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表弟謀生記
　　由於一九九九年母親的花燈生意做的不錯，母親也想找幾個人手幫忙，於是二○○○年，我舅舅的小兒子華周在初中畢業務農一年後，被舅舅送到了我們家，跟着母親學習做花燈的手藝謀生。但是幹了不到一年，我的父親於二○○一年查出來得了多發性骨髓瘤，需要住院化療；母親的花燈生意在二○○一年特別的不好，一共只有不到一萬塊錢的營業額。在這種情況下，母親自然也沒有力量再教華周做燈籠了，於是把華周送到漢陽一家職業學校里學習廚師技藝。那個職業學校每天在電視裡、報紙上做廣告，看上去似乎很像那麼一回事。於是母親帶着華周專門到那個學校里去看了一趟，學校招生人員很會說話，領着他們倆參觀了新落成的教學樓和閃亮的設備、寬敞的宿舍，並對他們說：學期三個月，包教包會，不會免費再學，畢業後包分配，發中專文憑，還說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有“很多”當上了酒店的大師傅，一個月可以掙好幾千塊呢。
　　有口吐蓮花的招生人員吹噓得如此天花亂墜，再看看那高大的教學樓和設備，我母親也就定下心來，交了兩千元的學費，讓表弟報名參加學習。
　　表弟剛進學校時確實是在那棟嶄新的教學樓里上了課，但沒有摸那些閃閃發亮的設備，因為那是上理論課；也住了幾天四人一間的宿舍。但是僅僅一個星期以後，他們就被遷到離學校很遠的一間破平房裡上課；而那個寬敞的宿舍也不讓住了，換了一間十幾個平方米卻要擠十六個人的陰暗屋子。這時表弟才明白，原來學校每星期開一班，新來的就讓你到好教室、好宿舍中去快活幾天；等更新的學生來了，前面的就得騰籠換鳥。也難怪那些設備總是閃閃發亮，原來那是給新生做展示用的。但是表弟不在乎這些，他如饑似渴地學習着烹飪知識，每天起早貪黑練刀功、背菜譜。表弟是個有心計的人，他明白“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中甜”的道理。
　　很快炎熱的夏天到了。武漢是全國有名的“火爐”城市，夏天是一年中最難熬的季節，氣溫常常高達四十度。校方出奇地小氣，這麼多人擠在一個小小的宿舍中，卻連一個電風扇都不許用，違者罰款三百元。無奈，表弟和他的同學們晚上只好在外面睡覺，或者打點冷水把毛巾泡在水裡，不停地用毛巾擦拭身體。
　　表弟的同班同學中，有不少都是和他一樣想學門手藝的年輕人，還有幾個年紀不小的下崗工人。和念初中時不一樣，這些人都懂得學門手藝在今天社會中的重要性，因此大家都拼命地學。表弟腦子靈，手也勤，在他們當中是最出類拔萃的一個。結業考試時表弟以優異的成績，奪得了結業考試雕花、刀功兩項單科成績第一名，捧回了兩個獎狀和兩本鮮艷的證書：一個是《結業證》，一個是《廚師證》。那證書紅彤彤的，不禁使表弟浮想聯翩，夜不能寐——他想，自己打工掙來的第一筆工資，就給他的父親買塊手錶。
　　按照學校“包推薦就業”的承諾，表弟華周和他的同學們被送到武昌一家名叫“晨鐘大酒店”的餐廳“就業”。這家酒店規模很大，營業面積有將近一千多平方米，光保安就有十好幾個。酒店方接收他們時聲稱試用期一個月，不但不給工錢，連食宿都不管，而且每人還要交一百元風險抵押金。奇怪的是，作為“廚師”進來的華周和他的同學們，在“試用期”內一次砧板都沒挨過，盡被打發乾洗碗、跑堂、洗菜、掏地溝之類的活計。華周和他的同學們雖然有些失望，但是，他們都想有個工作，因此拼命地幹活。老闆每天安排他們干十六個小時，還經常訓斥他們偷懶。作為一個十七歲的孩子，華周表現出了其他同學罕見的吃苦精神和聰明，華周跑堂時，平均三四天穿壞一雙襪子，可見其辛苦程度。漸漸地，老闆很少訓斥華周了。表弟很高興，因為他是出類拔萃的，酒店肯定能錄用……
　　一個月試用期很快過去了。令表弟意外的是，他和他的同學們一個沒有錄用，全部“試用不合格”。這時候他們才明白：所謂“畢業包推薦就業”不過是個騙局。他想到了那一百塊錢“風險抵押金”，但是跟老闆一講，老闆居然講出了一大堆理由：某月某日打碎盤子一個，扣多少錢；某月某日使得顧客發火，扣多少錢……東算西算，那一百塊錢不但要不回，反而還得倒找老闆錢。表弟和他的同學們剛想分辨幾句，老闆扭過頭去招呼保安了。表弟一看，也只得默不作聲了。
