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悲慘世界
　　父親年輕的時候，上面總是宣傳“老有所養，病有所靠”，據說這叫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是那時父親健康，除了偶爾頭疼腦熱的之外沒有什麼病。到了九十年代以後，父親單位持續十幾年都處於半死不活狀態，多達四萬五千名職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下崗狀態，在崗的也經常是一連八九個月領不到工資，父親那所謂的“公費醫療”也就只能變成一個畫上的餅子，實在沒法指望。由於由於沒有錢，他們單位到現在醫藥費只報銷到一九九四年的，好多老工人因為沒錢耽誤了治療，人都沒了好幾年了，還沒輪到醫藥費的報銷。即便是這個畫上的餅子，也不是全額報銷，而是每年最高報銷限額為兩萬元；但是即便是這種難以指望的報銷，也有很多藥是不能報的。是啊，活人都養活不了，那有功夫顧得上死人呢？
　　根據我所查得的資料，二○○一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對一九百九十一個成員進行的醫療衛生公平性評價中，中國排在倒數第四位。僅比巴西、緬甸、塞拉利昂稍強，屬於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而一向被我們看作“貧富懸殊極大”的印度居然排名第四十三位，遠遠超過我國，其它發展中人口大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國前面。應該說，在目前的中國，衛生發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鄉衛生差距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也顯示窮人健康狀況在惡化。過去十五年來，中國結核病增長四倍，過去四十年來一直下降的嬰兒死亡率也在貧窮地區上升，而一些早已消滅的地方病如血吸蟲病等也捲土重來。儘管中國政府免費提供免疫疫苗，但由於農村診所要收取“管理費”、“針頭費”和“針管費”，貧窮地區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區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區的水平。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我極少聽說過有看不起病的情況。當時我年紀尚小，因此對農民的情況並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一般的城鎮居民，沒有哪家把看病當作洪水猛獸來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費醫療，而是指那時低廉的藥價和治療費用。那時有個頭疼腦熱的，花幾塊錢，甚至幾毛錢就可以治好。由於當時農村與城市收入差距比現在小的多，因此這樣價格低廉的醫療服務農民也消費得起。

　　然而從九十年代起，一股名為“醫療產業化”的妖風破門而入。之所以說“破門而入”，那是因為這項所謂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裡來的、看不慣公費醫療和廉價醫療衛生服務的“精英”們強加給人民的。從那時起，醫院的收費幾乎以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高於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四倍以上。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國的醫療體系出現了極度的異化：一方面醫療從業人員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廣大居民醫療費用支出暴漲，因病致貧、無錢看病的事例從時有發生變成了普遍現象。“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醫院抬”，“辛辛苦苦幾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這些順口溜表達了群眾無錢看病、因病返貧的無奈與辛酸。
　　二○○三年十月，我陪同父親到醫院做化療。以前的病友在這三個月之間死掉了十多個，聽一個倖存的病友說，上次挨着父親的那個白血病孩子已經死了，才十七歲。那孩子的父母都是下崗職工，我以前見過他們：男的戴付眼鏡，又黑又瘦；女的面色蒼白，因為她也患有乳腺癌。為了給孩子治病，做母親的自己有病不看。為孩子治病累計花了二十多萬，全部是靠借債得來的。現在人財兩空，孩子的母親也到了晚期，就要和她的孩子一同走了，留下一個孤獨的男人還債。一個曾經美滿的家庭，瞬間只剩下了孤獨的他。二○○三年年底，我父親最後一次化療期間，幾天內就先後有兩個無錢繼續治療的病人，從父親所在的住院部大樓上跳樓自殺。這就是“醫療產業化”給中國普通百姓帶來的結果。
