年調入《光明日報》工作。一九九七年朱穎與同在光明日報當記者的許杏虎結婚，新婚不久許杏虎受報社派駐南斯拉夫，朱穎也隨丈夫到了貝爾格萊德，在“五八” 事件中，二人不幸遇難。
　　一九九九年的“五八”事件是中國民間反美情緒達到質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猛然抬頭的宣言書。而二○○一年發生的中美撞機事件，則進一步強化了反美情緒。從此，多數中國老百姓對美國的態度變得相當不友好。對美國的不友好錯誤地影響到一些老百姓對待民主的態度，開始搞“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美國人宣揚民主，那中國人就要堅決不民主。這真是中國民主主義者和中國老百姓的悲哀。二○○一年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以後，面對幾千名無辜平民的死亡，我卻聽到了一片幸災樂禍的殘忍歡呼。這是中國人的恥辱，除了證明自己缺乏人性以外，什麼作用都起不到。
　　民族主義當然是需要的，可凡事都要講究個“度”。歷史已經不止一次證明，極端而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反而禍國殃民。因此，在一九九九年民族主義情緒爆發一次後，我漸漸地轉向溫和的民族主義，主張發展中美關係。因為，對苦難深重的中國老百姓來說，如何利用一切可能條件，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才是最實實在在的問題。因此，當二○○一年北京申辦奧運會獲得成功時，我沒有一絲快樂的感覺。此時的我已經沒有心思搞民族主義了，而是憂心沖沖地關注着腐敗、侵吞國有資產、道德淪喪、教育和醫療產業化這些問題。
　　　　　　　　　　　　　　　　　　三、禍從口出
　　自從來到H公司，我就到了一個新的環境，開始了新的生活。起初，公司組織人員培訓，每天工作量不大。那時我看到幾個年輕人經常在互聯網上瀏覽，頓時覺得很新鮮，看着看着就漸漸學會了上網，接着就找到了那種可以自由地講心裡話的中文論壇。那時我和現在大城市裡那些養尊處優的年輕白領們一樣，還比較的民族主義，因此早期在互聯網的活動就是在互聯網上與親日分子、台獨分子和親美分子對罵。
　　由於工作原因，我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百般耍賴的奸商，也有本分守法的君子；有腐敗瀆職的官僚，也有鞠躬盡瘁的公僕；有侵吞國有資產的廠長，也有勵精圖治的領導；有腰纏萬貫的大款，也有一貧如洗的工農。我應當感謝H公司，給我提供了如此近距離、全面地觀察當今中國社會的條件。
　　自從走進這個公司的大門，伴隨着日復一日在各個企業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壓抑。以前生活在繁華大城市的摩天大樓里，我沒有機會也沒有心思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今日中國究竟是什麼樣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聞聯播》，為這裡的高速公路通車和那裡的摩天大樓竣工而覺得自豪。對中國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榮昌盛的外表上。而今，我終於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國有企業、田間地頭去，了解到了一個隱藏在浮華外表之下的真實的祖國。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一個縣裡一家主要生產建築振動機的特困國有企業。按理說這個地方屬於平原地區，算不上最為貧困的地方；而這家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企業領導的貪污腐化，而是他們實在沒有力量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找不到銷路、進不了原料，最終被市場淘汰掉了。在參觀這家企業的橡膠粉碎車間時，我發現那裡異味撲鼻，空氣中充滿了有毒橡膠粉塵，別說待久了，就是在門口站一站就難受。工人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作業，唯一的勞動保護就是一副口罩。當我問及企業領導這些工人收入時，廠長告訴我一個令我無比驚訝的數字：年收入一千七百元，月均一百四十元。這區區的一百四十元錢，如果我們在一家餐館裡吃飯，無論如何算不上奢侈，但卻是這個企業一名職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從那裡回來以後四年了，我眼前總是能浮現出那個車間裡遮天蔽日的橡膠粉塵，和戴着口罩為一百四十塊錢賣命的工人。
