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雪後城頭草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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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個重要人物的出場

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哪一位帝國大臣像他一樣在帝國的歷史上占據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他對大清帝國歷史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帝國的國界。晚年的他更是支撐着這個搖搖欲墜的龐大帝國的主梁，他的一舉一動不但決定這個帝國的國家命運，而且幾乎涉及整個世界東方近代史的走向。翻開一部中國近代史，他的身影屢屢出現——沒有他的中國近代史一定是殘缺的歷史，也是無法敘述的歷史。

同時，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沒有哪一位帝國大臣在死後招致到如此猛烈的、連續不斷的抨擊。在1901年以後的中國，無論哪個歷史時期，無論是怎樣的人——從精明的政治家、到社會變革者，從記載正史的文人再到傳播野史的平民——對他所持有的評價竟驚人地一致。這種一致如果之於中國近代史中的其他歷史人物或歷史政治事件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中國人對李鴻章評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者。

這位大清帝國重臣的巨大歷史罪責令人難以置信：中華帝國近代史上所遭受的一切災難、屈辱和不公正，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有生之年的所有日子裡，無時無刻地不在處心積慮地勾結外國勢力和策劃卑鄙陰謀，他的所有行為和努力最終只有一個目的：把帝國的國土、財富和臣民出賣給洋人。一句話，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生為出賣自己的國家而生，死為出賣自己的國家而死。

李鴻章無疑是近代中外歷史上最獨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中國人的心中，這個人已經不是一個“人”了。中國人把他從19世紀末的封建帝王、狡黠政客以及當時大清帝國的文化傳統、政治現狀、經濟實力和國家運行機制等等內憂外患的因素中抽象和獨立了出來，變成了一種民族感情符號或是一種國家政治形象，同時也就順便忽略了這個老頭兒當時為大清帝國所擔任的最高官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帝國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相貌堂堂，滿腹經綸，機鋒敏銳，辭令巧善。他既傲慢清高又忠誠仗義，既陰鬱狡猾又鋒芒畢露，既爭強好勝又忍耐寬容，既冷酷蠻橫又溫情脈脈——他將東方人性格特徵中的所有特徵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

這位帝國重臣的後半生正值大清帝國風雨飄搖地走向衰亡的時期，正值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制走向衰亡的時期。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出生於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1823年2月5日，字漸甫，號少荃，排行第二。72年後，他因為代表帝國簽訂《馬關條約》，致使中國市井流行“楊三死後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的對聯一幅。對聯中的“楊三”指的是當時剛剛病故的一名京劇名丑，“李二”指的就是他。李家是“耕讀之家”，算不上貧寒，但也要整日為衣食忙碌。他的父親是李家第一個出來做官的人。1838年，父親中了京城會試的一百一十二名進士。報子來報喜的時候，他和他母親正在地里鋤草，聽到這個消息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親初授予戶部，後長期在刑部為官，據說是個包公式的官員，但未見有特別過人之處。母親是個典型的勞動婦女，沒有纏足。李鴻章當了大官之後接母親到官府享福，路上母親的大腳露在轎簾之外，李鴻章覺得頗不好意思，悄悄把母親的腳塞進去，母親為此一直很不高興。父親中進士兩年後，李鴻章中秀才，當時18歲的他心情很煩亂，認為自己已經長了鬍子但卻一事無成，李鴻章有詩曰：

