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帝國南方諸位大臣想不到的是，當他們的奏摺擬好之時，載漪正在京城裡指揮着帝國政府的官軍投入了對東交民巷的圍攻。

“平安”輪順珠江而下。李鴻章一直坐在甲板上的藤椅中，輪船路過虎門炮台的時候他長久地望着。“平安”

號當天到達香港，碼頭上有盛大的儀仗隊奏樂和禮炮鳴放17響，李鴻章登陸後立刻拜會了各國駐香港的領事和香港總督卜力。

李鴻章和卜力的會見是一次機密的對話。也許正是他需要這樣的對話而有意在香港登陸。這次對話充分暴露了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幾乎所有漢族大臣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存在着的一個矛盾。這一矛盾有時模糊，有時清晰，但是從來沒有消失過。它由忠誠和背叛兩個水火不容的詞彙撞擊而成的，裡面埋伏着一個巨大的野心——這是大清帝國中擁有了充分權力和實力的漢族大員深藏於心的一種野心。這一野心在滿族人占據了帝國的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便開始萌芽，歷經二百多年的風雨已是逐漸粗壯。儘管滿人入關掌握政權之後，漢族男人留起了辮子，向滿族的皇帝高呼萬壽無疆；儘管大清歷代皇帝最警惕的就是漢人的顛覆企圖，漢人稍有一絲不軌定會株連九族；儘管數百年間作為統治階層的滿族人幾乎被漢人同化，並且毫不走樣地尊奉着漢文化的一切傳統，但是漢人那種被他人統治的感覺近三百年間不曾有一刻 消失。除了義和團之外，大清帝國歷史上發生的所有反政府的起義或騷亂，無一例外地都打着“反清復明”的旗幟，這並不是因為漢人如何留戀那個在景山吊死的崇禎皇帝——皇帝叫什麼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標誌着大明滅亡的崇禎皇帝是一個漢人——這是一個民族正常情緒的一部份，是流淌在世代繁衍的民族血液之中的本能。無論一個漢人在滿清帝國的政權機構中做了多大的官，這種與血液融合在一起的本能無論如何也是揮之不去的。特別在他對滿人的帝國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時候，首先湧上心頭的念頭必是：我是一個漢人。

漢人孫中山，一個正在被大清帝國通緝的“叛逆者”，他提出的革命口號便是：“驅除靼虜”。在漢語中，“韃靼”一詞的指向非常明確。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靼虜”的口號，一直使用到大清帝國最終被他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推翻為止。

卜力首先向李鴻章提出的一個人名，就是孫中山。

就在“平安”號在廣州碼頭拉響汽笛的時候，孫中山的一個企圖推翻大清帝國的計劃正在積極的實施當中。在這個計劃中，居然有李鴻章的名字。孫中山對李鴻章抱有極大的希望，這不但因為李鴻章也是一個漢人。更重要的是，李鴻章這個漢族大員有這個實力並“可能有這個願望”。孫中山與李鴻章取得聯繫時得到了香港總督英國人卜力的“鼎力相助”。當孫中山的聯繫人把值此北方大亂朝廷危急的時候宣布"兩廣獨立"的想法向李鴻章說明之後，李鴻章這個擔負着維護帝國南方政權穩定的朝廷命臣，既沒有把孫中山的聯絡人砍了頭，也沒有把他們的謀反稟告給朝廷，他只是半閉着眼睛“頜之”——這是一個含義模糊的動作，也許只有帝國官場上的重臣大員才會有如此傲慢而又含蓄的動作。孫中山也許沒有被拒絕？

英國人在企圖顛覆大清帝國政權的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令人深思。卜力在給英國國內殖民部的電報中這樣分析：反滿起義預計將於兩周內在湖南和南方爆發。信任他的中國紳士向他保證，造反者不排外，並且希望在他們取得某些勝利後得到英國的保護。“如果贊同孫中山和李總督締結一項盟約，對於英國的利益將是最好不過了。”而對於李鴻章是否能夠“反叛”，卜力的觀察和分析是：“這個李總督正向這個運動賣弄風情，謠傳他想自立為王或是當總統 。”（《晚清巨人傳》之《李鴻章》，董守義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9 頁。）

“信任”卜力的“中國紳士泵強隙ㄊ且蝗漢喝宋摶傘５�官懻O詈枵亂靶牡摹耙ゴ�”来自何穭Μ矇拿而知。只薁楷递叿力把李鸿章从“茦�病焙派杴虢�蒙愐并且再次提起“随y猩健閉餿�各c質保�李鸿章就连“颌之′^畝�作稘鷵]辛耍�他闭空E惶剛飧齷疤猓�回避得十分坚居z�好像根膘o恢�道卜力灾]凳裁匆謊�。李鸿諡V盜肆磽庖環�话，这番话似乎证时I瞬妨λ�听到的某些“谣传”�?

