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過朝廷

1901年9月7日，中華帝國代表李鴻章、慶親王與德、奧、比、西、美、法、英、義、日、荷、俄11國代表正式簽訂“最後議定書”，即中國近代史上的《辛丑各國和約》，簡稱《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除了正約之外，還有19個附件，主要內容為：中國賠款4.5億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以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作抵押；將東交民巷劃為使館區，界內由各國駐 兵管理，禁止中國人居住；拆毀大沽炮台及有礙京師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外國軍隊駐紮北京和從北京至山海關沿線的12處要地；懲辦禍首諸臣；永遠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參加“與各國讎視”的各種組織，違旨處死，各省官員對轄境內發生的“傷害各國人民”的事件，必須立刻鎮壓，否則即行革職，永不任用；外國人“遇害被虐”各城鎮停止文武科舉考試三年；按照外國人的意願修改通商行船條例；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

這是一個世界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其侵略性和掠奪性達到空前駭人聽聞的程度。《辛丑條約》的簽訂，標誌着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完全形成。

《辛丑條約》中最要害的條款是外國人有權在中國領土上駐軍和帝國要支付的巨額賠償。這是無論按照什麼樣的國際慣例都尋找不出根據的強盜式的條款。外國在中華帝國的國土上堂而皇之地駐紮軍隊，這使中華帝國的門戶盡失，使這個有着漫長邊境的國家被剝奪了所有的“國防安全”，甚至不再有國家“領土完整”這一概念。僅此兩款，就足以讓任何一個主權國完全處在被奴役和宰割的境況之下。《辛丑條約》給中國帶來的屈辱和傷害以及隨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一步侵略瓜分，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即使當時的滿人也預感到了：“此紙上條文，又為將來無數困難問題發生之源。”（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90頁。）

近百年後，曾經有一個中國孩子在課堂上向正在講解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老師提出一個問題：日本軍隊和中國軍隊的戰爭為什麼會爆發在宛平城？年輕的老師一時語塞，他似乎從來沒有把這個問題當做一個問題來考慮過——即使是孩子也知道任何戰爭爆發的合理地 點應該是邊境線，而盧溝橋實實在在是北京附近的一個中國的月亮映在中國的河水中、月光塗滿橋邊的中國垂柳的地方——1937年日本軍隊出現在北京近郊宛平縣從而挑起後來持續八年之久的侵華戰爭，正是因為1901年的《辛丑條約》規定的“外國人有權在北京駐軍以保護使館”的這一條款。

《辛丑條約》簽訂後，各國陸續從北京撤軍。但是，一直聲稱自己的領土大得用不完的俄國人卻沒有從帝國的東北撤軍。對俄國人的行徑，懷有同樣野心的日本人十分憤怒。終於，日俄戰爭全面爆發，其戰場竟然是在中國的東北。令人不解的是，兩個異國在自己的國土上為瓜分自己國土而進行的戰爭，大清帝國朝廷竟然宣布自己“保持中立”——如同兩個強盜在張三家裡因為誰有權利對這個家實施搶劫的問題打架，而張三躲在一邊聲明自己和這場鬥毆無關。這個龐大帝國的精神已經完全被屈辱而悲傷的往事折磨嚴重畸形了，這種精神的畸形導致了類似1900年不足兩萬的各國聯軍輕易打垮了數十萬帝國軍隊的歷史事實一再在這塊國土上重演：“盧溝橋事變”之時，當時日軍在整個華北的兵力不超過9000人，而僅僅在同一地區的中國軍隊宋哲元部的兵力就在10萬以上。而此前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駐軍總數僅為兩萬，而僅張學良的東北軍的兵力就有19萬之眾。可戰鬥的結局人所共知：日軍第二天占領瀋陽，一個星期占領遼寧、吉林，四個月後占領整個東北。