　　“醫療產業化”給中國人民健康帶來的慘禍遠遠不止無錢看病、因病致貧這兩項。由於“醫療產業化”之後，有關醫療產業的產品利潤豐厚，引來了無數投機者進行“醫療產品開發”。為了降低成本謀取最大利潤，很多這樣的投機者在連最起碼的衛生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開工，給人民健康帶來了巨大危害。重複使用血液透析器導致患者染上肝炎，輸入不潔血液導致患者染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時有報導。特別是，由於大搞所謂“醫療產業開發”，河南省上蔡縣出現了好多村莊整村人因為賣血導致患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這不正是“醫療產業化”下我國一些地區現實的寫照嗎？！
　　有些從不擔心自己如何支付醫療費用的人，總是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為由來反對政府對醫療衛生包攬太多，這種“飽漢不知餓漢飢”的託詞實在毫無道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二○○○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點三，處於世界末流。其中，居民個人支出高達百分之六十四，而這一比例在發達國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由政府支付的醫療費用幾乎達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國以前“公費醫療”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國等高福利國家，政府支付的醫療費用比例還要更高。即使排除發達國家，這個比重在其它國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如果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都能由政府負擔近百分之六十的醫療衛生費用，經濟欣欣向榮的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呢？對這種現狀，就連一貫鼓吹市場化的美國經濟學薩克斯都覺得，中國由政府支出的衛生費用所占的比例只有區區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國中最低的之一，中國政府在衛生籌資中的作用太小了。
　　況且，即使是這區區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時也被極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國，越是有權有勢的人，如各級“公僕”，越能夠享受到“公費醫療”的好處。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藥，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醫療條件，其間花費無論是十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都可以由“公費醫療”解決；即使沒有生病，他們也可以定期體檢、療養。而越是窮人，越需要自己支付醫療費用：國有企業工人雖有名義上的“公費醫療”，但是因為是由企業負擔，而多數國有企業經營的困境，使得這些所謂的“公費醫療”跟我父親單位的一樣，成了一個徒有虛名的擺設；城鎮一般居民、農民則根本沒法從政府的醫療投入中獲取丁點好處。
　　可見，造成我國居民醫療健康狀況惡化的原因除去“醫療產業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政府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即政府沒有承擔起它對居民醫療健康應負的職責。政府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了醫院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醫院的正常運轉，進而使得醫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產業化”來維持其必要的開銷。而坑宰病人的惡劣先例一旦開始，就不可能維持在一個適當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盜都是從小偷小摸開始的，所有的腐敗分子都是從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個得到政府默許的惡劣先例鼓舞下，我們原來尊敬的白衣天使們的靈魂一步步受到腐蝕，一部分人最終墮落成專門從事坑、蒙、拐、騙的白衣刀客、白衣惡棍。