　　就這樣，表弟沒了工作，沒了希望。雖然我們家也在武漢，但表弟混得不好，再加上我父親得病花錢非常多，表弟也不好回家張嘴要錢。期間表弟到醫院看望我父親好幾次，我們問他情況時他都含含糊糊地說“挺好的”。當時我們全家的焦點集中在父親的病上，也就沒有多想。表弟和他幾個要好的同學整日遊逛在大街上，挨家挨戶地找工作，卻屢屢碰壁。什麼證書、獎狀，都沒有用。身上帶的錢快用光了，但是又不敢跟我們講。那一段時間表弟每天吃白開水就兩毛錢一個的饅頭，但就是這樣錢也一天天變少……
　　終於有一天，表弟在漢陽的一家“正宗成都王梅串串香”火鍋店找到了工作，但工資微薄：試用期兩個月，每個月一百五十塊。但是，畢竟能掙錢了，而且老闆管吃管住，表弟也就幹了。老闆很苛刻：所謂管吃，就是每天吃白水煮青菜，什麼便宜就煮什麼；所謂管住，就是晚上客人走後睡在桌子上。表弟每天要干十七、八個小時，天不亮就要起床串那些海帶、豬血、丸子、豆腐；白天跑堂，晚上要營業到兩三點鐘，只能在午後生意清淡時打個盹。所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表弟到了這家火鍋店才發現：老闆每天用來做底料的紅油竟然是反覆使用的。前一波客人吃剩下的當時表面上是倒進泔水桶中，到關門後老闆就讓表弟他們把裡面的殘渣撈出來，把油撇出來繼續給下一波客人“享用”。表弟一邊干一邊噁心，看到食客中那些西裝革履的先生和衣着入時的女郎，表弟這個打工仔反而有些同情他們，要是讓他們看看這幕後……
　　兩個月到了，表弟他們幾個跟老闆要工錢。老闆卻說根據他的規矩，正式錄用的打工者要先把身份證交給老闆，以防止長期工作後席捲財、物逃走，還說有前車之鑑。表弟雖是農村來的孩子，但是看報也知道有些老闆把打工仔的身份證收走後就要不回來，只能被老闆盤剝，甚至當“奴隸勞工”。表弟沒了主張，回來找我和我父母商量。我一聽，說那萬萬不能給；要掌握員工的來龍去脈，弄個複印件就行了嘛，幹嗎非要原件？這肯定是另有企圖。於是表弟跟老闆說，可以給複印件，但原件不能給。老闆一聽就說，不給身份證你就給我滾。表弟要工錢，老闆手一揮，兩個凶神惡煞般的店員衝出來，對表弟左右開弓。身材瘦弱的表弟哪裡是對手，只好落荒而逃，連行李都沒顧得上拿。
　　表弟他們幾個又一次開始了找工作的生涯。經過半個多月的走家串戶，表弟和他的另兩個同學在漢口協和醫院對面一家名叫“高又高”的小酒店找到了活計。這家老闆是個看上去還忠厚的中年人，老闆娘是某個大廠的下崗工人。老闆的媽是退休紡織工人，在酒店門口賣鹹菜。令表弟奇怪的是，這一家人的收入各歸個，不打攪，老闆店裡需要鹹菜還要找老闆的媽去買。老闆給表弟他們幾個每月開三百塊。這個收入雖然和表弟當初夢想的每個月幾千塊的有天壤之別，但是也算比前幾家光幹活不給錢強的多。看上去老闆人還可以，表弟只能祈禱新老闆能按時給錢。
　　“高又高”酒店有二十來張桌子，雖然地處繁華鬧市區，靠近協和醫院和新華路長途汽車站，但是生意卻相當清淡。表弟發現，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這裡菜價太貴。老闆做生意的原則是至少“對半利”，嘴裡成天念叨着“全國十三億，一天宰一個，一輩子也宰不完”的口頭禪。現在餐館到處都是，消息傳得又快，誰被宰一回後還會來這裡？由於客人少，很多肉食放久了變質，老闆就聞一下，明顯變臭的扔掉，還不太臭的就留下來做給客人。表弟覺得這不應該，特別是有些外地到協和醫院求醫治病的人，本來就夠倒霉了，還給人家做變質食物，實在黑良心。
　　表弟在“高又高”酒店前前後後打了三個月的工，每天吃的就是客人剩下的殘羹，晚上就睡在飯店的地板上。很快冬天到了，自己的行李在被趕出“正宗成都串串香”時落在那裡了。不得已，表弟回我們家時又跟我父母要了一床被褥。而一直跟表弟在一塊的另一個同學小林則沒有了被褥。表弟這人善良，晚上就兩個人同睡一個被窩。由於天氣冷，老闆也不給燒開水，表弟他們幾個三個多月連一次澡都沒洗過。每到月底要工錢時，老闆總說最近生意不好，沒錢，下個月一定補上。表弟他們幾個每天在冷水裡洗菜、洗碗，手上很快生了大塊凍瘡，老闆見了，就說幹這一行生凍瘡很正常。