1901年帝國政府的賠款數額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4.5億兩，年息4厘，連本帶息總額為982238150（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當時帝國政府的年財政收入不足9000萬兩，也就是說，此一賠款相當於帝國政府10年的財政總收入。這筆巨額款項可以使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立即成為世界強國。帝國建立北洋海軍的時候，用了600萬兩白銀便把帝國海軍地位提高到世界第六，而“庚子賠款”之額可以建立160支位居世界第六的北洋海軍。巨額的賠款完全奴化了本來剛剛向着近代化起步的帝國經濟。連年的賠款更使百姓對捐稅的負擔程度達到極限，整個帝國陷入極端的不穩定之中，直接針對帝國政權的造反層出不窮，最後終於導致了大清帝國的滅亡，導致了中國幾千年封建帝制的滅亡。

慈禧在批准條約最後文本的時候，就賠款問題說過一句驚人的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帝國主義列強們拿到中華帝國的賠款數額分配表是：

俄國：130371120（一億三千零三十七萬一千一百二十）兩；

德國：90070515（九千零七萬零五百一十五）兩；

法國：70878240（七千零八十七萬八千二百四十）兩；

英國：50620545（五千零六十二萬零五百四十五）兩；

日本：34793100（三千四百七十九萬三千一百）兩。

美國：32939055（三千二百九十三萬九千零五十五）兩；

意大利：26617005（二千六百六十一萬七千零五）兩；

比利時：8484345（八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

奧地利：4003920（四百萬三千九百二十）兩；

其他國家：1222155（一百二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五）兩。

連列強自己都說，這個數字“遠遠超出了聯軍所蒙受的損失”。其中俄國人分得最多，其公使在給沙皇的報告中按捺不住興奮地說：“這是一場最夠本的戰爭！”本來由於連續的對外戰爭使國內財政感到相當困難的日本，得到賠款之後有一種發了橫財的感覺，立即擴大了軍費預算。

美國人在賠款問題上的做法至今還讓中國人評論不休。1901年，美國人曾經私下裡做過計算，認為他們如果能夠得到200萬美元就滿足了，而他們實際得到的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料。到1905年，他們得到的賠款就已經達到200萬美元（按白銀折合美元計算）。到了1908年，美國政府把除200萬美元以外的其餘賠款“退還”給了中華帝國政府。1924年，美國宣布其餘的賠款也全部放棄了。跟隨美國的舉動，各國相繼也“放棄”了索取剩餘賠款的要求：英國於1922年，俄國於1924年，法國於1925年，比利時於1928年，意大利和荷蘭於1933年。美國將“退還”的款項對帝國政府做了專用的規定，即在帝國建立一所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預備學校，這便是如今舉世聞名的中國清華大學的前身——有的中國人說這是美國營造世界文明的“友好表現”，也有的中國人把美國的此舉稱之為“鱷魚的眼淚”和“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無論如何，清華大學至今依然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優秀的知識殿堂之一。

在《辛丑條約》上簽字回來的李鴻章再次吐血了——“紫黑色，有大塊”，有半痰盂之多，西醫診斷說是“胃血管破裂”。這位大清重臣已是“寒熱兼作，痰咳不支，飲食不進。”

精神和肉體徹底垮了的李鴻章給朝廷寫了《和議會同畫押折》：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鉅，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八十。）

難以想像就要去了的李鴻章在寫下“必多一次吃虧”這幾個字時該是什麼心情。他多年“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願望現在才說出來實在是一種前途渺茫下的傷心無奈。他警告說，這個曾經偉大的帝國現在猶如一個重病人，如果還“好勇鬥狠”，必有性命攸關的憂患——而作為一個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好勇鬥狠”之氣概到了大清帝國末期竟成了連累身家性命的毛病！