丈夫事業正當時，一誤流光悔後遲。

壯志不消三尺劍，奇才欲試萬言詩。

聞雞不覺先起舞，對鏡方知頰有髭。

昔日兒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為。

（《李文忠公遺集》卷六，第1頁。）

詩雖寫得未見才情，但充滿“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味道。青春傷感之後，李鴻章到北京去和做京官的父親一起生活並且繼續他的學業。在京城，李鴻章遇到了對他今後的人生產生了巨大影響、令他終生都崇拜如神的老師曾國藩。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1838年和李鴻章的父親同年中進士，互稱年兄年弟。因此，李鴻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師的。曾國藩身為翰林，以理學著名，又是桐城派大師姚鼐的門生，學識名噪一時。曾國藩十分欣賞李鴻章，說他“才可大用”。李鴻章在他的指導下，第二年就中了舉人，1847年又考中二甲第十三名進士。那一年，曾國藩的學生除了李鴻章之外，還有三人也同時中了進士，“一門四進士”的盛況引起國人極大的轟動，四個曾門弟子被稱為“丁未四君子”。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試是帝國人才的一次大聚會，和李鴻章同中一榜進士的，後來頗有一些成為帝國官場的顯赫人物，如狀元張之萬後來做到大學士和軍機大臣，與李鴻章同列二甲的沈桂芬在同治年間也進了軍機。做到總督一級的，有李宗義、馬新貽、沈葆楨等，與李鴻章一生關係密切的郭嵩燾更是成為了帝國著名的外交大員。而李鴻章是他們之中最顯赫者，先封伯，後封侯，成為帝國重臣。

縱觀李鴻章的一生，大致可以分成兩個時期，前期從事軍事活動，後期從事洋務和外交活動——國人稱之為賣國活動。

李鴻章先被授予庶吉士，庶吉士是帝國翰林院的“研究生”，畢業以後才能進入翰林院任正七品編修。成為編修之後的李鴻章學習極其刻苦，因為七品官雖然小，但帝國的漢族名臣重相大都是編修出身——重要的要看在翰林院學習的成績。1852年，他在翰林院的翰詹大考中成績名列第二，得到咸豐皇帝的讚賞。一般情況下，這是編修被委以高官的最佳時機，但是，此刻在帝國的南方，農民們正高舉着太平天國的旗幟起義造反，31歲的李鴻章一時間官場仕途受阻。帝國的正規軍大多因為腐敗而毫無戰鬥力，致使太平軍一出廣西金田就立 刻發展成為10萬大軍，咸豐皇帝一口氣任命了43名“團練大臣”去各地組織地方武裝，李鴻章就是其中之一。這也就是說，帝國需要讓他這個小小的文官放下筆桿子，拿起槍桿子，回老家去拉隊伍，去與太平軍作戰。

當時太平軍已經逼近長江北岸，李鴻章的老家也被太平軍占領，太平軍殺了安徽巡撫蔣文慶，安徽都府合肥已是“遍地萑符，伏莽四起”。同時，民間的土匪也趁勢作亂，“少者數百人，多者數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幾無完善之區。”（李嘉端：《請撥餉以濟軍需》，《皖撫疏稿》，第二本，第1～6頁。）起義的農民和鄉間的土匪混雜在一起，使安徽成為帝國長江以南最混亂的省份。李鴻章之所以能夠毫不猶豫地放棄京城悠閒的為官生活而回到老家去組建地方武裝，起源於他“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勃勃野心。

對於一介文人來講，搞武裝可不是鬧着玩的。但是，從李鴻章軍事生涯的頭幾年看，他似乎一切順利。回到家鄉不久，他便率領千餘兵勇在巢湖一帶和太平軍接觸了一次，雖然結果不分勝敗，但這是他從軍以來的第一仗，而且是帝國軍隊沒有失敗的第一仗，他立即得到朝廷的藍翎賞賜，級別也從七品升至六品。這時他的父親也奉命回原籍“辦理團練”，同時他的弟弟李鶴章也從家鄉出來了——父子三人開始一起為朝廷打仗。做京官沒有做出什麼名堂的父親打仗也沒打出名堂，不久就病逝了，只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國恩，此賊不滅，何以為家”的遺囑。而李鴻章卻連連得手：參加攻克含山的戰鬥，戰後加賞知府銜，賞換花翎；接着參與攻克廬州的戰鬥，得到“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的獎賞，不久又加賞按察使銜，官職升至四品。因為不算大的軍功而在三年內連升三級，這對一個七品編修來講，提拔的速度可算是驚人的了。正因為升遷的速度太快，他人的嫉妒和猜疑也就隨之而來，其罪名之一是說他“名為團練實則勾結土匪”。這是一個足以讓他掉腦袋的罪名。懷疑他的是一個名叫勝保的滿族欽差大臣，此時正奉命督辦安徽軍務。他懷疑李鴻章的原因是親眼看見了李鴻章混雜在土匪中潰逃，而李鴻章當時的模樣確實像個地道的土匪頭子，更何況說的也是一口土匪黑話：