李鴻章直接地、沒有任何鋪墊地問卜力：“英國希望誰當皇帝？”

卜力說：“如果光緒皇帝對以他的名義所做的事情沒有責任的話，英國對他在一定條件下繼續進行統治不會特別反對。”

李鴻章說：“我聽說洋人們有這樣一個說法，就是如果義和團把北京的所有公使全殺了，那麼列強就有權進行合法的干預，並宣布‘我們要立一個皇帝’。如果是這樣，你們將會選擇誰？”李鴻章說到此停頓了一下，然後接着說，“也許是個漢人？”

卜力在李鴻章的這番話中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暗示。暗示的含義是：如果列強願意推舉一個漢人來當皇帝的話，那麼他本人是願意的。

卜力說：“西方大概會徵求他們所能找到的中國最強有力的人的意見，看怎樣做最好。”

李鴻章眯起眼睛，卜力覺得他是在微笑。過了好一會兒，李鴻章才慢吞吞地、口齒清晰 地說：“慈禧皇太后是中國最強有力的人。”

連最有政治頭腦和最擅長破譯外交辭令的卜力都鬧不清李鴻章的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了。

在海面上焦急地等待着李鴻章和卜力會談結果的孫中山最後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他無意冒險搞什麼‘兩廣獨立’，而正準備扮演他將來在北京的角色，即充當中國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統治者。”（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78～179頁。）卜力這樣判斷。

所有的人都大大低估了李鴻章的政治狡猾。

在策劃《東南互保章程》的時候，有一個秘密的計劃隱約潛藏於各種史料之中，這就是“迎鑾南下”。當京城已經陷入混亂不堪的狀況時，帝國在南方的各省官員預測到一旦洋人真的打進北京，朝廷肯定要按照咸豐皇帝的先例選擇逃亡，方向肯定是往北。與其這樣，不如現在就勸說皇上將朝廷遷移到南方來。張之洞就曾上奏，建議朝廷將帝國的都城遷至當陽。這是漢人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野心：朝廷一旦遷移到了漢人勢力強大的南方，滿族統治被顛覆也就是個時間問題了。然而李鴻章對此說得堅決：“斷不可行！不但太后自己不肯來，一般的旗人亦決不肯放她到南方來！”

如果說李鴻章對滿族皇室沒有絲毫的背叛心理是不現實的。在朝廷已經如此昏庸、政局已經如此混亂的情況下，像“兩廣獨立”之類的念頭，甚至“當皇帝”的夢想，肯定也在他的心頭曾經閃現過甚至盤桓過。但是，他在激烈的思考之中算清了一筆政治賬：國家局勢的混亂固然是實現野心的最好時機，這樣的時機幾乎失不再來；但是，當前的混亂也同樣是自己重新確立在這個帝國中無可替代的位置的大好時機。朝廷催促北上的電報不是連續不斷嗎？不是各省督撫都承認目前能夠挽救帝國命運的僅有李大人嗎？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是已經下達了重新任命自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聖旨了嗎？這一切都在說明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自己將是一個榮譽巨大的、獲取也同樣巨大的“救國元勛”。如果是這樣，滿朝文武，包括那些滿族貴族皇親國戚王公貝勒，從此哪個人能和自己相提並論？一個人為官一生，難道這不是顯赫的頂峰嗎？放着如此巨大的利益不取，“獨立”於兩廣一隅有什麼意義？至於當皇帝，那是旁人的猜測，即使有洋人的支持，也少有動搖這個帝國政治格局的可能。洋人對帝國的皇帝是滿還是漢並沒有興趣，他們的興趣所在是他們的在華利益，這一點，長于洋務的李鴻章認識得十分清楚。

李鴻章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判斷是：大清帝國是棵衰而未死的參天大樹，在數百年根基的支撐下，決不會因為當前的這麼一會兒的狂風而轟然倒下。它將渡過所有的難關，依舊皇威浩蕩，龍旗獵獵，山河一統，萬民臣服——在帝國的歷史上，李鴻章對滿清皇室的忠貞不貳可謂死心塌地。即使是他的政治死敵，可以攻擊他的任何方面，也沒有攻擊過他的君臣之節。在顯赫榮耀、青史留名的“名臣”和身敗名裂、萬人唾罵的“叛臣”之間，對於李鴻章這樣的一個人，不存在選擇的問題。

李鴻章在廣州上船的時候已經把這些想得透徹了。或者說，他是在想透徹了這一切之後才決定上船北上的。

輪船離開香港碼頭的時候樂隊和儀仗隊照例歡送。卜力站在一大群外國領事中間，茫然地看着“平安”號漸漸消失在海面上的霧氣之中。

“平安”輪沿着帝國的東南海岸北行。

李鴻章長久地坐在甲板上，望着波瀾起伏的海面和遠方隱約可見的大陸。沿海的幾乎每一個地名都能和這個帝國的屈辱聯繫在一起，也和他的官場生涯聯繫在一起。他貪婪地欣賞着每一處風景，根本不理會隨行人員讓他進艙休息的勸說。已經蒼老不堪的李鴻章知道，他已經沒有可能再一次欣賞帝國大好的河山了，這個遼闊的帝國的每一排海浪、每一片岩岬，都是他今生今世得以相見的最後一次。

