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對後果的擔心，日本政府把有責任的地方官員全部革職，並且要求警方全力抓捕刺客。刺客果然“很快”被抓到了，日本警方的通報極其簡單：小山豐太郎，21歲，極端愛國分子。而審訊後的判決更是草草：蓄意殺人未遂，判處無期徒刑。

日本天皇為此特別下聖諭，痛責這位“極端愛國分子”：“下賤無禮，極為可恨。”

為了表示在刺殺事件上的“清白”，日本政府立即宣布“無條件停戰”。

但是，日本方面擔心帝國可能做出的激烈反應不但沒有發生，在案件發生的當天，李鴻章醒來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捂着臉給伊藤博文口述了一封照會：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

本日下午，本大臣自會議處所歸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訂明日上午十點鐘會議之期未能躬親，殊為抱歉！是以特此知會貴大臣：明日於所定之時，由本大臣委派李經方趨候貴大臣，祈將已承允諾出示大日本國擬結和局要款之節略，交由李經方齎回。本大臣一經接到貴大臣應允之和款節略，即當迅速細加察覆，並望早日能與貴大臣會議也。手此，並頌日佳！（《晚清巨人傳》之《李鴻章》，董守義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6頁。）

經歷暗殺後的李鴻章竟然表現出如此的寬宏大量，彬彬有禮，不是幾千年中國文化的薰陶絕不可能有此“涵養”。日本方面喜出望外。

於是，放心之後的日本人立即向帝國代表團提出一份“和約底稿”，內容絕不“彬彬有禮”，更沒有絲毫的“寬宏大量”：中國向日本賠償白銀3億兩；中國向日本割讓遼東、台灣、澎湖；過去中日間各項通商條約要重新制定等。

李鴻章立即強硬了起來，向英、俄、法三國的駐華公使全面通報日本人的條件，希望引發強國對日本的干涉，同時表示“日本所索兵費過奢，且奉天為滿洲腹地，中國萬不能讓。”如果日本執意這樣的話，“兩國惟有苦戰到底。”

此時，帝國政府內部關於答應還是不答應日本人的條件吵開了鍋。於是，朝廷發給李鴻章的電報冗長而虛空，全是模稜兩可的官方空話，既沒有說接受，也沒有說不接受：“着李鴻章酌量辦理，欽此。”

傷痛和心疼折磨着李鴻章。這樣的為難境地他不止遇到過一次。如果堅持維護帝國的一切利益，採取強硬的態度和立場，後果只能是一個：中日戰爭繼續擴大。以當時帝國實際的軍事狀況而言，戰爭的結果只能是帝國的東北地區被全面占領，同時各國列強定會在繼續擴大的戰爭中撈取在華的更大利益。而如果答應對方的條件，帝國主權和財政的損失也是巨大的 兩害之中取其輕，這永遠是面對艱難殘局的李鴻章的選擇。

4月10日下午4時，李鴻章受傷後第一次重新坐到春帆樓的談判桌前。他的面前是一份日本人寫好了的“和約節略”。之所以叫做“節略”，表明日本人在“和約底稿”的基礎上做出“讓步”：關於割地，從鴨綠江上溯到安平河口劃線過鳳凰城、海城、營口，此線以南割 給日本；日本放棄遼陽，但是要加上台灣和澎湖全島；關於賠款，減少至2億兩白銀；關於通商，中國向日本開放沙市、重慶、蘇州和杭州口岸，並且在中國已經和其他各國簽訂的通商條約的基礎上與日本另訂條約。其餘款項照舊。

李鴻章剛坐下來，伊騰博文就聲明：“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兩句話。”

李鴻章："難道不准分辯？"

伊騰博文：“可以，但是不能減少。”

李鴻章剛要求日本方面再把條件減少一些，伊藤博文就截斷了他的話說：“日本廣島有60艘軍艦，兵糧齊備，只要過了停戰的限期，中國還不簽字，即可搭乘增派的大軍，立即前往戰地，北京的安危不堪設想。”李鴻章剛表明帝國不願意割讓台灣，伊藤博文又打斷了他的話說：“那麼，日本立即出兵台灣。”並且連李鴻章的安全都危險了：“中國的全權大臣一旦離開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亦不能保證。”

李鴻章：“再減2000萬。”

伊藤博文：“不可，一兩不可少。”

李鴻章：“是否能割台一半？”

伊藤博文：“斷不能。”

李鴻章：“賠款割地，雙管齊下，如此口緊手辣，吾將來必記之！”

伊藤博文：“此重任惟中堂一人能夠擔任。”

李鴻章：“賠款既不能減，地可稍減少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博文：“如不在停戰期限定議，將索款更多，此乃大日本舉國之意！”

李鴻章：“交割台灣頭緒複雜，能否在交割的時間上緩期？台灣既然是貴國的口中之物，又何必那麼着急？”

伊藤博文：“尚未下咽，飢甚！”

李鴻章：“難道兩萬萬兩不足可療飢？”

