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朝廷的第二個懲辦方案依舊沒有被各國通過——“連一個正法處死的都沒有”。接着就傳出聯軍準備派部隊截斷運往陝西的“糧道”以斷絕流亡朝廷的供應的消息。在京城裡眼觀局勢又起風波的李鴻章連續給朝廷打電報，請求朝廷“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斷。”帝國朝廷終於第三次發布了“懲辦禍首”的諭旨：莊親王載勛、山西巡撫毓賢等人列入死刑，其餘的“流放”和“斬監候”不等。聯軍方面對此的反應是瓦德西對李鴻章說的一番話：“如果中國再不提出令各國滿意的決定的話，我們就要進攻陝西，去捉拿真正的禍首。”——這是衝着慈禧去了。李鴻章趕快提醒慈禧，如果再不做出最後的決定，後果就很難預料了。於是，帝國的朝廷第四次發布了“懲辦禍首”諭旨：

已革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使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著賜令自盡。已革端郡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肇釁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着革去爵職。惟念俱屬懿親，特予加恩，均着發往新疆，永遠監禁。

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京為之揄揚，以致諸王大臣為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兇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着傳旨即行正法。（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3～184頁。）

其他的還有：吏部尚書剛毅、甘肅提督董福祥，“着即行革職”；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定為斬監候罪名”；大學士徐桐，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着革職，並將恤典撤銷。”（同上）

七天之後，帝國朝廷再一次下旨，趙舒翹、英年被“賜自盡”，軍機大臣啟秀及徐桐之子被定“京中處決”，剛毅則被定以“開棺戮屍之罪”——史書記載：“此等刑法，中國人視為最重者。”（同上）

各國進一步要求將端郡王等人“正法”，李鴻章為此反覆解釋說，端郡王雖然罪大惡極，但是如果連皇家宗室都要處死，會嚴重影響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同時也可能引發中國百姓的憤怒，弄不好還會“激出民變”。雙方各執一詞於是陷入僵局。

李鴻章不願意到瓦德西住的鑾儀殿去，那裡是帝國皇家的禁地。但是值此國之將亡之際，他只好挺着一張老臉去了。關於1900年11月15日李鴻章和瓦德西的會面，雙方都有詳細記錄，各自所記出入不大，內容都是空洞無物。瓦德西態度冷淡，李鴻章極力套近乎，兩個人從北京的紅葉說到柏林的冬雪，從年齡身體談到老婆孩子，全是廢話。李鴻章特別說到他在德國晉見德皇的情形和瓦德西與俾斯麥的私人關係，想找到感情上的突破口，但是瓦德西根本不買賬。最後談到了聯軍的“討伐”問題，才算接觸到一點現實，但是瓦德西對聯軍 “討伐”的範圍、時間和規模守口如瓶。李鴻章在這次會見中沒有取得什麼他所盼望的結果，倒是瓦德西在給德皇的書面匯報中提出了一個敏感的問題：從李鴻章的口中，可以感覺到俄國人“正在聯軍內部撥弄是非”，使聯軍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不一致的跡象——這是李鴻章期望的效果，因為這樣就能利用這個矛盾，儘量減少帝國的損失。

但是，剛從瓦德西那裡回來的李鴻章便收到了俄國人的信件，要求李鴻章奏請朝廷，任命目前中國駐俄公使楊儒為全權大臣，“與俄國在彼得堡辦理交收中國東三省事宜”。李鴻章心裡一緊，因為朝廷已經正式否認了俄國人提出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俄國人知道朝廷的立場，而現在再次提出，恐怕隨之必有舉動。果然，俄國人正式提出了要求中華帝國政府向俄國交出東三省土地的《交地約稿》12款。“約稿”的內容很快就被泄露了出去，日、英 、德三國首先聲明，反對將東三省的權益交給俄國。而李鴻章也開始發現了俄國乘虛而入的企圖，他電告在彼得堡的楊儒中止談判，告訴俄國人要談就到北京來和他談。電報發出後，李鴻章立即收到俄國駐華公使格爾斯要求約見的請求。格爾斯在和李鴻章會見時說出的話，令李鴻章眼前一陣眩暈。俄國公使一字一板地說：“如果中國聽信各國的讒言，不敢和俄國立約，則東三省永遠歸俄國人所有。”

李鴻章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盟友”俄國人說出來的話。南方大臣張之洞和劉坤一都主張將俄國人的野心公布於眾，以加大各國干涉的力度。但是李鴻章認為各國的干涉也同樣是暗藏禍心。這時候，盛宣懷致信李鴻章提醒他可能再次陷入被國人斥罵的地步：“列邦以惡名加於俄，中外復以庇俄之名加於中堂，後世論者，誰能曲諒乎？”

李鴻章在這種情況下想到了他一直以為最該警惕的日本人。他為此專門會見了日本駐華 公使，問如果中國和俄國決裂，而俄國一意孤行的話，日本將持什麼態度？日本公使眯着東方人的小眼睛回答道：“說不好！”李鴻章大怒，說日本人實在“奸猾可惡”。