一日侵曉，土匪攻鄉圍，合肥領圍出戰，竟敗退，直抵本圍。時已逾午，飢甚，入宅不見一人，蓋先避去。疾往廚舍，飯正熟。灶低洼，即翹一足踏於灶沿，一手揭蓋，一手取碗，直遞口狂咽，不暇用箸，亦無一蔬。隨咽隨呼曰：“同隊快干（快食之意），好跑！”飽後仍退，忽報勝保從後路來，合肥頗惶急，慮有不測，不得已迎謁之。（趙鳳昌：《惜陰堂筆記·書合肥軼聞》。）

即使已經官至四品官了，與風捲殘雲般的帝國農民作戰也還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倒霉的是，不容易的情形正好讓朝廷派來的欽差大臣看見了，可以想見欽差大臣看見李官員與義軍混雜在一起奔跑於戰場時的感想和表情。

遭到懷疑和眾忌之後，雖然欽差大臣事後並沒有向咸豐皇帝正式奏本要求懲辦李鴻章，安徽巡撫福濟也極力保護他，但是他還是覺得在安徽壯志難酬，於是他離開家鄉到湖南投奔老師曾國藩去了。

這是李鴻章走上顯赫人生道路的開始。

在曾國藩的教導和重用下，李鴻章的才能開始得以充分施展。關於李鴻章在曾國藩的湘軍中“文武兼備，身先士卒”和“雙手沾滿起義軍鮮血”的故事充斥在各種史料傳說中。但其實只有李鴻章創建淮軍的經歷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傳奇。當時湘軍已收復安慶，太平軍主力向東壓縮，上海開始告急。盤踞在上海的商人、官吏和紳士們傾囊出資，紛紛請求曾國藩派兵保護大上海，答應每月可以供應湘軍餉銀60萬兩。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只有上海這樣的商業都市才有這等財力。然而銀子是不少，但就是沒人願意去，包括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因為此舉等於要深入到擁有百萬之眾的太平軍根據地的大後方去，如此的自投羅網般的行程，即使不被立即消滅，孤軍作戰也凶多吉少。

李鴻章卻興奮異常。他願意去。

這是後來令包括曾國荃在內的所有湘軍將領都頗為後悔的一件事情——人生的成敗榮辱僅在一念之間。

李鴻章立即開始組建新的部隊，幾個月之內便成立了11個營。1862年3月4日，五個營的官兵在安慶北門外集合閱兵，這標誌着帝國歷史上又一支著名的武裝部隊正式組建。這是一支與以往的帝國軍隊完全不一樣的部隊，其重要的標誌是：所有的營沒有隸屬關係而相互平等，所有的官兵只對李鴻章一個人負責。李鴻章是安徽人，新軍在安徽地盤上組建，官兵大多是安徽子弟——李鴻章終於可以和他的老師曾國藩平起平坐了，因為他有了屬於他自己的軍隊：淮軍。

上海方面冒險開來租用洋人輪船公司的七艘輪船。淮軍1300人坐一船，李鴻章近1萬的軍隊開始向上海開拔。

這是大清帝國軍事史上一次以“膽大妄為出其不意”而聞名的行動。從帝國軍隊占據的長江上游往下游開進，長江沿線全是太平軍的營壘，水路通道均已被嚴密地封鎖。儘管太平軍領袖們知道上游的“曾妖”已經和洋人勾結，但是，當他們看見數艘洋輪公開地結隊行駛在江面上，還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們一槍未發地看着當時罕見的龐大船隊鳴笛順流而下。也許他們想不到輪船上乘坐的全部是官軍。太平軍並不想與洋人發生衝突——洋人在帝國軍隊和太平軍中都有軍事顧問，甚至有官兵直接參與戰鬥，洋人在帝國混亂的政治局勢中扮演的角色含義極其不可告人。

洋人的船隊載着李鴻章的淮軍在太平軍的地盤上行駛了整整三天，已值不惑之年的李鴻章三天未合眼，臉上一派冷酷的殺氣，他抱定了“破釜沉舟，最後一搏”的決心，他知道這是他一生“成敗在此一舉”的關鍵時刻。七艘輪船上的官兵死一般沉默，無人敢出聲，無人敢靠近李鴻章。