史書記載：鴻章辯久，伊藤愈堅，且限四日復。鴻章電奏，得旨允可，乃互簽約。（羅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 一版，第124頁。）

1895年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草約正式簽字。正約11款，專條3款，另約3款，停戰專條2款。要點是：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中國割讓遼東之安東、海城和營口以南地區以及台灣、澎湖；賠款2億兩白銀；對日開放通商口岸和通商時日本人的種種特權等 。

在草約上簽字的時候，李鴻章突然想起他臨行前恭親王率領全體軍機入奏皇帝的奏摺上有這樣一句話：“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這句話曾令李鴻章老淚縱橫。

國人長期忽視或者故意忽視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抱殘守缺的中華帝國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遠遠落後於世界東西方強國。列強們挑起軍事事端為的就是對中國領土和財富的侵占和掠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巨大的帝國屢戰屢敗，還怎麼要求談判者“義正辭嚴”地捍衛帝 國的利益呢？前線放棄國土望風而逃的將領不是賣國，衙門裡碌碌無為花天酒地的大臣不是賣國，朝廷里為了一己私慾不惜讓國家民生付出血的代價不是賣國，皇宮裡的那個一年之中要花費7萬平民的口糧錢的皇太后不是賣國，而只有在國家面臨被分割占領的危機時出來維持局面的那個人才是賣國者？

一百年後的今天，世界還在說：弱國無外交。

1895年4月20日，帶着《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的繃帶回到了帝國的李鴻章突然發現不但朝廷中沒人理睬他了，而且他還成了舉國上下的公敵。朝廷大罵他辦事不利，同僚說他喪權辱國，民間說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紳士和知識階層更是鋪天蓋地地咒罵他沒有脊梁骨。要求懲辦李鴻章的奏摺堆滿了光緒和慈禧的案頭，寫有“李二先生是漢奸”字樣的報紙傳單到處飛舞，還有數量相當多的人公開聲明自己要不惜一切手段暗殺李鴻章，以“我心頭奇恥大辱”。

李鴻章不得不上奏光緒皇帝：

臣適當事機棘手之際，力爭於驕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毀傷殘年之遺體，復不能銷戢強敵之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賠款雖減，尚有二萬萬兩……敵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區，如虎附翼，後患將不可知。臣昏重，實無能為力。澤盼皇上振力於上，內外臣工齊心協力，及早變法求才，自強克敵，天下心幸甚。（《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18～19頁。）

李鴻章說自己“無能為力”。帝國雖然“屢戰不利”，但卻不允許李鴻章“無能為力”。

李鴻章曾經給友人寫過一信，信中以自己多年於朝中的感受對這個帝國的“本質”有這樣的敘述：

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糜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一發而不可復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機，事機萬急，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李文忠公尺牘》，第二冊，第784頁。）

積陋成疾，守舊因循，好大喜功，國力日衰。有了事端一哄而起輕易言戰，兵臨城下又驚慌失措急於議和，可卻要求這樣的“議和”和平時朋友交際一樣不能有損失。等事情一旦緩解暫時安全了之後，又開始理直氣壯熱血沸騰，舉國人人個個無不“知我罪我”。這就是中華帝國一百年前的現狀。這種“一旦有事，淆於群哄”，“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的國情民風可謂禍患無窮。

賢良寺，北京東安門外冰盞胡同里的一座寺廟，由雍正時怡親王的府邸改建而成，寺廟裡閒院飛花，爐煙幽敞。門生故吏紛紛叛離，從“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位置上跌落下來的李鴻章住在裡面不敢出門。他開始把荒疏已久的書法揀了起來，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便臨摹古人碑帖。他的飯量很大，山珍海味什麼都吃得香。飯後照例喝一碗粥和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兒還要喝一杯家人用人參和黃芩配製的“鐵水”，然後脫去長衫在廊下散步。散步的時候有僕人在一旁記數，當僕人大聲稟報“夠了”，他便停下來回到屋裡，坐在椅子上閉目養神。

李鴻章在這段時間裡仔細研究了康有為的主張，至少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謀求國家富強這一點上，康有為與他持有同感。雖然康有為對他的咒罵讓他幾乎忍無可忍，但他還是主動和康有為聯繫了，並且表示自己願意給“強國會”捐款，但遭到康有為的嚴厲拒絕，這讓他感到比罵他賣國還羞辱。他忍不住對手下人說，這些人跟我過不去，等我起來，看他們一個個還能做得成官否！李鴻章不同意康有為的某些觀點和做法，但是始終在帝國“圖強變法”這一點上和康有為之間有一條割捨不開的感情紐帶。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啓超流亡國外，驚魂未定之時卻接到李鴻章托人捎來的“問候”，甚至還接到過李鴻章的一封親筆信，他信中勉勵康、梁“精研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晚清巨人傳》之《李鴻章》，董守義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2頁。）一個身居帝國如此地位的高官大員親自慰問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緝逃犯”，康、梁意外之後便是深切的感動，於是急忙回信：“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於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蝟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於吾輩……”（《飲冰室文集》五，第55頁《上粵督李傅相書》。）康、梁的感慨在情理之中，但他們依舊無法理解李鴻章的心胸。