接着從彼得堡的傳來的消息就令李鴻章不僅僅是憤怒了，他可謂悲憤不已以至心中從此有了刻骨的仇恨：為了強迫楊儒在俄國人準備的《交地約稿》上簽字，一群紅了眼的俄國官員把楊儒關押在俄國外交部里威逼利誘，揚言如果再不簽字，俄國就宣布“將滿洲改做一個俄國的行省”。同時引誘說，只要簽字，俄國就在彼得堡為他“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讓他享受一生。”楊儒不為所動。俄國財政大臣維特便對他說：“你簽字之後如果中國有人加罪於你，俄國負責你的安全！”楊儒勃然變色：“我系中國官員，欲求俄國保護，太無顏面！如此行為，在我中國無立足之地！”楊儒的強硬立場激怒了俄國官員，他們最後竟然把楊儒從樓上扔了下來，致使楊儒墜地嚴重受傷。

楊儒，字子通，漢軍八旗正紅旗人。1864年為四品銜兵部員外郎，曾任江蘇常鎮通海道、浙江溫處道、安徽寧池太廣道等職。1892年出使美國、西班牙和秘魯，後出任駐奧地利、荷蘭和俄國公使，同時晉升為戶部左侍郎。他在國內為官時“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出任公使時“大義當前，威武不屈。”有《俄事記聞》、《楊儒變法條議》等著作留世。

堂堂一位中華帝國政府以國家名義派出的駐外使節，竟然被扔下樓去滿面鮮血地躺在異國的街道上。列強可以藉口自己公使的生命受到威脅而對中華帝國大舉進攻，而楊儒被傷，帝國的朝廷上下竟然悄無聲息，於是，剛剛經歷了最深重災難和屈辱的民眾開始奮起抗爭了。滿目山河破碎的景象，帝國金頂紅牆上的外國國旗，一片一片沃土的失去，還有那個為了帝國備受欺辱的使臣，帝國的民眾終於在1901年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百姓不分南北紛紛上書朝廷堅決反對對俄簽約。俄國人見勢不好，怕各國乘機介入而引發更大的國際衝突，於是被迫發表宣言，聲明“條約暫罷”。

這是大清帝國歷史上少有的因為抗爭而迫使列強將野心“暫罷”的事例。楊儒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無論如何也不低頭的帝國官員，他在受傷之後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恍惚中他聽到了俄國人妥協的消息，“不勝驚喜”。一年之後，楊儒因傷不治死在俄國。他的兒子因悲憤而自殺，和父親相伴長眠於異國土地。

也許直到這個時候，辦了一輩子外交的李鴻章才明白中華帝國自與洋人來往以來一直奉行的“以夷制夷”的夢想是多麼的天真無知。他現在才知道這個帝國已是多麼的萎靡虛弱，而自己竟是多麼的荒唐愚蠢。雖然距離他生命的結束已經沒有多長時間了，但他在生命最後的短暫時光里，再也沒有說過類似“感謝俄國”之類的話。他在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將所有的列強和蠻夷統統融在了他刻骨的憎恨之中。

4、“襪子們”的結局

李鴻章病倒了。起因是拜訪英、德公使之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

雖然慶親王奕劻同樣是“全權議和大臣”，而且以“親王之尊”列在李鴻章之前，但是李鴻章“大權獨攬，左右無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性格懦弱的慶親王面對惟我獨尊的李鴻章主動往後退縮。這個滿族皇親對漢大臣李鴻章居然公開地表示：“我公系國家柱石，實為當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須借重，本爵拱聽指揮耳！”因此，“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由李鴻章陳詞，所奏朝廷折電，概出鴻章之手。”

慈禧最擔心的是被各國拋棄，從而失去對大清的統治權，而李鴻章恰恰在盡心竭力地極力維護慈禧，因此逃亡中的慈禧把李鴻章當做了惟一可靠的救命恩人，她在西安的黃塵烈風中天天盼望着李鴻章的“好消息”——“望電報如饑渴。”慈禧的擔驚受怕無形中加重了正在京城為她收拾殘局的李鴻章的權勢。

李鴻章躺在賢良寺里的病榻上，一邊處理大量電文，一邊就與各國儘快達成“議和大綱”反覆磋商。他堅持聯軍的軍事“討伐”要有時間和範圍的限度，最後瓦德西接受了李鴻章提出的聯軍的軍事行動不得超越滄州、正定和河間以南的要求。李鴻章在病榻上還接見了上海“救濟會”的代表，感謝他們北上救濟皇城附近的難民。病中依舊繁忙的李鴻章居然還發過這樣一個電報：他覺得來往電報每個字四角實在是太貴，以至每個月電報費就得過萬，於是要求上海的盛宣懷以後不要原文轉發張之洞等人的“空論長電”，如果真的有事，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