　　那個廠長是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戴着一副眼鏡，衣着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說：“我是這個廠的工人子弟，從小在院子裡長大。後來我上了學，廠子卻不行了。我不願意看到我們廠就此垮掉，所以我回來了，想帶領大家做點事情，救救我們的工廠。可是產品沒有多少銷路，我也沒有錢搞技術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幫個忙，就幫我們想想辦法吧。”我聽了他的話，眼淚都快忍不住了，因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輩們賴以生存的企業也陷於了困境，多年發不出工資。但我只是一名小職員，一無錢二無權。於是，我回家以後找了妻子，看她們所管理的外貿企業有沒有經營這類產品的，是否能幫人家找到銷路。妻子找了幾個外貿公司，可惜都不對路。這個忙我沒有幫成，因此我對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縣參加一個企業的破產債權人大會。在聽清算組敘述該企業情況時得知：這個企業職工的房子蓋好之後，沒有錢安門窗，可是移民搬遷工作必須完成，於是就搬到了無門窗的房子裡。職工也是多年沒有發工資了，自己也沒有錢安門窗，就弄些破塑料布、舊報紙或者床單遮風擋雨。他們不怕小偷，因為小偷也知道這些一貧如洗的人們是沒有什麼財產值得偷的。
　　還是二○○○年，我在到某省出差參加一個會議時候，聽到該省某廳的一位處長私下裡談到：他們省某縣政府為了給自己增添“政績”，虛報鄉鎮企業產值和利潤，結果帶來高徵收和提留，又把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當地經濟不發達，農民每畝地除去成本後產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畝地的負擔卻達到了四百二十元。農民被逼無奈，只得背井離鄉，造成土地拋荒。等到紀委去處理問題時，發現某個村全村九十八戶人家中有九十六戶已經逃亡，而剩下的兩戶都是殘疾人，用“十室九空”來形容這裡的情況絲毫不誇張。那位處長感嘆說，怪不得一些領導幹部總想把子女送到國外，這樣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着那位處長還談到該省省政府秘書長（【注】正廳級）因為情婦栽了跟頭。省政府秘書長大人原來在某市擔任市委書記，他的這個情婦本來是賓館服務員，也沒什麼文化，秘書長大人看上她以後出錢給她開了一個服裝店。可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於是秘書長大人給她偽造了入黨志願書和假幹部身份，搖身一變成了某市開發區管委會宣傳部副部長。可他的情婦還不滿足，非要當一把手過官癮，礙於她剛來不久，給她“扶正”的時機還不成熟，於是秘書長大人讓她當上了“牽頭”副部長（【注】“牽頭”是指正職空缺時，由某位排名靠前的副職行使正職職權）。沒想到這樣惹惱了宣傳部的一位資深副部長，他本來認為憑資歷這個一把手職位本來應該是他的，誰知半路竟然殺出一個婊子充當程咬金，擋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長咽不下這口氣，到處上告，結果讓這位秘書長大人在陰溝里翻了船。
　　還有一年春天，我走訪了位於某省偏僻山區的××煤炭礦務局，這個資源枯竭的煤炭生產企業是典型的“企業辦社會”模式，全局八千多名職工加上家屬合計四萬多人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小鎮，有自己的學校、醫院、派出所等等。由於資源已經基本枯竭，職工的生存成了大問題，整個礦區到處是破破爛爛、搖搖欲墜的棚戶，到處是沒有事情做的下崗、失業職工。為了維持職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級每年對其進行財政補貼一千五百萬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過一百五十元，實在是杯水車薪。由於地處偏遠，當地職工甚至沒有機會到城市去擺地攤謀生。這也是中國，與上海的高樓大廈、豪華商場同在的另一個中國。
　　魯迅先生曾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些所見所聞深深刺痛了我，讓我良心不安。就在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爆發了。二○○○年夏天，我到某省一個地級市出差，目睹了當地政府一些官員們吃吃喝喝、鋪張浪費的情景，再對比自己以前見到過的工人生活的悽慘狀況，禁不住滿腔悲憤。回來之後就我的所見所聞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一個官方網站的論壇上。這篇文章轟動一時，被多家網站轉載。
　　然而當時我只是剛剛從事互聯網寫作，經驗不足，因此在寫該文時犯了幾個錯誤：一是把人名、地名雖用了英文字母代替，但處理得不夠老道，環境描寫又過於逼真，讀者一看就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事情；加上裡面的職務都是原封原地摘錄，知情人一看就知道文中寫的都是誰。第二，我在論壇的簽名檔里掛了自己的合成照片，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誰。本來我寫這篇文章只是就自己所見所聞描述現象，並不打算針對誰進行人身攻擊，但是這麼直白的文章，肯定要惹禍上身的。第三，這個論壇作為官方背景的論壇，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高度關注的地方，既然我的文章涉及政府官員，那麼政府官員們就很容易看到這篇文章。
　　果然，我的文章發表沒幾天，該市市委書記的秘書在瀏覽這個官方論壇時發現了這篇文章，越看越覺得像自己城市發生的事情，於是向市委書記做了匯報。由於涉及到該市形象，市委書記指示嚴厲查處。就這樣，人家看到我簽名檔里的照片，按圖索驥確定我就是該文的作者。