李鴻章確有“私愛”，但他愛的不是康、梁，而是他的大清帝國。

3、感謝之後的刻骨憎恨

1900年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

在碼頭上等候的人們發現了一個令他們意外的情況：一隊由俄軍官兵組成的儀仗隊吹奏着歡迎曲，配合着一群身穿漂亮禮服的俄國官兵，正表情興奮地等待着李鴻章。李鴻章乘坐的“平安”號輪船遠遠駛來的時候，旁邊有一艘全副武裝的俄國軍艦在護航。

各國已經相互串通好了，“要在碼頭上給這個中國大員一個明顯的冷淡”，因此，他們對俄國人“為什麼對中國人如此尊重感到大惑不解”。他們眼睜睜地看着李鴻章在俄國人的熱烈歡迎中走下了輪船，並且在俄軍的嚴密護送下前往天津城。在天津的為李鴻章準備的寓所大門和四周，“俄軍衛隊建立了嚴格的保衛制度，出入必須有出入證件，防止一切閒雜人等靠近總督大人”。同時，各國又聽到了另一個消息：那艘俄國軍艦其實早已開到上海，準備用軍艦將李鴻章接到天津，只是後來李鴻章改了主意，俄國軍艦的任務才改為護航。

對俄國人的陰謀反應最激烈的是對中華帝國有着憤怒情緒的德國人，一個德國上尉用“粗魯的語言質問俄國人為什麼要穿上禮服來歡迎這麼一個人物”。剛剛到達天津的瓦德西也堅決“拒絕接見李鴻章”，說他“只管戰事，不管交涉。”連在上海已經和李鴻章會晤過多次的德國新任駐華公使穆默也拒絕和李鴻章見面了。

被俄軍官兵“嚴密保護”起來的李鴻章在各國極其冷淡的情緒中感到心情惡劣。他住的是海防公所而不是直隸總督的衙門。有人告訴他總督衙門現在不能住人也不能辦公了，但李鴻章堅持要去看看，結果他看到的是一片戰火後的廢墟。在廢墟中他接受了直隸總督的總督關防（文件）、鹽政印信和欽差大臣的大印。他曾經在天津的這座衙門職掌這些大印達二十多年，他太熟悉這處他苦心經營的北方要地了。如今他看到的這座城市已是滿目瘡痍。由此他聯想到正在崇山峻岭之中逃亡的朝廷，聯想到已經被聯軍占領的京城以及整個帝國的命運，這個近八十歲的老人坐在廢墟中“痛哭了一場”。

他還要為挽救帝國如今的尷尬局面展開談判。

首要的問題是要儘快達成“停戰協議”，因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協議，中華帝國的“宣戰”就還處在有效狀態。也就是說，現在帝國和各國聯軍還處在戰爭狀態——登陸後的德軍開始大規模地向北京開進，德軍聲稱的立場是：用武力掃平這個國家。更為嚴重的是，李鴻章的“議和”使命不僅僅是要保住這個帝國不被列強瓜分，最要緊的是要確保慈禧太后的掌權地位，而英、德兩國異口同聲地宣布他們支持光緒皇帝而反對慈禧，這使所有的問題首先失去了交涉的基礎。李鴻章多次打電報給逃亡途中的朝廷，要求趁着德軍大軍沒有到達北京之前，儘快以帝國政府的名義優恤被殺的德國公使，為外國公使在帝國被殺一事向世界道歉，並在這個基礎上儘快向各國遞交國書，“盡捐嫌隙”，為即將開始的“議和”鋪平道路。

但是，令李鴻章尷尬的是，德國和英國拒絕承認李鴻章的“全權議和大臣”的身份。

只有俄國人例外。俄國人不但對李鴻章表示出極大的“尊重”，而且頻繁出入李鴻章的寓所，使被各國故意冷落的李鴻章的寓所內外整天充滿着俄語和漢語的“互相問候”之聲。各國派出的密探紛紛報告，俄國人和李總督正在策劃着某種陰謀。

突然，俄國人聲明：他們決定“從北京部份撤軍”，以配合李總督主持下的“議和”，而且他們“堅決支持皇太后”。

緊接着，李鴻章打電報給朝廷，“感謝俄國從北京部份撤軍的承諾，並請俄國人勸說德國也這樣做”。

“李鴻章是親俄派。”“帝國已經和俄國人私下達成了某種交易。”各種傳言在各國軍隊、領事和公使們之間流傳。

儘管李鴻章立即對此做出解釋，並且故意對在天津海關稅務司供職的英國人杜德維說，他對英國人“答應派軍艦來上海接他到天津而沒有遵守諾言”感到不解，如果英國人的軍艦到上海，他就不會讓俄國人的軍艦護送，這樣就“不會引起關於他和俄國人的流言了”。李鴻章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解釋更加重了各國的懷疑。