張之洞的電報不來了，但他給李鴻章送來個大活人，這就是那個叫喊着“願意為君王去死”的辜鴻銘。辜鴻銘一到達北京，就聲稱自己有讓列強們低頭的絕招，原來他曾經是聯軍司令瓦德西的老師。李鴻章有一點興奮但也有點不相信，於是專門宴請瓦德西，結果瓦德西剛一出現，就被辜鴻銘用一頓流利的德語當頭臭罵道：“瓦德西！你太無禮！你沒有資格代表你們的光榮的愷撒！我馬上給德皇陛下去電報！”更令李鴻章吃驚的是，瓦德西竟然一再向辜鴻銘鞠躬，一個勁兒地說：“請原諒，請原諒！”

辜鴻銘在帝國和民國的歷史上有太多的故事。他對自己曾經是1901年與聯軍談判的中方主要人物之一有過詳細的回憶，儘管他把自己的作用誇大到似乎是單槍匹馬地拯救了一個帝國，但他的出現確實使那些沉重的日子多少帶有了點喜劇色彩。根據他的回憶，他在德國留 學的時候，給他和他的德國房東每天送食品的水果販子就是這個瓦德西。瓦德西那時候很悲傷也很快活。悲傷是因為他是一個孤兒，正對“騎在他的頭上作威作福的大官們”懷着滿腔仇恨，而快活是因為他好像與房東太太有點溫馨的曖昧關係。在房東太太的介紹和慫恿下， 瓦德西拜辜鴻銘為師，“學習德文、法文和有關科技方面的知識。”中國有句古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想必辜先生在德國的時候也把這句話所包含的東方哲理傳授給了孤兒瓦德西。因此，1900年，對於成了中華帝國太上皇似的瓦德西，辜鴻銘就根本不必客氣了。他質問瓦德西：“中國現在的處境，德國經歷過沒有？”瓦德西趕緊回答：“經歷過。”他又問：“那時飛在德國上空的惡鷹是哪些國家？是拿破崙！是法國和奧國！現在，你要做的事是幫助中國驅除那些惡鷹！”瓦德西連說：“是，是！”辜鴻銘讓瓦德西起誓。此一番情景用辜先生自己的話說是：“我先帶領慶親王用中國話禱告上帝，然後又陪瓦德西用德國話禱告上帝。”

沒有證據表明辜鴻銘老師的面子對1900年中華帝國與各國的談判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自從辜鴻銘來到李鴻章身邊之後，帝國利用瓦德西確實在挑動各國遏制俄國人對東三省的陰謀上起了一些作用。當對李鴻章表現得最殷勤的俄國人帶頭提出向中國索取七億兩銀子的時候，各國就有了劇烈的反對之聲，因為他們認識到了這是俄國人企圖“讓中國精疲力竭，然後乘虛而入。”

李鴻章的突然病倒，使雖做拖延之狀但實際急於談成的聯軍有點沉不住氣了，於是各國草擬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並邀請李鴻章去西班牙使館“接受十一國公使的面呈”。但是，李鴻章實在爬不起來了，只好讓慶親王自己去。當慶親王拿回十一國擬定的“議和大綱”之後，李鴻章深感各國開列的條件“極為苛刻”，特別是其結尾處的聲明：“如果不答應以上條款，就沒有各國撤軍的希望。”“議和談判”談在李鴻章，“行在政府”，而政府此刻遠在陝西西安，於是“屢傳電諭授意辯駁”。

“議和大綱”共12款，要點是：

一、克林德被害一事，由中國欽派親王赴德國謝罪，並在遇害之地樹立“銘志之碑”；

二、嚴懲禍首，戕害凌辱洋人的城鎮停止科舉考試五年；

三、因日本書記官杉山被害，中國必須用“優榮之典”以謝日本政府；

四、中國須在各國人民墳塋曾遭到褻瀆之處建立碑碣；

五、軍民貨及製造軍火的各種器料不准運入中國；

六、公平賠償外國人身家財產損失；

七、各國駐兵護衛使館並劃定使館區；

八、削平大沽炮台；

九、由京師至海邊由各國留兵駐守；

十、永遠禁止軍民人等加入仇視各國各會的團體；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約；

十二、改革總理衙門和各國公使覲見禮節。

連慈禧身邊那個一貫善於沉默的榮祿都感到害怕了：“將來中國財力兵力恐為彼族占盡，中國成一不能行動之大癆病鬼而後已！”而帝國的南方大員張之洞等人更為憤怒。張之洞力主不能在“大綱”上“畫押”，同時，再次提出遷都。張之洞這次建議把帝國的都城遷移到洋人的大軍艦開不進去只能行駛小輪船的長江上游去，地點是荊州——儘管官員們把張之洞的心思看得很明白，他是想把朝廷置於自己的轄區，取代李鴻章的直隸總督而成為疆臣之首，但是出於對洋人開列條件的一致憤恨，他們還是支持了張之洞的建議。