天色已黑，海浪拍打着船舷，夜風猛烈地吹來。侍從們把李鴻章連同他的藤椅一起抬進了船艙。在船艙幽暗的燈光下，他們看見這個老人的眼眶裡飽含淚水。

沒有人勸慰他。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是朝廷的寵臣，是威嚴的高官，是冷酷的上司，是一個古怪陰鷙的老者。

三天之後，李鴻章到達上海。

前來歡迎他的官員和在場的所有報館記者個個都想接近這個當今朝廷最寵信的重臣，但是他們都有些失望：他們看到的不但是一個衰老不堪的李鴻章，而且這個老頭兒一身民間衣着，一言不發，甚至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便匆匆離開了碼頭。幾乎是同時，一個消息迅速傳播開來——也許是“平安”號輪船上的水手們透露的——總督大人不走了。

所有的人都一頭霧水：李大人不是奉詔入京的麼？老佛爺等他正等得着急上火呢。

進入寓所，李鴻章斥退左右，再次細讀他的兒子李經述發來的急電：天津失守，北京將不保，萬勿冒險北上，切切。

本來想在聯軍攻打天津之前趕到天津直隸總督府，經過周旋把聯軍的攻擊制止在天津城下。天津不失，京城無險；京城無險，朝廷無恙。但現在一切都晚了。

李鴻章沒有直接給朝廷寫奏摺，而是給袁世凱打了封電報，請袁世凱為他代奏：

奉命於危難之中，深懼無可措手，萬難再當巨任。連日盛暑馳驅，感冒腹瀉，衰年孱軀，眠食俱廢，奮飛不能，徒增惶急。（《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二十三，第33頁。）

朝廷的回電很快到達：“現在事機甚緊，着仍遵前旨迅速北來，毋再借延。”（《光緒朝東華錄》第四冊，總第4532頁。）朝廷的電報表明，什麼感冒拉肚子，全是藉口。）

李鴻章拖延了三天才回電，他索性把自己的“病情”描繪了一番，說他連站都站不起來了：

抵滬後觸暑腹瀉，本擬稍痊即行，乃連瀉不止，精神委頓。因念國事至急，理當盡瘁，惟半月以來元氣大傷，夜不能寐，兩腿軟弱，竟難寸步，醫藥雜投，曾無少效，擬懇聖慈賞假二十日，俾息殘喘。（《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二十四，第19頁。）

這時，聯軍已經向北京大舉進攻，帝國軍隊楊村一敗，通州再敗，已退抵京城。而京城裡義和團和帝國的正規軍對東交民巷的圍攻沒有絲毫停止的跡象。李鴻章預感到京城肯定要破，如果這樣，將來的時局就更難收拾了。原來他想的舌戰聯軍，消除兵禍，以為朝廷建立殊勛而晚年登上顯赫地位的夢想驟然黯淡——國家危難之際，李大人周密思考的核心仍是他自己。李鴻章產生了回廣東的念頭，並且對慈禧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因為他突然意識到他對朝廷的所有勸說、建議甚至警告，現在看來在慈禧那裡都形同廢話——“其苦口力諫之言，竟不能勝太后一念報復之心！”（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頁。）

在上海寓所里的日子是李鴻章最絕望的日子。如果說原來稱病多少是個藉口，現在他真的病了。他僅僅是“奉詔北上”，沒有任何實際的權力，他沒有與洋人的聯軍、與朝廷里那幫氣焰囂張的載漪之流對抗的實力。李鴻章躺在床上，整日望着窗外灰濛濛的天空，聽着晝夜不離的報館記者們在院外喧譁，於是有了一種人在彌留之際恍恍惚惚的感覺。張之洞發來了一封給洋人們的電報，電報的內容主要是想為朝廷開脫責任以“保全太后”。張之洞請求李大人在這封電報上簽名。李鴻章終於忍無可忍地憤怒了，回電連君臣禮儀都不顧了，對慈禧大加聲討：

此次誤聽人言，致拳匪猖獗，責有攸歸，此固中外所共知者。尊電一概抹殺，專咎新聞紙，似未足信。即經漢口領事轉達外部，不必再致英總領事。若將各使護送赴津，自任剿匪，尚有辦法，否則大禍降臨，非百喙所能解。（《張文襄公全集》卷126，電牘41，第27～28頁。）

果然不出李鴻章所料，沒幾天帝國的“大禍”真的“降臨”了：聯軍占領京城，光緒和太后 以及整個朝廷逃亡。

給張之洞回電中的措辭出自李鴻章這樣的大員之口，慈禧決不會接不到“小報告”。可出乎李鴻章預料的是，慈禧的又一紙任命到了：“着李鴻章為全權大臣。”

接到這個任命的電報時，李鴻章一下子從床上坐了起來。

“全權”，就意味着他有權力處理目前帝國的一切事務，也就是說，現在國家的一切都由他做主了。慈禧在電報中專門強調了他的一切決斷“朝廷不為遙制”。

幾乎是同時，劉坤一的賀電也來了，措辭有點過分，簡直是歌頌皇上的口吻：“恭賀全權大 臣，旋乾轉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賴！”