　　老闆的媽雖然是個退休工人，卻一點沒有我們以往從電影裡看到的“勞動群眾”那階級覺悟和菩薩般心腸。她總是讓表弟他們幾個為自己白白幹活，眼光比老闆還苛刻。不僅如此，老太太脾氣還不好，每天罵罵咧咧的，還盡向老闆打小報告，挑撥老闆打表弟他們幾個。為了謀生，表弟只好忍氣吞聲。
　　轉眼二○○二年春節快到了，老闆已經欠表弟和他的同學們每人九百塊工錢。此時的表弟和他的同學們都已經身無分文了。而老闆一不提給工錢，二不提讓他們回家過年。眼見春節一天天臨近，表弟不禁心慌起來。找老闆要工錢，老闆臉一沉，罵道：“幹活笨手笨腳，要錢倒積極！什麼玩意？！現在沒錢，等春節過完再來要！”老闆娘在旁邊插話道：“過年生意肯定會發財，你們回什麼家呀，在這裡過年吧。”
　　那晚表弟他們幾個都沒有睡着。表弟心想，過年再發財，也發不到我們頭上。表弟有我們家在這裡做後盾，因此還算好一些；而今年第一次離家打工的小林他們兩個人，則更是心急如焚。尤其是小林，他父母都是農民，兩千塊的學費是他們夫妻二人一年的辛苦所得，此時不但收不回一文錢投資回報，而且連過年回家的路費都沒有……怎麼向父母交代？怎麼對得起父母的期待？
　　那一夜表弟他們三個小夥伴異常的苦惱而憤懣，一直談到快天亮。終於，小林說了一句：“城裡人有錢，咱們劫道吧……”大家都默不作聲了。第二天農曆臘月二十八，表弟和他的同學們偷了飯店的菜刀，準備當晚去劫道。幸虧那天我們家裡來了一大筆花燈生意，母親到“高又高”酒店去找表弟回來幫忙，他們的計劃才告破滅。回家後表弟跟我們講述了經歷的這一切，把我們全家驚出一身冷汗。母親趕緊叫表弟把小林叫到家裡來，給他們講述了做人要本分、千萬不能搞歪門邪道的道理。小林說：阿姨，不是我們不學好，我們實在是被逼得沒辦法呀。於是母親就讓小林留在家裡吃了幾頓好飯，又給他一百錢塊作路費，讓他回家過年去了。
　　此後，母親再沒讓表弟出去打工，一直留表弟在家裡做燈籠，沒燈籠做的時候就讓表弟在家看看書。到了二○○三年七月，表弟已經學會了做燈籠的全部技術，母親就領着他回到山西太谷，給了他一萬五千塊錢的本錢，讓他在那裡開攤子做燈籠賣。母親還領着表弟到太原市鐘樓街、橋頭街和柳巷等賣花燈比較集中的地方，把以前生意上的熟人介紹給表弟。當年母親在太原做生意為人厚道，口碑非常好，人家都很照顧表弟。二○○四年春節太原市場花燈行情不好，表弟只賣了五千多塊錢的貨。表弟租的那個商店老闆是母親的老熟人，一看是這個情況，就免收了表弟一半的租金；而給表弟拉燈籠送貨的那個汽車司機，是母親原來待過的太谷線材廠的下崗職工，一聽說表弟是我母親的親戚，每車的運費降價三分之一，只收個汽油錢和過路過橋費。
　　當然，私人老闆也並非全是和表弟遇到的那樣個個具有蛇蠍心腸，也偶見好人。二○○一年四月我父親在A醫院第一次化療時，病房裡住着姓張的兩兄弟，哥哥患了白血病，弟弟照料哥哥。兄弟倆都是湖北洪湖的農村人，原來在東莞一家私人電器工廠打工，老闆每年都出錢給職工全面體檢一次。在當年的例行體檢中，哥哥被查出來有白血病，於是老闆先是在東莞一家醫院給他治療，後來為了方便家裡人照顧，又轉到武漢的A醫院。臨走，老闆給了他二十萬元，說這是換骨髓的費用，希望他治好了以後再回來繼續做工。在治病期間，還讓弟弟也回來陪護哥哥，兄弟倆工資還照開。每當兩兄弟講起這個善良的老闆，總是一臉的感激。不過，這樣的老闆在現在的中國真可謂是鳳毛麟角、百不存一。
　　　　　　　　　　　　　　　　　　八、親民黨員
　　二○○○年的秋天，我到某市第一次出差，住在當地一家台資賓館裡。我是北方人，只喜歡吃麵食，一般都是在城市裡的“蘭州牛肉拉麵”解決肚子問題。可那天我住下以後到街上轉了一大圈，沒有見到有賣牛肉麵的。無奈，只得回到那個賓館的餐廳，問他們能不能給我下點麵條吃，人家回答說可以。我去的時候，餐廳營業高峰已過，偌大的餐廳里只有我一個客人。