　　當時我對此還一無所知。幾天以後，我和我的上級再次到該地出差。走到半路上，我的上級接到朋友的一個電話，向他透露了這件事情。當時我們還不以為然，互相說言論自由嘛，有什麼了不起的，繼續前行到了那個市地界。到了以後，我們又接到一個電話，說現在政府那裡鬧得很兇，已經知道我們又到了該市，準備用公安與法院的名義拘捕我。我的上級一聽，慌了，趕緊向公司領導做了匯報。公司領導雖然對我闖禍異常惱火，但更愛護自己的員工，於是給那位上級下了死命令：不管你採取什麼措施，一定要把人完好無損地給我帶回來！
　　我的上級找到當地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把我交給他照顧，自己留在賓館裡等待前來問罪的官員們。那位朋友不敢帶我在公開場合露面，就弄了一輛車帶着我在城市裡兜圈子。後來我聽上級說，那位官員怒氣沖沖地闖進了賓館，我的上級趕緊給人家賠罪，之後請人家喝酒。我的上級是酒精過敏體質，那天為了賠罪連喝三大杯白酒，之後就不醒人事而送進醫院搶救。政府官員一看，怒氣才稍微消了一些，答應不動用法院力量，第二天與我談判。
　　第二天上午，我與那位官員在某賓館談判。官員怒氣沖沖地來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說：“你就是雅科夫？你可真了不起呀。”接着將我痛罵了一頓，罵我是見人就咬的瘋狗，是野心家。大概那位年紀不小的官員並不太熟悉互聯網發表文章和轉貼的規則，他義憤填膺地指責我：“你假裝什么正經？你自己就一稿多投，這是文壇里最卑鄙的做法！”由於事先公司領導有交代，再加上那位上級為了營救我幾乎拼上了性命，我只好忍耐住一句嘴也不頂。
　　那天的談判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基本上是那位官員在斥責我。其他內容記不清了，但記得他的一句警告：“你這個樣子，說不定那天你被人裝進麻袋扔進長江，你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後來，我根據公司指示向他賠禮道歉，並保證：一，從論壇上刪除這篇文章；二，在論壇上公開發表道歉聲明。
　　我脫身回到武漢以後，根據當時談判的承諾做了上述兩件事情。當時很多網友們看到這些帖子，也覺得肯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於是自發地組織起對我的聲援，一連好幾天論壇上充斥了抗議和聲援的帖子。然而，那位官員可能覺得還不解氣，又把我的另一篇文章《新組織部里的年輕人》給下載後傳真給我原來的G銀行，並附了我的照片。那篇文章寫的實在是太寫實了，幾乎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以對號入座。於是，再次在G銀行引起了軒然大波。公司領導對我接二連三地捅漏子異常惱火，當即決定扣除我半年的一切獎金作為懲罰。現在我想起來，這樣做確實也有道理，因為當時我每日沉迷於在互聯網發表政治見解，對工作三心二意；又惹出這麼大的麻煩來，也給公司利益造成了損害。要是在一般單位，恐怕早就被炒魷魚了。
　　不過當時我從來沒有過類似的經歷，因此這一切對我的打擊也是很大的。我曾經一度想離開這個公司，到北京去謀求自由發展。於是二○○○年國慶節期間我去了北京，受到北京網友們英雄般的熱情款待後，我又到某報社謀職。然而，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我還是父母的兒子，妻子的丈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時，我還必須承擔起兒子與丈夫的責任。因此，在從北京回來之後，我權衡再三，還是決定忍辱負重地留下，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不是爬起來，而是站起來，因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也就是那次去北京時，我在臥鋪車廂遇到了一個留學歸國不久剛分到北京某大醫院的女醫生。由於彼此年紀相仿，很快我們就混熟了。女醫生大約是剛出校門不久的緣故吧，尚良心未泯。她告訴我一個驚人的內幕：在西方國家，當一種新藥或新的治療方法投入臨床試驗以確定其療效和副作用時，必須明確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後免費進行治療，對試驗出現的風險也要負責到底；而在我國，醫院從來都不會明確告訴患者這是臨床試驗藥品，也決不會因為是充當試驗實體而對患者減免任何費用，這已是國內醫院約定俗成的規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這位女醫生非常難過地表示，醫生們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展醫學試驗，違背了醫學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費的的情況下進行科學研究，試驗成功了，他出名、你買單，名利雙收而又不承擔任何風險，試驗失敗則患者人財兩空。她說她對醫療界的這種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卻又無可奈何。
　　不過，那時我還沒有頻繁地與醫院打什麼交道，對醫療界的黑幕雖然有一定感受，但並不深刻。因此，我只是附和着發了一點感慨，也沒有往心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