一支近萬人的全副武裝的部隊在未發一槍一彈的情況下，於太平軍嚴密封鎖之地成功地進行了千里大穿越，這成為那個戰亂年代中的一個奇蹟。這個舉動的意義不僅僅是一個大規模軍事移動的範例，更重要的是，帝國軍隊的這次出乎預料的大規模移動的成功，終於成為太平天國起義在軍事上走向被動的開端。

在上海碼頭上走下輪船的這群淮軍官兵令上海的紳士和洋人們極度失望：滿口安徽土話，腳穿草鞋，頭裹破布，渾身散發出惡臭的“叫花子”般的異味——洋人則說這是一群“大褲腳蠻子兵”。這些兵與帝國駐守在上海的官軍和洋人官兵鮮艷的裝扮比起來，簡直就像一群從災區逃荒來到城市的流民。

李鴻章也是一口安徽土話。他對嘲笑他們的上海紳士說：“軍隊貴在能戰而不是外表，等我打完一仗，你們再笑也不晚！”然後，他對他的這群安徽兵說：“夥計們，賊娘好好地搞！”

安徽人“一根筋”，淮軍鷙悍兇猛。沒多久，3000淮軍於上海虹橋與10萬太平軍交戰，上海紳士、平民以及洋人無不拭目以待。淮軍五個營全部被太平軍包圍，第一天淮軍嚴重失利。第二天戰局沒有好轉，淮軍陣地繼續被壓縮。當淮軍陣腳出現崩潰跡象的時候，一杆大旗忽然出現在最前面的營壘中，官兵們看得清楚，是大帥。李鴻章親自率領三個營直接衝擊太平軍的正面陣地，而同樣也把李鴻章看清楚的太平軍立即向他包圍而來。太平軍向前移動的時候，李鴻章看見太平軍移動中的隊形一角出現旗幟散亂的情況，他立即“執桴鼓於軍前”，命令淮軍向太平軍的薄弱之處三路夾擊，拼死向前，結果太平軍剛才還整齊的陣線被沖亂。這時，淮軍大炮齊發，隨着炮響，天空突然黑暗，一場傾盆大雨降臨了。心理發生動搖的太平軍抵擋不住衝擊而向後撤退，但是撤退在暴雨中很快變成狂奔——“自相踐踏， 死者萬餘。”天黑之後太平軍反擊，淮軍在上海南門下阻擊，戰鬥最殘酷的時候，太平軍的前鋒部隊“突然倒戈”，致使太平軍再次大規模撤退。“浦東一帶屍積如山。”（（清）方浚頤：《夢園叢說》。）

此一戰令上海人為之瞠目。以往駐守上海的官軍和防守租界的洋兵，遇到太平軍便望風而逃，勉強一戰也都一敗塗地，而這些安徽來的“大褲角蠻子兵”居然以3000戰10萬而勝，淮軍的名聲從此確立。此戰對大清帝國而言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扭轉了東南戰場上帝國軍隊屢戰屢敗的局面，使官兵和朝廷都看到了可能扭轉戰局的一線希望。

李鴻章以殺起義農民殘酷無情而留下惡名。攻打捻軍的時候，“擊退援軍十萬，斬首兩萬”。攻入太平軍占據的常州城之後，他把俘虜的太平軍“護王”陳坤書綁在東門外凌遲處死，同時放縱官兵屠城，以至殺得滿城死屍，“城破五十日仍無人收殮。”連常州城郊也在屠殺之列，屠殺的結果是“耕者萬分無一”。攻克崑山之後，太平軍被殺的官兵在3萬人以上，屍體堆積在一條小河裡，“積屍數尺，河水斷流”，“千汊百港，漂屍浮油。”（《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第26頁。）國人指責淮軍濫殺無辜，李鴻章聽了“勃然大怒”，他在寫給曾國藩的報告中稱：“賊漏網蓋少，慘劫亦快事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第16頁。）