　　就在我等待麵條的時候，餐廳里突然來了一撥人，為首的是一個身材瘦小的老太太，邊上跟着四五個隨從。老太太進門後用手在餐廳里指指點點的，身旁的人則不住地點頭，好象在發什麼指示的樣子。這時我的麵條下好了，我就着桌子上的辣椒醬，呼嚕呼嚕地吃了起來。那一行人則邊說邊走，來到我跟前。老太太看了看我碗裡的麵條，就問：“您只吃這個？為什麼不點幾個菜啊？我們的廚師很不錯的。”我抬起頭對老太太說：“我是北方人，吃不慣南方的炒菜，一碗麵條就行了。”老太太又問：“那我們的麵條下得怎麼樣？”我回答道：“麵條還可以，只是這個辣椒醬不好吃，要是有點油炸的辣椒就好了。”老太太一聽，回頭對身邊人說：“快去吩咐廚房，給這位客人炸碗辣椒來，不要另收錢。”我一聽，覺得這老太太肯定是這家賓館的老闆，態度還是滿隨和的。於是我笑了笑，說：“謝謝您，您是老闆吧，生意做得這麼厚道，真不錯。”
　　那個老太太一聽也笑了，乾脆坐到我對面對我說：“那您以後可要常來我們這裡住呀。”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來這個地方，感覺不錯，房間也挺好的，以後每次我都來這裡。”老太太繼續跟我攀家常：“請問先生是從哪裡來？準備在這裡住幾天？”我說：“從武漢來出差，大概要住一個禮拜。”老太太一聽，露出驚訝神色，說：“武漢？我小時侯在武漢住過一段時間，對那裡感情很深呢。這樣吧，這位先生，今天晚上您來我的酒吧好不好，我請您喝酒，我買單。”我也對這個熱情的老太太有些好奇，於是說：“我不會喝酒，喝茶吧。”老太太說，好，就不打攪你吃飯了，晚上八點半我在酒吧恭候先生。
　　那天晚上八點半，我踐約到了酒吧，老太太已經在那裡坐着了。我們彼此寒暄了幾句，老太太就開始問我武漢的情況，說自己只是前幾年到武漢走馬觀花地轉了一圈，除了一些新建的高樓之外，城市還是老樣子。我對武漢印象也不怎麼樣，就把在武漢的一些見聞說了一下。然後，老太太自我介紹說，自己姓常，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逃到台灣時，隨父母跑過去的。當時她才八、九歲年紀，父親是國民黨的少將。那時候兵荒馬亂，他父親本人因為打仗還暫時留在大陸沒走，先安排妻小過去。開往台灣的輪船上，人挨着人，即便是將軍的妻小也沒有鋪位，一直都是母親牽着她站到台灣的。接着，她又談到剛到台灣時生活的艱辛：剛到台灣時，是“將軍多如狗，主席滿街走”（【注】國民政府時期省的行政長官叫“省主席”），自己父親只是一個少將，根本沒有什麼地位；走的時候又匆忙，根本就帶不走什麼財產。可以說是一貧如洗，自己是白手起家的。
　　一聽到老太太說自己家裡是國民黨的官員，我也想到了祖父，於是跟他講了祖父的事情。老太太一聽，越發覺得親近起來，話越來越多。我們自然談到了大陸的“那三十年”，老太太聽了，就激動地說：“大陸這幾十年真是胡搞，人整人、人斗人，把國家弄成了什麼樣子？你看我們台灣，在蔣公和蔣經國先生手裡，六、七十年代經濟大大起飛。我們在那個時侯是怎麼在干哪！可你們大陸在幹什麼？搞階級鬥爭，搞文化大革命。到了鄧小平時代，大陸才像一個正常一點的國家。早要是這樣，現在咱們中國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了。現在的江澤民也是一個開明的人，我們一些比較大的台商代表每年都要和他們見幾次面。”
　　我對蔣介石父子也並沒有什麼好感，於是將話鋒一轉，轉到台灣現狀來了。那一年春天，台灣陳水扁的民進黨在選舉中擊敗了執政幾十年的國民黨，一時間台獨勢力甚囂塵上。一談到這次選舉，老太太就氣不打一處來，說李登輝真不是個東西，當年小蔣真是看錯了他，栽培了這麼個吃裡爬外的東西。說到這裡，老太太越來越激動，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門說：“國民黨落到李登輝手裡，真是越來越腐敗，越來越分裂。本來我們全家都是國民黨員，但到了九七年我退黨了，參加了新黨，今年宋先生（【注】指宋楚瑜）成立親民黨，我又加入了親民黨。現在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孫先生和蔣先生那個三民主義的黨了，早就被李登輝搞得烏煙瘴氣、威信掃地。親民黨才是真正的國民黨。阿扁搞台獨也是不得人心的，我們都對這個人深惡痛絕，明明長着一張中國臉，說着滿嘴中國話，偏偏說自己是外國人，算什麼東西呀？”說到這裡，老太太神情激憤，雙手也不住地做着手勢，讓我想起“五四”和“一二九”運動期間，那些在街頭發表演講的學生。