各國得知帝國南方大臣的態度後立即警覺起來，聯合用武力威脅手段向李鴻章施加壓力。已與各國磋商數月而心力交瘁的李鴻章對“不明敵情”而“局外論事”的張之洞的“添亂”感到十分惱火。他認為，如果堅持不“畫押”，談判就會立刻崩裂，結果只能是將帝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之中——各國在京城屯兵數萬，隨時有擴大戰爭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帝國的正常秩序無法恢復，逃亡中的朝廷的職能無法履行，關繫到國計民生的經濟活動陷於停滯，人民的災難和國家的衰弱只能一天甚過一天。在這種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並不能扭轉現實的危困。堅持“全權大臣必須握有全權”的李鴻章在給張之洞的電報中說：“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蓋局外論事易也！”不到情急之時，李鴻章斷不會如此挖苦諷刺張之洞。

深感列強猶如“虎狼群”的李鴻章這一下病得更嚴重了。國中就有人十分清楚李鴻章以所謂“全權大臣”的名義和各國所進行的“議和”，其實不過是帝國自欺欺人的一個名目而已，言：“可憐名為全權，於各國開議，其實彼族均自行商定，無所謂互議也。”

各國公使輪流來看望生病的李鴻章。日本公使最恭敬，始終點頭哈腰。美國公使老是重複“祝貴大臣早日恢復”這句話。瓦德西建議讓德國醫生來為李鴻章診治。只有英、法兩國公使不客氣，因為在對“議和大綱”的辯論中兩國都做了讓步，心裡很不痛快，站在李鴻章的病床邊惡狠狠地說：“這個大綱是最後的立場了，如果再不簽字，大戰馬上就要爆發，希望貴大臣不要重蹈葉名琛的覆轍，自取滅亡！”據說，英、法公使走了之後，李鴻章“放聲大哭”，辜鴻銘勸了半天。

慶親王給榮祿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詳細分析了大綱的12款，除了表示在保全載漪和載瀾這兩個“懿親”——與慈禧有親戚關係的人——的性命上不能讓步外，其餘的似乎可以接受。比如禁止中國輸入軍火，中國可以從條約之外的國家進口，況且“洋商惟利是圖，暗中運售，亦無從查禁。”再如拆除炮台一款，既然洋人要在那裡駐軍，帝國即使“堅台巨炮巍然矗立，亦屬徒具外表”——這顯然都是李鴻章的觀點。

在京城裡的病榻上還在和洋人周旋的李鴻章沒有想到，慈禧看了十一國的“議和大綱”後“驚喜萬分”，因為各國開列了那麼多條款，沒有一條涉及她，也就是說，各國最終沒有把她列入“禍首”，並且沒有讓她交出權力的意思，於是立即表示：“敬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並給李鴻章回電：“所有十二款，應即照允。”

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中華帝國政府在“議和大綱”上簽字。

但是，辜鴻銘覺得還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特別是允許洋人在帝國土地上駐軍一事值得商榷，不應該這樣匆匆簽字。為此他立即翻了臉，說李鴻章僅僅為了保全載漪一夥的性命，任何喪權辱國的條約都肯簽字。李鴻章說：“你的意思是說我是秦檜了？”辜鴻銘說：“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然後拂袖而去。

李鴻章吐血了。

這是這位積勞病深的大清重臣第一次出現這個症狀，家人下屬慌成一團。

知道自己時日已經不多的李鴻章想快一些把談判結束。

談判結束的直接標誌將是各國的軍隊撤出京城和朝廷回京。

李鴻章無論如何也想看到這一天。

但是，在朝廷准許“議和大綱”之後，聯軍卻沒有絲毫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償數額定下來，必須親眼看到“禍首”的懲辦。

關於懲辦問題的談判耗盡了李鴻章的精力。儘管他萬分憎恨把帝國推入深淵的端郡王一夥，但對皇室始終有一片忠心的他還是要極力保護皇親國戚的尊嚴，他不能想像帝國皇家成員被綁到菜市口在洋人的監督下砍去腦袋的情形。他除了答應各國提出的要給在帝國最混亂的時候被朝廷正法了的袁昶、徐用儀、許景澄、聯元和立山等大臣“開復原官”之外，最終還是頂住了各國反覆要求把端郡王等皇親“正法”的壓力。無論如何，滿清帝國是李鴻章這個身為帝國大員的漢人的精神寄託，他願意用盡生命最後的氣力來保持他為大清帝國為官一生的“名譽”。

1900年2月5日，拖着病身的李鴻章再次就懲辦問題與各國協商。這次協商似乎令聯軍的立場有所鬆動。會後，美國駐華公使康格給美國國務卿米爾頓寫信，就懲辦問題談判的過程和結果作了詳細匯報，信中真實描述了協商時各國的步步緊逼和中方的極力斡旋的情形：

閣下：

我榮幸地向您報告，各國代表與中國全權大臣於本月5日共同開會，旨在使他們有機會聽取我們在要求中提出的懲罰問題。

為了使大家都同意，我們準備了一份說明每一個案件的簡要控訴書，由外交團團長宣讀。我隨函附寄控訴書的抄本一份。因此次會議只限於口頭上的會談，所以控訴書不交給中國全權大臣。