　　就這樣，“醫療產業化”與政府失職互相推波助瀾，造成了我們今天面臨的惡果。目前，大多數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大張旗鼓地搞“醫療產業化”，而且還在儘量避免讓市場力量支配醫療衛生領域，不斷增加政府支出在醫療總支出中的分額。而我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真讓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雖然我國被福布斯評為二○○二年度全球賦稅最重國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國的教育投入、醫療投入、軍費開支等指標均在世界末流。請問，老百姓的錢究竟花到哪裡去了？
　　在我國向市場經濟轉軌以後，在本來靠“看不見的手”調節的市場關係中，隨處能夠感受到政府那隻本不該出現的、“看得見的手”在裡面翻雲覆雨。為此，我們常常抱怨說這是“計劃經濟的遺產”，抱怨說這是“不當干預”。然而，在教育、醫療等的確需要政府干預的領域，那隻本該出現的、“看得見的手”卻不見了。不奇怪嗎？看看每天在電視上大講學習“三個代表”深刻體會的公僕，再看看老百姓悲慘的生存現狀；看看越來越多的摩天大樓，再看看越來越多的無錢就醫的窮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說的那樣：“一面是莊嚴與神聖，一面是荒淫與無恥”？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通過互聯網得知，在中國廣州地區流行一種怪病，得了這種病發燒不止，最後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這種怪病傳播得很快，難以預防。後來又知道，這種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漢離廣州畢竟還比較遙遠，我們沒有感受到什麼恐慌。再看看《新聞聯播》裡天天說“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沒有再關心這件事。
　　然而，到了二○○三年三月初，我到某地出差時，當地一位剛從北京出差回來的朋友跟我說，北京現在傳染得很厲害，已經死了不少人了，你趕緊準備買些口罩吧。當時我看電視上全是人大會的消息，仍舊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樣子，也就當作謠言而不予置信。然而到了三月底，傳聞越來越多，連電視上也開始報導有關情況了。不過當時電視仍舊是說，要放心，控制住了，沒有問題等等。此時我已經開始懷疑新聞的正確性了：早就說控制住了，可為什麼從去年年末一直持續到現在？為什麼傳聞越來越多，人們越來越恐慌？
　　後來電視上開始有了例行疫情報告，一貫不怎麼看電視的我我每天都要坐在電視機前面把疫情報告看完。一開始還覺得數字不多嘛，每天只新增那麼一兩個。到了四月十八日，當時的衛生部長大人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會上他笑談：“北京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僅僅兩天之後，他這個撒謊時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衛生部長就下台了，到那時我才知道北京的非典流行趨勢有多可怕。頓時，全國上下草木皆兵、風聲鶴唳；藥店裡的口罩、板藍根全都脫銷；人們只要一見到從疫區來的人都視為洪水猛獸，不敢接近。出於對家人和自己健康的擔憂，我也上藥店買了幾十副口罩。當時口罩已經脫銷，問了好多家藥店都沒有。問到位於武漢亞貿廣場附近的一個“春天大藥房”時，裡面回答說“有”，不過漲了價錢。但此時已管不了那麼多了，我立即買了三十副“漢江醫療器材廠”生產的口罩。等到戴了幾天以後才發現，這是一批假冒偽劣的口罩，外面只一層紗布，裡面全是亂七八糟的纖維頭。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我得知“非典”感染的高危人群是醫務工作者。在與臧教授打交道的一年多時間裡，我簡直對這些吃人不吐骨頭惡醫深惡痛絕。此時看到這個消息，最初竟然產生出一種欣慰，一種幸災樂禍。這大概就是我在惡政、惡人的壓迫之下，所產生的一種惡意吧。不過，當我看到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醫院，與那些醫務人員握手交談，並向他們鞠躬致敬的時候，我突然覺得鼻子一陣酸楚，禁不住熱淚盈眶。在這個充滿着道德淪喪、心地不良和麻木冷漠的國度里，多少年來，我終於再一次找回了那種久違的感動。