　　在反對台獨這個問題上，我們找到了共同語言。老太太繼續慷慨陳詞：“要是當年鄧先生早點上台，或者經國先生晚些去世的話，現在兩岸早就統一了，哪裡輪得着李登輝、陳水扁這些敗類興風作浪？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好多都被李登輝給誤導了。我在大陸開了好幾家賓館，本身家裡根本不缺錢；我今年六十歲，孫子、孫女都長大成人了，按理說我也該享受一下了，但我還是要做生意。我願意到大陸來住，不喜歡住在台灣。每年只回去一兩次，要麼是去參加挺宋大會，要麼是去交黨費。我每年做生意賺的錢，大部分都交了黨費。在大陸也有一些台商是支持阿扁的，每次開台商大會我們見到他們，連手都不願意跟他們握一下。”聽到這裡，我不由自主地對眼前這個具有執着信念的、身材瘦小的老太太產生了幾分敬佩。
　　那天我們交談到夜裡十二點多鐘。由於白天坐了十多個小時的車，我禁不住哈欠連天，想着明天還要下企業，只好把話題擋住。臨走，老太太又跟我約：明天這個時候，繼續來談。等我告別了老太太往房間裡走的時候，發現房間的走廊上有很多濃妝艷抹的女孩子來來往往，頓時明白這是陪客人過夜的“小姐”。第二天我到酒吧的時候，就跟老太太談了這個問題。老太太則反問我：現在大陸開上檔次的賓館的，有幾個不這樣呢？你們大陸也是有意思，明明滿街的妓女，偏偏要遮着掩着藏着。大陸的教育這麼落後，人又這麼多，那麼多人沒文化，你不讓她們當“小姐”，誰給她們飯吃？況且，來我這個賓館叫“小姐”的，多半是本地的黨政官員、社會名流。
　　第二天，我從外面回到酒店時路過酒店大門，突然發現在酒店大門的一側端端正正地懸掛着一塊半米見方的銅牌子，顯得莊嚴而神聖，上面用端莊的黑體字寫着：中國共產黨×××大酒店委員會。
　　　　　　　　　　　　　　　　　　九、歌廳小姐
　　雖然我國政府一再否認賣淫的合法性，經常開展“掃黃”行動，但自從九十年代以來，隨着拜金邪教的盛行，中國大陸逐漸逐漸颳起了一股“黃色風暴”。據說中國大陸的各類“性工作者”多達六百多萬，比軍隊規模居然還要大一倍。從城市到鄉村，從歌廳、桑拿、髮廊甚至影劇院，都活躍着大批所謂的“性工作者”。“掃黃”雖然年年搞，但“黃色娘子軍”的隊伍卻是越掃越龐大，真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二○○一年我到某省出差，與一位私營企業老闆打交道。這位老闆在時下的中國還算是講誠信的人，每年都要還一大筆款子。但動不動上百萬的還錢，也確實有點心痛，因此每次都不是很爽快，非要我到跟前監督着他才籌錢還款。每次我去他那裡，他都要哭一陣子窮，然後就跟我談判。人家是生意場上的人，談起話來頭頭是道，我自然是辯論不過；但在談判中我堅持一個原則：任其舌頭嚼爛，只一口咬定四個字“寸步不讓”，弄得那老闆一點招數也沒了。
　　由於見我始終不肯鬆口，老闆就琢磨着用別的方法打開缺口，就領着我去洗桑拿、按摩。那天我們吃完晚飯，他開着車子帶着我直接來到那個市的市委大樓對面的一家豪華的桑拿中心，跟我說這裡面有一、兩百個小姐，全國各地的都有，個個如花似玉。我心裡清楚：碰到這種場合，只要自己一鬆口跟着人家去了，人格就算完了，以後處處都被動，還想理直氣壯地要錢？於是，我無論他怎樣相勸，橫豎不下車，說自己最煩人家在我身上按呀摸呀的。老闆勸了我幾次，覺得還是不好直接突破，只好採取“曲線救國”的方針，第二天請我吃飯時老闆叫來了他的兩個相好的，都是歌廳小姐。