關於李鴻章是否是“親俄派”的問題史料紛雜，但絕不是空穴來風。李鴻章和俄國人的關係確實令人生疑。

1896年，代表中華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後回到京城在賢良寺賦閒的李鴻章接到朝廷的一道諭旨：着特命頭等欽差大臣李鴻章往俄國致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

沙皇加冕，各國派員祝賀，本是正常國際交往。但李鴻章不願意去。朝廷本來也沒打算派他去，原來派的是當時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但是，當時帝國駐俄公使許景澄說，前不久由恭親王率團去俄國祝賀俄歷新年的時候，俄方就對帝國代表團的“級別”表示出不滿，認為帝國應該派出更高“級別”的大臣來，以示對俄國沙皇的敬重。王之春的級別顯然不夠，於是朝廷想到了李鴻章。李鴻章以在日本馬關時被刺受傷為理由加以推辭，但是朝廷堅決不准。等李鴻章看到確實到了“眾望所歸”的時候，便表示自己“非敢愛身，惟虞辱命”，決定“一息尚存，萬程當赴”了。但是，他的年老衰弱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裝出來的，在向慈禧和皇帝辭行請訓的時候，由於君臣對話的時間過長，一直跪着答話的七十多歲的李鴻章最後竟然站不起來了，只好由兩個太監把他架了出去。他出了宮門就昏倒了，兩個小時後才甦醒過來。在長時間的君臣對話之中，李鴻章反覆強調了一個主題：甲午戰爭的結局表明，日本是帝國最大的威脅，而且日本有和英國人結盟的跡象，目標肯定是針對帝國的。帝國要想圖存，只有一個辦法：與俄國結盟。

這個想法在當時的帝國朝野內不是李鴻章一人的觀點。甲午之後，面對日本越來越強硬的武力威脅和越來越暴露的領土野心，加上日本和英國在對中華帝國的“勢力範圍”的分配上已達成某種默契，企圖聯合向帝國索取更大的利益要求，因此朝野上下一片憂心忡忡。俄國與日本是歷史上的冤家對頭，甲午之後是俄國“不惜使用武力”強迫日本將遼東歸還中國，因此，雖然朝中有人明白俄國人此舉是為了自身利益的安全，但“聯俄拒日”的暗流已經不可阻擋。軍機大臣翁同龢、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朝野大員是持有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觀點更加明確，他認為威脅帝國的國家以日本為最，指出日本妄圖侵占帝國東三省的野心積蓄已久，俄國人對此最不願意，因為它與中國的東北接壤，所以“我若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並稍予便宜，俄必樂從我”。帝國朝廷中的官員為了使“聯俄”行動進行得順利，甚至反對李鴻章帶他的大兒子李經方去俄國，因為這些官員認為李經方有親英傾向，懷疑他和“英倭陰相結納”。為了給兒子“清洗不實”，李鴻章堅請兒子與其同行。最後李經方還是在光緒皇帝的批准下跟隨前往了。這從另一個方面表明，“聯合俄國”的外交行為絕不是李鴻章的私人行為，而是帝國朝廷既定的外交原則，李鴻章只不過是倡導者之一和親赴俄國落實的人。

李鴻章的隨行人員有45名之多。令人驚奇的是，幾個侍衛抬着一口彩繪金漆的大棺材堂而皇之地走在他的身後，成為他出訪隊伍中最醒目的一件物品。這口大棺材一直跟隨他走訪了俄、德、法、美等諸個國家，繞了大半個地球，讓全世界都領略了中國工匠製作棺材的非凡技巧——在當時的中國人心中，外國即是“番邦”，走出國門就如同“深入虎穴”，而征途萬里，其一路艱險程度不亞於唐僧取經。同時，帝國似乎有這樣的傳統，官員在執行重大使命時，為了表示自己“誓死完成”的決心，往往和戰場上背水一戰的將領抬着自己的棺材衝鋒陷陣一樣，也帶着棺材表示自己義無反顧。李鴻章此行的公開目的僅僅是參加外國一個皇帝的加冕典禮，搞得如此誇張實在令人不可理解。但是，他在出發的那天說的話，也許是解釋之一。

李鴻章出發的那天正是初春的黃塵季節，早上起來便狂風大作，飛沙蔽日，送行的親朋好友都覺得這是凶兆。大興、宛平兩縣衙門在東便門專門搭起大棚為他設餞行宴，結果大風掀翻了棚頂，以致精美的佳餚如同狼藉的殘羹。李鴻章極力表現出瀟灑神態：“自少年時凡出門非狂風就是暴雨，海行無不驚濤駭浪，不知何故？”眾人趕緊挑選吉利的話說：“中堂豐功偉業，雨師風伯，皆來祖餞。”李鴻章對自己甲午後遭到舉國嘲罵依舊耿耿於懷，因此再吉利的話也不至於叫他信以為真：“不敢。吾當不至於獲罪於天，何以節節與我為難？”接 着 ，他又說：“萬里長途，七旬老物，歸時能否相見，實不可知。”（《晚清巨人傳》之《李鴻章》，董守義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31頁。）