　　“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可以說是對中國“醫療產業化”惡政的報應。雖說SARS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發現，但惟獨在中國卻釀成了全國流行的慘禍。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流行的規模要小的多，甚至在遠比我們窮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些人不知出於什麼政治目的，竟然據此斷言說，SARS是美國發明的專門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我從來就不相信這些譁眾取寵的無稽之談，而是認為這是“醫療產業化”的必然惡果。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醫療產業化”下SARS流行的路線：二○○二年十一月，出現了一種從野生動物轉移到人的冠狀病毒，隨即出現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於對這種新疾病缺乏認識，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後傳染給了其他人。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錢就醫，有些卻沒有錢，於是乎照例被醫院拒收，只好游離於社會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來日無多，乘交通工具返鄉，造成了病毒向全國擴散，傳到了山西、河北、內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後中央下死命令對SARS患者無償治療以及強制隔離疑似病人，繼續按照“醫療產業化”下的必然模式進行治療，我真不敢想象現在會是怎樣一種情形。現在災難好像已經過去了，一切照舊……
　　災難並不可怕，人類歷史也是一部與災難抗爭的歷史。可怕的是對災難缺乏深刻的反思和麻木不仁，假如不立即廢除禍國殃民的“醫療產業化”，那就等着一場更大的災難來臨吧。
　　　　　　　　　　　　　　　　　　十四、為惡政敲響喪鐘
　　隨着夏日的到來，“非典型肺炎”漸漸銷聲匿跡了。這次瘟疫的流行，使我產生了很多反思和聯想。於是，我決定以我父親看病的遭遇做線索，對“醫療產業化”這一惡政進行最嚴厲的討伐。於是在構思了兩個多月、奮筆疾書一個星期以後，一篇名為《反擊醫療產業化——醫院黑幕》二萬七千字的長文寫成了。之後，我通過互聯網將其昭示於世人面前。“醫療產業化”和部分醫生醫德的淪喪，早已是千夫所指、萬民皆恨。我的文章一經貼出，就如同在水中投入一塊巨石，立即掀起陣陣巨浪，形成了人民群眾對醫療產業化口誅筆伐的高潮。我的《反擊醫療產業化——醫院黑幕》被一些網友改名為《當今中國最骯髒的產業》和《吃人的醫院》等，被轉貼於全球各大中文網站，並且被《中國改革》雜誌社的《改革內參》刊用。這就是中國的現狀：人民中早已蘊藏了極大的能量，只要有人擎起這杆旗幟登高一呼，就有千百萬的勞苦大眾應聲雲集。
　　在寫完《反擊醫療產業化——醫院黑幕》之後，我又產生了寫一篇反擊教育產業化的《學院黑幕》，作為《醫院黑幕》姊妹篇的念頭。但是，由於我畢業之後已經有八年時間沒有與學校打交道了，對目前學校的內幕知道得並不是很清楚，也沒有切身體會，因此我覺得沒有辦法寫出像《醫院黑幕》那樣面面俱到的《學院黑幕》，而只能對教育產業化下學校收費迅速上漲這一外表現象做出分析。當我在互聯網上說出自己的想法之後，立即有很多國內外朋友不辭辛苦地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資料。其中特別是一位叫“元明”的網友發過來的一篇名為《變了味的教育產業化》的文章給予我極大的啟發，該文的許多高水平、系統化觀點幾乎與本人的零碎思考完全一致，讀起來禁不住讓人拍案叫絕，因此我大量地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觀點，彌補了我對教育問題理論上的空白。過了幾個月以後我才知道，元明網友發來的那篇《變了味的教育產業化》，是西南財經大學副教授蕭雪慧老師所作。

　　恰在此時，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電視台第二套節目播放了一個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該片講述的是陝西榆林一位農民景統仕可悲遭遇：生活貧困的景統仕在女兒景艷梅今年高考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後，為了湊足一萬元的學費，一連外出幾天借錢而無功而返。為了給景艷梅上大學申請資助，景統仕又到當地派出所等部門蓋章以證明家境困難，然而這個章也居然沒有蓋下來。七月十四日，景統仕喝下農藥自盡。