　　那兩位歌廳小姐是來自四川的兩姊妹，姐姐十八歲，妹妹十六歲。席間我對兩姊妹為什麼出來當歌廳小姐產生了興趣，於是就開始問她們二人的家庭情況。兩姊妹告訴我，她們家位於四川大巴山區，非常窮。家裡接連生了三個姑娘以後，還想要個男孩，就又生了一個，這次算是如願以償了。但是雖然有了兒子，難題又來了：這麼多孩子怎麼養活？於是家裡在兩個比較大的姐妹上到農村初中畢業以後就讓她們出來打工掙錢。兩姊妹先在廣東一家工廠里幹活，一個月工資八百多塊。一開始還覺得不少，但進了大城市看到琳琅滿目的商品，花花綠綠的衣服，奼紫嫣紅的化妝品，兩姊妹都覺得八百塊錢太少了。後來過年回家時聽到同鄉有女孩子在某地當坐檯小姐，一個月可以掙好幾千塊錢，於是就跟着同鄉女孩來到這個地方，當起了歌廳小姐。
　　一般的歌廳小姐不是當場就賣身的，桑拿里的小姐才會當場賣身。但是，客人在唱歌時摸一摸、抱一抱、親一親恐怕是比較常見的事情。十幾、二十歲的女孩子每天泡在這種場所裡面，時間長了我看很少有人能堅持“賣藝不賣身”原則到底的。這位老闆總是去歌廳里玩，每次都點兩姊妹作陪，漸漸地也就成了相好的。我又問她們家鄉的教育情況，兩姊妹回答說：他們那裡一般的孩子只上到鄉村初中畢業，而且上課特別輕鬆，自己除了認識幾個字以外，別的知識一無所知。在我問到她們那裡計劃生育情況時，她們則說：農村超生很普遍，原來都想要男孩，有的人生了女孩就扔了；但是這幾年漸漸地喜歡要女孩了，因為女孩子出去坐檯好掙錢，男孩子忙農活或者打工，就是累死也掙不了幾個錢；將來結婚娶老婆，還要蓋房子、賠彩禮，實在是划不來。
　　那兩姊妹在我看來長得一點也不漂亮：個子矮小、塌鼻子。特別是那個小的，完全就是一副幼女的模樣，五官都還沒長開呢。也真不知道這位腰纏萬貫的大老闆怎麼會看上她們，大概這就是“情人眼裡出西施”吧。那天吃完飯，老闆笑嘻嘻地要她們留下來陪我，當然被我謝絕了。後來我拿了一百五十萬的匯票臨離開時，那老闆還感嘆說：不知道有多少客人到我這裡來，多半都是很順暢地找小姐開了房間，少數半推半就一番也就下水了，你還真算頭一個死活不肯不下水的；其實玩玩也沒什麼了不起，您沒必要這麼拘束。我照顧他的面子，就說：不是我不想玩，也不是覺得人家找了小姐就怎麼不好；而是覺得這樣太累，擔驚受怕不說，自己成天還有負罪感；玩是需要講究個心情的，這麼玩那就特沒勁了。接着我又說：“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我喜歡上網，以後我再來你這裡，你就掏錢請我上網吧好了。後來又去了幾次他那裡，每次老闆都把賓館商務中心裡的一台電腦包下讓我上網，白天他出去籌款，我就端着杯茶到網吧里上網寫文章，餓了就跑出去吃一碗牛肉麵；晚上一起吃飯，繼續逼他還錢，倒也過得快活。
　　　　　　　　　　　　　　　　　　十、遭遇竊賊
　　二○○一年三月的一天，我生平第一次抓到了一名竊賊。在此之前，我曾數次遭到竊賊光顧：第一次是上大學期間，一名竊賊溜進了我們宿舍偷走了我放在自修桌上的手錶。那塊手錶是父母送我上學時買的，藍色的錶盤非常漂亮，我一直都戴得很愛惜。那次失竊，把我心疼得一個禮拜情緒都不好。第二次遭遇竊賊是在我剛參加工作不久，竊賊撬了我住的集體宿舍大門。不過，當時我剛參加工作，拿的是見習工資，因而也一貧如洗，確實沒啥東西可偷，於是偷走了我的幾條領帶和一雙皮鞋。第三次是在一九九八年前後，我和妻子逛江漢路，一個十二三歲維族少年小偷拉開了妻子的挎包，被我給一把抓住了。當時圍了很多人看熱鬧，很多人都起鬨要我狠狠地打那個維族小偷。那小偷手裡臥着個刀片，見我抓着他不鬆手就用刀片自殘，弄得我滿手是血，只好放他跑了。第四次竊賊光顧是在二○○○年九月，那天我加班，妻子硬是要陪我去，結果晚上回來後發現家中被盜，小偷用千斤頂頂開了我們的防盜網鑽了進來，偷走了我的一部手機和妻子的一些首飾。不過，那竊賊的素質可真夠差的：他偷走的手機是我兩年前買的“大磚頭”，買的時候雖然值錢，但到了二○○○年連機帶號才三百八十元；偷走的首飾，無一例外地都是不值錢的仿白金，因為結婚前我早就跟妻子有言在先，決不在首飾上花費太多。其實家裡最值錢的東西是一套從一九八○～二○○○年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全套紀念幣，還有一九九九年國慶發行的面值五十元的紀念鈔四十張。可那不識貨的小偷把它們翻出來扔到地上沒拿走，看來現在當賊也要講究個素質。因此那次我遭竊損失並不算大，只是滿屋的狼籍令人異常惱火，從此我就恨上了賊，特別想親手收拾一個賊解解恨。