李鴻章還是怕自己死在異邦的土地上。

然而，李鴻章一路遇到的不是艱險而淨是顯赫。天津的官員連續為他舉行大型宴會，到達上海時更有各國海軍和帝國的炮台同時鳴放禮炮，一時“長空雷鳴，海波欲沸”。帝國陸軍官兵跪成數列朝天鳴槍，“數以萬響，震耳欲聾”。所經之處，“觀者如潮”。在法國租界洋警察戎裝佩刀的保護下和“中西巡捕”沿街“彈壓”下，李鴻章身穿一品官服，套黃馬褂，頭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韁大轎之中，精神矍鑠，一掃賢良寺里的暮氣。

在上海逗留數日後，他換乘法國的豪華郵船，船頭高懸大清黃龍旗和頭等欽差旗，經香港、西貢、新加坡，入印度洋，過紅海，入黑海，一路口岸無不向國內朝廷“飛電傳報平安”。

在蘇伊士運河的塞得港，李鴻章受到俄國一位親王的恭候，他換乘俄國御船“俄羅斯”號直抵敖得薩港。俄國陸軍元帥率領數百名官員迎接，在從港口到行館的路上，大清的黃龍旗迎風招展。經過長途旅行的李鴻章“精神甚好”，下令犒賞所有迎接他的俄方官兵和官員。當帝國大把的銀子抬出來時，俄國人對如此大方的出手目瞪口呆。

李鴻章乘火車到達彼得堡。彼得堡市長親舉黃龍大旗，士官儀仗隊高呼萬歲，外交大臣親自引路，連沙皇都派出了自己的“御車”供李鴻章乘坐。出乎李鴻章預料的是，他住的“行宮”竟然不是官方早已準備好的國賓館，而是一個商人的家。這位叫巴勞甫的商人在中國投資做生意發了大財，因此他堅決要求接待李鴻章一行，不要俄國政府一分錢。為了營造“賓至如歸”的氛圍，俄國皇帝准許了這個富可敵國的巨商的請求。

李鴻章到達這個巨商的家之後，迎面看見自己巨大的相片被懸掛在大門之上，相片的四周插滿了大清黃龍旗。這位巴勞甫家所有的門上都貼着用中國字書寫的吉祥如意的對聯，地上全部是簇新的地毯，一個大型樂隊不停地演奏着中國樂曲，24個身穿中國服飾的俄國兒童捧着鮮花在李鴻章走的路上一刻不停地撒下花瓣。當李鴻章走進巴先生家大門的時候，巴勞甫全家男女老幼蜂擁而上，先由最小的女兒向李鴻章獻上鹽和麵包，然後全家人簇擁着李鴻章進到為他專門準備的寢室。寢室內所有的物品和陳設全部是中國的精美工藝品，端上的茶和點心也是地道的中國味道。一問，連廚師都是特地請來的身懷絕技的中國師傅。

巴勞甫會說一口地道的中國話。從俄國人嘴裡發出的漢語和俄國人極其隆重的接待，諸多印象混合在一起，使李鴻章深深地陷入了一種“中俄親善”的幻覺之中，更加堅定了他“聯俄拒日”的決心。

在彼得堡，李鴻章晉見了沙皇。他向沙皇獻上了中國皇帝的禮物。加冕典禮的那天，他在莫斯科看到了他從來沒見過的宏大場面：50萬人聚集在一起，樂隊由5000人組成。各國來賓更是顯赫，聽說法國為了慶祝沙皇加冕，巴黎市全天休息，軍營放假，罪犯赦免。在這 個世界上，俄國是強大的，李鴻章對此深信不疑。

在莫斯科逗留的日子裡，李鴻章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與俄國人簽訂了一個神秘的條約 ：《中俄密約》。

《中俄密約》的中方草稿是由帝國總理衙門集體“擬辦”後，經由朝廷批准，用電報的形式傳送到李鴻章處的。草稿顯然事先與俄方磋商過，條款已經十分詳細，要點如下：

一、日本如侵占中、俄或朝鮮土地，中、俄海陸軍互相援助，軍火糧食，互相接濟；

二、非兩國共商，不得與敵議和；

三、開戰時，中國所有口岸，准俄兵船駛入；

四、中國允華俄銀行於黑龍江、吉林建造鐵路，以達海參崴，合同另訂；

五、開戰時，俄用此鐵路運兵運糧運械，平時亦可運兵運糧過境；

六、鐵路合同批准，此約生效，以15年為期。

《中俄密約》中的兩個基本點是：一、中俄兩國針對日本的軍事威脅，結成互相援助的軍事聯盟；二、俄國在帝國東北地區鋪設鐵路並和俄國橫穿西伯利亞的遠東鐵路接軌。

沙皇在莫斯科接見李鴻章的時候，《中俄密約》的商談正在緊張進行之中，沙皇的話令李鴻章進一步感到放心：

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為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華自辦恐力不足，或令在滬俄華銀行承辦，妥立章程，由華節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密約交涉未刊電稿》第二十九。）

俄國人明確說他們的領土廣大得根本用不完，根本沒有侵占別人土地的想法，而且修鐵路兩國都可受益，錢由俄國人籌措，而章程卻由中國來“節制”，世界上哪裡還能找到這樣的好事？