《辛丑條約》簽訂後，北京一座曾經是義和團壇口的寺廟大門口，出現了一幅仿昆明滇池大觀樓楹聯體制的長聯，上書：

五百石糧儲，助來壇里，上名造冊，亂紛紛香火無邊，看師尊孫臏，技演毛遂，乩托鴻鈞，禮崇楊祖，伸拳閉目，何嫌大眾譏評？趁古剎平台，安排些席棚草鋪，便書符念咒，遮蔽那鉛彈鋼鋒，莫辜負腰纏黃布，首裹紅巾，背繞赤繩，手持白刃。

數千人性命，喪在團頭，熟睡濃眠，明晃晃刀槍何用？想焚毀教堂，搜剿民舍，穢污佛地，威嚇官衙，張膽欺心，一任旁觀笑罵。況劫財殺客，值自同瘋狗貪狼。縱作怪興妖，今已化飛禽走獸，只贏得律犯天條，身遭法網，神歸地府，魂赴陰曹。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下）之《北京清涼庵楹聯》。）

混亂的1900年過去了，中國人回想起那些“舉事”的義和團的農民們時情緒萬般複雜。毫無疑問，義和團的農民們以他們面對列強的反抗起到了阻止帝國主義直接瓜分中國的作用。貧苦農民們的自發鬥爭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反覆發生的農民革命的繼續。但是，另外一點也 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義和團運動是反對帝國主義情緒的一次大規模“非理性”的爆發，農民們的反抗憑的僅僅是心中的萬丈怒火和嚴重沾染封建毒素的“法術”。於是，在客觀上，1900年中華帝國爆發的義和團運動所導致的後果是驚人的。雖然中華帝國因俄國人在帝國東北的野心所引發的國際糾紛而暫時避免了被瓜分，但在北京的外國使館從此成為了一個凌駕於帝國政府之上的特殊的權利團體，大清帝國政府因而成為帝國主義們控制中國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中國人看見了中華帝國即將崩潰的跡象，並在這種跡象之中再次回顧起了“戊戌變法”時“康黨”們所主張的那些變革國家的措施——這是對延續了幾千年的帝制開始革命的前奏。

自1901年的春天開始，來自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全國各地的官員和那些著名紳士的奏摺紛紛向西安呈遞。這些奏摺大都是要求朝廷變革的。在這些奏摺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是慈禧和光緒聽都沒聽說過的，這就是“國民”。

什麼是國家？國家是人民組成的。什麼是國民？國民就是人民擁有國家的財產，能夠行使國家的主權。而封建體制下只有臣民而沒有國民，所以，“中國幾千年以來，人們只知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國家，這真是大可駭大可悲之事。”

強烈要求朝廷宣布實施“新政”的呼聲迅速成為一股潮流，一時間竟然到了“人人慾避頑固之名”，“維新”再次成了時髦名詞的地步。雖然依舊在流亡中的慈禧絕對不情願再重提“變法維新”之事，但是她也敏感地認識到了經過1900年一年的大變故，如果仍不順應民 心，即使洋人們願意保護她的權力，她以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因此，與其被動不如主動，慈禧指示光緒發表了一道“倡議直言”的詔書：

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來往，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大清德宗實錄》卷四百七十六，第九頁。）

如果不是白紙黑字，幾乎不敢相信這番話是慈禧說出來的，因為它像極了那個被朝廷通緝的康有為的原話。特別是“誤國在一私字”一句，使得這道詔書酷似慈禧的檢討書。詔書極其準確地剖析了中華帝國虛弱的原因，觀點之精百年後依舊讓人感到其鋒銳。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詔書好像沒有涉及如何學習外國科學技術等問題，直接着眼於帝國政體的變革了 。

緊接着，慈禧要求各地官員，“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為此，1901年4月，慈禧成立了一個專門處理帝國關於變革奏摺的機構，叫做“政務處”。歷史兜了一 個大圈子，讓整個國家備受創傷之後，又轉回來了。所不同的是，1899年呼籲帝國變法的是光緒皇帝，現在是慈禧太后。