朝廷的任命和劉總督的賀電是一劑“藥方”，沒有比這更能讓78歲的李鴻章再次站立起來並且感覺好起來的“良藥”了。“除了誘惑之外，我能抵擋任何誘惑。”——這好像是一個洋人說的話，用在此刻的這個中國老頭身上再恰當不過。李鴻章立即以“全權大臣”的名義開始發出一系列電報，雖然大都是發給逃亡中的慈禧的，但措辭激烈的口氣簡直就是在給朝廷下命令。他先是開列了可以與他共同對付洋人的大臣名單，然後是要求在全國採取的“政治措施”，最後點了必須懲辦的朝廷大員的名，其中包括莊親王載勛、大學士剛毅、總理衙門大臣載漪、左翼總兵英年、右翼總兵載瀾、刑部尚書趙舒翹等。李鴻章還要求朝廷公開做出“檢討”，為大清帝國前些日子的舉動向國人和洋人有個交代，並且要求朝廷停止繼續逃亡立即“迴鑾”。除了回北京這條慈禧沒答應之外，其餘的要求基本上都有了確切的回音。

李鴻章不再流淚了，他夢想的感覺找到了。

他這一輩子從來沒有懼怕過什麼，相對於平靜的生活來講，他說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最懼怕的是“賦閒”——任兩廣總督之前他曾經被閒置在京城一段時間，他至今回想起來那仿佛是在坐牢。讓這個老頭兒挺身而出的前提只有一個：有權指揮一切。

當年，年僅23歲時李鴻章就留有這樣的詩篇：

出山志在登鰲頂，何日身才入鳳池。

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

丈夫只手把吳鈎，意氣高於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李文忠公遺集》卷六，第1～3頁。）

李鴻章終於從上海動身了。

上海碼頭上，這一次人們看到了一個精神抖擻的李鴻章：全套的一品大員的官服，繡袍馬褂，紅翎耀眼，朝珠在胸前搖晃。他的目光向送行的人群掃視了一下，為的是讓大家更清晰地看見他那張刻滿皺紋的臉。

上海，吳歌綿軟之地。李鴻章的那張臉永久地留在了上海人的心裡。人流如織的上海灘上後來矗立起一尊雕像，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那是李相國。

相國，宰相也。大清帝國慣例，沒有入過軍機處者不得以宰相稱。李鴻章一輩子也沒有入過軍機，可朝廷和平民都稱他為李中堂、李相國，或者根據稱謂宰相的習慣，按他的籍貫稱他為李合肥。李鴻章是大清帝國歷史上惟一沒有宰相之職而具宰相之名的一個人。

1900年，將對危機中的大清帝國的命運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的人物，經過冗長複雜的鋪墊後，正式出場了。

2、春帆樓里的帝國重臣

“我是康黨！”這是李鴻章在“戊戌變法”運動失敗後，“奉懿旨捕康、梁”時說的一句驚人的話。當時朝廷正在大肆追捕康有為等人，帝國舉國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所有的官員都儘可能把自己放在康有為這個名字的八丈遠外，因為朝廷要殺的不僅僅是康有為一個人，而是要殺朝野內外所有的“康黨”。在十分委屈的心情下到廣東就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接到的諭旨是：“嚴拿康黨，剷平康有為的祖墳。”

因甲午戰敗而被貶出京城的李鴻章臨走照例要晉見慈禧謝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彈劾他是康有為的同黨的奏摺給他看，李鴻章的回答令慈禧萬分驚駭，李鴻章說：“若舊法能強國，吾國早已強矣。即變法則為康黨，臣罪無可逃，臣實是康黨。”慈禧驚訝之後捉摸好半天，最後才斷定李鴻章反對的不是她而是保守派，於是沒有把話題繼續下去。李鴻章到達廣州之後，又有人向他請教對康有為的看法的問題，李鴻章再次脫口而出：“朝廷意抓康黨，爾等無需怕，吾即是康黨！”在場的人嚇了一大跳，除了驚訝於這個老漢臣的膽大包天之外，還驚訝於儘管康有為咒罵李鴻章賣國的措辭比誰都尖刻，但這個“有宰相之名的一品大員還是公然聲稱自己是康有為這個六品官的黨羽”。（孫寶瑄：《日益齋日記》。）