電視上景艷梅流着眼淚說：“我爸爸回來，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說，他說他已經老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早知道是這個結果，這個學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現在這些充斥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電視節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湊巧，當我從書房出來喝水時，正好看到了這一幕。當時，我握着茶杯呆站在電視機前，屏住呼吸把這個節目看完。沉痛？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憤？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悲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壓抑，感到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黑暗，為什麼使我艱於呼吸視聽。常言道：“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千百年來，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求生的中國勞動人民總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點、辛苦點沒有什麼，一定要讓子女讀書、成材——這是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的一個傳統。女兒考上大學，這本應該是全家歡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喜訊，然而在極度扭曲的“教育產業化”之下，這喜訊卻變成了吞噬人命的魔鬼，變成了噩耗。
　　假如景統仕的遭遇還離我太遙遠，還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話，那麼二○○三年六月份發生的另一樁慘劇則如同在我身邊炸響的一聲驚雷。在我曾經去過的一個國有企業，由於經營困難，從二○○二年下半年開始連續九個月沒有發過一分錢的工資。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幾個歌舞廳趕場子拉琴掙錢的老工人胡××回到家裡，其妻子告訴他，在武漢某大學讀書的兒子在催交一萬元學費。胡××出門借錢。可是全廠工人都八九個月沒有見到一分錢了，自己家裡尚揭不開鍋，誰又有能力借出一萬塊錢呢？胡××出門一天，空手而歸。回到家裡，妻子見他一無所獲就嘮叨了幾句，胡××本來就又氣又惱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罵使得他倍感絕望，於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導致妻子氣絕身亡……
　　兩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當下中國工人、農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產業化”的、喪盡天良的“精英”們壓迫、掠奪、踐踏而無可奈何的事實。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從東北到西南，類似的慘劇處處可見，時時發生。無數貧窮而善良的人們，被教育產業化這把大刀奪去了歡樂、財富甚至生命。在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什麼比 “醫療產業化” 和“教育產業化”更能生動地體現出處於強勢地位的精英們，是如何借“改革”的名義來瘋狂斂聚錢財、無恥踐踏勞苦大眾權益的事例了。醫療和教育，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權，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發展權；這兩個行業是“產業化”的底線，一旦突破了這兩個底線，這個社會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這兩個底線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早在二○○○年八月，我就寫了一篇名為《窮人受教育權利不容剝奪》的文章，呼籲社會關注窮人孩子上不起學的情況。然而，從那以後，教育產業化一直甚囂塵上，濁浪排天。無數人間慘劇發生了，無數品學兼優的貧困生被大學拒之門外。