他們說：對端郡王和輔國公不可能執行死刑，但他們同意將他們永遠流放到新疆。將令莊親王自盡；毓賢將正法；董福祥將軍業已貶職，以後將再從嚴懲處，他在甘肅很有聲望，操之過急，會在人民中引起騷亂，等等。

至於其他人，他們堅持這些人的罪行不那麼嚴重，或者不如上述諸人已有充分的證據，因此應給予較輕的懲處。我們的回答是：即使是其中罪行最輕的人也應判處死刑。因為死刑是能夠給予的最嚴厲的懲罰。我們要求全部處決。他們斷言要朝廷接受我們的要求非常困難，還會使他們處於尷尬的境地，請求各國公使不要給他們造成不必要的困難。他們對我們指出的人所犯的主要罪行和應負責任毫不遲疑地予以承認，也不為中國政府掩飾它應負的責任。

我們添上了總理衙門大臣、禮部尚書啟秀和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的名字，其理由已在控訴書中陳述。此二人現由日軍軍隊拘禁在城內。

這個全權大臣和有些公使之間進行了許多雜亂無章的談話，既無重要意義，也沒有什麼成效。儘管如此，我們全都有此印象，他們會儘可能滿足我們的要求的。

同日下午，各國公使聚會。經長時間的討論，取得了一致意見：我們將不再對中國讓步。最後全體通過了必須懲辦的人員名單及其應受的懲罰，照會這個全權大臣，隨函附寄這個照會的抄本。

英國公使在德國人和其他一些人的附和下，一致堅持要求將端郡王和輔國公載瀾處以死刑。但最後他同意，如果以某種方式將他們判處死刑記錄在案，然後再立即赦免，他也贊成。一個適合這樣的懲處並相信能為朝廷接受的中國式的辦法終於找到了，於是就照此方式提出要求。如您將在附寄的照會中看到的，措辭如下：

“端郡王和輔國公載瀾判處斬監候，如在判決後皇帝即願意開恩保全他們的生命，可把他們流放到新疆，終身監禁，以後不得再對他們施恩減刑。”

我們還將開列另一份名單，要求懲辦那些對屠殺或虐待教士曾經附和或直接負責的地方官吏。

康格

（1901年2月7日《百年書信集》卷一，侯書森主編，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5頁。）

“懲辦”問題似乎有了結果，接着就是賠償問題。各國都想乘機加大對中華帝國的勒索以發一筆橫財，在爭吵中形成兩個陣營：在華商業利益較少的俄、德、法等國漫天要價，而在華有經濟利益的日、英、美等國怕由此削弱中國市場的購買力，從而損害他們的商業利益，則主張將要求賠償的數額“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內”。

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坐在談判桌上和洋人爭來爭去了，他不願意再為帝國的幾兩銀子低三下四了，他已經吐血吐到了“瀕危”的地步。關於賠償問題的談判慶親王也沒有出面，全部由下級官吏去和各國討價還價。

談判的最後結果是：賠款總額4.5億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以關稅、鹽厘和常關收入作擔保抵押。

帝國主義們之所以提出的“四億五千萬兩”這個數字，並不是根據各國實際的損失統計，而是根據當時中華帝國約為“四億五千萬”的全國人口數提出的。列強們說：“人均一兩，以示侮辱。”

朝廷給李鴻章電報：“各國償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應准照辦。”

李鴻章再一次吐血。他無力地躺在病榻上，盼望着能夠聽見聯軍撤軍開拔的消息，盼望着看見他的老太后硬朗朗地乘着金鑾大轎回到京城，盼望着他還能夠像平日裡一樣跪在儲秀宮外的台階上向裡面大聲地問一聲“吉祥”。

李鴻章看見的是窗外紛飛的漫天大雪，聽見的是一陣緊似一陣的鞭炮聲。

1901年的春節來臨了。

中國人無論遇到什麼驚天動地的大劫難，只要一息尚存，百年來的春節就還要按規矩過。除了在一年的驚慌和勞作後能夠找藉口歇息放縱幾日外，更重要的是春節是中國百姓心中的那些神仙活動頻繁的日子，中國人為了自己明天的命運着想，也得在春節里騰出空兒來為繁忙的諸位神仙迎來送往。財神、喜神、灶神、神農、堯舜和觀音菩薩，都在祭祀之列。再窮苦的人家只要有間茅屋，就要掃房，以把上一年所有的晦氣都掃除乾淨。無論是朱漆大門還是破敗的柴扉都要貼上對聯。漢人貼的是：“又是一年芳草綠，依然十里杏花紅”和“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滿人貼的是：“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和“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晚上，豪富顯宦巨大的府邸燈火輝煌人聲鼎沸，平常人家的小屋內也是爐火幽紅幸福洋溢。餃子熟了，合家一起簇擁着年紀最大的長輩圍坐，只有淘氣的孩子還要往外跑去放鞭炮，劈劈啪啪的聲音如同槍炮之聲。鞭炮之聲逐漸稀落之後，打起燈籠的孩子們在鋪滿院子的芝麻稈上歡樂地嬉戲，踩出一片沙沙聲，中國人管這叫做“踩歲”。在駐滿洋兵的京城裡，滿城是中國孩子們弄出的這種奇妙的“沙沙”之聲，洋人們有些緊張，因為不久以前搞不清從哪兒冒出的義和團農民就這樣躡手躡腳地襲擊過他們。當他們醒悟之後，頓時產生了一種更深的恐懼。他們覺得中國人是一群具有不可思議的勇氣以至可以完全忽略自己危險處境的人；要不然就是中國人對洋人蔑視已經到達了一種近在咫尺而視而不見的境界。