還在與太平軍作戰渾身都是殺氣的時候，李鴻章就已經顯露出和其他帝國官員的不同之處：他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本國的經濟活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淮軍需要弄到銀子以買武器。他帶兵到上海之後不到三個月，就把江蘇巡撫薛煥擠走了，以使自己能夠自由地運用上海這個商業城市的財富。當時的上海道吳煦是個有名的利用職權貪污的官員，一天晚上李鴻章身穿便服來拜訪他，閒談之中好像無意之中提出要了解一下上海地區的賦稅情況，沒有提防的吳煦拿出來幾本賬目讓他過目，李鴻章看了一眼問，還有沒有？吳煦又拿出幾本。直到吳煦的所有賬目在桌子上堆成一大堆的時候，李鴻章從懷裡掏出個黃色大包袱皮，把賬目本全部裝了起來，說要拿回去看，免得掃了現在閒談的興致。吳煦眼看着李鴻章手下的人把包袱扛走了。經過對上海賦稅情況的審查，李鴻章抓到了吳煦貪污的事實，然後把他也擠走了。自從有權力控制上海的銀子起，他就開始大量地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創辦自己的軍工企業。上海的“洋槍三局”是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它生產出第一批“國產”的武器彈藥。儘管當李鴻章採購的外國大機器運到上海時，他面對“一堆鐵塊”還是感到了心裡沒底，但當設備安裝完畢並且運轉起來的時候，他就極其興奮了。他算過一筆賬：一發即使是從英國軍艦上偷來的最普通的12磅重炮彈在中國市場上也要賣到30兩銀子，一萬發銅帽子彈要19兩銀子以上，而如果自己生產軍火，能夠省多少銀子？憑什麼咱們要把白花花的銀子全給了洋人？

從力圖使自己的淮軍裝備全部近代化的初衷出發，李鴻章興辦企業的舉動一發不可收。他曾經收購過一座原來屬于洋商的完整的工廠，這座工廠後來不但可以製造大炮，而且那時的李鴻章居然就想到了戰後的“民生日用”問題，他使這座機械製造廠具備了軍民兩用的功能，並且在設備開始正常運轉之後，立即把工廠的洋名字改成了“江南製造總局”。——按照他的話說，為的是“以絕洋人覬覦”。

對世界近代工業技術的理解，無論官民，在當時的大清帝國都是開天闢地的事情。創辦企業不僅僅需要的是財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思想和觀念的轉變。李鴻章在寫給朝廷的一封奏摺中，對蒸汽動力運轉狀況的描繪顯示出一個帝國官員對新事物的絕大興趣。這份奏摺無異於一篇產生於一百年前的科普文章，其中所敘述的原理之複雜，即使是今天的中國人也不見得人人都能看明白：

鏇木、打眼、絞螺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旋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同治朝籌辦夷務始 末》，卷25，第4～10頁。）

在還沒有幾個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中華帝國里，一個政業軍務繁忙的朝廷重臣，能夠如此細緻地觀察一台蒸汽機的運轉並且弄清楚其基本運轉原理，這在中華帝國還沒有幾個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時代，着實令人驚嘆——如果帝國的皇帝也能夠像這位官員一樣對蒸汽動力感興趣，帝國的歷史也許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生產動力由手工動力到蒸汽動力的轉變，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標誌，是包括政治革命在內的一切革命的物質動力。不能強求當時的李鴻章明白蒸汽動力對一個國家歷史其實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但僅從他的描述上看，雖然頭上也是頂戴花翎，腦後也拖着一條辮子，但他已經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帝國官員了，這是他得以成為帝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從蒸汽機想開去，也就不難解釋李鴻章成為洋務運動的首領的原因和他對康有為變法的態度了。

“洋務”，與西方人和一切西方事物打交道的帝國專用名詞。關於李鴻章辦洋務的故事不知被多少人敘述和分析過，但無論褒貶，承認他是19世紀中國近代化運動的核心人物是沒有疑問的。由於他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造了帝國近代新事物中的無數個第一：第一條鐵路、第一個電報局、第一座近代化機器製造廠、第一座鋼鐵工廠、第一個民營企業、第一個建議並實施向外國派遣中國留學生、第一所外國語學校、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陸軍、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

引進西方技術，促進國家的近代化進程，以使中華帝國強盛，在這一點上，李鴻章和康有為沒有原則性的分歧。當康有為還在家鄉讀書的時候，李鴻章已經是帝國洋務運動的中堅了。康有為“變法”中的很多富國強民的主張，都是受到洋務運動的啟發和鼓舞，應該說在這一點上，康有為的呼籲和李鴻章的實踐目標是一致的。但是，康有為咒罵李鴻章的原因和絕大多數國人一樣，不是李鴻章“熱衷於奇技淫巧”，而是李鴻章的外交活動。

帝國沒有“外交”的概念，所有外交事物統統歸入洋務。在這個意義上講，作為軍事家、洋務運動的首領李鴻章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帝國當然的“外交家”，無論他懂不懂現代外交事務。李鴻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讓外國人知道了大清帝國有一個“相貌堂堂的”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同時也讓國人在那個悲傷的年代終於揪出來一個罪大惡極的賣國者。李鴻章讓所有的中國人因為憤恨得以在怒氣中宣泄而感到心情平復了一些。