李鴻章更令人不齒的是狡詐失信。淮軍包圍蘇州城，經過反覆的拉鋸戰之後，太平軍“納王”郜永寬通過原來是太平軍而現在淮軍中任職的一個軍官提出向淮軍投降，條件是他以殺太平軍“慕王”且開城迎接淮軍，而淮軍不但不能殺他，帝國朝廷還要頒給他二品頂戴。淮軍代表同意，李鴻章也表示同意。但是，當郜永寬把堅決不投降的“慕王”譚韶光騙殺且打開蘇州城城門之後，帶領淮軍蜂擁入城的李鴻章卻不但下令把剛獻上“慕王”首級的郜永寬“立即正法”，而且對已經投降的近兩萬名太平軍大開殺戒。此一事件引起舉國軒然大波，不但平民們強烈反感，對李鴻章嫉恨在心的各級官員也乘機猛烈抨擊，甚至洋人們也憤怒了。和李鴻章私人關係極其密切的英國將領戈登頓時翻了臉，發表了“最後通牒”，威脅說如果帝國政府不撤李鴻章的職並且將他交付審判，英國就用“強大兵力”強制帝國軍隊把攻克的城池交還給太平軍。對於李鴻章來講，這是一個困難的時刻，儘管朝廷對他占領蘇州城大加讚賞，但是他還是面臨着巨大的政治危機。沉默了幾天之後，以冷酷殘忍著稱的李鴻章突然出現在祭弔郜永寬的現場，居然還落了幾滴眼淚，儘管人們普遍認為他的眼淚是陰險的和別有用心的，但是他確實很“悲痛”地完成了所有的祭弔程序。

李鴻章堅決不按英國人的要求寫認錯書。他的話是：帝國的軍政與外國人無干！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國都城南京被曾國藩的湘軍攻破，太平軍急劇走向衰亡。

李鴻章和他的老師一起受到朝廷的重賞。

李鴻章被封為一等伯爵、肅毅侯，戴雙眼花翎，接任江蘇巡撫。

他成為名副其實的一方諸侯了。時年42歲。

李鴻章為之奮鬥的“封侯”歷程，自他以七品官出京時算起，用了11年。

36年後的1900年，夏，廣州。早上下了一陣濛濛細雨，嶺南的潮濕溽熱更濃重了。剛剛從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78歲的李鴻章在“天字”碼頭登上了招商局輪船公司專門為他準備的“平安”號輪船。他高而瘦，頭上是一頂青緞小便帽，灰白色的辮子有些枯萎。中國式的鬍子長而柔軟，一張滿是老人斑的皺紋縱橫的長臉上兩頰深陷，使人看上去他總像是在怒氣衝天。他沒有穿官服，只着一件藍布短衫。廣東將軍巡撫以下的官員站立兩旁，看着這個顫巍巍的老人在貼身侍衛的攙扶下走過跳板，然後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來。所有的官員都靜靜地等候着他開船的命令。但他很久都沒開口，只是閉着眼睛一動不動地坐着，仿佛睡着了。

1900年7月17日，一個重要的日子。

在熱得大汗淋漓的官員們越發不敢出聲的沉默時刻，南海知縣裴景福上船了。他是一個與李鴻章既是同鄉又私交甚密的官員。

裴景福首先祝賀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外洋有電，諸領事皆額手稱慶。”

李鴻章緩慢地睜開眼，一板一眼地說了四個字：“捨我其誰！”

這句頗具性格的話在以後的日子裡被多方人士出於各種目的反覆引用。因為這是1900年危機四伏的大清帝國出現的第一句語驚四座的話。

裴景福乘機探聽李鴻章對國事的態度，沒想到李鴻章突然聲音哽咽：“論吾國兵力，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但聶功亭（士成）已陣亡，馬（玉昆）、宋（慶）諸軍零落，牽制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速，英國助之，恐七八月不保矣！”說着，他用手杖觸着地，“內亂如何得止 ？如何得止？”當裴景福問到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李鴻章已經是“淚流滿面”了：“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鍾，鐘不鳴，和尚亦死矣！”（《悔逸齋筆乘》之《李文忠軼事》。0

這副悲傷的情景讓在場的官員刻骨銘心。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帝國最著名的漢大臣當眾毫不掩飾地表露如此悲觀的情緒，即使在甲午之後他奉命和日本人艱難周旋的時候，也未見這個以倔強聞名的老大臣流露過絲毫苦郁之色。