不受監督的特權與貪婪野蠻的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瘋狂、無恥地壓榨人民；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秩序日益混亂，各種侵犯人民利益的異化改革被假以神聖的名義強加在人民頭上。而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正是這種異化改革的極端產物。在我看來，鼓吹這兩個“產業化”的人實在是惡毒——“教育產業化”剝奪了窮人子女受教育的權利，等於消滅了他們通過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希望，而讓他們永遠淪為無知愚昧的苦力，剝奪了人們的發展權；“醫療產業化”則剝奪了窮人的生存權。耳聞目睹這一個個血淋淋的事實，我實在無法平靜下來。我決心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惡政和它們的吹鼓手們一起踩在腳下，讓它們爛在泥里。於是，又一篇名為《教育產業化：喪鐘為你而鳴》的文章誕生了。
　　《教育產業化：喪鐘為你而鳴》全文長達二萬九千字，分為八個部分：當喜訊變成噩耗、當改革變成掠奪、當學費成為壁壘、當謊言嘲弄真理、當教育淪為產業、當政府逃避職責、當悲憤化為力量、當喪鐘為你而鳴——連續八個“當”字，對應以喪鐘轟鳴的聲音。一個星期之內，我每天為了寫這篇文章都要工作到凌晨。寫文章時，我一遍又一遍地聽《國際歌》，寫到悲憤哀痛之處，我自己一邊寫，一邊放聲痛哭。我所渴望的，就是用真情喚起社會的良知，用我的文字為禍國殃民的“教育產業化”敲響喪鐘。我當時就堅信：我的呼籲決不會沒有迴響，我的眼淚決不會流失在人心的沙漠裡。
　　果然，不出我所料，二○○三年八月十八日我的《教育產業化：喪鐘為你而鳴》一文剛在一個官方論壇貼出，就立刻再次傳遍了全世界。香港的鳳凰衛視、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都專門在節目中談到了這八個振聾發聵、發人深省的“當”字。此後，雖然學校的高收費暫時還未得到扭轉，但我相信從此再沒有哪一個政府官員敢於理直氣壯地大談特談“教育產業化”這個邪惡的概念，也相信離徹底埋葬這一惡政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
　　　　　　　　　　　　　　　　　　十五、沙利度胺
　　從二○○三年那個炎熱而漫長的夏季開始，父親的病就愈發沉重了，感冒發燒不斷。尤其令我們害怕的是：由於化療次數過多，父親體內的漿細胞已經產生了抗藥性，化療已經漸漸地失去了作用，漿細胞的數量居高不下。到了二○○三年國慶節前夕，父親已經開始感覺到後背和兩肋骨骼的劇烈疼痛。不過，父親仍然是堅強的，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父親和我們一起到漢口江灘公園觀看了四川自貢燈展。
　　父親也自感來日無多，就跟母親說讓我姐姐一家來武漢，趁自己還能行動的時候最後團聚一下。國慶節那天，姐姐、姐夫和外孫貝貝都來了。見到親人，父親很高興，那幾天家裡洋溢着歡樂的氣氛。
　　姐姐走了以後，父親的疼痛越來越劇烈。到了十月中旬那次化療以後，我把父母接到自己家裡住了一段時間，那時父親還能自己行動，每天我下班回家，父親和我都要談很久。那時臨近年底，我每天上班也很忙，都是母親一個人照料着父親。
　　到了十二月初，我又被單位派到外地出差了二十多天，回來時已經臨近年底。回家那天父親又在醫院裡化療，我趕緊跑去照顧，發現父親已經很難起床了。但父親見了兒子，仍然相當高興，凡是能起來的時候都和兒子一起抽一會兒煙，談論着兒子的工作和生活。兒子總是問父親一些以前的事情，因為兒子已經打算動筆為父親寫一本書，書名暫定為《生活的見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這次化療效果不好。父親回家以後，不但沒有好轉的跡象，而且每天起床都顯得非常吃力，需要抱着母親的肩膀，慢慢地找疼痛相對比較輕的姿勢，一點一點地挪動着站起來。父親的脊背已經不能起到支撐作用，站立時要拄着兒子為他買的拐杖，吃飯的時候要用一隻胳膊支撐着桌子，才能勉強坐一會兒。一月份那些天，我每天都不回自己家，而是下班後坐一個多小時的車去父母家裡住着。每天吃完晚飯，兒子就依偎着父親，跟父親交談很久，逗父親開心。
　　二○○四年的春節比較早。父親說自己可能是過最後一個春節了，想到兒子家裡，再把姐姐一家接過來，再享受一次天倫之樂。為了讓父親能高高興興地過節，我從單位放假那天起連續做了四天的衛生，把家裡角角落落收拾得一塵不染。還跑到街上買了不少窗花、對聯、年畫，把家裡布置得既溫馨，又喜慶。
　　大年三十那天，父親被120急救車抬到兒子的家裡，一來就直接躺到床上。大年初三，姐姐一家在去了姐夫合肥老家過年之後，也來到武漢。小外孫貝貝是個活潑的孩子，每天在我家裡跑來跑去的玩。每到這個時候父親就拄着拐杖，來到客廳里，一邊抽煙一邊微笑地看着貝貝玩耍。那一些天，我的家裡總是被一種快樂喜慶的氛圍籠罩着。