　　那是一個禮拜天的上午，我因為加班乘坐公共汽車去單位。在橋口工商銀行門口附近轉車時，發現煙沒了就走到路邊一小店買煙。那個店主給我一包煙，我給店主一張百元大鈔。店主拿起鈔票在陽光下仔細辨別真偽，我則拿起煙翻來覆去地研究是真煙還是假煙。唉，現在的社會可真不得了，什麼都有假的，一不小心就上當受騙。過去“突出政治”的年代，出了一批專靠整人害人起家的政治騙子，而今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出了一批專靠坑蒙拐騙發家致富的經濟騙子；過去講“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今天，可是要講“繃緊防騙防盜這根弦”啦。我真有一種無奈的感覺，人和人什麼時候才能重建信任呢？
　　雙方各自驗完真偽，交易就成功了。正在等店主找錢的當口，繃緊了防騙防盜這根弦的我突然發現右邊褲兜里有一陣異動。扭頭一看，發現身邊不知什麼時候站了一名細長個子、背微駝、穿深蘭色雙排扣西服的男子，正在迅速把一把鑷子從我褲兜里往回縮，我意識到：我碰到賊了。我低頭一看褲兜，裡面裝的四張百元大鈔已經有一半露在外面。於是我怒喝一聲：“你想幹嗎？”
　　那個賊約麼有四十來歲，西裝革履、人模狗樣，但是頭髮蓬亂、脖子縮進衣領，而且我還看到他西服的商標還縫在袖口上。他的臉上一副令人升厭的、萎靡不振的表情，眯縫着的小眼滴溜溜亂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份人，令我懷疑他是個吸毒者。對於我的質問，他裝出一臉無辜的樣子：“沒幹麼事呀？我想買包煙嘛，麼樣，惹着你啦？”
　　“你買你的煙，那你拿鑷子在我褲兜里掏什麼？”我繼續質問道。“你看走眼了吧？哪個在你褲兜里掏了？”賊裝出一副惡狠狠的樣子，沒好氣地回答我。
　　我真的有些氣憤了，於是說道：“看你也是不小個人了，有些自尊好不好？”賊卻露出一副寡廉鮮恥的表情，用武漢話罵罵咧咧地說：“你個板媽的（【注】“板媽的”是武漢市民罵人的粗話，可能與“????”意義相近）莫來教訓老子，哪個招惹你啦？”說完，就把手插進褲兜，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踱到離我二十多米遠的報攤前低頭翻看報紙，兩隻小眼睛還不住地往我這邊偷偷張望。
　　我接過店主找的錢，鑑別了真偽後，又向店主核實了一遍剛才的情況，問道：“你看到他偷東西了嗎？”店主回答道：“那麼長的鑷子你沒看到？”接着他又補充了一句：“這個老幾（【注】武漢方言，與“傢伙”同意）常年在這一帶晃，我們都曉得他。”
　　聽了店主的話，我抬起頭來瞄了瞄那個賊，看到他那副洋洋自得、吊兒郎當的樣字，不由得激起了我滿腔的義憤，心想：這個害群之馬，一定不能就這麼便宜他！說實話，當時我本可以就這麼走了，因為自己並沒有損失。可是，就這麼把這個社會的害蟲放走我實在是不甘心。
　　於是我掏出手機，接通了110，說：“同志！我碰到一名小偷，就在工商銀行橋口支行門口。”110答覆：“好，你站在那裡不要離開，我們五分鐘後趕到。”
　　俗話說“做賊心虛”，一點也不假。那個竊賊一直在觀察我呢！見到我撥打手機，意識到我可能報警，於是離開了報攤，往馬路對面走去。我尾隨跟蹤，那竊賊邊走邊扭頭往後看，見到我跟着他，頓時慌了手腳，先是越走越快，接着就是小跑，接着就是抱頭鼠竄了。我則一刻不放鬆，在後面緊跟着他跑到一個胡同裡面，邊跑邊叫：“抓住那個穿藍西裝的！那是小偷！”