但是，包括李鴻章在內，所有缺乏近代思維的中國大員們，恰恰忽視了這樣一個常識性的問題：鐵路的延伸，正是列強領土擴張的主要手段。俄國人之所以不惜一切代價修築一條橫貫人煙稀少的西伯利亞荒原的遠東鐵路，其根本原因正是出自向遠東地區擴張領土的野心。當帝國受到日本威脅的時候，俄國的遠東鐵路和在帝國東北境內修築的鐵路能夠提供軍事運輸的便利，關於這一點不知帝國官員有沒有進而想到，如果俄國人想侵入並占領帝國東北的時候，這條鐵路是否同樣會提供給俄國人如此的便利？何況在帝國境內修建鐵路存在着一個“路權”問題。“路權”一旦模糊不清，俄國就有權在帝國東北鐵路沿線方圓數公里的地區派駐武裝，而這就是後來的中東鐵路警察隊，這等於是變相的租界，俄國從此可以有充分理由在帝國東北地區隨意駐軍。事後證明這是對帝國東北地區安全的最大威脅。

關於後者，李鴻章似乎想到了，他堅決反對以俄國官方的名義修建帝國境內的鐵路，而堅持用私人的投資方式，他以為這樣就可以把鐵路的修建完全變成一種商業行為。俄國人立即想出來一個由“俄華銀行”承辦的點子，實際上等於是換湯不換藥。

　國內已經有人敏感地嗅到了朝廷“聯俄”的味道，李鴻章還沒有在《中俄密約》上簽字的時候，上海的《字林西報》居然全文刊登了所謂《中俄密約》全文，雖然內容多是捕風捉影的猜測，但能看出帝國內有人對俄國人懷有警惕。山東巡撫李秉衡和河南巡撫劉樹棠先後上奏，揭露俄國人“謀我大局”的陰謀，其中以李秉衡的言辭最為激烈且擊中要害。他認為列強的本質是在帝國領土上盡力擴張勢力範圍，而俄國要在帝國土地上修建鐵路，野心在於把勢力滲透到帝國的東三省，各國如果效仿俄國，後果將不堪設想。“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帝國已實行多年，可最後吃虧的還是帝國自己。各列強之間確有分歧，但在窺視帝國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俄密約》，是俄國人精心策劃的一個巨大的陷阱。儘管這個密約中俄雙方都秘而不宣，但是很快就被各國列強覺察出來，他們紛紛開始向帝國索取相同的甚至更大的特權。《中俄密約》給中華帝國帶來的傷害長久而深刻。

俄國人說：“良心是有價錢的。”有確切史料可以證明俄國向帝國使臣李鴻章使用了行賄的手段。俄國財政部長維特在其回憶錄中確切地記述到：在商定《中俄密約》的時候，為了爭取李鴻章的協助，曾經用鐵路利潤分紅的方式，許諾給李鴻章300萬盧布的報酬。此款分三次付清，密約簽訂的時候先付100萬，其餘由鐵路局逐步撥付。雖然有人認為李鴻章之所以在《中俄密約》上很快簽字，是出於他對日本人的憤恨和防範，而不會是因為盧布——李鴻章不懂俄語，翻譯和隨行的帝國官員從中做了什麼手腳不得而知；又有記載說後來李鴻章的女婿問過他此款幹什麼用了，李鴻章笑答：“真有這回事，可真成漢奸了。”但從俄國銀行劃撥的一筆款項確實以“李鴻章基金”的名義匯到了上海。至於李鴻章本人是否知道和動用過，無法查實。

《中俄密約》簽訂之後，李鴻章心情愉快，認為自己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使命。他在接見俄國財政大臣維特的時候，高談闊論到了使維特有一種“中華帝國恩賜了俄國人”的感覺。 同時，覺得中華帝國的安全從此有了保障的李鴻章對洋人的傲慢習氣再次恢復了。

離開了俄國，李鴻章開始了歐美之行。

在德國，他下榻的愷撒大旅館為他的到來做了精心的準備，他的寢室里懸掛着兩個鑲有照片的鏡框，一張是他的，另一張是德國首相俾斯麥的。會見俾斯麥的時候，李鴻章聲稱有人說他是“東方的俾斯麥”。俾斯麥回答說，他不認為“東方的俾斯麥”是一個恭維的稱呼，並且表示他不想得到“西方的李鴻章”的稱號。在荷蘭，李鴻章覺得為他演出的歌舞“令人飄飄欲仙”。在比利時他觀看了軍事演習。到達巴黎的時候正值法國國慶，他乘船在塞納河上欣賞了焰火表演。英國是他特別重視的國家，他晉見了女王，並和女王照了相，然後他在照片上題了詞送給女王。李鴻章的題詞是：“西望瑤池有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前句指的是英女王，後句是老子的典故——老子也姓李，李鴻章在暗指自己。他對自己給英國女王的題詞非常得意。他還特別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議院旁聽了議員們辯論，他覺得那是一窩蜂似的吵架，“無甚可觀”。拖着辮子的中華帝國大員的出現引起了英國人的廣泛好奇。一個英國人是這樣描繪他所看到的74歲的李鴻章的：