　　其實父親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了，脊背和肋骨時時刻刻地都在疼痛，需要口服曲馬多或者貼芬太尼止痛。過年那幾天除了有一天父親強打起精神和我們坐着吃了一頓飯以後，其餘時間都臥床由母親餵着吃。由於見到親人過於興奮，父親體力透支，姐姐他們走的那一天就因為喉嚨發炎發起了高燒，呼吸困難。我急忙找了一個可以上門治療的醫院，為父親打了幾天針才算治好了病。病癒後，有一天下午父親跟我談話時說到自己可能活不了幾天了，化療已經不起作用，而且這個病實在太痛苦，治療又太費錢，子女的負擔也很重。因此父親說自己打算放棄治療，到醫院裡絕食幾天，安靜地離開這個世界。
　　和父親談話以後我心裡非常難受。以往我也知道父親早晚要被病魔奪去生命，但是我實在不願意面對這種情況，甚至想都不願意去想。可父親跟我談了以後，我猛然警醒了。不，我不願意父親走，我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父親留住。哪怕是一個月，一年；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我都要嘗試。那天我打開電腦，在“Google”中搜索“多發性骨髓瘤”這幾個字，希冀着能否找到一種新的治療方法。突然，一個“沙利度胺可以有效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的消息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跳猛然加快，認真地讀完這個消息，又打開很多鏈接，證實了這個消息。就如一個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樣，我奔到父親的房間裡，對躺在床上的父親喊：“爸，你的病有救了，現在有了一種新藥可以治好你的病！”
　　沙利度胺又名反應停片，原來是作為治療孕婦孕期反應的藥投放市場的。但很快發現，沙利度胺會導致嚴重的出生缺陷。在西方國家，有數千名嬰兒因母親服用了沙利度胺而先天性肢體殘缺，造成了轟動一時的“海豹胎事件”。因此，沙利度胺成為禁藥，被禁止銷售達四十年之久。這幾年才通過研究發現，沙利度胺在治療多發性骨髓瘤方面具有良好療效。由於被禁時間太長，目前全中國只有江蘇常州製藥廠一家生產沙利度胺。
　　刻不容緩，我立刻按照常州製藥廠網頁上留的電話號碼與對方聯繫。但是撥打了很久都沒有人接，這時我才想起這天是個星期六。但這是救活父親的唯一的希望，早一分鐘服藥，就多一分希望。我立即穿好衣服到街上找藥，從武昌問到漢口，大藥店、小藥店、新藥特藥店、醫院藥房，一家家問遍了，都沒有這種藥出售。那天晚上，當我邁着酸痛的雙腿沮喪地回到家裡，我跟母親說要到常州去一趟，親自到廠里買藥。母親也心疼兒子，說那沒必要，等人家上班了聯繫也不遲。這時我突然想起在蘇州的一個朋友，一看地圖發現蘇州與常州相隔不遠，於是立即跟他取得了聯繫，拜託他立刻到常州為父親買那救命的良藥，再通過特快專遞郵寄過來。沙利度胺，這個原本陌生的名字，此時竟然變得如此親切，有了它，仿佛就有了希望。當我們跟父親把情況一說，父親也很高興，說：這好啊，將來能等到抱孫子了。
　　雖有朋友幫忙，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星期一剛上班我就與常州製藥廠取得了聯繫。當聽到對方說可以郵購時，我激動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覺得那個接電話的人簡直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放下電話，我又給母親掛了個電話，母親說她也給常州製藥廠打了電話，人家跟她說武漢協和醫院的藥房裡有少量這個藥。我放下電話，立刻跟單位請了假，直奔協和醫院藥房，買回了這個藥房所有的十七瓶“沙利度胺”中的十瓶。晚上我回到家裡，全家人又興奮又激動。父親拿着這白色的藥片，對我們說，我的命是兒子的孝心換回來的呀。
　　那一段時間，我的心裡充滿了希望。於是，我開始動筆寫《生活的見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父親聽了我的想法，也很支持我，因此我們父子二人，一個寫文章，一個審稿批改。父親對兒子的文章看得如此細緻，以至於不止是糾正兒子文章中的張冠李戴或者其他謬誤，甚至連用辭不當和錯別字都一一糾正。我每天上班時，父親就躺在床上批改我的文章，累了，就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兒，回憶自己經歷的那些往事；兒子下班以後，父親就給兒子講述白天回憶起的那些事，因此我的文章越來越準確，內容也越來越豐富。那一段時間我每天都要在電腦前奮筆疾書到凌晨兩、三點鐘，父親有時晚上睡不着覺，就經常拄着拐杖到書房看看兒子，跟我說要注意身體，早一點休息。我不斷地將完稿的部分發表在網絡上，獲得了讀者的好評，陸陸續續地有不少出版社跟我聯繫，想跟我簽訂出版合同。
　　兒子始終是父親的驕傲。那天我從單位捧回了二○○三年度贏得的四個鮮艷的榮譽證書：先進工作者、最佳案例獎、目標管理先進個人、目標管理先進團隊。父親看了，高興地點燃了一枝香煙，對母親和兒子說：我的兒子，無論到哪裡都是最優秀的！父親躺在床上，微笑着看着兒子的證書，眼神里充滿着對兒子的自豪和讚許。