1901年，流亡中的中華帝國政府的變革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在教育體制上，宣布廢除科舉和八股，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學堂和相應的考試制度；在軍事上取消八旗兵制而改為省軍制；在行政體制上裁減臃腫的官僚機構和龐大的官吏隊伍；在財政上進行全面整頓，首先是統一混亂的貨幣制度，疏通貿易交流之間的障礙。

1901年的帝國變革從一開始就是被迫的，於是決定了它始終是一篇表面文章。對於慈禧來講，她最關心的依然是自己的權力，對自己的權力是否穩固依然備有措施，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依然“擁有”守衛在她身邊的那群頑固的滿族大員。帝國的變革最終演變為滿族朝廷和貴族與各省督撫和紳士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這種衝突激化的結果只能導致大清帝國的迅速滅亡，這一點慈禧心裡比誰都清楚。

1901年，即使表面上積極支持帝國變革的洋人們也不希望中國真正的富強。他們支持這個古老的帝國艱難地變革的最高目的是：讓中國人至少懂得世界範圍內的自由通商並不是什麼壞事，而提高中國人的文明程度會使中國人再不至於像1900年一樣碰到洋人就砍一刀。

水中之魚不可能變成空中之鳥。

外國聯軍撤出京城了。第一筆賠款劃到各國的賬上了。一塊巨大的紀念被害的德國公使克林德的牌坊在京城繁華的街頭矗立起來了。前往德國向德皇“謝罪”的醇親王載灃出發了。中華帝國這條大魚終於度過了19世紀與20世紀交替時節里的最乾涸的日子。

帝國的生機復活了。

慈禧該回家了。

《聖駕迴鑾》詔書依舊是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出的：

上年七月以來，倉卒播遷，朕侍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暫駐關中，瞬將經歲。睠懷宗社，時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闕，亟欲即日迴鑾。惟現在時令已交仲夏，天氣炎熱，聖母高年，理宜衛攝起居，以昭頤養，萬難於溽暑之際，跋涉長途。自應俟節候稍涼啟蹕。茲擇於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輿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著各該衙門先期望敬謹預備，此通諭一體咸知，俾慰天下臣民之望。（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1頁。）

慈禧從西安啟程回京的日期是1901年11月30日。拖延了朝廷啟程的原因很多，重要的是慈禧還沒有最後弄清楚各國如何對待她——“太后急欲知列強對於其權位之意見。”大臣們反覆轉達了洋人們對她“沒有任何惡意”的信息，她又得知各國的“內訌”很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她回京不但人身沒有危險，權力不會丟失，而且可能還會“頗受歡迎”。雖然有人還是建議把都城遷到別的城市去，理由除了關於帝國的安全之外，還多了條以免太后“去那個經洋兵褻瀆之地”的理由——有人報告，占領頤和園的俄軍曾經在慈禧的臥室里掛了一張“淫穢的圖畫”——但慈禧還是下了回北京的決心。尤其是她得到“宮中儲藏之寶物未被聯軍所掠”的報告時，回京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因為她“恐太監等竊取也。”

起程的那天，西安城一片混亂，地方官員不但張燈結彩，而且還準備了盛大的儀仗。百姓們都出來看，跪在打掃乾淨的大街兩旁，慈禧的大轎一出現，哭聲震天。後來才搞清楚，哭聲不是西安城的百姓發出的，哭的是那些不能跟隨慈禧回京的京城人。莊親王的弟弟就在哭送的行列里。莊親王自殺後，跟隨慈禧逃亡到西安的莊親王的親屬家眷沒有依靠。幾次要求晉見慈禧都沒有得到恩准，於是他們知道自己的苦日子開始了。據說慈禧一走，莊親王的弟弟在一個小衙門裡當差混飯，而他“年輕貌美”的妻妾只好“賣身為奴”。慈禧說：“他們愚暗（指受到懲辦的大員），險些亡國。我只可惜趙舒翹一個人。”原來一直侍候宮廷的西安知府，現在已經被提升到陝西鹽法道、江安糧儲道的胡延，“叩別天顏無任依戀奏對，哽咽不能成聲。”慈禧除了賞了他黃金40兩用以作為他赴新任的路費之外，特賞給他的東西更是種類數量繁多，超過任何一個官員所得到的賞賜：