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惟鴻章知之深。朝野皆不習外事，謂日本國小不足平，故全國主戰，獨鴻章深知其強盛，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可恃，故寧忍之詬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 羅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7頁。）戰爭爆發的時候，作為直隸總督，李鴻章是前線最高指揮官。儘管他從一開始就是堅決的反戰派，但是當朝廷決定一戰的時候，他還是竭盡全力地主持着戰事。戰爭失敗，朝野把責任歸於一人，他被革職了。即使是這樣，如果他暫時引退便不會有日後巨大的名譽損失，可偏偏朝廷讓他去日本馬關代表帝國進行戰後談判。

李鴻章不願意去。不是因為他被革職而鬧情緒，而是他深知局面之艱難，他太了解洋人是些什麼東西了。

李鴻章和洋人的交往很早。當他帶領新創建的淮軍進行千里大穿越的時候，他就已經和洋人有所接觸了，他在其中流露出的對洋務的興趣，讓曾國藩都對他有點不放心。給他送行的曾國藩曾專門囑咐他“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但是，他一上船，看到外國輪船上的設備和“洋人頗恭順”的態度後，老師的囑咐便全忘乾淨了。他認為，要改變帝國的現狀一定要使用洋人的某些辦法，而要用洋人的辦法首先就要接觸洋人。運送淮軍的船剛一到上海，他立即訂閱了三份英文報紙並且命令手下及時翻譯出來，一份送北京的總理衙門，一份送曾國藩，一份留給自己閱讀。李鴻章的淮軍是最早裝備全套西方武器裝備的帝國部隊。他也是在自己的部隊中最早請洋人當教官的人。在後來創辦軍工企業的時候，他與洋人的來往更是頻繁，洋商、洋工程師和洋學者皆是他客廳里的常客。

李鴻章是最早參與帝國對外談判的大員，這使他在帝國中是最深刻了解洋人的稟性的人。1873年，在直隸總督任上的李鴻章接待了秘魯全權公使葛爾西尼，這是他涉足外交領域的開始。這個開始令他很不愉快。秘魯是當時利用“豬仔貿易”即奴隸貿易從中國沿海掠走帝 國勞工最多的國家之一，當時在秘魯的中國勞工人數達11萬。這些中國勞工在秘魯受到非人的虐待，“十人有九人死於非命。”勞工們聯名寫下《訴苦公稟》，向帝國政府控訴，請求帝國政府的外交保護。心虛的秘魯政府派公使來華是要求和中華帝國簽訂“友好條約”。秘 魯公使首先在北京遭到帝國政府的拒絕，帝國政府讓他到天津和李鴻章談。天津的談判進行了八個月之久，李鴻章堅持先派人去秘魯調查華人的遭遇處境，然後簽訂保護華工的章程，然後才能再談別的。但是秘魯公使堅持“華工保護不保護，全系立約不立約”的立場，並且依仗和各國列強的互相串通，向李鴻章施加壓力。最後，忍無可忍的李鴻章拍案而起，聲明：在秘魯的華人無論老幼都是中華帝國皇帝的子民，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別說簽訂什麼友好條約，秘魯方面怎麼掠走華人的，怎麼安全送回來，一個也不能少。李鴻章的強硬態 度令秘魯公使吃驚不小，因為列強們曾告訴他，大清帝國的官員是世界上“最軟弱的一群官僚”。“愕然”之後的葛爾西尼說了一句“天津是個不好的地方”，然後沮喪地回國了。

李鴻章外交觀念的基點，取決於他對世界近代潮流和各國擴張野心的認識。他給朝廷的奏摺中說：

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年一大變局也！（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 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4～45頁。）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友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 全集·奏稿》卷24，第11～12頁。）

李鴻章認為：世界發展至今，關閉國門拒絕潮流是錯誤的。中華帝國如果打開國門參與世界商品經濟往來，與世界各國廣泛地開展貿易交流，不但可以富強自己，而且因為貿易是雙邊的，也就等於制約了別人，這樣的制約甚至強國武力，整個地球便可“胥聚於中國”。同時，帝國的國防重點已經不是西北陸地而是東南海洋了，在某種意義上講帝國已經沒有絕對封閉的國防。西方勢力不但在文化上對帝國進行侵蝕，更重要的是他們有顛覆和侵占帝國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國製造事端，多國一起要挾。列強的“友好”和“野心”從來都是摻雜在一起的，帝國對此必須保持極大的警惕-持有這樣的認識，不但百年前在帝國大員中是鳳毛麟角，即使是在當代的中國也還屬振聾發聵之聲。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的觀點是從全球商品貿易往來的角度闡述的，這不能不讓百年前和百年後的人感到驚訝。

“陽托友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這無疑也是1900年大清帝國發生巨大災難的最根本起因。

李鴻章為洋人所了解始於《中英煙臺條約》的簽訂。這是他代表帝國主持簽訂的第一個受到“賣國”指責的條約。危機由一個英國傳教士在雲南“旅遊”時被當地邊民殺死而引發——中國邊民說他是一個洋鬼子——史稱“馬嘉理事件”。英國人藉機向帝國政府提出賠償要求，同時提出通商和修改關稅等條件。開始的談判由恭親王主持，但是談判沒談出什麼結果，飯倒吃了一頓又一頓，參加談判的英國駐華公使威特馬說：