　　父親服用沙利度胺以後，有一段時間不知道是藥的作用還是心理作用，顯得有些好轉的跡象。有幾天父親每天都等兒子下班回家一起吃飯，有時兒子加班回來晚了，父親也不吃飯，而是等着兒子。等兒子回來後，父親就拄着拐杖，慢慢地坐在兒子身邊，和兒子一同吃飯。那飯，吃得津津有味。還有一天，父親竟然整整一天沒有吃止痛藥，坐在沙發上看了一天影碟《春天的十七個瞬間》。這是幾個月以來從沒有過的情形，我和母親還以為真的出現了奇蹟，興奮到了極點。
　　沙利度胺有很強的副作用，而且越來越強。父親經常便秘，都是由母親攙扶着到衛生間解手，但解不出來，一天往往要去十幾次衛生間。到了後來，父親連續十幾天解不出手來。同時，由於連續服用嗎啡類藥物，導致父親小便瀦留，肚子憋得像一口大鍋，腿也漸漸地不利索了，難以站立。恰好在此時，我的妻子查出來懷有身孕了。因為妻子以前有過一次自然流產史，因此這次我們格外重視，讓我妻子住院保胎。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回家寫作到凌晨；而母親本來就有高血壓，還要伺候兩個病人，負擔非常沉重。
　　母親過元宵節期間抽空賣了一些燈籠給武漢的百步亭社區，因為父親的病重一直沒有結賬。後來母親打電話問結賬的事情，誰知對方竟然耍起了無賴，說自己只用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沒用上，要退貨。燈籠這種東西，過元宵節掛那麼兩天，摘下來以後還是完好的，說自己沒用上誰能看得出來？況且，我母親是按照對方要求的數量送過去的，當時對方說都要用，只是當時太忙沒功夫取錢，要母親過完節以後再來結賬。而過年以後家裡始終離不了人，就這麼一直拖到現在。母親跟對方聯繫後，打算找個時間去跟對方結賬，再把貨物收拾一下，於是父母先回常青花園住幾天辦辦事情，由我的岳父岳母來招呼一下我的妻子，事情辦完了以後再回來。父親仍然念念不忘我的那本書，對我說，回去以後想起什麼來，就讓我母親用家用攝象機錄下來，免得自己腦子不清楚給忘記了。
　　然而，父母回去的第二天，父親的病突然急劇惡化，一天一個樣子，全身劇痛難熬，嗎啡已經絲毫不起作用，連話也說不好，下肢也完全癱瘓了。母親見狀急忙給姐姐打電話，姐姐回來了；我也跟單位請了假，回來照顧父親。即便是這樣，父親見了我仍然忍着痛苦，向我講述了幾件新回憶起來的往事：一個是自己經歷的日本投降，一個是解放前開封處決犯人的情形，第三是鎮壓反革命期間的見聞。姐姐回來的當天，父親感覺自己可能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就對我們說：去醫院吧，最好死在醫院裡，也好看看人家有沒有什麼辦法止痛。
　　就這樣，三月二十七日父親住進了離我家比較近的一所醫院。剛去那天在醫生採取導尿措施後，父親的精神稍微有些好轉。我見了以後又開始心存僥倖，跟父親說這是個小關口，挺過去就行了。父親對自己的病體會得更清楚，就對我說，兒子，別抱太大希望了，這個病我看好不了了。幾年了，咱們每次抱的希望都挺大，但結果都不好。我知道你跟你姐倆都孝順，可是沒辦法，該分手的時候就得分手。你也別太難過，這個病太痛苦，死了也是一種解脫。你媽身體不好，照顧我這麼長時間，也是一個解脫。你和你姐都成家了，你媽一輩子都很不容易，以後我不在了要知道疼你媽。
　　醫院對父親的病也束手無策，除了弄點麻醉藥，就是打點葡萄糖。但是，即便是做手術用的麻醉棒，此時對父親的疼痛也不起作用。父親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走出醫院大門了，也不想再忍受這種痛苦，就不讓打葡萄糖。父親對母親說：知道你們都是一片好心，但是已經是這樣了，扭轉不了，就不要再費勁延長痛苦，也給子女造成經濟負擔和精神壓力。以前戰場上的馬受了重傷，騎兵雖然對馬有感情，但見到馬沒救了，就會給它一槍，讓它儘早解脫。你們就別在費勁延長我的痛苦，儘早讓我解脫吧。看着母親的淚眼，父親又說，你的身體也不好，血壓那麼高，這些天你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再拖幾個月，我的病也好不了，你卻要走在我前面了，還是讓我利索一點走，別再拖累你們了。
　　看着父親受罪的樣子，母親痛在心裡，坐在父親床前熱淚連連。父親看了，忍着痛，微笑着對母親說：“唉，怎麼那麼俗氣，堅強點啊，這幾十年你一直照顧我，我很滿足了，現在要分別也要高高興興地分別。”一開始我們還要醫生給父親打點葡萄糖補充營養，但父親不讓，對我們說：“現在別惹我生氣了，怎麼要親人配合一下這麼難啊。”說完，就掙扎着要拔針頭。母親見狀和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就按父親的意思辦，不再採取積極的措施延長父親的痛苦。父親也知道兒女孝順，就勉強吃了幾口兒子買來的甲魚湯，女兒買來的財魚湯，之後就堅決拒絕進食，每天服用醫院開的催眠藥沉沉入睡以躲避疼痛。就這樣，父親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