大卷袍料二件；江綢袍褂料四件；海參、江瑤柱、魷魚、筍乾、鰒魚、珍珠菜、厥菜乾、魚肚、桂圓、干荔枝、建蓮子、葛仙米、香菇各一匣；鮮荔枝、奶子各兩筒；宣威火腿四條；黃羊一隻；糟魚三壇；蝦子鯗魚五十包；香片茶葉一箱；新會橙一簍；御書福字一方；板鴨鳳雞各兩隻；湯圓五十枚；內製太乙紫金錠、靈應痧藥、萬應錠、平安丹、藿香正氣丸、金衣卻暑丸六合定中丸、清溫解暑丸各一匣；鄂鑄銀圓三十枚；粳米五斗；鹿筋四條；御筆畫蘭摺扇一柄；熏豬、晾羊各一隻；黃葛布二匹；粽子兩盤；普洱茶一大團；干蟹 肉一匣； 紅綢袍料兩件；雷州葛布袍料一件；月餅一盒。（胡延《長安宮詞》，載《清代野史 》卷二，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21頁。）

即使是逃亡中的慈禧依然是富可敵國。

慈禧和光緒在西安城外的一座寺廟裡燒香之後，就出發了。由3000人組成的龐大的車隊浩浩蕩蕩地出了西安。皇家車隊剛到第一站就不順利，3000人馬直接進了臨潼縣城，誰知不但不見知縣夏良才的人影，全城煙火飲食一概全無。“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內膳及大他坦（大他坦，滿語，宮內太監住所）均不得飽食，大他坦且無煙火，夜間殿上竟不具燈燭。”太監報告：“此間辦差，一物未備，縣令亦未在伺候，請老佛爺示下。”誰知慈禧沒有發怒，只是說：“應用之物，在我這裡拿幾吊錢去買吧。”太監們對慈禧的平和感到驚訝——“上賞內銀二百兩，令自覓食，亦絕異之事。”其實到底是怎麼回事太監們很清楚。太監提前到達這裡準備一切的時候，按照“規矩”，向知縣夏良才索取3000兩見面禮。帝國的官員沒有不知道這個“規矩”的，因為太后和皇上要到這裡，只要太監收到了銀子，便會在太后和皇上面前“美言幾句”，如果銀子送得夠意思，鬧不好由於太監的誇獎，官員還可能得到提升。但是，這個夏知縣不知為什麼，就是不給。結果，太監把夏知縣準備的所有物品都砸了，“並水缸亦擊破之。”砸了東西還不算，太監們還“尋毆縣令，良才駭而逃，匿避於鄉村。”知縣因為拒絕向太監們送銀子而被打跑，太監們反而對慈禧說“夏令實已領款二萬七千金，不肯發，所以諸事不備。”夏知縣被抓了回來。更讓太監們不解的是，本該掉腦袋的事，到了太后那裡這回好像也沒什麼事了，太后的結論是“從寬免議”。人們都說這是太后“更歷患難，心平氣和”了。

可太監們還是不甘心，因為帝國皇家這樣的大規模轉移恐怕是最後的一次了，他們絕不能放過這個機會。到達洛陽的時候，怒氣未消的太監對洛陽知縣發威，說給太后準備的木炭不符合宮廷的“尺寸”，知縣送了銀子，於是沒事了。