新的一年的第一個黎明來到了，大街小巷充滿了中國人互相道喜的聲音，沒人追究自己的“喜”從何而來以及“喜”的是什麼。在相互的祝賀之中，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都陡然萌生了一種對明天的日子的信心-這個民族就是在這樣的時刻集體悟出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全部意義。

而同樣在這個時候，整個中華帝國里，只有少數幾個人對生命、生存和生活感到了徹底的絕望。

正月初三，逃亡西安的帝國朝廷發布了“懲辦禍首”的諭旨。

列在懲辦名單第一位的是毓賢。此刻的毓賢已經被革職，正行進在流放新疆的路上。毓 賢到達蘭州的時候，朝廷的諭旨到了，新的裁定是“就地正法”。前往執行的是欽差大臣何福坤和甘肅總督李廷簫。決定對毓賢執行死刑的消息隨即在蘭州擴散開來，數千紳民聚集在一起為毓賢“請命”，何福坤和李廷簫不要說執行“正法”，他們連毓賢的人影都見不到了。可是，耽誤聖旨同樣是犯罪，他們彷徨一夜，想出一個辦法。第二天，他們在一個寺院裡擺酒席宴請毓賢，打算於交杯換盞之中伺機下手。毓賢盛裝出席，酒過三巡時，毓賢突然大喊一聲：“動手！”只見刀光一閃，鮮血噴射，毓賢的人頭落地。殺毓賢的是一個武官，李廷簫根本不認識。正驚魂未定，這個武官自殺於酒宴之上。原來，毓賢知道自己必死，不死就可能要連累那些為他打抱不平的百姓，於是當晚向80歲的老母磕頭辭別，並讓僕人去勸說民眾“不得抗旨”，然後自己為自己寫了兩幅輓聯。

其一：

臣罪當誅，臣志無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終沉三字獄；

君恩我負，君憂難解，願諸公轉旋補救，切須早慰兩宮心。

其二：

臣死國，妻妾死臣，誰曰不宜？坐堪悲九旬老母，嬌女七齡，髦稚難全，未免致傷慈孝治；

我殺人，朝廷殺我，夫復何憾？坐自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涓埃無補，空嗟有負聖明恩。

（李問漁：《拳禍記》（上）。）

最後，他把最親近的武官叫來，命令他今晚把刀磨鋒利。

李廷簫，曾在毓賢當山西巡撫時任山西藩司，是執行毓賢殺洋人的指令最堅決的官員。毓賢死後，他埋葬了毓賢、毓賢的已經自盡的小妾和武官三人，回到寓所寫了一份報告毓賢已死的奏摺，吩咐人快馬送至西安。然後他緊閉房門，服毒自殺。