　　由於是大白天，胡同里當時有不少人，聽我叫喊後很多人伸長了脖子看熱鬧，可是沒有一個人肯出來幫我一把。這也是我預料之中的事：要是人人都有見義勇為的勇氣，這犯罪分子哪能這樣猖獗？“各人自掃門前雪”、明哲保身的市儈心態，正是當今犯罪分子氣焰囂張的幫凶。眼見竊賊鑽進了一棟居民樓，等我尾隨着上了樓，卻沒有發現其蹤影。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沮喪，於是問在二樓樓道里坐着的一位老太太是否看到穿藍西裝的賊跑過？老太太回答啥也沒看見——她分明是在撒謊，那竊賊至多十秒鐘前剛跑過，她居然會沒看見？不過她向我提供了一個重要情況：這棟樓兩個單元之間的平台是相通的。
　　儘管目標丟失，但我還是沒死心。我下了樓，又認真查看了一下這棟居民樓的地形，發現它只有兩個出口。即便是平台相通，那個小偷想要逃走的話，不從這個門出去，就得從那個門出去。只要看好兩個單元大門，抓小偷就是瓮中捉鱉了。於是我守在樓下，耐心等待110的到來。約麼五分鐘以後，傳來了警車的呼嘯。我一邊扭頭看着單元大門，一邊跑到大街上，看到三個全副武裝的民警從車中鑽出來：三個都穿防彈背心，一個戴鋼盔拿着衝鋒鎗，兩個拿着手槍。
　　見到警察我就稍微放了點心，於是對民警喊道：“是我報的警！跟我來！”民警跟我到了樓下，我向他們簡要介紹了這棟樓的特點和竊賊的體貌衣着特徵，讓兩個持手槍的民警守在另一個單元門前，自己和持衝鋒鎗的民警一起從另一個門上樓搜查。也許是那個竊賊低估了我要把他繩之以法的決心，也許是他命中注定這次活該要栽到我手中，因此當我們上到三樓時，竟發現竊賊正迎面下樓，看到我們頓時傻了眼。看到他那副孬樣，我真是既好氣又好笑，於是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道：“來得正好，夥計，跟我們走一趟吧。”
　　竊賊還繼續裝瘋賣傻，說：“幹嗎？我沒見過你呀？你們認錯人了吧。”“少廢話！”持衝鋒鎗的民警訓斥道：“老實點，走！”就這麼我們來到大街上，三個民警讓竊賊趴到汽車上，雙手前伸，開始對他渾身上下進行搜查。頓時，大街上立即聚集起黑壓壓的看客，欣賞着這難得的警察抓匪徒的精彩場面，很多人臉上浮現出一種莫名的興奮表情，但更多的是毫無表情地看熱鬧。
　　那個竊賊渾身上下被搜了個遍，那把鑷子沒有找到，估計他事先藏在什麼地方了。一邊被搜查一邊還裝無辜：“你們別冤枉好人呀！我什麼都沒幹……”“住口！”一個民警喊道，“再不老實就給你戴背銬。”我們的主人公頓時軟了下來，乖乖地任憑警察把他翻來覆去地搜身。然後我們一同上了汽車，來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辦公條件很差，由於四面都是高房子，裡面顯得很陰暗。我看了看他身上搜出的東西，竊賊的大名叫章××，本地人，還有一個小本本《失業下崗工人登記證》。警察命令章××雙手抱頭坐在一個小板凳上。這個竊賊個子細高，坐在小板凳上樣子有些滑稽可笑。
　　看到那張《失業下崗工人登記證》，我心頭的怒火也就去了一大半。於是，我心平氣和地問他：“你真是下崗工人？”他沉默不答。
　　我又問：“如果你是下崗工人，這世界幹什麼不好，非要做賊呢？踩‘麻木’也能掙錢糊口嘛！你年紀不大，又不是干不動，怎麼就不憑力氣掙錢呢？”章××對我的話繼續沉默不答，反而向警察狡辯：“我本來走的好好的，這個人突然就說我偷了他的錢。”
　　我哈哈一笑，說道：“那麼，我是誣陷你嘍？我跟你素不相識，幹嗎非要誣陷你呢？”警察問：“你沒偷他的錢，那你跑什麼？”“我不想惹麻煩嘛……”章××申辯道。這時另外一個民警進來看到這個竊賊，說道：“怎麼？又是你？”我一看，原來他們是老熟人了。章××還在演戲：“這次…….我可什麼都沒幹。”那個民警笑了，說道：“冤枉了別個我相信，冤枉了你我可不信。”接着聲色俱厲地訓斥道：“你自己說，你這是幾進宮了？！你還裝麼事好人！”
　　章××聽了這個警察的話，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垂頭喪氣地坐在那裡，徹底繳械投降了。接着，我應民警的要求，寫了一份報案材料交給他們，就離開了派出所，後來也就沒有時間再過問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