慈禧出發時的那種興奮很快就消失了。龐大的皇家車隊在蒼茫的原野之中起起伏伏，沿着黃河南岸東行進入了帝國北方最富庶的中原地區，但是慈禧看見的卻是滿目蒼涼，一片荒蕪。也許在前方開路的馬隊已經把百姓趕跑了，或者經過連年的災害，活着的百姓已經不多了，車隊所經過的一座又一座的村落都已經沒有人影，沒有炊煙，沒有雞鳴犬吠，這讓慈禧感到很傷心。她吩咐隨行人員在她經過的地區豁免一年的賦稅，並且讓那些知縣們別害怕，儘管來晉見，然後她“發銀以賑之”。光緒更是一路默然，把轎簾拉得緊緊的，閉着眼睛一句話也不說。晚上住宿的侍候，慈禧把皇帝叫到跟前，說：“從前在宮裡的時候，不知小民之苦。那些地方官總是說民情安順，看來不是那麼回事。”

距離鄭州20里的時候，突然大道邊出現了彩棚，這讓皇家車隊為之一振。鄭州知府已經早早地徵發民工，把大道一律修整成寬三丈高一尺的“疊路”，上面鋪滿乾淨的黃沙。官員還特別選取了不少長相說得過去的民女在彩棚里“侍候皇差”，並且下令鄭州全城“雞上籠，狗上繩”，誰要是驚了駕老爺饒不了他。慈禧住在鄭州衙門裡果然安靜舒適。從鄭州出發的那天，皇家隊伍由在天津和北京前線打了敗仗的帝國將領宋慶帶領馬隊為先導，然後是侍從人員的車轎，慈禧和光緒的八抬黃色御轎左右由四人挽纖，後面便是數不清的黃色、紅色和藍色的轎子。出城往西至中牟縣，數十里大道邊跪滿了百姓鄉民，他們從方圓數十里內早幾天便趕來了，日夜在道邊等候，名曰來看“過朝廷”。

帝國的百姓鄉民們大多世代沒有看見過太后和皇上是什麼樣子，雖然慈禧下令把轎簾全部打開，可侍衛們已經預先嚴禁百姓鄉民抬頭。所以帝國的百姓鄉民看見的只是抬轎的人的腳、馬蹄和車輪。只有身穿藍色長袍的秀才和廩生才有上前一步下跪磕頭的權利，他們對自己的這個“特權”感到無比榮光，個個都很恭敬地把準備的禮物高舉過頭頂。這些禮物五花八門，從燉熟的一隻雞到寫的一首詩，雖然大都被總管太監擋了回去，可他們還是舉着，日後再把雞和詩供奉起來。讓百姓們騷動起來的是侍衛們每走100步，就向空中拋撒“金葉子”。“金葉子”實際上是銀制的極薄的小片，每片上面印有圖案，每片大約價值銅錢數十枚。銀光閃閃的“金葉子”在空中飛舞，慈禧笑了，有一種與民同甘共苦的感覺。百姓們顧不得禮儀，紛紛站起來搶奪，侍衛呵斥着，慈禧說：“得啦，別嚇着他們。”

鄭州知府李元楨連續好幾天都沒合眼了，在疲憊和緊張中已經精神恍惚。皇家的隊伍剛一出他管轄的地界，開封府那邊的官員迎了駕，他一屁股坐在鄭州開封兩府的交界線上，站不起來了。衙役們拉他起來，他還是站不起來，於是臨時雇了一輛農民的小獨輪車，把知府大人一直推到了鄭州東門，才換上了等待在那裡的官轎。在轎子裡依然半昏迷的李元楨嘟囔着說：“老佛爺過去啦，我的命保住啦。”第二天上班升堂，衙役們發現知府大人一夜之內“鬚髮皆白”。

到達開封的時候，正是慈禧的生日。開封城內掛滿燈籠，搭滿戲台，為慈禧祝壽。慈禧在開封住了10天，官員爭相孝敬，使她的行李又多了很多。從開封啟程，慈禧乘坐龍舟過了黃河，接下來的事便讓她剛剛恢復的心境重新悲傷起來。