和毓賢比起來，趙舒翹死刑的執行過程艱難了許多，令人感到一個強壯的生命在不願意死亡的時候，抵抗力會有多麼的頑強。即使按照聯軍的定罪條件，趙舒翹也不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他在1900年的夏天並沒有縱容義和團殺洋人的具體行為。因此，在西安的趙舒翹一直認為自己不會死。當他接到被定為“斬監候”的聖旨隨後被押往西安衙門的時候，他也沒有特別的悲傷，他認為這是朝廷向洋人做出的樣子，等洋人們不再窮追不捨了，他就會被釋放的。在關押期間他神態自如，在家眷們的侍候下，和在家裡沒什麼區別。但是，他等來的卻是要定他“斬立決”的傳聞。他堅決不相信。他知道慈禧太后必會為他說話。而整個西安城更是群情激憤，紳民們聯合到軍機處喊冤，並且寫下“願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的呈稟。軍機大臣們馬上晉見慈禧商量辦法，但是“自六時至十一時仍不能決”，因為沒有人敢提出去與洋人們再次交涉申辯。“西安乃趙之本鄉”，這時，西安城鼓樓附近聚集的人已經達到數萬之多，“齊呼如趙就刑，必搶法場”。最後，朝廷決定“開恩”，由“斬立決”改為“賜趙舒翹自盡”。聖旨由岑春煊向趙舒翹宣讀。軍機大臣們想在最後時刻挽救趙舒翹的性命，急忙再次求見慈禧，於是負責監督死亡的岑春煊就和趙舒翹一起就坐在關押他的屋子裡等。趙舒翹堅信肯定會有另外一個赦免他不死的聖旨來到，他是慈禧太后最寵信的大臣之一，軍機處的大臣們也都是他交情不淺的朋友。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手下人一撥接一撥，但是很快就都回來了，帶回來的都是不可能赦免的消息。沒有人敢把必死無疑的消息告訴趙舒翹，都說還是沒有什麼消息。趙舒翹一會兒情緒焦急地問又有什麼消息沒有，一會兒樂觀地訴說自己不該死的原因，一會兒又命令人再去打探，一直折騰了六個小時之久。其實誰都看見了，所有打探消息的人現在全都在門口蹲着不敢進來。直到時間已到中午，因為聖旨上有他死亡的時限，這些人商量好一起進來報告，趙舒翹愣了半天，就是不敢相信。他不斷地問：“有聖旨到麼？”最後他的夫人輕聲說：“不會有聖旨了，咱們一起死吧。”然後拿出一包金子。絕望的趙舒翹猶豫很久，才含淚在岑春煊的監視下把金子咽了下去。在等待死亡時刻到來的過程中，這位大清帝國的忠臣竟然處在精神亢奮的狀態中，他對人大談自己死後應該如何料理後事，放聲痛哭地訴說自己對九十多歲的老母親的留戀。前來看望他的親朋好友絡繹不絕，開始的時候岑春煊怕出意外禁止親友探望，但是他最終阻擋不住，只有盼着趙舒翹快死。但是，三個小時過去了，趙舒翹沒有任何即將死亡的跡象，連肚子疼的現象都沒有發生。有人懷疑金子是假的。這時候，屋裡的一聲慘叫證明了金子的貨真價實，趙舒翹夫人吞金之後開始發作了，慘叫聲持續很久，然後是“撲通”一聲，接着監房裡寂靜下來。岑春煊看時辰不早了，耽誤了聖旨規定的死亡時間就是抗旨之罪，他也要受連累，於是遞給趙舒翹一缸鴉片煙，讓他喝下去。但是，喝了鴉片的趙舒翹只覺得渾身燥熱，口渴難耐，不停地喝涼水。儘管他臉都腫了，痛苦地張牙舞爪，但到了下午依舊沒死，而朝廷命岑春煊“下午五時復旨”。岑春煊命令家人找來砒霜，心急火燎地灌進了趙舒翹的嘴裡。這回趙舒翹倒下了，他滿地翻滾，呼喊不止，說他感到很難過。又過了兩個小時，距離朝廷要求復旨的時間已剩不多，趙舒翹還是沒有咽氣。岑春煊的隨行人員出了個主意：把厚紙蘸上燒酒，將趙舒翹的嘴和鼻子封住。大家一起動手，一共封了五次，每次都認為必定是死了，但趙舒翹就是還有氣息。折磨一直持續到正月初四凌晨，趙舒翹死了。

無法理解趙舒翹為什麼不選擇能夠迅速致死的方法結束生命而甘願受這般煎熬。惟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即使在徹底閉上眼睛的最後時刻，趙舒翹的腦海中依舊期待着他所盡忠的朝廷赦免他的聖旨的到達。為此他可以忍受非人所能忍受的一切，直至氣絕。

和趙舒翹比起來，英年的服毒自盡簡單而迅速：“天明，下人見彼臥於地上，滿面污泥，已半死矣。蓋彼吞泥，喉哽氣閉。”（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6頁。）

而莊王載勛寫完遺書之後開始大罵：“要的是死，我早知道。他們不得我死，不能甘心。恐怕我們的老佛爺，也不能長久。”正罵得起勁，監斬官員喊：“請王爺升天！”他嘆了一口氣，把繩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差役踢翻了他腳下的板凳。他“臨死前對其子曰：‘你須記得，以後盡力做事，報效國家，是汝的本分，不要忘了。無論怎樣，只要與國與家有益，總不要叫洋人占奪祖宗留遺的錦繡江山。’” 史書記載：“莊王蓋太祖之裔也。”

啟秀和徐承煜是在京城菜市口被砍頭的。在被日軍關押期間，這兩個人差點逃跑成功。啟秀的母親病逝，他向日軍“請假”回家辦理後事，徐承煜也乘機說自己也要埋葬父親，日軍准許他們回家了。兩個人剛出大牢的門便密謀逃往西安，但還沒有行動就被日軍抓回來了。正月初五，日軍為他們準備了一桌酒席，在酒席上宣布了朝廷將他們兩個人“就地正法”的諭旨。啟秀表現冷靜，說：“既然如此，是太后的旨意，而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無怨。”但徐承煜卻魂飛魄散，大喊冤枉，然後就是瘋狂地大罵，從朝廷一直罵到眼前的日本人。第二天，刑部派人來提他們，日軍因為他們是帝國的高級官員，沒有上綁，並特地為他們準備了綠呢大轎。兩人被送至刑部大堂上，啟秀與妻子訣別。徐承煜已經精神恍惚，眼前的刑部大堂不久前還是他發號施令的地方，包括袁昶等帝國高級官員都是在這裡被他宣布判處以死刑的，沒想到現在自己也跪在這裡成了死刑犯。他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換乘騾車押往刑場時，沿街觀者“如堵”。啟秀神色從容地走下車，對身邊的人說：“忠告各位，後代們千萬不要做官。朝廷畏禍，不能保護出力的人。就是做了官，也不要出力氣，做事惹了禍最終是要自己承擔的。”然後引頸就刀。徐承煜被人從車上拖了下來，因為他已經不省人事了。幾個月前還在這個地方當監斬官的他與袁昶對罵的情形仿佛就是昨日。最後時刻，徐承煜在地上翻滾掙扎，“不肯就刃。”