我從議院出來時，突然與李鴻章打了個照面，他正被人領入聽取辯論。他像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異鄉人。他的藍色長袍光彩奪目，步伐和舉止端莊，向他看到的每個人投以感激優雅的微笑。從容貌來看，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會認為李鴻章難以接近，這不是因為他給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採給人以威嚴的感覺，像是某種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對苦苦掙扎的芸芸眾生的優越感。（濮蘭德：《李鴻章》，紐約1917年版，第5頁。）

對議會不感興趣的李鴻章興致勃勃地參觀了英國的海軍與陸軍。他還參加了滙豐銀行的招待會，當英國商人們表示願意到中國去開拓市場的時候，李鴻章表示“實具同心”，並誠懇地歡迎各位去中國興辦實業，他的開明思想令英國人受到鼓舞，個個躍躍欲試。但是，“文雅”的李鴻章很快就鬧出了笑話，他不但“威嚴”地在英國各處精美的毯上隨地吐痰，而且當他已故的老朋友、曾在中國很長時間的著名將領戈登的夫人送給他一隻名貴的小狗後，第二天將軍的夫人便接到了李鴻章這樣一封致謝信：“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於飲食不能多進，所賞珍味，咸欣得沾奇珍，朵頤有幸。”（汪詩儂《所聞錄》之《李鴻章笑史》。）——李鴻章把英國的名貴小狗燉着吃了。

李鴻章乘船越大西洋到達美國，正在度假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特地中斷休假迎接他。他參觀了自由鐘、大瀑布、圖書館之後，還在教會舉行的歡迎會上鼓吹了一番中西宗教可以共存的理論。在美國，他吃飯時喜歡將數樣中西菜餚“拌於一盤食之”，於是美國廚師就為他專門製作雜燴菜以迎合他的口味，以至歐美現今仍舊有一道名菜叫做“李鴻章雜燴”。結束美國的訪問之後，他搭乘美輪迴國。到達日本橫濱的時候需要換船——他當年離開馬關的時候就曾說過“終身不履日地”的誓言，再說現在有了《中俄密約》，讓他痛恨起日本人來更有底氣了——換船必須先上碼頭，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體堅決不和日本國土發生任何形式的關係，李鴻章無論如何也不上岸。侍從們無奈，只能在美輪和開到日本接他的帝國招商局輪船“廣利”號之間搭了一塊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險扶着他換上船去。

回到國內，李鴻章興奮地對光緒和慈禧匯報和俄國人秘密簽約的經過，說他此一舉可保證中國20年無事！

但是，僅僅過了四年，包括俄國軍隊在內的聯軍就打進了北京。儘管俄國軍隊是攻打天津和北京時的“最野蠻的軍隊”，但至少在李鴻章作為“全權議和大臣”開始和聯軍談判的時候，他依舊把俄國人看做是帝國“可信賴的盟友”。等李鴻章終於認清了俄國人的嘴臉時，他已經處在生命的彌留之際了。

1900年10月11日，李鴻章自天津到達北京，依舊住在賢良寺，並且依舊在俄軍的嚴密保護之下。京城受到的破壞比他想像的嚴重，更嚴重的是，聯軍宣布除了“兩個小院落仍舊屬於中華帝國政府的管轄”之外，整個京城已經被各國聯軍分區占領。這兩個還“屬於中華帝國政府管轄”的院子一是李鴻章居住的賢良寺，另外就是參與談判的慶親王的府邸。

此時的李鴻章根本無法展開“議和”談判，因為各國還沒有得到本國政府關於談判的具體指示。德國人除了提出“懲辦禍首”之外什麼也不說，日、英國等則要求等中國的皇帝回京後再談。以法、德軍隊為主的聯軍正向帝國的四面八方“討伐”。而英國王子給英國駐華公使的一封信的內容透露了出來，其中竟有“將李鴻章拘捕起來做人質”的建議。李鴻章和慶親王兩個人只能坐在一起愁眉苦臉，一方面請求各國“疾愚昧之無知”，“自不致強人所難”；另一方面不斷地給流亡的朝廷打電報，敦促朝廷主動懲辦禍首，尤其是再也不能讓“禍首”們和朝廷待在一起了，否則會給聯軍造成朝廷依舊痴迷不悟的感覺，以致影響“議和”談判的開始。