李鴻章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中開始了他生命最後一年的紛繁複雜的歷程。

李鴻章在被朝廷委以重任的時候想到了死亡是可以理解的。從去年開始他就感到自己的生命隨時有終結的可能，因為他日見虛弱，伴有偶爾吐血。進入五月之後，他的侍衛們和親近的部下時常發現他“老淚縱橫”。開始的時候，他們都以為他是為了自己的衰老和疾病而痛苦，當他拒絕了朝廷讓他“即刻北上，協助總理衙門與洋人交涉”的電令後，又以為他是在“鬧情緒”——即使是重臣也有為自己官場的命運坎坷而傷心落淚的權利，他才不會被排擠出京城後就這樣身份不明地回去“協助”載漪之流呢。但是，當這個老人的淚水長流不止的時候，所有的人都隱約意識到：在帝國的北方，可能不僅僅是幾個農民在和洋人過不去，國家也許要出大事了。

果然，朝廷向洋人宣戰的消息傳到廣東。李鴻章立即公開了“粵不奉詔”的立場。接着便傳來已經進京的義和團“殺一龍二虎三百羊”的口號。“龍”即指光緒，“二虎”指的是慶親王和李鴻章，“三百羊”泛指一切辦理洋務的國人。

京城義和團的口號使李鴻章再次成為舉國矚目的焦點。而奇怪的是，一方面京城的義和團公開通緝他，明確宣布只要他在京城露面，老命就肯定沒了；而另一方面，朝廷和各地官員命令和請求他迅速北上進京的電報一封接着一封，仿佛全都要把他送給義和團處死似的。帝國朝廷宣戰的當天，出於政治本能，他曾經決定動身，並且提出了一個條件——條件不是向朝廷提出的，而是向洋人提出的。他給大清帝國出使英、法、俄、德、日等國的公使發出電報，要求他們探詢各國政府對帝國《宣戰詔書》的反應，如果各國在退兵問題上“可以商量”，他便立即北上。但是，在等待各國回音的時候，京城裡的戰鬥越來越猛烈，朝廷根本沒有顯示出停止戰事的願望。等各國政府的回音到了時，李鴻章發現洋人幾乎都在撤兵的前面加了一個前提：等北京的外交人員脫險以後再商談。李鴻章即刻冷靜了下來，反而沒有眼淚了，他這才意識到，帝國的混亂局面比他想像的要嚴重得多。

請求他北上“主持局面”的電報依舊多如雪片，一律聲稱只有他才能穩定大局：“國家社稷生死存亡均系大人一身，望即刻啟程。”兩江總督劉坤一的電報內容同樣：“危局惟公可撐，祈早日啟節，以慰兩宮焦盼，天下仰望。”

李鴻章給劉坤一回電：“水陸梗阻，萬難速達。”（《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二十二。）接着又回電一封作為補充，他把自己的絕望情緒表達得更清楚了：“政府悖謬如此，斷無挽救，鴻去何意？”（《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二十三，第9頁。）

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京城被帝國兵勇打死的時候，萬念俱灰的李鴻章接到了榮祿的電報，榮大人幾乎是哀求他趕快來京，想辦法把這件大事“消弭下去”，但李鴻章沒有給榮祿任何回應，因為他沒有看到朝廷要處理這一重大外交危急的任何意圖。

帝國駐德公使呂海寰在“克林德事件”發生後緊急拜訪了德國外交部，德國外交部副大臣表示：“只要李鴻章北上，則亂事必平。”呂海寰說李中堂已經北上，但是德國人掌握李鴻章的動態比帝國公使還清楚：“聞李中堂堅留粵省，恐未必成行。”呂海寰反覆表示李鴻章肯定要奉旨北上，但德國外交部副大臣還是對此持緩議態度，原因是“聞京都有人慾害之”。帝國的公使急了：“李中堂威望素著，斷無有人相害之理！”從德國外交部回來之後，帝國駐德公使立即給李鴻章發了一封電報：“竊思北事危急，務請中堂早日北上，以維大局！”李鴻章的回電僅有寥寥數字：“政府尚無主見，我去無濟於事。”

在那幾天裡，李鴻章頻繁地與帝國南方各省督撫緊急磋商，促成了《東南互保章程》的簽訂，這是他在他的轄區之內所能做到的最大的事情了。這個舉動至少保證了1900年帝國的動亂沒能蔓延到長江以南，有效地穩定了帝國的半壁河山。