在被“懲辦”的帝國官員名單中，以董福祥最為奇特。他是在北京攻打使館時人人皆知的指揮者，按照各國提出的“懲辦”條件，第一個應該處死的便是他，絕無逃脫的可能。但是，聯軍攻入京城之後，他帶領甘軍“大掠西歸”，回到了西北自己的地盤上。這一下就如同龍歸大海虎入深山，不要說朝廷，就是洋人也不敢向他下手——“慮激回變，不敢戮之。”董福祥在甘肅給榮祿寫過一封信，除陳述自己的報效朝廷之心外，着重說明他的一切行為全部是在榮祿的指揮下做的——“以公驅策，敢不承命。”意思是說他和榮祿的命運應該捆在一起——“戮力攘夷，禍福同之。”最後，他威脅說：祥一武夫，本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夫祥之於公，力不可謂不盡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義以從之。公撫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館，祥彌月血戰，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議公反覆者。祥惟知報國，已拼一死，而將士憤怨，恐不足以鎮之，不敢不告。（羅敦融：《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版，第214頁。）

可以想見榮祿讀了這封信之後驚慌失措的神情。董福祥不但把自己的所有行為全部歸結於榮祿的授意和指揮，而且還揚言說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話，他肯定“揭發”他並且起來造反。榮祿害怕的是兩個局面：一、如果這封信落到洋人手裡，自己不知是否還會如此逍遙；二、如果西部的回族大規模造反，東是洋人占京城，西是回族要滅清，自己必定死無葬身之地了。

“榮祿急忙送給董福祥五十五萬兩銀子，董福祥就不再言語了。”（柴萼：《梵天廬叢錄》。）——沒有更多的證據表明榮祿曾經用銀子封住董福祥的嘴，在野史資料中僅此一句。但是，從洋人們那裡傳來的《景善日記》卻是白紙黑字。作為京城皇家軍隊的最高指揮官，榮祿竟然沒有進入各國的“懲辦”名單，除了懷疑那個充滿了為榮祿解脫責任評功擺好內容的《景善日記》的真實性之外，至今還是一個謎團——被稱為帝國官場上“最狡詐”的榮祿和這個帝國光怪陸離的政治內幕一樣深不可測。

董福祥一直安然無恙，最後老死在西部家鄉。

被判流放的輔國公載瀾到了新疆，依舊過的是王公的日子。而端郡王載漪在慈禧的暗中庇護下，連新疆都沒去，僅僅走到內蒙古他丈人家就不走了。他住在內蒙古王公的大莊園中，舒適程度和在自己的家裡一樣。他還在西北地區到處遊玩，所到之處，各地官員無不極力奉承，送上大量的銀子。他的良好感覺來自他的一個頑固的夢想：他的兒子還是皇儲，並且洋人並沒有給他兒子定什麼罪，等兒子當上皇帝之後，他就可以回京城裡的紫禁城享受太上皇的日子了。

載漪一直活過了大清帝國滅亡，民國的時候他又受到西北軍閥的格外照顧，每月奉送大洋數千。他曾經回過京城一次，名義是治病。當他掛着皇家旗幟的車隊浩浩蕩蕩地走過數千里路程進入京城之後，滿城歡呼“殺洋人的王爺回來了”，想一睹他風采的百姓塞了個滿街滿巷，連洋人們也跟着跑出來看熱鬧。

至於給袁昶等人平反，朝廷的諭旨措辭艱難：

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剿撫兩難， 迭次召見臣工，以斯折衷一是。乃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俱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文章參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勞績，應即加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著開復原官。（榮祿致許應騤書： 《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4頁。）

如果把袁昶等人計算在內，自1900年的酷夏到1901年的隆冬，半年時間裡，大清帝國把自己的大半數政府官員都殺死了。

那些死了的帝國官員們的陰魂永久不散。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在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清楚自己為什麼而死。帝國的官員自從做官的那一天起，就有突然死亡的思想準備，因為他們所面對的畢竟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但是這一次不同。如果是洋人讓他們死，他們還可以以“為國殉節”自居，但是朝廷頒布的聖旨稱他們是“釀成奇禍”的“禍首”，這使對朝廷盡忠效力的他們死不瞑目。

有人把大清帝國這種自己“懲辦”自己的行為稱之為“臭襪子政治”——襪子一旦脫下來就得扔得遠遠的，免得臭氣熏着自己或髒物沾在自己身上。

這個比喻倒也形象。

但是，人們總是忘記這樣一個道理：襪子有什麼過錯？臭的不是腳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