在屈辱而孤單的日子裡，只有俄國人和李鴻章來往密切。這時，一個叫做考洛斯托維茨威的俄國政府代表正在瀋陽和中華帝國駐瀋陽的最高官員盛京將軍增祺糾纏不休，企圖強迫增祺和俄國簽訂一個《奉天交地暫且章程》，章程要求允許俄國修建哈爾濱至旅順的鐵路，營口暫由俄國管理，遣散中國駐守瀋陽的官兵，拆毀東北各處的炮台及軍火庫，俄國派出官員駐守瀋陽等等——這是一個嚴重的、明顯的信號：俄國人不但已經利用在《中俄密約》中取得的特權，開始了對帝國東北地區的進一步侵入，而且有單獨占領東三省的意圖——其時，俄軍已經占領了瀋陽。當義和團蔓延到東北地區的時候，東三省的義和團焚燒了部分教堂，攻打了俄國的鐵路局，黑龍江將軍和都統也都下令轟擊俄國軍艦。俄國和其他列強一樣，藉口保護僑民和外交人員，以積存已久的“熱情”，從陸路以15萬巨大兵力全線越過國境，將黑龍江邊的數千帝國邊民趕入江中淹死，然後迅速占領了東北全境。及至瀋陽城被占領時，城中的大火燃燒了數日。本來以為進入東北的俄軍真的是為保護他們的僑民和使館而來，現在突然提出要求東北的土地，讓李鴻章實在反應不過來。他不能接受俄國人的要求，並以目前與各國“議和”事大而無暇談及其他為由，想把事情敷衍過去。但是俄國人立即聲明，在各國都拒絕與李鴻章談判的時候，俄國“願意無條件開始談判”。這個立場立即引起各國的憤怒，聯軍認為俄國人在有意挑起聯軍的內訌。俄國人的態度卻令被如何才能開始“議和”談判弄得心煩意亂的李鴻章和慶親王很高興，他們只有再次對俄國表示“感謝”。感謝之餘的李鴻章甚至沒有注意到，俄國人在他們的立場前面悄悄地附加着一個條件：只要中國方面答應東三省問題單獨解決。

與俄國人日益明顯的險惡用心相反的是，英、德兩國經過緊急磋商達成一個重要的原則協議。協議的兩點最重要的原則是：一、各國不得瓜分中國的國土，“維持中國的領土不使變更 ”；二、中國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國的貿易和經濟活動“自由開放”。

英、德是1900年侵入中國的各國聯軍中第一次就未來談判原則進行立場表態的兩個國家。其協議中的兩個重要原則的第一條是給予各國的一個極端重要的提示，即：中國是一個古 老而龐大的帝國，沒有任何支持瓜分這個主權國家領土的理由。而英、德之所以在野蠻地武 裝入侵一個主權國家之後，突然想到並提出了具有“公正性”的警告，完全是因為他們太擔心俄國人對帝國東北的窺視了。英國人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在華利益受到威脅。德國人雖然表面上和英國人站在一起，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不得瓜分中國”的藉口而制約俄國人在 東北、英國人在長江流域的擴張。美國和日本在兵力上不足，感到即使瓜分中國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於是抱定“寧要賠款，不要土地”的原則。這便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列強們的真正侵略面目。

至於自由貿易問題，西方要求帝國開展自由貿易的主張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對帝國的一種嚴重侵略行為，因為西方各國在進行對華貿易時帶有強烈的不平等交換、不公正關稅制度、傾銷非法商品、掠奪勞動力資源和原材料以及進而取得更大的不合理特權的內涵。雖然由於閉關鎖國國力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的中華帝國確實應該儘快從封閉中解脫出來，但是1900年，在西方對於中華帝國相互通商、開放貿易的“催促”中，其侵略的意圖是明目張胆的。

在“不得瓜分中國國土”的大前提下，11月初，奧、法、比、德、英、意、日、西、俄、美10國聯合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進一步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

一、懲辦禍首；

二、禁止軍火輸入中國；

三、索取賠款；

四、使館駐紮衛兵；

五、拆毀大沽炮台；

六、天津至大沽間駐紮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

這六項原則基本沒有改變地貫穿在1900年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強的整個“議和”談判進程中，並成為數月之後簽訂的《辛丑條約》的基本“原則”。這是對中華帝國主權帶有嚴重侮辱性質的“原則”。其中各國有權在帝國領土上駐紮軍隊一條，是完全漠視國際準則的強盜式的無理要求，給自1901年起的中國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因為自那以後無數“國恥”事件的發生都和這一原則有直接或間接的因果關係。

萬般無奈中的李鴻章得到的竟然是這樣一個“原則”，他終於意識到他根本不可能結束帝國的厄運了。

在李鴻章的一再敦促下，帝國流亡朝廷於9月25日發布了“懲辦禍首”的諭旨：莊親王載勛、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等革去爵職；端郡王載漪撤去一切差事，交宗人府議處；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等交都察院和吏部議處。但是，帝國朝廷的這個懲辦方案沒有獲得各國的通過。

李鴻章和瓦德西會見之後的11月23日，帝國朝廷第二次發布“懲辦禍首”的諭旨：削去端郡王載漪王爵；將已革去王爵的莊親王載勛、怡親王溥靜和已革貝勒的載瀅，均交宗人府圈禁；已革貝勒載濂閉門思過；輔國公載瀾停俸一級調用；左都察御史英年降兩級調用；前吏部尚書剛毅已病故免議；刑部尚書趙舒翹革職留任；已革職的山西巡撫毓賢充邊永不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