7月3日，朝廷的電報又到了：“懍尊前旨，迅速來京，毋稍刻延。”（《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524頁。）

四天之後，朝廷的電報再到：“前迭經諭令李鴻章迅速來京，尚未奏報啟程。如海道難行，即由陸路兼程北上，並將啟程日期先行電奏。”（《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525頁。）

第二天，即7月8日，朝廷又電：“命直隸總督由李鴻章調補，兼充北洋大臣。”（《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526頁。）

這是李鴻章的心願。甲午戰後他被免去了這一帝國封疆大臣中最顯赫的職務，庚子年間終於給予了恢復。

可是，李鴻章對朝廷北上的催促還是置之不理。

又過了一晚，7月9日，朝廷的電報又到了：“如能借到俄國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為殷盼，否則即由陸路兼程前來，勿稍刻延，是為至要。”（《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526頁。0

三天之後的12日，朝廷的電報再次到達：“無分水陸兼程來京。”（《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527頁。）

李鴻章依舊沒動身。他拒不奉詔。

李鴻章一生都是一個對朝廷絕對盡忠效力之人。他知道所有的電報都是慈禧太后發出的，他沒有不遵旨的權利，但是局面確實使他難以成行。原因是：政府如果不改變現在的立場 ，他的北上沒有任何意義。

可是，朝廷的電報又到了，這一次語氣嚴厲了：

現在事機日緊，各國使臣亦尚在京，迭次電諭李鴻章兼程來京，迄今並無啟程確期電奏。該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諸大臣可比，豈能坐視大局艱危於不顧耶？著接奉此旨後，無論水陸，即刻啟程，並將啟程日期速行電奏。（《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530頁。）

李鴻章似乎不能再遲遲不動了。

他決定啟程。啟程之前，他做了他認為必須做的兩件事：一是回答記者提問，向社會各界表明自己的立場。對義和團的問題，他說：“拳民僅系愚民，起事原因教民與教士不能辭其責。”關於“宣戰”，他說：“清廷並未備戰，不能認為宣戰。”至於他北上後將怎麼辦，他表示要“懲辦禍首，遣散拳民，與各國議和”。李鴻章的表態是極其謹慎和溫和的，對義和團沒有使用“剿滅”而用的是“遣散”一詞，且還說事端的起因洋人絕不能推卸責任。關於“宣戰”的回答也機警巧妙，並且特地為慈禧開脫，說“慈禧皇太后系受人愚惑”。而處理局勢的主要原則，他卻說得毫不含糊，特別是其中“懲辦禍首”的說法，引起了極大的議論。雖然李鴻章有保護慈禧的意思，但話里話外另一個意思也很明白：只要他一旦進京，一大批帝國大員將要大禍臨頭。（Alfred Cunningham: Anlnterviewwith Li Hung CHan g, P,91.）

登上“平安”輪之前，李鴻章簽署了一封聯名電報。這是一個呈給慈禧的奏摺，在奏摺上簽名的官員包括了在《東南互保章程》上簽名的所有南方大員：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揆、四川總督奎俊、福州將軍善聯、大理寺卿盛宣懷、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同時，北方的山東巡撫袁世凱和陝西巡撫端方也在奏摺上簽了名。奏摺實際上是向朝廷提出了四點政治要求，口氣之強硬明確，與和平時官樣文章的風格迥然不同 ：

一、請明降諭旨，飭各省將軍督撫仍照約保護各省洋商教士，以示雖已開戰，其不與戰事者皆為國家所保護。益彰聖明如天之仁。且中國官員商民在外國者尤多，保全尤廣。

二、請明降諭旨，將德使被戕事切實惋惜，並致國書於德王，以便別國排解，並請致英、法兩國，以見中國意在敦睦，一視同仁。

三、請明降諭旨，飭順天府尹、直隸總督，查明除因戰事外，此次匪亂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損失人命財產，開具清單，請旨撫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無辜之恩義。不待外人啟口，將來所省極多。

四、請明降諭旨，飭直隸境內督撫統兵大員，如有亂匪亂兵，實系擾害良民，焚殺劫掠，飭其相機力辦，一面奏聞。從來安內乃可攘外，必先令京畿安謐，民心乃固，必先紀律嚴肅，兵氣乃揚。

（《清季外交史料》卷143，第17～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