過了黃河之後到達衛輝府，慈禧一行從南城門入城，誰知一個法國天主教神甫搬了把椅子，坐在路中央擋住了帝國皇家的去路。3000人馬停止了前進，這種時候，不要說隨行人員，就連宋慶的護衛官兵也不敢上前。一個洋人和中華帝國的皇家隊伍對峙了很久，最後慈禧竟然下令往後退，退出了南門，繞到西門進城。

接着，另外一個令朝野上下無不悲哀的消息傳來了：李鴻章去世。

這兩件事都讓慈禧的心情迅速地惡劣了起來：對於大清帝國，洋人們的氣焰永遠是一個巨大的威脅，而李鴻章沒了，更無人敢和洋人交涉了。有人立即上奏，請求慈禧改變行程，不要回京，以免“落在洋人手裡”。慈禧把奏摺摔在地上，煩躁之極。

還是在前幾天，慈禧接到李鴻章的電奏：

臣病十分危篤，京師根本重地，非慶親王回京，不足以資震懾，乞天恩電飭慶親王奕劻，無論行至何處，迅速折回，大局幸甚！（《晚清巨人傳》之《李鴻章》，董守義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528～529頁。

慈禧回電，希望他不要死：

覽奏深為廑念，該大學士為國宣勞。憂勤致疾，著賞假十日，安心調理，以期早日就痊。榮膺懋賞。有厚望焉！（同上）

但是，李鴻章沒有等到“榮膺懋賞”的那一天。他已經一個星期沒有進任何食物，躺在賢良寺的病床上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他年事已高，高燒吐血，處在油盡燈枯之際。按照梁啓超的描繪，這位大清帝國的重臣已是“久經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鬱成疾，已乖常度。本年以來，肝疾增劇，時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為虐，恫嚇催促，於邑難堪。拊心嘔血，遂以大漸。”（梁啓超《李文忠公事略》。）所謂“俄使助天為虐”，指的是在李鴻章咽氣之前的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他的床頭逼迫他在對俄占領東北地區的條約上簽字。這個時候，李鴻章睜開眼睛，他已經不能說話，他只有眼淚了。眼淚流盡了，他的眼睛閉上了。身邊的人大哭：“還有話要對中堂說，你不能就這麼走！”李鴻章的眼睛又睜開了。身邊的人對他說：“俄國人說了，中堂走了以後，絕不和中國為難！還 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鴻章“兩目炯炯不瞑，口欲動”。身邊的人再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去！”李鴻章“目乃暝”，享年79歲。

李鴻章留有遺折一封：

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聖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多，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恩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零泣。和 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是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九）月十九日（10月30日）夜，忽咯血碗余，數日之內，遂成沉篤，群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占遺疏，授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扶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興，齎志以終，歿身難暝。現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王等皆臣共事之人，此次復更患難，定能一心協力，翼贊紆謨，臣在九泉，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讀書，勉圖報效。屬纊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王亮編：《西巡大事記》，卷十一，第11～12頁。）

李鴻章還遺留一詩，更是悲涼悽愴：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閒看。

（高拜石：《南湖錄憶》，第332頁。）

李鴻章去世的消息令“太后及帝哭失聲，輟朝。”而隨行人員“無不擁顧錯愕，如梁傾棟折，驟失倚恃者。”

大清帝國再也沒有了“捨我其誰”的李中堂。它如果再面臨國破山河碎的危機時該怎麼辦呢？

李鴻章死後兩個月，梁啓超寫出了皇皇大作《論李鴻章》，稱“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同時，他說：“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他將李鴻章和中外歷史上的王安石、秦檜、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袁世凱、俾斯麥、伊藤博文等人逐一類比，得出無一人能與之相提並論的結論：“今日舉朝二品以上大員，五十以上達官，無一能及彼者，則吾可以斷言也。今後如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不可復觀也。”

日本國內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生逢大清帝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帝國“存亡危急”之時，帝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笑罵痛斥之時，萬“不可不深自反也”，萬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不復自知其罪”也。