總署諸人如同小孩子，說來說去，總是空談。一味說從容商辦，定是一件不辦。一到總署，必定吃飯，總署大臣陪坐，好像飲食就是外交上的頭等大事。大臣一個看一個，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親王，恭王一發言，大臣便轟然響應。（《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三，第35、46頁。0

帝國官員的平庸無能導致事件的不斷惡化，英國人借這一“事端”把軍艦開到了煙臺，並且聲稱要與中華帝國“斷交”。曾經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帝國官員審問過的那位英國人巴夏禮此刻正在日本當公使，他策動日本軍隊向朝鮮進行武裝挑釁，以對中華帝國進行戰爭威脅。這時候，朝廷請李鴻章出面了。阿歷克亞《李鴻章傳》：“每當滿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惟一必須啟用的人就是李鴻章。”

談判前期進行得十分艱難，由於醇親王等人“好大喜功”，堅決主張和英國人決裂或者打一場戰爭，結果威特馬真的“下旗離京，以示決裂”，戰爭的形勢一觸即發。李鴻章反對“無端宣戰”，他對醇親王說：“雪恥以戰，則大黃芒硝，一劑立斃，弟手握疆符，心憂國計，所不敢出此也。”李鴻章的思路很清楚：帝國不能再在外交上走與世界潮流嚴重脫離的老路了，即：事端一出，動輒開戰，戰則必敗，敗則議和，和則割地賠款。所以，當聽說威特馬從英國返回，到達了英軍軍艦雲集的煙臺的時候，李鴻章決定去煙臺談判。有人不讓他去，怕他和當年兩廣總督葉名琛那樣被洋人抓走。還有人放出謠言說，李鴻章去煙臺是要在英國人的支持下“自立當皇帝”，並且說只要他一離開天津，天津就要發生暴動。壓力頗大的李鴻章不顧一切前往。在煙臺談判的日子裡，每夜十時，各要員在李總督寓所開會，至深夜。第二天總是可以提出新的對策。《中英煙臺條約》最終簽訂，它避免了中英之間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暫時遏制了其他各國的已經按捺不住的想趁火打劫的幻想。但是，它同時也使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進入了中國的西南地區。而李鴻章在當時更大規模的戰爭一觸即發的狀況下所費苦心是：在免除內地稅金方面，李鴻章只答應外國租界內的稅金可以免除，而其他地區一律照舊；條款允許英國可以在雲南通商，但是不能馬上生效，需要以五年為限“先察看通商情形”。李鴻章不能 逆轉的是：賠款、謝罪、開放通商口岸……事後，因為雲南邊民殺死了一個英國人而企圖藉機在條約簽訂中得到更多在華利益的英國人說：“這個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實用，毫無意義，是一堆冗言贅語而已。”——在洋人們看來，中華帝國是一個貧弱的國家，在殺了一個洋人 之後，面對強大的威脅，能夠“談”出一個明顯存有抵抗態度的條約，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驚詫”的外交“事件”。李鴻章在大清帝國中由此確立了“外交”上的地位。

甲午戰敗。帝國主義們已經把中華帝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看明白了，因此每一次都像李鴻章所預料的那樣：“一國生事，諸國構煽。”英國駐中國公使歐格納首先對中國代表說：“戰爭對各國的商務都有礙，應該議和了。”而當帝國政府請英國對日本施加影響，“先停戰再議和”時，英國人把頭搖得撥浪鼓一般：“事必無成。今要議和，非允賠兵費不可。”英國置日本軍隊大舉侵入中國的事實不顧，按照五十年前他們侵入中國後反而讓中國向他們支付戰爭經費的荒謬邏輯，開口就提出中華帝國要向日本人賠償的問題，以致連一直小心翼翼的帝國談判官員都感到憤怒了：“中國與其賠兵費，不如留此兵費用兵！”面對中國官員由於憤怒而漲紅了的臉，歐格納斜着眼睛“微笑”了。

帝國政府再求俄國人。當時，帝國政府認為所有的洋人中，俄國與日本之間的矛盾最大，因為他們都是中國的近鄰，是兩個對中華帝國野心最大的國家。帝國代表從中挑撥，表明日本“將來必與中俄兩權利有礙”之趨勢，企圖讓俄國人對日本施加壓力，誰知，俄國駐華公使格西尼反過來警告帝國政府：“日人水陸之戰，皆甚得手，如不趁此了結，將來倭兵再進一步，貪心更大，和局更難。”至於了結的辦法，俄國人的建議和英國人一樣：拿出銀子。格西尼一口回絕了帝國請求俄國“以強硬的態度”向日本方面提出“先停戰再議和”的建議。帝國主義們可以泄露的天機是：“各國有約在先，仍應會同商辦”，一國“不便獨辦”。

帝國政府與各國的商談沒有任何結果，顧不上什麼“天國顏面”的大清朝廷決定派人去日本求和。連日本方面都沒有想到的是，帝國政府的首選和談代表居然是一位德國人，而且帝國政府為了表示正式，竟然給這個叫做德璀琳的在中國天津海關供職的洋人“授予頭品頂戴”。結果，這個德國人拿着帝國政府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剛一到達日本，就被日本人“限期離開”，原因是一個德國人“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政府來談判”。帝國政府又改派兩個真正的中國大員去日本，他們是帝國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尚書張蔭懷和頭品頂戴的兵部右侍郎署 湖南巡撫邵友濂。他們兩個人到達了日本廣島，但結果同樣被日本拒絕，理由是這兩個人“不具備全權資格”。

其實，日本人不想談判的理由也許除了大清帝國政府之外所有的帝國主義們都明白：日本人想打下他們一直企圖占領的中國台灣之後再說。

最後，帝國政府終於下決心派出最高級別的人去日本，這就是已經被帝國政府革職了的李鴻章。帝國政府對李鴻章不但宣布“取消一切處分”，“加賞黃馬褂”，還為這位帝國政府新任命的全權大臣發下了“全權證書”：

大清國大皇帝赦諭：現因欲與大日本國重敦睦誼，特授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同商議，便宜行事，定立和約條款，予以署名畫押之全權。（《晚清巨人傳》之《李鴻章》，董守義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0頁。）

也許是“全權大臣”這個頭銜滿足了李鴻章的自尊心，李鴻章便決定遵旨，並且要求允許他帶着兒子一起去日本，因為他的兒子李經方曾任中國駐日本公使，會英語和日語。

1895年3月14日，兩艘德國輪船“禮裕”號和“生義”號，載着帝國政府龐大的代表團從天津出發了。李鴻章知道此去因為“割地”而必定會終生背上“賣國”的惡名，他在甲板上不禁吟詩一首，按照中國的文學標準，這首詩似乎只是一首順口溜：

萬傾波濤離海灘，天風浩蕩白歐閒。

舟人那識傷心處，遙指前程是馬關。

（同上）

大清帝國的代表團有140人之多。李鴻章聲明絕對不用日本人的任何東西。於是，侍從們為他帶上了中國的糧肉和中國的蔬菜，連做飯的全套廚具和吃飯用的桌椅都帶上了。同時攜帶的還有李鴻章專用的一頂紅頂八抬大轎。由於從中國來的人太多，日本方面為解決大清帝國代表團的交通問題，特別預備了50輛人力車，每輛人力車上都插着一面代表帝國皇家的黃色小旗。

日本人安排的談判地點的地名極富詩意：春帆樓。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國人稱之《馬關條約》的，在日本人那裡被稱為《春帆樓和約》。

日本人提出的停戰條件苛刻得嚇人：日軍占領山海關、天津、大沽後才能停戰；山海關到天津的鐵路歸日本管理。停戰期間日本的軍費由中國支付。同時，日本方面發出軍事威脅：如果不答應條件或者拖延談判，在中國的日本軍隊就要發起全面進攻，進攻天津、直隸，最後是北京。

渾身冷汗的帝國談判官員有一種天塌地陷的感覺。

這時，發生了一件誰也沒有想到的嚴重事件：李鴻章被日本一名刺客的子彈擊中——1895年3月24日下午，中日雙方的第三次談判結束，因為日本執意要占領中國台灣，李鴻章的心情十分惡劣。李鴻章的轎子行進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兩旁照例擠滿了看中國大員的日 本民眾。當轎子接近李鴻章住宿的行館的時候，突然從人群中衝出一個日本青年。這個青年左手抓住李鴻章的轎杆，右手舉起手槍，朝着李鴻章的臉開了一槍，然後迅速逃現場。

李鴻章瞬間滿臉是血，昏了過去，立即被抬入行館進行搶救。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後“大感震驚”。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立即趕到行館，天皇都派來了自己的御用醫生，皇后派來的是兩名女看護。

李鴻章被擦去血跡，檢查傷勢。

子彈在左眼下一寸。沒有生命危險。

子彈卡在李鴻章臉部的骨頭縫裡，沒有醫生敢在李鴻章頭部的這個部位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同時，他特別命令侍從不要洗他換下來的血衣，他要永久地保存——“此血可以報國也。”

中華帝國的最高談判代表在日本被刺，這令驕橫的日本人陷入了尷尬的境地。本來就擔心在中日談判中方可能會迫於壓力而給日本更大在華利益的帝國主義們，紛紛站出來了高聲“譴責”日本刺客的行為，大肆散布日本政府“別有用心”的信息：李鴻章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中國政治家和外交家，現又為大清朝的全權議和大臣，被刺於日本國土，對日本的國家聲譽極其不利——“刺殺使者事件比在戰場上一兩個師團的潰敗還嚴重”。“古稀高齡，出使異域，遭此兇險，極易引起世界同情和強國干涉。”而日本政府擔心的是：“若李鴻章以負傷作藉口，中途回國，對日本國民的行為痛加非難，巧誘歐美各國，要求他們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難博得歐洲二三強國的同情。如果引出強國的干涉，我國對中國的要求亦將陷於不得不大為讓步的地步。”（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第2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