而李鴻章為中國國計民生的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的事業，令他身後的中國人一直在受益。

但是，直到今天，該怎樣評價一百年前的這個不同尋常的帝國重臣，中國人大多的定論與世界輿論截然不同。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難的事情。

含着淚水和驚慌的慈禧到達了保定。

保定火車站的站台上插滿了“五色旗”，即袁世凱命令製作的五種顏色的旗幟。車站的地上跪滿了身穿官服的官員。官員們磕頭之後紛紛獻上禮物，把朝廷的總管太監忙得夠嗆。剛剛接任李鴻章做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獻上的禮物是一對鸚鵡，一隻會說“老佛爺吉祥如意”，另 一隻會說“老佛爺平安”，都口齒嬌脆，宛如童子。更重要的是，袁世凱安排慈禧在這裡乘火車回京城——他特地為慈禧製造了一節豪華的“龍車”。慈禧登上“龍車”的時候感到很新鮮，這是她此生第一次乘火車。站台上響起樂隊的奏樂聲，慈禧聽那動靜更新鮮，原來是一支西洋樂隊在吹奏一支西洋曲子，這些也是袁世凱弄來的“稀罕玩意兒”。

慈禧樂了。袁世凱這個名字從此牢牢地記在了她的心裡。

火車開動，群臣磕頭，樂隊吹奏起“進行曲”。可能連袁世凱都不知道，這首叫做《馬賽曲》的曲子是法國國歌。

慈禧乘坐的那列“龍車”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奇特的東西：10年之後，它成為了顛覆大清帝國政權的革命黨人孫中山的專車。又16年後，它載着一個名叫張作霖的中國軍閥，在一個叫做皇姑屯的小車站被日本特務埋下的炸彈炸成了一堆碎片。

“龍車”到達北京。車站上早已準備好了“金漆寶座，祭壇用品及其各種貴重佳瓷，以備太后皇上之用。”長達三十多節的火車進入站台後，站台上發出“萬歲”的山呼海嘯。紫禁城裡的皇家儀仗全部出動了，所有的京官全部來到車站跪接。首先下車的是大太監李蓮英，他忙着監視隨從往車下卸東西，從西安帶來的箱包“堆積如山”。然後是光緒。光緒沒有抬頭，直接進了轎，走了。最後慈禧下車了。慈禧走出站台，遲疑了一下，對旁邊的人小聲地說：“這裡怎麼有那麼多的洋人？”

洋人們帶着他們花枝招展的家眷們都來接駕了，他們被有計劃地集中在固定的一個區域裡。洋人們向中華帝國的皇太后和皇上脫帽致敬。內務府大臣繼祿微笑地提醒洋人們：“脫帽，脫帽。”慈禧站在中國人和外國人面前，一動不動地站了五分鐘。她願意讓人們觀看她。她需要讓整個帝國和全世界都清楚兩件事：一、她和她的政權不但依舊存在，而且還很穩固；二、她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忙活完的李蓮英把行李清單給慈禧看，慈禧很仔細地看了，然後點點頭。

慈禧開始發賞，賞在場的所有的人。慈禧的大方令所有的人無不驚訝。全是白花花的銀子，都是袁世凱事先為她準備好的，達百萬兩之多。

慈禧一行走到正陽門前，她再次走出了轎，給城門下的關帝廟上香。

正陽門城樓現在是假的。真的城樓已經被洋人燒毀了。為了迎接慈禧，也為了不讓她傷心，用葦席和綢緞在廢墟上搭了個布景。

又有太監對慈禧說：“老佛爺，那麼多洋人！”

洋人們站在被他們燒毀的城樓上，向下觀看帝國的皇帝和太后拜關帝。

慈禧“仰見西人”，然後微微地“俯首而笑”。

洋人和他們的家眷們都在看見帝國皇太后的那一瞬間驚訝得叫出聲來，他們驚異於在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里一個60歲的女人美貌依稀可見。